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惇和司马光一场交锋，打了个漂亮的胜仗，虽然没有动摇司马光的地位，可范纯仁、范祖禹却被逐出了御史台！“三司系”士气大振。从此以后政事堂成了战场，宰相、枢密合起伙来不断围攻司马光，其中又以章惇吵得最凶，话说得最硬。

门下侍郎司马光和枢密使章惇势成水火，新任礼部郎中苏子瞻看不下去了。

苏轼和弟弟苏辙都是司马光举荐的“能臣”，太皇太后对这两兄弟印象很好，第一批就把他们招回京城，苏辙顺利地当上了右司谏，苏轼被任命为礼部郎中。

早年苏轼参加制科大考的时候司马光是他的座师，后来苏轼想进御史台，遭到谢景温陷害，为救苏轼，司马光抛弃了自己的仕途；章惇和苏轼几十年交情，“乌台诗案”苏轼落难，章惇为救他得罪“三司系”新贵，遭了一轮贬谪。可以说司马光和章惇都是苏轼最好的朋友。现在两个“好朋友”斗得你死我活，苏轼看在眼里急在心里。

在苏轼看来，司马光是位完美无暇的真君子，章惇毕竟是个结党的人，而结党之人难免“营私”。所以两人恶斗，责任多在章惇身上。就换身便服到章惇府上来拜访。

章府大门一向任凭苏学士出入，尤其眼下“三司系”摇摇欲坠，章惇虽然苦撑，心里怯意十足，听说苏轼来了更是高兴，忙把苏学士迎进府里摆酒款待。

喝了几杯酒，章惇就诉起苦来：“当年先帝要推行‘新法’，天下人无不赞叹，我等奉先帝之命为天下立法，殚精竭虑！不敢说功劳，总有些‘苦劳’吧？哪知道先帝刚刚宴驾，太皇太后和司马光就要废除‘新法’！要是把新法全都废了，那先帝在位十八年都做了什么？我们这些人又是干什么的？君实把我们踩下去就算了，可他一篙子打翻一船人，居然把先帝也打下水去，这还得了？”

听了章惇的牢骚苏轼一句也没争辩，反而点点头：“子厚说得对，新法有对有错，《免役法》就是个不错的办法。以前朝廷实行差役法，随便拉百姓来应‘衙前差事’，把百姓害苦了，如今改行‘免役’，只要交了钱就可不必服劳役，国家得了银钱，百姓得了自由，皆大欢喜，这《免役法》是应该保留的。”

苏学士在政治上很糊涂，“熙宁变法”中那些夺权柄、扫台谏、敛财、党争、为推翻“君臣共治”而谋杀大臣等等诡计他看不懂。在苏学士看来，所谓“变法”就是一些干巴巴的法条，法条执行得好，就是成功；法条执行不好，就是失败。结果“老实人儿”苏子瞻只知道讨论法条，《免役法》好，《市易法》不好；《将兵法》好，《手实法》不好……

这样讨论下去，永远不会有答案。

——应该说苏学士糊涂得恰到好处。因为天下人十个有九个和他一样糊涂。皇帝们也希望臣民百姓能有这份“恰到好处”的糊涂，这样比较好治理。

章惇满腹牢骚，只想博一个同情，想不到苏轼竟然直言不讳地赞成《免役法》，对章惇而言这是个意料之外的巨大支持！忙接住话头：“子瞻说得对！《免役法》是可行的！”

苏轼又说：“役法是朝廷大事，如今陛下为了研究役法，专门设立一个‘役局’，命我和孙永、傅尧俞共同讨论究竟是改用以前的‘差役’还是仍用‘免役’。但孙、傅二人只知道秉承司马君实的意旨，一心要废《免役法》，我和他们争论无果，就想直接去找司马光说说，还没去。”

