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知府刚到任就贴出三张告示，一说官府立刻放赈；二说“青苗钱”暂停收取；三说官府悬赏鼓励乡民捕盗。头两张告示安定了人心，第二张告示激励了民情。

数日后，苏轼奏请有司批准，将密州大牢里三名罪大恶极的凶犯提至街头开刀问斩，同时悬赏捕盗的告示已经从府城发布到各县各乡，很快，第一批强盗被乡兵拿住押解到府城来了，苏轼立刻叫刘庭式开堂审案，果像苏太守推测的那样，捉贼的乡民对这些贼人姓名往处、何时犯罪、所犯何罪全都一清二楚，几名盗贼个个证据确凿，一审而服，立刻押在狱中，捕盗的乡兵也当堂领到了赏钱。

从这天起，密州下属各县不断有人押解盗贼交往府城，两个月就捆送一百多人，审问之后个个服罪，一时间密州大牢里关满了强盗，而乡民勇士们领取的赏钱也多到数千贯。刘庭式不得不担心赏钱发得太多官府难以支撑，连苏轼看了放赏的速度也有点儿不踏实。然而两月之后各地押解来的盗贼数量大减，从每月数十人减至每月仅十余人，到第六个月，仅抓获盗贼三人。

这时府衙官吏们也清楚地感觉到，早前那股疯狂的劫掠之风就在这半年时间里，已经渐渐被压下去了。

盗劫之风被治住了，苏太守刚刚松一口气，提点京东刑狱李邦直忽然到了密州府，拿出一道公文，要求苏太守立刻在密州推行《手实法》。

《手实法》是吕惠卿接替王安石执政以后推行的一项新法，这条法令的邪恶之处，竟比以前所有“新法”的弊端加起来还要恐怖得多。

早前推行的新法之中以青苗、免役、市易三法最能给朝廷敛财，其中特别得力的就是《免役法》。此法规定百姓要向国家交纳“免役钱”以免除徭役。但“免役钱”的交纳要按户定等，一等户、二等户直至五等户所交钱款数额不同。至于哪些百姓是一等户，哪些是二等户，哪些穷至五等？自然要有个定论才行。吕惠卿刚刚上台执政，立刻请求暂停青苗、市易二法，虽然迎合了皇帝的心思，却影响了朝廷的收入。于是吕惠卿在请求皇帝暂停《青苗法》和《市易法》的同时又搞出这个《手实法》来，目的就是强化仍在推行的《免役法》，尽量多为朝廷敛财，以弥补青苗、市易两法停止后的“损失”。

《手实法》规定百姓们必须把自己家里的人丁、财产进行统计，自动向国家申报，然后国家依百姓上报的财产数给百姓定等级，收税钱。但《手实法》有一处要害：百姓上报的财产到底值多少钱由谁来定？显然，这个价钱由官府定，官府说你的房屋土地值一千贯就是一千贯，值两千贯就是两千贯，百姓们连个申辩的机会都没有！按官府定的价格交税，定得公平还罢了，若碰上赃官恶吏，定个不实之价，一千定成两千，三千定成五千，然后照此上门收税，这不成了强盗抢劫了吗？

与之相比，《手实法》中另一项规定更可恶。

《手实法》规定凡是百姓有瞒报财产的，其他人可以向官府举报，一旦落实，则举报者可以得到被举报人瞒报财产的三分之一做为奖赏。也就是说，不但百姓财产的价值全由官府说了算，还允许小人随意告发！有这个规矩在，那些与乡邻有仇的正好挟怨报复，肆意诬告；村里的流氓无赖也都抢着到官府去揭发自己的街坊邻居 “隐匿财产”，咬成了，就发一笔邪财，就算咬不住，无非挨几板子，无赖们根本不怕。

如果说王安石早年制订的新法都有原因、有出处、有道理，只是推行下去之后不能尽如人意。吕惠卿推出的这项《手实法》则是彻头彻尾地迎合皇帝，一心敛财，连国家都不要了！这项疯狂的法令一旦推行开来，老百姓就真要造反了，大宋朝廷也必要垮台了。

