亨利四世和他的部下所面对的罗马城是一座怎样的城市呢？本书讲述了七个年代的罗马城，1081年的罗马城是最荒诞不经的，民房和废墟同在，让人不禁想起《格列佛游记》里的场景。不少罗马人干脆住进这些废墟里，他们还给它们起了一个名字叫“地窖”。已有千年历史之久的破烂公寓里、早已废弃的浴场和剧院里、竞技场的库房里和走廊里都住满了人。罗马斗兽场更成了罗马最大的住宅区。
假设有一位罗马人乘坐时光机从公元537年的罗马城穿越到公元1081年的罗马城，他会惊讶地发现曾经熙攘的城市如今已变成寂静的乡村。以万神殿为中心的一块长方形区域勉强算得上市区，但是也没几个人住。这里最常见的是民居是平房，再就是二层小楼，都建有临街的院子，屋后有座小花园。出了这块长方形市区，人烟更加稀少。放眼望去，一个个小村落散落在广袤的农田里。罗马城的外围地区和台伯河两岸基本上是大片的果园和葡萄园。
公元1081年的罗马城已经沦为小城，只有两万到三万常住人口。这一数字远远少于哥特战争前的人口数量，是罗马巅峰时期人口数量的五十分之一到三十分之一，说不定还没有公元前387年的人口数量多。公元前387年，布伦努斯和他的高卢族人“造访”罗马时，罗马还是一座很年轻的城市。所幸人口剧减的城市不止罗马。罗马的人口相较从前大幅缩水，但是它仍然是西欧最大的城市，并且它在过去的数个世纪里也一直是西欧最大的城市。
实际上，公元1081年的罗马城是由三个城市组成的。长方形市区东、西两边各一座卫星城，分别是基督教会的一个中心，两者之间的竞争十分激烈。西边的卫星城名叫雷欧利内城，是在圣彼得大教堂的基础上发展而来，面向朝圣者。朝圣者无论尊卑都要住在这里，就算是亨利四世这样等待加冕的帝王也不能例外。当然，德意志的帝王们在这里有专属的皇宫，皇宫正对圣彼得广场。皇帝出行总是与骚乱冲突相伴，一旦发生冲突，圣彼得广场就会变为皇帝侍卫和罗马人厮杀的战场。虽说雷欧利内城在地理上完全独立于罗马城，但是罗马市中心的所有店铺都搬到了这里，因此这里要比其他的地方熙攘繁忙得多。雷欧利内城没有庞然大物般的废墟遗址，城中低矮的商铺和拥挤的街道构成了中世纪游人最熟悉、最亲切的街景。
东边的卫星城叫拉特兰，是罗马教廷的办公所在地。广袤的田野把拉特兰和罗马市中心间隔开来，形成了一个高效运转的办公区。拉特兰宫是教皇的居住地，周围陈列着许多古代文物，透着一股神圣不可侵犯的威严，其中就包括那尊著名的母狼青铜雕像。拉特兰宫前广场上耸立着一座骑马塑像，一度被认为是在基督教发展史上有着举足轻重地位的君士坦丁大帝，但是它实际上是多神教皇帝马可·奥勒留。中世纪的罗马人对历史稀里糊涂，一知半解。拉特兰宫周围还陈列着一尊巨型人形雕像的头和一只手，这尊雕像才是君士坦丁大帝，不过当时的罗马人认为它是《圣经》中的人物三松。
拉特兰城是宗教游行的起点，宗教游行是中世纪的罗马人最重视的时刻。罗马皇帝通常在竞技场上面见自己的臣民，而教皇则通常在路上面见自己的信徒。教皇同信徒见面的次数要远远多于帝王与臣民见面的次数。教皇每年都会参加城里举行的宗教游行，场面极其盛大。他有时骑马，有时干脆打赤脚，无论他走到哪儿，都有高阶神职人员、穿紫袍的贵族、罗马平民，以及打钹、拉竖琴和吹小号的乐师追随。教皇常常跋涉数千米，沿途为众人做弥撒。有些宗教游行则发源于罗马的多神教时代。罗马人为了纪念谷神罗比顾斯，每到4月25日这一天都会举行大连祷，堪称罗马的一大盛事。这种连祷仪式也跟很多教皇游行一样需要参与人员做艰苦的跋涉。不过，起点不在拉特兰城，而在战神广场上的奥古斯都太阳钟附近，人们一路向北走几千米，穿过米尔维安大桥，来到台伯河西岸（也就是今天的罗马奥林匹克体育场附近，这个体育场是意甲球队罗马和拉齐奥的主场球场），最后到达终点——圣彼得大教堂。人们有时会在晚上游行，用火把照亮前行的道路，沿途的屋顶上吊着灯笼，街边挂着吊灯。罗马人会在每年8月15日晚举行游行纪念圣母升天，每当此时，罗马城中必定万人空巷，热闹非凡。不过，盛夏时节，夜行的人们很容易被蚊虫叮咬，染上疟疾。
