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清理宫禁而得罪皇帝，太皇太后心里其实也有点怕。现在她只能这么想：皇帝年轻，很多事想得不周全，只要能好生替哲宗整顿朝廷，等皇帝长大了，亲政了，到手的是一个清平盛世，那时候祖母与孙儿之间的种种误会自然揭过不提。

自从垂帘听政以来，太皇太后追求的就是恢复“君臣共治”，重建太平盛世。如今太皇太后与皇帝有了隔阂，更急着要创一个盛世出来，好对皇帝有个交待。可放眼四顾，朝廷里都是争权夺利的货色，仔细挑一遍，只有苏轼、苏辙两兄弟看着干净些，还能用。

于是太皇太后决定重新起用苏轼，同时重用苏辙。

太皇太后精明无比，可她始终不能看透苏子瞻，不知道这位满肚子学问的大才子其实没有那么大的本事，他的能力仅止于“知府”而已。

为什么太皇太后能看透天下人，偏偏看不透苏东坡呢？因为有句俗话说得好：猴子爬得越高，屁股露得越多。苏轼野心不大，关键时刻总是“急流勇退”，因为爬得不高，“毛病”露出来的也就少些……

当年苏轼不争御史之位，而是心甘情愿外放杭州通判，天下人只记得他“勇斗王安石”，并不知道他面对谢景温的陷害表现得十分无能；这回苏轼不争宰相之位，自请外放做杭州知府，别人都以为他高风亮节，却不知道苏学士因为斗不过“朔党”，离朝避祸。结果苏学士走后朝廷斗争不断，那些有野心的大臣都在太皇太后面前现了原形，只有苏学士一个人干干净净得，看着又清高又俊逸。

——“旧臣首脑智囊”是个虚名，“清高俊逸”也是虚名。苏学士一辈子都和“虚名”结缘，时而从虚名中受益，时而又被虚名所害，来来回回总是虚名，有趣得很。

眼看苏家两兄弟一个清高俊逸、超群拔俗，一个沉稳老练、刚毅果敢，太皇太后自然下了决心：把苏氏兄弟提拔起来，让苏轼执掌政事堂，命苏辙掌管御史台。

政事堂，御史台，这是大宋朝廷最要紧的两个部门。谁握住这两个“命门”，谁就是朝廷中真正的掌权人。如今太皇太后看中了二苏，就从留在京师的苏辙做起，先把苏辙从右司谏提为吏部侍郎，才三天，又升任翰林学士，让苏辙接替兄长的位置专门替皇帝书写诏命。到元祐五年五月，苏辙“降”了半级，由翰林学士改任御史中丞。

大宋朝本来以翰林学士为尊，御史中丞不过是御史的首领，而御史们经常劝谏皇帝，容易得罪人，所以御史中丞是个吃力不讨好的差事——还记得神宗皇帝刚上台的时候，司马光曾经推辞翰林学士、争做御史中丞，就因为翰林学士“肥”，御史中丞“瘦”。

可神宗皇帝治国十八年，整个国家的体制已经暗暗改变，御史们不再以劝谏皇帝为主，倒成了迫害朝臣的打手，党争夺权的先锋，御史中丞也成了一个最要紧、最抢手的官位。苏辙由翰林学士“降为”御史中丞，是太皇太后命他去掌实权，这一下子讨厌苏家兄弟那帮政敌们不愿意了，弹劾苏辙的札子纷纷递进。

太皇太后是个有决心的人，大臣们越是搅闹，她越不肯让这些人顺意，就在元祐六年正月发下诏书，任命苏轼为吏部尚书，即刻招回京师，准备让东坡居士做一任太平宰相。

太皇太后任命苏辙于前，招回苏轼于后，这番变故震动了一位大臣，就是刚刚当上宰相的刘挚。

刘挚是仁宗嘉祐四年进士出身，为人刚直，学问精深，早年得王安石赏识，得以参与“新法”制订，又做了监察御史。然而刘挚看出“新法”弊端甚多，和王安石起了争执，被一脚踢出朝廷。到王安石垮台，刘挚被重新起用，很快又得罪了“三司系”新贵，再被贬出。直到神宗去世，哲宗继位，太皇太后垂帘，司马光执政，刘挚再一次复出，追随司马光扫除奸邪立了大功。司马光去世以后，刘挚收拾人才，以“司马光嫡系”自居，因为司马光出于河朔，这一派系被称为“朔党”。

当时的朝廷中有“朔党”、“洛党”、“蜀党”的说法，其实“洛党”都是程颐老夫子的学生，没有一个大人物，到程颐被太皇太后赶走，“洛党”也就没人再提；“蜀党”则是硬扣在苏轼、苏辙头上的一顶帽子，苏家兄弟根本没有“党羽”，“蜀党”只是空壳子罢了。所以三党之中，“朔党”才是一只真正的大老虎。

