熙宁七年，杭州知府陈襄升任应天知府。苏轼与陈襄共事两年，情谊甚深，对陈襄离任依依不舍，专门为作一阕《南乡子》：

“回首乱山横，不见居人只见城。谁似临平山上塔，亭亭，迎客西来送客行。

归路晚风清，一枕初寒梦不成。今夜残灯斜照处，荧荧，秋雨晴时泪不晴。”

这时候苏轼在杭州的三年任期也快满了。对这“地有吴山美，东南第一州”的杭州苏轼极为留恋，眼看要走，心里不免难过。二十七娘看出他的心思，极力安慰，于是提出，趁着“水光潋滟晴方好”，一家子好生再游一次钱塘湖。

这天苏轼处置了公事早早回来，二十七娘早准备了游湖所用的酒食在家等他，仍像上次一样，苏轼和夫人携手而行，朝云提着食盒雨具跟在后头，眼看天色如玉，春风如醉，喜乐畅游，有说有笑，走到钱塘门外，夫人照例问苏轼：“你说先到哪里去？”

夫人一问倒让苏轼想起上次游湖的笑话儿，故意说：“孤山上的水仙王庙不错……”话未说完已被夫人打了两拳，忙说，“咱们从白堤断桥走过去，游一趟孤山，回来时再坐船。”于是三人往白堤这边走来。苏轼和夫人边走边说话儿，正在高兴，朝云忽然紧走两步，问苏轼：“大人快看北边是什么？”

苏轼依朝云手指方向看去，北边天空中隐约浮起一片灰黑色的东西，正往这边过来，说是云又不像，二十七娘在旁边说：“只怕又要下雨……”

话没说完，那片灰茫茫的东西已经来得近了，隐约听得空中传来一片“沙沙”声，紧接着就看前头的人四处乱躲乱跑，嘴里叫嚷着什么，一时还听不真。这时苏轼已经隐约觉得不好，忙说：“大概是雨，咱们找个地方避一避。”三人走到路边一处茶肆跟前，立在凉棚下头。

也就转眼功夫，那片灰茫茫的“云雾”已经到了近处，只听“嗡嗡”之声响彻天边，说不出的骇人，不等苏轼他们明白过来，忽然半空中雨点儿般落下无数蝗虫！二十七娘哪见过这个东西，吓得双脚乱跳尖叫不止，还是苏轼这个大男人关键时刻管用些，左手扯着夫人右手拉着朝云一头钻进茶馆儿里去，茶馆伙计上前闭门，只听门扇窗棂“哗哗”乱响，到处是蝗虫乱扑乱撞！二十七娘头发上、身上已经沾了几只这怪东西，魂都吓掉了，只剩下尖叫的本事，朝云和苏轼大着胆子过来捉了，扔在地上踩死，苏轼把二十七娘搂在怀里像哄孩子一样又哄又说，半天，二十七娘才算缓过神来，仍然吓得浑身直抖，话也说不出来了。

三人在茶馆里躲了一顿饭的功夫，蝗虫才算过去，伙计打开店门，只见街上满地都是这些丑恶的怪物连爬带跳，估计今天生意也不要做了，干脆把门关上。苏轼知道蝗虫是巨灾，自己当着府判官，务必赶回去和知府商量对策，就叫朝云陪二十七娘在茶馆坐着，晚些再回家，他自己忙去府衙报到。

这时府里一帮官吏大部分赶来，每个人都吓得脸色灰黄面面相觑。好在新到任的知府杨绘颇有急智，吩咐众官：“去年以来两浙境内并无蝗灾，我看这批蝗虫来得蹊跷，大概是从别处飞来的，所以灾情不会太重。各位辛苦些，到地方上去监督灭蝗。”对苏轼说，“东边临安、于潜、新城三处交给苏判官了。”对鲁有开说：“西边余杭、仁和、盐官三处鲁判官走一趟。富阳的灾情陈推官去办……”片刻把任务分派清楚，各人依命而行。

这天晚上苏轼回家，见自家院里也扫出几簸箕蝗虫来，二十七娘犹自惊魂未定。但也正像杨绘说的，蝗虫似乎不是从当地发生，一阵过去，后来就没有了。苏轼又把夫人安慰几句，告诉她，自己要到各县监督灭蝗。当夜收拾行李，第二天一早就去了杭州东边的新城县。

这场恐怖蝗灾真正的发生地在京东东路、京东西路、河北东路、河北西路四处，其中一支飞入了两浙。杭州府在两浙路中部，相对而言遭灾尚轻。苏轼到新城后立刻到地头查看，只见田里青苗半数扫**一空，急忙找县令、孔目商量对策，组织人手扑打蝗虫，随后马不停蹄又到于潜、临安两县查看，前后奔波一个月，杭州府内这场蝗灾总算熬过去了，因为蝗虫没有想象的那么多，扑打又及时，损失还算有限。