教皇参加游行不只为面见信徒，还为回馈信徒。教皇在教堂做完弥撒后会给教堂一大笔钱，在游行的过程中也会给富人、神职人员和世俗官员发钱，教皇这一举动明显是在效仿罗马皇帝。众所周知，罗马皇帝常在竞技场中往观众席里扔金币。教皇也会对穷人慷慨解囊。神职人员和世俗官员会在复活节和圣诞节这一天收到教皇发的大红包。新教皇登基后通常会博施济众，新皇登基也会有类似的举动。
说教皇的权力是买来的一点也不夸张。早期的教皇选举竞争常常十分激烈。残暴的本尼狄克九世在1045年被推翻后，罗马城的旧贵族一直伺机卷土重来。公元1058年，他们瞅准机会推举本笃十世为新任教皇，企图打压改革派夺回对罗马教廷的控制权。考验人心的时刻到了。罗马教廷一水儿的外地人，以致不少罗马人心生不满；被迫放弃天伦之乐和闺房之乐的低阶神职人员也对改革派当道的罗马教廷多有不满。所幸希尔德布兰德，也就是后来的教皇格列高利七世力挽狂澜拯救了不怎么得人心的改革派。他成功向诺曼人诸侯理查德·加普亚借来三百位骑士，并说服城中数一数二的富人莱昂内·迪·贝内代托·克里斯蒂亚诺替他广施钱财，收买人心。希尔德布兰德的胡萝卜加大棒政策还真奏效了。教皇本笃十世被罗马人赶出城去，提倡改革的教皇尼古拉二世（公元1058—1061年在位）成功上位。
罗马城的旧贵族气数已尽，再也无力打圣座的主意，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宗座之争就此偃旗息鼓。4年后，教皇尼古拉二世去世，宗座之争再次硝烟四起。只不过这次改革派遇到的对手不再是罗马城的旧贵族而是德意志朝廷。此时的科隆大主教安诺可谓只手遮天，他挟持了幼主亨利四世，手握国柄，一心拥立帕尔马主教卡达罗为教皇。希尔德布兰德见势不妙，再次发起“银弹攻势”，笼络罗马人。他的苦心总算没白费，成功把改革派的安塞尔莫扶上圣座，称亚历山大二世（公元1061年9月30日—1073年4月21日在位）。另一边卡达罗的竞选资金提前耗尽，被罗马人无情抛弃。也许，希尔德布兰德的贿选行为与他致力于取缔圣职买卖的伟光正形象不符。但是他使出以毒攻毒的下策也是事出无奈，因为一旦罗马教廷的控制权旁落，改革派振兴教会的计划就会彻底泡汤。
还有，教皇格列高利七世的确是穷得只剩下钱了。欧洲同时期的世俗君主常常通过赐号封土的方法笼络人心。虽然以罗马城为中心方圆25公里的地方都是罗马教廷的地盘，但是教皇们根本没有把这些土地拱手让人的打算。他们需要靠这些土地解决城中罗马人的生存需求。从前的罗马皇帝们担负着喂饱城中居民的责任，现在的教皇们将这一重任扛在了肩上。在罗马皇帝的时代，整个地中海地区都是罗马城的粮仓。在暗淡的中世纪，罗马人只能靠附近的农田吃饭，跟1500年前高卢人“造访”罗马城时别无二致。
教皇根本不差钱，花点小钱笼络人心，算不了什么。教皇派人在罗马的城门上、河港上和市场上收费，每一个欧洲人每年都要向教皇缴纳1便士的圣座献金，各地的修道院和虔诚信徒也会时不时给教皇献礼。格列高利七世登基后设立的教会法院为法官以权谋私打开了方便之门，成为教皇的摇钱树。主动向教皇示好的统治者也会十分识趣地奉上献金。例如我们曾在上文中提到，罗伯特·圭斯卡德为了化干戈为玉帛主动向格列高利七世献上黄金。垂涎神圣罗马皇帝头衔的德意志国王给教皇塞钱也是常事，亨利四世就是个例子。当然，风尘仆仆的朝圣者是教皇最大的摇钱树。
