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苏学士回到杭州，查点刑狱，收拾公文，日子越过越忙了。

这些年朝廷急于敛财，动手太快，招术太多，百姓们日子越来越穷困。加之蝗旱连年，大灾不绝，杭州虽是东南第一大府，渔米富足之乡，情况也不如早年了。到苏轼上任的时候，杭州先遭了一年涝灾，第二年忽然转成旱灾，头年的稻子本来就插得晚了，今年又缺水，一涝一旱，减产近半，打的粮食不够吃用。加上运河水浅已经断航，外头的米运不过来，杭州一带开始缺粮。

杭州是大运河的门户，城里有很多资金雄厚的大商人，几千里外的钱他们都能赚，眼前的便宜当然更要捡。看到米价上涨，商家就拿出钱来大肆囤积，结果越囤越贵，越贵越囤，到苏轼上任时，杭州米市已经浮躁不稳，眼瞅着要给炒到天上去了。苏轼急忙把主簿苏坚找来询问详情。

见太守问“囤积居奇”的事，主簿苏坚大发牢骚：“杭州城里养着一伙子‘商贼’！专门囤积取利，米、盐、丝、绢没有他们不投机的！大人钤辖地方，一定要治治这帮奸商！”

投机倒把的奸商确实遭人恨！可大宋朝是个讲道理的朝代，买卖人只要不违法，官员也不能随便整治人家。苏轼琢磨了半天才说：“想对付囤米的奸商有三个办法：一是拨备一批粮食，米价一涨，就由官府开仓平价售粮，把米价打下去；二是引水抗旱，免得农夫们明年还吃旱灾的亏；三是尽快修整运河。只要运河重新通航，外头的米运进来，本地的米价就涨不起来了。”

当官的人才能各不相同，有的适合在中央，有的适合在地方。苏夫子的才干特别适合当地方官，一进朝廷他就摸不着门儿了。

现在苏学士刚到杭州，立刻提出“囤米、抗旱、修运河”三条，都是当务之急。苏坚心里十分佩服，忙说：“还是大人考虑得周到。”话刚说完，外头忽然走进一个人来，二话不说就在苏轼面前跪了下来。

苏轼正与主簿商量公事，忽然进来这么个人，把他吓了一跳。不等苏轼动问，苏坚已经对那人说：“我跟你说了，纳绢之事和南厅袁判官商量，你怎么到太尊这儿来了！”

进来那人跪在苏轼脚边声泪俱下：“我这个差事干不成了，求太尊免了我的差，放我回家务农去吧。”

到这时苏轼还不知道进来的是谁，没法说话。

见瞒不过去了，苏坚只得指着跪在地上的人说：“太尊，这位是仁和县丞陈皓，今年朝廷收取供绢，陈皓担任受纳官，因为事情不好办，一直要辞差事，我也不知该如何是好了。”

杭州是出丝绸的地方，每年都要往京城进贡绸缎，受纳官就是负责这件事的。只是什么样的麻烦能逼得一位县丞跪在地上请求辞职？苏轼倒很好奇，忙说：“你别急，什么事都有解决的办法，坐下，仔细说说。”

陈皓说要辞职也是无奈之举。听苏轼这么说急忙站起身来：“太尊以前在京师得没得过朝廷赏赐的绸缎？”

大宋朝廷厚待官员，常有各种赏赐，苏轼在京师也是每年得赏的。现在陈皓一问，苏轼摸不着头脑：“赏赐之物常有，怎么了？”

陈皓看出苏轼对此一窍不通，只得细细解释道：“太尊也许不知道，朝廷赏给官员的贡缎有一部分是杭州出产的。本来杭州一带出的丝绸质量最好，可近十来年出了一伙奸商，专门包揽贡缎生意，交上的都是劣等货——杭州边上有个昌化县，那里有一帮子缺德织工，专门织出一种轻薄低劣的绸缎来，用药剂涂在上头，看着光亮厚实就像上好丝绸一样，可下水一洗就不能用了，杭州商人就专门买这种劣货应付朝廷。这帮人暗中都有勾结，不肯正经交货，一直拖到朝廷限期将至才把劣等绸缎交上来。我们这些受纳官知道里头有鬼，可要是不收，朝廷的差事办不成，罪过不小！要是收了，把这劣货送到京师，上头的人用了不合适，就要查！一查就查到我们头上，轻则赔几百贯，重则几千贯，一次就赔得我们倾家**产！下官去年已经做过一回受纳官，罚了两百多贯，旧账没还，哪知今年这差事又派给下官！我一月俸禄不到十贯，再受一次罚，全家就上吊了！求太尊发发慈悲，免了我这个‘受纳’的差事。若大人嫌我没用，干脆把我革职也行！”

