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9)　见《义子》（这些短篇故事刊于全集第十九卷）。

(210)　他对于戏剧产生兴趣已是相当迟晚的事。这是1869年至1870年间冬天的发现；依着他素来的脾气，他立刻有了戏剧狂。“这个冬天，我完全用于研究戏剧；好似那些直到五十岁才突然发现一向忽略的题材的人，在其中看到许多新事物……我读了莎士比亚、歌德、普希金、果戈理、莫里哀……我愿读索福克勒斯与欧里庇得斯……我卧病甚久，那时候，戏剧中的人物在我心中一一映现……”（见1870年2月17至21日致费特书）

(211)　见第四幕。

(212)　1887年正月托尔斯泰致书捷涅罗莫有言：“我生活得很好，且很快乐。这一向我为了我的剧本《黑暗的力量》而工作。它已完工了。”

(213)　这部作品的第一种法译本刊行于1912年。

(214)　注意托尔斯泰从未天真地相信独身与贞洁的理想对于现在的人类是可以实现的。但依他的意思，一种理想在定义上是不能实现的，但它是唤引人类的英雄的力量的一种教训。

(215)　即俗称的“月光曲”。

(216)　在《一个绅士的早晨》的终端。

(217)　见《战争与和平》。——在此我且不说那《阿尔贝》（1857年）讲一个天才音乐家的故事；那短篇且是极弱的作品。

(218)　参看《青年时代》中述及他学钢琴的一段。——“钢琴于我是一种以感伤情调来迷醉小姐们的工具。”

(219)　1876年至1877年事。

(220)　他从未中止对于音乐的爱好。他年老时的朋友，一个是音乐家戈登魏泽，于1910年时在亚斯亚纳避暑。在托尔斯泰最后一次病中，他几乎每天来为他弄音乐。

(221)　1861年4月21日书。

(222)　见卡米耶·贝莱格著《托尔斯泰与音乐》（1911年1月4日《高卢人》日报）。

(223)　在此不独是指贝多芬后期的作品。即使是他认为是“艺术的”若干早期的作品，托尔斯泰也指摘“它们的造作的形式”。——在一封给柴可夫斯基的信中他亦以莫扎特与海顿和“贝多芬，舒曼，柏辽兹等的计较效果的造作的形式”对比。

(224)　据保尔·布瓦耶所述：“托尔斯泰请人为他奏肖邦。在《第四叙事曲》之终，他的眼睛中饱含了泪水。”——“啊！畜生！”他喊道。他突然站起身来，走了（1902年11月2日巴黎《时报》所载）。

(225)　《主与仆》（1895年）是《复活》以前的暗淡的作品，与放射着慈祥的神光的《复活》中间的过渡之作。但我们觉得它更接近《伊万·伊里奇之死》与《民间故事》。本书大部分是叙述一个没有善心的主人与一个百事忍耐的仆役中间的故事，手法是非常写实的：他们两人在雪夜的西伯利亚草原中迷失了；主人，最初想放弃了他的同伴而逃走，又重新回来，发现他冻僵了，他全身覆着他，温暖他；这是本能地动作的，他自己亦不知为了什么，但他眼睛里充满着泪水：似乎他变成了他所救的人，尼基塔，他的生命也不在他自身而在尼基塔了——“尼基塔生；因此我还是生存的，我。”——他，瓦西里，他差不多忘掉了他是谁。他想：“瓦西里不知道他应当做什么……而我，我此刻却知道了！……”他听到他所期待的声音，那个刚才命令他睡在尼基塔身上的人的声音。他快乐地喊：“主，我来了！”他感到他是自由了，什么也羁留不了他了……他死了。