在格列高利七世的苦心经营下，城中面向朝圣者的生意变得十分红火。克吕尼改革派的教皇们为罗马教廷赢得了务实清廉的好名声，进一步增强了这座城市的吸引力。成千上万的朝圣者不远万里来到罗马城，渴求罗马的圣徒治好他们的眼疾、耳疾和不孕不育症。不过，请圣徒向上帝求情原谅他们今世的罪孽才是朝圣者朝圣之旅最重要的目的，因为只有在死前述清今世的罪孽，才能在死后上天堂。手握通往天堂大门的钥匙的圣彼得像从前一样吸引着无数朝圣者前往虔诚礼拜。朝圣者在踏上朝圣之旅前，需要先向当地的教堂报备，再从教堂里购买朝圣途中需要用到的皮质小背包和拐杖。虔诚的朝圣者相信朝圣途中的苦难能够洗刷自己的罪孽，所以即使朝圣之旅充满未知的凶险，他们也愿意赤足徒步前往圣地。当然，大部分朝圣者还是会选择骑马朝圣，毕竟既舒服又快。朝圣者们还可以沿途瞻仰圣物，例如位于沙特尔的“圣母之纱”和位于莫列讷河谷的施洗者圣约翰的遗物。
朝圣者们历尽千辛万苦来到罗马朝圣可不只为去各大教堂参拜，他们还会像普通的游客一样参观古典时期的建筑。虽然他们历史知识匮乏到无法辨认马可·奥勒留的塑像，但是这完全不会减弱他们参观的兴致。除却所谓的三松雕像，他们必去参观罗慕路斯墓穴、恺撒宫遗址（那时的人们普遍相信圣彼得大教堂是在恺撒宫的遗址上修建的）和一堆烂石头。据说，那堆石头原先是圣彼得私藏的粮食，尼禄皇帝得知后想要偷走，粮食瞬间石化。那时的人们普遍认为罗马斗兽场是一座顶部建有大穹顶的神庙，用来供奉太阳。
教皇，尤其是改革派的教皇会想尽办法从朝圣者身上捞钱，哪怕是一个便士也不放过。教会雁过拔毛，朝圣者投宿的小旅馆也要收税。我们在第三章讲到哈德良陵墓附近有一处长柱廊，它主要用来给朝圣者晾衣服和歇脚，现在里面开满了各式各样的铺子，教会当然不会放过这块税收肥肉。这些铺子不仅可以修鞋和拔牙，还售卖铺床的稻草、喂牲口的草料、念珠、瓶装圣油和祭灯。朝圣者们有往圣彼得大教堂的圣坛里扔硬币的习惯。久而久之，这些硬币成了教会的一大收入来源。其中一半的硬币都被收税员贪没了，改革派的教皇干脆开除收税员，把所有硬币收入囊中。
教皇甚至还能从死去的朝圣者身上抠出钱来。教会宣布对所有死在朝圣途中的朝圣者的财物享有所有权。长途跋涉已经让朝圣者筋疲力尽，再加上盛夏时节罗马城中肆虐的疟疾，致使许多朝圣者丧命，他们随身所带的财物也随即流到教会的口袋里。为了将使这部分收益最大化，改革派教皇利奥九世在公元1053年发布教皇训令：禁止罗马人私自藏匿患病的朝圣者和他们随身携带的财物，以及禁止罗马人劝说朝圣者离开罗马城。这条训令直接坐实了罗马人“贪婪腐化”的名声。有人曾说“罗马人”这个词在欧洲就是渎职滥权的代名词。针对罗马人作风的批评声在当时不绝于耳，例如杰弗里·马拉泰拉就曾对此提出尖锐的批评，他本人是罗伯特·圭斯卡德的传记作者。
你制定的律法罪恶滔天、漏洞百出。
贪婪和欲望在你体内野蛮生长。
万事皆交易，
你的土地上每天都上演着阳奉阴违、倒行逆施和买卖圣职的故事。
往昔的浩然正气已然烟消云散。
如今的你表里不一、两面三刀。
赤诚于你不过是表面文章。
唯利是图是你的座右铭。
借刀杀人是你的好手段。
鹬蚌相争，你得利。[5]
世人如此评价罗马人，其实也不算冤枉他们。可是罗马人听后却是一肚子委屈。他们收取不义之财也是迫于生存的压力，想要活得体面些而已，况且当权者也默许他们这么做。期待罗马人做出改变，无异于痴人说梦，毕竟这种寄生于他人的生活罗马人已经过了1000多年了。可以说，没有源源不断的外财，就没有罗马城。至于外财流入的多寡，我们大可以从1081年罗马的建筑上找到些蛛丝马迹。
