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我们要在这些批判中去探寻那些外国文学的门径，那么这些批判是毫无价值的。如果我们要在其中探寻托尔斯泰的艺术宝钥，那么，它的价值是无可估计的。我们不能向一个创造的天才要求大公无私的批评。当瓦格纳、托尔斯泰在谈起贝多芬与莎士比亚时，他们所谈的并非贝多芬与莎士比亚，而是他们自身；他们在发表自己的理想。他们简直不试着骗我们。批判莎士比亚时，托尔斯泰并不使自己成为“客观”。他正责备莎士比亚的客观的艺术。《战争与和平》的作者，无人格性的艺术的大师，对于那些德国批评家，在歌德之后发现了莎士比亚，发现了“艺术应当是客观的，即是应当在一切道德价值之外去表现故事——这是否定以宗教为目的的艺术”这种理论的人，似乎还轻蔑得不够。
因此托尔斯泰是站在信仰的高峰宣布他的艺术批判，在他的批评中，不必寻觅任何个人的成见。他并不把自己作为一种模范；他对于自己的作品和对于别人的作品同样毫无怜惜(192)。那么，他期望什么，他所提议的宗教理想对于艺术又有什么价值？
这理想是美妙的。“宗教艺术”这名词，在含义的广博上容易令人误会。其实，托尔斯泰并没限制艺术，而是把艺术扩大了。艺术，他说，到处皆是。
“艺术渗透我们全部的生活，我们所称为艺术的：戏剧、音乐会、书籍、展览会，只是极微小的部分而已。我们的生活充满了各色各种的艺术表白，自儿童的游戏直至宗教仪式。艺术与言语是人类进步的两大机能。一是沟通心灵的，一是交换思想的。如果其中有一个误入歧途，社会便要发生病态。今日的艺术即已走入了歧途。”
自文艺复兴以来，我们再不能谈起基督教诸国的一种艺术。各阶级是互相分离了。富人，享有特权者，僭越了艺术的专利权；他们依了自己的欢喜，立下艺术的水准。在远离穷人的时候，艺术变得贫弱了。
“不靠工作而生活的人所感到的种种情操，较之工作的人所感到的情操要狭隘得多。现代社会的情操可以概括为三：骄傲，肉感，生活的困倦。这三种情操及其分支，差不多造成了富人阶级的全部艺术题材。”
它使世界腐化，使民众颓废。助长**欲，它成为实现人类福利的最大障碍。而且它也没有真正的美，不自然，不真诚——是一种造作的、肉的艺术。
在这些美学者的谎言与富人的消遣品前面，我们来建立起活的、人间的、联合人类、联合阶级、团结国家的艺术。过去便有光荣的榜样。
“我们所认为最崇高的艺术：永远为大多数的人类懂得并爱好的，创世纪的史诗，福音书的寓言，传说，童话，民间歌谣。”
最伟大的艺术是传达时代的宗教意识的作品。在此不要以为是一种教会的主义。“每个社会有一种对于人生的宗教观：这是整个社会都向往的一种幸福的理想。”大家都有一种情操，不论感觉得明显些或暗晦些；若干前锋的人便明白确切地表现出来。
“永远有一种宗教意识。这是河床。”(193)
我们这时代的宗教意识，是对于由人类友爱造成的幸福的企望。只有为了这种结合而工作的才是真正的艺术。最崇高的艺术，是以爱的力量来直接完成这事业的艺术。但以愤激与轻蔑的手段攻击一切反博爱原则的事物，也是一种参加这事业的艺术。例如，狄更斯的小说、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雨果的《悲惨世界》、米勒的绘画。即使是未达到这高峰的，一切以同情与真理来表现日常生活的艺术亦能促进人类的团结。例如《堂吉诃德》，与莫里哀的戏剧。当然，这最后一种艺术往往因为它的过于琐碎的写实主义与题材的贫弱而犯有错误，“如果我们把它和古代的模范，如《约瑟行述》来相比的时候”。过于真切的枝节会妨害作品，使它不能成为普遍的。
“现代作品常为写实主义所累，我们更应当指斥这艺术上狭隘的情调。”
这样，托尔斯泰毫不犹豫地批判他自己的天才的要素。对于他，把他自己整个地为了未来而牺牲，使他自己什么也不再存留，也是毫无关系的。
“未来的艺术定不会承继现在的艺术，它将建筑于别的基础之上。它将不复是一个阶级的所有物。艺术不是一种技艺，它是真实情操的表白。可是，艺术家唯有不孤独，唯有度着人类自然生活的时候，才能感到真实的情操。故凡受到人生的庇护的人，在创造上，是处于最坏的环境中。”
在将来，“将是一切有天职的人成为艺术家的”。“由于初级学校中便有音乐与绘画的课程和文法同时教授儿童”，使大家都有达到艺术活动的机会。而且，艺术更不用复杂的技巧，如现在这样，它将走上简洁、单纯、明白的路，这是古典的、健全的、荷马的艺术的要素(194)。在这线条明净的艺术中表现这普遍的情操，将是何等的美妙！为了千万的人类去写一篇童话或一曲歌，画一幅像，比写一部小说或交响曲重要而且难得多(195)。这是一片广大的、几乎还是未经开发的园地。由于这些作品，人类将懂得友爱的、团结的幸福。
“艺术应当铲除强暴，而且唯有它才能做到。它的使命是要使天国，即爱，来统治一切。”(196)
我们之中谁又不赞同这些慷慨的言辞呢？且谁又不看到，含有多少理想与稚气的托尔斯泰的观念，是生动的与丰富的！是的，我们的艺术，全部只是一个阶级的表白，在这一个国家与另一个国家的界域上，又分化为若干敌对的领土。在欧洲没有一个艺术家的心魂能实现各种党派各个种族的团结。在我们的时代，最普遍的，即是托尔斯泰的心魂。在他的心灵上，我们相爱了，一切阶级一切民族中的人都联合一致了。他，如我们一样，体味过了这伟大的爱，再不能以欧洲狭小团体的艺术所给予我们的人类伟大心魂的残余为满足了。
《通俗故事》《黑暗的力量》《伊万·伊里奇之死》《克勒策奏鸣曲》
最美的理论只有在作品中表现出来时才有价值。对于托尔斯泰，理论与创作永远是相连的，有如信仰与行动一般。正当他构成他的艺术批评时，他同时拿出他所希求的新艺术的模型。这模型包括两种艺术形式，一是崇高的，一是通俗的，在最富人间性的意义上，都是“宗教的”——一是努力以爱情来团结人类，一是对爱情的仇敌宣战。他写成了下列几部杰作：《伊万·伊里奇之死》（一八八四—一八八六）、《民间故事与童话》（一八八一—一八八六）、《黑暗的力量》（一八八六）、《克勒策奏鸣曲》（一八八九）和《主与仆》（一八九五）(197)。这一个艺术时期仿如一座有两个塔尖的大寺，一个象征永恒的爱，一个象征世间的仇恨；在这个时间的终极与最高峰诞生了《复活》（一八九九）。
