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和司马光关于是否废除《免役法》的争论最终以苏轼气得大吼“司马牛”结束了。看了这一幕，朝臣们都觉得很惊讶，不知苏轼在这时候出来维护“新法”究竟出于什么目的。只有枢密使章惇隐约觉得，苏轼这么做大概是想保护他这位老友。心中好不感激。

为了帮助老友，苏轼几乎和司马君实闹翻。在章惇看来，苏轼已经很够朋友，也尽了力，章惇自己对“与旧臣讲和”也绝望了。现在的他，只有与司马光死战到底了。

这时元丰八年已经过去，哲宗朝的开局之年到来，改元“元祐”。

元祐元年，在太皇太后的支持下，门下侍郎司马光从《青苗法》开始逐条废除“新法”。“三司系”知道新法多有漏洞，难以辩论，就按兵不动，一直等到司马光提请废除《免役法》，枢密使章惇才出面与司马光辩论：“《免役法》推行以前百姓们人人要服衙前之役，《免役法》推行以后，百姓交过‘助役钱’后就可以避免劳役，国家每年得钱一千多万贯，这些钱都拿来充裕国库，操练兵马，国家由此变得富强起来。如今你们停了《免役法》，百姓又要受‘衙前役’的苦，国家每年损失千万收入，害处甚大！君实究竟为什么一定要罢这‘新法’？”

早在请求废除《免役法》之前司马光已预料到会遇此诘责，也做好了准备，听章惇动问就缓缓答道：“大宋朝廷把天下百姓分为五等户，以前只有上等户才服差役，其他如下等户、单丁、女户、僧道等人不需服役。可现在改为收‘免役钱’，不但上等户要出钱，其他人也要出钱，人人不免，弄得百姓们越来越穷。近些年朝廷为了打仗不顾一切筹措军费，竟在‘免役钱’之外又加了一个‘宽剩钱’，原说照‘免役钱’的两分收取，后来就涨到了四分！百姓们每交十贯‘免役钱’，又要额外多交四贯‘宽剩钱’，两笔钱加在一处，上等户也承受不住，何况那些贫苦人家，单这一项就把人逼死！最可恶的是，官府收了百姓的‘免役钱’后又找种种借口仍然命百姓再服‘衙前役’，钱也收了，苦差还要做，就算强盗抢劫也不敢这么明目张胆！难道大人不知这些时弊吗？”

《免役法》初衷不错。可惜在那个皇帝居上、人民居下的“颠倒社会”里，再好的经也让歪嘴和尚念坏。现在司马光把《免役法》实行中的问题逐一讲明，驳得章惇汗流浃背。

司马光不给章惇还手的机会，紧接着又说：“百姓手里的财产是有数的，可官府定的各种‘役钱’无数，结果地方上的铜钱都被当官的收去了，闹得各处‘钱荒’，百姓手里没钱可用，于是钱贵粮贱，粮价下跌，百姓手里的粮食原本卖一贯钱的，如今只卖到六七百文，又是一笔损失。全算起来，百姓们交了‘免役钱’、‘宽剩钱’、粮价下跌再赔一笔钱，到最后，官府找个借口，仍逼着百姓服苦役，如此办事，乡下人还能活命吗？把百姓逼死了，朝廷增收一千万贯有什么用？”

司马光确实有备而来，每句话都说在实处，章惇竟连一句也驳不倒。半天才说：“这是官府胡作非为，并非《免役法》的毛病。”

司马光立刻追问：“法条若无漏洞，怎会执行不力？”

司马光的问题很有份量，章惇一时理屈词穷。

然而章惇是“三司系”里第一人，头脑明白，嘴上厉害，加之他这些年做过三司使，担任过参知政事，朝廷政事了然于胸，财务问题也极明白，皱眉一想，已经有了说辞：“君实刚才说要废除《免役法》，恢复仁宗朝的《差役法》，请问服役人数的定额如何计算？”

司马光答道：“自然是按仁宗年间的数额计算。”

