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见《赤壁赋》

【原文】

《水经》云：“彭蠡(184)之口有石钟山焉。”郦元以为下临深潭，微风鼓浪，水石相搏，声如洪钟。是说(185)也，人常疑之。今以钟磬置水中，虽大风浪不能鸣也，而况石乎！至唐李渤始访其遗踪，得双石于潭上，扣而聆之，南声函胡，北音清越，桴止响腾，余韵徐歇。自以为得之矣。然是说也，余尤疑之。石之铿然有声者，所在皆是也，而此独以钟名，何哉？

元丰(186)七年六月丁丑，余自齐安舟行适临汝，而长子迈将赴饶之德兴尉，送之至湖口，因得观所谓石钟者。寺僧使小童持斧，于乱石间择其一二扣之，硿硿焉。余固笑而不信也。至莫夜月明，独与迈乘小舟，至绝壁下。大石侧立千尺，如猛兽奇鬼，森然欲搏人；而山上栖鹘，闻人声亦惊起，磔磔(187)云霄间；又有若老人咳且笑于山谷中者，或曰此鹳鹤也。余方心动(188)欲还，而大声发于水上，噌吰(189)如钟鼓不绝。舟人大恐。徐而察之，则山下皆石穴罅(190)，不知其浅深，微波入焉，涵淡澎湃而为此也。舟回至两山间，将入港口，有大石当中流，可坐百人，空中而多窍，与风水相吞吐，有窾坎镗鞳(191)之声，与向之噌吰者相应，如乐作焉。因笑谓迈曰：“汝识之乎？噌吰者，周景王之无射也；窾坎镗鞳者，魏庄子之歌钟也。古之人不余欺也！”

事不目见耳闻，而臆断(192)其有无，可乎？郦元之所见闻，殆与余同，而言之不详；士大夫终不肯以小舟夜泊绝壁之下，故莫能知；而渔工水师虽知而不能言。此世所以不传也。而陋者乃以斧斤考击而求之，自以为得其实。余是以记之，盖叹郦元之简，而笑李渤之陋也。

【思维式古文解读】

求真无惧苏东坡——《石钟山记》

苏轼的文章一般都非常流行，原因非常简单，他的文章严格来讲并没有那种真正超越历史、人生的深沉，多是一种简装版的人生智慧，而且多数都是以平淡的笔触、自然的语言呈现，阅读起来相当流畅。所以人们在读他的文章时，有一种读白居易当年的“新乐府”诗的感觉，种地卖菜的老妪都能读懂，虽然不用深究他到底随机访谈了哪位老婆婆。即使是他最出名的代表作《赤壁赋》，里面所谈及的人生，也是抒情性质的，充满感性，与老子、庄子相比，还是后者更深邃、宏远。所以说，苏轼的文章人们都喜欢是很自然的事。但是，问题来了：《石钟山记》可并不是所有人都喜欢的。

人们为什么不喜欢《石钟山记》呢？

这篇文章所谈的内容其实特别普通，是生活中的小事。就是有人考证了一个问题，得出了一个结论，另外一个人举手表示反对，说还有另外的结论。生活中碰到这种存在意见分歧的事情可说是家常便饭，顶多继续讨论。所以这篇文章从内容来讲，并没有什么吸睛的地方，也没有抢占文学史的C位的意义。而从写法上讲，这篇文章和苏轼平常的那种幽默洒脱的写法还不太一样，整篇文章都板着个脸，非常严肃。

一

那我们还有没有希望爱上这篇文章？

读这篇文章，到底该从哪里入手才会略有兴趣呢？我觉得第一个让人略有兴趣的应该是苏轼考证石钟山得名由来的过程，简称“夜探石钟山”。这一部分绝对是“谍影”重重、神秘兮兮的。

我为什么说“谍影”重重、神秘兮兮呢？各位看官且看这篇文章，写这个内容的时候，作者交代了一个背景：“元丰七年六月丁丑，余自齐安舟行适临汝，而长子迈将赴饶之德兴尉，送之至湖口，因得观所谓石钟者。”他讲到了具体的时间，获得看石钟山这个机会的缘由，这些问题表达得都非常清楚、精准。调皮的苏东坡即使在儿子苏迈面前，也是非常地不“安分”，一件偶然的事情引发了他的警觉，“寺僧使小童持斧，于乱石间择其一二扣之，硿硿焉。余固笑而不信也。”

