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真是悲苦的事：当一个人整整的一生都在期待爱的世界来临，而在这些可怕的景象之前又不得不闭着眼睛，满怀只有惶惑。——这将更为惨痛，当一个人具有托尔斯泰般真切的意识，而要承认自己的生活还不曾和他的主张一致。
在此，我们触及他最后几年——当说他的最后三十年吧？——的最苦痛的一点，而这一点，我们只应当以虔诚的手轻轻地加以抚摩：因为这痛苦，托尔斯泰曾努力想保守秘密，而且这痛苦不只属于死者，而亦属于其他的生者，他所爱的，爱他的人们了。
他始终不能把他的信心感染给他最亲爱的人，他的夫人，他的儿女。我们已见到这忠实的伴侣，勇敢地分担他的生活与他的艺术工作，对于他的放弃艺术信仰而去换一个为她不了解的道德信仰，感有深切的苦痛。托尔斯泰看到自己不被他最好的女友懂得，痛苦亦不下于她。
“我整个心魂都感到，”他写信给捷涅罗莫说，“感到下列几句话的真切：丈夫与妻子不是两个分离着的生物，而是结合为一的；我热愿把我能有时借以超脱人生之苦恼的宗教意识，传递一部分给我的妻子。我希望这意识能够，当然不是由我，而是由上帝传递给她，虽然这意识是女人们所不大能达到的。”
这个志愿似乎没有被接纳。托尔斯泰伯爵夫人爱“和她结合为一的”伟大的心魂的仁慈，爱他心地的纯洁，爱他坦白的英雄气；她窥见“他走在群众之前，指示人类应取的途径”(285)；当神圣宗教会议开除他的教籍时，她勇敢地为他辩护，声称她将分担她的丈夫所能遭逢的危险。但她对于她不相信的事情不能佯为相信；而托尔斯泰亦是那么真诚，不愿强令她佯为信从——因为他恨虚伪的信仰与爱，更甚于完全的不信仰与不爱(286)。“我从来不责备人没有宗教。最坏的是当人们说谎时，佯作信奉宗教。”此外又言：“如果上帝假作爱我们，这是比恨我们更糟。”因此，他怎么能强迫不相信的她改变她的生活，牺牲她和她的儿女们的财产呢？
和他的儿女们，龃龉似乎更深。勒鲁瓦·博利厄氏曾在亚斯纳亚·波利亚纳见过托尔斯泰，说“在食桌上，当父亲说话时，儿子们竟不大遮掩他们的烦恼与不信任”(287)。他的信仰只稍稍感染了他的三个女儿，其中一个，他最爱的玛丽亚，那时已经死了。保尔·比鲁科夫最近在德译本中发表一部托尔斯泰与他的女儿玛丽亚的通信。他在家人中间，精神上是完全孤独的。懂得他的“仅有他的幼女和他的医生”(288)。
他为了这思想上的距离而苦恼，他为了不得不敷衍的世俗的交际而苦恼。世界上到处有人来访问他，那些美国人，那些趋尚时髦的轻浮之士使他非常厌倦；他亦为了他的家庭生活所强迫他享受的“奢侈”而苦恼。其实亦是最低限度的奢侈，如果我们相信在他家里见过他的人的叙述的话，严肃冷峻的家具，他的小卧室内，放着一张铁床，四壁秃露无一物！但这种舒适已使他难堪：这是他永远的苦恼。在《法兰西水星》的第二短篇中，他悲苦地把周围的惨状和他自己家中的享用做对比。
一九〇三年时，他已写道：“我的活动，不论对于若干人士显得是如何有益，已经丧失了它大半的重要性，因为我的生活不能和我所宣传的主张完全一致。”(289)
他真是如何都不能实现这一致！他既不能强迫他的家族弃绝人世，也不能和他们与他们的生活分离——使他得以摆脱他的敌人们的攻击，说他是伪善，说他言行不一致！
他曾有过思念。长久以来，他已下了决心。人们已觅得并发表了他于一八九七年六月八日写给他的妻子的信(290)。这是数年之前，托氏把这封信托付给女婿的。这封信之外更附有另一封信，涉及他们夫妇生活的私事的。此信为托尔斯泰伯爵夫人阅后毁去（见托尔斯泰的长女塔佳娜·苏霍京夫人的叙述）。应当在此全部转录出来。再没有比这封信更能掘发他的热爱与苦痛的心魂的了：
“长久以来，亲爱的索菲娅，我为了我的生活与我的信仰的不一致而痛苦。我不能迫使你改变你的生活与习惯。迄今为止，我也不能离开你，因为我想我离开之后，我将失掉我能给予你的还很年轻的孩子们的小小的影响，而我将使你们大家非常难过。但我不能继续如过去的十六年般的生活(291)，有时是对你们抗争使你们不快，有时我自己陷于我所习惯的周围的**与影响中间不能振作。我此刻决心要实行我已想了好久的计划：走……如印度人一般，到了六十岁的时候到森林中去隐居，如一切信教的老人一般，愿将他的残年奉献给上帝，而非奉献给玩笑，说幽默话，胡闹，打网球，我亦是，在这七十岁前后的时节，我在整个心魂的力量上愿静穆、孤独，即非完满的一致，至少亦不要有在我一生与良心之间争斗的不一致。如果我公开地走，一定会引起你们的祈求、辩论，我将退让，或者就在我应当实行我的决心的时候就没有实行。因此我请你们宽恕我，如果我的行动使你们难过。尤其是你，索菲娅，让我走吧，不要寻找我，不要恨我，不要责备我。我离开你这个事实并不证明我对你有何不慊……我知道你不能，你不能如我一样地思想与观察，故你不能改变你的生活，不能为了你所不承认的对象做何牺牲。因此，我一点儿也不埋怨你；相反，我满怀着爱与感激来回忆我们三十五年的冗长的共同生活，尤其是这时期的前半期，你用你天赋的母性中的勇敢与忠诚，来负起你所承认的你的使命。你对于我，对于世界，你所能给予的已经给予了。你富有母爱，尽了极大的牺牲……但在我们的生活的后半部，在这最近的十五年间，我们是分道扬镳了。我不能相信这是我的错误；我知道我改变了，可这既非为了享乐，亦非为了别人，而是为了我不得不如此之故。我不能责备你丝毫没有跟从我，我感谢你，且我将永远怀着真挚的爱想起你对于我的赐予。——别了，我亲爱的索菲娅。我爱你。”
“我离开你这事实……”实在他并未离开她。——可怜的信！对于他，写了这信似乎已足够，似乎已经完成了他的决心……写完了，他的决断的力量已经用尽了。——“如果我公开地走，一定会引起你们的祈求，辩论，我将退让……”可是于他不需什么“祈求”“辩论”，他只要一刻之后，看到他要离开的一切时，他便感到他不能，他不能离开他们了；他衣袋中的信，就此藏在一件家具内，外面注着：
“我死后，将此交给我的妻，索菲娅·安德烈耶芙娜。”
他的出亡的计划至此为止。
这是他的力的表现吗？他不能为了他的上帝而牺牲他的温情吗？——当然，在基督教名人录中，不乏更坚决的圣者，会毫不踌躇地摈弃他们的与别人的感情……怎么办呢？他绝非这等人。他是弱者。他是人。为了这，我们才爱他。
十五年前，在极端怆痛的一页中，他自问：
“那么，列夫·托尔斯泰，你是否依照你所宣扬的主义而生活？”