若是稍有心机的人，一定知道章惇是个“政敌”，对他总加着几分提防。可苏轼一点心机也没有，对章惇十分信任，随便几句话，竟把“役局”内几个大臣争执的机密内幕说给章惇听了！章惇大喜过望，忙说：“傅尧俞等人都是司马光的亲信，当然向着他说话！我看这几个人里只有子瞻是个公道人。”

章惇这话说是实话也行，说是“马屁”，也对。

苏学士吃捧，听章惇说他是“唯一的公道人”心里顿时美滋滋的。可苏轼今天不是来说这些，而是要劝章惇与司马光和解。听章惇责备司马光，急忙扔下刚才的话题，问章惇：“子厚记得三国时有一位许靖吗？”

苏轼所说的许靖，是后汉三国时期一位名士。此人年轻时就已经闻名天下，后来董卓篡权，听说许靖的名声，就请他出来做尚书郎，专门选任官吏。于是许靖举荐荀爽、韩融、陈纪、韩馥、刘岱、章咨、孔伷、张邈等人出来做官。哪知这些人上任后都起兵反对董卓，董卓大怒，要杀许靖，许靖只得到处逃难，前后追随过不少人，却没干出什么成绩来，最后逃到益州归附刘璋，刘备攻打成都，许靖不为刘璋出力，却打算背主投降，被刘璋的手下擒住。幸亏此时刘璋也决定投降刘备，许靖才保住一条命，就此跟着刘璋投靠了刘备。

许靖是个不成器的货色，苏轼却提起这个人来，章惇一时不能理解：“许靖怎么了？”

苏轼笑道：“许靖年轻成名，天下人都以为他英伟不凡，其实是个浪得虚名之辈。最后投到刘备手下，刘备对他弃而不用。谋士法正就问刘备：‘主公要不要得天下？’刘备说：‘当然想得。’法正说：‘主公有这样的雄才大略，可你总不能到百姓家里去把雄才大略告诉人家吧？许靖虽然是个废物，可他的名声已经传得家喻户晓，主公重用此人，天下人就觉得你慧眼识人，若把许靖弃置不用，天下人就认为主公不能识人。主公何苦因为一点成见就不用许靖呢？’”说到这里抬头看着章惇，见他低头不语，似乎懂了一半，这才又说，“许靖虽然浪得虚名，毕竟大有名气！所以刘备要敬重他。如今司马君实论才干是个救世之臣，论名望比当年的许靖不知高出多少倍，百姓们把司马光称为天下第一真君子，比做救命的活菩萨！子厚却一味和司马君实争执，闹得水火不容，请问，天下人是信任司马光，骂你章子厚；还是相信你章惇，责备司马光？”

苏轼这话问得真好。章惇满脸惊愕，半天才说：“天下人必是信司马君实，骂我……”

见章惇明白了，苏轼把手一摊：“子厚知道就好！”

沉默良久，章惇口中一声长叹，眼里忽然落下两行泪来。

章惇原本是个有志向、有热血的人，可他这半辈子活得颠沛流离，莫名其妙。

早年章惇追随王安石，只因为“变法”是天下大事，章惇愿意为国家尽这个力。哪知道天不遂人愿，朝廷起了党争，“三司”做了打手，可在“三司系”这几员大将里章惇打人打得最少，实事办得最多。在内，他定过法条，理过财赋；在外，他平定荆湖南路之乱，立了大功。

就因为章惇办事多，打人少，“三司系”那些小人和章惇不亲近，先有个御史中丞邓绾咬他，后来因为章惇在“乌台诗案”帮了苏轼的忙，又被李定、张璪合伙斗败，几次遭贬，几次招回，和“三司系”越走越远。到今天司马光回朝，逐一废除“新法”，章惇心里很清楚：司马光是要借“罢新法”的机会彻底铲除“三司系”！结束朝堂上十多年的恶性党争。