听了这些话苏轼觉得不可思议：“你是受纳官，底下送来的绸缎难道不验看？”

陈皓忙说：“当然要验！”

“验了不合格，退给他们，这有何难？”

陈皓叹了口气：“太尊不知道，这些奸商早就抱成团儿了！退了一个人的货，其他人就一起来闹，说官府坑了他们。因为查不到实据，就算捉了人也治不了罪，历任知府不愿惹这个麻烦，都不肯管……”

听了这话苏轼就明白了：“奸商钻了王法的空子，官府反而制不了他们……”略想了想，“你说‘奸商互相勾结’，我看不对！有这种手段的大概是地方上的豪强恶霸。这些家伙制不住，老百姓就过不上好日子。”吩咐陈皓，“今年咱们专办此事。你别声张，还按平时的办法收购绸缎，有不合格的就退回去，若有人闹，你就让他到知府衙门来闹。”

苏轼在地方上做官多年，颇有经验，一句“豪强恶霸”说到了要害处。于是杭州府官员把别的事放下，先对付这群欺行霸市的恶棍。

第二天下午，苏轼正在衙门里办公，忽听大堂上有人击鼓，接着吵闹叫喊乱成一片。苏轼已经猜到这是“贡缎”的事闹起来了，也不着急，叫杨蟠、袁毂两位通判到前面应付，自己慢慢走出来。受纳官陈皓已在二门站着，见苏轼出来，忙上前说：“这可怎么办，真的闹起事来了！”

苏轼既有准备，当然不着急，站在门口问陈皓：“怎么回事？”

陈皓忙说：“今天我按大人说的仔细查验商人送来的贡缎，凡尺寸不足或者涂了药以次充好的都退回去，一上午退回的绸缎能有几十匹。其中有一个商人叫翁诚，送来的货也被我退了，哪知这人当场叫喊起来，说我坑他！这一声喊，顿时有两三百人一起响应，下官只好暂时闭门，这些人就跑到府衙来闹了。”

听说是个叫翁诚的领头闹事，苏轼点点头，吩咐陈皓：“你跟我来。”走到大堂外悄悄往里看，见堂前栅栏外头果然聚集了两三百人，乱吵乱叫，其中有一个四十多岁的胖子跳过栅栏，站在堂前和通判杨蟠说理。陈皓指着那人说：“站在堂前的就是翁诚。”

苏轼把翁诚看了几眼，又看栅栏外围着的人，一眼看见有个粗壮黝黑的大汉就站在栅栏外头，和翁诚只隔一道木板，身边还有个人，长得跟他挺像，两手抱在胸前一言不发。苏轼觉得这两个人与众不同，就问陈皓：“认得翁诚身后那黑脸汉子吗？”

陈皓往外头看了一眼，惊叫起来：“我认得他！翁诚身边那人叫颜益，边上是他哥哥颜章！这是杭州城里两个泼皮头目，想不到他们也在这里。”

听说这两个家伙身份不同，苏轼更加留心盯着他们。

这时杨判官退到边上和别人说话，那叫颜益的人趁机走到栅栏外，对翁诚交头接耳低声嘱咐，翁诚连连点头，走到堂口振臂高叫：“受纳官欺压商户！太尊要为我等做主！”听他一嚷，堂下几百人齐声呼叫，声震屋瓦。颜益一声不响，转身挤进人堆里不见了，只剩颜章仍然不动声色站在那里，似乎在给这些人压阵。

