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081年5月21日，亨利四世命手下的士兵驻扎在城外。这些士兵主要来自德意志、波希米亚和北意大利，由义务兵、雇佣兵、步兵、弓箭兵和骑士构成。骑士是当时欧洲的新型超级武器。骑兵的出现主要得益于中国的一项重大发明：马镫。踩着马镫的骑士如虎添翼，双脚踏镫控制战马，向敌人猛冲，腾出双手舞动兵器，将敌人一击毙命，完全不用担心被马甩出去。骑士和他的马皆身披重甲，在战场上所向披靡。可以这么说，骑士就是中世纪的坦克。他们的铁蹄令敌人闻风丧胆。但是亨利四世这一小队人马里骑士的数量却少得可怜。在人数上，亨利四世的讨伐军跟亚拉里克和维蒂吉斯的哥特大军没有任何可比性，甚至还不如贝利撒留的5000名拜占廷军。

亨利四世似乎觉得兵力多寡无关紧要，紧要的是他这个人。一群虾兵蟹将不费吹灰之力便将在玛格丽圣母大教堂主持弥撒的教皇格列高利七世挟持，这一事件让亨利四世信心倍增，他想当然地认为罗马人跟他一样厌弃教皇了。正是这一想当然的想法让他大意轻敌，没有做足应对不利局面的准备。他决意扶植敌对教皇韦伯特以备不时之需，但是没有制定任何围城战略，况且他围城的时机也不对。为了避开罗马城的疟疾季，亨利四世本应该在秋天从德意志动身，而非在冬末动身，在5月21日抵达罗马城。他希望在几周后的圣灵降临节当天加冕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他急匆匆地往罗马城赶，似乎是料定罗马人会敞开大门欢迎他。

没过多久，他就意识到自己错了。罗马的皇帝派要么是出于对他的忠心，要么是出于对他从前慷慨解囊的感激之心，纷纷涌出城外支援他，但是绝大多数罗马人都选择站在教皇这边。城门紧闭，城墙之上有重兵把守，守备森严。托斯卡纳藩侯玛蒂尔达也派了一些诺曼人和托斯卡纳人协助守卫罗马城。亨利四世虽受挫，但是仍要强装坚强，他给罗马人写了一封宣言书，语气十分柔和，他在信中装作什么都不知道的样子，抱怨他们不开门迎接准神圣罗马皇帝。他还煞有介事地任命官员和神职人员，甚至还同敌对教皇一起举办过一场圣灵降临节大游行，好似他已经顺利进城了。6月初，他和他的军队收拾行囊离开，放弃围城。

格列高利七世和罗马人必定欢呼雀跃。仅仅两周时间，他们的敌人就知难而退，夹着尾巴逃走了。但是现在庆祝胜利还为时尚早。对于神圣罗马皇帝这一尊号，亨利四世志在必得。况且，他一直在等洗刷卡诺萨之辱的那一天。在接下来的三年里，亨利四世曾多次围攻罗马城。相比500年前托提拉的围城战，亨利四世的围城战可谓旷日持久。每一次围城后，他都会距离他想要的更进一步。自公元1082年2月起，他发起第二次围城。在此期间，他先后支开了格列高利七世在这一地区的两位重要密友，他们可以说是格列高利七世最后的依靠。他们分别是蒙特卡西诺修道院院长阿博特·德西德里乌斯和割据南意大利的诺曼人诸侯乔丹·加普亚。除此之外，亨利四世还忙着与拜占廷皇帝亚历克修斯·科姆努斯（公元1081—1118年在位）缔结同盟。难缠的罗伯特·圭斯卡德让亚历克修斯叫苦不迭。为了把圭斯卡德从拜占廷帝国赶走，亚历克修斯付给亨利四世一大笔钱，开出的条件是他得出兵攻击圭斯卡德在普利亚的领地。亨利四世拿完钱才意识到自己接了个烫手山芋，因为亚历克修斯还拿钱贿赂了圭斯卡德在普利亚的一众跟班，怂恿他们造反背主。这下可急坏了圭斯卡德。公元1082年，圭斯卡德安排儿子接手入侵拜占廷帝国的计划，自己则坐船横渡亚得里亚海，回到意大利半岛。现在他的脑子里全都是平息叛乱，但是亨利四世却不希望看到圭斯卡德重回意大利半岛。

