公元1527年初春，教皇克雷芒七世需要罗马人的鼎力相助，他一定在恨自己当初没有对罗马人再好一些。波旁正率领军队急速前往罗马城，克雷芒七世终于按捺不住心中的恐慌，在卡比托利欧山上的圣玛丽亚教堂里召开协商会议，求助全体罗马人。他请求罗马人去战斗，并向他们保证，只要他们咬紧牙关死守三天，就能等来盟军的救兵。
公元1527年5月5日下午，罗马人看到一支大军向罗马城攻来。这支大军包括700名枪骑兵、800名轻骑兵、3000名意大利雇佣兵、5000名西班牙士兵和1万名德意志雇佣兵。这是许多个世纪以来，罗马城首次被如此庞大的军队围困。这支约2万人的围城部队是罗伯特·圭斯卡德的围城部队的5倍。但是，罗马人的处境却比预想中的好。仅在8个月前，蓬佩奥·科隆纳率军攻入罗马城，罗马人还抱着幸灾乐祸的心态。而现在，罗马人决定回应克雷芒七世的号召，一致对外。他们一致表态：将与教皇同生共死，要像战神玛尔斯之子一样战斗。罗马人思想的转变似乎与蓬佩奥的那次突袭有关。克雷芒七世无端受辱，罗马人对他生出同情之心。
罗马全城戒备。面对这支没有大炮的帝国军，斑驳陈旧的城墙称得上一道坚固的屏障。克雷芒七世曾先后两次撤军，好在守城的兵源还算充足。不少平民被富人偷偷借调去守卫自家的宫殿，剩下的平民则加入守城的队伍中。守城的士兵还包括4000名正规军士兵、2000名瑞士卫队士兵和2000名黑军战士。这支黑军军团是意大利最精锐的部队，是令敌人闻风丧胆的存在，曾由克雷芒七世的堂弟朱利亚诺统率，朱利亚诺已于几个月前去世，好在克雷芒七世手下还有伦佐·迪·切里这员猛将。三年前，波旁率领帝国军围困马赛长达一个月之久，伦佐重挫帝国军，令帝国军颜面扫地，波旁无奈之下只好下令撤退。种种迹象表明，伦佐这次能取得更大的胜利。帝国军一没足够的粮食，二没稳固的营帐，过不了多久他们就会知难而退。加之盟军的援军不日就要抵达，帝国军很可能落得个灰溜溜撤军去那不勒斯的下场。
留给守将伦佐布防的时间并不多，但是他娴熟地完成了布防任务。考虑到波旁的帝国军会从城北和城西发起攻击，科隆纳的军队会从城南发起攻击，他在奥勒良城墙的南段和东段部署了战斗力最弱的平民军，平民军里甚至还混杂着一些修道士和神父。他把最精锐的部队部署在博尔戈、台伯河岸区和奥勒良城墙北段，因为这三个地区直接受到帝国军的威胁。伦佐意识到博尔戈是罗马城的软肋，圣斯皮里托门周边的地区是博尔戈最大的部分，这一地区的城墙不仅比其他地区的城墙低矮很多，而且正对着高地。8个月前，蓬佩奥·科隆纳率军越过圣斯皮里托门旁的城墙，攻入罗马城。伦佐在城中部署了多门火炮，危险区域都在火炮的射程之内。他把重型火炮都部署在圣天使堡，他还计划把台伯河上的桥都炸掉，一旦博尔戈和台伯河岸区失守，这样做便可保河对岸无虞。罗马人不忍心看着好端端的罗马城一分为二，就阻止了伦佐的计划。用不了多久，他们就会为这个决定而追悔莫及。
公元1527年5月5日夜，近2万士兵组成的帝国军在马里奥山上生起营火，罗马守军看得一清二楚。卡比托利欧山是罗马城在古代的堡垒，有人敲响了卡比托利欧山上的大钟，向罗马人发出警报。“战斗！战斗！”罗马人的呼喊声从山下的大街小巷里传来。罗马人此刻最怕的是背叛。城中有大批科隆纳的支持者，罗马人的担忧不无道理。后来发生的事情证明，真正将罗马人推向危险境地的并不是蠢蠢欲动的科隆纳支持者，而是帝国军主帅波旁的意外殉国，这是罗马守军和帝国军都始料未及的。
凌晨时分，城墙之外，帝国军主帅波旁依惯例发表演说，鼓舞士气。他命令士兵用栅栏和一切能找到的木头造云梯。他想跟当年的罗伯特·圭斯卡德一样，出其不意地攻入罗马城。帝国军需要翻越城墙找到他在几个小时前发现的那处薄弱点。薄弱点在圣斯皮里托门附近，是雷欧利内城墙的一部分，这段城墙围绕一幢民宅而建。这幢民宅的一扇窗户被用作炮门，为了安全起见，这扇窗户造得比一般窗户大很多，明眼人一看就能看出这不是一幢普通的民宅。罗伯特·圭斯卡德当年最大的优势就是出其不意，波旁却没有这样的地利。守将伦佐已经预料到帝国军的进攻路线，早有防备。
果不其然，帝国军不久便陷入苦战。帝国军和罗马守军在激烈的枪战后，披着白色斗篷的波旁催促帝国军战士翻越城墙。在罗马守军的火绳枪和火炮的攻击下，帝国军伤亡惨重。罗马守军很快缴获了帝国军的五面军旗，得意扬扬地将这些军旗送回博尔戈。战场形势刚刚还朝着有利于罗马人的方向发展，随后却悄然转变。在这一时期，路易吉·圭恰迪尼（公元1478—1551年在世）替美第奇家族统治着佛罗伦萨，后来将1527年罗马之劫的始末记录下来。根据他的记载，“大约在这个时候，浓雾开始蔓延，罩住了大地，天渐渐放亮，雾却越来越浓。这种天气现象常见的发生时间是仲春。浓雾笼罩着大地，能见度不足一米八”。[2]
浓雾和着枪炮的烟雾使能见度进一步降低，城墙上和圣天使堡里的罗马守军根本无法瞄准目标，只好盲目射击。没过多久，帝国军的人数优势开始显现。守将伦佐本来坐镇奥勒良城墙，一看大事不妙，立即跑到博尔戈亲自指挥，并下令增援，却始终不见援军的身影。帝国军开始逐渐占上风，但是过不了多久他们就会迎来致命一击，这致命的一击将会给罗马人带来严重的后果。根据路易吉的记载，“人们看见波旁阁下正在前线为士兵加油打气……只见他用左手抓住一把斜靠在城墙上的梯子，右手挥舞着，催促士兵赶紧翻墙。突然，一枚子弹击中了他”。[3]