党争，是大宋朝廷面临的最大危机。要解决党争，最简单的办法就是把“三司”一党斩草除根，一个不留！可章惇觉得自己不该垮，因为他和蔡确、李定那帮人不一样，那些人是靠着“咬人”爬上来的，他章惇却是靠真本事升上来的！那些酷吏迫害冯京、迫害王安国、迫害郑侠、迫害吴充、迫害苏轼……章惇从没插过手，相反，“三司系”迫害苏轼的时候他还帮了大忙！若不是章惇那时候站出来替苏轼说话，单凭一个王安礼能保住苏轼吗？

不公平！司马君实要把章惇跟一帮酷吏绑在一起，一棍打死，太不公平了……

章惇不是个幼稚的人，他知道，朝堂上的斗争没有“公平”可言。但章惇就是不愿意白白垮掉，他的心里有个幻想：如果司马光能网开一面，把“新法”保留一鳞半爪，那他章惇在朝堂上就有容身之地了。

“网开一面”这种幼稚想法不是一个政客该有的思路。章惇政治上很老练，所以他早先根本不敢往这上头想，只能下死心和司马光斗争。想不到苏学士竟在这个时候上门来劝他，这给章惇造成了一种奇怪的幻觉：苏子瞻是来还“乌台诗案”的人情，顺便把他章子厚收归旗下。

苏轼是谁？此人是“旧臣首脑智囊”，是司马光的莫逆之交，“旧臣党”这个家司马光能当一半，苏轼起码也能当四分之一。如果苏子瞻能在这个节骨眼儿上伸出手来拉章惇一把，章惇当然愿意从此脱离“三司系”，踏踏实实跟着苏轼干，这没说的！

章惇不是幼稚的人，可章惇哪知道，他这位老朋友苏轼，是个最最幼稚的人。

“党争”是怎么一回事，里头是怎样的你死我活？苏轼根本不懂！在苏学士看来，人的好坏跟他在什么“党”无关，只跟这个人的品德有关。“三司”的蔡确、韩缜、李定、张璪、吕惠卿都是大坏蛋！只有章惇，是个大好人。

章惇是个大好人，司马光更是个大好人。既然大家都是好人，干脆“拉拉手，做朋友”，这不是顺理成章的事儿吗？

——多么幼稚的人才会产生这样的想法？脑子里有这种幼稚念头的人根本就不配从政！

东坡居士只是一个诚恳善良、没心没肺的老好人儿，不是从政的材料。以他的本事最多只能做个特别特别好的知府。一旦进入朝廷，苏轼根本不知道自己该干什么。

醉酒的人一定说自己“没醉”，得了“幼稚病”的人也是这个脾气。

苏轼专门跑来劝说章惇不要跟司马光死磕，章惇却会错了意，以为苏轼想保留《免役法》，借机拉章子厚一把。结果两个人的话题就转到《免役法》上头去了。

苏轼本来就觉得《免役法》是个不错的法条，章惇又认真给他解释《免役法》执行时的诸多益处，苏子瞻更觉得此法应该保留！也不看看眼下的时机，立刻跑到政事堂来见司马光。

自从仁宗嘉祐六年制科大考为国家选出这个贤良，司马光一直把苏轼极为看重，早年举荐他担任御史，今天又把他送进“役局”商量重要国事，都是对苏轼的器重。现在苏轼忽然找到政事堂来，司马光忙放下手头的公务问苏轼：“子瞻有事吗？”

苏轼虽然鼓勇而来，也知道司马光这人难劝，犹豫了一下才说：“我想和大人商量‘役法’的事。”

“请说。”

见司马光和颜悦色，神情专注，苏轼这才说道：“大人这次进京以后，所作所为都是上应天心、下合民意，只有关于‘役法’这件事值得商榷。以前朝廷实行的是‘差役制’，百姓们任凭官府差遣，可是官府苦差极多，百姓因此耽误农时，又有奸滑恶吏趁机盘剥敲诈，害得百姓苦不堪言。自从朝廷颁行《免役法》，百姓们只要交一笔钱就可以免除差役，不受官府控制，也不被恶吏欺压。官府得了百姓的‘免役钱’可以自行雇人服衙前役，还有剩余上交国库，正是两全其美，何不把《免役法》保留下来呢？”

