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件审结之后，皇帝和群臣会于崇政殿，共同讨论苏轼一案。

此时正值秋高气爽，崇政殿上却乌云四合，压抑凝重。神宗皇帝高居御座，抬头挺胸，看起来仍是十二年前刚继位时那位威风凛凛的“活尧舜”。押班的两位宰相，吴充已经又聋又瞎昏聩不堪，站在那里像块朽木；王珪把头低在胸前一动不动，好像睡着了一样。在王珪身后，参知政事章惇、御史中丞李定、御史知杂事张璪、监察御史里行舒亶、何正臣等人沉着脸站成一排，好像阎王殿上的判官鬼役，其余臣子或已吓掉了魂儿，一句话也不敢说；或有心暗助苏轼，可皇帝没发话，风头不定，这些人也不敢出声。

沉寂良久，监察御史里行舒亶出班奏道：“原祠部员外郎直史馆苏轼一向反对新法，诽谤圣朝！陛下对苏轼极为迁就，仍然委以重任，哪知苏轼丧心病狂，不念圣恩，每有水旱灾害或者盗贼之患，此人必然欢呼雀跃，把一切祸事归于‘新法’。陛下兴修水利，苏轼就写诗说‘东海若知明主意，应教斥卤变桑田。’暗示水利不能成功；陛下整顿盐法，苏轼就写诗说：‘岂是闻韶解忘味，迩来三月食无盐。’讥讽朝廷盐法是苛政；陛下发‘青苗钱’，苏轼就写诗说：‘赢得儿童语音好，一年强半在城中。’讽刺‘青苗钱’全都放给乡村无赖，让这些人挥霍尽了！如此可恶的言论，偏有不学无术之辈以‘苏诗苏文’为美，争相传抄，甚至刻印成书在市上贩卖，流毒无穷！又有一帮大臣借苏轼之言讽刺朝政，批评陛下，闹得人心离散，朝廷不安。臣等奏请陛下治苏轼‘大不敬’之罪，明正典刑，以儆效尤！”

舒亶只是个监察御史里行，他跳出来无非是给大人物打前站，就像大菜上桌之前先端上一个小小的冷盘儿。神宗皇帝对舒亶的话不置可否，往下瞟了一眼，见朝堂上静无声息，连一个站出来和舒亶争论的人都没有。

今天朝会辩论是一场硬仗，打得好，能救一条无辜性命，打不好，可能要死几个人，贬一群人！这样的恶仗，交战双方都很谨慎，尤其旧臣们是防守一方，更不急着出来表态。

今天这一仗李定、张璪志在必得。见旧臣不敢出声，御史中丞李定有些沉不住气，挺身站了出来：“臣以为苏轼有数条大罪，皆曰‘可杀’！第一，苏轼毁谤朝廷非止一日，陛下对他屡屡警告，又念其是旧臣，一直对他重用，此人却毫无廉耻，丝毫不肯改过，反而变本加厉，邪恶日甚！荀子曰：‘不教而诛，则刑繁而邪日甚，教而不诛，则奸民不惩。’像苏轼这样屡教不改，一心与天子为敌，与朝廷为敌，与百姓为敌，至奸至邪，岂能不诛！”

李定果然厉害，他一开口，气势言辞远胜舒亶。神宗在御座上仍然不发一言，然而群臣中已经有些人冷汗直冒，以为李定之言难驳，苏轼性命堪忧。

李定四下扫了一眼，见没一个人敢出来与他争论，心里不禁得意。又说：“苏轼本是个文化无赖，素无廉耻，早年因为运气考得制科超等，从此被任命为直史馆，天下人都以他的文字出色。从此‘苏诗苏文’流行各处，士人学子不知道苏轼秉性奸诈，反而以他的文章为范本。结果苏轼这些邪恶言论也趁机流行于世，混淆视听，害了多少人！荀子有言：‘心达而险，言伪而辩，行僻而坚，记丑而博，顺非而泽，此五者有一于人，则不免于君子之诛。’苏轼其人正是‘心达而险，言伪而辩’，如此丑恶，圣人之言在此，岂能不诛！”