公元1082年末，亨利四世再次率军兵临罗马城下，做好了打持久战的准备。罗马出现饥荒，罗马人对格列高利七世的忠心也开始动摇了。双方在围城期间进行过多次谈判，亨利四世做出“柔软姿态”，表示愿意妥协，以期速战速决，尽快打道回府。本可以把这场信任危机扼杀在摇篮里，但是格列高利七世寸步不让。这样一来，可害苦了城中的百姓。亨利四世终于迎来转机。罗马的守卫饥饿难耐，开始放松警惕。公元1083年6月3日，维柏特率领一支由米兰人和撒克逊人组成的军队越过雷欧利内城的矮墙，其中的一个城门被他们攻破。双方在圣彼得大教堂附近展开战斗。经过两天的浴血奋战，亨利四世的军队大获全胜。亨利四世扬扬得意地率领骑士、主教、罗马人同盟和敌对教皇入驻罗马。圣彼得大教堂旁边的皇宫就是他们的落脚处。

但是亨利四世的这次胜利并不是完全意义上的。雷欧利内城已经成为他的囊中之物，但是台伯河对面的罗马人依旧视他为敌。格列高利七世近在咫尺，亨利或许还瞥见过他恨铁不成钢地盯着自己看呢。雷欧利内城陷落后，皮耶尔莱昂尼家族的人把他转移到圣天使堡，此地距离圣彼得大教堂仅有几百码（1码约等于0.9144米）的距离。即使他暂时得到了安全，他的处境却并不妙。雷欧利内城失守进一步动摇了罗马人的忠心。亨利四世把拜占廷皇帝亚历克修斯给他的“好处费”转手全撒给了罗马人，这一举动顺利赢得了他们的爱戴。此时的罗马人过得捉襟见肘，教会和朝圣者这两大收入来源全断了。次年，亨利四世再次发起围城。格列高利七世依旧一意孤行，他幻想着亨利能像在卡诺萨城堡时那样对他俯首称臣。罗马人对他的态度开始由忠诚转为憎恨。

亨利四世没有意识到罗马人的转变。他万念俱灰，做好了空手回德意志的心理准备。离开罗马后，他率军前往罗伯特·圭斯卡德在普利亚的领地，准备兑现与亚历克修斯之前的协议。就在他发起进攻的当口，罗马人派来使者邀请他入城，他又惊又喜。他在给凡尔登主教西奥多里克的信中这样写道：

打一个不太恰当的比方，我们的前辈用10万人在罗马完成的事，我们用10个人就完成了，我们得到了上帝的恩准，说是奇迹也不为过。正考虑要不要打道回府的时候，罗马人突然派使者邀我们入城，并承诺无条件服从我们的安排。他们确实说到做到了……[6]

公元1084年3月21日，经过长达3年的艰苦努力，赫赫扬扬的亨利四世入驻罗马城。他携妻子伯莎和敌对教皇韦伯特下榻拉特兰宫，成为有史以来第一位入住教皇宅邸的国王。几天后，罗马人召集议会废黜格列高利七世，韦伯特被推选为新任教皇，称克雷芒三世。值得一提的是，此时的格列高利七世虽安全无虞地住在圣天使堡里，却被气得脸色铁青。复活节第二天，罗马举行了盛大的加冕仪式，克雷芒三世加冕亨利四世为神圣罗马皇帝，伯莎为神圣罗马皇后。至此，亨利四世终于得偿所愿。