到这时苏轼已经看出来，不但翁诚受颜氏兄弟指使，闹事的人堆里还有几个小头目，也看颜章的眼色行事。

到这时苏轼已经有了主意，悄悄叫过袁判官：“你出去告诉那些人，就说今天这事错在受纳官身上，本府必要重责。至于这些人，让他们明天仍然把绸缎送来，官府照单全收。”见袁判官发愣，就说：“明天咱们都到受纳场去，倒要看看这些人送来什么样的贡缎！”

听了这话袁毂才明白，赶紧出去把苏太守的话对这帮人说了。众人顿时欢呼起来。苏轼站在门里，两眼只看着颜章，见他双臂抱在胸前，这些泼皮无赖就聚拢不散，待听了“照单全收”的话，颜章把手往下一放，这些人顿时纷纷散去。

颜氏兄弟果然是头领。

第二天上午，苏太守换了身便衣，带着几个皂隶一早就到了受纳场。等了一会儿，来交贡缎的商人纷纷把货物送来了。苏轼叫陈皓把这些绸缎先收在一边，暂不验货，专等翁诚。

快到中午，翁诚带着几个人赶着两辆马车过来了。苏轼仔细看了看，见颜氏兄弟并未同来，就告诉陈皓：“你认真验他的货，有不合格的就退给他。”

有太尊撑腰陈皓还怕什么？上前仔细验货。结果两车绸缎中捡出尺寸短缺、涂抹药物以次充好的绸缎三十七匹！陈皓立刻把三十七匹绸缎全部退回。翁诚哪肯罢休，双方顿时吵了起来。苏太守知道颜氏兄弟快要现身了，也不着急，就在一边冷冷地看着。

不大会儿功夫，只见一群无赖闲汉渐渐从四面八方聚了来，转眼已经围了二十来人，却不见颜氏兄弟露面。

苏轼和这些恶人打过不少交道，知道他们的手段。如今颜氏兄弟不来，手下的泼皮也只来了几个，就猜到必是昨天斗赢了官府，以为受纳场这帮人不敢惹他们了，所以没把今天这次“拒收”当一回事。

既然这些人不急着出来，苏太守也不着急，叫人搬个椅子在受纳场班房里坐着，斜身从窗口往外张望，总之外头的人瞧不见他，外面的形势太守都看得见。

这一边陈皓和翁诚吵了一阵子，也看出颜氏弟兄的手下并未出来，干脆把翁诚赶到一边，先收别人的货。然而来交纳贡缎的商人互相勾结，每个人带来的绸缎都有劣货。这些人都是看着颜氏兄弟的，若他们的货被官府收下，这帮商人就一哄而上，现在颜氏兄弟的货都被退回了，这帮人知道今天不好过关，谁也不肯上来。受纳场上几个官差闲着没事干，场外一帮奸商挤成一堆低声商量。苏太守在屋里看着，估计颜氏兄弟这下要出来了。

果然，不大功夫颜益先从小巷里转了出来，抄着两只手儿假装站在一边看热闹。又过了一阵子，颜章带着几个人从另一边小巷里出来。见他们来了，翁诚也来了精神，又上前跟陈皓吵闹，陈皓还是刚才的话：不合规格的绸缎一律退还！两边越吵越凶。苏轼在班房里冷眼看着颜章，果然见此人把双臂在胸前一抱，一群无赖蜂拥而上。苏太守忙吩咐左右：“动手！”

瞬时间，班房里冲出一群皂隶捕快，往上一围，顿时把十几个无赖按在地上。早前安排的几个硬手不管别人，直奔颜氏兄弟而去，顿时把这两人拿住，陈皓也不客气，上来一把揪住翁诚。这时翁诚已经吓傻了，丝毫不敢抗拒。一大群人都被押回知府衙门去了。

对付这些无赖苏太守颇有手段，把颜章、颜益放在一边不理，先把这些泼皮分成五六拨，每拨两三人，让判官、主簿、法曹分成几处审问，别的不管，只问他们为何聚到此处，背后主使是何人。想不到这些人里最先招供的竟是那个翁诚。

