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罗马城能够成为仅次于耶路撒冷的基督教圣城靠的可不仅仅是教宗编造几个殉教者那么简单。当基督教还未被世人普遍接受的时候，罗马的主教们便向外界宣称了他们独一无二的权威性。圣彼得由耶稣亲自选定，而罗马城的第一任教宗是圣彼得。如此一来，主教们便将自己的职位与耶稣直接联系起来。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圣彼得大教堂会成为罗马最大的教堂。
但是，罗马主教们的言论尚存疑窦。早期的基督教经文并没有提及圣彼得曾来罗马传教。耶稣受难后，圣彼得的身影也从经文中消失了。罗马的基督徒宣称圣彼得曾和圣保罗一起来过罗马传道，但是这种可能性极小。根据经文记载，圣保罗从未见过耶稣，他的主要任务是给外邦人即非犹太人传教，且他与耶稣在耶路撒冷的门徒关系紧张。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教宗庇护十二世决定对此事进行调查，于是命令一个名为路德维格·卡斯的德国牧师开掘圣彼得大教堂下的古代陵墓。卡斯果然在教堂圣坛的正下方找到了一座简陋的墓碑。然而，卡斯的这一发现不仅没有解决先前的问题，反而带来更多的疑问。墓地墙上圣彼得的名字只出现过一次，而圣洛伦佐教堂下的墓地墙上写满了劳伦斯的名字。不仅如此，坟墓中骸骨的主人是一个死亡时年龄为60多岁的人。按照这个年龄推算，圣彼得应该死于韦帕芗皇帝年间，而非基督徒们所公认的尼禄皇帝年间。看着眼前的这具骸骨，庇护十二世和卡斯都很难高兴起来。不久后，这具骸骨便不知所终了。这么看来，罗马主教们放出的这些言论不过是他们施的障眼法罢了。
这个障眼法反而造就了罗马城，让这个城市在漫长而艰难的中世纪得以存活下来。等到公元408年，躺在圣彼得大教堂圣坛正下方简陋墓地里的人究竟是不是圣彼得早已不再重要，重要的是人人都相信墓地里躺着的是圣彼得。他和圣保罗很快取代了罗慕路斯和雷穆斯成为罗马城的新任保护神。圣彼得和圣保罗作为基督教著名的殉教者埋骨罗马城，达官显宦们也有样学样，绞尽脑汁把自己的墓地选在罗马城。君士坦丁一世为自己的家人在诺曼塔纳大道建造了一座庞大的皇陵，其中就有他为女儿圣科斯坦沙建造的一座华美的圆形教堂，教堂内壁装饰着各种各样的马赛克画，几乎都与基督教无关，从振翅高飞的鸟儿，到酿葡萄酒的工人，到长相奇怪、瞪着双眼的蓝色面庞，不一而足。公元408年，西罗马皇帝霍诺里乌斯为自己和家人建造的皇陵刚刚落成。这座皇陵就建在圣彼得大教堂旁边。
与耶稣攀上关系对宗教政治也大有裨益。公元408年，罗马的主教们牢牢统治着即将分崩离析的西罗马帝国，他们至高无上的权力甚至得到了高卢、西班牙和不列颠主教们的认可。前者还没有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教宗，但是指日可待。他们养尊处优，过着舒适的日子。据罗马史学家阿米安·马塞林记载，公元4世纪晚期，罗马城的主教们出有马车接送，入有贵妇献礼，身着锦衣华服，餐桌上美酒珍馐应有尽有，排场赛帝王。马塞林本人并不是基督徒。很多人挤破头都想要这肥差，甚至不惜为此大打出手。公元前4世纪60年代末期，达马苏斯一世和他的对手乌尔西努在罗马城中分别被拥立为主教，造成两派之间持续两年的冲突。100多人在一次小冲突中被打死。这场冲突的起因绝非神学观的相左，而是台伯河两岸基督徒的地盘之争。当局只好发布禁令，禁止不同派系的基督徒在城区32千米以内的地方集会。而基督教的派系冲突也并非当局发布禁令就能禁绝的。天主教内部的派系冲突在接下来的1000多年里一直困扰着人们。