苏轼这些话让司马光感觉十分意外。

神宗皇帝在位十八年，借着“变法”之名争权力，夺台谏，直接引发了“党争”的恶果。现在司马光上台，第一要做的就是解决“党争”。而司马光的办法很简单，就是把“三司系”全部逐出朝廷，彻底结束“党争”。可“三司系”本是神宗皇帝一手建立的，其所作所为都和神宗皇帝挂着钩儿，如果把争权柄、夺台谏、“乌台诗案”谋杀大臣的事说出来，神宗皇帝颜面无存。所以这些问题司马光不敢问津，他唯一能找到的借口就是：“王安石变法”错了！“新法”必须废除！

——后世人为什么只知道有“王安石变法”，不知道有“熙丰变法”？为什么只争论“新法”是好是坏，却不知道神宗皇帝夺权、夺台谏的内幕？就是因为皇权太凶猛，关乎皇帝的话题太敏感，司马光拨乱反正的时候只能以“王安石变法有错”为借口，别的都不敢提。

后人的视听，因此而被混淆了。

现在苏轼忽然说《免役法》可行，请司马光保留这条新法，这话在司马光听来不可思议！因为“新法”不能全部废除，“三司系”就打不倒！“三司系”不倒，党争就不能结束，朝纲就不能振作！

——不能结束党争、重振朝纲，那司马光进京干什么来了？你苏轼进京又干什么来了？

见司马光瞪着眼发呆，苏轼还以为这位门下侍郎把自己的话听进去了，忙笑着说：“大人这次进京是为天下百姓谋福祉的，既然《免役法》有利于民，何不让它延续下去呢？”

苏轼为什么来说这些“胡话”，司马光想不透。可司马光知道政事堂耳目众多，苏轼这些话一旦传开，立刻就会造成恶劣影响！赶紧拦苏轼的话头儿：“子瞻不必说了，这些事拿到‘役局’去商量，自然有结果。”

司马光这话看似轻描淡写，其实说得很重。可苏轼糊里糊涂完全不懂。还在纠缠：“还是请大人给出个明确的意见吧。”

就在苏轼和司马光讨论的时候，已经有几个官员走过来听他们说话。司马光知道“《免役法》可留”是极度敏感的话题，真的不能当众讨论！皱着眉头连连摆手：“不说这些，不说这些……”

司马光的意思是让苏轼不要在政事堂这种地方说这些话。可苏轼没明白司马光的意思，还以为司马君实不耐烦。这一下苏学士倒火儿了：“仁宗朝的时候韩琦做宰相，在秦凤路强征义勇，大人正担任谏官，就与韩相争执起来，韩相怒气勃发，大人置之不顾，照样据理力争。哪知大人今天做了副相，却不容别人直言劝告，这是什么道理？”

苏轼突然高声争执，顿时引得众人都往这边看过来。

司马光怕的就是跟苏轼在政事堂上争执，可苏轼偏偏要争，司马光窘迫不堪，只得勉强说道：“我不是不让子瞻说话，只是正忙着别的事……”

不等司马光把话说完，苏轼已经抢着说：“什么事比《免役法》更重要？”

苏轼这一问彻底泄露了天机。不等司马光开口，站在一旁的范纯仁忽然笑着说：“我看子瞻所言也有道理，《免役法》是废是留还需再议。”

想不到被司马光一手推荐起来的天章阁待制范纯仁也支持保留《免役法》！司马光真是惊呆了。

范纯仁是仁宗年间著名宰相范仲淹的儿子。刚直正派，操守高洁，大有乃父之风。司马光回京之后立刻把范纯仁提拔起来，是希望范纯仁和他并肩对抗“三司系”的。可在这件事上范纯仁却有自己的想法。现在他提出保留《免役法》，和苏轼的想法并不一样，同时，他的思路和司马光也大不相同。