(226)　托尔斯泰预定要写第四部，实际没有写。

(227)　据法译本第三七九页。

(228)　本书第一二九页。

(229)　相反，他曾混入他在《战争与和平》《安娜小史》《高加索人》《塞瓦斯托波尔》中所描绘的各种社会：贵族沙龙，军队，街头生活。他只要回忆一下便是。

(230)　本书第二卷第二十页。

(231)　托尔斯泰也许想起他的弟弟德米特里，他也娶了一个玛斯洛娃般的女人。但德米特里的暴烈而失掉平衡的性格是和涅赫留多夫的气质不同的。

(232)　见本书第一卷第一三八页。

(233)　当涅赫留多夫知道了玛斯洛娃仍和一个男护士犯奸，他更坚决地要“牺牲他的自由以补赎这个女人的罪恶”。

(234)　托尔斯泰描绘人物的手法从没如此有力，如此稳健；可参看涅赫留多夫在第一次出席法院以前的各幕。

(235)　1884年托尔斯泰伯爵夫人信中语。

(236)　见1902年11月2日巴黎《时报》。

(237)　1903年1月26日，他致书姑母，亚历山德拉·托尔斯泰娅女伯爵，有言：“请不要责备我在行将就木之年还在做那无聊的事情！这些无聊的事情填塞我空闲的时间，而且使我装满了严肃的思想的头脑可以获得休息。”

(238)　这部文选，托尔斯泰视为他的主要作品之一：“《每日必读文选》，是我作品中很经意的东西，我非常重视它……”（1909年8月9日致扬·斯季卡书）

(239)　这些作品到托尔斯泰死后才陆续印行。那张目录是很长的，我们可举其中重要的几部如：《库兹米奇老人的遗著——日记》《谢尔盖老人》《哈吉·穆拉特》《魔鬼》《活尸》（十二场剧），《伪票》《疯人日记》《黑暗中的光明》（五幕剧），《一切品性的来源》（通俗小剧），若干美丽的短篇：《舞会之后》《梦中所见》《霍登卡》，等等。参看本书末托尔斯泰遗著书目。但主要作品还是托尔斯泰的《日记》。它包罗他一生中40年的时间，从高加索参战时起直到他逝世时止；它是一个伟人所能写的最**裸的忏悔录。

(240)　本书的俄文名是《唯一的必需品》。

(241)　大部分在他生前都被检查委员会删节不少，或竟完全禁止发行。直到大革命为止，在俄国流行的他的作品是以手抄本的形式藏在读者的大衣袋里的。即使在今日，当一切都印行了的时候，苏联共产党的检查并不较帝国时代的检查更为宽大。

(242)　他的被除教籍，是1901年2月22日的事。起因是《复活》中有一章讲起弥撒祭的事情。这一章，在法译本中可惜被译者删掉了。

(243)　关于土地国有问题，参看《大罪恶》（1905年印行）。

(244)　勒鲁瓦·博利厄说他是“纯粹的莫斯科土著，斯拉夫血统的伟大的俄国人，芬兰的混血种，在体格上，他是更近于平民而较远于贵族”（见1910年12月15日法国《两球杂志》）。

(245)　1857年。

(246)　1862年。

(247)　见《世界之末日》（1905年）。托尔斯泰在致美国某日报的电报中有言：“各个省议会的活动，其目的在于限制专制政府的威权，建立一个代议政府。不论他们成功与否，它必然的结果，将使社会真正的改进益为迟缓。政治的**，令人感到以外表的方法所做的改进工作是可怕的，把真正的进步反而停止了，这是我们可以根据一切立宪国家而断定的，如法国，英国，美国。”在答复一位请他加入平民教育推进委员会的妇人的信中，托尔斯泰对于自由党人尚有其他的指摘：他们永远做着欺诈的勾当；他们因了害怕而为独裁政制的共谋犯，他们的参政使政府获得道德上的权威，使他们习于妥协，被政府作为工具。亚历山大二世曾言一切自由党人是为了名誉而卖身，如果不是为了金钱。亚历山大三世曾经毫无危险地销毁他的父亲的自由主义的事业；自由主义者互相耳语说这使他们不快，但他们仍旧参与司法，为国家服务，为舆论效力；在舆论方面，他们对于一切可以隐喻的事物作种种隐喻；但对于禁止谈论的事情便谨守缄默，他们在报纸上发表人们命令他们发表的文字。在尼古拉二世治下，他们亦是如此。“当这青年的君主一无所知，什么也不懂，无耻而冒昧地回答人民代表时，自由主义者会不会抗议？绝对不……从种种方面，人们向这年轻的帝皇表示卑鄙无耻的谄媚与恭维。”