原来翁诚本是个做正经买卖的绸缎商，后来认识了一个人，此人是杭州府衙的书办颜巽——也就是颜章、颜益的父亲。于是颜巽牵线让翁诚接了这个交纳贡缎的差事，颜章、颜益专门弄来劣等绸缎夹在贡缎里，由翁诚把这些货物递送上去。因为有颜巽做内应，这个买卖让翁诚着实赚了不少钱。可颜氏兄弟塞给翁诚的劣等绸缎越来越多，翁诚自己赚的钱越来越少，又知道此事有风险，就想收手。哪知上贼船容易下贼船难，到这时他已经收不了手了。

后来颜巽因为借职务便利替不法商人偷逃税银，被上官查出，刺配牢城营。翁诚以为这人倒台，颜家就没有这么嚣张。哪知道颜家手眼通天，花了一笔钱把颜巽从牢城营里接了出来。不久颜巽又因为犯罪被刺配滁州，再一次被他那两个儿子暗中使钱从牢里弄了出来。

此时的颜家已经不限于父亲当官、儿子作恶，揩官府油水自肥了。颜章、颜益二人渐渐横行乡里，手下有一两百无赖，打架生事，欺压百姓。颜巽被从滁州牢城放出来后，也在后头给儿子出主意，父子三人成了地方上的一大恶霸。

到这时，原本做正经生意的翁诚变成了颜家使唤的奴仆，任颜氏兄弟摆布，再也难以脱身。他自己早料到没好下场，今天被官差拿住，通判大人在堂上问出颜章、颜益的名字，翁诚就知道罪行败露，此人早就想要脱身，立刻把跟颜家合伙欺诈官府的事和盘托出。

有了翁诚的供词，再审其他无赖，个个应手而破。到最后才审颜氏兄弟，这两人多方狡赖，然而有翁诚指认，街坊里受颜家恶霸欺负的百姓听说这两人被捉，也到官府来告状，到后来颜氏兄弟终于赖不过去，把一切招认出来。于是苏太守判这两人刺配牢城营。

颜章、颜益是地方上出名的恶霸，这两人遭了刺配之刑，一时间吓倒了不少坏人。从这天起，受纳场收到的绸缎都是上等品，那些缺尺短寸、以次充好的劣质绸缎全部销声匿迹了。

就在苏轼整治恶霸的时候，杭州附近旱灾已成。

这年夏天杭州炎热少雨，粮食减产已成定局，粮食商开始抬高米价。苏轼知道江南人最会做生意，投机心理重，米价一旦波动，再平抑就难了，就给京城递札子，请求把当年上贡的粮食截留六万石，用以充实官仓，平抑杭州米价。等明年丰收以后再把这六万石米还给国家。也不等朝廷发回文书，先从仓里拿出一批粮食，以平价投到市场上去了。

幸亏苏轼动手很快，杭州的粮价刚涨，立刻有一万多石官米以平价投入，顿时把米价打了下来。

不久，朝廷文书终于下达：允许杭州府截留贡米三万石用于赈灾，明年丰收以后归还朝廷。

苏轼请求的是截留贡米六万石，现在批给他的只有一半。可苏太守当了多年地方官，知道朝廷没那么好说话儿，能给杭州三万石米，比一粒米都没有强得多，也就不埋怨了。再一想，杭州是个大府，人口众多，加之粮商又惯会投机，这么点米未必压得住市场，明年粮价一旦哄抬起来，百姓就苦了。双手挠头苦思冥想，忽然想到一个好办法！立刻又上札子，请求朝廷赐给杭州府二百道度牒。

早年“乌台诗案”发作的时候，苏轼的好朋友参寥和尚因为和苏子瞻有诗文往还，遭到朝廷迫害。可这帮人拿一个和尚没办法，最后想了个狠毒的招术：夺了参寥的度牒，不准他再做和尚。直到元祐元年苏轼回京做了官，参寥和尚才把夺去的度牒拿了回来。

当时僧人的度牒都是朝廷统一发放的——不是平白发给，而是花钱去买，一张度牒可以换一百石米。现在杭州府平抑米价需要至少五万石大米，朝廷给了三万石，剩下两万石米的缺口可以用“度牒”去补，只要朝廷发给苏轼两百道空白度牒，任由杭州府把这些度牒拿去卖钱换米，两万石米就算有了。