哥特战争后，民生凋敝，经济萧条，外财骤减，罗马的建筑乏善可陈。也就那些被改建成教堂的古典时期的建筑还有些看头，最典型的就是万神殿。这一时期，不少建筑物因为人为的疏忽而轰然倒塌。例如阿格里帕大桥在公元8世纪倾圮。几乎在同一时期罗马斗兽场倒塌了一半，许多石块堆积在地面上。不少人曾猜测，它倒塌的原因是地震。但是就目前的资料来看，它极有可能是因自身损坏而倾圮。众所周知，罗马斗兽场的地下由两种沉积物构成，地下结构极不稳定。随着时间的推移，地表下陷，加之不少用于加固石头外墙的金属箍被人偷走，罗马斗兽场不可避免地倾圮。
公元8世纪末到公元9世纪初，城中冒出了一批新建筑物。罗马人在城中新建和改建了不少教堂，这些教堂主要分布在市中心，用来存放殉教者的骸骨。这些骸骨原先被放置在地下墓穴里，实在是不安全。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教堂是位于台伯河岸区的圣塞西利亚教堂、卡比托利欧山下的圣马可教堂和饰以拜占廷风格的马赛克画的圣普拉赛德教堂。这一时期，罗马的一部分高架渠也重新焕发了活力，例如维尔戈高架渠，很可能还包括另外三条高架渠。遭受日耳曼人**的欧洲也在这一时期渐渐恢复过来。得益于教皇和煊赫的法兰克帝国的同盟关系，罗马城迅速恢复活力。公元800年的圣诞节，教皇利奥三世（公元795年12月26日—816年6月12日在位）在罗马城为查理曼大帝加冕，查理曼大帝因此成为第一任神圣罗马皇帝，这一举动直接把两者的同盟关系推向了高峰。
9世纪下半叶，再次失去外财支援的罗马人没有再新建一座建筑物。台伯河西岸的梵蒂冈就是这次财务危机的根源。假设一位罗马人乘坐时光机从公元537年穿越到此时的梵蒂冈，他会发现圣彼得大教堂周围的区域新建了一堵城墙，这是继修建奥勒良城墙后罗马人首次新建城墙。为了躲避外敌入侵，罗马人在仓促间建造了这堵城墙。公元846年8月23日，一支阿拉伯舰队从西西里岛出发，登陆台伯河口。罗马民兵和外国居民奋起反击，但终因寡不敌众败下阵来。在旧城墙的保护下，罗马主城区完好无损，但是圣彼得大教堂被洗劫一空。阿拉伯人将教堂内的珍宝全部抢走，连教堂的青铜大门也不放过。两个月后，教皇利奥四世（公元847—855年在位）着手修建新墙，这是几个世纪以来罗马城最大的建筑项目。意大利国王兼神圣罗马皇帝洛泰尔一世（公元818—855年在位）向臣民征税，支援罗马城。大批罗马人加入修城墙的队伍。第二支企图入侵罗马城的阿拉伯舰队被风暴击沉，大批阿拉伯人沦为俘虏，成为修城墙的免费劳动力。城中大大小小的石灰窑没日没夜地运作，古时候的大理石雕像都被运到窑中煅烧成石膏。4年后，新城墙落成，取名雷欧利内城墙。新城墙状如马蹄铁，足足有3千米长，有3个门。不过，它只有奥勒良城墙的一半高，可见此时的建筑水准已经大滑坡，不复旧日辉煌。就是因为高度不够，这堵城墙在后世屡次成为罗马城的软肋。
这一时期，日子不好过的不只有罗马城，在阿拉伯人、维京人和匈牙利骑兵的侵扰下，整个欧洲的日子都不好过。欧洲大陆上的统治者们疲于自救，根本无暇顾及罗马城。罗马城没了收入来源，罗马人面对僧多粥少的局面，变得吝啬贪婪、目无法纪。谋杀教皇在这一时期变成风气，这在历史上尚属首例，罗马人也听之任之，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公元897年，教皇司提反六世（公元896—897年在位）召开了骇人听闻的“僵尸会议”，对他的前任教皇福尔摩苏斯（公元891—896年在位）进行“僵尸审判”。司提反六世命人掘开福尔摩苏斯之墓，为掘出的尸体穿上教皇礼服，将它支撑在座椅上，接受审判。此次会议宣布福尔摩苏斯以非法手段当选教皇，他用以主持圣礼的三根手指被砍掉。审判结束后，这具被扒光衣服的尸体被人扔进了台伯河里。几个月后，斯提反六世被废，后被绞死于狱中，福尔摩苏斯大仇得报。