波旁的额头被击中，当场死亡。本韦努托·切利尼不仅是银匠和自传作者，还是一个爱编故事的主儿，他从他的角度描述了当天发生的事情。他在朋友的鼓动下去了现场，发现自己站在公墓旁的城墙上，身处一场大战的硝烟中。他的那位朋友惊恐万状，拔腿就想跑，切利尼却镇定自若：
我叫住他，冲他喊道：“既然是你带我来的，那何不证明一下什么是真男人？”我把枪口对准敌人最多的地方，并瞄准人群中最显眼的那个人……我对他连射两枪，然后我就站在墙上小心翼翼地望向敌军。敌军已经乱作一团，因为我们刚刚射杀了主帅波旁。后来我才知道，人群中最显眼的那个人就是主帅波旁。[4]
波旁的死讯迅速传遍了整座城市。有那么一瞬间，罗马人误以为自己得救了。帝国军的诸位将领开始重整溃兵，士兵们面对突如其来的死讯先是感到震惊，继而这震惊就转化成了难以遏制的仇恨，他们向罗马人发起了更为猛烈地攻击。罗马守军感到胜算不大，于是拼命向城墙外投掷燃烧的瓶装**，朝浓雾里开枪，但是无济于事。大约上午10点，一小队西班牙士兵攻入罗马城。至于他们是从那个超大的炮门入城，还是翻墙入城，我们不得而知。关于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史学界没有太大争议。但是，关于罗马沦陷的最大责任人，史学界却存在较大争议。路易吉·圭恰迪尼的弟弟弗朗切斯科·圭恰迪尼（公元1483年3月6日—1540年5月22日在世）是盟军主帅乌尔比诺公爵麾下的将领，负责率领教皇军，但是此人在军事指挥上无能至极，所以路易吉见不得别的教皇军将领好，他把守将伦佐·迪·切里描绘成一个畏敌如虎的懦夫。比如，他（伦佐）大喊道：“敌军进城了！自救要紧！快撤退！撤去最安全的地方！”[5]然而，在其他历史文献中，守将伦佐顽强抵抗，拼尽全力杀敌。无论他怎样抵抗，都无济于事。罗马守军心中惶恐，直接溃不成军。
▲这幅创作于16世纪的版画描绘了主帅波旁死亡的一瞬间，查理五世的帝国军蜂拥攻城的场景。
不久后，城门被打开，帝国军如潮水般涌入博尔戈，口里高喊着：“西班牙！西班牙！杀呀！杀呀！”这一事件在5个世纪后的今天依然能引起巨大的震动，甚至被人们称为16世纪的“9·11事件”，这似乎是罗马城有史以来最惨的一次沦陷。当然，部分原因可能是人们对前面几次沦陷的细节了解得不够全面。1527年5月6日，罗马城内的情形是骇人听闻的，这是无可争辩的事实。帝国军个个被绝望和宗教热情驱使着，打起仗来不要命，再加上帝国军中没有独当一面的将领，部队陷入无纪律的放任状态。乔治·冯·福隆德斯伯格将军此刻正在德意志治疗中风，后来也没有好起来，而波旁元帅已经为国捐躯。就算他还活着，也未必能在帝国军入城之初的几个小时内控制住他们，当然，多给他一些时间，或许他能做到。没有他坐镇，帝国军更加胆大妄为，他的死激发了他们的复仇欲望。
不少罗马人认为，就算罗马城沦陷，也不过是跟8个月前科隆纳率军入城一样的一场闹剧。但不幸的是，博尔戈这一次变成了血腥的屠宰场。起初，几个罗马守军趁乱混入攻进来的帝国军，侥幸救了自己一命，但是大部分罗马守军没有这个运气。一部分罗马守军试图坐船过河逃命，但是很多人落水而亡，只有一小部分黑军战士侥幸活下来。瑞士卫队在圣彼得大教堂前的方尖碑旁浴血奋战，顽强抵抗，但终因寡不敌众而败下阵来。守军逃的逃、死的死，帝国军**，像一把锋利的镰刀，夺走了大量军人、平民，甚至伤员和孤儿的生命。瑞士卫队将领鲁斯特先前因身负重伤而被抬回到附近的营房里，帝国军闯进了他的营房，当着他妻子的面，将他残忍地杀死。圣萨尔瓦多修道院的一位修道士曾记载：“除了几个成功逃跑的人，圣斯皮里托医院里的人都被帝国军杀害。”[6]许多人被活活扔进台伯河里。这位修道士还记载了圣殇孤儿院的惨状，所有的孤儿都惨遭杀害。大屠杀开始之初，不少罗马人逃到圣天使堡，教皇克雷芒七世也在其中。他先前还在圣彼得大教堂里做祷告和弥撒，后来跟蓬佩奥突袭罗马城那次一样，在众人的劝说下及时离开了。教皇和他的随从沿着逃生通道匆匆赶往圣天使堡，不料被西班牙军队发现，在下面冲他疯狂射击。军人、教士、商贩、贵族、侍臣、女人和孩子等一众人很快将圣天使堡团团围住，他们紧紧地挤在一起，不让大门关上。城堡吊门放下来的时候，不少人进入城堡。根据扎拉大主教佩扎罗的记载，在这性命攸关的时刻，克雷芒七世的残忍本性显露无遗，“有人向教皇报告，城堡里进来了很多人，大部分人都是手无寸铁的平民，而城堡内粮食储备不足，所以没有战斗力的平民几乎都被撵了出来”。[7]这些人生死未卜。当然，对教皇有用的人都留在了堡里。枢机主教普奇是一位老者，罗马守军和帝国军在城墙上激战正酣的时候，他冲着帝国军破口大骂。后来帝国军攻入罗马城，城中乱作一团，他被混乱的人群撞到并踩伤。城堡里的人从窗户里扔出绳索，合力把他救了上来，还用筐把另一位枢机主教阿尔梅利诺救到了城垛里。
▲这幅创作于19世纪的版画描绘了德意志雇佣军洗劫罗马的场景。