苏太守的札子递上去时，和两浙路相邻的淮南路也正闹灾，当地官员没有苏轼脑子灵，想不到用度牒换米救灾的法子。可政事堂的大员看了苏轼的札子恍然而悟，干脆把两浙、淮南的灾情合成一处，共发度牒三百道，让底下的官员依灾情轻重各自分配。

度牒是请下来了，想不到这个能变钱的“宝贝”竟引来一帮馋虫！各路、各府、各县官员都想从中揩油水。三百道度牒分给两浙路的只有两百道，两浙路有杭、湖、睦、苏、常、润、秀七个府，大家一分配，两百道度牒抢个精光。其中润州一府就得度牒一百道，杭州作为两浙最大的一个府，只抢到度牒三十道，换米不过三千石。

这度牒是拿来换米给杭州人救灾的！苏轼虽是蜀中眉州人，可“苏子瞻”却是个地地道道的杭州乡亲！哪能不替杭州人争利益？当即上了札子，请求朝廷为杭州府做主，或是把别处抢去的度牒发还杭州，或是重新发些空白度牒下来，以救杭州之急。

地方官极难做，因为他们上边还有层层衙门，这些衙门官员都有自己的打算，地方官的请求层层剥皮，到最后或是音信全无，或是十成中只剩下三、五成。苏轼以前在密州、徐州做知府的时候屡屡吃这个亏，也没处诉苦。如今吃了“度牒亏”，苏学士虽然上诉，其实不敢奢望有什么回复。

哪知道苏学士这次以龙图阁学士的身份放到两浙做官，身份和往年大不一样。加之弟弟苏辙刚升了翰林学士，眼看着直奔宰相的职位去了！政事堂官员对苏轼的札子倍加重视，立刻讨论起来，最后决定：补给两浙路、淮南路度牒六百道！先把杭州府的份额配齐，剩下的再发给别处。

——朝里有人好做官，这话真对。

有了这么一大笔钱，苏太守就用卖度牒的钱从常平仓购出一批大米放在官库里，只要米价一涨就投放一批平价粮食，几个月下来，从年初开始有飞涨之势的粮价得到了抑制。

也在此时，京城司理院绕过杭州知府衙门悄悄下发文书，把早先被关进牢城营的颜章、颜益两个恶霸放了。

在京城的一帮人自称欧阳修嫡系，号称“朔党”，是苏夫子的政敌。在这些人看来，“蜀党首领”苏轼是个很大的猎物。虽然苏轼不跟他们争权，躲到杭州去了，这些政敌却一刻也没忘了他。苏轼在杭州的一举一动都被人家监视着。其中有一位监察御史贾易，本是老夫子程颐的学生，属于“洛党”门下，后来程颐被罢了官，“洛党”散了，此人立刻投靠司马光留下的铁杆儿亲信刘挚，成了“朔党”的一员。

贾易追随程颐的时候，就曾为了给程颐出气以御史身份攻击苏轼，闹得满城风雨。如今他改换门庭，更要为新主子卖命，而“朔党”对苏轼、苏辙两兄弟的妒恨比“洛党”更厉害，所以贾易虽在京城，两眼却时刻盯着苏子瞻。当苏轼捉了颜章、颜益的时候，监察御史贾易就在太皇太后面前告状，认为苏轼如此办案超出了太守职权，请求皇帝对苏轼给予严惩。

文治天下的大宋王朝在“依法办事”上头比任何朝代都强。按例，此类案件应交由司理院审问，苏轼身为知府，无权判二人的罪。所以苏轼犯下过失，这是很明白的。可太皇太后一心要用苏轼做宰相，哪肯因为他制裁了几个无赖恶霸就把这位大才子贬官？结果下了两道诏命：一是认定苏轼无罪，不再追究；二是将颜氏兄弟释放了事。

在杭州越权处置颜氏兄弟，已经给苏轼的仕途埋下了隐患。可苏夫子头脑简单，想不到这上头，只认为这两个恶霸不该放！可上头来了命令，不照办不行，只能关起门来发了一顿牢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