他痛苦地答道：
“我羞愧欲死，我是罪人，我应当被人蔑视。……可是，请把我过去的生活和现在的比一比吧。你可以看到我在寻求依了上帝的律令而生活的方法。我没有做到我应做的千分之一，我为此而惶愧，但我的没有做到并非因为我不愿而是因为我不能……指斥我吧，可不要指斥我所遵循的道路。如果我认识引领到我家里去的道路而我如醉人一般踉踉跄跄地走着，这便可说是我所取的路是坏路吗？不是请你指点我另一条路，就是请支持我去遵循真理的路，而我已完全准备受你支持了。可不要冷落我，不要把我的破灭引为乐事，不要高兴地喊：‘瞧啊！他说他要走到家里，而他堕入泥洼中去了！’不，不要幸灾乐祸，但请助我，支持我！……助我啊！我为了我们大家都彷徨失措而心碎；而当我竭尽全力想超脱地狱时，当我每次堕入歧途时，你们却不予我同情，反指着我说：‘看吧，他亦和我们一起跌入泥洼了’！”在托尔斯泰的最后几年，尤其在最后几个月中，他似乎受着弗拉季米尔—格雷戈里奇·切尔特科夫的影响。这是一个忠诚的朋友，久居英国，出资刊行并流通托尔斯泰的著作。他曾受到托尔斯泰一个儿子，名叫列夫的攻击。但即使他的思想的固执不无可议之处，可没有人能够怀疑他的绝对的忠诚。有人说托尔斯泰在遗嘱中丝毫没有把他的著作权赠给他的妻子的，这种无情的举动，是受着这位朋友的感应；但究竟我们无从证实，所能确实知道的，是他对于托尔斯泰的荣名比着托氏本人更为关心。自一九一〇年六月二十三日起到托氏逝世间的六个月中的情况，托尔斯泰的最后一个秘书瓦连京·布尔加科夫知道得最清楚，他的日记便是这时期托氏生活的最忠实的记录。
离他的死更近的时候，他又重复着说：
“我不是一个圣者，我从来不自命为这样的人物。我是一个任人驱使的人，有时候不完全说出他所思想他所感觉着的东西；并非因为他不愿，而是因为他不能，因为他时常要夸大或彷徨。在我的行为中，这更糟了。我是一个完全怯弱的人，具有恶习，愿侍奉真理之神，但永远在颠蹶，如果人们把我当作一个不会有何错误的人，那么，我的每项错误皆将显得是谎言或虚伪。但若人们视我为一个弱者，那么，我的本来面目可以完全显露，这是一个可怜的生物，但是真诚的，他一直要而且诚心诚意地愿成为一个好人，上帝的一个忠仆。”
这样的，他为良心的责备所苦，为他的更坚毅的但缺少人间性的信徒们的无声的埋怨所抨击，为了他的怯弱，他的踟蹰不决而痛心，老是在家族之爱与上帝之爱间徘徊——直到一天，一时间的绝望，或是他临死前的狂热的旋风，迫使他离开了家，在路上，一面彷徨，一面奔逃，去叩一所修道院的门；随后又重新启程，终于在途中病倒了，在一个无名的小城中一病不起(292)。在他弥留的**，他哭泣着，并非为了自己，而是为了不幸的人们；而在号啕的哭声中说：
“大地上千百万的生灵在受苦；你们为何大家都在这里只照顾一个列夫·托尔斯泰？”
于是，“解脱”来了——这是一九一〇年十一月二十日，清晨六时余——“解脱”，他所称为“死，该祝福的死……”来了。
“战斗告终了”
战斗告终了，以八十二年的生命作为战场的战斗告终了。悲剧的光荣的争战，一切生的力量，一切缺陷一切德行都参与着。——一切缺陷，除了一项，他不息地抨击的谎言。
最初是醉人的自由，在远远里电光闪闪的风雨之夜互相摸索冲撞的情欲——爱情与幻梦的狂乱，永恒的幻象。高加索，塞瓦斯托波尔，这骚乱烦闷的青春时代……接着，婚后最初几年中的恬静。爱情，艺术，自然的幸福，《战争与和平》。天才的最高期，笼罩了整个人类的境界，还有在心魂上已经成为过去的，这些争斗的景象。他统治着这一切，他是主宰；而这，于他已不足够了。如安德烈亲王一样，他的目光转向奥斯特利茨无垠的青天。是这青天在吸引他：
“有的人具有强大的翅翼，为了对于世俗的恋念堕在人间，翅翼折断了：例如我。以后，他鼓着残破的翅翼奋力冲飞，又坠下了。翅翼将会痊愈变成完好的。我将飞翔到极高。上帝助我！”(293)
这是他在最惊心动魄的暴风雨时代所写的句子，《忏悔录》便是这时期的回忆与回声。托尔斯泰曾屡次堕在地下折断了翅翼。而他永远坚持着。他重新启程。他居然“翱翔于无垠与深沉的天空中了”，两张巨大的翅翼，一是理智，一是信仰。但他在那里并未找到他所探求的静谧。天并不在我们之外而在我们之内。托尔斯泰在天上仍旧激起他热情的风波，在这一点上他和一切舍弃人世的使徒有别：他在他的舍弃中灌注着与他在人生中同样的热情。他所抓握着的永远是“生”，而且他抓握得如爱人般的强烈。他“为了生而疯狂”。他“为了生而陶醉”。没有这醉意，他不能生存(294)。为了幸福，同时亦为了苦难而陶醉，醉心于死，亦醉心于永生(295)。而沉静却是沸热的。信心给予他新的武器，使他把从初期作品起便开始的对于现代社会的谎言的战斗，更愤激地继续下去。他不再限于几个小说中的人物，而向一切巨大的偶像施行攻击了：宗教、国家、科学、艺术、自由主义、社会主义、平民教育、慈善事业，和平运动……(296)他痛骂他们，把他们攻击得毫无余地。
世界上曾时常看见那些伟大的思想反叛者出现，他们如先驱者约翰般诅咒堕落的文明。其中的最后一个是卢梭。在他对于自然的爱慕(297)，在他对于现代社会的痛恨，在他极端的独立性，在他对于圣书与基督教道德的崇拜，卢梭可说是预告了托尔斯泰的来临，托尔斯泰自己即承认，说：“他的文字中直有许多地方打动我的心坎，我想我自己便会写出这些句子。”(298)
但这两颗心魂毕竟有极大的差别，托尔斯泰的是更纯粹的基督徒的灵魂！且举两个例子以见这位日内瓦人的《忏悔录》中含有多么傲慢，不逊，伪善的气氛：
“永恒的生灵！有人能和你说——只要他敢：我曾比此人更好！”
“我敢毫无顾忌地说：谁敢当我是不诚实的人，他自己便是该死。”
托尔斯泰却为了他过去生命中的罪恶而痛哭流涕：
“我感到地狱般的痛苦。我回想起我一切以往的卑怯，这些卑怯的回忆不离我，它们毒害了我的生命。人们通常抱憾死后不能保有回忆。这样将多么幸福啊！如果在这另一个生命中，我能回忆到我在此世所犯的一切罪恶，将是怎样的痛苦啊！……”(299)
他不会如卢梭一般写他的《忏悔录》，因为卢梭曾言：“因为感到我的善胜过恶，故我认为有说出一切的利益。”(300)托尔斯泰试着写他的《回忆录》，终于放弃了；笔在他手中坠下，他不愿人们将来读了之后说：
“人们认为那么崇高的人原来如此！他曾经是何等卑怯！至于我们，却是上帝自己令我们成为卑怯的。”(301)