王安石，吕惠卿，孰为君子，谁是小人，单从立法的初衷就能一目了然。

弄清了《手实法》的内容苏学士勃然大怒，蜀人的暴脾气再也压不住，就在公堂上拍着桌子冲着到密州传达法令的提刑官李邦直叫喊起来：“朝廷变法是要富国强兵，不是来抢劫的！百姓的财产让官府定价，官府说一千就一千，说一万就一万，这还让人活不活了？更何况《手实法》居然设下重赏让乡邻之间互相举报，这是把老百姓当成恶狗，让他们自己去‘咬’？古往今来没听说有一个朝廷拿出钱来奖励诬告的！凡背后诬告之人，不是流氓无赖就是挟私泄愤的小人，应该发现一个就抓一个，现在不但不收拾他们，反而施以重赏！这是干什么？是不是把老百姓都变成这种背后咬人的恶狗，天下人心都坏尽，朝廷就痛快了？”

苏子瞻说得对！

鼓励人告人，刺激人斗人，引诱人害人，真的会让人心变坏，把整个社会风气搞垮。人心一坏，风气一垮，几十年上百年都不容易恢复。对一个国家来说，没有比这更可怕的事。

李邦直和苏轼本是故交，平时只知道这个人诗词出众，爱开玩笑，却没想到此公还有这么大的脾气，给他唬得说不出话来。刘庭式急忙上前打圆场：“太尊别急，公务上的事都有个商量……”

一句话还没说完，苏轼已经吼了起来：“商量什么！密州现在穷成这样，人都饿死了，我既然做这个知府，就得替百姓着想，绝不能拿刀抹老百姓的脖子！”回头指着李邦直说，“别处我不管，《手实法》在密州搞不成！邦直可以弹劾我，我也会上奏申明此事！”

其实李邦直也知道《手实法》不对头。而且他是朝廷派下来的官员，知道朝廷里人事方面的种种变化。现在苏轼大发脾气，李邦直也不和他争吵，直等苏学士喊叫够了，这才回身对刘庭式这几个人说：“我和大人商量公事，你们办公去罢。”先把这几个人打发出去，关上房门，这才对苏轼说：“你刚才说的那些话都对！可你也知道现在的时局：王介甫罢相了，朝廷上全是吕惠卿一个人说了算，此人是个什么东西子瞻也清楚，《手实法》就是这位新宰相推出来巴结皇上的。可陛下是圣主明君，能受吕惠卿的蒙蔽吗？依我看这套要人命的东西实行不了多久……”

王安石刚开始变法的时候朝廷官员都反对他，可当王安石地位动摇的时候很多人又不愿意让他下台，担心此人一去，朝廷立刻沦为小人的天下。不幸的是王安石罢相，朝廷真就成了“小人天下”，情况比早先更不堪了。

苏轼直肠直肚，对王安石的过错尚且不能容忍，又怎么能忍得下吕惠卿这个小人？愣头愣脑说了句：“害人的恶政就算实行一天也不行！”

李邦直笑着冲他摆手儿：“我的意思是：你先在密州把这《手实法》办起来，哪怕慢一些，拖它一两年都行。我看吕惠卿在政事堂里呆不长！你现在别急着和那帮新贵冲突，不然只有你一个人吃亏。”

苏轼想也不想，冷着脸说了句：“吃亏又怎样，大不了这个官不做了！”

李邦直好心劝人，可苏轼急躁固执，油盐不进，这位提刑大人也有点儿不高兴，一时间两人都没话说了。

其实苏轼也知道李邦直是个好人，有心帮着自己。可脾气上来控制不住，话说得太过。现在人家不吭声了，他这里又不好意思。半天说了句：“我也不是冲着你……”一句话没说完，忽然想起来了，“你拿来的文书是司农寺发的吧？”

李邦直一愣，随即想起来了：“这是司农寺下发的文书。”

