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政殿一场朝会，为了杀不杀苏轼众臣吵得一塌糊涂，神宗皇帝本想痛下决心，结果被这帮人搅乱了局面，回到延和殿刚刚坐定，太皇太后身边的亲信内侍供奉官王中正走进来：“太皇太后身子不豫，太后想请陛下去见一面。”神宗对祖母一向敬爱，急忙来见。

这几年太皇太后的身体越来越差，一年到头小病不断。这一次从入秋开始咳喘不断，内热难调，病势比平日更重，渐有不支之象。高太后忧心如焚，日夜在姨母身边伺候，神宗皇帝每日晨昏也来问安。今天太皇太后专门把皇帝叫来，其实是听说了苏轼的案子，有些话要对皇帝说。

神宗还没进慈宁殿，已经听见太皇太后的咳嗽声。进殿一看，太皇太后目赤唇焦，脸色青紫，样子果然不好，急忙上前问道：“祖母觉得如何？”

太皇太后喝了两口汤药，勉强压住咳嗽，轻轻摇头：“这次怕是拖不过去了……”

听太皇太后说这话，神宗忙说：“朕马上传诏大赦天下，为太皇太后祈福。”

神宗皇帝对太皇太后的关切都是真的。一个君临天下的帝王，平时把天下人视为蝼蚁，把大臣子当成敌人，用惯了种种手段，对“亲情”二字早该麻木了。像神宗皇帝这样当了十多年皇帝心里还有如此真情，已属难得。

从皇帝的话听出他心里的人性，太皇太后十分欣慰，强撑起身子，脸上有了一丝微笑：“皇上如此仁孝，老身领情了。皇帝也不必大赦天下，要为老身祈福，只要赦免一个苏子瞻就够了。”

想不到太皇太后忽然说出这话，神宗答应又不是，不答应也不是，一下子愣住了。

太皇太后把这位英俊魁梧聪明能干的孙儿仔细打量了两眼，轻轻叹了口气：“皇帝抓了苏轼，对外说是因为他题写‘反诗’，其实天下人都知道皇帝这么做是为了争权！”

神宗皇帝这番“借文字狱开杀士先例，从此掌握生杀大权”的心机藏得很深，自以为外人无从得知，哪知太皇太后几句话就把他的心事全说透了，甚而提醒他“天下人都知道”！只一句话，说得神宗冷汗淋淋！想要辩解几句，可太皇太后把话说得太直白了，神宗想辩也无从辩起，一时瞠目结舌。

看着皇帝这副嘴脸，太皇太后心里暗暗摇头，半天又说：“夏、商、周、秦、汉、唐，都是天子独揽大权，杀大臣如杀犬豖，只有我朝太祖立碑于太庙，上书：‘不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子孙有渝此誓者，天必殛之！’由此定下‘君臣共治’之典。到今天一百多年，这规矩始终被皇帝们紧紧遵循，没有破过例。皇上英明神武才智无双，力行变法富国强兵，成就已在你祖父、父亲之上，威望如日中天，这时候皇上想要超越前辈独掌乾纲也在情理之中。可‘君臣共治’是祖制，皇帝要借这个案子改变祖制，独掌权柄，就兴起一个‘文字狱’来，却没想过，‘文字狱’是天下最大的冤狱，一旦兴起必然株连无数！汉朝一个‘巫蛊案’杀了多少人？武则天设一个铜匦又杀了多少人？今天的‘乌台诗案’与这些大案相似，真要把苏轼的案子办到底，到时候皇帝要杀的绝不止苏轼一人，受牵连被罢免的臣子更多！那时天下震动，人心惶惶，朝堂为之一空，只剩下李定、舒亶这几个酷吏，皇帝还怎么办大事？”

是啊，“文字狱”是天下最恐怖的冤狱！不论前朝还是后世，凡“文字狱”一起，杀人诛心人人自危，箝天下之口，毁社稷根基，国家由此走上衰落之路，从无例外。

神宗皇帝发起“乌台诗案”本意只在巩固权柄，强化独裁。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他确曾想过把“诗案”办成一个天大的案子，趁机打倒一批人。现在神宗已经借着苏轼的案子命令所有臣子把和苏轼交往的诗句都交出来，以备御史查问，这就是株连。单是朝廷臣子和地方官员，随便算算，被株连在内的已有数百人，若连民间收藏苏诗、苏词、苏文的读书人也都追究起来，最终可能是苏轼被族诛，连累几十人被杀，几百人罢官，几万人入狱……