本韦努托·切利尼也成功逃到了圣天使堡里。根据他的自传记载，他一如既往地英勇无畏，他径直走向炮台，发现朱利亚诺将军正在用力撕扯着自己的脸，泣不成声。朱利亚诺不忍心下令开火，以免伤及自家房屋，他看到妻儿正遭到帝国军的突袭。所幸切利尼是个刚强果断的人：
我抓起一根导火索，招呼那些哭丧着脸的人来帮我把一部分重型火炮和鹰炮排列成行，他们在我的指挥下向敌人射击。就这样，一大部分敌人死在了我的炮口下。要是我没有及时向他们开炮，他们一定会像今天清晨攻陷罗马城那样攻陷圣天使堡，因为守军的大炮形同虚设……总而言之，是我在那天上午救了圣天使堡。[8]
起初帝国军只占领了博尔戈。圣天使桥连接着博尔戈，但是帝国军却不敢贸然前往，因为这座桥在圣天使堡上的大炮的射程之内。经过仓促的讨论后，帝国军诸位将领一致决定向台伯河岸区发起进攻。台伯河岸区周围有城墙保护，位于博尔戈以南800多米处。此时大雾已经散去，罗马守军已经心灰意懒，实在无力反抗。帝国军在贾尼科洛山上的圣潘克拉齐奥门附近的城墙上实现了突围，成功控制了该地区。他们还在这个地方找到了食物，于是狼吞虎咽地吃起来。
西克斯图斯桥是一座新桥，连接着台伯河岸区和罗马主城区。这座桥不在圣天使堡上的大炮的射程之内，帝国军小心翼翼地前行，结果发现这座桥根本无人防守。此时已是傍晚时分，罗马人早就逃回家了。帝国军穿过台伯河，分成两队，德意志雇佣军一队，西班牙军一队。德意志雇佣军包围鲜花广场，西班牙军包围纳沃纳广场。起初，这两支分遣队都保持着队形，随时准备迎战。不久后，他们发现无人出战，于是偷偷溜走。
对罗马城真正的考验开始了。一位目击者声称，这里已经沦为人间地狱。根据另一位目击者的叙述：“帝国军任意凌辱妇女，杀害儿童……整座城市都能听见他们撕心裂肺的哀号声。”[9]第三位目击者声称：“很多神父受到侮辱，街道上尸横遍野，惨不忍睹，帝国军缺乏睡眠，精疲力竭，被杀戮欲冲昏了头脑。”[10]路易吉·圭恰迪尼虽不是此次事件的亲历者，却把当时的情况记载得非常翔实。他对罗马城和罗马人没有一丝好感，所以以一种幸灾乐祸的语气来描写整个事件。街道上死人枕藉，不能埋葬。很多人躺在地上，已是气息奄奄，这些将死之人有时会看到孩子或男人从窗口一跃而下，或被迫或自愿。丧心病狂的帝国军像猛兽一样追捕他们，他们走投无路，只好跳窗自杀。[11]
至于帝国军的破坏活动持续了多久，我们不得而知。路易吉声称，帝国军诸位将领担心士兵开始自相残杀，于是三天后就将士兵控制起来，而洗劫一座城市的时间通常是三天。根据波拿巴的记载，三天后，奥兰治亲王菲利柏特（波旁死后，帝国军主帅则由奥兰治亲王菲利柏特暂代）下令停止劫掠，开始抓获俘虏，但是士兵并没有遵从，他们认为主帅波旁已死，军中再无主帅，于是更加疯狂地烧杀抢掠。鉴于波旁元帅和福隆德斯伯格将军都无力控制帝国军，波拿巴的记载似乎更有说服力。
神职人员在此次事件中也未能幸免于难。亚拉里克和托提拉都对神职人员尊敬有加，但现在这些人的遭遇却远比平民凄惨得多。科摩的枢机主教声称，帝国军士兵在教堂圣坛上处死修道士、修女和神父。德意志雇佣军要给一头骡子穿上法衣，一位神父因拒绝为这头骡子主持圣礼而惨遭杀害。加埃塔和波奇多的枢机主教已经80岁，几乎走不动路，却被逼穿上德意志雇佣军的制服，戴上德意志雇佣军帽子，游街示众。阿拉柯利的枢机主教正值壮年，一伙德意志雇佣军却把他放进一具棺材，并抬着这具棺材游街，嘴里还哼着挽歌。后来他们在一座教堂前停了下来，给他发表悼词，并在悼词中称他是怪物之父。
并不是所有人都会为神职人员的不幸遭遇而扼腕叹息。我们在前文中提到的路易吉·圭恰迪尼对罗马人没有一丝好感，他用幸灾乐祸的笔调描写了神职人员的受难群像：
有的衣服又脏又臭，破破烂烂，有的光着脚；有的被打得青一块紫一块，衬衫裂了口子，从里面透出血痕来；有的脸上长满胡须，满是油污；有的脸上被刺了字；有的被打掉了牙；有的则被割了鼻子或耳朵；还有的被割了其他部位。他们又害怕又沮丧，曾经的不可一世如今已**然无存。[12]
▲这幅版画描绘了德意志雇佣军戏弄教皇的场景，出自戈特弗里德于1619年创作的《历史纪事》。
神职人员生不如死，教会财产的情况也好不到哪里去。圣彼得大教堂的圣坛上，尸体堆积如山，这些被杀的人本来是跑进教堂避难的。教皇尤利乌斯二世的坟墓也被洗劫一空，他生前可是神圣罗马帝国的坚定盟友。几乎所有教堂里的银器、圣餐杯和法衣都被抢劫一空。根据路易吉·圭恰迪尼的记载，“赎罪券和圣物曾堆满枢机主教的华丽宫殿、教宗的雄伟宫殿、圣彼得和圣保罗的神圣教堂、圣座的私人礼拜堂、圣中圣礼拜堂以及其他圣所，现在却住满了德意志妓女和西班牙妓女”，德意志雇佣兵“在教堂圣坛上犯下了可耻的罪行”。[13]包括圣彼得大教堂在内的大大小小的教堂被用作帝国骑兵的马厩。圣物的情况也不容乐观。圣彼得和圣约翰的头骨被帝国军扔到大街上。帝国军把施洗者圣约翰头骨上的银饰拆下来，然后把头骨扔到地上，那头骨后来被一位上了年纪的修女保存起来。几个世纪以来，维洛尼卡耶稣圣容布画一直是罗马的象征，数不清的朝圣者把这幅布画的复制品当成纪念品带回家乡。然而，这幅布画却在这次战乱中流散，不知所终。有人说被烧了，也有人说在一家小酒馆里被卖了。