当然，公元408年的罗马不只有政治和宗教。罗马城的基础设施丝毫不逊色于它的建筑杰作。城中的7座高架渠每天为城中居民供给的水量相当于100万个浴缸的容量。这些水不仅需要用来供给街边的喷泉和私宅里的喷泉，还需要供给城中的800个大大小小的浴场。因而这个时代的皇帝比此前的皇帝多了一个被后人记住的渠道。公元408年，罗马城中建有11座大型公共浴场。其中，戴克里先时代建造的公共浴场面积最大，这些大浴场建于1个世纪以前。当年为了建造这些大浴场，建筑工人甚至将罗马的一个区全部拆除。戴克里先时代的公共浴场的面积全部加起来相当于12个标准足球场那么大，可容纳9000人同时沐浴。这些公共浴场的一般分为4个区域：露天游泳池、冷水厅、温水厅和热水厅，其中热水厅十分宽敞。
正所谓民以食为天，罗马人的饮食也不得不提。公元408年的夏天（5月到9月），每当海面平静的时候，成群结队的货船便会穿越地中海，来到罗马的港口。罗马人通过海运输送食物已经有几百年的历史了。谷物、橄榄油、葡萄酒和鱼露等各式各样的奢侈食物在码头上应有尽有。码头上甚至有中国产的丝绸以及斯里兰卡和印度尼西亚东部产的调味料。至于这些东方国家，罗马人只是偶尔听人说起过而已，并不了解。卸下的货物很快被装上驳船，奴隶们负责拉着驳船走在35千米的台伯河河道上，把货物卸载到河边的各个码头上。台伯河左岸码头的上方耸立着一座小“山”，这座“山”是专门用来证明罗马人的胃口有多好的山，而不是普通意义上的“山”。这一座“山”由无数土罐的碎片堆积而成。这些土罐原本用来装从西班牙和非洲行省运来的橄榄油，它们是一次性的，所以奴隶们在把土罐里面装的橄榄油倒进桶中后，便会把它们摔成两半扔在这座“山”上。
政府规定禁止用马车装运货物，也禁止在白天装运货物，人们只好在晚上将码头上卸下来的食物装在手推车上，或者驴子和奴隶的背上。自恺撒时代开始，为了防止市区交通堵塞，政府便禁止这类手推车白天在马路上运送货物。从此以后，便有不少作家在他们的文章中抱怨自己被轮子发出的咯咯声和其他一些噪声吵得整夜睡不着。公元5世纪早期的一些文献证明，由于资源变得更为匮乏，罗马的人口数锐减。尽管如此，没有任何证据表明白天禁止用车运送货物的禁令已经被解除。罗马人对市政建设着实不在行。除了少数的几条主街，罗马的大多数街道都非常窄，背街小巷里常常堆满垃圾。消防员会在夜间巡查，但是失火已成常态，连遍布建筑杰作的罗马主城区也不能幸免，再高大的防火墙都无济于事。公元283年，古罗马广场被烧成平地。罗马城迷宫似的地形还让它成为抢劫犯的天堂，因此在没有保镖护送的情况下，罗马人夜间是决计不敢出门的。
