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神宗操弄文字狱

苏子瞻在徐州治水修堤忙于公务的时候，朝廷中，由神宗皇帝一手推行的“熙丰变法”正在进一步深化。

首先，神宗皇帝停“熙宁”年号，改元“元丰”，意思仿佛是说，前面十年求一个“宁”，后面要进一步，努力求一个“丰”。至于“元”字则是“前事已罢，后事新生”之意。前事，说的是变法、夺权的一轮折腾；后事，就要看神宗皇帝自己的手段了。

此时，王安石早年制订的《青苗法》、《市易法》和吕惠卿搞的那个讨厌的《手实法》都悄然停止了。为朝廷增收最多的《免役法》民怨不大，效果不错，仍然实行，朝廷因此一年多收一千多万贯“免役钱”。同时王安石制订的《将兵法》、《军器监法》也在实施，《将兵法》在全国各地设置九十二“将”——也就是九十二支专选的精锐部队，其他老弱兵卒尽力裁汰，节省无用开支，集中精兵勇将、粮饷器械供应精锐，强化训练，提高部队的战斗力。又设置“军器监”，专门监督兵器铠甲质量，编写兵书战册，从质量上强化精兵建设。

王安石，是神宗皇帝棋盘上的一个“车”，或者说得难听些，是皇帝手里的一把扫帚，现在这把用坏了的旧扫帚已经扔进角落。经过多年试验，那些实施不力徒惹人嫌的新法，神宗把它停了；有用、好用的新法以神宗皇帝的名义继续推行。经此一番运作，朝廷日益富足，军队战斗力逐渐提升，天下敬仰的活尧舜——神宗皇帝赵顼那个“富国强兵”的梦想已经快要实现了。

神宗皇帝在位十年，朝廷已经被收拾得很干净。如今两位宰相一个是见风使舵、专在皇帝面前讨好儿的王珪；一个是“相州旧案”以后变得又聋又哑兼且呆傻不堪的吴充，实权则在“三司系”新贵之手，这些“新贵”，其实是皇帝养的狗……

至此，神宗皇帝统御神器，澄清寰宇，神威所至，孰敢不尊！

大宋王朝延续至今，一直搞的是“君臣共治”。太祖立碑，明令不杀大臣，惯得这帮臣子们嚣张跋扈、胡言乱谏，皇帝受制于人，一件硬事都办不成！一百多年了，大宋天下何曾出过神宗这样乾纲独断的社稷之主？每念及此，神宗皇帝自己都觉得步步得逞，荣耀非常。

有一件事，一件对所有皇帝来说至关紧要的大事，宋朝自太祖、太宗、真宗、仁宗、英宗五朝都没有做成的事，到神宗手里，该把它办起来了。

——这件大事就是：推翻“不杀士”的祖制，掌握对臣子的生杀予夺之权。

既然神宗要破“不杀士”的祖制，就得选一个臣子，织一个罪名，砍一颗首级。至于这个臣子，最好官不太大，资历不太深，身边的亲信不太多；同时，这个官员的官职也不能太小，影响恰到好处。总之，最好是杀此一人能吓住半个朝廷，事情又不会闹得太僵，以免失控，影响朝局的稳定。

左挑右拣，神宗皇帝选中了一个拿来废除祖制的“祭品”：祠部员外郎直史馆湖州知府苏轼。

元丰二年三月的一天，神宗皇帝把御史中丞李定和知谏院兼御史知杂事张璪叫到专门商议重要国事的御内东门小殿，拿出一道札子递给李定：“这是湖州知府苏轼递进的《谢上表》，朕有些看不懂，你们看看吧。”

李定忙接过札子看了一遍，只见上面写着：“臣轼言：蒙恩就移前件差遣，已于今月二十日到任上讫者。风俗阜安，在东南号为无事；山水清远，本朝廷所以优贤。顾惟何人，亦与兹选，臣轼中谢。伏念臣性资顽鄙，名迹堙微，议论阔疏，文学浅陋，凡人必有一得，而臣独无寸长。荷先帝之误恩，擢真三馆；蒙陛下之过听，付以两州。非不欲痛自激昂，少酬恩造，而才分所局，有过无功，法令具存，虽勤何补？罪固多矣！臣犹知之。夫何越次之名邦，更许借资而显授，顾惟无状，岂不知恩？此盖伏遇皇帝陛下，天覆群生，海涵万族，用人不求其备，嘉善而矜不能。知其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而臣顷在钱塘，乐其风土，鱼鸟之性，既自得于江湖；吴越之人，亦安臣之教令。敢不奉法勤职，息讼平刑，上以广朝廷之仁，下以慰父老之望。臣无任。”

苏子瞻最会写的文章，一道简单的《谢上表》骈四骊六，有曹植、左思的风韵，堪称美文。若在平时，李定得了这么一篇文章大概会装裱了收藏起来，如今立在金殿，面对皇帝，一切小心谨慎，读罢回手递给张璪，也读了一遍，两位掌御史台的大员都觉得这道《谢上表》写得颇为老实，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也摸不透皇帝的心思，一时不敢回话。

半晌，神宗又问：“如何？”