要真搞成如此局面，这个案子就真是办得太大了。

皇帝的心思太皇太后都明白，她更知道，皇帝早已大权在握，若真要一意孤行，谁也劝不了他。现在太皇太后当着皇帝的面说出这些话，就是相信神宗皇帝心里还有人性，还有感情，不是个独裁的魔鬼，杀人的疯子。

“记得先帝在位的时候，朝堂上人才济济，后来王安石主政，一言不合就贬逐大臣，闹到如今，朝中渐渐无人可用了。老身知道皇帝为了变法不得不支持王安石，可皇帝也有心胸，肯给司马光、范镇、陈襄、孙觉这些人官做，不亏待他们，将来朝廷里的宰相、枢密还要从这些人里提拔。苏轼本也是这些人里的一员，当年先皇于‘直言极谏科’录得苏轼，曾对老身说过：‘今天为子孙寻得一个太平宰相。’如今皇帝为了立威揽权，先杀了苏轼，所用的罪名只是个‘文字狱’，司马光这些人看了能不寒心吗？将来还有人敢在皇帝面前进言吗？自从王安石手下那帮人夺了御史台，这些年朝廷的言路已经蔽塞，施政渐不如前，难道皇帝没有感觉吗？大宋外有辽、夏之患，内有冗官、冗兵、冗费之困，内忧外患呐！眼下杀一个苏轼容易得很，可朝局败坏，人心丧失，就难挽回了。”

孟子说过：“鸟之将死，其鸣也哀，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太皇太后已经油尽灯枯，这位将死的老妇人再也没有顾忌，她所说的话句句都是为国家社稷着想，也为神宗皇帝的切身利益着想。

自从下决心查办“诗案”以来，这还是第一次，神宗皇帝的心有些软了。

忽然间，神宗皇帝的脸色和刚才不同了，眼神也没那么凶狠了。

太皇太后不知道自己是否已经劝住了皇帝，她只知道自己的寿数将终，只剩下最后一句话，抬起枯瘦的手掌扯住皇帝的衣袖，拼尽全身力气喘着气一字一顿地说：“‘亡羊补牢，为时未晚’，现在皇帝只要说一句话就可以放了苏轼，把一切变故都平息下来，以后被贬的大臣可以招回，新法也能继续推行，一切仍然大有可为。若一步走错，后果难料！皇帝认真想想吧。”

说到这里，太皇太后把话说尽了，至于以后如何，太皇太后管不了了。只觉得胸口好像压着块大石头，一口气怎么也吸不进来，忽然眼前一黑，身子向后倒了下去，那只紧抓着皇帝衣袖的手，也松开了。

元丰二年十月十五日，神宗皇帝下诏大赦天下，为太皇太后祈福。可惜皇帝之心不诚，祈福无灵，五天后，太皇太后薨于慈宁殿。

太皇太后薨了，神宗十分难过，罢朝五日为太皇太后治丧。这时候苏轼的案子当然先扔下了。

这天神宗正在太皇太后灵前守丧，一身素服的高太后走了进来。见皇帝形容凄苦，脸上泪痕未干，低声劝道：“皇上是社稷根本，还需节哀。”

神宗没吭声，看着高太后在身边坐下，半晌，忽然问：“太后觉得朕治理天下的手段错了吗？”

高太后摇摇头：“皇帝没有错。”

“既然没错，为何处处不顺？”

神宗皇帝一向独断专行，心计又深，做母亲的平时也不敢劝他。如今皇帝能对母亲真诚发问，实在难得。高太后沉吟良久才缓缓说道：“自皇帝亲政以来变法图强，兢兢业业，未曾懈怠一日！如今国库充盈，兵强马壮，天下人有目共睹，河湟一战又获大捷，在西北扩地三千里，建立了一个熙河路，当年真宗、仁宗在位的时候也未见如此功业，天下人谁不赞叹？可话说回来，自从熙宁五年取河湟、建熙河路，到现在六七年了吧，河湟一带战事从来就没停过，河州几易其手，岷州数次被围，仗着皇帝英明，王韶敢战，费了不少功夫，终于降伏玛尔戬，击败青宜结鬼章，总算在河湟把脚跟站稳了。可皇上想一想，河湟偏僻之地仅是吐蕃一隅，西夏一角，在这一处朝廷就用兵八年，花了多少钱粮，得到的只是一大片草地，十来万羌人，这荒凉之地用来做什么，收服的羌人又能为朝廷做什么事？虽说建了熙河路就从西边围住了西夏，其实嘴上说说罢了，真有实效吗？”