没几个罗马人雇得起保镖。让那位从共和时代早期穿越而来的罗马人惊掉下巴的事还在后头呢。如果说公元前4世纪80年代的罗马城是一个贫富差距极大的地方，那么公元408年的罗马城则变成了一个贫富差距更大的地方。罗马城的阶级分化从未像此时一样严重，这一情况大大削弱了罗马人对国家的忠诚度，进而为蛮族侵略者提供了一个绝佳的契机。站在金字塔顶端的那一小撮富可敌国的罗马人背后站着几大权势滔天的家族，家族成员均受过良好的教育。各家族势力盘根错节，织就了一张密不透风的网。出身这几大家族的罗马贵族与简·奥斯汀笔下的主人公别无二致，他们所求的不过是为女儿寻个好婆家，为儿子在军队或者政府中谋个有前途的好差事。唯一不同的可能是奥斯汀笔下的主人公并不像这些罗马贵族一样握有元老院的权柄，为儿子的前途铺路可是一笔花费不菲的开销。财务官(5)是罗马人在仕途上第一个重要的职务，主要负责筹备奢侈的比赛。所幸，罗马的大家族都富得流油，再奢侈的比赛他们也赞助得起。他们的不动产遍布整个西罗马帝国。他们住在市中心繁华地段的大房子里，有的家族甚至拥有十几套这样的大房子。瓦伦蒂尼宫下曾出土一个大户人家的宅邸，仅占地面积就1800平方米，建有多个花园式庭院、马厩和储藏室，甚至还有一个结构复杂的私人浴场。
宴饮之乐是罗马贵族阶层的人生乐事之一。这一时期罗马城中已经出现了带有单间的饭店，罗马贵族可以在饭店里宴客，但是他们更喜欢在家里设宴。公元2世纪到公元3世纪的文献详细地记载了罗马贵族宴饮的细节，这些细节在公元5世纪初期也并没有太大的变化。这一时期的宴会往往集严肃与活泼于一体，参加宴会的人往往也能玩得尽兴。主人和宾客斜躺在大躺椅上，躺椅的数量通常是9个，有时是18个，偶尔是27个。客人的躺椅与主人的躺椅之间的距离取决于客人的身份。他们的妻子则端坐在他们的旁边。主人为了表示欢迎，待客人们进屋后会献上一杯加香料的葡萄酒或一杯蜂蜜酒，然后再给他们戴上花环（鉴于基督徒十分反对戴花环这一传统，那么在公元408年这一传统很可能已经不复存在了）。空气中夹杂着焚香的味道和男女宾客身上的香水味。宾客们主要用手进食，然后用自带的餐巾擦手，或者用桌布擦手，又或者用男侍者的头发擦手。男侍者们特意将头发留长供客人们擦手用。每上一道菜都需要报菜名。为娱宾客，奴隶们载歌载舞，他们表演戏剧、朗诵诗歌、玩抛接杂耍和舞剑，直至宴会结束。
他们上菜的顺序跟现代罗马人的上菜顺序并没有太大差别，都是先上头盘，再上汤，最后上甜点。古典时期的罗马人已经能吃得上原始的意大利面了（在希腊语中，这种面食被称作烤宽面）。除此之外，帝国时期的罗马菜和现代意大利菜则迥然不同。根据现代人的口味，古典时期的罗马菜更接近于泰国菜，而不是地中海菜。对于一个日常以蔬菜为食，偶尔才能吃到肉质发硬的肉的共和时代的罗马人来说，公元408年的罗马菜完全是陌生的存在，尤其是海鱼。除此之外，这个时期的罗马菜通常需要加不少调味料进行调味。迦太基人发明的一种经过发酵的鱼露，又称鱼酱油，是常见的调味品，跟今天泰国菜和越南菜里常用的鱼露味道很像。为了增加辣味，这个时期的罗马人还喜欢往菜肴里加香菜和大量的黑胡椒。大多数菜肴要比我们想象中的简单得多，例如黄瓜沙拉、孜然花椰菜和鸡蛋凤尾鱼。罗马贵族在举行大型宴会时，会上一些罕见的菜品宴客，例如海豚肉丸、龙虾香肠、鱼香肠、母猪的子宫和**，以及蔬菜炖火烈鸟肉或鸵鸟肉。
待客人们洗完手，桌上的餐食全都撤下去后，他们便开始玩餐后游戏。酒会便是这类餐后游戏的一种。在场的宾客指定他们中的一位宾客决定在场的人应该喝多少酒，避免有人喝醉闹事。这种酒一般都兑过水。酒会上讨论的话题也被精心设计过，如果他们讨论的话题变得十分有争议性，那么他们便会立即中止讨论。客人们可以斜躺在躺椅上专心地听人讲故事，也可以玩点小游戏，例如西洋双陆棋、国际跳棋和掷骰子。当然，有时候他们也会玩点无聊的游戏，例如把酒浇在一条小船上，让这条小船从水桶的水面沉入水底。
