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

司马迁（公元前145—约前87年），字子长，左冯翊夏阳（今陕西韩城）人，西汉时期的史学家、文学家、思想家，被后世尊称为“太史公”。“司马子长”这个名字之所以成为史学界的一张名片，原本用于自称的“太史公”之所以化身为饱含敬意的“国民称呼”，绝非凭空而来，这是他一生的苦难与坚持换来的，概括成一句话：荣誉，是苦难的勋章。

西汉史学家司马谈在他病终之际，对即将代替自己参加汉武帝封禅大典的儿子说：“我们的祖先是周朝的太史。远在上古虞舜夏禹时就取得过显赫的功名，主管天文工作。后来衰落了，难道要断送在我这里吗？你继为太史，就可以接续我们祖先的事业了。”一番叮嘱后与世长辞。可能他做梦也没想到，他的梦想真的会在这个儿子手里变成现实，自己也因为儿子一并名垂千古。不过，他自然也没有想到，儿子是在品尝了人间奇耻大辱之后发愤著书而完成这个任务的。

司马谈的儿子就是司马迁，那部史学巨著就是声名赫赫的《史记》。虽然天汉二年，也就是公元前99年，司马迁恪守良知，为战败被俘的李广之孙李陵仗义执言，不幸被送进蚕室，遭受了宫刑，但是，作为大儒孔安国、董仲舒的弟子，他在这部著作中，“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无论是史书的体例创新，还是史学精神的传承与突破，都达到了一个新高度。鲁迅先生曾评价《史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列为前“四史”之首，与《资治通鉴》并称为“史学双璧”。当然，对于中学生来说，这是作文不可或缺的素材，没有司马迁、陶渊明、苏轼，他们简直不知道如何完成一篇作文。

“多年”后，司马迁因为遭受了宫刑，心怀不能入葬祖坟的遗憾告别了人世。时光荏苒，一晃又是一个“多年”，他的外孙杨恽，感动于外祖父的大义，折服于《史记》博大精深，上书汉宣帝，于是两千多年后的今天，很多人家的书案之上有了《史记》，也有了一份回望历史的深沉。

【原文】

屈原者，名平，楚之同姓也。为楚怀王(35)左徒(36)。博闻强志(37)，明于治乱(38)，娴于辞令。入则与王图议国事，以出号令；出则接遇宾客，应对诸侯。王甚任之。

上官大夫与之同列，争宠而心害其能。怀王使屈原造为宪令(39)，屈平属草稿未定。上官大夫见而欲夺之，屈平不与，因谗之曰：“王使屈平为令，众莫不知。每一令出，平伐其功，曰以为‘非我莫能为也。’”王怒而疏屈平。

屈平疾王听之不聪也，谗谄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故忧愁幽思而作《离骚》。“离骚”者，犹离忧也。夫天者，人之始也；父母者，人之本也。人穷则反本，故劳苦倦极，未尝不呼天也；疾痛惨怛，未尝不呼父母也。屈平正道直行，竭忠尽智，以事其君，谗人间之，可谓穷矣。信而见疑，忠而被谤，能无怨乎？屈平之作《离骚》，盖自怨生也。《国风》好色而不**，《小雅》怨诽而不乱。若《离骚》者，可谓兼之矣。上称帝喾(40)，下道齐桓，中述汤、武，以刺世事。明道德之广崇，治乱之条贯(41)，靡不毕见。其文约，其辞微，其志洁，其行廉。其称文小而其指极大，举类迩而见义远。其志洁，故其称物芳(42)；其行廉，故死而不容。自疏(43)濯淖(44)污泥之中，蝉蜕于浊秽，以浮游尘埃之外，不获世之滋垢，皭然(45)泥(46)而不滓(47)者也。推此志也，虽与日月争光可也。

屈原既绌(48)。其后秦欲伐齐，齐与楚从亲，惠王患之。乃令张仪佯去秦，厚币委质事楚，曰：“秦甚憎齐，齐与楚从亲，楚诚能绝齐，秦愿献商、於之地六百里。”楚怀王贪而信张仪，遂绝齐，使使如秦受地。张仪诈之曰：“仪与王约六里，不闻六百里。”楚使怒去，归告怀王。怀王怒，大兴师伐秦。秦发兵击之，大破楚师于丹、淅，斩首八万，虏楚将屈匄，遂取楚之汉中地。怀王乃悉发国中兵，以深入击秦，战于蓝田。魏闻之，袭楚至邓。楚兵惧，自秦归。而齐竟怒，不救楚，楚大困。明年(49)，秦割汉中地与楚以和。楚王曰：“不愿得地，愿得张仪而甘心焉。”张仪闻，乃曰：“以一仪而当汉中地，臣请往如楚。”如楚，又因厚币用事者臣靳尚，而设诡辩于怀王之宠姬郑袖。怀王竟听郑袖，复释去张仪。是时屈原既疏，不复在位，使于齐，顾反，谏怀王曰：“何不杀张仪？”怀王悔，追张仪，不及。

