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丰二年八月十八日，苏轼被押进京。此时距发下捕人文书已过了一个月，除了早先沈括交给神宗皇帝的那个诗集以外，御史台又查获“苏诗”千余首，其中有毛病的诗有百首之多，“罪证”比早先更丰富了。御史中丞李定立刻命人把苏轼带到堂上问话。

片刻功夫，苏轼被人带到堂前。

此时苏夫子身上那一身官袍已经换掉，从湖州府大堂一直拿到官船上的笏板也不知丢到哪里去了。然而苏轼早已不像先前那么慌张，甚而对御史台官员捕人时的无礼态度十分反感。后来事过之后还对人发牢骚，说御史台“拉一太守如驱犬鸡”。

苏学士是个糊涂人，发的是糊涂牢骚。

神宗是个揽权的皇帝，在他眼里，做官的本来就是一群“狗”，捉苏子瞻的时候“如驱犬鸡”完全对路。

见苏轼被带上来，李定冷着脸拿过卷宗看了一阵子，问苏轼：“熙宁七年，你在杭州通判任上曾经送给节度推官李佖三首诗，其中有‘世上小儿夸疾走，如君相待今安有’一句，讥讽朝廷中主持变法的大臣多是小人，却被皇帝破格提拔，是不是？”

苏轼低头想了半天，隐约想起来：“你说的大概是熙宁六年的事。那时我在杭州任通判，正月放假无事，杭州节度推官李佖约几个朋友同游风水洞，我听说后也想一起去，谁知李佖他们已经出发，只得随后赶来，李佖知道我来，就在风水洞一连等了我三天，我因为迟到妨碍他们游兴，心里有愧，就写一首诗送他，里头大概有你说的这两句，但这意思是说：‘天下人出游都只顾着自己玩乐，走得飞快，像李佖这样肯一连等我三天的实在少见。’大人想想，那首诗从头到尾都是见景生情，前面两句仿佛是‘出城三日尚逶迟，妻孥怪骂归何时’吧？意思是说李佖在此等我三天，不但阻了游兴，连回家的日子也误了，怕他老婆要责骂他，这是和朋友开玩笑。当时我们这几个人游兴正浓，心情又好，怎么会从一个玩笑忽然转而讥讽朝廷呢？何况我说的是‘小儿’不是‘小人’，‘疾走’和‘升迁极快’也拉不上关系吧？大人这样问我，实在匪夷所思。”说到这里，又故意抬起头问李定，“大人对下官有此一问，是不是觉得朝廷里出了这等破格升迁的小人？下官这些年在外头做知府，朝廷里的事并不了解，若真有这样的小人，大人不妨点出他的名字来，下官愿与大人一起讨论。”

苏轼这一问有意思。

苏轼在外头做官这些年，朝廷里果然出了一帮“破格升迁的小人”，其中升迁最厉害的一位，就是几年功夫从泾县主簿直升到从三品御史中丞的李定！

现在苏轼在朝堂上装个糊涂，居然要和李定讨论“朝廷里的小人”，李定又羞又气张口结舌，半天才想起来，在桌上重重一拍，厉声道：“这里是御史台，你这个犯官休得放肆，本官问什么你就答什么！”

御史中丞发威，苏轼就算心里不怕，脸上也要做出个害怕的样子来，把头一低：“也罢也罢，还是大人问，下官答。”

“文字狱”这个东西其实很难审，因为一切指控都是审官从字缝儿里硬抠出来的，所有疑问似是而非，想咬住对手很不容易。再碰上苏轼这样的家伙，脑子快，记性好，嘴巴又很能说，李定倒有些说不过他。强压心中的焦虑，把案卷翻了翻，又问：“你在《游风云洞》一诗里有‘世事艰难吾欲去，永随二子脱讥谗’一句，我问你，当今太平盛世，天子如同尧舜之明，新法推行百姓欢悦，何来‘世事艰难’一说？你的杭州通判是当今圣上加恩提点的，可你在通判任上不思报效君主，竟说什么‘吾欲去’，你要去何处？是不是想投往辽国、西夏，做一个佞臣贼子？”