在公元408年，几乎没几个罗马人能办得起这种盛大的宴会。绝大多数罗马人过着捉襟见肘的日子。普通罗马人住的公寓楼与今天罗马市中心的公寓楼在结构和外表方面大同小异。但是在舒适度方面，前者远不及后者。主楼梯下便是公共厕所，居民们需要常常提着饮用水爬楼梯，拎着夜壶下楼梯。一栋公寓楼最高有七层，像极了彩虹的七种颜色，也像极了七个不同的社会阶层。最富裕的居民往往住在第一层（第一层的住户往往是整栋公寓楼的业主），他们根本无须爬上爬下地提水拎夜壶。他们有专门的小厨房为自己烹饪饭菜，掌勺的一般是奴隶。住的楼层越高，生活越不方便。二楼的房间一般都有阳台和一两个用来做饭的简易手提炉灶。二楼以上的住户则无法在自己的房间里做饭，这样一来他们不得不去街边的小店填饱肚子，小店里供应的简单餐食与800年前的罗马人的餐食差别不大，例如粥、面包、炖豆和蔬菜。公寓的顶层就是贫民窟，屋顶常常漏雨，木头支起的墙在大风面前不堪一击，屋里更是冬冷夏热。除此之外，这里的居民还得担心发生火灾，毕竟住的楼层越高，逃生的可能性就越小。
火灾和疾病是罗马人常担心的两件事。好在罗马还有不少值得欣慰的地方。罗马的街道都被打扫得相当干净，高架渠供水让罗马人免于介水传染病的困扰，公共浴场洗浴让他们免于寄生虫的侵扰。饶是如此，情况也不容乐观。罗马城里总是臭气熏天。我们在前文中曾提到，公寓楼往往建在粪坑之上，穷人家里往往脏乱不堪。罗马城有六大下水道，这些下水道里的洗澡水、粪便、食物残渣和生产污水被直接排放到台伯河里，河水受到严重污染，以致在台伯河口数千米内捕到的鱼都是不可食用的。只有在拂晓时分罗马城的空气是清新的。只消一会儿工夫，各种怪味便开始弥漫在空气中，其中还夹杂着粉尘和烟雾。这些烟雾大多来自街边的熟食铺、家用的炉灶以及八百多个大大小小的浴场。
罗马城并不是一个宜居的城市。作为一个人口密集的大城市，罗马城非常拥挤。人口密度大也意味着流行病多，例如麻疹、腮腺炎、肺结核和天花。疟疾绝对算得上罗马城居民的头号杀手。公元1世纪的社会讽刺作家朱文诺曾在自己的一首诗中提到罗马人常常一次患上三种疟疾。经过数月的高烧发热，病人的身体便会出现三日疟的发热症状，三日疟是这三种疟疾中杀伤力最小的一种，等到另外两种疟疾的症状相继出现，也就意味着病人即将痊愈。根据确切的记载，罗马城每6年就会暴发一次严重的疟疾，疟疾常发于夏季暴雨后。河水很容易成为蚊子的滋生地，居住在河边的疟疾病人的病情往往要比居住在其他地方的疟疾病人的病情更严重。居住在河边的往往都是罗马城中最穷的人。儿童和从北方来的游客都是疟疾的易感人群，前者是因为整体免疫力低，后者则是因为缺乏针对疟疾的免疫力。
总之，罗马城并不宜居。近代早期的一些数据表明，罗马城就像个筛子，活下来的人越来越少，因而需要不断地从其他地方吸收移民。这种情况在公元5世纪初期也不会有太大不同。研究估计古典时期的罗马人的平均寿命约为25岁。罗马城的大多数穷人根本活不到25岁，富人们的寿命则会长很多。富人们住在山上，而穷人们则聚居在疟疾肆虐的低地。此外，在疟疾最凶猛的8月和9月，富人们还可以搬到自己在乡下的住宅里。