基督教信仰中的美丽而道德的贞洁，和使托尔斯泰具有悫直之风的谦虚，卢梭都从未认识。隐在卢梭之后——在鹭鸶岛的铜像周围——我们看到一个日内瓦的圣皮埃尔，罗马的加尔文。在托尔斯泰身上，我们却看到那些巡礼者，无邪的教徒，曾以天真的忏悔与流泪感动过他的童年的。
对于世界的奋战，是他和卢梭共同的争斗，此外尚另有一种更甚于此的争斗充塞着托尔斯泰最后三十年的生命，这是他心魂中两种最高的力量的肉搏：真理与爱。
真理——“这直透入心魂的目光”——透入你内心的灰色的眼珠中的深刻的光明……它是他的最早的信仰，是他的艺术之后。
“成为我作品中的女英雄的，为我以整个心魂的力量所爱的，在过去、现在、将来、永远是美的，这便是真理。”(302)
真理，是在他兄弟死后一切都毁灭了的时候所仅存的东西(303)。真理，是他生命的中枢，是大海中的岩石。……
但不久之后，“残酷的真理”(304)于他已不够了。爱占夺了它的地位。这是他童年时代的活泼的泉源，“他的心魂的自然的境界”(305)。“纯粹的爱人类之情是心灵的天然状态，而我们竟没有注意到。”（当他在卡赞当学生时代的《日记》）年发生精神错乱时，他绝未舍弃真理，他把它导向爱的境界(306)。
爱是“力的基础”(307)。爱是“生存的意义”、唯一的意义，当然，美亦是的(308)。爱是由生活磨炼成熟后的托尔斯泰的精髓，是《战争与和平》《答神圣宗教会议书》的作者的生命的精髓(309)。
爱深入于真理这一点，成为他在中年所写的杰作的独有的价值，他的写实主义之所以和福楼拜式的写实主义有别者亦为此。福楼拜竭力要不爱他书中的人物。故无论这种态度是如何伟大，它总缺少光明的存在！太阳的光明全然不够，必须有心的光明。托尔斯泰的写实主义现身在每个生灵的内部，且用他们的目光去观察他们时，在最下贱的人中，他亦会找到爱他的理由，使我们感到这恶人与我们中间亦有兄弟般的情谊联系着(310)。由于爱，他参透生命的根源。
但这种博爱的联系是难以维持的。有时候，人生的现象与痛苦是那么悲惨，对于我们的爱显得是一种打击，那时，为了拯救这爱，拯救这信念，我们不得不把它超临人世之上，以至它有和人世脱离一切关系的危险。而那秉有看到真理，且绝对不能不看到真理的这美妙而又可畏的天赋的人，将怎么办呢？托尔斯泰最后数年中，锐利的慧眼看到现实的残酷，热烈的心永远期待着锻炼着爱，他为了心与目的不断的矛盾所感到的痛苦，谁又能说出来呢？
我们大家都体验过这悲剧的争斗。我们屡次陷入或不忍睹或痛恨的轮回中！一个艺术家——一个名副其实的艺术家，一个认识文字的美妙而又可怕的力量的作家——在写出某项某项真理的时候，还得为惨痛的情绪所拗苦：此种情形何可胜数(311)！在现代的谎言中，在文明的谎言中，这健全而严重的真理，有如我们赖以呼吸的空气一般需要……而我们发现这空气，为多少肺所不能忍受，多少为文明所磨成，或只为他们心地的慈悲而变成怯弱的人所不堪忍受！这使人骇而却走的真理，我们可毫不顾虑这些弱者而在他们眼前暴露吗？有没有在高处如托尔斯泰所说的一般，一种“导向爱的”真理？——可是什么？我们能不能容忍以令人安慰的谎言去欺骗人，如皮尔·金特把他的童话来麻醉他的垂死的母亲？……社会永远处在这两条路的中间：真理；或爱。它通常的解决，往往是把真理与爱两者一齐牺牲了。
托尔斯泰从未欺妄过他两种信心中的任何一种。在他成熟期的作品中，爱是真理的火焰。在他晚年的作品中，这是一种从高处射下的光明，一道神恩普照的光彩烛照在人生上，可是不复与人生融合了。我们在《复活》中看到信仰统治着现实，但仍站在现实之外。托尔斯泰所描写的人物。每当他个别观察他们的面目时，显得是弱的，无用的，但一等到他以抽象的方式加以思索时，这些人物立刻具有神明般的圣洁了(312)。——在他日常生活中，和他的艺术同样有这种矛盾的表现，而且更为残酷的。他虽然知道爱所支使他的任务，他的行动却总不一致；他不依了神而生活，他依了世俗而生活。即是爱，到哪里去抓握它呢？在它不同的面目与矛盾的系统中如何加以辨别？是他的家庭之爱，抑或是全人类之爱？……直到最后一天，他还是在这两者中间彷徨。
如何解决？——他不知道。让那些骄傲的知识分子去轻蔑地批判他吧。当然，他们找到了解决方法，找到了真理，他们具有确信。在这些人看来，托尔斯泰是一个弱者、一个感伤的人，不足为训的。无疑地，他不是一个他们所能追随的榜样：他们没有相当的生命力。托尔斯泰不属于富有虚荣心的优秀阶级，他亦不属于任何教派——他既非伪善者，亦非如他所称谓的犹太僧侣。他是自由基督徒中最高的一个典型，他的一生都在倾向于一个愈趋愈远的理想(313)。
托尔斯泰并不向那些思想上的特权者说话，他只说给普通人听。——他是我们的良知。他说出我们这些普通人所共有的思想，为我们不敢在自己心中加以正视的。而他之于我们，亦非一个骄傲的大师，如那些坐在他们的艺术与智慧的宝座上，威临着人类的高傲的天才一般。他是——如他在信中自称的，那个在一切名称中最美，最甜蜜的一个——“我们的兄弟”。
一九一一年一月
(1) 《童年时代》第二章。
(2) 《童年时代》第二十七章。
(3) 亚斯纳亚·波利亚纳意思是“栅栏”，是莫斯科南图拉城十余里外的一个小村，它所属的省份是俄罗斯色彩最重的一个省份。
(4) 托尔斯泰在《安娜小史》中描写他，那个人物是列文的兄弟。
(5) 他曾写过一部《猎人日记》。
(6) 实际上她已是一个远戚。她曾爱过托尔斯泰的父亲，他亦爱她；但如《战争与和平》中的索尼娅一般，她退让了。
(7) 《童年时代》第七章。
(8) 在他1876年的自传式笔记中，他说他还能记起襁褓与婴儿时洗澡的感觉。瑞士大诗人施皮特勒亦具有同样的记忆力，对于他初入世界时的形象记得清晰，他曾为此写了一整部的书。
(9) 《初期回忆》。
(10) 1842年至1847年。
(11) 长兄尼古拉，比列夫长5岁，他在1844年时已修了他的学业。
(12) 他爱作关于形而上的谈话；他说：“尤其因为这种谈话是那么抽象，那么暗晦，令人相信他说的话确是所想的，其实是完全说了别种事情。”（《少年时代》第二十七章）
(13) 《少年时代》第十九章。
(14) 尤其在他的初期作品中，如《塞瓦斯托波尔杂记》。
(15) 这是他读伏尔泰的作品极感乐趣的时期（《忏悔录》第一章）。
(16) 《忏悔录》第一章。
(17) 《青年时代》第三章。
(18) 1847年3月至4月。