这一切作品，在新的艺术性格上，都和以前的大不相同。托尔斯泰不仅对于艺术的目的，且对于艺术的形式也改变了见解。在《我们应当做什么？》或《莎士比亚论》中，我们读到他所说的趣味与表现的原则觉得奇怪。它们大半都和他以前的大作抵触的。“清楚，质朴，含蓄”，我们在《我们应当做什么？》中读到这些标语。他蔑视一切物质的效果，批斥细磨细琢的写实主义。——在《莎士比亚论》中，他又发表关于完美与节度的纯古典派的理想。“没有节度观念，没有真正的艺术家。”——而在他的新作品中(198)，即使这老人不能把他自己，把他的分析天才与天生的狂野完全抹杀（在若干方面，这些天赋反而更明显），但线条变得更明显、更强烈，心魂蓄藏着更多的曲折，内心变化更为集中，宛如一头被囚的动物集中力量准备飞腾一般，更为普遍的感情从一种固有色彩的写实主义与短时间的枝节中解脱出来，末了，他的言语也更富形象，更有韵味，令人感到大地的气息：总之他的艺术是深深地改变了。
他对于民众的爱情，好久以来已使他体味通俗言语之美。童时他受过行乞说书者所讲的故事的熏陶。成年而变成名作家之后，他在和乡人的谈话中感到一种艺术的乐趣。
“这些人，”以后他和保尔·布瓦耶说，“是创造的名手。当我从前和他们，或和这些背了粮袋在我们田野中乱跑的流浪者谈话时，我曾把为我是第一次听到的言辞，为我们现代文学语言所遗忘，但老是为若干古老的俄国乡间所铸造出来的言辞，详细记录下来……是啊，言语的天才存在于这等人身上……”(199)
他对于这种语言的感觉更为敏锐，尤其因为他的思想没有被文学窒息(200)。远离着城市，混在乡人中间过生活，久而久之，他思想的方式渐渐变得如农人一般。他和他们一样，具有冗长的辩证法，理解力进行极缓，有时混杂着令人不快的激动，老是重复说尽人皆知的事情，而且用了同样的语句。
但这些是民间语言的缺陷而非长处。只是年深月久之后，他才领会到其中隐藏着的天才，如生动的形象，狂放的诗情，传说式的智慧。自《战争与和平》那时代始，他已在受着它的影响。一八七二年三月，他写信给斯特拉科夫说：
“我改变了我的语言与文体。民众的语言具有表现诗人所能说的一切的声音。它是诗歌上最好的调节器。即使人们要说什么过分或夸大的话，这种语言也不能容受。不像我们的文学语言般没有骨干，可以随心所欲地受人支配，完全是舞文弄墨的事情。”(201)
他不独在风格上采取民众语言的模型；他的许多感应亦是受它之赐。一八七七年，一个流浪的说书者到亚斯纳亚·波利亚纳来，托尔斯泰把他所讲的故事记录了好几桩。如几年之后托尔斯泰所发表的最美的《民间故事与童话》中《人靠了什么生活？》与《三老人》两篇即是渊源于此(202)。
近代艺术中独一无二之作。比艺术更崇高的作品：在读它的时候，谁还想起文学这东西？福音书的精神，同胞一般的人类的贞洁的爱，更杂着民间智慧的微笑般的欢悦，单纯，质朴，明净，无可磨灭的心的慈悲——和有时那么自然地照耀着作品的超自然的光彩！在一道金光中它笼罩着一个中心人物爱里赛老人(203)，或是鞋匠马丁——那个从与地一样平的天窗中看见行人的脚和上帝装作穷人去访问他的人(204)。这些故事，除了《福音书》中的寓言之外，更杂有东方传说的香味，如他童时起便爱好的《天方夜谭》中的(205)。有时是一道神怪的光芒闪耀着，使故事具有骇人的伟大。有如《农奴巴霍姆》(206)，拼命收买土地，收买在一天中所走到的全部土地。而他在走到的时候死了。
“在山冈上，斯塔尔希纳坐在地下，看他奔跑。巴霍姆倒下了。
——‘啊！勇敢的人，壮士，你获得了许多土地。’
斯塔尔希纳站起，把一把铲掷给巴霍姆的仆人！
——‘哦，把他瘗埋吧。’
仆人一个子，为巴霍姆掘了一个墓穴，恰如他从头到脚的长度——他把他瘗了。”
这些故事，在诗的气氛中，几乎都含有福音书中的道德教训，关于退让与宽恕的：
“不要报复得罪你的人。”(207)
“不要抵抗损害你的人。”(208)
“报复是属于我的。”上帝说。(209)
无论何处，结论永远是爱。愿建立一种为一切人类的艺术的托尔斯泰一下子获得了普遍性。在全世界，他的作品获得永无终止的成功：因为它从艺术的一切朽腐的原子中升华出来；在此只有永恒。
《黑暗的力量》一书，并不建筑于心的严肃的单纯的基础上；它绝无这种口实：这是另外的一方面。一面是神明的博爱之梦。一面是残酷的现实。在读这部戏剧时，我们可以看到托尔斯泰是否果能把民众理想化而揭穿真理！
托尔斯泰在他大半的戏剧试作中是那么笨拙(210)，在此却达到了指挥如意的境界。性格与行动布置得颇为自然：刚愎自用的尼基塔，阿尼西娅的狂乱与纵欲的热情，老马特廖娜的无耻的纯朴，养成她儿子的奸情，老阿基姆的圣洁——不啻是一个外似可笑而内是神明的人。——接着是尼基塔的溃灭，并不凶恶的弱者，虽然自己努力要悬崖勒马，但终于被他的母与妻诱入堕落与犯罪之途。
“农奴是不值钱的。但她们这些野兽！什么都不怕……你们，其他的姊妹们，你们是几千几万的俄国人，而你们竟如土龙一样盲目，你们什么都不知道，什么都不知道！……农奴他至少还能在酒店里，或者在牢狱里——谁知道？——军营里学习什么东西，可是野兽……什么？她什么也不看见，不听得。她如何生长，便如何死去。完了……她们如一群盲目的小犬，东奔西窜，只把头往垃圾堆里乱撞。她们只知道她们愚蠢的歌曲：‘呜——呜！呜——呜！’什么！……呜——呜？她们不知道。”(211)
以后是谋害新生婴儿的可怕的一场。尼基塔不愿杀。但阿尼西娅，为了他而谋害了她的丈夫的女人，她的神经一直为了这件罪案而拗执着痛苦着，她变得如野兽一般，发疯了，威吓着要告发他；她喊道：
“至少，我不复是孤独的了。他也将是一个杀人犯。让他知道什么叫作凶犯！”
尼基塔在两块木板中把孩子压死。在他犯罪的中间，他吓呆了，逃，他威吓着要杀阿尼西娅与他的母亲，他号啕，他哀求：
“我的小母亲，我不能再支持下去了！”
他以为听见了被压死的孩子的叫喊。
“我逃到哪里去？”
这是莎士比亚式的场面。——没有上一场那样的狂野，但更惨痛的，是小女孩与老仆的对话。他们在夜里听到，猜到在外面展演的惨案。
末了是自愿的惩罚。尼基塔，由他的父亲阿基姆陪着，赤着足，走入一个正在举行结婚礼的人群中。他跪着，他向全体请求宽恕，他自己供认他的罪状。老人阿基姆用痛苦的目光注视着他鼓励他：