李定心邪嘴狠，但他初掌御史台，审案的经验不足，说话着三不着两的，这一通质问真让苏轼愕然不解：“大人问得是什么话？正如大人所说，下官得当今圣上加意恩典才被放为杭州通判，报效君恩还来不及，哪会生出背主投敌的心思来？何况杭州地居东南，距西北有几千里远，请问大人，下官该如何从杭州逃到辽国去呢？”

苏学士这话问得好玩儿，连站堂的皂隶都忍不住掩口而笑。李定又气又急，猛拍桌案：“本官问什么你就答什么，不准胡言乱语！”见苏轼被吼得低头不语，这才又问，“就算你没有投敌叛国之心，圣主之恩未报，竟敢轻言‘欲去’也是大罪！何况又说什么‘脱讥谗’，谁进你的谗言了？你话里的意思还不是说圣上信了谗言，没有重用你！可圣上先放你到杭州，又升密州知府、徐州知府，对你何等恩遇，你竟说出这样的话来，还有人性吗？”

苏轼坦然答道：“大人既然问了，下官也实话实说。当年下官在朝担任殿中丞直史馆兼祠部尚书的时候，忽然谣言四起，指责下官借父丧之机向蜀中贩运私盐、瓷器、苏木，而且上达天听，要治下官的罪。幸亏陛下英明，一眼识破奸谋，下官这才不至被人陷害。我诗里说的‘讥谗’就是指此事而言。至于诗中所提到的‘二子’指冯夷、列御寇两位仙人，都有御风凌虚之术，我把仙人写进诗里不过是个指代，没有别的意思。”说到这里想起李定前头的质问来，忙又解释一句，“更不是说下官要像神仙一样凌空飞行，从杭州一路飞到辽国去投敌，否则这个‘神仙术’也太下贱了些，大人说是不是？”

大堂上不知哪个小子忽然“扑哧”一笑，李定恶狠狠地扭头去看，却没找出发笑的人来。

苏轼嘴巴厉害，李定无可奈何，又厉声问道：“你在《山村五绝》一诗中有‘无象太平还有象’一句，这话是什么意思。”

苏轼略想了想：“这诗全文是‘竹篱茅屋趁溪斜，春入山村处处花，无象太平还有象，孤烟起处是人家。’我说天下盛世已到极点，所谓‘大象无形，大音稀声’，所以叫做‘无象太平’，至于‘还有象’三个字，是专指眼前的快乐农家而言，太平盛世是‘大象无形’的，百姓的幸福生活却是‘有形有象’的，此处‘无象’为虚指，‘有象’为实指，给后一句做了一个提点，由此引出‘孤烟起处是人家’一句。若少这一句诗，全诗只有三句，像什么样子？”

苏子瞻爱开玩笑，现在面对凶神恶煞般的御史中丞，心里丝毫不怕，居然当堂说起笑话儿来。李定哪有心情和苏轼乱扯，见这一问制不住他，立刻又问：“你这《山村五绝》的第三首又说：‘老翁七十自腰镰，惭愧春山笋蕨甜。岂是闻韶解忘味，迩来三月食无盐。’前面才说‘无象太平’，这里却说七十岁的老人穷得没有饭吃，只能靠挖野菜过活，整整三个月吃不到盐，这不是讥讽朝廷、诽谤皇上吗？”

苏轼摆摆手：“此诗不是这个意思。我在浙中山区见过一些穷百姓，家中没有一粒盐，一问才知，原来官盐太贵买不起，又不敢买私盐，以至无盐可食，据我亲见，有些人家数月半载吃不到一粒盐，但山中有野菜，味道鲜甜可以补盐，于是山民多采蕨而食，此是实情，并无讥讽之意。”

苏子瞻直肠直肚，也不想想御史台正在往死里整治他，竟在李定面前说出这样的话来。李定立刻揪住不放，冷笑道：“这么说你是有意讥讽朝廷盐法？”