(19) 涅赫留多夫在他的《少年时代》中说：“人所做的一切，完全是为了他的自尊心。”1853年，托尔斯泰在他的日记中写道：“骄傲是我的大缺点。一种夸大的自尊心，毫无理智的；我的野心那么强烈，如果我必得在光荣与德行（我爱好的）中选择其一，我确信我将选择前者。”
(20) “我愿大家认识我，爱我。我愿一听到我的名字，大家便赞叹我，感谢我。”（《青年时代》第三章）
(21) 根据1848年，他20岁时的一幅肖像。
(22) “我自己想，像我这样一个鼻子那么宽，口唇那么大，眼睛那么小的人，世界上是没有他的快乐的。”（《童年时代》第十七章）此外，他悲哀地说起“这副没有表情的脸相，这些软弱的，不定的，不高贵的线条，只令人想起那些乡人，还有这双太大的手与足”（《童年时代》第一章）。
(23) “我把人类分作三类：体面的人，唯一值得尊敬的；不体面的人，该受轻蔑与憎恨的；贱民，现在是没有了。”（《青年时代》第三十一章）
(24) 尤其当他逗留圣彼得堡的时代（1547—1548）。
(25) 《少年时代》第二十七章。
(26) 和保尔·布瓦耶的谈话，见1901年8月28日巴黎《时报》。
(27) 在《少年时代》与《青年时代》（1854年）中，在《支队中的相遇》（1856年）中，在《琉森》（1857年）中，在《复活》（1899年）中，都有涅赫留多夫这个人物。——但当注意这个名字是代表各种不同的人物。托尔斯泰也并不使他保留着同样的生理上的容貌，涅赫留多夫在《射击手日记》的终了是自杀的。这是托尔斯泰的各种化身，有时是最好的，有时是最坏的。
(28) 《一个绅士的早晨》第二卷。
(29) 这篇小说与《童年时代》同时。
(30) 1851年6月11日，在高加索斯塔里一尤尔特的营地。
(31) 《日记》。
(32) 同前（1851年7月2日）。
(33) 1852年致他的塔佳娜姑母书。
(34) 一幅1851年时的肖像，已表现出他在心魂上酝酿成熟的转变。头抬起着，脸色稍微变得清朗了些，眼眶没有以前那么阴沉，目光仍保有他的严厉的凝注，微张的口，刚在生长的胡须，显得没有神采，永远含着骄傲的与轻蔑的气概，但青年的蓬勃之气似乎占有更多的成分。
(35) 他那时写给塔佳娜姑母的信是充满了热泪。他确如他所说的“Liova-riova”（善哭的列夫）（1852年1月6日书）。
(36) 《一个绅士的早晨》是《一个俄国产业者小说》计划中的片段。《高加索人》是一部关于高加索的大小说之一部分。伟大的《战争与和平》在作者的思想中是一部时代史诗的开端，《十二月党人》应当是小说的中心。
(37) 朝山者格里莎，或母亲的死。
(38) 在致比鲁科夫的信中。
(39) 《一个绅士的早晨》在1855年至1856年间才完成。
(40) 《两个老人》（1885年）。
(41) 《侵略》（全集卷三）。
(42) 全集卷三。
(43) 全集卷四。
(44) 虽然这些作品在1860年时才完成（发刊的时期是1863年），但这部著作中的大部分却在此时写成的。
(45) 《高加索人》（全集卷三）。
(46) 奥列宁说：“也许在爱高加索女郎时，我在她身上爱及自然……在爱她时，我感到自己和自然分离不开。”他时常把他所爱的人与自然做比较。“她和自然一样是平等的，镇静的，沉默的。”此外，他又把远山的景致与“这端丽的女子”相比。
(47) 奥列宁在致他的俄罗斯友人们的信中便有此等情调。
(48) 《日记》。
(49) 在同时代完成的《伐木》一著中，亦有此等方式。例如：“爱有三种：一、美学的爱；二、忠诚的爱；三、活跃的爱；等等。”（《青年时代》）——或如：“兵有三种：一、服从的；二、横暴的；三、伪善的；——他们更可分为：A．冷静的服从者；B．逢迎的服从者；C．酗酒的服从者；等等。”见《伐木》。
(50) 《青年时代》第三十二章（全集卷二）。
(51) 寄给《现代人》杂志，立刻被发表了。
(52) 许多年以后，托尔斯泰重复提及这时代的恐惧。他和他的朋友捷涅罗莫述及他有一夜睡在壕沟掘成的卧室中恐怖到极点的情景。
(53) 稍后，德鲁日宁友谊地叮嘱他当心这危险：“你倾向于一种极度缜密的分析精神；它可以变成一个大缺点。有时，你竟会说出：某人的足踝指出他有往印度旅行的欲愿……你应当抑制这倾向，但不要无缘无故地把它完全阻塞了。”（1856年书）
(54) 全集卷四，第八二—八五页。
(55) 这几页是被检查处禁止刊载的。
(56) 1855年9月2日书。
(57) “他的自尊心和他的生命融合在一起了；他看不见还有别的路可以选择：不是富有自尊心便是把自己毁灭……他爱在他举以和自己相比的人中成为具有自尊心的人物。”
(58) 1889年，托尔斯泰为叶尔乔夫的《一个炮队军官的塞瓦斯托波尔回忆录》作序时重新在思想上追怀到这些情景。一切带有英雄色彩的往事都消失了。他只想起7日7夜的恐怖——双重的恐怖：怕死又是怕羞——可怕的精神苦痛。一切守城的功勋，为他是“曾经做过炮铳上的皮肉”。
(59) 苏亚雷斯著：《托尔斯泰》（1899年出版）。
(60) 在某次谈话中，屠格涅夫埋怨“托尔斯泰对于贵族出身的无聊的骄傲与自大”。
(61) “我的一种性格，不论是好是坏，但为我永远具有的，是我不由自主地老是反对外界的带有传染性的影响：我对于一般的潮流感到厌恶。”（致比鲁科夫书）
(62) 屠格涅夫语。
(63) 格里戈罗维奇语。
(64) 于也纳·迦尔希纳著：《关于屠格涅夫的回忆》（1883年）。参看比鲁科夫著《托尔斯泰——生活与作品》。
(65) 1861年，两人发生最剧烈的冲突，以致终身不和。屠格涅夫表示他的泛爱人间的思想，谈着他的女儿所干的慈善事业。可是对于托尔斯泰，再没有比世俗的浮华的慈悲使他更愤怒的了：——“我想，”他说，“一个穿装得很考究的女郎，在膝上拿着些龌龊的破衣服，不啻是扮演缺少真诚性的喜剧。”争辩于是发生。屠格涅夫大怒，威吓托尔斯泰要批他的颊，托尔斯泰勒令当时便用手枪决斗以赔偿名誉。屠格涅夫就后悔他的鲁莽，写信向他道歉。但托尔斯泰绝不原谅。却在20年之后，在1878年，还是托尔斯泰忏悔着他过去的一切。在神前捐弃他的骄傲，请求屠格涅夫宽恕他。
(66) 《忏悔录》，全集卷十九。
(67) 参看这时期，他给他年轻的亚历山德拉·托尔斯泰娅姑母的信，那么可爱，充满着青年的蓬勃之气。
(68) 《忏悔录》。
(69) 《涅赫留多夫亲王日记》（写于卢塞恩），全集卷五。