罗马的富裕阶层在生病的时候通常会选择去看医生。公元408年，罗马城中已有不少医生，但是鱼龙混杂，良莠不齐。比较专业的医生一般都研习过希波克拉底和盖伦的医学著作，这些医生往往能够做到对症下药。尽管希波克拉底和盖伦的医学著作中存在一些误导性的概念，例如希波克拉底认为，人的肌体是由血液、黏液、黄胆汁和黑胆汁这四种体液组成的，疾病正是由四种**的不平衡引起的。那个时代的大部分医生要么把诊所开在家中，要么开在街边。还有一部分医生随身携带青铜制的医疗箱去病人家中看诊，这种医疗箱的盖子是可以滑动的，方便从里面取药品，这些药品大部分都没有疗效。病人们除了寻医问药还有别的选择。虽然阿斯克勒庇俄斯神庙已被关闭，但是病人们还可以去教堂祈祷圣徒救他一命。
罗马城并不宜居，但是并不妨碍罗马人继续在这里生活下去。公元2世纪罗马城的人口达到顶峰，城内人口在100万到150万。公元150年，罗马城中首次暴发鼠疫（也有可能是天花），导致人口数量急剧下降。“3世纪危机”期间，由于政治动乱和通货膨胀，人口进一步下降，不过随后人口数量出现回升。研究人员通过研究公元4世纪晚期的口粮配额记录发现，罗马城至少有80万人，是当时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城市。
那位从共和时代早期穿越而来的罗马人在听到“口粮配额”这四个字后，很可能会一头雾水。公元408年，发放救济口粮在罗马城中已是司空见惯之事。供应谷物、食用油、葡萄酒和猪肉的食物供应中心在城中随处可见。申领救济口粮在现代人看来可能有些不可思议。实际上救济口粮的目标人群并不是身无分文的穷人，而是罗马的普通居民。国家发放救济口粮也不过是为了增强普通罗马人对国家的认同感。底层的穷人为了活命只能沿街乞讨。不久后，情况发生了变化。公元4世纪晚期，基督教堂开始向穷人分发免费的救济食物。
那么那位穿越而来的罗马人不禁要问，罗马平民过着怎样的生活？他们建立的政治组织、国中之国和神庙呢？他们编写的文献和发明的罢工战术呢？所有的一切都在罗马共和国末期灰飞烟灭。到公元408年，罗马平民在政治上彻底失去话语权。只有在口粮配额因天灾人祸被削减的时候，他们才会奋起反抗。聚众抗议、焚烧官署就是他们反抗的手段。
罗马平民在政治上丧失话语权的根由是奴隶群体的日渐壮大。罗马共和国早期，奴隶相对稀少。当然，罗马共和国在占领维爱城后，很多维爱城的居民沦为奴隶。罗马帝国鼎盛之时也是奴隶人口最多之时。他们有的来自罗马帝国的腹地，有的则来自罗马帝国的边陲。他们与罗马城的自由民一起将罗马城打造成一个多族裔聚居的国际化大都市，一如今天的伦敦和纽约。街道上游人如织，各国语言穿插其中，例如德语、叙利亚语和西塞亚语等。奴隶的身影无处不在，他们是剧场里的仆役，是建筑工地上的工人，是码头上的搬运工，是商店里的店员，是大户人家的厨师和看门人，是装潢设计师，是演员，是珠宝手艺人。只要是你能想到的职业，就有他们劳作的身影。放眼整个罗马帝国，大批的奴隶正忙着耕种农田。罗马的自由民只有在战时才能派上用场，他们的政治权利也因此被大大削弱。
公元406年，也就是亚拉里克率族人兵临罗马城下的两年前，罗马城内的奴隶市场人头攒动。大批哥特人在拉达盖苏斯的带领下突袭托斯卡纳，结果兵败被捕。拉达盖苏斯在用兵方面的确不如亚拉里克谨慎。一部分哥特战俘被编入斯提里科的军队。斯提里科被处决后，这些被收编的哥特士兵为躲避针对蛮族士兵的大屠杀，叛逃至亚拉里克军中。其余的战俘则被困在罗马城中，沦为奴隶。实际上，罗马的奴隶早已供过于求。在那个时代，国家连年征战，不断有战俘沦为奴隶，罗马的奴隶买卖也不再好做。买几个奴隶对家财万贯的富豪来说算不上是多大的花销，但是对囊中羞涩的普通人来说可是不折不扣的奢侈消费。罗马的普通人没钱购买奴隶照顾他们的起居，只好跟600年前的同胞一样自力更生。