苏轼把头一扬，直截了当地说：“我在杭州判官任上曾递进札子，请求朝廷商议盐法，其中有‘私下贩盐是重罪，而官盐又贵，民之贫者只得不食盐，以前在浙中见当地山民数月食无盐’一句，这道札子是直接递给政事堂的，大人可以去查。我既然在上奏朝廷的札子里已经写上了这样的话，可见是明明白白和宰相讨论盐法，既然直接讨论，何苦又去‘讥讽’？我大宋朝政开明，陛下圣明无比最肯纳谏，每每要求臣下直言极谏，所谓‘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下官秉承忠君体国之心，上奏极言国事，就算说的话有错漏，也仍然是劝谏吧？大人怎么能把劝谏说成讥讽？”

苏子瞻没有心眼儿，却是个刚直不阿的人，这份正直本身就是一股强大的力量。现在李定拿着一本卷宗，把苏轼的旧诗一首首提出来陷害他，哪知苏轼身当陷害不躲不避，迎面而上，坦然直言对朝政的看法，举奏章里的话表明自己一向勇于劝谏，根本无需“讥讽”，又说出神宗皇帝“最能纳谏”的话来，无形中竟堵住了李定的嘴。

苏轼这几句话其实是一把“万能钥匙”，凡是用“文字狱”害人的，只要遇上这把“钥匙”，所有的锁扣立刻迎刃而解。当苏轼无意中说出这句话的时候，由神宗皇帝亲手设计、李定、张璪等人亲手实行的这场“文字狱”已经败了。

可惜，李定审案的经验不够，还没尝出苏轼这些话的厉害。眼看这个罪证也审不下去了，只得又换个话头儿：“你这《山村五绝》第四首说：‘杖藜裹饭去匆匆，过眼青钱转手空。赢得儿童语音好，一年强半在城中。’意思是说乡下人拿到朝廷发给的“青苗钱”后并不用来耕作务农，却拿着钱到城里挥霍，这不是讥讽《青苗法》吗？

苏轼冷冷地说：“不是讥讽，诗中说的全是实情。下官在杭州通判北厅，所办的公务就是收放‘青苗钱’，亲眼看见乡下无赖子弟拿了官府摊派的‘青苗钱’跑到城里赌钱喝酒，一两个月就把贷款花得分文不剩，到了秋后没钱还给官府就耍无赖，任由官府拘捕拷打，反正不是杀头的罪。这样的案子审得太多了，那些无赖子弟挨打、坐监看得也太多了，不能不有所感触。但下官早在熙宁四年就给朝廷上过多道札子，指出《青苗法》有不足之处，后来也曾和前任宰相王安石讨论《青苗法》，以至当众争吵，这是众所周知的。说起《青苗法》，我至今也不赞成，不管在哪里，面对什么人，我都敢这么说！既然可以直说，为什么要去‘讥讽’？至于这首诗，是责备那些乡下无赖子弟骗取 ‘青苗钱’胡乱挥霍害已害人，并不关朝廷的事，大人不要随意攀扯。”

苏子瞻疾言厉色，只说朝廷开明，允许臣子议论朝政，他自己也一向直抒心臆，反而不屑“讥讽”，道理十分明白，李定无话可驳，只得硬着头皮把这一问丢开：“《山村五绝》第五首又说‘窃禄忘归我自羞，丰年底事汝忧愁。不须更待飞鸢坠，方念平生马少游。’这首诗写得莫名其妙，但‘丰年底事汝忧愁’一句显然是说即使丰收之年百姓们仍然为衣食发愁，这不是讥讽盛世又是什么？”

苏轼连连摇头：“这首诗和朝廷更没有关系了。‘窃禄忘归我自羞’是说我自己没有做官的能力，却担任了一府通判，吃着朝廷俸禄，实在惭愧得很，想辞官退隐。‘丰年底事汝忧愁’里的‘汝’说的是舍弟苏辙，因为我弟弟和我一样也是个没本事的人，办不好差，屡屡被贬官。至于最后两句是引汉朝伏波将军马援的典故。《后汉书》有载：有一天马援在外头行军打仗，看到一只鹰从天空坠落，掉在水泊里死了，忽然心生感慨，对部将说：‘我年轻时曾对弟弟马少游说：这一辈子能够混一个衣食丰足、有车有马、乡里都说我是个好人就够了，挣到再多功名，无非自找麻烦。哪知我竟做了将军，东征西讨，片刻不得清闲，早年说的那些归隐林泉的话现在都办不到了。’我写这首诗是送给我弟弟的，引马援的典故，也是约弟弟一起辞官归隐的意思。想我兄弟二人实在没有做官的能力，尸位素餐不是办法，最好还是把职位让给有能力的人来坐，这有什么不对吗？”