寺里的和尚让小童敲了敲石头，出现了的回声。伴随着形象的演示，和尚们说这是石钟山得名的原因，一下子就引发了作者的警觉。苏轼敏感的心立马就有了些想法：世间的真相都如此简单，一把斧子就能搞定？要是那样大宋朝还需要对我一贬再贬？所以他用了一句话——“固笑而不信”，说白了，心里已经暗暗下定决心，要准备夜访石钟山。

夜访石钟山，苏轼抱着一种怀疑的态度，在晚上出现在石钟山下，而且还饶有兴致地来了一段特写，怕的就是你不怕。

“至莫夜月明，独与迈乘小舟，至绝壁下。大石侧立千尺，如猛兽奇鬼，森然欲搏人；而山上栖鹘，闻人声亦惊起，磔磔云霄间；又有若老人咳且笑于山谷中者，或曰此鹳鹤也。余方心动欲还，而大声发于水上，噌吰如钟鼓不绝。舟人大恐。”说干就干，趁着月色，一艘小船驶进石钟山，抬眼望去，处处都是怪物的身影，山上栖息着的老鹰，听到人声也受惊飞起来，在云霄间发出磔磔声响，又有像老人咳且笑的声音在山谷回**，声音的安排可谓相当惊悚。我们很多人都有晚上一个人走在寂静空旷的大路上的经历，一般人都唱歌壮胆，但是此刻估计没有用，太惊悚了。惊悚到什么程度呢？惊悚得船夫也表情严肃，恐惧不已——一个本地人都想划船逃跑，可见环境非常适合特工活动。

那么，在这种阴森恐怖的环境中，谁是主人公呢？是苏轼和他的儿子苏迈。晚上，他们没有告诉寺庙里的和尚，巧妙地避开他人的耳目，亲自夜探石钟山，在夜色的掩护下，在舟人的配合下，抵达了石钟山。夜晚的石钟山如同战场一样，惊悚而让人心情澎湃。你看，苏轼随随便便就把一个生活中的小故事，一段小小的经历，写出了跌宕起伏的谍战片的效果。这时候你会发现，他有影视设计的本能，就像没有一头牛可以活着离开潮汕，没有一份材料可以原封不动地从苏轼手里逃跑。自然，也不是所有的人讲故事都会讲得这么好玩儿。这就是苏轼，这就是《石钟山记》。

这部“谍战片”还没有结束，你发现苏轼就像一个老到的侦查员一样，“徐而察之，则山下皆石穴罅，不知其浅深，微波入焉，涵淡澎湃而为此也。舟回至两山间，将入港口，有大石当中流，可坐百人，空中而多窍，与风水相吞吐，有窾坎镗鞳之声，与向之噌吰者相应，如乐作焉。”他写这些话的时候，笑得像一个成功逃课的孩子，他已感悟到了这个石钟山得名的真正原因，就像一位侦探历经千辛万苦、冒着生命危险，深夜出击，访得真相，抓住真凶，而且还谈笑风生，风轻云淡，他问他的儿子苏迈：“汝识之乎？噌吰者，周景王之无射也；窾坎镗鞳者，魏庄子之歌钟也。古之人不余欺也！”到哪里都忘不了来个随机学业测试。

这个桥段就是“石钟山探险记”。

所以不得不说，苏轼这种写法还是挺有一套的，我们对他应该是有点儿佩服。而且他那种谈笑风生、毫无畏惧的心态，一般人是没有的，船夫无意当中就成了一个参照。

二

那么，苏轼的发现靠谱吗？

关于石钟山的得名，苏轼是怎么解释的呢？苏轼的理由有三：晚上有声响从水面上发出，所以有钟鼓之声，此为第一条；第二条是，他发现山下边都是石洞，和山风形成了回声；第三条是，一块大石头挡在河面上，石头中间是空的，也发出了回声。这些回声相互照应，在这江山之间形成了一个共振共鸣的空间，这个空间的整体又像钟一样。在这种情况下，苏轼认为自己洞悉了石钟山得名的缘由，非常兴奋。

但非常可惜的是，后来我们经过科学的考证，得出石钟山声如洪钟的原因并非如苏轼所言的结论。《光明日报》1981年1月14日第四版，刊登过一篇题目非常嚣张的报道——《过其门而未入其室》。文中讲苏轼虽然嘲笑过李渤，不解于郦道元，但实际上，苏轼自己的探究也不科学，因为后来的科学手段告诉我们，石钟山发声不是因为它和外部的东西相连，形成一个中空如钟的空间，而是因为石钟山本身中间就是空的，这才是真相。既然如此，我的心里就开始打鼓了，一个背离科学的考证，一篇缺乏真相的文章，以后还有喜欢它的理由吗？