罗马人的家庭关系也出现了历史性的倒退。走在公元1世纪到公元2世纪的罗马城中，你可能会产生一种错觉：罗马人对男女两个性别的权利关系的看法仿佛自《十二铜表法》（于公元前449年颁布）颁布以来就没怎么变过。大街上几乎看不到女性的影子，罗马的贵妇几乎不参与社会生产，她们要么大门不出，二门不迈，要么就去走亲访友。上街采购是男人和奴隶的事，女人实在需要外出，则要佩戴面纱。这种现象不禁让人想起今天还有不少中东女性在出门前需要佩戴面纱。但是，我们不能武断地将这两种现象等同起来。罗马帝国在其全盛时期十分开明。罗马的律法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一时期的女性，尤其是上层女性，享有财产继承权，即使离婚也不影响她对所继承财产的绝对支配权。在这一时期，女性的平均结婚年龄是15岁，男性的平均结婚年龄则是25岁，所以青春守寡是普遍现象。跟以前的孩子相比，这一时期的孩子可以说是在蜜罐里长大的。出身富裕家庭的孩子更是被父母捧在手心里，当然这样极有可能把孩子惯坏。
但是等到公元408年，罗马人的家庭关系也和这座城市的雕像和碑文一样出现了退化现象。自“3世纪危机”开始，传统主义思潮回归，要求女性对男性百依百顺。有人曾将这一思潮的回归归因于奉行保守主义的基督教的盛行。可是，这种思潮出现在基督教兴起的几十年前。或许，正是由于基督教部分满足了这一思潮的内在需求，才有了几十年后遍地开花的局面。或许是因为彼时的罗马帝国强敌环伺，国民信心受挫，不安感油然而生，他们别无选择，只能重温旧梦。
罗马人的性观念也出现了类似的倒退。在罗马帝国的鼎盛时期，也就是亚拉里克率族人来到罗马城下的300年前，罗马人的性观念在现代人看来既开放又野蛮。彼时的罗马人绝不会谈性色变，相反他们把**看作一种上天的恩赐。人们甚至认为，只有全身心地享受**，生出的孩子才能更加健康。彼时，罗马人无意对性行为进行分类。
古典时期的罗马人并非百无禁忌，他们不仅在生活方面有这样或那样的禁忌，在性方面也有不少禁忌。当然，这些禁忌都与阶级有关。罗马贵族男性忌与其他贵族男性的妻子发生性关系，否则会被判处通奸罪。但是他可以不受处罚地与下层阶级的任何人发生性关系，只要他在性行为中掌握主动权。没人在意奴隶主是否与奴隶存在性关系。
公元408年，随着基督教传入罗马，东风西渐，性逐渐成为禁忌。基督教主张性行为的目的是生殖繁衍，除此目的之外的性行为都是罪恶的。总之，基督教对性持否定态度。在基督教发展初期，便有一些虔诚的基督徒鼓吹童贞、贞洁和无性婚姻。罗马人的性观念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
并不是所有人都支持基督教所宣扬的性观念。至公元408年，基督教成为罗马帝国的合法宗教已有约100年的时间，基督教堂在罗马城中遍地开花，而罗马所有的异教神庙都已被关闭10年以上。当然，异教神庙被关闭并不意味着异教信仰会销声匿迹。纵观整个罗马帝国，异教仍然具有很强的生命力，不少罗马贵族依旧信仰异教神。在这些罗马贵族心中，罗马的辉煌和他们自身的荣耀与他们信仰的异教神息息相关。