“上帝！噢！他在这里，上帝！”
这部剧作之所以具有一种特殊的艺术韵味者，更因为它采用乡人的语言。
“我搜遍我的笔记夹以写成《黑暗的力量》。”这是托尔斯泰和保尔·布瓦耶所说的话。
这些突兀的形象，完全是从俄国民众的讽刺与抒情的灵魂中涌现出来的，自有一种强烈鲜明的色彩，使一切文学的形象都为之黯然无色。我们感到作者在艺术家身份上，以记录这些表白与思想为乐，可笑之处也没有逃过他的手法(212)；而在热情的使徒身份上，却在为了灵魂的黑暗而痛惜。
在观察着民众，从高处放一道光彩透破他们的黑夜的时候，托尔斯泰对于资产与中产阶级的更黑暗的长夜，又写了两部悲壮的小说。我们可以感到，在这时代，戏剧的形式统着他的艺术思想。《伊万·伊里奇之死》与《克勒策奏鸣曲》两部小说都是紧凑的、集中的内心悲剧；在《克勒策奏鸣曲》中，又是悲剧的主人翁自己讲述的。
《伊万·伊里奇之死》（一八八四—一八八六）是激动法国民众最剧烈的俄国作品之一。本书之首，我曾说过我亲自见到法国外省的中产者，平日最不关心艺术的人，对于这部作品也受着极大的感动。这是因为这部作品是以骇人的写实手法，描写这些中等人物中的一个典型，尽职的公务员，没有宗教，没有理想，差不多也没有思想，埋没在他的职务中，在他的机械生活中，直到临死的时光方才懔然发觉自己虚度了一世。伊万·伊里奇是一八八〇年时代的欧洲中产阶级的代表，他们读着左拉的作品，听着萨拉·伯恩哈特的演唱，毫无信仰，甚至也不是非宗教者：因为他们既不愿费心去信仰，也不愿费心去不信仰——他们从来不想这些。
由于对人世尤其对婚姻的暴烈的攻击与挖苦，《伊万·伊里奇之死》是一组新作品的开始；它是《克勒策奏鸣曲》与《复活》的更为深刻与惨痛的描写的预告。它描写这种人生（这种人生何止千万）的可怜的空虚，无聊的野心，狭隘的自满——“至多是每天晚上和他的妻子面对面坐着，”——职业方面的烦恼，想象着真正的幸福，玩玩“非斯脱”纸牌。而这种可笑的人生为了一个更可笑的原因而丧失，当伊万·伊里奇有一天要在客厅的窗上悬挂一条窗帘而从扶梯上滑跌下来之后。人生的虚伪。疾病的虚伪。只顾自己的强健的医生的虚伪。为了疾病感到厌恶的家庭的虚伪。妻子的虚伪，她只筹划着丈夫死后她将如何生活。一切都是虚伪，只有富有同情的仆人，对于垂死的人并不隐瞒他的病状而友爱地看护着他。伊万·伊里奇“对自己感觉无穷的痛惜”，为了自己的孤独与人类的自私而痛哭；他受着极残酷的痛苦，直到他发觉他过去的生活只是一场骗局的那天，但这骗局，他还可补救。立刻，一切都变得清明了——这是在他逝世的一小时之前。他不复想到他自己，他想着他的家族，他矜怜他们；他应当死，使他们摆脱他。
痛苦，你在哪里？——啊，在这里……那么，你顽强执拗下去吧。——死，它在哪里？——他已找不到它了。没有死，只有光明。——“完了。”有人说。——他听到这些话，把它们重复地说。——“死不复存在了。”他自言自语说。
在《克勒策奏鸣曲》中，简直没有这种光明的显露(213)。这是一部攻击社会的狞恶可怖的作品，有如一头受创的野兽，要向他的伤害者报复。我们不要忘记，这是杀了人，为忌妒的毒素侵蚀着的凶横的人类的忏悔录。托尔斯泰在他的人物后面隐避了。无疑的，我们在对于一般的伪善的攻击中可以找到他的思想，他的语气，他所深恶痛恨的是：女子教育，恋爱，婚姻——“这日常的卖**”；社会、科学、医生——这些“罪恶的播种者”等的虚伪。但书中的主人翁驱使作者采用粗犷的表辞，强烈的肉感的描绘——画出一个**逸的人的全部狂热——而且因为反动之故，更表示极端的禁欲与对于情欲的又恨又惧，并如受着肉欲煎熬的中世纪僧侣般诅咒人生。写完了，托尔斯泰自己也为之惊愕：
“我绝对没有料到，”他在《克勒策奏鸣曲》的跋文中说，“一种严密的论理会把我在写作这部小说的时候，引我到我现在所到达的地步。我自己的结论最初使我非常惊骇，我愿不相信我的结论，但我不能……我不得不接受。”
他在凶犯波斯德尼舍夫口中说出攻击爱情与婚姻的激烈的言论：
“一个人用肉感的眼光注视女人——尤其是他自己的妻子时，他已经对她犯了奸情。”
“当情欲绝灭的时候，人类将没有存在的理由，他已完成自然的律令；生灵的团结将可实现。”
他更依据了圣马太派的《福音书》论调，说：“基督教的理想不是婚姻，无所谓基督教的婚姻，在基督教的观点上，婚姻不是一种进步，而是一种堕落，爱情与爱情前前后后所经历的程序是人类真正的理想的阻碍。”(214)
但在波斯德尼切舍口中没有流露出这些议论之前，这些思想从没有在托尔斯泰脑中显得这样明白确切。好似伟大的创造家一样，作品推进作家；艺术家走在思想家之前。——可是艺术并未在其中有何损失。在效果的力量上，在热情的集中上，在视觉的鲜明与狂野上，在形式的丰满与成熟上，没有一部托尔斯泰的作品可和《克勒策奏鸣曲》相比。
现在我得解释它的题目了。——实在说，它是不切的。这令人误会作品的内容。音乐在此只有一种副作用。取消了奏鸣曲，什么也不会改变。托尔斯泰把他念念不忘的两个问题混在一起——他认为音乐与恋爱都具有使人堕落的力量——这是错误的。关于音乐的魔力，须由另一部专书讨论；托尔斯泰在此所给予它的地位，不是证实他所判断的危险。在涉及本问题时，我不得不有几句赘言：因为我不相信有人完全了解托尔斯泰对音乐的态度。
要说他不爱音乐是绝对不可能的。一个人只怕他所爱的事物。我们当能记忆音乐的回忆在《童年时代》中，尤其在《夫妇的幸福》中所占的地位，本书中所描写的爱情的周围，自春至秋，完全是在贝多芬的Quasi una fantasia奏鸣曲(215)的各个阶段中展演的。我们也能记忆涅赫留多夫(216)与小彼佳(217)在临终的前夜在内心听到的美妙的交响曲(218)。托尔斯泰所学的音乐或许并不高妙，但音乐确把他感动至于下泪(219)；且在他一生的某几个时代，他曾纵情于音乐。一八五八年，他在莫斯科组织一个音乐会，即是以后莫斯科音乐院的前身。他的内倩别尔斯在《关于托尔斯泰的回忆》中写道：
“他酷好音乐。他能奏钢琴，极爱古典派大师。他往往在工作之前弹一会儿琴(220)。很可能他要在音乐中寻求灵感。他老是为他最小的妹妹伴奏，因为他欢喜她的歌喉。我留意到他被音乐所引动的感觉，脸色微微显得苍白，而且有一种难于辨出的怪相，似乎是表现他的恐怖。”