范纯仁当然不会像东坡居士那么幼稚，居然以为法条是法条、党争是党争，可以区别对待。范纯仁知道“新法”和“三司系”是一回事，只有“新法”尽废，“三司系”才能尽除；若“新法”留下一鳞半爪，“三司系”就不能连根拔起。问题是，范纯仁心里并不希望“三司系”被连根拔起。

于是范纯仁面露微笑，平心静气地对司马光说：“君实的意思我们都明白，可这些年朝廷元气大损，人才不像真宗、仁宗年间那么多了，要培养一个人才并不容易，朝廷现有的官员也未必都不能用……”

范纯仁支持苏轼保留《免役法》的主张已经让司马光惊愕，想不到此人又说出这种话来，司马光冷着脸回了句：“朝廷小人太多。”

司马光性情冷峻异常，心里越愤怒，说话就越短促。现在他只说了这几个字，显然对范纯仁很不满意。可范纯仁话到嘴边也不能不讲：“朝中是有小人，可天下有谁心甘情愿做小人的？只要给他一个机会，小人也可以改恶从善，变成君子。”

听了范纯仁这话，站在一旁的崇政殿说书程颐忍不住插上话来：“这话在理！天下人岂有甘心做小人的？如果君实能信任这些人，感化这些人，他们自然能够做个君子。这些人办事的本事也未必不如我等。”

程颐是谁？说起此人大名鼎鼎，乃是“程朱理学”的开山祖师之一。

程颐字正叔，家住洛阳伊川，世称伊川先生，和他的兄长程颢共创“洛学”，后来朱熹又把这一学说发扬光大，世称为“程朱理学”，成了宋、元、明、清四代王朝推崇的显学，影响之大天下无双。

程颐的经历与众不同，他青年就已成名，却不急于做官，而是和家兄程颢一起讲学，这一讲，就“讲”成了当今第一理学大宗师，弟子如云，名震天下。司马光久慕程颐的学问，专门向太皇太后举荐这位大儒担任崇政殿说书，专门负责教育哲宗皇帝。

程颐这个人的脾气和苏轼既相反又相似。相反之处，苏子瞻是个诗人、画家，性情洒脱不拘，思路天马行空，喜欢诙谐玩笑；程颐是天下第一“老夫子”，严肃沉静，不苟言笑，一板一眼。可两人性格上又有惊人的相似之处：幼稚单纯，不懂政治，想法总是不切实际。

最有意思的是，这两人还有一个共通之处：碰不得，一碰就急，一急就闹。

——苏轼一碰就急，一急就闹，因为他是个敏感脆弱的艺术家，凡事想当然，总觉得自己有理；程颐一碰就急，一急就闹，因为他当了半辈子“教师”，已经习惯了训斥别人，绝不肯被人教训。

现在程颐这位老夫子忽然插话，并不因为他在《免役法》是存是废这个问题上有什么高深的见解，只是偶尔听见范纯仁说，“天下人都愿意学好，谁肯做个小人”，这话和他平时讲课时常讲的“圣人之学”对上了板儿，脑子一热，就顺嘴说了出来。

见苏轼、程颐这两位大才子、大学者都向着自己，范纯仁心里的话越发忍不住了：“朝廷是大家的朝廷，天下利益均系于此。有什么分歧是消除不了的？若君实能把心放宽些，来一个‘消合党类，兼收并蓄’，从此把争执化为乌有，岂不是好事？”

“消合党类，兼收并蓄”，这是范纯仁说出的一句名言。

后世学者常常认为司马光过于执拗，如果能听取范纯仁的意见，对“三司系”留些余地，不要赶尽杀绝，也许后来那场针对“元祐党人”的报复就不会发生——至少不会这么残酷。其实这是一厢情愿。