苏轼记忆力惊人，几年前写的诗现在一句句都记得很清楚，诗中典故立刻说得出来。反而李定对案子并不熟悉，赶紧去看卷宗。

苏轼也不等他，只管高声说道：“当今圣上英明神武、尧舜在世，苏轼并不是做官的材料，圣上却对我恩重如山，若我有一丝一毫讥讽圣上的意思，不用你们来审，上天已经降下雷霆当场把我击死了！你们拿一些只言片语的诗作来问我，处处栽赃陷害，我因为敬爱圣上，明知你们胡言乱语，仍然一一真心作答，现在看来，你们这几个人不是要用‘文字狱’害我，而是要用这无根无据胡攀乱扯的口供毁坏圣上的英名，让天下人责备圣上用文字杀人！真正要害圣上的不是我苏轼，倒是你们这些卑鄙小人。”

想不到苏轼如此厉害，不但没被李定问倒，反而质问起李定这个御史中丞来了！李定气得拍案大叫：“问你什么就答什么，不准胡说！”

李定几声吼叫总算把苏轼压下去。见他不吭声了，李定又把卷宗翻了半天，这才问道：“你有一首诗描写司马光在洛阳的居所，说‘洛阳古多士，风俗犹尔雅。先生卧不出，冠盖倾洛社。’又说‘先生独何事，四海望陶冶。儿童诵君实，走卒知司马。持此欲安归，造物不我舍。名声逐吾辈，此病天所赭。抚掌笑先生，年来效喑哑。’此诗妄称四海之内都希望司马光出来执政，以此讥讽当今执政不得其人。又说什么‘儿童走卒’皆知司马光的名字，讽刺新法推行有问题，最终还要使用这个保守迂腐的司马光，此是诽谤朝政，包藏祸心，你知罪吗？”

李定显然有些急了，问题越问越露骨了。

这场迫害苏轼的“文字狱”针对的是在野的旧臣，要起个“杀鸡吓猴”的作用。但案子交到“三司系”这几个人手里，打击的重点自然分出主次：突破点选在苏轼身上，最终要打倒的人是司马光。

神宗皇帝把臣子分成三类人，既老臣、旧臣和新贵。老臣，皇帝是一个也不信的；新贵多是废物，皇帝用他们，却瞧不起他们。所以皇帝对旧臣特别看重。尤其司马光、吕公著、韩维这几个是神宗皇帝刚上台时亲自选定的左膀右臂，虽然因为种种原因弃置多时，神宗对他们仍然信任如初。

司马光是“嘉祐四友”之首，清廉正直的名声和王安石不相伯仲，后来王安石因为变法坏了名声，司马光就成了当世第一名臣。苏轼虽是“旧臣首脑智囊”，名声却远在司马光之后。一旦皇帝起用司马光上台主政，“三司系”新贵必将遭到彻底打击，所以这些人急着借眼下的案子先把司马光打倒。

然而李定看错了一点：神宗皇帝杀苏轼是要破“不杀士”的祖制，彻底掌握生杀大权，可神宗并没有打击司马光的意思。因为神宗心里很清楚，要治理国家，必须使用司马光这批旧臣。司马光也是个精细人，这些年躲在洛阳闭门著书，话也不说，事也不做，根本没有把柄给别人抓。

李定手里既无皇帝授意、又无真凭实据，单凭苏轼写给司马光的几句诗就想给司马君实栽赃，根本不能得手。

李定忽然扭头去咬司马光，其中险恶用心苏轼这个老实疙瘩并不明白。然而苏轼已经把李定驳倒了几轮，对这个奸邪小人十分鄙视：“大人说的我都不懂，无法回答。”说到这里把头一低，就此不吭声了。