这的确是和这震撼他心灵深处的无名的力接触后的恐怖！在这音乐的世界中，似乎他的意志，理性，一切人生的现实都溶解了。我们只要读《战争与和平》中描写尼古拉·罗斯托夫赌输了钱，绝望着回家的那段。他听见他的妹妹娜塔莎在歌唱。他忘记了一切：
他不耐烦地等待着应该连续下去的一个音，一刹那间世界上只有那段三拍子的节奏：Oh！mio crudele affetto！
“我们的生活真是多么无聊，”他想，“灾祸，金钱，恨，荣誉，这一切都是空的……瞧，这才是真实的！……娜塔莎，我的小鸽！我们且看她能否唱出B音……她已唱出了，谢上帝！”
他，不知不觉地唱起来了，为增强这B音起见，他唱和着她的三度音程。
“哦！吾主，这真是多么美！是我给予她的吗？何等的幸福！”他想；而这三度音程的颤动，把他所有的精纯与善性一齐唤醒了。在这超人的感觉旁边，他赌输的钱与他允诺的言语又算得什么！……疯狂啊！一个人可以杀人，盗窃，而仍不失为幸福。
事实上，尼古拉既不杀人，也不偷盗，音乐于他亦只是暂时的激动；但娜塔莎已经到了完全迷失的顶点。这是在歌剧院某次夜会之后，“在这奇怪的、狂乱的艺术世界中，远离着现实，一切善与恶，**与理性混合在一起的世界中”，她听到阿纳托里·库拉金的倾诉而答应他把她带走的。
托尔斯泰年纪愈大，愈害怕音乐(221)。一八六〇年时在德累斯顿见过他而对他有影响的人，奥尔巴赫，一定更加增他对于音乐的防范。“他讲起音乐仿佛是一种颓废的享乐。据他的见解，音乐是倾向于堕落的涡流。”(222)
卡米耶·贝莱格问：在那么多的令人颓废的音乐家中，为何要选择一个最纯粹最贞洁的贝多芬(223)？——因为他是最强的缘故。托尔斯泰曾经爱他，他永远爱他。他的最辽远的童年回忆是和《悲怆奏鸣曲》有关联的；在《复活》的终局，当涅赫留多夫听见奏着《C小调交响曲》的“行板”时，他禁不住流下泪来；“他哀怜自己”——可是，在《艺术论》中，托尔斯泰论及“聋子贝多芬的病态的作品”时，表现何等激烈的怨恨；1876年时，他已经努力要“摧毁贝多芬，使人怀疑他的天才”，使柴可夫斯基大为不平，而他对于托尔斯泰的佩服之心也为之冷却了。《克勒策奏鸣曲》更使我们彻底看到这种热狂的不公平。托尔斯泰所责备贝多芬的是什么呢？他的力强。他如歌德一样，听着《C小调交响曲》，受着它的震撼，愤怒地对着这权威的大师表示反对(224)。
“这音乐，”托尔斯泰说，“把我立刻转移到和写作这音乐的人同样的精神境界内……音乐应该是国家的事业，如在中国一样。我们不能任令无论何人具有这魔术般的可怕的机能。……这些东西（《克勒策奏鸣曲》中的第一个急板），只能在若干重要的场合中许它奏演……”
但在这种反动之后，我们看到他为贝多芬的大力所屈服，而且他亦承认这力量是令人兴起高尚与纯洁之情！在听这曲子时，波斯德尼舍夫堕入一种不可确定的无从分析的境地内，这种境地的意识使他快乐；忌妒匿迹了。女人也同样地被感化了。她在演奏的时候，“有一种庄严的表情”，接着浮现出“微弱的、动人怜爱的、幸福的笑容，当她演奏完了时”……在这一切之中，有何腐败堕落之处——只有精神被拘囚了，受着声音的无名的力量的支配。精神简直可以被它毁灭，如果它愿意。
这是真的；但托尔斯泰忘记一点：听音乐或奏音乐的人，大半都是缺少生命或生命极庸俗的。音乐对于一班没有感觉的人是不会变得危险的。一班感觉麻木的群众，绝不会受着歌剧院中所表现的《莎乐美》的病态的情感所鼓动。必得要生活富丽的人，如托尔斯泰般，方有为了这种情绪而受苦的可能。——实际是，虽然他对于贝多芬是那么不公平，托尔斯泰比今日大半崇拜贝多芬的人更深切地感到贝多芬的音乐。至少他是熟识充满在“老聋子”作品中的这些狂乱的热情，这种狂野的强暴，为今日的演奏家与乐队所茫然不解的。贝多芬对于他的恨意比着对于别人的爱戴或许更为满意呢。
《复活》
《复活》与《克勒策奏鸣曲》相隔十年(225)，十年之中，日益专心于道德宣传。《复活》与这渴慕永恒的生命所期望着的终极也是相隔十年。《复活》可说是托尔斯泰艺术上的一种遗嘱，它威临着他的暮年，仿如《战争与和平》威临着他的成熟时期。这是最后的一峰或者是最高的一峰——如果不是最威严的——不可见的峰巅在雾氛中消失了(226)。托尔斯泰正是七十岁。他注视着世界，他的生活，他的过去的错误，他的信仰，他的圣洁的愤怒。他从高处注视一切。这是如在以前的作品中同样的思想，同样对于虚伪的战争，但艺术家的精神，如在《战争与和平》中一样，统治着作品；在《克勒策奏鸣曲》与《伊万·伊里奇》的**的精神与阴沉的讥讽之中，他又混入一种宗教式的静谧，这是在他内心反映着的世界中超脱出来的，我们可以说有时竟是基督徒式的歌德。
我们在最后一时期内的作品中所注意到的艺术性格，在此重复遇到，尤其是叙事的集中，在一部长篇小说中较之在短篇故事中更为明显。作品是一致的，在这一点上和《战争与和平》与《安娜小史》完全不同。几乎没有小故事的穿插。唯一的动作，在全部作品中十分紧凑地进展，而且各种枝节都搜罗净尽。如在《奏鸣曲》中一样，同样淋漓尽致的人物描绘。愈来愈明彻愈坚实并且毫无顾忌地写实，使他在人性中看到兽性——“人类的可怕的顽强的兽性，而当这兽性没有发现，掩藏在所谓诗意的外表下面时更加可怕。”(227)这些沙龙中的谈话，只是以满足肉体的需要为目的：“在拨动口腔与舌头的筋肉时，可以帮助消化。”(228)犀利的视觉，对于任何人都不稍假借，即使是美丽的科尔夏金女郎也不能免，“肱骨的前突，大拇指甲的宽阔”，她裸裼袒裎的情态使涅赫留多夫感到“羞耻与厌恶，厌恶与羞耻”，书中的女主人，玛斯洛娃也不能被视为例外，她的沦落的征象丝毫不加隐匿，她的早衰，她的猥亵卑下的谈吐，她的诱人的微笑，她的酒气熏人的气味，她的满是火焰的红红的脸。枝节的描写有如自然派作家的狂野：女人踞坐在垃圾箱上讲话。诗意的想象与青春的气韵完全消失了，只有初恋的回忆，还能在我们心中引起强烈的颤动，又如那复活节前的星期六晚上，白雾浓厚到“屋外五步之处，只看见一个黑块，其中隐现着一星灯火”，午夜中的鸡鸣，冰冻的河在剥裂作响，好似玻璃杯在破碎，一个青年在玻璃窗中偷窥一个看不见他的少女，坐在桌子旁边，在黝黯的灯光之下，这是喀秋莎在沉思、微笑、幻梦。
