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丰八年三月司马光回京，四月就职门下侍郎，七八月间旧臣纷纷回朝，从那时算起，对“三司系”的清除整整用了一年时间，到元祐元年，朝廷中掌权的“三司系”大将已尽数落马，疾风暴雨般的局面渐趋缓和。

就在此时，在江宁养病的王安石死了。

“拗相公”王安石本来比钢铁还强硬，比老虎还勇猛，可独生儿子被人整死，自己也被神宗皇帝抛弃，“拗相公”就垮了，病病歪歪糊里糊涂，蜗居江宁苟延岁月。到神宗驾崩，王安石就估计到朝局要起大变化，只是没有管事的心气儿，连一道札子也不肯写。眼瞅着当年在自己手下混事的蔡确、章惇、韩缜、李定、张璪一个个挨收拾，早前订的“新法”一条条被废除，王安石知道自己这一辈子算是白活了，所有努力都白费了，当着外人的面儿一句话都不说，晚上回房才偷着落泪。到司马光下令废除那条每年为国家敛财一千多万贯的《免役法》时，王安石忍不住大叫：“怎么连这个法也废了！”于是病势转重，再也起不来床，几天就病死了。临死，傻瓜“拗相公”嘴里还在念叨：“《免役法》是我和先帝反复讨论两年才实行的，所有细节都讨论明白了，这个法是不该罢的……”

——“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主持熙丰变法的王安石，注定看不透“熙宁变法”的真相。临死，还在说糊涂话……

然而王安石毕竟是一代君子宰相，人格操守为世人景仰。听说王安石过世了，正在病中的司马光大哭失声。连中书舍人苏轼也潸然泪下，大笔一挥，写就一篇文字：

“将有非常之大事，必生希世之异人。使其名高一时，学贯千载，智足以达其道，辩足以行其言。瑰玮之文，足以藻饰万物；卓绝之行，足以风动四方。用能于期岁之间，靡然变天下之俗。具官王安石，少学孔孟，晚师瞿聃。网罗六艺之遗文，断以已意；糠粃百家之陈迹。作新斯人。属熙宁之有为，冠君贤而首用。信任之笃，古今所无。方需功业之成，遽起山林之兴。浮云何有，脱屐如遗。屡争席于渔樵，不乱君于麋鹿。进退之美，雍容可观……”

——将有非常之大事，必生希世之异人！这是一句用来给王安石盖棺定论的话。

王安石也许只是“神宗熙丰变法”整盘大棋中的一个棋子，然而王安石这个人实属千古难觅。若“拗相公”生在今天这个“人民当家作主”的时代，必有一番作为。

可惜，这千年一遇的勇气、胸襟、才干、磊落，只因早生了九百年，全都白费！

王安石去世仅五个月，宰相司马光病死了。

司马光早就得了重病，能在朝堂上撑满一年，把驱逐“三司系”的大事基本完成，已经很不容易。没有铁打的意志，司马光撑不到今天。可司马君实的身体毕竟不是铁打的，大事完成，人就撑不住了。

司马光和王安石一辈子都是好朋友，哪怕政治分歧让两人变成政敌，友谊并不因此断绝。到死，二人尚能心意相通，惺惺相惜。和王安石一样，司马光人品节操几无瑕疵。但要说到才干、胸怀，司马光比王安石逊了一筹。若说王安石能开拓，则司马光仅能整顿。至于司马君实的所作所为看起来比王安石“更美”，只因为司马光的事业叫 “补救”，王安石的事业叫 “开创”。

开创，远比补救艰难得多。

得知司马光病逝的消息太皇太后大为震惊，刚刚在朝廷站稳脚跟的“旧臣”们也十分惊愕。为了彰显司马光的功绩，太皇太后以哲宗皇帝的名义发布诏书，赐司马光“明堂大享”的哀荣。由宰相吕公著率领群臣到明堂行祭礼。礼成之后大臣们并未散去，苏轼、刘挚、范纯仁等人提议各官员立刻到司马光府上去哭拜。众官齐声响应，立刻就往外走，崇政殿说书程颐老夫子忽然上前拦住众人：“圣人有言：‘子于是日，哭则不歌。’今天大家已为司马公行明堂之礼，岂能在这个时候又去吊丧？”

程颐这位一生奉行“道学”的大儒向来古板，不管何时何地，只知道大发议论，而且说起话来没完没了，迂腐无趣。苏学士是个开朗大气的人，不喜欢这些酸言腐语，立刻问程颐：“孔圣人说‘哭而不歌。’没说‘歌而不哭’吧？如今咱们在明堂祭奠君实是‘歌’，‘歌’罢之后到君实府里去‘哭’，何处有违圣人之礼？”

确实，“哭而不歌”意思是说举行过丧礼后应该避免参加别的大典。可孔子没说参加完典礼之后不能再去参加丧礼。程颐因为一句“圣人之言”就阻拦大家去哭拜司马光，很有些钻牛角尖儿的意思。