一听这话章惇顿时板起脸来：“君实口口声声说是为了百姓，我看并非如此。”

章惇话里满是挑衅的味道，司马光也就淡淡地问：“大人何出此言？”

章惇冷笑道：“在施行《免役法》之前，先帝在位时已经对《差役法》做过整顿，服役人数大为精简，总数只有仁宗年间的三分之二。如今君实说是为了百姓着想，《差役法》却照仁宗年间的服役人数来定，等于把服役的百姓人数增加了三分之一！你既说是‘护民’，为何反而增加了服役人数？”

王安石这位“君子宰相”在位的时候干了不少实事儿，减少服役人数就是其中之一。可惜“三司系”做这件事的时候司马光已经回洛阳闭门著书。后来《免役法》推行起来，以前的《差役法》停止了，减少服役人数的事儿也就不必再提，所以这个细节司马光不知道。

现在章惇忽然说到这上头来，司马光顿时被动。好在他的反应也快，立刻就说：“关于役法变更的事，朝廷已经设立‘役局’专门讨论，如果夫役人数真能减少三分之一，当然可以按此执行。但《免役法》重敛于民，不能再用，废除此法正当其时。”

章惇找出的破绽被司马光推给“役局”商量去了，而司马光要废除《免役法》所找的理由都很充分，章惇一时驳不倒他，情急之下说了句：“‘役局’都是君实的亲信，能讨论出什么来？”

章惇这人有个缺点：他的脾气很暴，火气上来容易失控，一辈子吃亏都在这暴脾气上头。现在章惇辩不赢司马光，一时急躁，坏脾气渐渐发作，这话问得十分无礼。

司马光淡淡地说：“‘役局’是奉陛下诏命设置的，大人说这话令我不解。”

见司马光装糊涂，章惇更加气愤，暴脾气再也压不住，指着司马光厉声喝道：“你回京师以后联系了哪些人，做了什么事，以为别人不知道吗？如今半个朝廷都是你的羽翼，结党营私，不择手段！莫说一个‘役局’，眼看整个朝廷都被你一人霸占了！‘新法’推行以来国富兵强，先帝圣明天下称颂，可你为了私利竟要尽废新法，祸国害民！将来国家败落，胡虏杀进京师，你掉脑袋不算，还要让我们陪你掉脑袋！”

章惇一声咆哮满殿皆惊，坐在御座上的小皇帝被吓得一下子站了起来，内侍忙上来扶他。

见章惇吓着了皇上，帘幕后的太皇太后怒不可遏，指着章惇喝斥一声：“放肆！”章惇吓了一跳，赶紧退了下去。

章惇当殿咆哮，诅咒亡国，惊动圣驾，行为大失体统，皇帝站起身也不能再归座，左右内侍都是精明之人，一声不吭，拥着皇帝退朝而去。太皇太后也怒冲冲地退进后殿，大臣们这才一哄而散。

章惇的暴脾气把他毁了。

与此同时，司马光下了一道令：限全国五日内完全废除《免役法》，改行从前的《差役法》。

司马光这道命令是踩着“三司系”的脑袋下达的，目的就是把“新法必废、三司必倒”的信号发布给天下人看！然而“五日废除《免役法》”实在太急，地方官员都觉得无从办理，一时间颇有怨言。哪知大宋朝真就有一个官员，仅用五天时间就把《免役法》全废，旧法重新推行，此人就是龙图阁待制开封府尹蔡京。

——没错，就是大宋徽宗年间掌握相权十七年，把大宋王朝亲手毁灭的那位“亡国宰相”蔡京。

见蔡京是唯一能在五天内废除《免役法》的“能吏”，司马光十分高兴，当面夸他能干。可惜御史言官们眼里不揉沙子，知道蔡京本是“三司系”的人，当年靠奉承宰相蔡确起家，现在忽然反戈一击，想把自己撇清，嘴脸丑恶，居心不良，不但没升他的官，反而一顿弹劾，把蔡京贬到外地去了。