经过五天五夜的屠杀和劫掠，一支新的军队出现在罗马城。这一天是5月10日，枢机主教蓬佩奥·科隆纳率领8000士兵如约而至，不久后就加入烧杀抢掠的队伍之中。克雷芒七世不久前曾摧毁蓬佩奥在罗马城南部的城堡，后者因此放火烧掉了前者在米尔维安大桥附近的葡萄园和马里奥山上的美第奇玛达玛庄园，作为报复。与帝国军相比，科隆纳和他的军队要温和得多。不久后，他就下令制止了军队。看到满目疮痍的罗马城，他心中五味杂陈。
几天后，士兵开始从打砸抢烧转为捞钱。相传西班牙士兵是始作俑者。德意志雇佣兵被描述成“为宗教信仰而战的军队”，但是不久后他们就纷纷效仿西班牙士兵。然而，这种转变并没有给罗马人带来一丝好处。罗马人起先是被屠戮，侥幸活下来的就被关起来拷打。关押他们的士兵不仅逼他们上交高额赎金，还逼他们说出金银细软的埋藏地点。路易吉·圭恰迪尼用他一贯幸灾乐祸的笔调描写了罗马人的悲惨遭遇：
有的双臂被吊起，一吊就是几个小时；有的被绳子绑住，牵着游街；有的被绳子绑住一只脚，悬空吊在街上或河面上，并面临随时被割断绳子的威胁；有的被打得遍体鳞伤；有的被烧红的烙铁烫遍全身；有的被禁止喝水，渴得要命；有的被禁止睡觉；有的被拔掉后槽牙。有些酷刑实在太过骇人听闻，笔者只是想想就觉得喘不过气，更别说面面俱到地写出来了。[14]
根据波拿巴的记载，他们有的人手指或脚趾里被扎了刺，有的人则被灌了滚烫的铅水。据一些资料显示，当时腐刑似乎也被普遍使用。艺术家和人文学者也未能幸免。画家佩里诺·德尔·瓦加和朱利奥·克利维奥受尽酷刑折磨，所有财产都被掳走。吉安巴蒂斯塔·罗索的财产都被抢光，被迫成为帝国军的搬运工，为帝国军搬运赃物。帕尔米贾尼诺比他们幸运那么一点点。当帝国军破城而入时，他正在作画，画的是圣母与圣子。士兵们被他的画所折服，只让他给每人画一幅水彩肖像画作为赎金。但是很不幸，他后来又被一伙艺术品位欠佳的士兵俘虏，他们掳走了他的所有财产。
帕尔米贾尼诺的遭遇并不罕见。不少罗马人前脚刚被一伙士兵敲诈完，后脚就又被另一伙士兵敲诈。伯纳多·布拉奇本是佛罗伦萨人，被一伙骑兵押着前往德意志巴托洛梅奥银行（为了方便俘虏从银行借钱交赎金，帝国军在烧杀抢掠的时候，会刻意避开银行，尤其是德意志的银行）。就在他们即将过西克斯图斯桥的当口，被帝国军将领莫特侯爵拦下来。当莫特侯爵知道布拉奇是去银行借5000达克特交赎金时，他当众宣布：“这点儿赎金算什么。倘若他不肯给我的账户上打5000达克特，我就命令你们立即把他扔到台伯河里。”[15]布拉奇就这样糊里糊涂地交了双倍赎金。
很多人被折磨得痛不欲生，差点要自杀。吉罗拉莫·达·卡梅里诺成为俘虏后，被关在一间屋子里。他缓缓地爬到窗口处，一跃而下。乔瓦尼·安萨尔迪被俘后，同意上交1000银达克特作为赎金。后来，俘虏他的士兵改主意了，要求他上交1000金达克特。他不同意，他们再次对他用刑。他趁他们不备，夺过一把匕首将其中的一位士兵杀死，然后自杀。
有的罗马人躲进了葡萄牙大使的官邸，自以为那是最安全的地方，不料那里却成为他们的葬身之地。当时的葡萄牙大使是葡萄牙国王的侄子，官邸的前身是马塞勒斯剧院，不少罗马人带着金银细软逃到这里。不幸的是，消息很快传到了帝国军的耳朵里。两位西班牙上尉立马找上门，表示愿意在官邸升起西班牙的旗帜保护他们，条件是交一大笔保护费。藏在官邸里的罗马人都愿意破财免灾，但是葡萄牙大使以悬挂他国旗帜有辱国王为由，将这两位西班牙上尉轰走了。藏身此处的罗马人知道大事不妙。没过多久，这两位西班牙上尉就带着一大队西班牙士兵和德意志雇佣兵再次找上门，这次他们还带来了大炮。葡萄牙大使将官邸的大门打开，几乎一眨眼的工夫，官邸就被捣毁了。躲在里面的罗马人全部沦为俘虏，大使本人被扒光衣服，拖着游街。帝国军最后从他家里抄出50万达克特。
城中的亲帝国派也未能幸免于难。蓬佩奥·科隆纳的一座宫殿被帝国军洗劫一空，起因是他的仆人忘记事先在宫殿外挂出科隆纳的旗帜。城中有4位枢机主教是查理五世的支持者，他们对查理五世的忠心可谓尽人皆知，所以一大批亲帝国派来到他们的宫殿里避难。为了避免遭遇跟那位葡萄牙大使相同的事件，他们干脆把西班牙军官请到家里来供着，可是最后也没捞到好处。因为时间一久，西班牙人发现栖身于此地的罗马人都是大富大贵之人，根本不缺钱，于是便向他们索要高额赎金。当然，西班牙人只把矛头对准藏在这里的罗马人，而暂时没有打枢机主教的主意。赎金到手后，西班牙人就假模假式地通知这4位枢机主教，德意志雇佣兵对他们的宫殿垂涎已久，要是想保全自己宫殿，他们就得再交一笔丰厚的赎金。
就在这当口，锡耶纳的枢机主教仗着自己跟德意志雇佣兵关系匪浅，直接向西班牙人摊牌，明确表示一个子也不会交。短短几个小时，他的宫殿就被洗劫一空。藏在这里的罗马人或被杀，或沦为俘虏。他本人先是被暴打一顿，后又被拖到博尔戈筹集5万达克特作为赎金。其余3位亲帝国派枢机主教见大事不妙，漏夜逃往蓬佩奥·科隆纳的宫殿。但是，根据科摩的枢机主教的记载，德拉瓦莱的枢机主教带着一群女眷逃到蓬佩奥·科隆纳的宫殿，女眷们刚要进门，就被逮个正着，她们呼喊着、哭叫着、乞求着。曼图亚侯爵夫人的儿子费兰特是帝国军中的一名军官，可是她也自身难保。约2000名罗马人藏在她的宫殿里，为了保全他们和自己，她向西班牙军交了5.2万达克特作为赎金。但是德意志雇佣兵仍对她不依不饶，她的儿子费兰特苦劝两次，他们才悻悻离去。曼图亚不相信他们会就这么算了，于是带着罗马人逃到了奥斯蒂亚。她前脚刚走，德意志雇佣军就把她的宫殿抢劫一空。