就在罗马人忙着为信仰问题吵得不可开交的时候，亚拉里克率族人来到罗马城下。政府在10多年前就已宣布废除异教信仰，但是异教和基督教在罗马精英阶层中都有着极强的影响力。在很多大户人家里，基督徒和非基督徒常常在一张桌子上吃饭。鉴于这两个群体之间存在的巨大差异，争吵与矛盾在所难免，尤其是当他们的一位家庭成员突然改变自己的信仰的时候。异教徒看重逻辑学和哲学，而基督徒则看重信仰和情感。他们能找出无数个讨厌对方的理由。在基督徒眼里，异教徒信仰的异教神就是不折不扣的魔鬼。在异教徒眼里，基督徒对尸体的崇拜完全是一种病态。尤利安皇帝（公元361—363年在位）是罗马帝国最后一位多神教皇帝，他曾抱怨道：“你们为耶稣建造坟墓也就罢了，可是我不明白为什么每死一个教徒你们就要造一座坟墓，再这样下去，整个世界都快成你们的墓园了。”[3]
但是在罗马城中，异教徒和基督徒之间的较量似乎都集中在民间（跟其他地方有所不同）。他们争执的焦点主要在胜利女神——她在早期的罗马有着最广泛的群众基础。在罗马人开始一天的劳作之前，元老院会按照惯例向胜利女神祭坛献祭。君士坦丁一世之子君士坦提乌斯二世（公元337—361年在位）下令撤掉胜利女神像。然而，当他在公元357年寻访罗马城时，为城中恢宏的多神教建筑所折服，于是下令将胜利女神像归位。公元382年，格拉提安皇帝又下令将胜利女神像撤掉。西玛库斯是当时的一位多神教领袖，他曾上书给格拉提安皇帝，祈求后者收回成命，将胜利女神像归位。西玛库斯甚至还为此同米兰主教进行过激辩，结果无功而返。胜利女神像并未归位。
西玛库斯此举甚至得到了一部分罗马基督徒的同情。神父和虔诚的多神教徒互不相让，所以罗马人只能在两者之间寻找一个平衡点，即基督教至少要对流传下来的多神教生活方式予以包容。自公元313年（君士坦丁一世颁布米兰诏书承认基督教的合法地位）至408年，罗马帝国的皇帝除尤利安皇帝外都是基督徒。尽管如此，多神教依旧影响着罗马人生活的方方面面，包括基督徒在内的大批罗马人依旧庆祝罗马的多神教节日，身在米兰的主教安波罗修看到这一幕肯定大为不快(6)。牧神节是极受罗马人欢迎的异教节。牧神节当天，年轻的男人们手持羊皮鞭，在街道上奔跑。年轻的女人们则会聚集在街道两旁，祈望羊皮鞭抽打到她们头上，人们相信这样会使她们更容易生儿育女，这样做也是为了纪念哺育罗慕路斯和雷穆斯兄弟二人的母狼。农神节可以说是最受罗马人欢迎的异教节。农神节期间，罗马人可以自由地交换礼物，奴隶主和奴隶的身份也可以暂时被放在一边。异教神的神像依旧装点着这座城市的建筑，依然屹立在被关闭的神庙中，大多数罗马人并未觉得有任何不妥。学校里的学童依旧需要背诵从弗吉尔的《埃涅伊德》中节选的异教神朱庇特的预言。朱庇特在诗篇《埃涅伊德》中曾预言罗马城是一座永恒之城。很多罗马皇帝即使在行动上反对多神教，但是对多神教的态度却很矛盾。狄奥多西一世下令关闭罗马所有的多神教神庙，同时他又下令将这些神庙保护起来。在神父看来，这些神庙无疑是魔鬼迷惑世人的工具。但是在狄奥多西一世看来，这些神庙是罗马帝国的伟大遗产，是他个人荣耀的基石。