赶走了无耻倒戈的“三司”党羽蔡京，对“三司系”的清洗也开始了。刚刚担任右司谏的苏辙率先动手，上札子同时弹劾左相蔡确、右相韩缜。苏轼、刘挚、朱光庭等人尾随其后群起猛攻，矛头直指宰相蔡确。到二月间，蔡确终于倒台，宰相之位归了司马光。

蔡确一倒，“三司系”成了被打断脊梁骨的狗，再没有咬人的本事，于是众人又把锋芒指向了枢密使章惇。

此时的章惇已经知道自己的结局，反而比以前更加暴躁放肆，在朝堂上一言不合就对同僚破口大骂，似乎想在离职以前出出胸中闷气。没几天就被罢了枢密一职贬为汝州知府。

两个月后，右相韩缜被罢，“嘉祐四友”之一的吕公著接了宰相之位。

至此，曾经执宰相权柄、握御史大棒，横行朝堂十多年的“三司系”土崩瓦解。

随着宰相、枢密使先后被罢，剩下的“三司系”人物已经没有还手之力。苏轼等人立刻集中火力猛攻中书侍郎张璪。

张璪是个出了名的小人，阴险狠毒，最会巴结奉迎，这些年他巴结王安石，奉承吕惠卿，跟过章惇，随过蔡确，拍过王珪，无论是谁当政，此人都能讨好，一路扶摇直上，竟当了大宋王朝的副宰相。到司马光回到中枢，张璪又试着巴结新任宰相司马光、吕公著，可惜这一次朝堂上实在没有空子给他钻了。

这时的苏学士已经从礼部郎中升任中书舍人，成了中书省内举足轻重的人物，从皇帝和宰相处发下的诏命都由苏轼执笔，遇到不合理的诏命，甚至有权驳回，不予撰写。

俗话说“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六年前苏学士因为写了几首诗被一帮奸贼坑害，害他最深的就是张璪。如今苏轼做了中书舍人，张璪却成了“落水狗”，苏学士第一个冲上去，打了个不亦乐乎。担任右司谏的弟弟苏辙刚刚集中力量打倒了宰相韩缜，马上来帮哥哥的忙，兄弟俩一顿乱棍打过去，张璪立刻落马，被贬为郑州知府，五年后死在外头了。

打倒张璪以后，所有人的注意力都转向了“三司系”最著名的酷吏李定。

李定早在元丰年间就做了御史中丞，如今担任礼部侍郎。然而旧臣们回到朝廷之后，一桩早已被人忘记的公案又被提了起来：李定当年为了保住官职，不肯为母亲守丧。

李定为保官职，不为母亲守丧，这事早在熙宁初年就被人发现。当时李定编了个“不知生母是谁”的瞎话儿混了过去。现在这个“不为生母守丧”的旧话又被人提起，认真一查，发现李定说的是瞎话！太皇太后十分生气，立刻以“强颜匿志，冒荣自欺”的罪名把李定贬为通议大夫，“分司”南京。

所谓“分司”表面意思是把朝廷官员分派往地方任职，其实等于让李定挂着“通议大夫”的头衔退休。李定也知道自己完蛋了，就请求到扬州居住，太皇太后准许了。

看到这份诏命苏学士大为不满。身为中书舍人，第一次动用手中的权力“驳回词头”，不肯写诏，立刻来见太皇太后，当面奏道：“李定当年不为生母守丧，已经是极大的罪恶，又在先帝面前撒谎，硬说‘不知生母是何人’，且不说他欺骗先帝的罪行，单是这‘不知生母是谁’的谎言就已邪恶至极、不孝至极！这样一个大奸大恶的不孝之人，朝廷若没发现他的罪过就罢了，如今已经查实，还让他以通议大夫‘分司’南京，这怎么行？臣以为一个欺君罔上、湮灭天伦的罪人居然得到宽容，那些伤风败俗而罪恶不如李定的人，朝廷干脆不要定他们的罪了！”