从外头回来，苏轼才歇了一天，朝廷文书已到杭州：杭州通判三年任期已满，命苏轼回京等待任命。

在杭州三年是苏轼一辈子最快活的时光，现在忽然要走，心里真舍不得。尤其天竺山上法善寺、钱塘门旁宝严院那几位和尚朋友更让苏轼不舍，就趁着闲暇逐一拜望，哪知竟得一个噩耗：海月大和尚不久前于天竺寺中坐化圆寂了。

海月和尚生病的时候曾叫小沙弥来找过苏轼，请他到山上见一面，似乎有话要对他说，偏巧苏轼到各县督导灭蝗不在杭州，竟不能与海月大师见最后一面。到天竺寺的时候大师已经下葬，大哭一场。

苏轼离开杭州之前，知府杨绘在有美堂设宴为他送行。除了府中官吏，当年与苏轼有些交情的胡楚、龙靓也来了。这些人都舍不得苏学士，胡楚端着杯向苏轼敬酒，带着哭腔儿问他：“大人这次去了，以后还会再来杭州吗？”

能否再来杭州？苏轼真的不知道，但他心里是愿意再回杭州的。哪怕不是回来做官，只在这里买田隐居也好。于是写一阕词送给胡楚，也算是给在杭州的所有朋友留一个纪念：

“一年三度过苏台，清樽长是开。佳人相问若相猜：这回来不来？

情未尽，老先催，人生真可咍。他年桃李阿谁栽？刘郎双鬓衰。”

离开杭州，苏轼回到京师汴梁，借住在东门外范镇家里，等着朝廷对他的任命。

此时已到了宋神宗熙宁七年，变法进入第六个年头，朝廷中暗流汹涌，王安石成了众矢之的。

自从被小太监在宫门前“拉下马”，“拗相公”的威信遭到极大的打击，所有人都在猜测：这只“落架的凤凰”还能在相位上坐多久？一旦王安石被罢，“新法”还能执行下去吗？

然而神宗皇帝心计太深，他到底要怎样摆布王安石，如何安排未来的朝局，大臣们实在猜不透。苏轼本来也不是个会猜心的人物，现在更是无心于此，因为苏学士眼下正忙着给儿子筹备婚事。

苏轼的长子苏迈已经成年，早先苏学士为儿子说定了一门亲事，娶的是刑部衙门下属的比部郎中王宜甫之女。王宜甫颇有学问，为人恬退不求仕途，是个清高之人，但王家毕竟是名门望族，与苏家小门小户的出身大不相同。苏学士不是势利之人，可既然攀了这样的亲家，儿子的婚事也不能办得太寒酸，就与夫人合计想凑几百贯钱，哪知一问一答，两人全傻了眼。

原来苏学士家里那位小娇妻处处皆好，只有一个瑕疵：不会管家。

二十七娘不但是王介家里最小的女儿，甚而是同辈中最小的孩子，从她名字中这个“二十七”的大排行就看得出。虽然她聪明灵巧，进得厨房出得厅堂，女红、刺绣、厨艺都是一流的，却从小没使过钱，没管过家，不懂得积聚之道，眼看要办大事，这才临时抱佛脚，大概算了算，家里全部积蓄仅有三十多贯！

其实二十七娘嫁过来的时候苏学士已经是个六品官员，俸禄不算少，家里人口简单，花用有限，完全可以攒钱。可苏轼是个老实人，当官十几年从没捞过一星儿“油水”。二十七娘又不知道攒钱的要紧，吃穿用度都从宽里花钱，心里没个算计。现在要用钱了，才发现家徒四壁两手空空。二十七娘如梦初醒，十分自责。可没主意的人急起来仍然没主意，只能哭了几声儿。苏轼把太太宠惯了，不忍心责备她，在夫人面前只说京城的朋友极多，告借不难，等真到了汴梁却又发起愁来。

苏轼的朋友确实极多，可他交友的原则一向是“君子之交淡如水”，跟朋友借钱，他觉得伤面子。苏家亲戚不多，能告借的只有一个苏辙。可苏辙早年因为得罪王安石被贬出京，这几年始终没做上一个正经官儿，加上苏辙如今已经生了三个儿子六个女儿！家里的花销很大，欠了一屁股债，全家人到了吃糠咽菜的地步，苏学士哪好意思再向弟弟开这个口？