10世纪上半叶，罗马城中兴建了一批修道院和一座皇宫。皇宫位于万神殿以北，是在塞拉皮斯神庙的遗址上修建而成的。这一切都要归功于善于弄权的罗马豪门克雷申蒂家族，这个家族的人为了上位无所不用其极。克雷申蒂欧是克雷申蒂家族的创始人，是罗马政坛上呼风唤雨的存在。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克雷申蒂欧扶持自己的亲信约翰十世登上宗座。约翰十世骁勇善战，曾亲自带兵征战，一直到把阿拉伯人彻底赶出意大利中部。约翰十世心里盘算着，等克雷申蒂欧百年之后，罗马城就是他的了。很明显，他没把克雷申蒂欧的女儿玛洛齐亚夫人当回事。玛洛齐亚夫人下狠手绞死了约翰十世，顺理成章地成为罗马城的实际统治者。她为了扩大手中的权力，先后嫁给南欧两位极具实力的国王。她的儿子阿尔贝里希率兵将她推翻并软禁在哈德良陵墓的城堡里。阿尔贝里希统治罗马城长达20年之久，其间在塞拉皮斯神庙的遗址上修建了一座皇宫，并扶持自己的儿子登上宝座。出身克雷申蒂家族的统治者们称不上仁厚，但是在他们的治下，罗马城重新焕发熠熠光辉。
公元963年，德意志国王兼神圣罗马皇帝奥托一世（公元936—973年在位）为克雷申蒂家族的辉煌时代画上了句号。他在这一年出兵罗马城，胁迫教皇加冕他为神圣罗马皇帝，为罗马政坛开启了一个新的时代。德意志统治者把罗马教廷交到改革派手上。改革派教皇专注于道德改革，根本没有兴趣新建教堂。但是，在改革派教皇在位的35年里，城堡如雨后春笋般大批出现。兴建城堡在11世纪的欧洲开始成为风尚。城堡不仅可以彰显主人的地位，还可以防范邻人。到公元1081年，罗马的十三大家族建造了一大批城堡，这些城堡主要分布在台伯河岸区。他们还热衷于在古建筑遗址上建城堡。古建筑的城墙厚实又稳固，在此基础上修建的城堡往往固若金汤。弗兰吉帕尼家族控制着古罗马广场一带，把广场旁的罗马斗兽场改建成了一座城堡；科尔西家族把卡比托利欧山上的古罗马档案局改建成了一座城堡；莱昂内·迪·贝内代托·克里斯蒂亚诺和他的继承人皮耶尔莱昂尼家族控制着台伯岛，他们把马塞勒斯剧院改建成了一座城堡；塞普特佐尼姆家族把帕拉蒂尼山上的一处延伸垛壁改建成了一座城堡；哈德良陵墓是罗马城的战略要地，今称圣天使堡，在公元1081年称克雷申蒂堡。
这十三大家族的成员在各自的城堡中过着怎样的生活呢？根据考古发现和对法律文献的研究，公元1081年的罗马城满是荒凉和萧瑟。昔日之乐不可追。罗马原有的11条高架渠，如今只有维尔吉内高架渠还在运行，负责将水运往今天的特莱维喷泉一带。梵蒂冈的用水主要依靠一条名为达玛西亚纳的小高架渠，这条渠建于公元4世纪。彼时罗马人的饮用水主要源于水井、雨季的泉眼和台伯河。享乐型洗浴早已成为遥远的记忆。
跟从前的罗马富人相比，公元11世纪的罗马富人过着简朴的生活。这一时期罗马人的居住环境远比同时代其他欧洲人的居住环境好，但是跟古典时期罗马人的居住环境没法比。万神殿以西的亚历山大浴场遗址是彼时罗马人争相落户的地方，这里的房子带有大理石楼梯和种满苹果树及无花果树的小花园，但这些房子是用旧砖石垒起来的，难掩破败。出了市中心，郊区的村庄里住着罗马的富裕阶层，彼时的他们却过着跟农民一样的日子。打理花园里辟出的小菜园，然后踩着木头楼梯去二楼休息，楼下挤满了家畜。眼前的情景对罗马帝国的贵族来说简直是匪夷所思。罗马城的穷人住在两到三米宽的木头房子里，房子空间狭小，简陋破败，比2000多年前罗马人的祖先居住的茅草棚屋好不到哪里去。