(248)　见《战争与革命》。

(249)　这类人物的典型，在《复活》中有诺沃德沃罗夫，那个革命煽动者，极度的虚荣与自私窒塞了他的智慧。绝无想象，毫无怀疑。在他后面，跟随着一个由工人转变成的革命家马尔克尔，他的要革命是为了受人压迫，心存报复，他崇拜科学，但他根本不知何谓科学，他盲目地反对教会。在《又是三个死者》或《神与人》中，还有若干新革命青年的典型。

(250)　1904年终，致日本人阿部畏三书。参看《亚洲对托尔斯泰的回响》。

(251)　见捷涅罗莫著《托尔斯泰名言录》（社会主义章）。

(252)　见捷涅罗莫著《托尔斯泰名言录》（社会主义章）。

(253)　托尔斯泰与保尔·布瓦耶谈话（见1902年12月4日巴黎《时报》）。

(254)　见《世界之末日》。

(255)　1865年始，托尔斯泰已有关于社会大混乱的预告的言语：“产业便是窃盗，这真理，只要世界上有人类存在，将比英国宪法更为真确……俄国在历史上的使命是要使世界具有土地社会公有的概念。俄国的革命只能以此原则为根据。它将不是反对帝王反对专制政治，而是反对土地私有。”

(256)　“最残忍的奴隶制度是令人没有土地。因为一个主人的奴隶是做一个人的奴隶；但没有土地权的人却是众人的奴隶。”（见《世界之末日》第七章）

(257)　那时代，俄罗斯的确处于一种特殊的环境中，即令托尔斯泰把俄国的特殊情形认为是欧洲全部的情形是一种错误的行为，我们可不能惊异他对于就近所见的痛苦具有特别的敏感——在《大罪恶》中，有一段他和乡人的谈话，描写那些人缺乏面包，因为他们没有土地，而他们心中都在期望能重新获得土地。俄罗斯的农民在全部人口中占有百分之八十的比例。托尔斯泰说在大地主制度之下，千万的人都闹着饥荒。当人们和他谈起补救这些惨状问题，言论自由问题，政教分离问题，甚至8小时工作制等时，他便嘲笑他们：“一切装作在到处探寻拯救大众疾苦的方法的人令人想起舞台的情况，当全部观众看见一个演员隐藏着的时候，配角的演员也同样清楚地看到的同伴，却装作完全不看见，而努力想转移大家的注意。”除了把土地还给耕种的人以外更无别的挽救方法。为解决这土地问题起见，托尔斯泰赞成亨利·乔治的主张，实行征收地价税，而废除一切杂税。这是托氏的经济的圣经，他永远提及它，甚至在他的作品中，有时采用乔治整句的文字。

(258)　“无抵抗主义是最重要的原则。徒有互助而不知无抵抗是永远没有结果的。”（见《世界之末日》）

(259)　在1900年他致友人书中，他怨人家误会他的无抵抗主义。他说：人家把“勿以怨报怨”和“勿抵抗加在你身上的恶”相混。后者的意思是对于身受的恶处以无关心的态度……“实在是：抵抗罪恶是基督教义的唯一的目的，而不抵抗罪恶是对于罪恶最有力量的斗争。”关于这一点，人们很可以把它和甘地的主义相比，——这亦是为了爱、为了牺牲而抵抗！这亦是心魂的勇武刚毅，和淡漠的无关心是完全相反的。只是甘地更增强了英雄的力量罢了。

(260)　见《世界之末日》。

(261)　托尔斯泰曾描绘了两个“盲从者”的典型：一个在《复活》的终端，另一个在《又是三个死者》中间。

(262)　在托尔斯泰指摘各省议会的**以后，高尔基表示大不满意，写道：“这个人变成他的思想的奴隶了。长久以来，他已离开了俄罗斯的现实生活而听不见民众的呼声了。他所处的地位已超临俄罗斯太远。”