神宗皇帝曾是个英明睿智、从谏如流的明主，可自从独揽大权以后，他的脾气变了，那些逆耳的话神宗已经听不得了，他身边的大臣们也没人敢说这样的话了。

现在只剩下一位高太后，她是神宗的母亲，只有高太后在皇帝面前说这些实话，神宗不恼。回头想一想，朝廷在河湟用兵整八年了，一年克地，七年拉锯！秦凤路、永兴军路乃至整个西北的军力钱粮都填到这个无底洞里去，得到什么了？真就像高太后说的，征服了一块荒地，笼络了十万羌人……

见皇帝垂首不语，高太后知道皇帝好歹把自己的话听进去一些。略沉了沉又说：“都说大唐有个贞观之治、开元盛世，其实依我看，根本没有这个‘盛世’。唐朝兴盛不过几十年，很快就败落了，之后五代十国天下大乱，中原气数十成中败掉了九成！大宋立国之时版图仅有唐时的一半，户口仅六百五十万，北有辽国夺取燕云十六州，居高临下威逼中原，太宗皇帝屡战不胜，不是将士们不拼死，实在是丁不壮，甲不厚，马匹不多，弓弩不力。后来真宗、仁宗只得韬光养晦，用了几十年功夫发展经济，到今天，大宋户口已有一千六百五十万，三倍于开国之时了。可大宋的版图仍然只有辽国的一半，又缺战马，关键是，咱们把国家治理得好，辽国这些年也同样兴旺强盛！我大宋与强敌较量仍然处在下风。仁宗年间又有西夏崛起，明攻大宋、暗结辽邦，凶强好战，杀戮如麻，破我西北边陲，把大宋的边军硬生生分做辽、夏两处，顾此失彼，力量更弱了。”说到这里，自己也轻轻叹了口气，“皇上博览群书，想必读过《三国志》吧？”

太后正把国事说到要紧处，忽然转了话题，神宗一时不明所以，只得点头道：“朕读过。”

高太后点点头：“《三国志·诸葛亮传》里有一段对话，古人称之为‘隆中对’，我不大记得了，其中好像有这么几句：‘将军既帝室之胄，信义著于四海，西和诸戎南抚夷越……’后头是什么？”

神宗忙说：“后面说的是‘外结好孙权，内修政理；天下有变，则命一上将将荆州之军以向宛、洛，将军身率益州之众出于秦川，百姓孰敢不箪食壶浆以迎将军者乎？诚如是，则霸业可成，汉室可兴矣。’”

高太后点头微笑：“老身日渐糊涂了，还是皇上脑子好使。”又问神宗，“诸葛亮劝刘备‘外结孙权，内修政理，待天下有变’，这话说得多好！可刘备听他的建议了吗？没有！刘备夺了荆州、益州，自以为强盛了，就发倾国之兵攻打孙权，结果一战败北，本钱输个精光，刘玄德愧悔交加，病死白帝城，家业只剩一隅之地！留下诸葛亮苦撑基业，然而蜀汉再也不能强盛，诸葛亮屡屡兴兵伐魏，明知不能胜，仍然用兵不止，其实是祸害蜀中百姓以报旧主，苟延残喘，最终难逃败亡。皇帝知道刘备君臣错在何处吗？”

真的！高太后所说的“一败涂地、愧悔病死、家业只剩一隅、苦撑基业苟延残喘……”一字一句都说对了！只可惜高太后说的是几年、几十年后的事，神宗皇帝看不到这些。可后人见此，岂不毛骨悚然。

神宗皇帝何其聪明，怎么会不明白太后的意思呢？可太后把话问到这里，让神宗如何回答？

半天，高太后缓缓说道：“曹魏势大，东吴凶狠，蜀汉夹在魏、吴之间，唯一的机会是等待魏国衰落，然后联吴伐魏。这就是诸葛亮说的‘待天下有变。’可惜刘备得了荆蜀，自以为是，操之过急，不待曹魏生变，先就起兵伐吴，败了！后人只知道笑话刘禅昏庸愚蠢，叹诸葛生不逢时，哪知道刘禅并不昏庸，只是无力回天，因为蜀汉早已亡于他父亲刘备之手。”说到这里，认认真真把皇帝看了两眼，“其实今日局面与三国相似，辽国强盛如同曹魏，西夏凶狠如同东吴，我大宋比当年的蜀汉强得多，可辽国不见内乱的迹象，攻西夏又不能速胜，此时应该韬光养晦，国内变法求富强，对外罢兵，休养生息。辽人也许长枪快马能征惯战，可我大宋君臣共治、国泰民安、百姓归心、能臣如雨，这些辽国比不了！早晚有一天，西夏、辽国会走向衰落，咱们有机可乘，这才对外用兵。可陛下单在熙河路一处就用兵八年，大宋和西夏都受到损失，辽国未动一兵一卒而得其利，咱们犯的不正是当年刘备犯过的错误吗？”