罗马的异教徒和基督徒之间并不存在不可调和的矛盾，至少在贵族阶层是这样的。他们只与少数狂热的基督徒之间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这少部分基督徒奉行苦修主义，主要由贵妇人构成。这一圈子形成于公元4世纪80年代初期，核心人物是哲罗姆。他的很多观点即使在一些神父看来也相当极端。哲罗姆（后被封为圣徒）极为鄙视那些表面上恪守基督教信仰，内心深处却盘算着建功立业和继承遗产的富裕基督徒。这些基督徒最多只会让自己的一个女儿做修女，一旦物色到好人家，他们便会毫不犹豫地将女儿从修道院接回来结婚。同样地，他们也并不觉得举行奢侈的宴会是一种罪过。他们甚至还若无其事地在宴会上使用带有异教符号的古董餐具。比起在圣彼得大教堂内救济穷人，他们更愿意在大庭广众之下做这件事。与此同时，他们总是费尽心机地将自己的财产遗留给下一代。
在哲罗姆的鼓动下，这个圈子里的贵妇人决定彻底践行苦修主义。于是寡妇们拒绝再婚，即使这意味着她们的财产将后继无人。可是她们并不在意，反而会心甘情愿地将财产留给教会和穷人。她们的家人将这种行为视为对家族利益的背叛，对此深恶痛绝。彼时的罗马贵族最珍视的莫过于财富带来的权力传承。玛塞勒是罗马城中第一位奉行苦修主义的基督徒，为了防止她将自己家族的财产分给教会和穷人，她的财产继承权在公元4世纪80年代被自己的母亲剥夺。达马苏斯是哲罗姆的资助人兼保护人，前者一咽气，后者便立即被赶出了罗马城。
虽然没有了哲罗姆的摇旗呐喊，但是罗马的基督教苦修运动没有停下来。在公元4世纪的最后几年里，罗马一对年轻夫妇给这一运动注入了新的生命力。他们是瓦列利乌斯·比尼安及其妻子梅拉尼娅。梅拉尼娅的祖母老梅拉尼娅曾是哲罗姆苦修圈子里的一员。差点死于难产的梅拉尼娅看破红尘，决定散尽家财。只消看一下梅拉尼娅的财产，我们便会发现罗马帝国末期的社会贫富差距已经悬殊到了骇人的地步。彼时大部分罗马人需要靠救济食品度日，甚至还有一部分罗马人连救济食品都领不到，而梅拉尼娅的丈夫一年的收入至少是900千克黄金。亚拉里克要求西罗马帝国支付他的赔偿金也不过才1800千克黄金而已。比尼安在西里欧山上拥有一座连霍诺里乌斯皇帝的侄女都买不起的豪宅。他和妻子梅拉尼娅的房产遍布整个西罗马帝国，例如意大利半岛南部、西西里岛、西班牙、突尼斯、阿尔及利亚、摩洛哥和不列颠。
比尼安夫妇打算散尽家财的决定竟无意中帮了亚拉里克一把。起初夫妻俩的诉求被法院驳回，理由是梅拉尼娅只有20岁，无权做如此重大的决定。法院由同为贵族出身的法官把持着，他们看到夫妻俩公然背叛自己的阶级，绝对不会袖手旁观的。灰心丧气之余，夫妻俩便决定走后门。公元407年末，一说公元408年初，霍诺里乌斯皇帝罕见地出巡罗马城，夫妻俩便托斯提里科的妻子赛妮娜(7)上书陈情。赛妮娜对比尼安夫妇的遭遇深表同情，一口答应帮助他们把霍诺里乌斯皇帝争取过来。元老院的议员经过激烈讨论，最终决定破财消灾自掏腰包给亚拉里克付赎金。由此引发了元老院议员兰帕迪斯对斯提里科的痛斥。与此同时，元老院还允准了比尼安夫妇散尽家财的请求。赛妮娜帮比尼安夫妇说情成为压垮她丈夫的最后一根稻草。既然霍诺里乌斯皇帝自毁长城杀死了顾命大臣斯提里科，亚拉里克也没了顾忌，准备大干一场。
比尼安夫妇并没有在罗马城多加逗留。当夫妻俩发现连霍诺里乌斯皇帝的侄女都买不起他们在西里欧山上的那座豪宅时，他们便决定动身去意大利、高卢、西班牙和不列颠，打算卖掉他们在当地的房产。不久后，他们坐船来到非洲。夫妻俩的所作所为彻底触怒了罗马城的富人。就在夫妻俩离开罗马城几个月后，亚拉里克便命令他的族人封锁罗马城并切断台伯河上的所有线路。这样看来，比尼安夫妇侥幸逃过一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