作者的抒情成分占着极少的地位。他的艺术面目变得更独立，更摆脱他自己的个人生活。托尔斯泰曾努力要革新他的观察领域。他在此所研究的犯罪与革命的领域，于他一向是不认识的(229)；他只赖着自愿的同情透入这些世界中去；他甚至承认在没有仔细观察他们之前，革命者是为他所极端厌恶的(230)。尤其令人惊佩的是他的真切的观察，不啻是一面光明无瑕的镜子。典型的人物多么丰富，枝节的描写多么确切！卑劣与德行，一切都以不宽不猛的态度，镇静的智慧与博爱的怜悯去观察。……妇女们在牢狱里，可哀的景象！她们毫无互相矜怜之意；但艺术家是一个温良的上帝：他在每个女人心中看到隐在卑贱以内的苦痛，在无耻的面具下看到涕泗纵横的脸。纯洁的、惨白的徼光，在玛斯洛娃的下贱的心魂中渐渐地透露出来，终于变成一朵牺牲的火焰鲜明地照耀着它，这微光的动人的美，有如照在伦勃朗微贱的画面上的几道阳光。毫无严厉的态度，即使是对于刽子手们也不。“请宽恕他们，吾主，他们不知道他们所做的事情”……最糟的是，他们明白自己所做的事，并且为之痛悔，但他们无法禁阻自己不做。书中特别表出一种无可支撑的宿命的情调，这宿命压迫着受苦的人与使人受苦的人——例如这典狱官，充满着天然的慈善，对于这狱吏生活，和对于他的羸弱失神的女儿一天到晚在钢琴上学习李斯特的《匈牙利狂想曲》，同样的厌恶；——这西伯利亚城的聪明善良的统治官，在所欲行的善与不得不作的恶之间发生了无可解决的争斗，于是，三十五年以来，他拼命喝酒，可是即在酒醉的时候，仍不失他的自主力，仍不失他的庄重——更有这些人物对于家庭满怀着温情，但他们的职业迫使他们对于别人毫无心肝。
在各种人物的性格中，缺乏客观真实性的，唯有主人翁涅赫留多夫的，其故由于托尔斯泰把自己的思想完全寄托在他身上。这已经是《战争与和平》与《安娜小史》中最著名的人物，如安德烈亲王、皮埃尔·别祖霍夫、列文等的缺点——或可说危险。但他们的缺点比较不严重：因为那些人物，在地位与年龄上，与托尔斯泰的精神状态更为接近。不像在此，作者在主人翁三十五岁的身体中，纳入一个格格不入的七十老翁的灵魂。我不说涅赫留多夫的精神错乱缺少真实性，也并非说这精神病不能发生得如此突兀(231)。但在托尔斯泰所表现的那人物的性情禀赋上，在他过去的生活上，绝无预示或解释这精神病发生的原因：而当它一朝触发之后，便什么也阻挡不住了；无疑的，对于涅赫留多夫的不道德的混合与牺牲思想的交错，自怜自叹与以后在现实前面感到的惊惧憎厌，托尔斯泰曾深切地加以标明。但他的决心绝不屈服。只是以前那些虽然剧烈究属一时的精神错乱，和这一次的实在毫无关联(232)。什么也阻不住这优柔寡断的人了。这位亲王家里颇富有，自己也受人尊重，对于社会的舆论颇知顾虑，正在娶一位爱他而他亦并不讨厌的女子，突然决意放弃一切，财富、朋友、地位，而去娶一个娼妓，为的是要补赎他的旧愆：他的狂乱支持了几个月之久，无论受到何种磨炼，甚至听到他所要娶为妻子的人继续她的放浪生活，也不能使他气馁(233)。——在此有一种圣洁，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心理分析能在暗晦的意识深处，能在他的主人翁的机构中，发露出它的来源的。但涅赫留多夫绝无陀思妥耶夫斯基式人物的气质。他是普通人物的典型，庸碌而健全的，这是托尔斯泰所惯于选择的人物。实际上，我们明白感到，一个十分现实主义的人(234)和属于另一个人的精神错乱并立着；——而这另一个人，即是托尔斯泰老翁。本书末了，在严格写实的第三部分中更杂有不必要的福音书般的结论：在此又予人以双重元素对立着的印象——因为这个人信仰的行为显然不是这主人翁的生活的论理的结果。且托尔斯泰把他的宗教掺入他的写实主义亦非初次；但在以前的作品中，两种元素混合得较为完满。在此，它们同时存在，并不混合；而因为托尔斯泰的信心更离开实证，他的写实主义却逐渐鲜明而尖锐，故它们的对照愈显得强烈。这是年纪的——而非衰弱的——关系，故在连续的关节上缺少婉转自如。宗教的结论绝非作品在结构上自然的结果。我确信在托尔斯泰的心灵深处，虽然他自己那么肯定，但他的艺术家的真理与他的信仰者的真理绝没有完满的调和。
然而即使《复活》没有他早年作品的和谐的丰满，即使我个人更爱《战争与和平》，它仍不失为歌颂人类同情的最美的诗——最真实的诗，也许，我在本书中比在他别的任何作品中更清楚地看到托尔斯泰的清明的目光，淡灰色的，深沉的，“深入人的灵魂的目光”(235)，它在每颗灵魂中都看到神的存在。
托尔斯泰的社会思想
托尔斯泰永远不委弃艺术。一个大艺术家，即使是他愿欲，也不能舍弃他自己借以存在的理由。出于宗教的缘由，他可以不发表；但他不能不写作。托尔斯泰从未中辍他的艺术创作。在亚斯纳亚·波利亚纳地方在最后几年中见到他的保尔·布瓦耶说他埋首于宣道或笔战的工作与纯属幻想的事业；他把这几种工作作为调剂。当他完成了什么关于社会的论著，什么《告统治者书》或《告被统治者书》时，他便再来写一部他想象了好久的美丽的故事——如他的《哈吉·穆拉特》那部军队的史诗，歌咏高加索战争与山民的抵抗的作品，便是在这种情形下产生的(236)。艺术不失为他的乐趣、他的宽弛。但他以为把艺术作为点缀未免是虚荣了(237)。他曾编了一部《每日必读文选》（一九〇四—一九〇五）(238)，其中收集了许多作家对于人生与真理的思想——可说是一部真正的关于世界观的文选，从东方的圣书起到现代的艺术家无不包罗净尽——但除了这本书以外，他在一九〇〇年起所写的作品几乎全部是没有印行的手写稿(239)。
反之，他大胆地、热情地发表他关于社会论战的含有攻击性的与神秘的文字。在一九〇〇年至一九一〇年间，他的最坚强的精力都消耗在社会问题的论战中，俄罗斯经历着空前的恐慌，帝国的基础显得动摇了，到了快要分崩离析的地步。日俄战争，战败以后的损失，革命的骚乱。海陆军队的叛变、屠杀、农村的暴动，似乎是“世纪末”的征兆——好似托尔斯泰的一部著作的题目所示的那般。——这大恐慌，在一九〇四年与一九〇五年间达到了顶点。那时期，托尔斯泰印行了一组引起回响的作品《战争与革命》(240)《大罪恶》《世纪末》(241)。在这最后的十年间，他占据着唯一的地位，不独在俄罗斯，而且在全世界。唯有他，不加入任何党派，不染任何国家色彩，脱离了把他开除教籍的教会(242)。他的理智的逻辑，他的信仰的坚决，逼得他“在离开别人或离开真理的二途中择一而行”。他想起俄国的一句谚语：“一个老人说谎，无异于一个富人窃盗”；于是他和别人分离了，为的是说出真理。真理，他完全说给大家听了。这扑灭谎言的老人继续勇敢地抨击一切宗教的与社会的迷信、一切偶像。他不独对于古代的虐政、教会的横暴与皇室权贵为然；在这大家向他们掷石的时候，他对于他们的愤怒也许反而稍稍平静了。人家已经认识他们，他们便不会如何可怕！而且，他们做他的职务并不欺骗人。托尔斯泰致俄皇尼古拉二世书(243)，在毫无对于帝皇应有的恭顺之中，却充满着对于人的温情，他称俄皇为“亲爱的兄弟”，他请他“原谅他，如果他在无意中使他不快”；他的署名是：“祝你有真正的幸福的你的兄弟。”