是啊，其实神宗继位的第一天身披铠甲拜见太皇太后，太皇太后就看出神宗的心思，也劝过他，没用；后来大臣们知道了也劝，可那时的神宗皇帝已经不听人劝了。

到今天高太后终于把神宗犯下的错误当面说了出来。神宗虽然没有被劝住，可至少现在，他开始思考了。

高太后是个有见识的人，她知道，做皇帝的人把权力看得极重，即使亲生母亲，也是不容干政的。所以高太后平时从不干涉朝政。可今天是个要紧的日子，太皇太后刚过世，皇帝心里难过，这时候他肯听劝；苏轼的脑袋快掉了，如果皇帝真杀了苏轼，朝局就会发生剧变，到那时再想劝皇帝也来不及了。

今天高太后必须把心里话都说出来：“大宋立国百年，积弊甚多，皇上是个有心胸的人，一心要变法图强。可天下人都不明白‘变法’二字的意思，居然以为王安石组建一个‘三司条例司’、推出几个法条在全国施行就是‘变法’？笑话！有天子在，王安石一个臣子，配谈‘变法’二字吗？皇上这几年所做的大事，又怎会局限在这几个‘法条’上头？这几年皇上变更朝廷人事，逐走迂腐不堪的老臣，重新使用能臣，改组御史台，对内充实国库，对外积极用兵，这才是真正的‘变法’。到今天皇上主持变法十二年，实实在在见了成效。可老身觉得朝堂上的宰相换了几批，似乎王安石不及早先的韩琦，韩绛又不如王安石，吕惠卿不用说了，如今王珪、吴充暮气沉沉，似乎连韩绛也不如。眼看朝廷人才凋敝，我有些担心，不知吴充、王珪之后，宰相之位又付与何人？”

话说到这里，高太后已经在责备皇帝了。可今天的神宗正因为太皇太后的去世而伤感，竟舍不得与母亲争吵，反而顺着太后的意思说：“今日朝堂上确实没有韩琦这样的人了。”

神宗能承认这一点，连高太后都觉得有些意外。知道皇帝把自己的话听进去一些了，急忙抓住机会进言：“皇上知道太祖为什么立下石碑，与后世子孙约定不杀大臣吗？”

太祖皇帝立碑，严训后世皇帝不杀大臣，这个神宗知道，但太祖为何如此，神宗真没想过。一时竟无法回答。

高太后又说：“自古以来，朝廷往往重武轻文、重战轻治，尤其唐朝在这上头犯的错最大！后来唐朝灭亡，亡在‘节度使’三个字上头！太祖皇帝看到唐朝灭亡的教训，于是更改前辙，重文轻武、重治轻战，‘不杀士’就是为了实现一个‘君臣共治’。可‘重文轻武、重治轻战’八个字施行了一百年，大宋朝守得固若金汤，却不能向往开拓疆土，屡屡被辽夏所欺。皇上大概早在继位以前就看出这祖制的弊端来了，于是登基以后处处变法革新。如今皇上借一个‘诗案’要杀大臣，老身私下揣测，觉得皇上这样做还是为了打破‘重文轻武’的朝政弊端，先杀一个苏轼，由此改‘君臣共治’为‘乾纲独断’，再练精兵、选良将，以备他日之战。可有时候呀，真就事与愿违，这十二年来朝廷没选出良将，倒先把良臣给打倒了！如今武将不见踪影，文臣日渐凋零，皇上在这时候杀了苏轼，难道只杀一个人就罢了吗？只怕还要一口气再杀十几个、贬几十个吧？到后来大臣们杀得杀了，罢得罢了，朝堂上只剩下王珪、李定、张璪、舒亶……怎么办呢？”

神宗兴“文字狱”，确实是要改变太祖立下的“君臣共治”的规矩，这一点高太后说对了。变法这些年，朝廷中确实失去了一大批良臣，神宗皇帝心里也清楚。但神宗只想杀苏轼以立威，却没想过如此大案会牵连多少人，最终要杀多少人，罢多少人。这是神宗年轻，思虑还不周到。现在高太后把这个点了出来，神宗暗暗吃惊，忙说：“苏轼不过一个知府，这案子能有多大？”