(70) 从瑞士直接回到俄罗斯时，他发现“在俄国的生活是一桩永久的痛苦！……”“在艺术、诗歌与友谊的世界内有一个托庇之所是好的。在此，没有一个人感到惶乱……我孤独着，风在吹啸；外面天气严寒；一切都是脏的，我可怜地奏着贝多芬的一曲‘行板’；用我冻僵的手指，我感动地流泪；或者我读着《伊利亚特》，或者我幻想着男人、女人，我和他们一起生活；我在纸上乱涂，或如现在这样，我想着亲爱的人……”（致亚历山德拉·托尔斯泰娅女伯爵书，1857年8月18日）
(71) 《涅赫留多夫亲王日记》。
(72) 这次旅行中他结识了奥尔巴赫（在德国德累斯顿），他是第一个感应他去做民众教育的人；在基辛根结识福禄培尔；在伦敦结识赫尔岑，在比利时结识蒲鲁东，似乎给他许多感应。
(73) 《教育与修养》。参看《托尔斯泰——生活与作品》卷二。
(74) 托尔斯泰于《亚斯纳亚·波利亚纳》杂志中发表他的理论（1862年，全集卷十三）。同时，他努力在农业垦殖中引入更为人间的精神。
(75) 全集卷四。
(76) 全集卷五。
(77) 同前。
(78) 全集卷六。
(79) 演讲的题目是：《论文学中艺术成分优于一切暂时的思潮》。
(80) 托尔斯泰的另一个兄弟德米特里已于1856年患肺病而死了，1856年、1862年、1871诸年，托尔斯泰自以为亦染上了。他是，如他于1852年10月28日所写的，“气质强而体质弱”的人，他老是患着牙痛，喉痛，眼痛，骨节痛。1852年在高加索时，他“至少每星期两天必须留在室内”。1854年，疾病使他在从锡利斯特拉到塞瓦斯托波尔的途中耽搁了几次。1856年，他在故乡患肺病甚重。1862年，为了恐怕肺痨之故，他赴萨马拉地方疗养。自1870年后，他几乎每年要去一次。他和费特的通信中充满了这些关于疾病的事情。这种健康时时受损的情景，令人懂得他对于死的憧憬。以后，他讲起他的病，好似他的最好的友人一般：“当一个人病时，似乎在一个平坦的山坡上往下走，在某处，障着一层极轻微的布幕：在幕的一面是生，那一面是死。在精神的价值上，病的状态比健全的状态是优越得多了，不要和我谈起那些没患过病的人！他们是可怕的，尤其是女子！一个身体强壮的女子，这是一头真正狂野的兽类！”（与布瓦耶的谈话，见1901年8月27日巴黎《时报》）
(81) 1860年10月17日致费特书。
(82) 1861年写于比利时布鲁塞尔。
(83) 同时代的另一篇短篇小说，一篇简单的游记，名字叫《雪的苦闷》（1856年），描写他个人的回忆，具有一种极美的诗的印象，简直是音乐般的。其中的背景，一部分又为托尔斯泰移用在《主与仆》（1895年）一书中。
(84) 全集卷五。
(85) 童时，在一个忌妒的争执中，他把他的游戏的伴侣——未来的别尔斯夫人，那时只有9岁，从阳台上推下，以致她在长久的时期内成为跛足。
(86) 参看《夫妇间的幸福》中谢尔盖的倾诉：“假定一位先生A，一个相当地生活过了的老人，一个女子B，年轻的，既不认识男子亦不认识人生。由于种种家庭的环境，他如爱女儿一般地爱她，想不能用另一种方式去爱她……”
(87) 在这部作品中，也许他还加入若干回忆；1856年他在亚斯纳亚写过一部爱情小说没有完成，其中描写一个和他十分不同的少女，十分轻佻与浮华的，为他终于放弃了的，虽然他们互相真诚地爱恋。
(88) 自1857年至1861年。
(89) 1857年10月《日记》。
(90) 1863年致费特书（《托尔斯泰——生活与作品》）。
(91) 《忏悔录》。
(92) “家庭的幸福把我整个地陶融了。”（1863年1月5日）“我多么幸福，幸福！我那样爱她！”（1863年2月8日）见《托尔斯泰——生活与作品》。
(93) 她曾写过几篇短篇小说。
(94) 据说她替托尔斯泰把《战争与和平》重誊过七次。
(95) 结婚之后，托尔斯泰立刻停止了他的教育学工作，学校、杂志全部停了。
(96) 他的妹子塔佳娜，聪明的，具有艺术天才，托尔斯泰极赞赏她的思想与音乐天赋；在本书的女性人物中，托尔斯泰亦把她作为模型。托尔斯泰说过：“我把塔尼娅（塔佳娜）和索菲娅（托尔斯泰伯爵夫人）混合起来便成了娜塔莎。”（据比鲁科夫所述）
(97) 例如多莉在乡间别墅中的布置；多莉与她的孩子们；许多化妆上的精细的描写；不必说女性心灵的若干秘密，如果没有一个女子指点，一个天才的男子汉绝不能参透。
(98) 这是托尔斯泰的天才获得解放的重要标识。他的日记，自1865年11月1日专心写作《战争与和平》的时代起停止了13年。艺术的自私使良心的独白缄默了。这个创作的时代亦是生理上极强壮的时代。托尔斯泰发狂一般地爱狩猎。“在行猎时，我遗忘一切。”（1864年书信）——某一次乘马出猎时，他把手臂撞折了（1864年9月），即在这次病愈时，他读出《战争与和平》的最初几页令夫人为他写下。——“从昏晕中醒转，我自己说：我是一个艺术家。是的，只是一个孤独的艺术家。”（1865年1月23日致费特书）这时期写给费特的一切信札，都充满着创造的欢乐，他说：“迄今为止我所发刊的，我认为只是一种试笔。”（见致费特书）
(99) 托尔斯泰指出在他20岁至35岁间对他有影响的作品：“歌德：《赫尔曼和多萝特》……颇为重大的影响。”“荷马：《伊利亚特》与《奥德赛》（俄译本）……颇为重大的影响。”1863年，他在《日记》中写道：“我读歌德的著作，好几种思想在我心灵中产生了。”1865年春，托尔斯泰重读歌德，他称《浮士德》为“思想的诗，任何别的艺术所不能表白的诗”。以后，他为了他的神（即他思想上的理想。——译者）把歌德如莎士比亚一般牺牲了。但他对于荷马的钦仰仍未稍减。1857年8月，他以同样的热情读着《伊利亚特》与《圣经》。在他最后著作之一中，在攻击莎士比亚（1903年）时，他把荷马作为真诚、中庸与真艺术的榜样。
(100) 《战争与和平》的最初两部发刊于1865年至1866年间，那时题名《一八〇五年》。