但是也有进步的地方。一份1127年的文件曾提到，公元1081年罗马人的家中很有可能已经装上了舒适的壁炉。彼时罗马人的房屋结构十分简易，但是屋内的陈设却精致考究。这一时期的嫁妆和遗嘱清单常常包括厨房用具、嫁衣、床、寝具、华美的墙幔、胡桃信插。羊皮纸书也是这些清单上的“常客”，这时中国的造纸术还没有传入欧洲。羊皮纸书的频繁出现也从侧面印证了一件事：在公元11世纪，大部分出身良好的罗马人都能读写，而放眼整个欧洲，只有教会里的神职人员不是文盲。
罗马人的健康状况相较以前有所改善，但是烦心事可一点也不比从前少。这一时期的罗马人因为没有每天洗澡的习惯，很可能需要经常赶跳蚤和抓虱子。好在城中人口数量大幅缩水，麻疹等一些疾病不再属于常见病。公元1081年的罗马人的预期寿命很可能要比500年乃至1000年前的罗马人长。还是那句话，要是他们能在疟疾季花钱逃到别处去，那么他们的预期寿命肯定还要长。
公元11世纪，罗马人得病后的第一反应往往不是恐慌，而是内疚。基督教认为人之所以得疟疾和疯病是因为作恶太多，得麻风病是因为不检点。当然，这种观点遭到了许多人的非议。另外，基督教的崛起并没有像人们想象中的那样有影响力，彼时的罗马人对健康的认识与多神教时代的罗马人并无太大差异。中世纪的罗马人一旦患病，也跟多神教时期的罗马人一样，只有两条路可走：一条是求助宗教；另一条是求助专业医生。这一时期的罗马城中医院林立，但是里面的大夫都是神职人员，他们治病救人的方式居然是做祷告。这样一来，这些医院反而成了疾病的传播地，真想治病还不如去教堂。古罗马广场上的葛斯默和达弥盎教堂是不错的选择，葛斯默和达弥盎是天主教的两位医圣，这座教堂是在卡斯托尔和波吕克斯神庙的旧址上建造起来的。医生都难以治好，天主教徒们却吹嘘天主教的医圣包治百病，就跟多神教徒吹嘘医神阿斯克勒庇俄斯包治百病是一个路数。
就求助专业医生这一条，公元1081年的罗马人的选择权要远远大于大部分欧洲人。日耳曼人大规模入侵，致使大量医学典籍散佚，无数疗法被人遗忘，欧洲医学遭遇了古典时代以来最大规模的破坏。所幸罗马和南意大利的医学遭遇的破坏程度不大，这里医生的医术跟1000年前的同行的医术不相上下。这一时期，杏林高手往往是犹太人，这得益于他们扎实的医学功底。众所周知，在阿拉伯世界，宗教和医学有着明确的分界线，阿拉伯医学因此能够在文艺复兴之前保持领先地位。
公元1081年，大批犹太人生活在罗马，其中不乏医生。犹太人本杰明·图德拉曾在约公元1000年到访罗马城后写道：罗马有一个2000人的犹太人社区。罗马不仅是基督教世界的中心，还是犹太教在欧洲的中心。城中的犹太人具有较高的社会地位，原因有二：一是犹太人社区在城中有着最悠久的历史；二是罗马人普遍认为基督教的礼拜仪式是对耶路撒冷圣殿礼拜仪式的传承。罗马的犹太人和教皇走得很近，在图德拉那个年代，教皇亚历山大三世的私人管家就是一名犹太人。他们还时常代受虐待的族人向教皇求情。众所周知，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天主教世界普遍存在虐待和迫害犹太人的现象。公元11世纪末，罗马的犹太人还同莱昂内·迪·贝内代托·克里斯蒂亚诺交好。我们曾在前文中提到，克里斯蒂亚诺曾在教皇选举中向格列高利七世提供金钱，贿赂选民。从莱昂内·迪·贝内代托·克里斯蒂亚诺的名字不难看出，他的祖上是改宗天主教的犹太人。