但托尔斯泰所最不能原谅的、所最刻毒地抨击的是新的谎言，因为旧的谎言已经暴露了真面目。他痛恨的并非奴隶主义，而是自由的幻象。但在新偶像的崇拜者中间，我们不知托尔斯泰更恨哪一种人：社会主义者或“自由党人”。
他对于自由党人的反感已经是年深月久的事。当他在塞瓦斯托波尔一役中当军官，和处在圣彼得堡的文人团体中的时候，他已具有这反感。这曾经是他和屠格涅夫不和的主要原因之一。这骄傲的贵族，世家出身的人物，不能忍受这些知识分子和他们的幻梦，说是不论出于自愿与否，依了他们的理想，可使国家获得真正的幸福。俄罗斯人的本色很浓，且是渊源旧族(244)，他对于自由党的新理论，这些从西方传来的立宪思想，素来抱着轻蔑的态度，而他的两次欧洲旅行也只加强了他的信念。在第一次旅行回来时，他写道：
“要避免自由主义的野心。”(245)
第二次旅行回来，他认为“特权社会”绝无权利可用它的方式去教育它所不认识的民众(246)。……
在《安娜小史》中，他对于自由党人的蔑视，表现得淋漓尽致。列文拒绝加入内地的民众教育与举办新政的事业。外省绅士的选举大会表出种种欺罔的组织，使一个地方从旧的保守的行政中脱换到新的自由的行政。什么也没有变，只是多了一桩谎骗，这谎骗既不能加以原谅也不值得为之而耗费几个世纪。
“我们也许真是没有什么价值，”旧制度的代表者说，“但我们的存在已不下千余年了。”
而自由党人滥用“民众，民众的意志……”这些词句，益增托尔斯泰的愤懑。唉！他们知道些关于民众的什么事情？民众是什么？
尤其在自由主义获得相当的成功，将促成第一次国会的召集的时候，托尔斯泰对于立宪思想表示激烈的反对。
“晚近以来，基督教义的变形促成了一种新的欺诈的诞生，它使我们的民众更陷于奴仆的状态。用了一种繁复的议会选举制度，使我们的民众想象在直接选出他们的代表时，他们已参与了政权，而在服从他们的代表时，他们无异于服从自己的意志，他们是自由的。这是一种欺罔。民众不能表白他们的意志，即使是以普选的方法也不可能：第一，因为在一个有数百万人口的国家中，集团意志是不存在的；第二，即使是有这种意志的存在，大多数的选举票也不会是这种意志的表白。不必说被选举人的立法与行政不是为了公众的福利而是为了维护自己的政权，也不必说民众的堕落往往是由于选举的压迫与违法——这谎言尤其可以致人死命，因为服从这种制度的人会堕入一种沾沾自满的奴隶状态……这些自由人不啻那些囚犯，因为可以选举执掌狱中警政的狱吏而自以为享受了自由……专制国家的人民可以完全自由，即使是在暴政苛敛之时。但立宪国家的人民永远是奴隶，因为他承认对他施行的强暴是合法的……瞧，人们竟欲驱使俄国人民和其他的欧洲民众同样入于奴隶状态！”(247)
在对于自由主义的离弃中，轻蔑统治着一切。对于社会主义，如果托尔斯泰不是禁止自己去憎恨一切，那他定会加以痛恨。他加倍地蔑视社会主义，因为它集两种谎言于一身：自由与科学。它的根据不是某种经济学，而它的绝对的定律握着世界进步的机捩的吗？
托尔斯泰对于科学是非常严厉的。对这现代的迷信，“这些无用的问题：种族起源论，七色研究，镭锭原质的探讨，数目的理论，化石动物，与其他一切无益的论辩，为今日的人们和中世纪人对于圣母怀胎与物体双重性同样重视的”，托尔斯泰写着连篇累牍的文字，充满着尖利的讽刺。——他嘲弄“这些科学的奴仆，和教会的奴仆一般，自信并令人信他们是人类的教主，相信他们的颠扑不破性，但他们中间永远不能一致，分成许多小派，和教会一样，这些派别变成鄙俗不知道德的主因，且更使痛苦的人类不能早日解除痛苦，因为他们摒弃了唯一能团结人类的成分：宗教意识”(248)。
当他看到这新的热狂的危险的武器落在一班自命为促使人类再生的人手中时，他不安更甚，而愤怒之情亦更加剧了。他采用强暴手段时，他无疑是一个革命的艺术家。然而革命的知识分子与理论家是他痛恨的：这是害人的迂儒，骄傲而枯索的灵魂，不爱人类而只爱自己的思想的人(249)。
思想，且还是卑下的思想。
“社会主义的目的是要满足人类最低级的需求：他的物质的舒适。而即是这目的，还不能以它所拟的方法达到。”(250)
实际上，它是没有爱的。它只痛恨压迫者，并“艳羡富人们的安定而甜蜜的生活，它们有如簇拥在秽物周围的苍蝇”(251)。当社会主义获得胜利时，世界的面目将变得异样的可怕。欧罗巴的游民将以加倍的力量猛扑在弱小民众身上，他们将他们变成奴隶，使欧罗巴以前的无产者能够舒适地、悠闲地享乐，如罗马帝国时代的人一样(252)。
幸而，社会主义最精华的力量，在烟雾中在演说中耗费了——如饶勒斯那般：
“多么可惊的雄辩家！在他的演辞中什么都有——而什么也没有……社会主义有些像俄国的正教：你尽管追究它，你以为抓住它了，而它突然转过来和你说：‘然而不！我并不是如你所信的，我是别一样东西。’它把你玩于手掌之间……耐心啊！让时间来磨炼吧。社会主义的理论将如妇人的时装一般，会很快地从客厅里撤到下室中去的。”(253)
然而托尔斯泰这样向自由党人与社会主义者宣战，究非为独裁政治张目；相反，这是为在队伍中消除了一切捣乱的与危险的分子之后，他的战斗方能在新旧两世界间竭尽伟大的气势。因为他亦是相信革命的。但他的革命较之一班革命家的另有一种理解：这是如中世纪神秘的信徒一般的，期待圣灵来统治未来：
“我相信在这确定的时候，大革命开始了，它在基督教的世界内已经酝酿了两千年——这革命将代替已经残破的基督教义和从真正的基督教义衍出的统治制度，这革命将是人类的平等与真正的自由的基础——平等与自由原是一切赋有理智的生灵所希冀的。”(254)