这种时候该谁说话，说什么话，都是极有讲究的。

御史中丞李定并不急着表态，倒是知谏院张璪抬起头来战战兢兢地奏道：“臣觉得苏轼谢表中‘知其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一句十分古怪。陛下是圣主明君，官民人等各尽所能，天下宴然而治，乃是一个无双盛世，苏轼却说他‘愚不适时’，其中似有讥讽圣朝之意。至于‘追陪新进’，这‘新进’指的是陛下为变法而起用的臣子吗？若如此，‘追陪’二字又是讥讽了。至于‘老不生事’四个字更奇怪，陛下平时最能纳谏，有知人之明，苏轼却说他被提举为湖州知府是因为‘老不生事’，这个‘老’是指老朽，这个‘不生事’是指平庸，苏轼分明是说陛下因为老朽平庸，不惹麻烦才提拔他！反过来说，是不是那些年富力强率直敢谏的大臣陛下就不重用？臣觉得苏轼这话有诽谤之嫌。”

神宗治国用的是两面手段，一边利用“三司系”打击旧臣，一边又抬举司马光、吕公著、苏轼等人，尤其王安石、吕惠卿倒台后吴充做了宰相，旧臣似乎渐渐得势，哪知皇帝忽然又整垮了吴充，旧臣顿时打落冷宫，这一来一去的，真让大臣摸不着头脑。

现在皇帝忽然把苏轼的《谢上表》掷给李定、张璪，这两人是皇帝手下的台谏首脑，专门办理钦案的，依常理，必是皇帝要整治苏轼才会这么做。可皇帝究竟要怎样整治苏轼？这轻、重、缓、急四个字倒真不好拿捏。

李定和苏轼没有交情，不必急着表态。张璪却是苏轼的同年、故友，这时候他不敢不说话，于是先责备苏轼“诽谤”，算是表了个态，但因为摸不透皇帝的心思，张璪也不敢把话说得太深。

既然张璪给苏轼定了个“诽谤”的罪过，神宗自然见缝插针，冷冷地问：“朕待苏轼不薄，此人为何负义背恩，诽谤朝廷？”

——负义背恩，这是皇帝给苏轼下的断语。

有这四个字，李定和张璪都摸着头绪了。李定忙抢着说：“苏轼一向反对新法！以前朝廷每推出一道新法此人必定弹劾攻讦，且仗着有些文才，专门胡说乱写蛊惑人心，早有结党乱政之嫌！如今陛下提拔苏轼做湖州知府，此人不思感恩，反倒诽谤圣明，实在可恶之极！”

李定这话说到了要紧处。

苏轼这个倒霉蛋儿早在熙宁四年就担了个虚名儿，都以为他和司马光、范镇、苏辙、孙觉、陈襄等人结为一党，暗通声气，共同抵制“变法”。其中苏轼还是个公认的“首脑智囊”！现在李定一口咬住要害，神宗的脸色越发难看了。

这时候皇帝的心思已明，张璪因与苏轼有旧交，更加急着撇清，忙说：“苏轼当年以制科超等录用，自恃才高目空一切，这些年陛下屡屡对他委以重任，苏轼却以为官小禄薄，心怀不满，在朝堂上抨击新法哗众取宠，私下也常写诗词讥讽时政，实在是个卑鄙小人！臣以为仅凭这道‘谢表’中的言语就该治他的重罪！至于平时以诗文非议朝政，也该深究细论，不可轻易放过！臣请陛下降诏查办此案，惩治奸邪，以正视听！”

见李定咬得凶狠，张璪也表了忠心，神宗这才说：“朕这里有个东西，你们拿去看吧。”内侍忙捧过一本薄薄的册子。李定、张璪接过一看，竟是六年前沈括递上来的那本“苏轼诗集”！

当年沈括为了巴结王安石，在湖州设下圈套骗苏轼做了这么一本诗集，其中收录的多是他在杭州任上的诗作，然后逐句解释批评，点明苏轼何处讥讽朝廷，何处诽谤皇上，想把这肮脏的东西献给王安石邀功请赏。哪知王安石坦**无私，不但不收，反而从此与沈括断交。沈括不死心，又把诗集递到皇帝面前。

六年前，神宗就想用这本诗集罗织大狱，可惜王安石这个“拗相公”不配合他。时隔六年，这部诗集经皇帝之手递到李定、张璪两个酷吏手中，立刻成了拘人的枷锁，杀头的钢刀。李定手捧诗集高声奏道：“臣请陛下降诏，立刻抓捕苏轼，交御史台严审！”

听了这话，身为尧舜的神宗皇帝皱眉苦脸，咬牙摇头，痛苦不堪，犹豫了好半天，这才勉强点头：“既是如此，问问也好。”

有皇帝这一声吩咐，李定、张璪就像两条脱了链子的猛犬，出了东门小殿杀气腾腾回到御史台，立刻召来太常博士黄甫遵，命他带领御史台官差去湖州抓捕苏轼。

关于“乌台诗案”背后，都说是李定等人暗算苏轼，神宗皇帝似乎置身事外，十分清白，其实此案正是皇帝一手操弄。

自古至今都有一个道理：没有皇帝授意，“文字狱”办不起来。看一个皇帝是“明主”还是“暴君”，不必理会他的所谓政绩、功德，只看他对“文字狱”的态度就够了。

神宗皇帝刚刚登上皇位的时候，天下人都把这位年轻有为的皇帝视为“真尧舜”，渴望“变法”如盼甘霖。可这些年来神宗逐旧臣、夺台谏、罢王安石，办成了多少大事！相较而言，“熙丰变法”倒成了不值一提的小戏儿。

到今天，神宗要兴“文字狱”，要掌生杀之权！天下已经没人能阻止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