但是亨利四世仍觉美中不足。卡诺萨之辱是他的逆鳞，他欲除掉格列高利七世而后快。进城后不久，他就派兵把圣天使堡团团围住，哈德良陵墓的墓石高峻滑腻，易守难攻，他的士兵伤亡惨重，跟500年前的东哥特军一样没讨到便宜。此时正值4月初，距离疟疾季还有很长一段时间，他有的是时间跟格列高利七世耗。强攻失败后，他又采用饥饿战术，逼迫格列高利七世投降。与此同时，他开始把目光转移到以弗兰吉帕尼家族、科尔西家族和皮耶尔莱昂尼家族为代表的教皇派身上，他们早已识趣地躲进了各家的城堡里。亨利围攻科尔西家族在卡比托利欧山上的城堡，将其一举拿下。塞普特佐尼姆家族在帕拉蒂尼山上建造的那座城堡此时由格列高利七世的侄子卢斯提库斯把持着，亨利的部队在这里没占到上风，只毁掉了一些古典时代的精美柱廊。根据考古发现此地在这一时期有被灼烧的痕迹，所以他的部队很可能还围攻过弗兰吉帕尼家族在罗马斗兽场基础上改建的城堡。但是没有证据证明他曾围攻过皮耶尔莱昂尼家族在马塞勒斯剧院基础上改建的城堡。

亨利复仇的机会悄无声息地溜走了。5月初，坏消息不期而至。罗伯特·圭斯卡德率军杀奔罗马。他本无意营救格列高利，但是他后来改主意了。一部分原因是他已经把手下的叛党收拾得服服帖帖，可以腾出手来，还有一部分原因是他想看格列高利在圣天使堡里吃点儿苦头，这样当年自己被绝罚的仇怨算是了结了。或许，他并不想让格列高利就这样死去，毕竟同教皇结盟大有裨益，况且还是一位蒙他救命之恩的教皇。

亨利无意久留，他不打算同罗马人民一道抵抗外敌。他已经得到了他想要的一切，为什么非要同罗伯特·圭斯卡德在战场上一决雌雄？万一运气不好被围困在罗马，再加上即将到来的疟疾季，一定会让他死无葬身之地。三十六计，走为上计。公元1084年5月21日，他带上妻子伯莎、敌对教皇韦伯特和军队弃城而逃。他们逃得很是时候。三天后，罗伯特·圭斯卡德的大军在圣洛伦佐门外扎营。圭斯卡德本想跟城中的教皇派来个里应外合，可惜人算不如天算，教皇派被死死地困在各自的城堡里。城中其余的罗马人对教皇恨之入骨。一场大战在所难免。

罗马人多次挫败亨利四世的围攻。面对罗伯特·圭斯卡德，他们信心满怀。驻扎在罗马城外的诺曼人军队是11世纪欧洲最强大的军队，圭斯卡德凭借这支军队在整个地中海地区所向披靡，从西西里岛到威尼斯，再到拜占廷帝国。他没有理由不自信。他甚至不费吹灰之力就吓跑了神圣罗马皇帝。

至于接下来发生的事，各路编年史家依旧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他们连圭斯卡德麾下部队的人数都无法做到统一口径。菲拉拉主教古朵和威廉·阿普利亚声称人数在3万到3.6万，杰弗里·马拉泰拉在他给罗伯特·圭斯卡德写的传记中提到圭斯卡德当时只有4000人。我们应该相信谁的话呢？菲拉拉主教古朵是皇帝派，这样就能解释为什么他有夸大圭斯卡德麾下部队人数的动机了，因为夸大敌方力量可以帮亨利四世开脱。在这一时期，人数过万的大部队并不常见。况且罗伯特·圭斯卡德的主力部队和拜占廷军正在亚得里亚海东岸酣战，根本不可能抽调数万兵力。相较之下，杰弗里·马拉泰拉给出的数据更有说服力。