这预言家选择哪一个时间来宣告幸福与爱的新时代呢？是俄罗斯最阴沉的时间，破灭与耻辱时间。啊！具有创造力的信心的美妙的机能啊！在它周围，一切都是光明——甚至黑夜也是。托尔斯泰在死灭中窥见再生的先机——在满洲战祸中，在俄国军队的瓦解中，在可怕的无政府状态与流血的阶级斗争中。他的美梦的逻辑使他在日本的胜利中获得这奇特的结论，说是俄罗斯应当弃绝一切战争：因为非基督徒的民众，在战争中往往较“曾经经历奴仆阶级的”基督徒民众占优。——这是不是教他的民族退让？——不，这是至高的骄傲。俄罗斯应当放弃一切战争，因为他应当完成“大革命”。
瞧，这亚斯纳亚·波利亚纳的宣道者，反对暴力的老人，于不知不觉中预言着共产主义革命了(255)！
“一九〇五年的革命，将把人类从强暴的压迫中解放出来的革命，应当在俄国开始。——它开始了。”
为什么俄罗斯要扮演这特选民族的角色？——因为新的革命首先要补救“大罪恶”，少数富人的独占土地，数百万人民的奴隶生活，最残忍的奴隶生活(256)。且因为没有一个民族对于这种褊枉的情况有俄罗斯民族所感的那般亲切明白(257)。
但尤其是因为俄罗斯民族是一切民族中最感染真正的基督教义的民族，而那时爆发的革命应当以基督的名义，实现团结与博爱的律令。但这爱的律令绝不能完成，如果它不是依据了无抵抗那条律令(258)。而无抵抗一向是俄罗斯民族的主要性格。
“俄罗斯民族对于当局，老是和欧洲别的国家抱着不同的态度。他从来不和当局争斗；也从来不参与政柄，因此他亦不能为政治玷污。他认为参政是应当避免的一桩罪恶。一个古代的传说，相传俄国人祈求瓦兰人来统治他们。大多数的俄国人素来宁愿忍受强暴的行为而不加报复。他们永远是屈服的……”
自愿的屈服与奴颜婢膝的服从是截然不同的(259)。
“真正的基督徒能够屈服，而且他只能无抵抗地屈服于强暴，但他不能够服从，即不能承认强暴的合法。”(260)
当托尔斯泰写这几行的时候，他正因为目睹着一个民族的无抵抗主义的最悲壮的榜样而激动着——这是一九〇五年一月二十二日圣彼得堡的流血的示威运动，一群手无寸铁的民众，由教士加蓬领导着，任人枪决，没有一声仇恨的呼喊，没有一个自卫的姿势。
长久以来，俄国的老信徒，为人们称作“皈依者”的，不顾一切压迫，顽强地对于国家坚持着他们的和平抵抗，并不承认政府威权为合法(261)。在日俄战争这场祸变以后，这种思想更迅速地传布到乡间的民众中去。拒绝军役的事情一天一天地增多；他们愈是受到残忍的压迫，反抗的心情愈是增强。——此外，各行省，各民族，并不认识托尔斯泰的，也对于国家实行绝对的和平抵抗：一八九八年开始的高加索的杜霍博尔人，一九〇五年前后的古里的格鲁吉亚人，托尔斯泰对于这些运动的影响远没有这些运动对于他的影响重大；而他的作品的意义，正和革命党的作家（如高尔基）所说的相反，确是俄罗斯旧民族的呼声(262)。
他对于冒着生命的危险去实行他所宣传的主张的那班人，抱着很谦虚很严肃的态度(263)。对于杜霍博尔人、格鲁吉亚人，与对于逃避军役的人一样，他全没有教训的神气。
“凡不能忍受任何试炼的人什么也不能教导忍受试炼的人。”(264)
他向“一切为他的言论与文字所能导向痛苦的人”(265)请求宽恕。他从来不鼓励一个人拒绝军役。这是由各人自己决定的。如果他和一个正在犹豫的人有何交涉时，“他老是劝他接受军役，不要反抗，只要在道德上于他不是不可能的话”。因为，如果一个人犹豫，这是因为他还未成熟；“多一个军人究竟比多一个伪善者或变节者要好一些，这伪善与变节是做力不胜任的事的人们所容易陷入的境界”(266)。他怀疑那逃避军役的贡恰连科的决心。他怕这青年受了自尊心与虚荣心的驱使，而不是“为了爱慕上帝之故”(267)。对于杜霍博尔人他写信给他们，教他们不要为了骄傲为了人类的自尊心而坚持他们的抵抗，但是要“如果可能的话，把他们的孱弱的妻儿从痛苦中拯救出来。没有人会因此而责备他们”。他们只“应当在基督的精神降临在他们心中的时候坚持，因为这样，他们才会因了痛苦而感到幸福”(268)。在普通情形中，他总请求一切受着虐待的人，“无论如何不要断绝了他们和虐待他们的人中间的感情”(269)。即使是对于最残忍的古代的希律王，也要爱他，好似他在致一个友人书中所写的那般：
“你说：‘人们不能爱希律王。’——我不懂，但我感到，你也感到，我们应当爱希律王。我知道你也知道，如果我不爱他，我会受苦，我将没有生命。”(270)
神明的纯洁，爱的热烈，终于连福音书上的“爱你的邻人如你自己一般”那句名言也不能使他满足了，因为这还是自私的变相(271)！
有些人认为这爱情是太广泛了，把人类自私的情绪摆脱得那么干净之后，爱不将变成空洞吗？——可是，还有谁比托尔斯泰更厌恶“抽象的爱”？
“今日最大的罪过，是人类的抽象的爱，对于一个离得很远的人的爱……爱我们所不认识的所永远遇不到的人，是多么容易的事！我们用不到牺牲什么。而同时我们已很自满！良心已经受到揶揄。——不。应当要爱你的近邻——爱和你一起生活而障碍你的人。”(272)
大部分研究托尔斯泰著作的人都说他的哲学与他的信仰并非独创的：这是对的，这些思想的美是太永久了，绝不能显得如一时代流行的风气那般……也有人说他的哲学与信仰是乌托邦式的。这亦不错：它们是乌托邦式的，如福音书一般。一个预言家是一个理想者；他的永恒的生活，在尘世即已开始。既然他在我们前面出现了，既然我们看到这预言家中的最后一个，在艺术家中唯一的额上戴有金光的人——我觉得这个事实比世界上多一个宗教多一派哲学更为特殊更为重要。要是有人看不见这伟大的心魂的奇迹，看不见这疮痍满目的世界中的无边的博爱，真可说是盲人了！
“他的面貌确定了”
他的面貌有了确定了的特点，由于这特点，他的面貌永远铭刻于人类记忆中：宽广的额上划着双重的皱痕，浓厚的雪白的眉毛，美丽的长须，令人想起第戎城中的摩西像。苍老的脸容变得温和了；它留着疾病、忧苦，与无边的慈爱的痕迹。从他二十岁时的粗暴狂野，塞瓦斯托波尔从军时的呆板严肃起，他有了多少的变化！但清明的眼神仍保有它锐利逼人的光芒，表示无限的坦白，自己什么也不掩藏，什么也不能对他有何隐蔽。
在他逝世前九年，在致神圣宗教会议的答复（一九〇一年四月十七日）中，托尔斯泰说过：
“我的信心使我生活在和平与欢乐之中，使我能在和平与欢乐之中走向生命的终局。”