帝国军惨绝人寰的暴行几乎都被记在法律文书里，而非史书里，这点多少有些令人意外。根据相关公证文书的记载，帝国军侵占罗马，**掳掠，恶行累累，饱受战乱折磨的罗马人又染上瘟疫，不久之后，瘟疫全面暴发。早在罗马沦陷之前，一位名叫彼得罗·保罗·阿玛迪斯的公证员就因为瘟疫痛失八子。根据另一份法律文书的记载，帕多瓦神父保罗·德·卡利加里斯去坎普验收新建造的圣塞西利亚德图瑞教堂，结果却发现许多因瘟疫而死去的人横陈在楼梯上，他根本无法上楼。
此外，根据一些公证文件的记载，战争阴影下的罗马平民活得惶恐不安，但是他们在交了赎金后，还跟往常一样同收他们钱的人签订合同，作为收据。同意跟他们的签合同的大部分是西班牙士兵，德意志雇佣兵可受不了这些繁文缛节。有的罗马人还拟定过抗议书。一对夫妇对亲帝国派枢机主教奥伊肯沃伊特和帝国军上尉奥尔多安提出指控。夫妇俩把自己的三个孩子藏在奥伊肯沃伊特的宫殿里。但是不久后，他们的孩子连同藏在这里的其他罗马人都被奥尔多安上尉当作俘虏抓走。根据帝国军军法，士兵不得抓捕14岁以下的孩童。这对夫妇已经向帝国军交了赎金，但是奥伊肯沃伊特还是把他们的三个孩子移交给了奥尔多安上尉。至于他们有没有救出孩子，我们不得而知。
教皇克雷芒七世站在圣天使堡上，俯视着这噩梦一般的人间惨剧。他知道这一切都是拜自己所赐，于是蓄起胡须，以示对罗马的哀悼，其他神职人员纷纷效仿。不久后，蓄胡须在意大利成为时尚。随着时间的推移，克雷芒七世仅剩的一点希望也破灭了。盟军不但没有在三天后赶来支援，而且压根就没来过。如前所述，盟军主帅乌尔比诺公爵一直对美第奇家族心怀不满，巴不得克雷芒七世倒大霉。他没有按计划直奔罗马城，而是绕道去了佩鲁贾。他在佩鲁贾废黜了教皇封的公爵金泰尔·巴廖内，因为巴廖内对他的邦国构成了威胁。随后乌尔比诺才领军向罗马进发，为了拖延救教皇的时间，他编造了一大堆借口，其中一个借口是他没有瑞士卫队的统治权。5月27日，圣天使堡被西班牙军团团围住，教皇克雷芒七世插翅难飞，乌尔比诺公爵终于不用费心找借口了。
▲这幅创作于16世纪的版画描绘了德意志雇佣军围困圣天使堡的场景。
一个个坏消息源源不断地传入圣天使堡。教皇国几近分崩离析：除了佩鲁贾，里米尼也落入敌手；菲拉拉公爵趁机占领摩德纳；克雷芒七世所谓的盟友威尼斯也趁机占领拉韦纳和切维亚。最坏的消息是从托斯卡纳传来的。听到罗马城沦陷的消息，佛罗伦萨人民发动起义，推翻了美第奇家族的统治，把克雷芒七世的两个私生侄子——亚历山德罗·德·美第奇和伊波利托·德·美第奇赶出了佛罗伦萨。克雷芒七世8岁的侄女凯瑟琳·德·美第奇被留在佛罗伦萨当人质。美第奇家族失去了心脏地带。
坏消息接二连三地传来，但是人们在圣天使堡里的日子还说得过去。大约有1000人藏在堡里，有士兵、枢机主教、高级教士、各国使节、商人、银行家、已婚妇女、孩童和艺伎。帝国军第一次闯进博尔戈时，不少人冲进附近的商店采购食品。根据扎拉大主教佩扎罗的记载，他们的努力总算没有白费：
城堡里屯的粮食和酒足够我们吃喝上一个月，我们还屯了一些腌肉和奶酪，以及四十头小公牛。不到八天时间，这些牛就全被吃掉了。后来，我们开始就着米饭吃腌肉、火腿和奶酪，还吃到了美味的面包，尝到了美酒，这些面包和酒都产自希腊。
大主教似乎很享受这里的生活：
我的身体状况一向很好，不会过分忧心时局，也不会感到疲劳，从来没有做过噩梦。感谢主。我每日都需朗诵祷文，夜以继日地诵读《圣经·诗篇》，一篇不落。教皇时常主持弥撒，并大赦众人，我还把一张大赦证明书（赎罪券）带到这里……城堡里挤满了人，所以这些宗教仪式看起来像模像样，而且枢机主教和高级教士也主持圣餐。[16]
要问城堡里的人，谁活得最痛快，当属本韦努托·切利尼。他坦承：“在枪林弹雨里，我把我的画作、我的研究、我的音乐都抛诸脑后。我在这人间地狱里做过许多壮举，要是它们都能被公之于世，那么我定能震惊整个世界。”[17]他曾记载自己一枪射死西班牙军官的经过，军官中枪后被自己胸前挂的剑劈成了两半。教皇因此对切利尼青睐有加，单独为他祈祷，并以教会的名义赦免他过去、现在以及将来犯下的所有杀人罪。不久后，教皇就命切利尼把金三重冕和其他金银珠宝上的宝石拆下来，缝进他外衣的内衬里，这件事倒是有一定的真实性。后来，切利尼制作了一台临时炉子，用来熔化剩下的金子。在休息的空当，他发现圣天使堡下面有人骑着一头骡子，就冲此人射了一枪，“他的脸被我一枪打中。我又用枪打中了他的骡子，那骡子当场倒地死亡……我打伤的这个人是奥兰治亲王。”[18]这么说，帝国军的两位主帅都没能逃过切利尼的子弹，至少他是这么记载的。