自从程颐贬出，苏轼外放，“洛”、“蜀”两党似乎都失势了，而刘挚趁机得势，培植羽翼，成了当朝第一大权臣。太皇太后也知道刘挚的份量，就在任命苏轼为吏部尚书的同时，升刘挚为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也就是右宰相，其职位仅在左相吕大防之下。

吕大防是司马光直接推荐上来的宰相，这个人真正无私无欲，正派到了骨子里，任何人都不敢说他“结党营私”，因为吕大防真的从不结党，更不营私。

然而朝廷是这么个奇怪的地方，结党的，往往营私；不结党，又往往孤立。

吕大防就是这么一位“孤立宰相”。自从刘挚做了右相，朝廷大事都由羽翼丰满的刘挚掌握，吕大防变成了种在政事堂上的一棵“玉树”，只是看着好看，实则全无用处。

现在苏轼忽然回朝，苏辙也同时升任门下侍郎，这两兄弟一左一右似乎都要挤进政事堂来，刘挚心里很不痛快，立刻决定把提点江东刑狱贾易升为侍御史。

贾易，早在元祐初年就在朝廷做御史。此人是程颐老夫子的学生，一个标准的“洛党”。当年苏轼和程颐因为意气用事争闹起来，贾易曾为程颐打头阵，屡次弹劾苏轼，哪知太皇太后信任苏轼，对贾易的搅闹很厌恶，把他外放了。

贾易离朝不久，程颐也被罢官，“洛党”立刻散架。贾易没了靠山，就投到刘挚门下，又赶上苏夫子回朝，刘挚顺手把贾易提了起来，这是备下打手，准备对苏轼迎头痛击。

刘挚起用贾易是私下部署，太皇太后并未发觉，然而朝廷里“懂行”的人很多，早有人看出里面的门道来了。

苏轼从杭州回京，刚进都门，还没来得及陛见，开封府推官张商英已经找上门来。

张商英是英宗治平二年进士，属于“三司系”门下的晚辈，资历在吕惠卿、章惇、曾布、李定等人之下。后来张商英担任检正中书刑房，举荐舒亶做御史，两人成了莫逆之交。因为舒亶写一手好文章，张商英就把女婿写的文章给他看，想请舒亶指教。哪知舒亶在神宗面前反咬一口，说张商英为让女婿中举而暗中向他托请，结果张商英被贬了个监赤岸盐税的倒霉差事，从此一蹶不振。

如今张商英好容易混成个开封府推官，和他早前的地位差得太远。张商英老谋深算，看出太皇太后器重苏氏兄弟，刘挚憋着要和苏轼作对，就到苏轼门上拜访。寒暄几句，张商英问苏轼：“子瞻早前外放杭州，朝廷正直之士都为你鸣不平，当时我在外头，不知朝廷里的事，究竟是谁要害子瞻？”

大宋朝廷规矩，京官地位高，地方官地位低，所以“外放”等于“贬谪”。然而苏轼外放杭州知府却不是遭人陷害，是他自己厌恶党争，坚决要求离开朝廷。听张商英这么说，苏轼忙解释道：“去杭州做知府是我向朝廷反复请求得来，并非受人陷害。”

苏轼说的是实话，可惜这实话太离奇，张商英不信。笑着说：“子瞻何必瞒我？明明是贾易受程颐唆使出来害你！”说到这里把话锋一转，“如今程颐不在朝廷，贾易也外放了，可子瞻刚回京师，贾易立刻被人提拔做了侍御史，这里头有文章。好像有人不愿意子瞻回来……”

张商英把话说了一半，停住了。

在张商英想来，朝廷里“朔党”、“蜀党”斗争不休，不愿意让苏轼这个“蜀党首领”回朝廷的当然是“朔党”首领刘挚，这事太明显，所以无需挑明。可张商英哪里知道，苏轼在党争上头最糊涂，根本弄不清状况，听张商英把话说了一半，他这里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半天才问：“何人不愿意让我回朝？”

苏轼这一问，张商英竟不知怎么回答，只能嘿嘿地笑了两声：“子瞻是谦谦君子，不愿跟小人斗争，若给我一把草盖头，老夫替你到乌寺呵佛骂祖，如何？”

张商英说的是个隐语。所谓“草盖头”是引荐的“荐”字。“乌寺”指的是御史台。张商英是说：如果苏轼能引荐他进御史台，张商英愿意给苏轼做马前卒，跟贾易、刘挚等人狠斗一场。