罗马生活着众多犹太人，但是它并不是一座种族多元化的城市。雷欧利内城的大街上挤满了操着不同语言的朝圣者，但是居住在台伯河两岸的人只能听到意大利语，偶尔会听到有人说拉丁语。拉特兰城里的一些高阶神职人员则用德语交流。在公元11世纪，罗马的文化很可能没有公元6世纪30年代的文化多元，后者至少深受哥特文化的熏陶。
罗马人的食物倒是变得越来越多元化。昔日那个熙熙攘攘的市场如今已经从台伯河边搬到卡比托利欧山的山坡上。摊上摆着鱼、各色肉类、蔬菜、水果，还有醋、葡萄酒和芥菜油，琳琅满目。从远东地区进口的黑胡椒不仅是古典时代的宠儿，也是这一时期的宠儿。比黄金还要珍贵的黑胡椒甚至充当过货币。市面上的奶酪种类繁多。早在几个世纪前，水牛被伦巴德人引进意大利半岛，一说拜占廷人，以水牛奶为原料的马苏里拉奶酪很可能已经变成罗马人餐桌上的寻常食物。阿拉伯人占领西西里岛后，不少具有异域风情的食物经由西西里岛传入意大利半岛，其中包括茄子、菠菜、石榴、杏仁、大米、藏红花、甘蔗和柠檬。
公元1081年，罗马菜已由古典时期的泰国风味转变为明显的意大利风味。公元11世纪的罗马人爱吃一种名叫pulmentarium的蔬菜酱，这种蔬菜酱是意大利面酱和比萨饼浇头的雏形。新鲜意面在古典时代就已出现，但是目前尚无明确证据可以证明新鲜意面在11世纪受到追捧。意大利人在这一时期还没有发明出干意面，更何况美洲人都还没来得及发现西红柿呢。到公元1081年，作为餐具的叉子已经出现在罗马城。叉子最早在公元10世纪有书面记录：一位穿着精致的拜占廷公主在威尼斯用叉子进食，在当时引起了一场不小的轰动。
相较从前，罗马人的贫富差距在这一时期大大缩小。罗马的十三大家族跟过去富得流油的罗马贵族没有任何可比性。在这一时期，教会是罗马大部分土地的主人，这些大家族不过是些租户罢了。这一时期的罗马人基本不清楚自己的祖宗是谁，没了祖宗的荫蔽，大家都别装世家子弟，都是暴发户。有城堡、有钱、有人脉才是硬道理。
处于社会底层的罗马人想尽办法突破阶层。与公元410年和公元530年的罗马城相比，公元1081年的罗马城有着人数可观的中产阶层。这一切都得益于充满生机的城市经济和高效的生产方式。尽管如此，公元11世纪的罗马城依旧没有洗去寄生的底色。贝利撒留发明的水上磨坊在台伯河上已经小有规模。手艺人开的铺子比比皆是。制铁工和陶瓷工聚居在台伯河岸区，木工和制盾工聚居在台伯河的大桥周围，鞋匠、毛皮裁缝和青铜工匠则聚居在古罗马广场一带。这一时期的罗马城还是欧洲重要的金融中心，这里的放债人不仅把金子借给教皇，还把钱借给来教会法院打官司的外地人。为了得到满意的判决结果，这些外地人借了钱就忙不迭地塞给主管案子的法官。我们在前文中曾提到，教会法院是格列高利七世的“手笔”。
罗马城的中产阶层诸如法庭书记员、低阶神职人员、建筑工人、军人、工匠、店掌柜都过着舒服、安逸的日子。在这一时期，房租极便宜，他们中的不少人会在城内租两三处房子，再在城外租一小块地。马匹和锁子甲是这一时期中产阶层的标配。在四旬期第一主日，人们成群结队地涌向那座堆满废弃土罐的人造山“泰斯塔西奥山”，他们来此山，一是为了嬉戏游玩，二是为了猎杀一只公熊、一头小公牛和一只小公鸡献祭。这三种动物分别代表人类的三宗罪：恶毒、傲慢和色欲。穷人只能步行去“泰斯塔西奥山”，屠夫、法庭书记员、十三大家族的成员则同教皇一同骑马去。罗马城依然有不少穷人，而我们也一如往常对他们知之甚少。公元1081年，罗马城的蓄奴现象已基本消亡，但是整个西欧仍零星存在着蓄奴现象。没有了奴隶，罗马富人的饮食起居开始由用人打理。用人的生活要比奴隶的生活好过些，前者至少有婚配权和财产权。