其实把李定“分司”南京等于一撸到底永不叙用，已经是个比较严厉的惩罚了，可苏轼觉得远远不够，要求重罚。太皇太后考虑的只是把这些奸诈小人逐出朝廷，至于具体如何处罚她并不在意。苏轼刚拜中书舍人，正得重用之时，既然提出这个要求，干脆顺着他吧，就问：“子瞻觉得该如何处置？”

苏轼忙说：“罢官贬谪为好。”

太皇太后略想了想，点头道：“就贬往滁州吧。”说完这话才回头问哲宗：“皇上以为如何？”

太皇太后这一问只是对小皇帝表示尊重，哪知年方十岁的哲宗皇帝淡淡地说了声：“祖母已经决定了，还问朕做什么？”

哲宗皇帝突然间的一句话把太皇太后吓了一跳，连苏轼也惊得浑身一颤。急忙抬头去看皇帝，却见哲宗双目低垂面无表情，似乎什么事也没发生。

收拾了李定之后，旧臣们下一个要打击的人就是吕惠卿。

吕惠卿原是“三司系”的一根顶梁柱，可是熙宁九年和王安石之间的一场恶斗让所有人看清了这个小人的嘴脸，神宗皇帝一脚把吕惠卿踢出朝廷，再也没有招回。

对吕惠卿，稍知底细的人无不厌恶。而垂帘听政的太皇太后正好就是个知道吕惠卿根底的人。所以当右司谏苏辙等人上札子弹劾吕惠卿的时候，太皇太后很快决定把吕惠卿降为光禄卿，“分司”南京。

这时的吕惠卿也知道“三司系”的好日子结束了，自己名声奇臭，连挣扎的余地都没有，只请求离开南京到苏州居住，过几天舒服日子算了。

吕惠卿想到苏州居住，太皇太后也想答应。可大臣们都觉得处罚太轻，苏辙、刘挚、朱光庭、王岩叟等人各自上奏，请求对吕惠卿从重处罚。太皇太后也就改了主意，把吕惠卿贬为建宁军节度使，建州安置，不准签书公事。

把吕惠卿贬往建州的诏命递到中书，正好苏学士当值，见这个奸邪小人终于得到了应有的下场，苏学士心里十分痛快，大笔一挥写成诏命：

“具官吕惠卿，以斗筲之才，挟穿窬之智，谄事宰辅，同升庙堂。乐祸而贪功，好兵而喜杀，以聚敛为仁义，以法律为诗书。首建‘青苗’，次行‘助役’。‘均输’之政，自同商贾；‘手实’之祸，下及鸡豚。苛可蠹国害民，率皆攘臂而称首。先皇帝求贤若不及，从善若转圜，始以帝尧之心，姑试伯鲧；然终孔子之圣，不信宰予。发其宿奸，谪之辅郡；尚疑改过，稍畀重权。复陈罔上之言，继有砀山之贬。反复教戒，恶心不悛；躁轻矫诬，德音犹在。始与知已，共为欺君。喜则摩足以相欢，怒则反目以相噬。连起大狱，发其私书，党与交攻，几半天下，奸赃狼籍，横被江东……”

苏学士拟的诏书简直如同一篇檄文。其文字之精、气势之强堪比陈孔璋之讨曹、骆宾王之讨武，朝臣见了此文个个赞叹不已。

可东坡居士就想不到，这篇讨吕惠卿的“檄文”已经给他的后半生种下了祸根！因为这篇讨吕惠卿的“檄文”理所当然被认为是旧臣们取得胜利之后的耀武扬威，是对整个“三司系”的斥骂与羞辱。写这文章的东坡居士又一次向天下人——尤其是向落马的“三司系”官员们强调了他那个有意思的虚名儿：旧臣首脑智囊。

俗话说得好：出头的椽子先烂。当朝局再一次发生突变的时候，苏轼，已经注定成为被政敌打击的第一人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