当然，必须继续喜欢。

理由就在于苏轼的话：“事不目见耳闻，而臆断其有无，可乎？”苏轼想说的是世间诸般事，千万不能仅凭主观猜测就得出答案。要想知道世间的一切真相，光靠书本上的知识是不够的，我们要脚踏实地地去实践、去寻找真相。苏轼非常失望的是“郦元之所见闻，殆与余同，而言之不详”，他非常愤怒的是“士大夫终不肯以小舟夜泊绝壁之下，故莫能知”，他非常遗憾的是“渔工水师虽知而不能言”。写这段的时候，他觉得真相的迷失是历史的巧合，有知识和才能去发现真相的人，不肯脚踏实地地去做事情，去做事情的人又没有表达的能力。当然，对士大夫来讲，这里有一条生活的真理：只有具备知识并且能亲身实践的人，才能找到真相。

可见，这篇文章表达了苏轼对真相的一种态度，他把真相看得比什么都重要。不过在方法上，他可能有所不足，比如，目见耳闻就一定是真的吗？未必。孔子的弟子颜回有一次在给孔子做饭的时候，孔子正好醒了，正看到颜回抓起米饭往自己嘴里放，他以为颜回是贪吃，是对自己不敬，是欺骗自己，唉，人心不古呀！所以吃饭的时候，不悦的孔子旁敲侧击地说，在老师面前做事时，不应该有欺骗行为，一定要诚实，不然就得不到鲜花了。颜回明白说的是自己，他说：“老师，做饭的时候，野外风大，饭的上面沾了一层灰。怕您吃到不干净的，我就把它吃掉了，这不是对您的不敬，而是我怕您吃了脏东西。”孔子知道真相后，既感动又惭愧。为了缓解尴尬，也作为道歉，孔子说：“事情目见耳闻了都不行，要洞悉真相，一定要认真地去了解本质的东西，眼见都不能为实，耳听都不能为真。”

苏轼其实也算继承、总结了孔子的精神。孔子也好，苏轼也罢，表达上虽略有分歧，但是他们有个共同的立场，那就是对真相永远不能放弃，务必执着探求。苏轼感慨郦道元、嘲笑李渤，他说“盖叹郦元之简，而笑李渤之陋也”，当中有不满、有遗憾、有嘲笑，不过，他还是对他们留了一点儿余地，认为他们对真相的探究是没有问题的，这一点引以为同道，可惜的是，他们选择的路径与态度，尤其李渤，绝对有问题。但是，更大的问题不在郦道元和李渤身上。

三

那在谁身上呢？当然是在大宋身上。

以前有学生问我，苏轼这样做有意义吗？虽然我也经常这么发问，但是能够流传到现在的文章有没有意义已经是个伪命题，意义就在于对大宋有真正的警醒意义。

苏轼对求真的态度坚定，而且坚持真相要由实践得来，浅尝辄止是不可以的。为了求得真相要有一定的牺牲精神，哪怕前途未知，哪怕环境阴森。他把这种求真精神，变成了九死不悔的人生经历，在苏轼的人生中，就是因为这样的执着，才被十一次贬谪，他才用双脚丈量了整个中国南部。

苏轼以及他的这篇文章，对整个宋朝来讲是非常重要的。大家尤其要注意的是，元丰年间，宋神宗实施了王安石变法，这次规模大、涉及国家各个方面的变法，论证却不充分。王安石发表了宣言，要改变积贫积弱的局面，却忽视了一些人对他提出的中肯意见——包括对王安石变法的利弊看得很清楚的苏轼——整个变法就在宋神宗的强硬推行下开始了。但是在推行过程中，存在着不少问题，也遭到了大地主、大商人的抵制，宋神宗本人也出现了摇摆，甚至做出了有关内政和外交的误判。不过，变法还是起到了一些积极作用，它改善了国家的财政与国防。元丰二年，替老百姓说话的苏轼遭逢“乌台诗案”，而后宋军盲目对西夏用兵，上演了惨剧——西夏人在小梁后的领导下，大破宋军于宋朝认真修建的永乐城，寓意美好的永乐城成了悲伤之地，这一年是元丰五年。

我们都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但问题是这个标准虽然是个常识，可是常识难得，人们在常识面前反而失去了方向，而就这个问题来警醒大宋就是这篇文章的意义。也因此，苏轼的这篇文章，把一个人的日常活成了一种公众风向，能如此的也就是苏轼了。

石钟山呀石钟山，不知你这里的“黄钟大吕”能够飘进汴梁城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