可惜，当时天下有两个人触动不得，一触即跳，一位是苏轼，另一位就是程颐。

程夫子当了一辈子老师，习惯了给别人讲课，绝不容忍别人说他。立刻斥责苏轼：“圣人之礼岂可荒废！学士平时开玩笑我不管，在这件事上却不能开玩笑！”

程颐天生一副“夫子脾气”，苏轼却是个嘴比脑快、不管不顾的人，立刻回敬道：“程夫子说的根本不是圣人之理，我看是叔孙通在枉死城里新定的礼仪吧！”

叔孙通是秦汉时一位大儒，曾为刘邦制订汉朝礼法。苏轼这话显然是讽刺程颐。

程颐这人一说就急，一急就闹，虎着脸扭头就走了。

见程颐走了，众官员略作准备，这才赶到司马光府上来。哪知司马光的长子司马康站在门前对众官行礼，口说：“父亲新丧，朝廷为治明堂大享，众位大人离明堂就到府上吊唁，不合礼法，各位请回，明日再来吧。”说完转身回府关闭大门，竟不让众官员进府。

司马光活着的时候就倔，司马康这个倔脾气和他父亲一样。可司马康这个作法儿真是奇怪。苏轼聪明得很，略一琢磨就明白了：准是程颐抢在众官前头到了相府，把他那套“规矩”给人家说了，唬得司马康不得不听。

刚才程颐拦着大家不让吊唁，只是有点儿惹人烦，哪想到老夫子居然来这么一手儿！苏学士满肚子不痛快，气呼呼地对苏辙、刘挚等人说：“这个程夫子，真是‘鏖糟陂里叔孙通’！”

“鏖糟陂”是京师城外的一个地名。那里地势低洼，一下雨，臭泥没漆，人要是不小心走进鏖糟陂，轻则滚一身泥，重则陷在里头无法脱身。

苏轼说程颐是“臭泥坑里爬出来的腐儒”真是又形象又刻薄。听到的人都大笑起来。从此这位天下第一理学夫子就得了个“鏖糟陂叔孙通”的外号儿。

可苏轼就没想过，程颐是天下第一理学宗师，讲学半生，影响很大。而且这位夫子和天下所有当老师的一样，自视极高，心眼却不是很宽，他怎么说别人都行，绝容不得别人拿他开玩笑。如今苏轼给程颐取了个难听的外号儿，已经跟程颐和他那帮学生们结了怨。

就在苏轼身后不远处，身为程门弟子的左司谏朱光庭正狠狠地拿眼瞪他呢。

司马光去世以后，太皇太后任命吕公著为宰相，吕大防为中书侍郎，韩维担任门下侍郎，刘挚为尚书左丞，为国家理政。苏轼因为才华横溢，能言敢谏，不怕得罪人，升任翰林学士知制诰。

翰林学士是大臣们“登天阶梯”的最后一级，再往上一步，就是三司使、枢密使、正副宰相了。然而古话说得好：“塞翁得马，焉知非祸。”苏轼的这一步升迁，带给他的不是荣耀，倒是麻烦。

就在苏轼升了翰林学士不久，学士院准备进行一场考试，皇帝命翰林学士承旨邓温伯、翰林学士知制诰苏轼共同拟定考题。苏轼就拟了《师仁祖之忠厚，法神考之励精》一题呈上。哪知考试还没开始，左司谏朱光庭忽然递进札子，指责苏轼的考题吹捧了汉文帝、汉宣帝，贬低了本朝仁宗、神宗两位圣主明君！

朱光庭指责苏轼的札子纯属无中生有，断章取义。苏轼忙上奏辩解，说自己受过先帝大恩，怎么可能无端讽刺先帝？何况所有考题都呈给皇帝看过，若有讽刺之处，皇帝怎么会看不出来？

太皇太后是个明白人，看了朱光庭的札子已经知道是在胡咬，只不过想不明白，为什么朱光庭无故去咬苏子瞻？就把右司谏吕陶找来询问。

这次朱光庭弹劾苏轼，下头的人不但知道是诬告，也都明白其中原因。但一般人不敢把这件事说破。偏偏吕陶是苏轼的老乡，又是好朋友，对朱光庭的作法很瞧不起，就对太皇太后说：“早先司马君实病故，朝廷许以明堂大享之礼，百官行礼后又要到司马府上吊唁，程颐以为不合古礼，不准吊唁。苏学士就说了几句玩笑话，哪知程颐等人怀恨在心！朱光庭是程颐的学生，就挟怨报复。”

一听这话太皇太后就明白了。把这无聊案子压下不问。

哪知树欲静而风不止，朱光庭的弹劾刚被压下去，御史中丞傅尧俞、侍御史王岩叟忽然上奏，同样指责苏轼在拟定试题的时候讥讽先帝！

若说朱光庭诬陷苏轼是为了给老师程颐出一口气，可傅尧俞、王岩叟都是司马光的亲信，根本不是程颐弟子，这两个人为什么做这样的事？

这又牵涉到早前苏轼和司马光那场争执了。

去年苏轼为了《免役法》的事在政事堂和司马光闹了一场，甚至给司马光取了个“司马牛”的外号儿！由此引起司马光亲信们的怀疑，认为此人有勾结“三司系”之嫌，就传出“蜀闽同风，腹中有虫”的话来——因为苏轼是蜀人，“三司系”头目蔡确、章惇都是闽人。