关于圭斯卡德的军队是如何进城的，编年史家们没有异议。根据杰弗里·马拉泰拉的记载，圭斯卡德将大军驻扎在圣洛伦佐门外，用三天时间对罗马城进行秘密监视。就这一点，其他编年史家也给出了同样的答案。他的军队凭一己之力顺利破城，没有借助任何外援。这件事说来简单，里面却大有文章。罗马城守备森严、城墙高耸，曾让亚拉里克、东哥特人和亨利四世束手无策。亚拉里克用了两年时间才占领罗马城，托提拉用了一年时间（两次），亨利四世则用了三年时间。维蒂吉斯花费一整年时间围城，最终却竹篮打水一场空。亚拉里克、托提拉和亨利四世之所以能顺利破城，是因为与城中的人里应外合。罗伯特·圭斯卡德在没有任何外援的情况下，只用了四天时间就顺利破城。

那么，圭斯卡德是如何做到的呢？各项资料都显示他率军驻扎在罗马城以东，然后从其中的一个门入城。至于具体是哪个门，这些资料给出了不同的猜想，城北的品奇阿纳门、弗拉米尼亚门和城东的圣洛伦佐门都榜上有名。不过可以肯定的是，这些猜想都不对。考古工作者在开掘城南的拉蒂纳门周边的土层时，发现这一时期的土层有被灼烧和修复的痕迹。如此看来，拉蒂纳门的可能性最大。拉蒂纳门至今仍屹立不倒，此门所在的奥勒良城墙明显低于别处。根据杰弗里·马拉泰拉的记载，圭斯卡德故意将主力部队留在城东迷惑和牵制罗马人，自己则带领1400人趁着夜深人静偷偷翻墙入城。他“敏锐地觉察到此处的防守最弱，罗马人把这个地方漏掉了”，[7]于是趁机发起偷袭。公元11世纪末，拉蒂纳门周边人烟稀少，远离熙熙攘攘的市中心。马拉泰拉记载了诺曼人是如何进城的：“他们神不知鬼不觉地架好梯子，随后顺着梯子翻墙而入。”[8]圭斯卡德的战术只靠两点：暗夜和奇袭。那么我们不禁要发问了，如此简单又好用的战术为什么亨利四世、亚拉里克和托提拉都没想到呢？成功翻墙的诺曼人从里面打开拉蒂纳门，城外的诺曼人蜂拥而入。罗马城成为瓮中之鳖。

罗伯特·圭斯卡德的名号是令整个地中海地区都闻风丧胆的存在。如今，罗马城也成为他的囊中之物。他有没有替格列高利七世报仇呢？针对这一点，各路编年史家依旧无法统一口径，但是他们一致认为罗马发生过纵火事件。威廉·阿普利亚只是简单地提到圭斯卡德放火烧掉了“某些建筑物”[9]，然后救走了格列高利七世。据《教宗名录》中的记载，万神殿以北，也就是鲁西娜圣洛伦佐教堂的周边地区遭到圭斯卡德大肆破坏。利奥·马尔西卡努斯则看到了圭斯卡德狡猾的一面，他声称圭斯卡德蓄意放火烧掉四殉道堂，趁罗马人忙着扑火之际将格列高利七世救出。根据杰弗里·马拉泰拉的记载，圭斯卡德不费吹灰之力救出格列高利七世，助他在拉特兰宫复位。三天后，罗马人发动起义，反抗格列高利七世的统治。圭斯卡德为了自保，“将罗马的大部分建筑”烧毁。[10]菲拉拉主教古朵则给出了一个相当血腥的版本。他声称圭斯卡德不仅放火烧城、捣毁教堂，还暴力抓捕藏身于教堂的已婚妇女和平民。