其后，诸侯共击楚，大破之，杀其将唐眜。时秦昭王与楚婚，欲与怀王会。怀王欲行，屈平曰：“秦，虎狼之国，不可信，不如毋行。”怀王稚子子兰劝王行：“奈何绝秦欢！”怀王卒行。入武关，秦伏兵绝其后，因留怀王，以求割地。怀王怒，不听。亡走赵，赵不内(50)。复之秦，竟死于秦而归葬。

长子顷襄王立，以其弟子兰为令尹。楚人既咎子兰以劝怀王入秦而不反也。屈平既嫉之，虽放流(51)，眷顾楚国，系心怀王，不忘欲反。冀幸君之一悟，俗之一改也。其存君兴国，而欲反复之，一篇之中，三致志焉。然终无可奈何，故不可以反。卒以此见怀王之终不悟也。

人君无愚智贤不肖，莫不欲求忠以自为，举贤以自佐。然亡国破家相随属，而圣君治国累世而不见者，其所谓忠者不忠，而所谓贤者不贤也。怀王以不知忠臣之分，故内惑于郑袖，外欺于张仪，疏屈平而信上官大夫、令尹子兰，兵挫地削，亡其六郡，身客死于秦，为天下笑，此不知人之祸也。《易》曰：“井渫不食，为我心恻，可以汲。王明，并受其福。”王之不明，岂足福哉！令尹子兰闻之，大怒。卒使上官大夫短屈原于顷襄王。顷襄王怒而迁之。屈原至于江滨，被发行吟泽畔，颜色憔悴，形容枯槁。渔父见而问之曰：“子非三闾大夫(52)欤？何故而至此？”屈原曰：“举世皆浊而我独清，众人皆醉而我独醒，是以见放。”渔父曰：“夫圣人者，不凝滞于物，而能与世推移。举世皆浊，何不随其流而扬其波？众人皆醉，何不 （左饣右甫）(53)其糟(54)而啜(55)其醨(56)？何故怀瑾握瑜(57)，而自令见放为(58)？”屈原曰：“吾闻之，新沐者必弹冠，新浴者必振衣。人又谁能以身之察察(59)，受物之汶汶(60)者乎？宁赴常流而葬乎江鱼腹中耳。又安能以皓皓(61)之白，而蒙世之温蠖(62)乎？”乃作《怀沙》之赋。于是怀石，遂自投汨罗以死。

屈原既死之后，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者，皆好辞而以赋见称。然皆祖屈原之从容辞令，终莫敢直谏。其后楚日以削，数十年竟为秦所灭。自屈原沉汨罗后百有馀年，汉有贾生(63)，为长沙王(64)太傅(65)。过湘水，投书以吊屈原。

太史公曰：“余读《离骚》、《天问》、《招魂》、《哀郢》，悲其志。适长沙，过屈原所自沉渊，未尝不垂涕，想见其为人。及见贾生吊之，又怪屈原以彼其材游诸侯，何国不容，而自令若是！读《 （左服右鸟）鸟赋》，同死生，轻去就，又爽然自失矣。”

【思维式古文解读】

可与日月争辉吗——《屈原列传》

《屈原列传》是司马迁所著比较有代表性的列传之一，外加《项羽本纪》《信陵君列传》《伯夷叔齐列传》都是他写得比较好的。他有个特点，和他命运相似的都写得好。越是“赋愁者联盟”，他给的笔墨越多。屈原在历史上就是一个怀才不遇、命运坎坷的标杆。他能干，司马迁给他量身定制了很多成语。“博闻强志，明于治乱，娴于辞令。入则与王图议国事，以出号令；出则接遇宾客，应对诸侯。王甚任之。”后来的诸葛亮，比起屈原，恐怕都要稍逊**，毕竟屈原所在的楚国，地盘可比蜀汉大多了，国情也复杂。要论文采，屈原那就更不用说了，中国历史上第一部诗歌个人专辑就是屈原创作的，“主打歌”《离骚》，诸葛亮虽然有《出师表》，但在中国文学史上也是略输文采。论忠诚，屈原也不遑多让，诸葛亮死而后已，但是屈原都投江了，还能如何？楷模有力量，司马迁把这个千载的榜样在《史记》里树起来了。当然，屈原投江加持了屈原的价值，他可是中国历史上唯二令后人设置节日的名人之一，另一个是介子推。因为他太有能力，“上官大夫与之同列，争宠而心害其能”。小人们开始诬陷屈原了。