(101) 这部巨著托尔斯泰于1863年先从《十二月党人》开始，他写了三个片段（见全集卷六）。但他看到他的作品的基础不够稳固；往前追溯过去，他到了拿破仑战争的时代，于是他写了《战争与和平》。原著于1865年起在《俄罗斯通报》杂志上发表；第六册完成于1869年秋。那时托尔斯泰又追溯历史的上流，他想写一部关于彼得大帝的小说，以后又想写另一部18世纪皇后当政时代及其幸臣的作品。他在1870年至1873年间为这部作品工作，搜罗了不少材料，开始了好几幕写景；但他的写实主义的顾虑使他终于放弃了；他意识到他永远不能把这遥远的时间以相当真实的手法使其再现。——更后，1876年1月，他又想写一部关于尼古拉一世时代的小说；接着1877年他热烈地继续他的《十二月党人》，从当时身经事变的人那里采集了若干材料，又亲自去探访事变发生的所在地。1878年他写信给他的姑母说：“这部作品于我是那么重要！重要的程度为你所意想不到；和信仰之于你同样重要。我的意思是要说比你的信仰更重要。”——但当他渐渐深入时，他反冷淡起来：他的思想已不在此了。1879年4月17日他在致费特书中已经说：“十二月党人？上帝知道他们在哪里！……”——在他生命的这一个时期内，宗教狂乱已经开始：他快要把他从前的偶像尽行销毁了。
(102) 《战争与和平》的第一部法译本是于1878年在圣彼得堡开始的。第一部的法文版却于1885年在阿谢特书店发刊，一共是三册。最近又有全部六本的译文问世。
(103) 娶娜塔莎的皮埃尔·别祖霍夫，日后是十二月党人。他组织了一个秘密团体，监护公众福利。娜塔莎热烈地参与这个计划。杰尼索夫毫不懂得和平的革命；他只准备着武装暴动。尼古拉·罗斯托夫仍保持着他士兵的盲目的坦白态度。他在奥斯特利茨一役之后说过：“我们只有一件事情可做：尽我们的责任，上场杀敌永远不要思想”，此刻他反对皮埃尔了，说：“第一是我的宣誓！如果人家令我攻击你，我会那样做。”他的妻子，玛丽亚公主赞同他的意见。安德烈亲王的儿子，小尼古拉·保尔康斯基，只有15岁，娇弱的，病态的，可爱的，金色的头发，大大的眼睛，热情地谛听他们的论辩；他全部的爱是为皮埃尔与娜塔莎；他不喜欢尼古拉与玛丽亚；他崇拜他的父亲，为他所不十分回想清楚的，他企望要肖似他，要长大，完成什么大事业……什么？他还不知……“虽然他们那么说，我一定会做到……是的，我将做到。他自己便会赞同我。”——作品即以这个孩子的幻梦终结。——如果《十二月党人》在那时写下去，这年轻的尼古拉·保尔康斯基定将是其中的一个英雄。
(104) 我说过《战争与和平》中的罗斯托夫与保尔康斯基两个大族，在许多情节上和托尔斯泰的父系母系两族极为相似。在《高加索纪事》与《塞瓦斯托波尔纪事》中，我们亦已见到《战争与和平》中不少的士兵与军官的雏形。
(105) 1868年2月2日书。
(106) 他说：“特别是第一编中的安德烈亲王。”
(107) 可惜其中的诗意有时受了书中充满着的哲学的唠叨——尤其在最后几部中——的影响，为之减色不少。托尔斯泰原意要发表他的历史的定命论。不幸他不断地回到这议论而且反复再三地说。福楼拜在读最初二册时，“大为叹赏”，认为是“崇高精妙”的，充满着“莎士比亚式的成分”，到了第三册却厌倦到把书丢了说：——“他可怜地往下堕落。他重复不厌，他尽着做哲学的谈话。我们看到这位先生，是作者，是俄国人；而迄今为止，我们只看到‘自然’与‘人类’。”（1880年1月福楼拜致屠格涅夫书）
(108) 《安娜小史》的第一部法译本于1886年由阿谢特书店发刊，共两册。在法译全集中，增为四册。
(109) 致其夫人书。
(110) 这可怕的一夜的回忆，在一个《疯人日记》（1883年）中亦有述及。
(111) 1869年夏，当他写完《战争与和平》的时候，他发现了叔本华，他立时醉心于他的学说：“叔本华是人类中最有天才的人。”（1869年8月30日致费特书）
(112) 这部启蒙读本共有七百至八百页，分为四编，除了教学法外，更含有许多短篇读物。这些短篇以后形成“四部读本”。第一部法译本出版于1928年，译者为夏尔·萨洛蒙。
(113) 1783—1852，俄国诗人。
(114) 1731—1826，德国批评家兼翻译家。
(115) 他说在翻译者与荷马中间的差别，“有如沸水之于冷泉水，后者虽然令你牙齿发痛，有时且带着沙粒，但它受到阳光的洒射，更纯洁更新鲜”（1870年12月致费特书）。
(116) 见未曾发表的书信。
(117) 托尔斯泰伯爵夫人的文件。
(118) 《安娜小史》完成于1877年。
(119) 三个孩子夭殇（1873年11月18日、1875年2月、1875年11月终）。塔佳娜姑母，他的义母（1874年6月20日）、彼拉格娅姑母（1875年12月22日）相继去世。
(120) 1876年3月1日致费特书。
(121) “女人是男子的事业的障碍石。爱一个女人同时又要做些好的事业是极难的；要不永远受着阻碍的唯一的方法便是结婚。”（《安娜小史》第一册——阿谢特法译本）
(122) 《安娜小史》法译本第一册。
(123) 同前。
(124) 书首的箴言。
(125) 在本书的结尾，还有明白攻击战争、国家主义、泛斯拉夫族主义的思想。
(126) “对于社会，罪恶是合理的。牺牲爱，却是不健全。”（《安娜小史》法译本第二册）
(127) 《安娜小史》法译本第二册。
(128) 同前。
(129) “现在我重复被那部可厌而庸俗的《安娜小史》所羁绊住了，我唯一的希望便是能早早摆脱它，愈快愈好……”（1875年8月26日致费特书）“我应得要完成使我厌倦的小说……”（1876年致费特书）
(130) 见《忏悔录》1879年。全集卷十九。
(131) 在此我把《忏悔录》中一部分做概括的引述，只保留着托尔斯泰的语气。
(132) 《安娜小史》中有这样的一段：“列文，被爱着，很幸福，做了一家之主，他亲手把一切武器藏起来，仿佛他恐怕要受着自杀的**一般。”这种精神状态并非托尔斯泰及其书中人物所特有的。托尔斯泰看到欧罗巴，尤其是俄罗斯的小康阶级的自杀之多不胜讶异。他在这时代的作品中时常提及此事。我们可说在1880年左右，欧洲盛行着精神萎靡症，感染的人不下数千。那时代正是青年的人，如我一般，都能记忆此种情况；故托尔斯泰对此人类的危机的表白实有历史的价值。他写了一个时代的悲剧。
(133) 《忏悔录》。
(134) 这时代的他的肖像证明他的通俗性。克拉姆斯科伊的一幅画像（1873年）表现托尔斯泰穿着工衣，俯着头，如德国的基督像。在另外一幅1881年的肖像中，他的神气宛如一个星期日穿扮齐整的工头：头发剪短了，胡须与鬓毛十分凌乱；面庞在下部显得比上面宽阔：眉毛蹙紧，目光无神，鼻孔如犬，耳朵极大。
(135) 《忏悔录》。