相较史料记载，考古发现是唯一中立的信息源。目前没有确凿证据证明罗马城在这一时期遭遇过大规模破坏，但是可以确定的是城中有八处建筑遭到了不同程度的破坏，其中的五处建筑彻底被毁。这五处建筑无一例外是教堂，它们的名字值得被公之于众，所以笔者要一一列出：拉蒂纳门圣乔凡尼教堂、阿文提诺山上的圣普里斯卡教堂、台伯河边的维拉布洛圣乔治教堂、万神殿以北的鲁西娜圣洛伦佐教堂（《教宗名录》声称万神殿以北的地区曾遭遇大肆破坏）和西里欧山上的四殉道堂。

既然罗伯特·圭斯卡德是来救教皇的，他为什么要多此一举烧教堂呢？主要是因为那个年代的教堂常常兼具宗教功能和军事功能。教堂一般由石头建造而成，石质建筑在公元11世纪的欧洲很罕见，以牢固著称的石质教堂建筑简直就是天然的堡垒。圭斯卡德入城后首先想到的是给自己找好退路，以防兵败被困在城中。为了保证撤退行动成功，他需要把撤退路上所有躲在教堂里避难的罗马反抗军赶出来。于是他派人把教堂的门点着，有的人甚至爬到屋顶掀开瓦片把里面的横梁点着了。

沿着被烧毁的教堂可以找到诺曼人行军的大体路线。他们先是通过突袭活捉了城墙上的守卫，然后通过火攻把藏在拉蒂纳门周边一座堡垒和一座教堂里的罗马反抗军熏出来。随后，他们沿着拉蒂纳门一路向北，穿过荒废的卡拉卡拉浴场，来到废弃多年的马克西穆斯竞技场。鉴于马克西穆斯竞技场附近的塞普特佐尼姆城堡由格列高利的侄子卢斯提库斯控制，且弗兰吉帕尼家族的城堡是在罗马斗兽场基础上改建的，诺曼人极有可能在马克西穆斯竞技场跟城中的一部分教皇派会合。会合后，他们继续通过火攻把藏在圣普里斯卡教堂和维拉布洛圣乔治教堂里的罗马反抗军熏出来。完事后，诺曼人极有可能同台伯岛上的皮耶尔莱昂尼家族会合。第二次会合后，他们一行人沿着台伯河向圣天使堡进军，前去营救悲喜交加的格列高利七世。

诺曼人成功救出了格列高利七世，但是他们得想办法全身而退。根据一些文献记载，万神殿以北的鲁西娜圣洛伦佐教堂遭到他们大肆破坏，而放火烧教堂的却极有可能是另一伙人，这伙人从一扇门入城。不过这座教堂的损伤程度并不大。西里欧山上的四殉道堂的内部被摧毁。诺曼人这么做的原因其实不难理解。四殉道堂地处要塞，墙壁高耸入云，如同一座堡垒，控制着通往拉特兰城的道路。四殉道堂和整个西里欧山区域都遭受了严重的破坏，此地似乎经历过一场殊死搏斗。根据杰弗里·马拉泰拉的记载，罗马人曾抱着必死的决心向诺曼人发起反扑。那么他们发起反扑的地点是不是就在四殉道堂周边呢？这种可能性不大。身为圭斯卡德的推崇者，马拉泰拉只是想突出罗马人的背信弃义，描写他们遭到惩罚的情节以泄私愤。所以，真实的情况很可能是这样的：为了扶格列高利七世再次上位，诺曼人必须占领拉特兰城，因此必须放火烧掉四殉道堂。一旦占领拉特兰城，他们便可以同等在城外的诺曼人会合。

所以，威廉·阿普利亚的记载最贴近现实。他的记载也最简单，只用寥寥几笔提到圭斯卡德放火烧掉了某些建筑物，然后救走教皇格列高利七世。根据他的记载，我们可以看出这次军事行动极具现代性。罗伯特·圭斯卡德给这次军事行动确定了任务，要求速战速决。破城、救走格列高利七世、突破罗马人的包围，这一系列行动在短短几个小时内就完成了。诺曼人在这次搜救行动中所表现出来的军事素养丝毫不逊色于现代的特种部队。