朋友面前不愿提，弟弟跟前不能提，一晃十来天过去了，婚事要用的钱一文也筹不到。苏轼正急得好像热锅上的蚂蚁，附马都尉王诜忽然找上门来。

王诜出身世卿贵族，被英宗皇帝赐婚，娶蜀国大长公主为妻，这位蜀国公主是神宗皇帝一母同胞的亲姐姐，所以王诜的地位异常显赫，家世矜贵无比。而且极有才华，诗、书、画三绝，尤其山水画的技艺公认当时第一。

但这位了不起的画家身上也有个极坏的毛病：爱画如命。只要见了前辈高人的好作品就不肯放手，每每想尽办法把画借到府上去“玩赏”，进了附马府就不肯再拿出来，反正对方要多少钱就给多少。遇到坚决不肯割爱的，王诜就仗着自己的本事把古画仔细临摹，偷梁换柱，假画还给人家，真画自己留起来。多数时候倒也能瞒得过，可时间一长难免露了马脚，人家畏惧他这个皇亲国戚，也不能怎么样，只是这件事传开以后王诜这位附马爷的名声不怎么好听，背后都叫他是个“画贼”。

话说回来，人生在世，谁还没几个毛病？苏子瞻这位正人君子不也有个“心夯嘴急”的毛病吗？

王诜的毛病只在“爱画”上头，平时倒是仗义疏财爱交朋友，加上真有惊人的才气，那些诗人才子也爱与他交往——只要手里没有古画就行。像苏轼诗词文章天下称雄，人又穷成这样儿，别说精品古画，连儿子的婚事都操办不起，这种人最适合跟王诜交朋友了。

今天王诜来找苏轼是有事求他：“我最近得了十二幅韩干骏马图精品，装裱成六轴，打算挂在正厅里，想请子瞻写个题跋，给这几幅画添些风骨。”说着拿出韩干画作与苏轼一同赏玩。

韩干是唐代大画家，长年在唐玄宗身边供奉，所绘人物、神鬼精妙出奇，尤其擅长画马，称为古今第一。这次王诜拿来的十二幅韩干作品画得都是马，一看之下，果然肥壮健硕，扬首奋鬣，神形兼备俊逸无比，连连称赞，就在这六轴精品上一一做了题跋。

正事办完了，王诜把画收起来，坐下饮茶，这才似不经意地问起：“听说子瞻要为令郎办婚事？”

“是。”

王诜笑道：“这是好事呀，到时可别忘了请我喝一杯喜酒！”说着拿过一个红绸包袱来，“一点礼物不成敬意，子瞻务必收下。”

见了这些钱，苏轼才明白王诜为什么特意到府拜访，不由得脸上一红。

所谓“人穷志短，马瘦毛长”，苏轼虽然好面子，毕竟人在急处，王诜出手帮他，顿时如释重负，又惭愧又感激，嘴里却说：“小儿的婚事都有安排，并不缺钱……”

王诜是个豪爽的人，根本不计较这些小事。见苏轼红着脸推辞，就高声笑道：“我今天厚着脸皮上门求子瞻帮忙，送点礼物只是随个份子，子瞻要是不收我就恼了！”不由分说把小包袱塞到苏轼手里。苏轼见人家诚心诚意，实在不好拒绝，只能收了。

王诜这位豪爽的附马爷一下子借给苏轼三百贯钱，让他给儿子办了婚礼。哪知苏轼后来虽然在密州、徐州做了两任知府，却越做越穷，三百贯对他而言是个大数目，几年都没把这笔欠账还上。王诜富贵已极，三百贯对他来说不算个钱，干脆连这事儿都忘了。直到“乌台诗案”发生以后，这笔“账”被御史台的走狗翻了出来，王诜因此倒了大霉。

世事无常，无常是苦，谁想得到……

送走王诜，苏轼换了身衣裳，来拜访老朋友章惇。

章惇这个人文能治国武能领兵，真有将相之才。当时大宋西南边地有不少土司势力，熙宁五年荆湖南路几大土司公然和朝廷对抗，王安石把章惇派到当地，迅速收服苏、向、舒、彭四大土司，又攻克懿州，击败田氏土司，先后设置安化、沅州、诚州、辰州，彻底平定当地乱局，成就堪比“熙宁开边”。提起章惇的本事朝廷无人不服，公认他是“三司系”第一员大将。

可惜章惇脾气暴躁，个性十足，不肯像“转世颜回”吕惠卿那样亦步亦趋拍王安石的马屁，所以爬得没有吕惠卿高。如今官拜三司使，掌管朝廷财赋，职位仅在参知政事吕惠卿之下，而在邓绾、蔡确、李定、张璪这帮“三司”同党之上。