述到他这两句时，我不禁想起古代的谚语：“我们在一个人未死之前绝不能称他为幸福的人。”
那时候，他所引以为豪的和平与欢乐，对他是否能永远忠实？
一九〇五年“大革命”的希望消散了。在已经拨开云雾的黑暗中，期待着的光明没有来到。革命的兴奋过去之后，接着是精力的耗竭。从前种种苛政暴行丝毫没有改变，只有人民陷于更悲惨的水深火热中。一九〇六年时，托尔斯泰对于俄国斯拉夫民族所负的历史的使命已经起了怀疑；他的坚强的信心远远地在搜寻别的足以负起这使命的民族。他想起“伟大的睿智的中国人”。他相信“西方的民族所无可挽救地丧失的自由，将由东方民族去重行觅得”。他相信，中国领导着亚洲，将从“道”的修养上完成人类的转变大业(273)。
但这是消失得很快的希望：老子与孔子的中国如日本一样，否定了它过去的智慧，为的是模仿欧洲(274)。被凌虐的杜霍博尔人移民到加拿大去了；在那里，他们立刻占有了土地，使托尔斯泰大为不满(275)。格鲁吉亚人，刚才脱离了国家的羁绊，便开始袭击和他们意见不同的人；而俄国的军队，被召唤着去把一切都镇压平了。即使是那些犹太人——“他们的国家即是圣经，是人的理想中最美的国家，”——亦不能不沾染着这虚伪的国家主义，“为现代欧罗巴主义的皮毛之皮毛，为它的畸形的产物”。
托尔斯泰很悲哀，可不失望。他信奉上帝，他相信未来(276)：
“这将是完满之至了，如果人们能够在一霎间设法长成一个森林。不幸，这是不可能的，应当要等待种子发芽，长成，生出绿叶，最后才由树干长成一棵树。”(277)
但要长成一个森林必须有许多树；而托尔斯泰只有一个人。光荣的，但是孤独的。全世界到处都有人写信给他：中国、日本等，人们翻译他的《复活》，到处流传着他关于“授田于民”的主义(278)。美国的记者来访问他；法国人来征询他对于艺术或对于政教分离的意见(279)。但他的信徒不到三百，他自己亦知道。且他也不筹思去获得信徒。他拒绝朋友们组织“托尔斯泰派”的企图。
“不应该互相迎合，而应当全体去皈依上帝……你说：团结了，将更易为力……——什么？——为工作，刈割，是的。但是接近上帝，人们却只有孤独才能达到……我眼中的世界，仿如一座巨大的庙堂，光明从高处射到正中。为互相联合起见，大家都应当走向光明。那里，我们全体，从各方面来，我们和并未期待的许多人相遇：欢乐便在于此。”(280)
在穹隆中射下的光明之下，他们究竟有多少人聚集在一处呢？——没有关系，只要和上帝在一起有一个也够了。
“唯有在燃烧的物质方能燃着别的物质，同样，唯有一个人的真正的信仰与真正的生活方能感染他人而宣扬真理。”(281)
这也许是的；但这孤独的信仰究竟能为托尔斯泰的幸福保证到如何程度？——在他最后几年中，他真和歌德苦心孤诣所达到的清明宁静，相差得多远？可说他是逃避清明宁静，他对于它满怀反感。
“能够对自己不满是应当感谢上帝的。希望永远能如此！生命和它的理想的不调和正是生的标志，是从小到伟大，从恶到善的向上的动作。而这不调和是成为善的必要条件。当一个人平安而自满的时候，便是一种恶了。”(282)
而他幻想着这小说的题材，这小说证明列文或皮埃尔·别祖霍夫的烦闷在心中还未熄灭：
“我时常想象着一个在革命团体中教养长大的人，最初是革命党，继而平民主义者，社会主义者，正教徒，阿多山上的僧侣，以后又成为无神论者，家庭中的好父亲，终于变成高加索的杜霍博尔人。他什么都尝试，样样都放弃，人们嘲笑他，他什么也没有做，在一座收留所中默默无闻地死了。在死的时候，他想他糟蹋了他的人生。可是，这是一个圣者啊。”(283)
那么，他，信心那么丰满的他，心中还有怀疑吗？——谁知道？对于一个到老身体与精神依然壮健的人，生命是绝不能停留在某一点思想上的。生命还须前进。
“动，便是生。”(284)
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中，他多少事情都改变了。他对于革命党人的意见转变了没有呢？谁又能说他对于无抵抗主义的信心丝毫没有动摇？——在《复活》中，涅赫留多夫和政治犯们的交往证明他对于俄国革命党的意见已经变易了。
至此为止，他所一向反对他们的，是他们的残忍，罪恶的隐蔽，行凶、自满、虚荣。但当他更迫近地看他们时，当他看到当局如何对待他们时，他懂得他们是不得不如此的。
他佩服他们对于义务具有高卓的观念，整个的牺牲都包括在这观念中了。
但自一九〇〇年起，革命的潮流开始传布扩大了，从知识分子出发，它侵入民众阶级，它暗中震撼着整千整万的不幸者。他们军队中的前锋，在亚斯纳亚·波利亚纳托尔斯泰住所窗下列队而过。《法兰西水星》杂志所发表的三短篇，一九一〇年十二月一日。为托尔斯泰暮年最后的作品的一部分，令人窥见这种情景在他精神上引起多少痛苦多少牺惶。在图拉田野，走过一队队质朴虔敬的巡礼者的时间，如今在哪里。此刻是无数的饥荒者在彷徨流浪。他们每天都来。托尔斯泰和他们谈过话，发现他们胸中的愤恨为之骇然；他们不复如从前般把富人当作“以施舍作为修炼灵魂的人，而是视为强盗，喝着劳动民众的鲜血的暴徒”。其中不少是受过教育的，破产了，铤而走险地出此一途。
“将来在现代文明上做下如匈奴与汪达尔族在古代文明上所做的事的野蛮人，并非在沙漠与森林中而是在都会近旁的村落中与大路上养成的了。”
亨利·乔治曾经这样说过。托尔斯泰更加以补充，说：
“汪达尔人在俄罗斯已经准备好了，在那么富于宗教情绪的我们的民族中，他们将格外显得可怕，因为我们不知道限度，如在欧洲已经大为发达的舆论与法度，等等。”
托尔斯泰时常收到这些反叛者的书信，抗议他的无抵抗主义，说对于一切政府与富人向民众所施的暴行只能报以“复仇！复仇！复仇”之声。——托尔斯泰还指摘他们不是吗？我们不知道。但当他在几天之后，看见在他的村庄中，在对着无情的役吏哀哀啼哭的穷人家中，牛羊釜锅被掠去的时候，他亦不禁对着那些冷酷的官吏喊起复仇的口号来了，那些刽子手，“那些官僚与助手，只知道贩酒取利，教人屠杀，判罚流刑，下狱，苦役，或绞死——这些家伙，一致认为在穷人家抓去的牛羊布匹，更宜于用来蒸馏毒害民众的酒精，制造杀人的军火，建造监狱，而尤其是和他们的助手们分赃花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