很有趣，李定又一次引用了荀子之言。

巧得很，荀子，正是神宗皇帝最喜欢的那位“思想家”韩非子的老师。

不知为什么，古人认定荀子是位“大儒”，其实不然，荀子表面奉行儒学，骨子里是个不折不扣的法家，他这套本事后人有个专门的称呼，叫做“儒皮法骨”。

正是荀子亲手编造了“孔子诛杀少正卯”的恐怖故事，说孔子当鲁国大司寇后七天就杀了一个叫少正卯的人。为什么杀人？孔子说：少正卯“心达而险、行僻而坚、言伪而辩、记丑而博、顺非而泽，此五者有一于人，不免于君子之诛，而少正卯皆兼有之.其居处足以撮徒成党,其谈说足以饰褒荣众,其强御足以反是独立,此乃人之奸雄者也,不可以不除……”

——这个典故是假的，是荀子为了阐述自家学说而伪造的！就是这个“伪典”，摧毁了中华哲学的基础，由此引发了一场哲学层面的大倒退，大消亡。

正是荀子，用一个“孔子诛卯”的故事替换了“克已复礼，天下归仁”的儒学核心思想；又是荀子，以“心达而险、行僻而坚、言伪而辩、记丑而博、顺非而泽，此五者有一于人，不免于君子之诛”的恐怖言论摒弃了孔夫子遵循的“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的勇敢精神。用暴力封天下人的口，把后世儒生变成了一群养在泥坑里的猪。

所谓心达而险，就是说，人的思想高明而且险恶；行僻而坚，是说人的行为与“大众”不同，而且坚持已见；言伪而辩，是说人的语言邪恶虚伪，却善于辩论，别人说不过他；记丑而博，是说一个人对社会黑暗面所知甚多，且知之甚详；顺非而泽，是说一个人对非议朝廷的话题很感兴趣，不但传播，而且加以润饰。

荀子认为，一个人身上只要有这五个毛病中的一种，就必须杀！而且要由帝王们亲自下令斩杀，是谓“君子之诛”。

这“五恶当诛”的说法是中华帝国两千年间所有“文字狱”的理论基础。而“孔子诛少正卯”则是这一理论基础的精神依托。只要“孔子诛卯”这个惊天谎言没被彻底否定，“文字狱”这头恐怖的妖兽就有无限的生命力，随时可能在我们眼前复活。一旦这妖物露出爪牙，整个国家难逃一场浩劫。

现在李定连续引用荀子之言狠狠打击苏轼，言之凿凿，闻者惊心。

神宗皇帝知道李定有本事，听他把苏轼咬得这么狠，暗暗点头。然而事情未定，皇帝也不急着表态，仍然端坐无言。

李定又向上奏道：“古人云：‘宥过无大，刑过无小。’意思是说，无心之过，虽大亦可宽恕；有心之过，虽小亦要严惩！苏轼熟读经史，并非不知道君臣礼数，可此人对实施新法诸多不满，搅闹不休，又自恃才学，怨恨陛下没有重用他，于是不问青红皂白，见了新法就谩骂，见了新政就讽刺，不管朝廷做什么事，只要到了此人嘴里一律妄加指责，斥为过失，咒骂不休。如此可恶，岂能不诛！”

到这里，李定的话算是说完了。

到此时，大部分臣子都被李定吓住，认为苏轼这条命救不回来了。这时候站出来为苏子瞻辩解，弄不好自己的脑袋也保不住。于是朝堂上鸦雀无声，没一人出来反驳李定。

眼看大局已定，宰相王珪抬起头来对上奏道：“苏轼有一首咏桧树的诗里有‘根到九泉无曲处，世间唯有蜇龙知’等句子，足见其有不臣之心。”

王安石倒台后，王珪这棵臭名昭著的“墙头草”已经当上了“三司系”的新首领，借“三司”势力按倒吴充，踩住司马光，巩固自己的权柄，表面上却装出一副不偏不倚的姿态，假装与“三司系”若即若离。现在皇帝借御史台之力收拾苏轼，王珪这个宰相打得是个“不见兔子不撒鹰”的主意，一开始装聋作哑。眼看李定如此厉害，案子大概翻不过来了，这才出来附和李定，讨皇帝的喜欢。这副嘴脸也真有得看了。

神宗皇帝是个明白人，手下这班大臣谁是什么货色他全知道。在皇帝眼里，王珪这个贼头贼脑的宰相只是朝堂上的一张年画儿，“过年”的时候贴一贴，过完年就会“撕”了去。所以神宗打心眼儿时瞧不起王珪。见王珪跳出来讨好儿，十分不以为然，淡淡地说：“苏轼自咏桧树，与朕何干？”