(136) 实在说来，这已非第一次。《高加索纪事》中的青年志愿兵、《塞瓦斯托波尔》中的军官、《战争与和平》中的安德烈亲王与皮埃尔，都有过同样的幻觉。但托尔斯泰是那么热情，每次他发现神，他必以为是第一次而以前只是黑夜与虚无。在他的过去，他只看见阴影与羞耻。我们由于他的《日记》，比他自己更认识他的心灵的变化史。我们知道他的心即使在迷失惶惑时亦是含有深刻的宗教性的。而且，他亦承认，在《教义神学批判》的序文中，他写道：“神！神！我在不应当寻找的地方寻找真理。我知道我是在彷徨。我明知我的性欲是不好的，我却谄媚它；但我永不会忘记你！我永远感到你，即使在我迷失的时候。”——1878年至1879年间的狂乱只是一场比别次更剧烈的精神病，也许是因为连年所受的人口亡故的刺激与年龄增高的影响。这一次病变的唯一的特征，即神的显现并未在冥思出神的境界过去之后消散，托尔斯泰受着经验的教训，急急地“前进，只要他抓着光明的时候”，并在他的信心中归纳出整个的人生观。并非他从来不曾做过此种试验（我们记得他在大学生时代已有“人生的规律”这概念了），而是在50岁的年纪，热情去**他走入歧途的机会较少。
(137) 关于这一段纪事的《忏悔录》，署有下列的小标题：《教义神学批判及基督教主义检讨导言》。
(138) “我，是把真理放在**的单位中的我，觉得宗教把它所要产生的自己毁灭为可怪。”（见《忏悔录》）
(139) “我确信教会的训条，理论上是一种有害的谎言，实用上是许多粗俗与妖魔的迷信，在这种情形之下，基督教主义的意义完全消灭了”（致神圣宗教会议答复，1901年4月17日）。参看《教会与国家》（1883年）。——托尔斯泰责备教会的最大的罪恶，是它和世间暂时的权力的联络。这是“强盗和谎骗者的联络”。
(140) 他年事愈高，愈相信人类史上自有宗教的统一性，愈相信基督和其他的圣贤——自释迦牟尼至康德——的平行性。他写道：“耶稣的主义，对于我只是上古最美的宗教思想，如埃及、犹太、印度、中国等各种思潮的一流。耶稣的两大原则：对于神的敬爱，即绝对的完满；对于同类的博爱，即一视同仁，毫无分别；这两项原则都曾为世界上古代的圣贤，释迦牟尼、老子、孔子、苏格拉底、柏拉图、爱比克泰德、马可·奥勒利乌斯，近代贤哲卢梭、帕斯卡尔、康德、爱默生等所共同宣扬的。”
(141) 托尔斯泰辩称他并不攻击真正的科学，因为它是虚心而认识界限的。
(142) 托尔斯泰在精神狂乱的时候，常常读帕斯卡尔的《思想录》。他在致费特书中曾经提及。
(143) 在1894年11月26日致某男爵书中，托尔斯泰亦言：“人所直接受之于神的，只有认识自己和接触世界的一种工具。这工具，便是理智，理智是从神来的。它不独是人类崇高的品性，且是认识真理的唯一的工具。”
(144) 见《托尔斯泰传》。
(145) 见《托尔斯泰传》。
(146) 这宗教思想必然是由好几个问题演化出来的，尤其是由于那涉及未来生活的概念。
(147) 见1901年5月1日巴黎《时报》所发表的关于托尔斯泰的论文。
(148) “迄今为止，我一向在都市之外过生活……”（《我们应当做什么？》）
(149) 见前书。
(150) 对于那些“为自己而不为别人的苦行者”，托尔斯泰屡次表示反感。他把他们与骄傲而愚昧的革命家放在同一类型内，“他们自命要施善于人，可还不知道他们自己需要什么……”托尔斯泰说：“我以同样的爱情爱这两种人，但我亦以同样的憎恨恨他们的主义。唯一的主义是激发一种有恒的活动，支配一种适应心魂企望的生活，而努力筹思实现他人的幸福。基督的主义便是这样的，它既无宗教的安息情调，亦无那班革命家般徒唱高调不知真正的幸福为何物的情境。”
(151) 全集卷二十六。
(152) 1885年时代的照相，见全集版《我们应当做什么？》中插图。
(153) 见《我们应当做什么？》。
(154) 这第一部（前面的十五章）完全被俄国检查委员会删去。
(155) “造成悲惨的主因是财富逐渐积聚在不生产的人手中，集中于大都会里。富人们群集在都市中以便享乐与自卫。穷人们到城里来仰他们的鼻息，拾他们的唾余以苟延生命。奇怪的是这些穷人中竟有许多是工人，并不去做易于挣钱的事情，如经商、垄断、行乞、舞弊，甚至抢劫。”
(156) “罪恶的主因是产业。产业只是一项享受别人的工作的方法。”——托尔斯泰又言：产业不是属于我们而是属于他人的东西。“男人把他的妻，子，奴仆，物，称为他的产业；但现实证明他的错误；他应当放弃，否则唯有自己痛苦而令人受苦。”托尔斯泰已预感到俄国的革命，他说：“三四年来，路人在谩骂我们，斥我们为懒虫。被压迫民众的愤恨与轻蔑天天在增长。”（见《我们应当做什么？》）
(157) 农民革命者邦达列夫曾愿这条律令成为全世界的律令。因此，托尔斯泰是受了他和另一个农人苏塔耶夫的影响：“我一生，在道德上受了两个俄国思想家的影响，他们使我的思想更为充实，为我解释了我自己的宇宙观：这两个人是农民苏塔耶夫与邦达列夫。”（见前书）在本书中，托尔斯泰描写苏塔耶夫的相貌，记有与他的谈话录。
(158) 1895年发行的《烟草与酒精》，又名《畸形的享乐》，俄罗斯原文中又注有：《为何人们会麻醉》。
(159) 《残忍的享乐》，印行于1895年，中分：肉食者，战争，行猎。
(160) 托尔斯泰克制他这件嗜好是费了不少苦心，因为行猎是他最心爱的一种消遣，这且是他的父亲遗传给他的。他不是感伤的人，他亦不见得对于兽类有何怜悯。他的眼睛简直不大注视这些畜类的——有时是那么富于表情的——眼睛。除了马，他具有一切贵族的癖好。实际上，他具有残忍的本能。他曾讲起他一棍打死了狼时，他感有一种特殊的快感。他的后悔的情操，发现得很晚。
(161) 1878年夏。
(162) 1878年11月18日。
(163) 1879年11月。
(164) 1881年10月5日。
(165) 1881年10月14日。
(166) 1882年3月。
(167) 1882年。
(168) 1884年10月23日。
(169) “只有在男子们不依照真正的工作律令的社会里，才能产生这种所谓女权运动。没有一个正当工人的妻子会要求参与矿中或田间的工作。实际上，她们只要求参与富人阶级的幻想工作。”
(170) 这是《我们应当做什么？》的最后几行。时间是1886年2月14日。
(171) 致友人书。
(172) 言归旧好的事情是在1878年。托尔斯泰致书屠格涅夫请其原谅。屠格涅夫于1878年8月到亚斯纳亚·波利亚纳拜访他。1881年7月，托尔斯泰回拜他。大家对于他举动的改变，他的温和，他的谦虚都感到惊讶。他仿佛再生了。