苏轼回京之时刘挚已经拜相，他的亲信刘安世做了御史中丞，王岩叟担任枢密使，梁焘担任礼部尚书，下边又有杨畏、朱光庭、贾易这些勇猛的御史做打手，势力极大。张商英这时候跑来投靠苏夫子看似有些欠考虑。其实张商英考虑极深，他已看出太皇太后执政的中心是扫清“朋党”，而刘挚等人结了这么大一个“朋党”，早晚必被太皇太后收拾。张商英甚至已经预感到，苏辙升任门下侍郎，苏轼回来做翰林学士承旨，很可能就是太皇太后消除刘挚朋党的先兆。

张商英是个非常厉害的政客，在政治上有未卜先知之能。眼下他混得不顺利，可等到哲宗亲政以后，此人靠着做打手起家，战败曾布，斗倒蔡京，着实当过一轮宰相。

可惜这个厉害的人物也和太皇太后一样，什么都能看透，就是看不透苏子瞻！不知道这是个全无政治头脑的糊涂夫子。结果张商英一番精妙算计苏轼一点也没明白，只听出一句话：张商英想靠苏夫子引荐做个御史，然后为苏夫子做爪牙去攻击同僚！

苏学士的脾气又直又硬，听了这些无耻的话顿时翻脸：“这是什么话！朝廷大臣即便争执，自有皇上和太皇太后主持大局，互相攻讦倾陷岂是臣子所为？你能说出这话，可见你的心思和苏某不同。子曰：‘道不同不相为谋。’你以后不要到我这里来了！”

自从神宗执政以来，执政重臣培植心腹做御史攻击政敌，已经成了朝廷惯例。王安石、吕惠卿、蔡确、司马光以至今天的宰相刘挚，个个都是这么做的。现在张商英这个厉害角色自告奋勇要给苏夫子当“打手”，换作别人，肯定欣然接受，哪想到苏轼竟翻了脸。张商英又羞又气，只得退了出来。

张商英走后，苏轼的一肚子火气还没发完，当晚就写了札子弹劾张商英。结果张商英被罢去开封府推官，外放为淮南提刑。

苏轼，大概是大宋朝廷中最奇怪的大臣。这一轮莫名其妙的冲突使他和张商英之间结下了深仇。等哲宗亲政，张商英终于爬了上来，立刻就冲苏轼兄弟二人下手，狠狠报复一顿。

更麻烦的是，苏夫子光明磊落，不肯与张商英之辈同流合污。可朝廷里像他这样的傻子仅有一位。就在张商英被贬的同时，侍御史贾易已经递进札子弹劾苏轼。弹劾的借口是：苏轼离开杭州之前上了一道札子，报称两浙一带发生水灾，请求朝廷发钱米救济，而据贾易所知，两浙一带根本没有灾荒，苏轼所报不实！

两浙有没有灾？当然有！

苏轼到杭州的时候当地大旱，第二年旱灾缓解了，第三年却忽然转成了水灾。这时苏夫子已经快离任了，仍然上札子请求朝廷发粮米赈济。如今朝廷下发的粮米还没拨下去，贾易却“咬”了过来！苏轼倒不怕被人咬，只是这一扯皮，朝廷必须迟发钱粮，吃亏的是两浙一带受灾的老百姓！

要说治理地方，苏轼是个能手；说到陷害官员，贾易才是高人。他硬说两浙“无灾”，就是猜透了地方官的心思：这些知府知县们只想博取政绩求一个升迁。为了做出政绩，有灾也说成无灾！贾易敢当众咬苏轼一口，说他“请求救灾，所报不实”，请朝廷派人查问，就是算定了两浙官员一定不承认有这场水灾。

——地方官掩饰灾情，老百姓就得不到救济。细算起来，贾易害苏轼，就变成了朝廷害百姓……

苏夫子在地方上呆得久，那些地方官的嘴脸他都知道，被贾易咬住后仔细一想，也明白了这个御史的诡计，急忙去找御史中丞赵君锡，陈述两浙灾情，以及种种应对措施。又说：“两浙灾情严重，如果朝廷因为一点争论就犹豫起来，钱粮不能拨发，吃亏的是百姓。想请大人出来说句话，先把赈济钱款拨发下去，至于贾易说地方无灾，可以派人下去查账，反正我又走不掉。”

听了这话赵君锡把胸脯一拍：“我和子瞻是老朋友，你的为人我还不知道？贾易这事你不必理他，我自会向陛下说明。”

有了赵君锡的保证，苏轼心里稍安，回府刚刚坐定，忽然有人送来一张大红帖子，请他过府饮宴。一看才知道，原来是老朋友附马都尉王诜的请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