司农寺本是个管理仓储、禄米的衙门，职司不算要紧。但神宗皇帝早年裁撤置制三司条例司的时候规定新法改由司农寺颁发，结果司农寺地位忽然被提得很高。这次吕惠卿颁布《手实法》仍然是由司农寺发布。现在递到密州的公文也出自司农寺。

想到这一点，苏轼把手一拍：“这就对了！司农寺是个管仓储的衙门，有什么权力颁布法令？这是擅自立法！单凭这一点我就可以上奏弹劾！”

苏轼果然聪明，一下子找到了《手实法》的破绽，李邦直忙说：“既然是‘擅自立法’，我看子瞻可以在密州缓行《手实法》。只不过上奏弹劾恐怕惹人注意，还是等等再说吧。”

吕惠卿正在皇帝面前得宠，上奏弹劾确实容易引火烧身。苏轼低头想了半天，忽然问：“吕惠卿与韩相关系如何？”

听了这话李邦直眼前一亮：“这倒是个好主意！”

眼下政事堂里的宰相是当年王安石的副手韩绛——也就是跟王安石绝交的那位韩维的亲哥哥。吕惠卿虽是主事的人，因为资历浅，只做了个参知政事。

早在置制三司条例司刚成立的时候，韩绛就和王安石一起主持三司条例司，到王安石倒台，吕惠卿上来了，韩绛的位置却雷打不动。之所以不被触动，都因为韩绛这个人老实。

以前朝堂上有个老宰相曾公亮，外号“点头不倒翁”，韩绛不像曾公那么滑，但这个“没主意”的特点和曾老宰相不多。所以王安石当政的时候，韩绛这个老实人被王安石压制，吕惠卿上台后韩绛又受这“新贵”的气。韩绛虽然老实，毕竟不是个“面疙瘩”，王安石压制他就没算了，现在连吕惠卿这么个小人都想骑到他头上来，韩绛心里憋足了一股邪火儿，与吕惠卿的冲突一触即发，此事朝廷无人不知。

这时苏太守已经想到办法：“我就写信给韩相，列举《手实法》的过失，只要韩相在陛下面前说一句话，必能制住吕惠卿。”

至此，苏知府和提刑大人已经就害人的《手实法》达成共识，这条恶法至少在密州府境内不可能施行了。

送走李邦直，苏轼立刻给韩绛写了信，痛斥《手实法》，请韩绛出来主持公道。

眼看知府大人骨头如此之硬，为了给百姓们找条活路，居然公开违抗朝廷法令，刘庭式等人佩服得五体投地，暗中却替苏轼担心。苏轼心里也有些不安，咬着牙冷着脸，且看吕惠卿那帮人会有什么动作。哪知札子递上进之后毫无动静。到后来苏轼也把这事忘在脑后了。

其实《手实法》推行了不过一年就悄然废止了。

神宗皇帝不傻，知道《手实法》是吕惠卿在拍马屁、表功劳，其中弊病太多，稍一试行，怨声载道，宰相韩绛也在皇帝面前责备吕惠卿“胡来”，结果神宗皇帝一摆手，把这道新法给废了。

《手实法》风波总算撑过去了，哪知朝廷乱事多如牛毛，尤其王安石罢相以后，虽然宰相之位被韩绛、吕惠卿坐了，可这两人的威信远不能与王安石相比，“三司系”几个首脑人人都在觊觎相位。要想往上爬，就得逢迎皇上的意思，琢磨怎么从百姓身上榨油。

苏轼刚把一个《手实法》扛过去，尚书郎赵成伯又到了密州，告诉他，朝廷打算把密州的盐收归官卖。

密州的盐关系十几万百姓的活路！苏轼忙和赵成伯商量：“密州产的盐一向允许百姓贩卖，现在到处饿死人，百姓们只剩贩盐一条活路，朝廷把盐收归官卖，万一激起民变怎么办？”

赵成伯和苏轼是旧交，对密州的情况也有所知。可朝廷内斗激烈，他这个小小的尚书郎不敢得罪当权者。只能打起官腔儿：“如今秦陕、两浙、两淮各地所产的盐都由国家专卖，为何到了密州就实行不得？”