高太后淡淡地说：“皇上不是已经命大臣们呈上与苏轼来往诗文以备御史台查问了吗？”

是啊，早在苏轼尚未招供的时候，神宗皇帝就下诏，命大臣们把与苏轼来往的诗文上交了。当时他这样做其实是想吓唬这帮不听话的旧臣，可太后一提点神宗才醒悟过来，原来不知不觉间“乌台诗案”已经扩大了，将来苏轼一死，牵涉的大臣不止数百人……

在从政方面，高太后其实比神宗皇帝高明。见神宗低头不语，这才把最要紧的话说了出来：“‘君臣共治’是朝廷的大政方针，且已施行百年，从朝廷到地方所有法条规矩、人事安排以及大臣们的心态、思路全是按这条路子走的。如今皇上要杀大臣，这是改变了‘国策’！国策一变，天下所有法条、人事通通要变，这是多大的一件事！以前皇上主持变法，虽然诸多改变，却从未触及到国策大政，即使如此，朝廷上的变化也十分惊人。若今天贸然触及‘国策’，必是牵一发而动全局，杀一人而寒万众之心，后果难料！到时候辽国未乱，西夏未乱，我大宋先乱，被敌人窥破虚实两路来攻，大祸将成！”

高太后这话是最要紧的！然而身为皇太后，有些话高太后永远也不能说，所以她只把神宗的错误指出了一半儿。

“宋神宗熙丰变法”根本不是推出几个法条在全国施行那么简单。其实神宗皇帝是以“变法”为借口，一步步改变政局，想要推翻“君臣共治”的祖制，结束“重文轻武”的局面，充实国库，练成强兵，为大宋王朝开拓一条新路。与神宗皇帝所下的这一盘“大棋”相比，什么《青苗法》、《免役法》、《保甲法》……根本微不足道，“王安石”，也只是个幌子。

做了十二年皇帝，神宗就“变”了十二年的“法”。这些年来，聪明过人的神宗皇帝其实办成了很多事。可令人意外的是，朝局并没有往神宗皇帝所希望的方向发展，相反，原本精英倍出的文臣集团——这个大宋王朝赖以维持统治的“宝贝”却日益瓦解，已经到了不堪使用的地步。

为什么神宗变法不能取得实效？其实原因很简单：大宋王朝同时推行两条国策，一是“君臣共治”，一是“重文轻武”。

为什么重文轻武？因为皇帝害怕将军们得了兵权起来造反，他们宁可在前线打几个败仗，丢失几片土地，也要削夺将军的兵权，以此保住屁股底下的龙椅，这是皇帝的私心，也是赵宋王朝贯彻始终的毛病。

然而这么大的私心，造成的是国家衰弱的可怕后果。为了维护统治，宋朝皇帝又推出了一个“君臣共治”，培养出一个历朝历代从未有过的精英文官集团，以文治的强大弥补武力的不足，以内政的完善抵御外敌的威胁。

于是“重文轻武”和“君臣共治”成了皇帝手里的两大法宝，一个用来保住皇帝的位子，一个用来保证国家的安全。结果是大宋皇帝的龙椅坐得极稳，从没有人敢觊觎神器；对外攻势不足，防守有余，日子也还混得下去。

当然，并不是每个皇帝都迷信这两件“法宝”。当年太宗皇帝就不满于这个现状，屡次对外用兵，可惜，因为“重文轻武”导致战力不强，屡战屡败。后来的真宗、仁宗、英宗吸取了教训，不再对外用兵，只管把祖宗留下的两个“法宝”端平，于是国家百年无事。到神宗皇帝上台，不肯安于现状，想要变法求新，可神宗身上却有一个毛病，他的私心和他的祖宗们一样重，对大臣、将领没有丝毫信任！，所以神宗不可能抛弃“重文轻武”这个法宝，于是他的“变法”全都指向了“君臣共治”，一次次从大臣手里夺权，到现在甚至兴起“文字狱”要杀人了！结果怎么样？“重文轻武”没有改变，“君臣共治”这件法宝先毁了！大宋朝廷一下子失衡了。

“熙丰变法”从一开始就走偏了。对外，敛民财充实国库；对内，夺权柄强化独裁！到“乌台诗案”发生的时候，神宗皇帝已经把整个国家推到危险的边缘，再往前走一步，手起刀落杀了大臣，“君臣共治”彻底打破，整个国家的根基就被动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