“怀王使屈原造为宪令，屈平属草稿未定。上官大夫见而欲夺之，屈平不与，因谗之曰：‘王使屈平为令，众莫不知。每一令出，平伐其功，曰以为“非我莫能为也。”’王怒而疏屈平。”

这是权谋斗争的基本模式，怀王让屈原写一些国家的法案。不料上官大夫想看。可是法案的草稿刚刚写完，还没有公布，属于国家机密，怎么能给他看呢，结果上官大夫和屈原结下了梁子。后来他反复诬陷屈原，国君耳根子软，三人成虎，也就疏远了屈原。

这个悲剧最终导致了屈原沉江。

一

很多人以为读完《屈原列传》这篇文章会热泪盈眶，因为多数人都先入为主了，心想屈原这样的遭遇，读起来难道不会热泪盈眶吗？

但是，我敢肯定，大家读完了《屈原列传》，并不见得如事先想的那样。

因此，我想问一个问题：屈原的悲剧真的都是他人造成的？

我们可以看看屈原“诬陷门”的后续发展。屈原被流放之后，写了一篇牢骚满腹的长诗，诗很应景，名字叫《离骚》，目的是指责怀王和他身边的一群小人，“疾王听之不聪也，谗谄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司马迁的这个判断很准确，事实确是如此。国君身上真是弊病多多，屈原在《离骚》里好好地批评了他一顿。要知道，屈原写的《离骚》虽然难哭了无数大中小学生，但楚怀王还是能读懂的，他的智力还不可能感人到读不懂《离骚》的程度。古代文人在作品中如此直接点名国君的不多，他们认为批评很重要，但建设更重要，没有时间跟国君较劲。可是屈原有点不服输，他不平则鸣，坚决不肯憋出内伤。

另外，司马迁觉得屈原悲剧的根源是他太有才华了，“木秀于林，风必摧之”，麻烦的是楚国的风还很大！屈原这样的人物哪里去找？可是楚国人如此不惜才，他觉得屈原委屈，他冒着“退群”的风险，站在了屈原这一边，他表扬屈原：

“其文约，其辞微，其志洁，其行廉。其称文小而其指极大，举类迩而见义远。其志洁，故其称物芳；其行廉，故死而不容。自疏濯淖污泥之中，蝉蜕于浊秽，以浮游尘埃之外，不获世之滋垢，皭然泥而不滓者也。”

什么都不用说，就两个词：“古今罕有”“空前绝后”。这么完美的人，仅此一个，司马迁的表扬词有一句很重要：“推此志也，虽与日月争光可也。”换句话说就是，除了天上的太阳和月亮，然后就是屈原了。

不仅如此，司马迁还讲了一个事例：屈原被放逐之后，楚国昏招迭出，就是因为没有屈原这样的人，楚怀王先是被当时的纵横家的代表人物、连横派的张仪一骗再骗，反复上演智力被碾轧的大戏，最后客死于秦。楚怀王得到了报应，甚至楚国都得到了报应。这就是高明的喊冤叫屈。

二

但是屈原自身真的没有问题吗？

我看也不尽然。我们来个反向思考。司马迁兴致勃勃地记录了屈原在江滨见到一个渔夫的故事，渔夫问了屈原一句话：“子非三闾大夫欤？何故而至此？”这个问题其实很考验屈原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物，或者其智慧、毅力、襟怀的成色，而智慧、毅力、襟怀又是治国者所必需的。

屈原是怎么回答的呢？非常傲娇：“举世皆浊而我独清，众人皆醉而我独醒，是以见放。”屈原认为这个世界太薄情，对自己而言，这个世界太坏了。这个判断没有太大问题，但是作为政治家而非文人的屈原，这么回答就有问题。首先，他不理性，天下要都是坏人，楚国也熬不到现在；其次，天下总有志同道合者，志同道合者一个都没有，那就说明了更大的问题。作为一个政治家，他对整个楚国是悲观的，他对自己其实也是盲目的。作为文人，这样可以。当然，后面的对话，逼得屈原说出了自己内心的秘密——投江。屈子要的是至清之水，至察之人。如果真能达到“至清”“至察”的程度，其实国家都不需要人治理了。然而，这段谈话简直就是直接把渔父塑造成了一个反面角色，虽然这位渔父说的话有可能是反语。司马迁太爱护屈原了，所以在他的文章中屈原所说的一切都是人类的真理，而别人所说的一切都是谬论。司马迁已经不会客观地思考了，因为他认为屈原是完美的，丝毫不用承担过错。

可是，我们发现了什么？范仲淹在他的《岳阳楼记》里是不是这样？欧阳修在他的《醉翁亭记》里是不是这样？苏轼在他的《赤壁赋》里是不是这样？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屈原有点搞反了。治国平天下所需要的意志力、掌控力、襟怀、格局，在他身上似乎都没有看到，看到的只是可怜，这说明修身的本领不够强大，他没有把自己的贵族气质打造成一种知其不可而为之的浩然之气。