得益于错综复杂的地形，罗马城侥幸逃过一劫。这不是第一次，也不是最后一次。罗马的建筑低矮分散，遍布花园，不具备引起大面积火灾的条件。加上正值5月春夏之交，空气潮湿，木材不易燃。饶是如此，我们也不能低估诺曼人的破坏力。西里欧山上曾遍布各类手工作坊，被诺曼人洗劫后，这些作坊几乎全部关停。限于考古技术无法原景重现，诺曼人在罗马损毁的建筑无法全部列举出来。圭斯卡德的营救行动在某种意义上是一场外科手术式的打击，“术后”的问题不容小觑。罗马人揭竿而起推翻的教皇重新复位。教皇本人很可能要做做样子，对罗马人表现出宽容的态度，但是弗兰吉帕尼家族、皮耶尔莱昂尼家族和科尔西家族肯定会愤愤不平。要说他们没有秋后算账，笔者是不信的。

罗伯特·圭斯卡德成功破城救出格列高利七世。但是纵观全局，亨利四世才是真正的赢家。他得偿所愿加冕为神圣罗马皇帝，把罗马教廷牢牢握在手中，他匆匆赶回德意志。敌对教皇克雷芒三世退守在罗马城附近的蒂沃利，克雷芒三世再次发挥他的军事才干，挫败了企图缉拿他的圭斯卡德和格列高利七世。格列高利七世民心尽失，大部分罗马人已经受够了他。被救几周后，他就被迫流亡。圭斯卡德意识到让教皇成为自己的座上宾，对自己只有好处，没有坏处。于是，他把格列高利七世带回自己的首都萨勒诺，立马给后者安排工作。圭斯卡德在萨勒诺新建了一座精美绝伦的主教座堂，格列高利七世亲自为这座教堂举行祝圣庆典。总之，对圭斯卡德来说，罗马之战是一场完全意义上的胜利，不仅大大提高了他的社会地位，而且得到了正牌教皇的大力支持。

▲从左上图开始顺时针看：亨利四世和敌对教皇韦伯特；教皇格列高利七世被赶出罗马城；教皇格列高利七世与各位主教商讨绝罚亨利四世；教皇格列高利七世驾崩。出自12世纪的《奥托·弗莱辛编年史》。

然而，圭斯卡德的胜利如昙花一现。他和格列高利七世在一年内相继撒手人寰。公元1085年5月，格列高利七世客死萨勒诺。在格列高利七世去世两个月后，罗伯特·圭斯卡德发高热，在希腊的法罗尼亚岛上溘然长逝。他本打算重整旗鼓，拿下拜占廷帝国。

相比之下，亨利四世和克雷芒三世的日子则要好过得多。从罗马城归来后，亨利四世稳坐皇位20年。公元1105年，他的次子亨利五世发动叛乱将他囚禁，他被迫让位。圭斯卡德和格列高利七世放弃罗马城，前往萨勒诺。几个月后，克雷芒三世入住拉特兰宫。虽然各方势力蠢蠢欲动，但是他稳坐教皇之位直到公元1100年去世。令他万万没想到的是，他死后却遭了报应。他的继任者教皇帕斯加尔二世将他“除名毁忆”（damnatio memorie），并将他的尸骨从墓中掘出扔进台伯河。

罗马城三年来多次被围，合法教皇仓皇出逃，留下了一个烂摊子。教皇之争变得比以前更激烈。在这一时期，大多数现任教皇都受到过竞争对手的威胁。当然，罗马人也不忘抽空修葺重建那些被诺曼人损毁的教堂，其中就包括四殉道堂。