奥兰治亲王的确被圣天使堡里射出的子弹打伤过脸部，但那只是皮外伤。幸亏他枪口逃生，梵蒂冈博物馆的主体部分才得以保存下来。为了护住梵蒂冈博物馆，他征用此馆来存放衣服。他不是唯一这么做的帝国军将领。根据相关法律文书的记载，也有个别心存良知的士兵尽己所能帮助罗马人。有两位西班牙军官给坎皮泰利的修女们送去30达克特，让她们为一个11岁的孤女置办嫁妆，还有一位西班牙军官抢了无数珍宝，后因良心不安，把赃物退还给了圣彼得大教堂的教士，只求灵魂可以得救。不过，良心发现的人似乎寥寥无几。
切利尼所说的枪林弹雨不可能永无休止。眼看就要弹尽粮绝，再加上瘟疫暴发，躲在城堡里的强硬派清楚地意识到签订协议势在必行。帝国军诸位将领也正有此意，他们想尽快结束这场战争，免得军队彻底失控。双方谈判陷入僵局。西班牙军官开出停战条件——教皇克雷芒七世离开罗马，去海边的加埃塔过囚徒生活。值得一提的是，此镇在当时是西班牙的地盘。教皇克雷芒七世圆滑地搪塞过去。不出所料，蓬佩奥·科隆纳最后出面打破了这场僵局。6月1日，克雷芒七世邀请蓬佩奥会面。两人相见不胜唏嘘，看着残破的罗马城，抱头痛哭。不到一周的时间，双方就达成协议。克雷芒七世可以免受牢狱之灾，但是他得分期向帝国军缴纳40万达克特赎金，以赎出城堡里的所有人。帝国军还要求他交出7位亲信做人质，他的亲信自然都不想蹚这趟浑水。6月7日，卫戍部队列队走出圣天使堡的大门，旗帜飘扬，藏身于城堡里的教士、艺术家、银行家、已婚妇女、孩童和艺伎也纷纷走出城堡，重见天日。克雷芒七世和几个同僚被帝国军看押着。
经过漫长而煎熬的一个月，此次事件似乎终于迎来了尾声。但是，克雷芒七世根本拿不出40万达克特，而帝国军拿不到钱是决计不肯离开的。帝国军自成军以来，哗变如同家常便饭，根本不受控制。双方再次陷入僵局。克雷芒七世巴不得帝国军赶紧撤军，帝国军诸位将领也不想在此久留，于是他们联名上书查理五世，要求他支付军队官兵的薪俸。而查理五世的意思是让他们自给自足，最后只拨给他们10万达克特军饷，还是以汇票的形式。
城中瘟疫肆虐，粮食短缺。7月10日，帝国军只留下几千士兵看押教皇，其余的士兵去洗劫附近的村镇。他们给这些村镇造成了毁灭性的破坏，以致在后来的几年该地区沦为荒原。9月，留在罗马的德意志雇佣兵建造了一座绞刑架，打算绞死那7位人质，在罗马人苦劝之下，才决定放他们一马。11月初，出城的士兵回到罗马城，再次索要赎金。但是教皇和诸位将领都没钱，于是他们再次哗变。帝国军士兵死的死、逃的逃，人数缩水近一半。天气转冷，剩下的士兵对罗马城展开新一轮**，他们把门、门框、镶板和房子里的木材全都拆下来，当柴火烧。
深秋时节，克雷芒七世收到一份意外的申请书。英格兰国王亨利八世（公元1509年4月22日—1547年1月28日在位）派遣大臣威廉·奈特前往罗马，申请与王后阿拉贡的凯瑟琳（英格兰王后，公元1509年6月11日—1533年1月在位）离婚。奈特忍受着恶劣天气的煎熬，从英格兰来到罗马城，一路上受尽折磨，快到罗马时，又差点被当地的饥民杀死。亨利八世的离婚申请提交得真不是时候，因为阿拉贡的凯瑟琳是查理五世的姨母。帝国军攻陷罗马城11天后，亨利八世才开始申请离婚。要是他提早一到两年提出离婚申请，克雷芒七世一定会毫不犹豫地批准，因为当时教皇正与他联手对付查理五世。奈特费尽周折，才通过威尼斯枢机主教的管家把这封离婚申请书递进圣天使堡。关于教皇诏书的内容，奈特向克雷芒七世提出了两个方案。方案一：允许亨利八世迎娶安妮·博林（英格兰王后，公元1532年11月14日—1536年5月19日在位）为王后；方案二：亨利纳安妮·博林为妾。不得不说，折中的方案二着实令人意外。这一时期，路德宗迅速崛起，基督教世界里暗流涌动，一夫多妻制有死灰复燃之势，《圣经》里多次提及一位丈夫同时拥有多位妻子的情况。克雷芒七世是推诿扯皮的高手，他让奈特耐心等一等，理由是他需要一点时间完成撰写文书的工作。
不久后，奈特便可以相对自由地出入圣天使堡，觐见教皇。12月初，圣天使堡里的僵局终于被打破。帝国军诸位将领无法有效节制手下的士兵，这令他们大为头痛，于是干脆跟教皇克雷芒七世合谋，答应偷偷送他出城。双方又签订了一份新协议。克雷芒七世在6月交出的那7名人质，差点被德意志雇佣军用私刑绞死，其中的两名人质把看守灌醉，趁机逃走了。克雷芒七世表示愿意用两个侄子伊波利托和亚历山德罗来代替逃跑的两个人质。众所周知，伊波利托和亚历山德罗是美第奇家族的继承人，但是他们此刻都不在罗马，克雷芒七世便提出把他身边仅剩的3位亲信留下当人质，其中有两位是枢机主教。克雷芒七世根本就没打算把侄子交出来当人质，他只不过是说说而已。当然，这并不妨碍双方达成新协议。公元1527年12月6日，圣天使堡外的看守被撤离。凌晨时分，教皇换上管家的衣服，帝国军将领偷偷将他送出城外，帝国军士兵都蒙在鼓里。
克雷芒七世成功逃离了罗马，但是罗马城的苦难并没有因此而结束。在接下来的两个月里，剩下的帝国军士兵还跟从前一样，动辄哗变，四处抢劫，强拆城中的建筑当柴烧。公元1528年2月，奥兰治亲王和帝国军的另一位将领德尔·瓜斯图终于从那不勒斯总督手里弄来10万达克特，可是这笔钱只够发两个月的薪俸，根本打发不了帝国军的士兵。但是这一次，他们没有据理力争，因为他们需要仰仗诸位将领。盟军同一支法国军队成功会师，开始向那不勒斯推进。帝国军诸位将领一个不小心，西班牙军和德意志雇佣军就会退无可退、逃无可逃。