所以，屈原远没有我们想的那么完美，他的悲剧有自身原因。我们不想推翻他的伟大，能有这样的赤诚很不易，能有这样的初心很难得。但是，真的伟大不会因为错误就黯淡了成色，反而，一个缺陷还有可能让伟大变得真实。当然，这些我以后会讲到。

三

谁在《屈原列传》里犯了错误？当然是司马迁。

而屈原的回答和司马迁几乎如出一辙，那就是世人在我眼中只算个零，我是一。没有一有多少零都没有意义，所以和这帮龌龊的人在一起，我是不肯，也不能迁就的。这里有现实的原因，比如世态炎凉、君王薄情。当然愤激之情也在其中。国家未来的前途，百姓的幸福，都不可能成为谈判的筹码。屈原宁可不要国家，宁可去死，也不能放下他的这种理想，不能放下他的道德情操，不能放下他的高标准、严要求。真正的政治家明白：妥协其实也是一种智慧、一种忍让、一种度量和胸怀。

可惜，司马迁与屈原一道，是看不到这个东西了，司马迁已经陷入了自己的情绪，而且情绪化非常严重。人们都说这篇文章为人称道的地方在于“夹叙夹议”，不过大家别忘了，这篇文章首先是史学作品，不是文学作品。凡是感情泛滥的，都会以情害理，否则客观公平、持中守正的史官态度从哪里来？

鲁迅先生评价过司马迁的《史记》，他给了两句话，“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这两句话要好好体会。鲁迅先生的这两句话，好多人都当成了褒奖之词，你看《离骚》，千古不朽，多棒啊，绝唱多经典啊，这样的理解用来考试没有问题，完全可以作为标准答案。然而，你别忘了一个问题。他说“史家之绝唱”还好，是在褒奖史书的作者发愤著书，用生命写作品，而且《史记》确实开创了中国正史写法上的很多先河，比如它采用“纪传体”的形式，比如它打破了很多选人标准，项羽进了“本纪”，陈胜被放到了“世家”等，这些都配得上“史家之绝唱”的赞誉。

但是后半句你就得琢磨琢磨了。“无韵之《离骚》”，《离骚》是不折不扣的文学作品。鲁迅这句话，实际上包含对司马迁的一个非常委婉的批评，史书最重要的作用是启示后人，客观、如实地描摹记录社会，杜绝带入太多的个人感情和好恶，这是基本原则。但是司马迁做不到。为什么做不到？他在《报任安书》中七八次提到了自己受宫刑的遭遇，成为宦官的耻辱永远萦绕不去，这种痛苦有时会让他失控。虽然我们很多人说汉武帝有雄才大略，但是也许人们有另一种思考：雄才大略的人是不是就让人发自内心地感到温暖？可能未必如此，他有雄才大略，就得有说一不二的权力，没有权力的集中，他就不太可能沿着自己的想法去做事，不论对错——这是古代社会君王的一个特点。也正是因为这个特点，文人出于对国家社稷的关心，就会非常热情地劝谏君王，只有这样才能表现出文人的价值。结果，这些“雄才大略”的君王对权力很敏感，你可能是为了他好，但是他觉得你会伤害他的“权力”，潜意识地有所反攻，甚至报复，你爱惜名誉，他毁你名誉，你爱惜羽毛，他给它来点污垢。结果，历史上的很多文人的命运，都是悲剧。

司马迁就是这样一个受害者，而他又是一个极其敏感的人，每每讲到历史上那些命运相类似的人，就等于又站出来审视一遍自己，回忆一遍过去，痛不欲生。没有情绪，那才不是人！但是只要承认了这一点，也就证明司马迁对屈原的认识还是不那么全面，他给了太多同情分——同情弱者是美德，有时也是过错。

这里还有一个例子，他要塑造出项羽的那种虽然无谋，但坦**、磊落的样子，有时就要牺牲刘邦。后者贵为一代天子，在司马迁的笔下却显得内心龌龊不堪，其实刘邦十分具有长者风度，这是他的加分项，他也是靠这个赢得了天下，这也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比如张良的话刘邦言听计从，犯了错误就承认，而项羽犯了错误不仅不承认，还要把预警的那些人当锅来使，就像袁绍之于田丰那样。当然，我不是在否定司马迁的伟大，我只是说个别的传记可能融入了个人情感。作为历史的记载者，要把情绪藏起来，永远遵循史书的一个道理：不以情害理，不以情害文。

可是，也正因为这个错误，我们发现了史学的魅力，也发现了文学的美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