(173) 致卜龙斯基书（见比鲁科夫引述）。
(174) 1883年6月28日在布吉瓦尔地方所发的信。
(175) 俄文原版第十二章。
(176) 我们注意到在他责备托尔斯泰的文中，特·沃居埃不知不觉间也采用了托尔斯泰的语气，他说：“不论是有理无理，也许是为了责罚，我们才从上天受到这必须而美妙的缺点：思想……摈弃这十字架是一种亵渎的反叛。”（见《俄国小说论》，1886年）——可是托尔斯泰在1883年时写信给他的姑母说：“各人都应当负起他的十字架……我的，是思想的工作，坏的，骄傲的，充满着**。”
(177) 莎士比亚《暴风雨》中的人物。
(178) 见《我们应当做什么？》第三七八—三七九页。
(179) 他甚至要辩明痛苦——不但是个人的而且是别人的痛苦。“因为抚慰别人的创痛才是理**的要素。对于一个劳动者，他的工作的对象怎么会变为痛苦的对象？这仿佛如农夫说一块没有耕种的田于他是一桩痛苦一般。”
(180) 据1860年2月23日通信。——托尔斯泰所以不喜屠格涅夫的哀怨病态的艺术者以此。
(181) 这封信的日期是1887年10月4日，曾于1902年发表于巴黎《半月刊》上。
(182) 《艺术论》（译者按：依原文直译是《何谓艺术？》，今据国内已有译名）于1897年至1898年印行，但托尔斯泰筹思此书已有15年之久。
(183) 关于这点，我将在论及《克勒策奏鸣曲》时再行提及。
(184) 他的偏执自1886年更加厉害了。在《我们应当做什么？》一书中，他还不敢得罪贝多芬，也不敢得罪莎士比亚。他反而责备当代的艺术家敢指摘他们。“伽利略、莎士比亚、贝多芬的活动和雨果、瓦格纳们的绝无相似之处。正如圣徒们不承认与教皇有何共通性一般。”（见上述书）
(185) 那时他还想在第一幕未定前就走掉。“为我，问题是解决了，我更无疑惑。对于一个能想象出这些情景的作家没有什么可以期待。我们可以预言他所写的东西永远是坏的。”
(186) 大家知道，他为要在法国现代诗人作品中做一选择起见，曾发明这可惊的原则：“在每一部书中，抄录在第二十八页上的诗。”
(187) 《莎士比亚论》（1903年）——写作这部书的动机是由于埃内斯特·格罗斯比的一篇关于《莎士比亚与劳工阶级》的论文所引起的。
(188) 原文是：“第九交响曲不能联合一切人，只能联合一小部分，为它把他们和其余的人分离着的。”
(189) “这是一件常有的事情，从未引起任何人注意的，我不说普世的人，但即使是法国军界也从未加以注意。”以后他又说：“大概要数年之后，人们才会从迷惘中醒悟，懂得他们全然不知德雷福斯究竟是有罪无罪，而每个人都有比这德雷福斯事件更重大更直接的事情须加注意。”（《莎士比亚论》）
(190) 李尔王的女儿，一个模范的孝女。
(191) “《李尔王》是一出极坏、极潦草的戏剧，它只令人厌恶。”——《奥赛罗》比较博得托尔斯泰的好感，无疑是因为它和他那时代关于婚姻和忌妒的见解相合之故。“它固然是莎士比亚最不恶劣的作品，但亦只是一组夸大的言语的联合罢了。”哈姆莱特这人物毫无性格可言：“这是作者的一架留声器，它机械地缕述作者的思想。”至于《暴风雨》《辛白林》《特罗伊罗斯与克瑞西达》等，他只是为了它们的“拙劣”而提及。他认为莎士比亚的唯一的自然的人物，是福斯塔夫，“正因为在此，莎士比亚的冷酷与讥讽的言语和剧中人的虚荣、矫伪、堕落的性格相合之故”。可是托尔斯泰并不永远这么思想。在1860年至1870年，他很高兴读莎士比亚的剧作，尤其在他想编一部关于彼得一世的史剧的时代。在1869年笔记中，我们可以看出他即把哈姆莱特作为他的模范与指导。他在提及他刚好完成的工作《战争与和平》之后，他说：“哈姆莱特与我将来的工作，这是小说家的诗意用于描绘性格。”
(192) 他把他的幻想之作亦列入“坏的艺术”中（见《艺术论》）。——他在批斥现代艺术时，也不把他自己所作的戏剧作为例外，他批评道“缺少未来戏剧所应作为基础的宗教观念”。
(193) 或更确切地说：“这是河流的方向。”
(194) 1873年，托尔斯泰写道：“你可以任意思想，但你作品中每个字，必须为一个把书籍从印刷所运出的推车夫也能懂得。在一种完全明白与质朴的文字中绝不会写出坏的东西。”
(195) 托尔斯泰自己做出例子。他的“读本四种”为全俄罗斯所有的小学校——不论是教内或教外的——采用。他的《通俗短篇》成为无数民众的读物。斯捷潘·阿尼金于1910年12月7日在日内瓦大学演讲《纪念托尔斯泰》词中有言：“在下层民众中，托尔斯泰的名字和‘书籍’的概念联系在一起了。”我们可以听到一个俄国乡人在图书馆中向管理员说：“给我一本好书，一本托尔斯泰式的！”（他的意思是要一部厚厚的书。）
(196) 这人类间友爱的联合，对于托尔斯泰还不是人类活动的终极；他的不知足的心魂使他怀着超过爱的一种渺茫的理想，他说：“也许有一天科学将发现一种更高的艺术理想，由艺术来加以实现。”
(197) 同时代还有一部描写一匹马的美丽的小说，实际上是在他订婚至婚后最初几年的幸福的光阴中写的。
(198) 《克勒策奏鸣曲》《黑暗的力量》。
(199) 见1901年8月29日巴黎《时报》。
(200) 他的友人德鲁日宁于1856年时对他说：“在文学的风格上，你是极不雕琢的，有时如一个革新者，有时知一个大诗人，有时好似一个军官写给他的同伴的信。你用了爱情所写的是美妙无比。只要你稍为变得淡漠，你的作风立刻模糊了，甚至可怕。”
(201) 见《生活与作品》。1879年夏天，托尔斯泰与农人交往甚密，斯特拉科夫告诉我们，除了宗教之外，“他对于言语极感兴趣。他开始明白地感到平民言语的美，每天，他发现新字，每天，他更蔑视文言的言语”。
(202) 在他读书札记中（1860—1870年），托尔斯泰记着：“bylines故事……极大的印象。”
(203) 见《二老人》（1885年）。
(204) 见《爱与上帝永远一致》（1885年）。
(205) 见《人靠了什么生活？》（1881年）；《三老人》（1884年）；《义子》（1886年）。
(206) 这篇故事又名《一个人需要许多土地吗？》（1886年）。
(207) 见《熊熊之火不复熄》（1885年）。
(208) 见《大蜡烛》（1885年）；《蠢货伊万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