苏轼忙说：“密州百姓太穷，官卖的盐他们吃不起。”

“朝廷在各地所定盐价不同，富裕的地方盐价高些，像密州这种穷地方盐价自然定得低，不至于吃不起。”

苏轼连连摇头：“你不知道当地的情况。密州旱灾接着蝗灾，已经穷到极点。官卖的盐再便宜也比私盐贵，到时候百姓都买私盐，岂不平白惹出个‘贩私盐’的祸来？”

苏轼在这里诉苦，赵成伯根本不听：“敢贩私盐就抓！”

苏轼把两手一摊：“那咱们就得算算账了。我在杭州办事盐枭的案子，那些盐枭三五百人一帮，见了官军就上来拼命！密州民风强悍，比杭州人凶得多，现在他们靠自己的力气推车贩盐挣一口饱饭吃，还能安生，朝廷把盐收归专卖，等于把这些人都逼成了‘盐枭’，到时候密州郊外变成战场，盐枭与官军天天死战，局面如何收拾？”

赵成伯知道苏轼脑子快舌头利，说不过他，可他是来办事的官员，不和苏轼争论又不行，只得说：“朝廷决策自有道理，咱们是办事的官员，把事办好就行……”

苏轼立刻抢过话头：“办事官员把事办好，这话没错。可我觉得朝廷让怎么干底下就怎么干，这并不算‘把事办好’。朝廷的决策对，官员们就要认真落实，朝廷的决策若有疏失，咱们就得替百姓说话，劝住朝廷，这才真正‘把事办好’了。孔夫子说：‘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老百姓不能接受的事，咱们就得向上反应，这才叫‘官’呀。”

要说辩论，赵成伯真说不过苏子瞻，愁得直咂巴嘴儿，半天说了句：“河北、京东两路的盐改由朝廷专卖，这是三司使章大人的意思……”

赵成伯知道苏轼和三司使章惇是莫逆之交。现在这个主意是章惇出的，苏轼总不好意思再驳了吧？

哪知不提章惇还好，一提章惇苏轼反而火了：“子厚一向是个正派人，怎么忽然出这误国害民的鬼点子！”自己又想了想，“我看章七不至于此，大概有人在背后撺掇他。看来我得写封信好好跟他说道说道。”

苏轼这个人心眼太实诚，不是个从政的材料。他以为章惇为人正派，不会提出这些害民误国的措施来。其实苏轼哪知道，王安石罢相之后朝廷出现了权力真空，“三司系”出身的吕惠卿、章惇、邓绾、李定正在私下争权，这种时候章惇提出害民恶政拍皇帝的马屁，既是为“三司系”，也是为他自己，这里面私心很多，“正派”二字却未必谈得到。

苏轼这个人真有一股子夯劲儿，人家一提章惇，他这里马上就要写信责备章惇，这不是让赵成伯难堪吗？赵成伯实在没办法，干脆反过来替苏轼出主意，笑着说：“此事已成定论，子瞻写信给章大人，我看不如写给文侍中吧。”

文侍中，就是仁宗朝的老宰相文彦博，如今在朝担任侍中一职，除了太傅曾公亮，朝廷里就数文彦博资格最老，这个人说话还是管用的。

赵成伯让苏轼去找文彦博，是怕苏轼给章惇写信捅破了窗户纸，让他难做。苏轼没什么心眼儿，想不到这一层，还以为赵成伯好心帮他出主意，当天就写了封信送到京城去了。

文彦博果然有办法，苏轼的信进京以后，密州之盐收归官卖的话从此没了下文。

当年王安石曾经笑话苏学士，说以他的本事最多只能当个府判官，这话错了。以苏轼的心肠、骨气和能力，能做一个非常出色的知府。

如今苏轼到密州一年多，来自朝廷的两个大麻烦都被他硬扛过去了，“密州四害”中盗贼、青苗、盐税三害都给他破了。只可惜蝗虫之灾不是人力能解决的。然而“旱蝗相因”，大旱才有大蝗。苏太守或许治不了蝗虫，可他有一项了不起的本事，会写青词，能为百姓“求雨”。就命刘判官、余主簿备了祭品，亲自写下一篇青词到常山求雨。词曰：