李定厉声吼道：“我问你是不是跟司马光内外勾结，借诗词诽谤新法！你在这里装什么糊涂？”见苏轼低着头不回话，又问，“你为何不答？”

半天，苏轼抬起头问道：“大人刚才说的那首诗最后两句是什么？”

李定低头看了看卷宗：“是‘抚掌笑先生，年来效喑哑。’怎样？”

苏轼眉毛一扬，嘴里“噢”了一声，把头一低又不说话了。

这时堂上已经有人笑出声来。李定琢磨半天才明白，原来苏轼不想再和他这个主审官辩论，就像诗里写的，装起哑巴来了。

苏轼说的话李定一句也不敢记录。既然前头都不算数，干脆后头也不必再审了。

李定对苏轼的一场严审，到后来竟拿不到有用的口供，只得先将苏轼看押，自己气咻咻退下堂来。御史知杂事张璪和监察御史舒亶、何正臣都在后头等着。此时这三人也知道李定不能得逞，何正臣、舒亶年轻，平日畏惧李定，不敢多话，张璪却笑着说：“大人这一次碰上硬骨头了。”

李定瞄了张璪一眼，冷冷地问：“邃明觉得好笑？”

张璪投身“三司系”的时间比李定早，可李定是王安石的学生，爬得比张璪快，现在李定已是御史中丞，张璪只是个知杂事，屈居人下，嘴上不说，其实心里不服，见李定吃了瘪就在一边幸灾乐祸。可张璪知道李定心狠手辣得罪不起，而且“文字狱”是皇帝钦定的，必须办妥。就收起笑脸正色说道：“陛下交办的这个案子说好审也好审，说不好审又不好审。为什么不好审？因为罪状不明，难有定论；为什么好审？因为陛下要的只是一份口供，咱们不问因由，只求口供，也不难。”

这四个人里张璪混事最久，经验丰富，另三个都比他年轻，一时不明白此人话里的意思，还以为张璪要用严刑逼供。何正臣忙说：“苏轼的案子牵涉太广，无论有没有口供，肯定有人跳出来咬！这种时候只怕不宜用刑……”

何正臣说的是糊涂话。张璪忙摆手儿：“这么大的案子岂能用刑？苏轼这个人我清楚，只会舞文弄墨，嘴利如刀，骨头却没那么硬。咱们只要狠狠熬他一阵，等苏轼将死未死，稀里糊涂，再想办法哄他几句，那时候什么口供拿不到？”

张璪的主意听着有用，舒亶忙问：“怎么熬？”

张璪冷笑道：“我看古书上有个‘熬鹰’的办法，说是刚捉到的鹰野性大，见人就啄，这时候要用皮套子蒙住它的头昼夜骚扰，叫它不得吃，不得睡，等把鹰的野性熬尽了，拿下皮套，抚摩羽毛，喂肉给它吃，再野的鹰这么治下来，没有不服的。咱们就用这个法子。”对舒亶、何正臣说，“两位辛苦些，一个白天审，一个夜里审，每堂审两个时辰，不必问得太细，只管呵斥辱骂，用大话吓他。再找几个心腹胥吏，你们不问案的时候让这些人去治他，不让他睡觉，不让他歇着，不给饭吃不给水喝，熬上五六天，铁打的人也软了。”

听了这话，李定、舒亶、何正臣互相对看一眼，都暗暗点头。

张璪又嘱咐一句：“总之就是两处：一要熬得紧，让他片刻不得休息；二是不能在苏轼身上弄出伤来，否则咱们麻烦。”

何正臣、舒亶答应一声，各自出去安排人手去了。

从这天起，御史台审案的办法完全改换。御史中丞李定不再露面，只有两个监察御史何正臣、舒亶轮番上阵，一个白天，一个晚上，轮流来审苏轼。也不认真问案，只管喝斥他：“你已犯了‘大不敬’之罪，将来难逃活命！”“你的家产已经被抄没，妻小已经下狱，还不招供！”“这是什么地方，若不招供，叫你死在这里！”总之种种威吓，要逼苏轼就范。