那么依着司马光的布局，将朝廷中所有“三司系”党羽全部清理，斩草除根，就能杜绝“党争”之患了吗？

也做不到。

党争，是皇帝为了争权而一手造成的。神宗年间 “三司系”与“旧臣系”之间的党争是如此，哲宗亲政之后爆发的“清算元祐党人”的党争也是如此。就算“三司系”和“旧臣系”真的“消合党类，兼收并蓄”了，只要皇帝有需要，仍然可以让两个派系重新分裂开；就算司马光真的把“三司系”斩草除根了，只要皇帝有需要，他可以在顷刻间重建一个五司系、七司系、九司系……

这有何难？

只要皇帝想揽权，党争就根本不可避免。大宋王朝奉行百年的“君臣共治”是古代社会唯一的美玉，可这块“美玉”太脆弱了，全靠皇帝和大臣们共同维护才勉强维持下来。如今神宗皇帝已经把这块“美玉”打碎了，司马光也好，范纯仁也好，想凭大臣的力量把打碎了的玉粘合起来，使之重新变得完美无暇，这是幻想。

苏轼、范纯仁、司马光，皆是幼稚之人。他们的区别仅在于：苏轼十分幼稚；范纯仁五分幼稚；司马光三分幼稚。

可今天，幼稚的范纯仁偏偏遇上了比他更幼稚的苏轼和程颐，一句“消合党类，兼收并蓄”把两个糊涂官儿说得十分高兴，一起鼓掌笑道：“这话说得对！”再看司马光，脸色灰黄，嘴唇紧闭，一个字也不说了。

司马光面冷言短，越愤怒的时候话越少。现在他一个字都不说，可见愤怒到了极点！见他这副样子范纯仁、程颐都知道不能再劝，只好住嘴。偏偏苏轼不知趣，凑到近前问：“废除《免役法》的事君实再考虑一下？”

半晌，司马光咬着牙吐出两个字：“必废！”

听了这两个字，孩子一样的苏学士顿时发了脾气，指着司马光大吼：“司马牛！真是个司马牛！”把门重重一摔大步走出政事堂，一路还在高叫，“司马牛！司马牛！”

司马牛是孔子门下七十二贤之一。但苏轼以此称呼司马光，却是说司马君实“固执如牛”，实在是个难听的外号儿。

司马光是个救世之臣，天下人把他视为重振社稷的希望，名声那么响，威望那么高，太皇太后对司马光那么器重，满朝正直之士对司马光那么尊敬，而且司马光正领导群臣与“三司系”决战，这么个要紧的时候，苏轼却在政事堂上跟司马光大吵大闹，当着众人的面给他取了这么个难听的外号儿，而且公开叫喊！这也太过分了。

然而意气用事的苏学士并没意识到自己的过错，回家之后越想越不痛快，竟又递进札子，请求退出“役局”。

“役局”是朝廷专为讨论役法而设立的机构，主持“役局”的傅尧俞等人是司马光最亲信的干将。苏轼能进“役局”说明司马君实对他的器重。可苏轼为了一次争吵就要退出这个要害机构，等于把他和司马光、傅尧俞之间的矛盾公开化了！这是拆了司马光的台，卖一个破绽给“三司系”，让人家来攻打！苏学士这一举动实在欠考虑。

幸亏太皇太后是个高明的政治家，司马君实也是个有肚量的人，虽然被幼稚暴躁的苏子瞻气得够呛，到底隐忍不发。苏轼脾气急，人倒实在，闹了几下子，见没人理他，也慢慢消停了。

但苏轼这场大闹，使司马光手下的亲信傅尧俞、刘挚等人对这位“旧臣首脑智囊”失去了信任。同时，苏轼这不管不顾的幼稚举动，让更多的大臣对他失去了原有的敬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