罗马的动**局势无意间为罗马新添了两座教堂。继任教皇为了将前任教皇的痕迹抹去，习惯于在原有教堂的基础上新建教堂，因此它们可以被称为“复仇教堂”。圣克雷芒教堂毗邻罗马斗兽场，是为纪念教皇克雷芒三世而建的。克雷芒三世去世后，他的继任者教皇帕斯加尔二世把圣克雷芒教堂推倒重建了一座新的教堂。几十年后，位于台伯河岸区的圣玛丽亚教堂也难逃同样的命运。阿纳斯塔斯二世在继位成为教皇前建造了这座教堂，他的继任者兼宿敌英诺森二世（公元1130—1143年在位）将它推倒重建。因着四位教皇之间的恩怨，罗马城多了两座富丽堂皇的教堂。

罗马城的政治局势本来已经够纷繁复杂的了。公元12世纪40年代，一股新生的政治力量乘势而起。在这一时期，意大利的城市中产阶级迅速成长壮大，罗马城的中产阶级组建了自己的政府——元老院。元老院要求剥夺罗马教廷的世俗权力。罗马共和国传统的复兴一部分要归功于新的元老院。新元老院定期在卡比托利欧山上的旧城堡里举行会议，并恢复了旧时的称号：罗马帝国。总之，它以重拾罗马旧时的荣光为己任。此外，它还专注于历史遗迹保护，甚至派专人保护罗马的历史遗迹。禁止破坏图拉真记功柱，违令者死。英诺森二世忙着拆卡拉卡拉浴场的石头建造他的复仇教堂——圣玛丽亚教堂。三年后，元老院重新开张。由此可见，元老院东山再起的原因很可能与罗马人对古迹再三被破坏而日渐不满有关。

罗马教廷自然对这股新生力量心生不满。不久后，皇帝、教皇和元老院呈三足鼎立之势。面向朝圣者的生意成为这一局势的牺牲品。朝圣者渐渐厌倦了罗马此起彼伏的暴乱和利欲熏心的罗马人，于是干脆掉头去别处。早在公元1081年以前，罗马城遭遇了一个新的竞争对手——西班牙的圣地亚哥·德·孔波斯特拉。孔波斯特拉的朝圣之路并不比罗马的朝圣之路轻松，朝圣者们需要穿越巍巍群山、茫茫丛林，才能到达终点。孔波斯特拉没有圣彼得和通向天堂的钥匙，但是朝圣者不必担心感染疟疾。成功抵达孔波斯特拉的朝圣者还能在当地买到朝圣徽章——一枚扇贝壳。等他们回家后，大可以拿着买来的扇贝壳吹嘘炫耀一番（罗马城不提供类似的朝圣徽章）。

除了孔波斯特拉，罗马城在圭斯卡德占城后的几年里迎来了另一个强劲的对手。这种三足鼎立的局面主要是由教皇造成的，这确实挺让人惊讶的。公元1097年，教皇乌尔班二世（公元1088—1099年在位）完成了格列高利七世生前的夙愿，发起第一次“十字军”运动。值得一提的是，教皇乌尔班二世视亨利四世和他的敌对教皇克雷芒三世为宿敌。两年后，“十字军”从阿拉伯人手中夺回耶路撒冷，圣地重新向基督教徒开放。基督徒上一次去耶路撒冷朝圣已经是600多年前的事了。罗马城根本不是耶路撒冷的对手。朝圣者的所有罪行都可以通过前往耶路撒冷朝圣得到赦免。身处耶路撒冷，朝圣者常常有一种耶稣会随时现身的感觉，他们还能在耶路撒冷买到画着橄榄叶的朝圣徽章。朝圣者拥护耶路撒冷，罗马城黯然离场。

罗马城不甘落后，城中两座圣殿的竞争日趋白热化。圣彼得的圣骨埋在圣彼得大教堂的下面，普通朝圣者只能远远地瞻仰，他们对此颇为不满。只有身份尊贵的朝圣者才能靠近圣墓，放下圣布祈福。拉特兰大教堂藏有大量圣物，其中就包括约柜及圣彼得和圣约翰的头骨。值得一提的是，这两位圣人的头骨最受朝圣者崇拜。此外。拉特兰大教堂还藏有一幅描绘耶稣圣容的布画——尤洛尼卡。据说这幅画是由圣路加和诸位天使创作的。人们普遍相信凡看见这幅画者皆会变成盲人，所以人们将它小心翼翼地盖起来。每逢8月中旬，信徒们便会举着这幅画进行绕城大游行。游行结束后，他们会清洗它的底座，然后让它与圣玛丽亚诺瓦教堂的圣母画像聚首。