“农民所病，春夏之际，旧谷告穷，新谷未穟。其间有麦，如暍得凉，如行千里，弛担得浆。今神何心？毖此雨雪！敢求其他，尚悯此麦。尚飨。”

苏太守这篇青词语气严厉，责备雨神欺负百姓，请求神明不要吝啬。这率直的文章真有奇效，刚把青词焚化，空中已是风声隐隐，等众人下了常山，天际已见云气腾腾，眼看真要下雨，这些人急忙在山下一个叫“铁沟”的小村里借住下来。刚在屋里坐定，只听一声炸雷，急雨从天而降。

眼看求得喜雨，众人齐声欢呼。刘判官叫道：“如此喜事怎能不庆祝！”

遇到喜事当然要庆祝，只是庆祝的方式各不相同。杭州人高兴的时候就在望海楼饮酒赋诗；密州人狂喜之时就喜欢打猎。于是刘判官叫来当地保长，让他寻几副弓箭，两条虎叉，从村里借了一群细狗，一行人进铁沟打猎去了。

铁沟是常山脚下一条深谷，草木茂盛，多有山鸡狐兔之类。太守一行人狩猎整天，共得野兔七只，草狐一只，山鸡一只，大概算算，各人或多或少都有收获，唯独苏太守两手空空，回来时比去时东西更少——猎物一只未获，箭倒让他射丢了七八支。

苏学士不是干这事的人，打不着猎，他自己倒不在乎，笑呵呵地说：“今天出门的时候我已经叫人骑快马回家，叫拙荆烧好热水，备下大盐、葱、姜、八角，只等晚上炖兔子肉吃，想不到老头子的手气这么差，只好捉一串蚂蚱回去炖了吃肉。”

苏太守一句胡扯引得众人发笑。刘庭式也笑说：“大人空手而回，到家怕是不好交待，不如晚些回去，在外头吃了再说。”

苏轼也笑道：“这话在理，一人吃饱，余人不问。”几个人就在路边下马，捡些枯枝败叶生了个火，挑了几只肥大的兔子在山泉边洗剥出来，胡乱抹了一把粗盐就剁成小块扔在火上烤着，片刻已经香气四溢，又凑了两壶冷酒，就在山脚下吃喝起来。

苏学士没酒量，几杯下肚已有醺然之意，谈笑越发豪爽。席前几个人都盼着太守写诗，故意捧酒肉来供着他，苏轼嘴馋肚大，吃得满嘴流油，兴致越发高了。刘庭式在旁笑道：“田猎已毕，大人没得猎物，不如用诗来补吧。”

没有猎物用诗来补，这话有意思。苏轼嘴里咬着一条兔腿挥手直叫：“我有诗了，拿纸笔来！”几个随从忙取过笔砚，可惜山石凹凸不平，铺不得纸，正在发愁，刘庭式已经把身上穿的袍子脱了下来：“就写在这上头。”梅户曹忙走上来扯住袍子下襟，刘庭式也用力扯紧衣领，把一件布袍展平了，苏轼匆匆忙忙把兔肉吞落肚里，又倒了一大碗酒，一口喝干，仰头呼啸一声，舔笔挥毫就在袍襟上题了一阕《江神子》：

“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冈。为报倾城随太守，亲射虎，看孙郎。

酒酣胸胆尚开张，鬓微霜，又何妨，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

当年飞将军李广夜惊遇虎，箭没石中，一时意兴，不可复得。苏子瞻这一阕词喜乐颠狂之作，场面如天帝行狩，词句似激**雷霆，片刻之后连他自己也不复能做，而天下能望其项背者少。

刘庭式把衫子铺在一块大石头上，连着读了三遍，不由得叹一口气，嘴里喃喃道：：“天下人从此知道有密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