(263)　对于他，不受到官厅的虐待是一种剧烈的痛苦。他渴望殉道，但政府很乖，不肯使他满足。“在我周围，人们凌虐我的朋友，却不及于我，虽然我是唯一可算作有害的人。显然是因为我还不值得加以凌虐，我真为此觉得羞耻。”（1892年5月16日致捷涅罗莫书）“我处在自由的境地中真是难堪。”（1894年6月1日致捷涅罗莫书）为何他做了那些事情还是那么太平无事？只有上帝知道！他侮辱皇帝，他攻击国家，斥为“这可恶的偶像，人们为了它牺牲了生命，自由和理智”（见《世界之末日》；参看《战争与革命》中他节述的俄国史）。这是魔鬼展览会：“疯狂的魔王伊万，酒鬼彼得一世，愚昧的厨役叶卡捷琳娜一世，**的伊丽莎白，堕落的保尔，弑亲的亚历山大一世”（可是他是唯一博得托尔斯泰的幽密的好感的君主，），“残忍而愚昧的尼古拉一世，不聪明的亚历山大二世，恶的亚历山大三世，傻子、狂野而昏昧的尼古拉二世……”

(264)　1905年1月19日致逃兵贡恰连科书。

(265)　1897年致杜霍博尔人书。

(266)　1900年致友人书。

(267)　1905年2月12日致贡恰连科书。

(268)　1897年致杜霍博尔人书。

(269)　1905年1月19日致贡恰连科书。

(270)　1905年11月致友人书。托尔斯泰的关于国家问题的最重要的著作是：《基督教精神与爱国主义》（1894年）；《爱国主义与政府》（1900年）；《军人杂记册》（1902年）；《日俄战争》（1904年）；《向逃避军役的人们致敬》（1909年）。

(271)　他以为原文有误，“十诫”中的第二条应当是“爱你的同胞如他一样”，即如上帝一样（见和捷涅罗莫谈话）。

(272)　出处同前。

(273)　1906年10月致一个中国人书。

(274)　在他1906年的信中，托尔斯泰已经表示这种恐惧。

(275)　“既然要容忍私有产业制度，那么，以前的拒绝军役与警役是无谓的举动了，因为私有产业制全赖军警制予以维持的，尽了军役警役而沾着私有产业制之惠的人，比较拒绝军役警役而享受私有产业制的人还较胜一筹。”（1899年致旅居加拿大的杜霍博尔人书）