2月15日，意大利雇佣军和西班牙军撤出罗马。翌日清晨，德意志雇佣军撤出罗马。撤军过程出乎意料地有秩序。几个小时后，奥西尼家族的成员冲进罗马城，找亲帝国派报仇。当然，只有不识时务的亲帝国派才会继续留在城中。一些罗马人成功从帝国军手中要回财物。根据当时法律文书的记载，一个名叫贝尔纳迪诺·德尔·布法罗的人曾同几位看管圣斯皮里托医院的西班牙军官签订一份合同，合同规定只要他们把抢来的赃物全交还给他，他就将他们毫发无损地送出城。经过长达8个月的占领后，罗马终于重获自由。这期间，建筑被毁，瘟疫肆虐，无数人命丧黄泉。一位西班牙士兵声称他曾亲手将2000具尸体扔进台伯河，亲眼看见另外1000具尸体被埋。
克雷芒七世还跟从前一样小心翼翼，不敢轻举妄动，直到1529年10月才在一场大暴雨中重回罗马城。3个月后，也就是1530年1月，教皇克雷芒七世跌入生涯最低谷，他似乎失去了他珍视的一切。教皇国的一系列城市相继沦陷，罗马城沦为废墟，教皇权力受到新的挑战。英、法两国敦促枢机主教在阿维尼翁召开会议，准备选举出一位新的敌对教皇。美第奇家族失去了佛罗伦萨。最要命的是，克雷芒七世已经奄奄一息，这已经是公开的秘密。有谣言说他是被人下毒所害。然而，实际情况很可能是他染上了疟疾，或者是装作得了重感冒。四面楚歌的克雷芒七世没能守住自己的底线，任命了两个侄子亚历山德罗和伊波利托为枢机主教。
令人惊异的是，克雷芒七世没有死，他在接下来的5年里否极泰来。他放下身段，同查理五世结盟。这是明智之举，要是他早在几年前就这么做，说不定就不会受那么多苦。查理五世同美第奇家族联姻，把自己的私生女玛格利特嫁给了克雷芒七世的私生侄子亚历山德罗。结盟后的双方都收益颇多，查理五世可谓名利双收。克雷芒七世以教堂税的名义向那不勒斯王国征收的税收，查理五世也能分一杯羹。罗马城沦陷的消息传遍整个欧洲。公元1530年2月24日，克雷芒七世加冕查理五世为神圣罗马皇帝，把双方的友好合作关系进一步推向**。那时，神圣罗马帝国和法兰西重修旧好，查理五世成为最后的赢家，他的帝国最终夺得了意大利的控制权。
作为回报，查理五世把克雷芒七世失去的所有东西都还给了他。在查理五世的帮助下，克雷芒七世通过军事和外交手段重建教皇国，并收复被邻国吞并的各座城市。公元1529年12月，克雷芒七世亲眼看着奥兰治亲王率军向佛罗伦萨进发，他朝思暮想的一幕终于实现了。米开朗琪罗曾为佛罗伦萨设计过防御工事，堪称精巧。饶是如此，经过11个月的艰苦围城后，帝国军才攻陷佛罗伦萨。来年夏天，克雷芒七世的侄子亚历山德罗·德·美第奇（公元1510年7月22日—1537年1月6日）回到佛罗伦萨，受封为佛罗伦萨公爵，成为佛罗伦萨第一位得到公开承认的世袭公爵。美第奇家族收复了心脏地带。
亚历山德罗跟伊波利托一样，没有治国理政的才能。不久后，佛罗伦萨的统治权就落到美第奇家族的旁支手里，科西莫一世·德·美第奇成为新任佛罗伦萨公爵（公元1519年6月12日—1574年4月21日）。克雷芒七世还给侄女凯瑟琳·德·美第奇寻了个佳婿。公元1533年9月，克雷芒七世前往马赛。因为怕喝不惯马赛当地的水，他随身携带了好几桶台伯河水，跟他一起的还有正值豆蔻年华的凯瑟琳。我们曾在上文提到，她曾被佛罗伦萨的共和派抓为人质。1533年10月28日，克雷芒七世亲手把凯瑟琳嫁给法兰西国王弗朗索瓦一世的次子亨利二世，从而达到了跟法国重修旧好的目的。克雷芒七世深知君王们如何通过联姻为自己的后代铺平道路。据说，他有意亲眼见证这桩显赫的婚事。14年后，因法国王太子弗朗索瓦意外离世，凯瑟琳的丈夫亨利二世（公元1547—1559年在位）加冕为法兰西国王，凯瑟琳·德·美第奇（公元1547—1559年在位）为法兰西王后。
侄女凯瑟琳嫁入法国王室不到一年的时间，克雷芒七世就撒手人寰。他至死都蓄着胡须，以示对罗马城的哀悼。在后人看来，他任教皇期间给罗马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但是他竭力进行补救，赢回了他珍视的一切。教皇国、佛罗伦萨、美第奇家族都否极泰来。毋庸置疑，罗马城已沦为废墟，路德的教义仍然在广泛传播，英王亨利八世与罗马教廷决裂，可是克雷芒七世并没有把远在天边的英格兰放在心上。
那么罗马城呢？弗朗西斯科·贡扎加在帝国军撤出罗马城不久后，曾造访罗马城，他把罗马城描述成“一座没有门窗、阁楼和屋顶的荒城”。他曾在罗马有很多故交，而现在城中到处是陌生的面孔。他向人打听他们，结果得知他们几乎都不在人世了，他们中的很多人都是感染瘟疫死的。罗马城一连闹了两年饥荒，大量乡下的饥民涌进城里，以盗窃为生。罗马城已然千疮百孔。不久后，罗马又遭遇了有史以来最大的洪水，洪水漫过头顶，几乎淹没了整个市中心区，冲毁了数百幢房屋，淹死了几千人，引发了新一轮饥荒。舆论界甚至一度认为罗马城的末日已经来临。