最后，罗马社会在这一时期的父权制色彩要比从前暗淡许多。中世纪的人并不关心妇女权益，但是公元1081年的罗马妇女，至少出身上层的妇女，要比我们想象中富有。这在某种程度上得益于罗马法系，这一法系要比同时代意大利半岛上的其他法系对女性宽厚得多。罗马妇女因此可以享有跟自家兄弟同等的继承权。当然，她们还跟从前的罗马妇女一样十几岁就要嫁为人妇，她们的丈夫也跟从前一样比她们大个10岁左右，这意味着她们有很大概率成为富有的寡妇。意大利妇女的土地所有权在公元11世纪迎来了一个小高峰。不少子女从母亲那里继承财产，甚至有不少子女随母姓。当然，随母姓可能主要是因为子女为非婚生子，或者是因为他们的父亲是教士。在公元10世纪，官方记录里有超过三分之一的罗马人随母姓。这是一个女人手握实权的年代，托斯卡纳藩侯玛蒂尔达就是其中的一个典型。英勇不凡的她曾亲自带兵血战沙场，捍卫疆土。
生活在热那亚的父亲们在公元11世纪末立的遗嘱一直保存至今。从这些遗嘱中不难看出，这些父亲个个忧心忡忡。公元11世纪初的罗马父亲也好不到哪里去，他们普遍担心自己活不过风华正茂的妻子，担心自己死后妻子改嫁，担心子女的继承权被外人抢走。为了防止妻子改嫁，他们不惜下血本让妻子为自己守寡。他们还担心子女早夭后没钱做弥撒，无法升入天堂，于是会在遗嘱中特别为子女留出一部分做弥撒的钱。值得一提的是，在那个年代，孩子早夭是常事。没有子嗣的人也个个忧心忡忡，担心自己晚年没人照顾，他们选择领养孩子。
撇开上述这些烦心事不说，罗马人一不小心就会被卷入十三大家族的钩心斗角中。等到格列高利七世登基的时候，这些家族之间的明争暗斗已渐趋白热化。公元1062年，科隆大主教安诺挟持幼主亨利四世，德意志朝廷拥立安诺的亲信为教皇。围绕这一事件，十三大家族之间产生裂隙。我们在前文中曾提到，希尔德布兰德铆足了劲贿赂选民，重挫德意志朝廷，顺利扶持改革派教皇上位。尽管如此，这次教皇之争把这些家族割裂成两派：教皇派和皇帝派。这两大派系之争很可能就是吉柏林派（皇帝派）与圭尔夫派（教皇派）之争的滥觞，两派的混战令意大利陷入长达几个世纪的动**。说不定亨利四世围攻罗马城也与此事有一定的关系。
包括弗兰吉帕尼家族、科尔西家族和莱昂内·迪·贝内代托·克里斯蒂亚诺及他的继承人皮耶尔莱昂尼家族在内的大多数家族选择向教皇效忠，剩下的三大家族则选择向德意志皇帝效忠。公元1075年，教皇格列高利七世下属的一位官员同杰恩西奥·迪·斯特凡诺发生口角。出身十三大家族的杰恩西奥·迪·斯特凡在哈德良桥上建造了一座塔楼，专向过路人收取过路费，教皇格列高利七世的城市执政官将他逮捕，并执意将他处死。下一年的圣诞节，格列高利七世依照传统在玛格丽圣母大教堂主持弥撒。一场突如其来的大雨，顿时令教堂里的罗马人作鸟兽散，整座教堂变得空空****。迪·斯特凡诺瞅准时机报复，带着一群持械的打手闯进教堂，抓住教皇格列高利的头发将他扔到马上。他们成功挟持了教皇，把他带到附近的一座塔楼上，这座塔楼是迪·斯特凡诺家的房产。这场闹剧很快就被平息了。翌日，天气放晴，一群罗马人将教皇解救出来。教皇原谅了迪·斯特凡诺的鲁莽行为，但条件是他得去耶路撒冷朝圣。迪·斯特凡诺先答应去朝圣，然后就逃到亨利四世在意大利半岛的根据地帕维亚去了。这件事看起来无关宏旨，却似乎又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此事件可能是致使亨利四世对局势作出误判的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