苏轼和章惇是多年故友。虽然这些年来章惇成了“三司系”大将，苏轼却被定性成“旧臣首脑智囊”，派系上势不两立。其实这两个人心里想法倒一样：交情归交情，派系归派系，两件事不必扯到一起。

现在两人一见面，章惇开口就问：“子瞻这次到密州有什么打算？”

苏轼刚回京，根本不知道自己会派到何处做官，章惇忽然说出“密州”二字倒让他一愣。章惇看出来了，笑着说：“我在政府混得久，知道的事多。子瞻在杭州三年做得好，陛下已命你出知密州府，文书几天内就发下来。可密州是个穷苦之地，听说那地方五谷不生，遍地是贼，不好治理。我以为子瞻到了密州，不妨挑牢里的贼头子先杀他几个，让所有人知道你的厉害。”

十二年前在凤翔的时候苏轼就说过章惇的脾气“能杀人”，这话真对。现在章惇直言告诉苏轼：做密州知府要先杀人立威。可苏轼宅心仁厚，没有这种想法，也不愿意说这些。就把话头岔开：“我在杭州的时候听说朝廷推行了《市易法》……”

章惇把头一摇：“《市易法》搞得不对头，曾布为这事和王相闹翻了！我当时没在朝廷，不然我也出来弹劾《市易法》。”

章惇能耐大，脾气直，虽是王安石提拔的人，却不奉承王安石，有什么说什么。苏轼忙问“这么说《市易法》要停了？”

苏轼的问题有些敏感，章惇把嘴凑到他耳边：“皇上念着王介甫的功劳，给他面子，罢了曾布，保了《市易法》，可依我看这《市易法》从根儿上就不对路，站不住脚，早晚要停——还有《青苗法》，推行几年越搞越坏，我看都保不住！”

身为“三司系”大将的章惇忽然说出这话，苏轼有些惊讶：“子厚觉得两条新法都要罢？”

苏轼是什么人章惇很清楚，对这位老朋友的品行非常信任，一切直话直说：“‘变法’是圣上的事，不是王安石的事！现在变法引起的问题渐渐掩盖不住了，算起来，责任都在王安石身上，最近一年陛下对王介甫已经不假辞色，朝局恐怕要变！”看了苏轼一眼，笑着说，“我没猜错的话，司马光、吕公著、陈襄这几位快复出了，子瞻三年内也能升个翰林学士。”

与苏轼相比，章惇才是个真正的“政客”，把朝局看得十分明白。可惜章惇只是依常理推测局势，至于神宗皇帝到底怎么安排这个朝廷，章惇其实吃不透，所以他的推测只对了一半儿：王安石确实站不住脚了，可司马光等人想回朝廷却还遥遥无期。

——至于苏轼，几年后差点儿死了！哪有什么“翰林学士”给他做……

不过章惇和苏轼说这些话，他心里的意思也多少露出些了。

章惇是“三司系”的人，一旦王安石失宠，“三司系”很可能就此失势，旧臣们回到朝廷，章惇就不好混了。现在他和苏轼套交情，也是希望这位老朋友别忘旧，真要有事，还请苏轼拉他一把。

于是章惇对苏轼笑道： “子瞻也知道，我是个爆竹脾气，这几年得罪了不少人……”说着不由得摇头叹息。

苏轼可没有章惇这些心眼儿，根本不懂人家的意思，忙说：“子厚是个豪杰，与那些小人不同，朝臣们有目共睹，陛下也是知道的。”

苏轼心里确实是这个想法。而在章惇听来，苏轼说他“与那些小人不同”，等于给了他一个保证。至于将来真要到了危急之时苏子瞻肯不肯出来帮他，章惇也不敢多想，各人凭良心罢了。两人又说了会儿话，苏轼起身告辞。临走写了首诗送给章惇：

“绛阁云台总有名，应须极贵又长生。

鼎中龙虎黄金贱，松下龟蛇绿骨轻。

霅水未浑缨可濯，弁峰初见眼应明。

两卮春酒真堪羡，独占人间公外荣。”

苏轼从章惇府上回来没几天，朝廷敕命已经下达，果然和章惇说得一样：苏轼以祠部员外郎直史馆权知密州军州事。

接敕之后苏轼就带着夫人、朝云和两个幼子苏迨、苏过星夜赶赴密州上任去了。

从杭州通判到密州知府，苏学士到底还是升官儿了。只有一点：神宗命苏轼去治理的是大宋朝廷下辖最穷最苦、最民不聊生的一个府，这个密州知府不好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