但是，罗马城挺过来了，罗马人对房屋和教堂进行了修缮。公元1636年春，查理五世率军向罗马城进发，引得罗马人一阵惊慌。此时，查理五世终于把目光转向他人生的第三个目标：向阿拉伯国家宣战。此外，他成功挫败北非海盗，占领突尼斯。查理五世和他的军队此时正驻扎在那不勒斯，下一个目的地是罗马。罗马人准备出逃，所幸查理五世并没有恶意。克雷芒七世死后，保罗三世（公元1534—1549年在位）继任教皇，他决定举办一场盛大的展览，希望这能给查理五世留下深刻的印象。他命人拆除了部分教堂和几百幢房子，街景焕然一新，古建筑“鹤立鸡群”。
保罗三世的苦心没有白费。一些罗马人从查理五世的帝国军中认出许多熟悉的面孔，这些人曾在9年前把他们折磨得死去活来，不能不叫他们心惊胆战。但是这一次，帝国军却不敢越雷池一步。查理五世骑马沿着萨卡拉大道而行，穿过古今交映的凯旋门。一路参观下来，查理五世赞叹不已。帝国军攻陷罗马城，无意中遏制了偷盗古建筑石材的现象。可以说，查理五世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他看到的这些古建筑。至于帝国军当年对罗马城和罗马人犯下的滔天罪行，教皇保罗三世不仅假装什么都没有发生过，还举办盛大的宴会款待查理五世。保罗三世为查理五世在台伯河岸区举办了一场极具文艺复兴特色的宴会，共有200道菜，主厨请的是大名鼎鼎的巴尔托洛梅奥·斯卡比。查理五世很受用，决定在罗马城多待一些时日。品尝过罗马的美食，参观过罗马城的古迹，查理五世是第一批来罗马城进行人文旅游的游客。
罗马城的经济渐渐复苏。资金从教皇摇摇欲坠的财政系统流入罗马城，罗马城得以重建。这里的木质建筑被帝国军拆毁了，而不合时宜的建筑被教皇保罗三世命人拆除，这些都加速了罗马城从中世纪风格向文艺复兴风格的蜕变。公元1527年罗马之劫期间，大部分艺术家和人文学者或死或逃亡。但是一部分侥幸活下来的艺术家和人文学者后来又回到了罗马城。公元1534年，克雷芒七世委托米开朗琪罗为西斯廷礼拜堂祭坛作壁画，后者创作出了《最后的审判》，此时他的画风已与从前大不相同。他从前创作的天顶画洋溢着自信和乐观的气息，而《最后的审判》却透着阴郁和不安，这幅画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罗马沦陷时的社会情绪。公元1542年，新圣彼得大教堂的建设终于走上正轨。保罗三世希望圣彼得大教堂能在公元1550年大赦年完工。在这一点上，他过于乐观了，实际上圣彼得大教堂在100多年后才完工。
罗马城重新焕发活力，但是它的发展方向却与美第奇教皇治下的那个博大包容的罗马城渐行渐远。罗马教廷和北欧新教徒之间的对抗愈演愈烈，天主教会内部掀起了教会改革运动，又称教会纯洁运动，它比11世纪的克吕尼改革更为苛刻。枢机主教季安·皮埃德罗·卡拉法是这次改革最狂热的支持者，他堪称文艺复兴时期的麦卡锡，决意肃清教会内部的异端。公元1542年，他在罗马支持建立新的宗教裁判所(6)。为了宗教裁判所早日完工发挥作用，他自掏腰包购买了新监狱的铁链和锁。13年后，也就是公元1555年，卡拉法当选为新任教皇，称保罗四世（公元1555—1559年在位）。登基后，他发起“猎巫运动”，肆意迫害疑似异端分子和出售圣职者。罗马城里人人自危，城民终日活在被检举、逮捕、审问和拷打的恐惧中。保罗四世还公布了新的《禁书目录》，其中包括1555年被他判为异端的人文主义泰斗德西德里乌斯·伊拉斯谟（公元1466年10月27日—1536年7月12日在世）的著作。
保罗四世似乎决意挑起战事，眼看上一代人的惨剧即将重演，罗马人更加提心吊胆。保罗四世是一位深爱自己的国家的教皇，他铭记1527年罗马之劫的耻辱。为了一雪前耻，他同法兰西结盟，共同对抗神圣罗马帝国，可是这个联盟像当年克雷芒七世时期的联盟一样发生了变故。公元1557年，阿尔瓦公爵率领一支西班牙军队向罗马城挺进。幸运的是，阿尔瓦公爵并不想重蹈30年前的覆辙，而保罗四世也及时意识到了自己的错误。9月14日，保罗四世罕见地做出正确的判断，签订完全投降书，阿尔瓦公爵因此放过了罗马城。但是罗马人还是在这个月倒了大霉。翌日，也就是9月15日晚，台伯河暴发1530年以来最大洪水。
罗马人举目四望，发现罗马城再次被毁，瘟疫暴发，强敌环伺，保罗四世还不断制造着恐惧和冤案，说罗马被诅咒了也不为过。两年后，新教皇登基，在罗马开创了一个持久和平的新时代，罗马城蒸蒸日上，达到了自古典时代以来未有的高度，这是此时的罗马人不敢想的事情。
(1) 洛伦佐·德·美第奇的妻子是克拉丽丝·奥西尼，他们是教皇利奥十世的父母。
(2) 南意大利在这一时期官方称为西西里王国，实为那不勒斯王国。
(3) 旧时欧洲各种金币或银币名。
(4) 拉比是犹太人中的智者或学者。
(5) 《圣经新约》末篇《启示录》第6章提到天启四骑士，又称末日四骑士，四骑士分别代表瘟疫、战争、饥荒和死亡。
(6) 1232—1820年天主教镇压异端邪说的宗教法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