后来苏轼打击张璪、李定等人不遗余力，贬吕惠卿时还写了那么一道厉害的“檄文”，勾结“三司系”的谣言不攻自破。可司马光手下这些亲信们又有一个顾虑：苏轼表现得如此强势，是不是想取代司马光成为群臣的首领？

其实东坡居士是个没心眼儿的人，根本不想做什么“首领”。可他亲手打倒了“三司系”几员大将，亲笔写出了讨伐“三司系”的檄文，对官场上的人物来说，这么闹腾就是个“争权”的意思！

——不为争权，你苏某人为什么跳出来做这个出头椽子？

苏学士不想争权，别人却认定他要争权！于是苏学士自然而然有了政敌，人家跳出来“收拾”他来了。

对眼前这个复杂的乱局太皇太后看得一清二楚。对朱光庭很不满意，至于傅尧俞、王岩叟，这些人显然有心结党，太皇太后更不高兴。立刻把两人叫来，问他们：“老身知道朱光庭弹劾苏轼是出于私心，却不知你二人附和朱光庭是什么意思！难道卿等和朱光庭是一党？”

太皇太后知道傅尧俞、王岩叟、朱光庭三人不是一回事，故意用厉害的话吓唬他们。傅尧傅、王岩叟果然吓得面色如土，急忙请罪，仓皇退出。

不久，太皇太后下诏：吕陶升左司谏兵部员外郎，傅尧俞升吏部尚书，王岩叟升吏部侍郎。抹了一把稀泥，把这场无聊的“斗争”糊弄过去。

至于苏轼，一切不问，仍然命他主持考试。

这时候，老夫子程颐已经被赶走了。

程颐是个标准的教书先生，他的整个人生似乎无时无刻都在讲学。不管别人在他面前说什么话，做什么事，他都以“老师对学生”的态度毫不客气地“指导”人家，责备人家。甚至别人没和他说话，只要他听见了，也要插进来批评。这样的人只能生活在校园里，让他到朝廷做官，对老夫子是“活受罪”，对其他官员也是“活受罪”。

偏偏程颐担任的是崇政殿说书，给哲宗皇帝讲课，结果他整天批评小皇帝，这也不对那也不行！讲课的时候全是大道理，才十岁的小皇帝听不懂，也不爱听，对他的课程很有意见。后来皇帝屁股上生了个疮，就找借口不来上课，程老夫子也不知怎么想的，就去找宰相吕公著，跟人家说：“皇上病了不能理政，只剩太皇太后一个人听政，这样不太好吧？”

——太皇太后垂帘听政，朝廷大事本就是太皇太后在处理，皇帝病不病，太皇太后都要听政，这些关一个大臣什么事？程颐这么说，似乎指责太后太后独断专权……

吕公著还不知道皇帝“病了”，一听这话很惊讶，赶忙进宫慰问。太皇太后觉得奇怪，皇帝得了点儿小病，大臣们怎么知道了？一问才知道是程老夫子泄的密。接着吕公著等人又问出那句“皇上不能理政，太皇太后一个人听政不太好吧”的傻话来，太皇太后顿时留了心，一问，又是程颐说的！

太皇太后表面是个温柔斯文的贵妇人，其实处理政务手段很硬。没有这样的铁腕，她也不可能一年功夫就把朝廷大局摆稳。如今程老夫子莫名其妙一句闲话正戳在太皇太后的痛处，把手一挥，立刻将老夫子罢出了朝廷。

程颐和苏轼的一场争闹，其中并不涉及“党争”。因为苏、程二位都很幼稚，谁也没有害人之心。如今程颐走了，苏轼本以为可以过太平日子了，哪知道真正的麻烦才刚开始。

元祐三年二月，翰林学士知制诰苏轼被任命为权知礼部贡举，主持进士大考。想不到这次考试竟有两名考生同中进士，他们是章惇的两个儿子：章援，章持。

当年横行朝堂勇不可挡的枢密使章惇，如今已被贬得不知踪影了。可他的两个儿子偏偏在苏轼主持的大考中一同高中进士。顿时又有传言：苏轼和章惇有勾结，故意把考题泄露给章惇的儿子……

与此同时，苏学士的好友黄庭坚、王巩等人都被御史台的人弹劾，原因各种各样，全都莫名其妙。后来干脆连刚刚担任秘省正字的秦少游——一个没有半点资历、官位比芝麻烂儿还小的官员也遭到了弹劾

显然，朝廷中有一股强大的势力已在不经意间悄悄控制了御史台，正是这股势力不能容忍翰林学士苏子瞻“觊觎”宰相之位，急着要把他赶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