皇帝这话问得有趣，王珪不知神宗为何驳他，就此退下又不甘心，就说：“苏轼的诗中犯忌之处甚多，比如‘坐使鞭棰环呻呼，追胥连保罪及孥’，还有……”一时竟想不起别的说辞来，只得向上奏道，“这些分明是在讽刺新法，实在可恶。”

王珪的嘴脸实在讨厌。哪知话音刚落，站在他身边的参知政事章惇忽然问道：“宰相是想诛苏轼三族吗？”

章惇是个精明人，知道李定在皇帝面前得宠，王珪却不受皇帝待见。所以他不驳李定，却跳出来质问王珪。这冷冰冰的一句叫王珪暗吃一惊，忙说：“我倒没有这个意思，就事论事罢了。”

王珪这个人猴儿精，刚才跳出来附和李定，章惇一问，他又往回缩。章惇也不客气，又追问一句：“宰相指责苏轼讽刺新法，不知这些话是听谁说的？”

王珪一愣，下意识地答道：“我是听御史舒亶说的。”

章惇横眉立目高声道：“舒亶算什么东西！他说句话宰相大人就信？是不是舒亶吐口唾沫，宰相大人也肯吃！”

章惇这话是明仗着自己在皇帝面前比王珪更有面子，当着朝臣的面欺负这个老东西。偏偏王珪名声太臭，受了气也没人帮他，连皇帝都冷眼旁观。

王珪好歹是个宰相，竟被章惇指着鼻子骂了一句，恼羞成怒，瞪眼喝道：“这是什么话！”

章惇脾气很大，根本瞧不起王珪，也不跟他争论，干脆转向皇帝：“陛下，苏轼原是本朝出名的才子，平生写诗无数，天下都在传抄。如今御史台从这些诗中检出百十首，拿捏文字要定苏轼的罪，就好比一个人身子好好的，只是腿上长了个疮，就硬说他得了绝症一样！如此罗织罪名陷害大臣，天下人怎么能服？臣还记得，仁宗嘉祐六年苏轼应‘直言极谏’制科大考，策论中有‘自顷岁以来，大臣奏事，陛下无所诘问’等语，指责仁宗皇帝不能勤政，这些话比诗词中那些捕风捉影的句子不知厉害多少倍！仁宗皇帝不但不怪罪苏轼，反以制科超等录用。若依李定的说法，诗里有几句讪谤之语就要定罪杀头，那苏子瞻岂不是早在嘉祐六年就被满门抄斩了？请陛下评评理，李定这些话说得过去吗？”

在原属“三司系”的官员里章惇是个干才，文能领政理财，武能带兵打仗，在朝制订新法，在外平定湖南叛乱，功绩卓著。如今官拜参知政事，是“三司系”中首屈一指的人物。而章惇的暴脾气和他的本事一样出名。

现在章惇为保苏轼当殿和宰相争执起来，而且句句都说在节骨眼儿上，把王珪驳得无话可说。御史中丞李定忍不住跳了出来：“大人这话只知其一，不知其二。苏轼本是一个小吏，在仁宗朝以制科名次得先帝垂青，平步青云，本应一心报答圣恩，可他不知感激，反而因为其后升迁不速，深恨陛下不能用他。陛下变法之初，苏轼在朝中上下勾结，尽力破坏新法，怎奈陛下英明，识破他的奸计，将苏轼逐出朝廷，苏轼由此心生怨望，叫嚣诋毁无所不用其极！我看苏轼早年向先帝进言只为博一个刚直忠谏之名，如今写反诗讥讽朝廷乃是奸邪悖逆之心，若说早先可恨，现在更是可杀！”

李定这番话颇有强词夺理的味道，章惇瞪着眼叫道：“古来有明君才有诤臣！没有唐太宗就不会有魏征；没有汉光武就不会有董宣！当年仁宗皇帝在位时，包拯、赵抃这样的臣子在殿上扯袖捋袍与皇帝争执，先帝也不怪罪，苏轼等人直言极谏，先帝反而重用。如今写几首诗就成了‘奸邪’？说一句话就是‘悖逆’？我看御史大人这话不是指斥苏轼，倒像在责备陛下！”