(276)　以后的事实证明他是不差的，上帝对于他的恩惠完全报答了。在他逝世前数月，在非洲的极端，甘地的救世的声音传到了（参看本书《亚洲对托尔斯泰的回响》）。

(277)　1905年，《告政治家书》。

(278)　在《大罪恶》的篇末，我们可以找到《告被统治者书》。

(279)　1906年11月7日致保尔·萨巴捷尔书。

(280)　1892年6月与1901年11月致一个朋友书。

(281)　《战争与革命》。

(282)　致一个友人书。

(283)　也许这里是在涉及《一个杜霍博尔人的故事》。

(284)　“想象一切人类完全懂得真理而集合在一起住在岛上。这是不是生活？”（1901年3月致一个友人书）

(285)　1892年5月16日。托尔斯泰那时看见他的夫人为了一个男孩的死亡而痛苦着，他不知如何安慰她。

(286)　1883年1月书。

(287)　见1910年12月15日巴黎《两球杂志》。

(288)　见1910年12月15日巴黎《两球杂志》。

(289)　1903年12月10日致一个友人书。

(290)　见1910年12月27日《费加罗》日报，这封信，在他死后，由他们的女婿奥博连斯基亲王交给托尔斯泰伯爵夫人。

(291)　这种痛苦的情况自1881年，即在莫斯科所度的那个冬天起即已开始，那时候即托尔斯泰初次发现社会惨状。

(292)　1910年10月28日的清晨五时许，托尔斯泰突然离开了亚斯纳亚·波利亚纳。他由马科维茨基医生陪随着；他的女儿亚历山德拉，为切尔特科夫称为“他的亲切的合作者”的，知道他动身的秘密。当晚6时，他到达奥普塔修道院，俄国最著名的修道院之一，他以前曾经到过好几次。他在此宿了一晚，翌晨，他写了一篇论死刑的长文。在10月29日晚上，他到他的姊妹玛亚丽出家的沙莫尔金诺修道院。他和她一同晚餐，他告诉她他欲在奥普塔修道院中度他的余年，“可以做任何低下的工作，唯一的条件是人家不强迫他到教堂里去”。他留宿在沙莫尔金诺，翌日清晨，他在邻近的村落中散步了一回，他又想在那里租一个住处，下午再去看他的姊妹。5时，他的女儿亚历山德拉不凑巧地赶来了。无疑地，她是来通知他说他走后，人家已开始在寻访他了：他们在夜里立刻动身。托尔斯泰、亚历山德拉、马科维茨基向着克谢尔斯克车站出发，也许是要从此走入南方各省，再到巴尔干、布尔加列、塞尔别各地的斯拉夫民族居留地。途中，托尔斯泰在阿斯塔波沃站上病倒了，不得不在那里卧床休养。他便在那里去世了。——关于他最后几天的情景，在《托尔斯泰的出走与去世》（柏林，1925年版）中可以找到最完全的记载，作者勒内·菲洛埃普一米勒与弗里德里希·埃克施泰因搜集托尔斯泰的夫人、女儿、医生，及在场的友人的记载，和政府秘密文件中的记载。这最后一部分，1917年时被苏维埃政府发现，暴露了当时不少的阴谋，政府与教会包围着垂死的老人，想逼他取消他以前对于教会的攻击而表示翻悔。政府，尤其是俄皇个人，极力威逼神圣宗教会议要他办到这件事。但结果是完全失败。这批文件亦证明了政府的烦虑。列下省总督，奥博连斯基亲王，莫斯科宪兵总监洛夫将军间的警务通信，对于在阿斯塔波沃发生的事故每小时都有报告，下了最严重的命令守护车站。使护丧的人完全与外间隔绝。这是因为最高的当局生恐托氏之死会引起俄罗斯政治大示威运动之故。——托尔斯泰与世长辞的那所屋子周围，拥满了警察、间谍、新闻记者，与电影摄影师，窥伺着托尔斯泰伯爵夫人对于垂死者所表示的爱情、痛苦与忏悔。

(293)　见1879年10月28日《日记》。那一页是最美丽的一页，我们把它转录于下：“在这个世界上有没有翅翼的笨重的人。他们在下层，骚扰着。他们中间亦有极强的，如拿破仑。他们在人间留下可怕的痕迹，播下不和的种子。——有让他的翅翼推动的人，慢慢地向前，翱翔着，如僧侣。——有轻浮的人，极容易上升而下坠，如那些好心的理想家。——有具有强大的翅翼的人……——有天国的人，为了人间的爱，藏起翅翼而降到地上，教人飞翔。以后，当他们不再成为必要时，他们被称为‘基督’。”

(294)　“一个人只有在醉于生命的时候方能生活。”（《忏悔录》1879年）“我为了人生而癫狂……这是夏天，美妙的夏天。今年，我奋斗了长久；但自然的美把我征服了。我感受着生的乐趣。”（1880年7月致费特书）这几行正是他为了宗教而狂乱的时候写的。

(295)　1865年10月《日记》：“死的念头……”“我愿，我爱永生。”他对于个人生活的舍弃，只是他对于永恒生活的企慕的呼声而已。不，他所达到的平和，他所唤引的灵魂的平和，并非死的平和。这是那些在无穷的空间中热烈地向前趱奔的人的平和。在于他，愤怒是沉静的，“我对于愤怒感到陶醉，我爱它，当我感到时我且刺激它，因为它于我是一种镇静的方法，使我，至少在若干时内，具有非常的弹性、精力与火焰，使我在精神上肉体上都能有所作为”（见《涅赫留多夫亲王日记》1857年）。

(296)　他为了1891年在伦敦举行的世界和平会议所写的关于战争的论文，是对一般相信仲裁主义的和平主义者的一个尖锐的讥刺：“这无异于把一粒谷放在鸟的尾巴上而捕获它的故事。要捕获它是那么容易的事。和人们谈着什么仲裁与国家容许的裁军实在是开玩笑。这一切真是些无谓的空谈！当然，各国政府会承认：那些好使徒！他们明明知道这绝不能阻止他们在欢喜的时候驱使千百万的生灵去相杀。”（见《天国在我们内心》第六章）

(297)　自然一向是托尔斯泰的“最好的朋友”，好似他自己所说的一样：“一个朋友，这很好；但他将死，他要到什么地方去，我们不能跟随他。至于自然，我们和它的关系是那么密切，不啻是买来的，承继得来的，这当然更好。我的自然是冷酷的，累赘的；但这是一个终身的朋友；当一个人死后，他便进到自然中去。”（致费特书，1861年5月19日）他参与自然的生命，他在春天再生（“3月4日是我工作最好的月份，”——1877年3月23日致费特书），他到了暮秋开始沉闷（“这于我是死的一季，我不思想，不写，我舒服地感到自己蠢然。”——1869年10月21日致费特书）。