圣彼得大教堂的神职人员也不甘示弱。圣彼得大教堂藏有耶稣受难的真十字架。公元7世纪，教皇塞吉阿斯一世在修复工作中偶然寻获了这个十字架。神职人员甚至找到了圣彼得晋升主教时所坐的宝座。实际上，北法兰克才是这个宝座的故乡，很可能是西法兰克国王秃头查理（公元843—877年在位）为了加冕神圣罗马皇帝顺道把宝座带到了罗马城。圣彼得大教堂也有一幅描绘耶稣圣容的布画——维洛尼卡。据称，维洛尼卡曾拿这块布擦拭耶稣的额头。

不久后，朝圣者们便慕名前来，两座圣殿里挤满了人。诺曼人占城后的几十年里，欧洲逐渐走向繁荣，黄金可以自由流通。在这样的背景下，罗马城再次进入文化繁荣的时代。新教堂如雨后春笋般拔地而起，这里汇集了整个意大利半岛顶尖的艺术家。他们为罗马城创作了无数精美绝伦的马赛克画、湿壁画和雕像。同时，罗马教廷开始向朝圣者兜售赎罪券，宣称购买赎罪券可以缩短灵魂在炼狱受苦的时间。公元1187年，萨拉丁（中世纪阿拉伯世界著名军事家、政治家，埃及阿尤布王朝首任苏丹，公元1174—1193年在位）攻陷耶路撒冷，罗马城失去了一个强劲的竞争对手。教皇英诺森三世统治时期，教皇的权力达到顶峰。罗马城的好运成就了他。他在雷欧利内城为朝圣者建造医院，规定信徒每周举行游行，展览圣彼得大教堂的维洛尼卡布画。这种游行活动很受朝圣者欢迎。在他的治下，罗马城终于有了专属的朝圣徽章——宗徒的标志，描绘着手持锋利长剑的圣保罗和手握天堂钥匙的圣彼得。雷欧利内城熙熙攘攘，像个巨大的露天集市。路边的小摊贩纷纷溜进圣彼得大教堂的中殿，客栈老板忙着招揽客人。

罗马城的盛世在公元1300年达到顶峰。同年2月，教皇卜尼法斯八世（公元1294—1303年在位）宣布本年为圣年。这是罗马城的第一个大赦年。自此，圣年大赦不再为耶路撒冷所独有。罗马城的圣年大赦大获成功。一位编年史家曾这样写道：“仿佛全世界的人都去罗马朝圣了，无论男女老少，无论贫穷富贵。”在这一年的圣诞节，由于朝圣的人数太多，出现了踩踏事件，导致多人死亡。

没人能够未卜先知。才短短几年时间，罗马的建筑工程全部搁浅，聚集在这里的艺术家纷纷出走，到别处去另谋生计。面向朝圣者的生意惨淡，风光不再。罗马城被萧条凄怆的氛围笼罩着，各政教派系为争地盘大打出手，街头巷战是家常便饭。人口锐减，全城只剩下约1.7万人。公元14世纪，黑死病**着整个欧洲大陆，无数人的生命被夺走，罗马人也未能幸免。当然，鼠疫不是罗马城人口锐减的罪魁祸首。在这期间，相似的戏码又在罗马城上演。公元1309年，法兰西籍教皇克雷芒五世（公元1305—1314年在位）在法兰西国王的鼓动下，把教廷迁往法国控制的阿维尼翁。在此后的68年里，教皇纷纷前往阿维尼翁教廷任职。

(1)　绝罚是罗马教廷对神职人员和教徒的一种处罚，即开除教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