等这两人问累了到后边休息，又有胥吏人等上前逼着苏轼在堂前或蹲或跪，辱骂不休，饭也不给他吃，水也不给他喝，更不许他睡觉，十几个人围住苏学士昼夜熬炼。

整整五个昼夜熬下来，苏轼已经连站都站不住，两眼也睁不开，耳畔尽是咒骂威吓，眼里全是凶神恶煞，神志错乱，幻象横生，口中时时嘶叫哭嚎。这些人眼看苏轼快要垮了，更变本加厉狠狠治他，苏学士求生不能，求死不得，也不知在这活地狱里呆了多久，忽然被几个人扶出大厅，带到一间小室，正在迷乱不知所措，御史知杂事张璪穿一身便服笑容可掬走了进来。

此时的苏轼精神早已崩溃，忽然见了这个老朋友，立时不管不顾，上前一把抱住张璪的腿哭道：“邃明救我！”

见老朋友落到这般光景，张璪叹了口气，扶着苏轼坐下，愁眉苦脸半天才说：“子瞻受苦了。”

听了这句慰问，苏轼再也控制不住，双手掩面呜呜地哭了起来。张璪等他哭了一会儿才劝道：“其实大家心里清楚，这次是李定故意害你。可他手里捏着你写的几百首诗，上头都是讥讽朝廷的话，陛下已经发怒，子瞻再不招供，眼看大祸就要临头了。”

此时苏学士神思已乱，根本听不懂张璪说些什么，只听见“大祸”二字，吓了一跳，愣愣地抬头看着张璪。

张璪又叹口气：“子瞻平时写了无数诗词文章，其中一半都是送给朋友的，现在你的文字出了纰漏，又不肯招供，李定他们要的就是你不招。听说李定即将上奏，请陛下把所有和你有文字往来的大臣都抓起来问罪，所有诗词，不论是你写给朋友的还是朋友写给你的，都要逐一收缴，凡有讥讽言语的，全部与你同罪！若真弄成这样，牵涉的人就多了。”

其实张璪说的全是谎话。

神宗办这“诗案”本是杀鸡吓猴，早在苏轼被逮到御史台不久，神宗皇帝已经下诏，命大臣们把平时和苏轼交往所得的诗词全部上交，等待查验，准备借机狠狠收拾一批不听话的旧臣。也就是说，一场株连已经不可避免了。

可惜苏轼人在狱中，不知外面的情况，张璪在此时把这话说给他听，苏轼当然信以为真，又惊又愧，忙问：“这可怎么办？”

张璪走到苏轼身后，手抚着苏轼的肩膀，把嘴凑到他耳边低声说：“子瞻平日写了那么多诗词，其中难免有几句不合适的话，可有犯忌的话又怎样？朝廷有‘不杀士’的规矩，再大的罪过无非贬官而已。你自己把罪过担下来，你那些朋友自然没事，若再僵持下去，不但子瞻受苦，还要连累旁人，这就不值了，是不是？”

听了这句话，苏轼又发了半天愣，终于缓缓点头：“我招供就是了……”

这天晚上，乌台大堂内灯火通明，御史中丞李定再次出马审问苏轼一案。这一次苏轼果然老实多了，不管李定问什么，总之回答一个“是”字。

这时候神宗皇帝命令大臣们“上交与苏轼往来诗作以待查验”的诏命已经发出，御史台也针对苏轼那些“旧臣”朋友下足功夫，又查出一批苏轼和朋友之间互相唱和“有毛病”的诗作，而苏轼这边已经软化，渐渐开始招供，李定看出便宜，专门挑那些苏轼送给朋友的诗穷追细问。只要苏轼犹豫不肯招认，他们就用那套老办法，体罚辱骂，昼夜折磨。

前面苏轼已经守不住，后面也就没法可想了。结果李定等人就用这个“熬鹰”的法子把苏轼熬了两个月，预定的一切“罪状”，苏轼逐条都认下了。

乌台诗案，至此审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