(298)　见和保尔·布瓦耶的谈话（1901年8月28日巴黎《时报》）。实在，人们时常会分不清楚，例如卢梭的朱莉（译者按：朱莉是卢梭著《新爱洛伊丝》小说中的女主人翁）在临终时的说话：“凡我所不能相信的，我不能说我相信，我永远说我所相信的。属于我的，唯此而已。”和托尔斯泰《答圣西诺德书》中的：“我的信仰使人厌恶或阻碍别人，这是可能的。但要更改它不在我能力范围以内，好似我不能更变我的肉体一样。我除了我所相信的以外不能相信别的，尤其在这个我将回到我所从来的神那边去的时候。”或卢梭的《答特博蒙书》似乎完全出之于托尔斯泰的手笔：“我是耶稣基督的信徒。我主告我凡是爱他的同胞的人已经完成了律令。”或如：“星期日的全部祷文又归纳在下列这几个字中：‘愿你的意志实现！’”（卢梭《山中杂书》第三）与下面一段相比：“我把主祷文代替了一切祷文。我所能向上帝祈求的在下列一句中表现得最完满了：‘愿你的意志实现！’”（1852年至1853年间在高加索时代的《日记》）两人思想的肖似不独在宗教方面为然，即在艺术方面亦是如此。卢梭有言：“现代艺术的第一条规则，是说得明明白白，准确地表出他的思想。”托尔斯泰说：“你爱怎么想便怎么想吧，只要你的每一个字都能为大家懂得。在完全通畅明白的文字中绝不会写出不好的东西。”此外我亦说过，卢梭在《新爱洛伊丝》中对于巴黎歌剧院的讽刺的描写，和托尔斯泰在《艺术论》中的批评极有关联。

(299)　见1903年1月6日《日记》。

(300)　见卢梭《一个孤独的散步者的幻想录》中《第四次散步》。

(301)　致比鲁科夫书。

(302)　《1855年5月之塞瓦斯托波尔》。

(303)　“真理……在我道德观念中唯一存留的东西，我将崇拜的唯一的对象。”（1860年10月17日）

(304)　同前。

(305)　“纯粹的爱人类之情是心灵的天然状态，而我们竟没有注意到。”（当他在卡赞当学生时代的《日记》）

(306)　“真理会导向爱情……”（《忏悔录》1879至1881年）“我把真理放在爱的一个单位上……”（同前）

(307)　“你永远在提及力量？但力的基础是爱。”（见《安娜小史》第二卷安娜的话）

(308)　“美与爱，生存的两大意义。”（《战争与和平》第二卷）

(309)　“我信上帝，上帝于我即是‘爱’。”（1901年《答圣西诺德书》）“是的，爱！……不是自私的爱，但是我生平第一次感到的爱，当我看到，在我身旁的垂死的敌人，我爱他……这是灵魂的元素。爱他的邻人，爱他的敌人，爱大家，爱每个，这是在各方面去爱上帝！……爱一个我们亲爱的人，这是人的爱，但爱他的敌人简直是神明的爱！……”（这是《战争与和平》中安德烈临终时所说的话）

(310)　“艺术家对于他的作品的爱是艺术的心灵。没有爱，没有艺术品。”（1889年9月书）

(311)　“我写了这些书，所以我知道它们所能产生的罪过……？”（1897年11月21日，托尔斯泰致杜霍博尔人的领袖韦里金书）

(312)　参看《一个绅士的早晨》，——或在《忏悔录》中理想的描写，那些人是多么质朴，多么善良，满足自己的命运，安分守己，博得人生的意义——或在《复活》第二编末，当涅赫留多夫遇见放工回来的工人时，眼前显出“这人类，这新世界”。

(313)　“一个基督徒在精神上绝不会比别人高或低；但他能在完满的道上，活动得更快，这便使他成为更纯粹的基督徒。因此，那些伪善者的停滞不进的德行较之和基督同时钉死的强盗更少基督教意味，因为这些强盗的心魂，永远向着理想而活动，且他们在十字架上也已后悔了。”（见《残忍的乐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