——有明君才有诤臣！皇帝能纳谏，大臣才敢直言；大臣敢直言，正说明皇帝圣明。

章惇这些话恰是苏轼早前说过的，而这些话，正是驳倒“文字狱”的关键所在。李定顿时哑口无言，忙说：“苏轼的供状在此，那些罪名他都认了，参政大人倒替苏轼脱罪，难道是念着和苏轼的交情，徇私忘公了吗？”

朝廷上的争论就是这样，有理说理，无理咬人。现在李定道理讲不过章惇，就仗着有皇帝在背后撑腰，张牙露齿扑上来咬人，章惇立刻处在下风。

章惇忽然出头为苏轼鸣冤，一则苏轼的案子实在是冤案；二则章惇和苏轼有交情；三来皇帝要杀苏轼乃是破“不杀士”的祖制，今天杀一个苏轼，不知明天又会杀谁？朝臣们大多生出“兔死狐悲”之感，起了同仇敌忾之心，在这些反对皇帝杀害大臣的人中，章惇只是脾气最暴、性子最直的一个。

章惇和李定大吵，另外还有个原因：早前皇帝收拾王安石、吕惠卿的时候，章惇因为和吕惠卿走得较近，曾被坐镇御史台的“三司系”人马迫害过，从此对这帮酷吏有了看法，尤其掌握台谏的几个人，章惇对他们有一肚子怨气。

不管怎么说，章惇这位极受神宗皇帝器重的“三司系”大将能在关键时刻站出来替苏轼鸣不平，实在了不得！

直舍人院王安礼见章惇挺身而出和李定争斗，知道眼前是拯救苏轼的大好机会，一旦章惇落败，不但苏轼难救，连这位仗义执言的参知政事也要落马，急忙出班高声奏道：“臣以为章大人这话说得对。自古以来，圣主明君都有容人之量，当年齐桓公不计管仲一箭之仇，唐太宗能赦魏征辅佐李建成之罪，后人提及，皆是美谈。我朝自太祖、太宗、真宗、仁宗、英宗以至陛下都是明君圣主，最能纳谏。如今却因为几首诗就治苏轼的罪，旁人看了会以为陛下不肯容才，不能纳谏，一旦这些闲话传开，中外喧嚣，那才真成了‘讥讽讪谤’了。而且苏轼才名素著，苏诗苏文天下传抄，若说苏轼写诗犯忌，那些和他诗词唱和的、传抄的、收录的岂不都有了罪过？这要牵连多少人！陛下若能对此案一笑置之，就等于赦免了千百人，天下人都对陛下叩首称颂，岂不是大好事吗？”

王安礼这些话是捋着章惇的话头儿说下来的，却比章惇说得更直，简直有点儿“威逼利诱”的味道了。

神宗还没说话，和李定同审苏轼一案的知谏院兼御史知杂事张璪已经指着王安礼喝道：“住口！当年王安石主持变法，你和王安石本是手足，却不识大体，反与富弼、文彦博、司马光等人结党，专以抵牾新法为能事！如今你又和苏轼结为一党，巧言令色要挟陛下，我看你和苏轼一样都有不臣之心！且等诛了苏轼，就来办你！”

张璪如此穷凶极恶，是因为他心里已经慌了。

这次办理“诗案”的李定、舒亶、何正臣都是苏轼的政敌，只有张璪是苏轼的同年老友、莫逆之交。为了在皇帝面前讨好，张璪对苏轼又打又骗，真是把脸面撕破，把狠心用足，天下人都看透这个张邃明的嘴脸了。此案办成了，张璪还能升官受赏，倘若案子办不成，苏轼治不了，张璪在朝堂上也没几天混头儿了。

如今朝堂上展开决斗，神宗皇帝的态度很不明朗，章惇又突然站在对立面上去！眼看情况不对头，在几名酷吏之中张璪第一个慌了。

若说李定、舒亶是禽兽，张璪简直就是粪土中的蛆虫！王安礼对这个卑鄙小人厌恶至极，见张璪公然恐吓，毫不畏惧，厉声道：“大人不用急，王某逃不掉，就在府里等你来办！只是我也劝大人一句，离地三尺有神明，大人要好自为之……”

大臣们在文德殿上言来语去越吵越凶，神宗皇帝头昏脑胀无所适从，知道至少今天杀不了苏轼了，站起身来拂袖而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