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宰相有些讨厌了

就在苏学士于杭州城里风花雪月享尽清福的时候，朝廷变法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到熙宁五年，单是《青苗法》每年就可收取利息三百万贯，随后实施的《免役法》更是令国库每年增收一千三百万贯的免役钱，在仁宗、英宗年间渐渐入不敷出的户部、盐铁、度支三司如今又有了盈余。

熙宁五年是神宗继位的第五个年头，变法也已持续三年，神宗皇帝和王安石都觉得朝廷已经有了对外用兵的能力，于是神宗任命大将王韶为管干秦凤司经略机宜文字，在秦凤路筑起泾、渭二城，准备进入河湟，攻取青唐。

河湟之地既甘肃泯州、洮州一带，地方数千里，早在秦汉时就被中原王朝控制，但唐朝衰落以后这块地方被吐蕃占据，宋朝建立后主要对手是北方的辽国，战事又不顺，对西北这块偏远之地就放任不问了。

可西夏崛起以后，早先不被朝廷重视的河湟之地意义又不同了。

河湟之地正处在大宋和西夏两国中间，一端插入大宋境内，与会州、成州、巩州相邻，另一端刺入西夏境内数百里。若河湟被西夏攻取，则西夏军马从西边和北边包围了秦凤路，可以兵分两路同时对秦凤路各州发动攻势，使大宋西北边境处于极大的被动。若河湟一带被宋军夺取，则大宋从西、南两侧对西夏成合围之势，进，可以随时对西夏发动总攻；退，可以令河湟、秦凤互为犄角，牵制西夏骑兵对西北的进犯。

河湟之地如此险要，而吐蕃势力已经分崩离析，当地游牧部落实力并不强大，以宋朝眼下的财力和宋军在秦凤路的兵力，大概有能力抢在西夏之前夺取河湟。

熙宁四年，朝廷专设洮河安抚司，熙宁五年，又把边防重镇古渭寨升级为安远军，命王韶担任知安远军府事，统领一路强兵开始征伐河湟。王韶果然不负神宗重托，很快就收服了青唐大首领俞龙珂，神宗随即给俞龙珂赐名为“包顺”，意即“归顺朝廷，永不叛乱”，使其帐下部民全部归附大宋，借机在河湟站稳了脚跟。

这年八月，王韶率军击败当地部落首领蒙罗角、抹耳水巴、瞎征各部，一举夺取天险抹邦山，大军直至武胜就地筑城，设立镇洮军，河湟一战初步告捷。神宗大喜，立刻升王韶为右正言集贤殿修撰。王韶为报君恩再接再厉，又击败当地势力最强的部落首领木征，进一步巩固了宋军在河湟地区的势力。于是神宗将刚刚设立的镇洮军升格为熙州镇，以此为基础建立熙河路，加封王韶为熙河路经略安抚使。

得了皇帝的奖励，宋军士气大振，立刻向前进军，再获大捷，收服河州羌人首领瞎药部下两万余人，筑起熙州南关堡、北关堡，使熙州城变为一处真正的要塞。

不久，王韶率军攻入河州，与木征等部反复拉锯，数月之内双方各有胜负，宋军补给充足，士气强韧，王韶又出奇谋夺取天险摩宗城，大败木征所部，既而挥军大进，穷追不舍，转战五十八天，行经一千八百里，终于将木征所部彻底击溃，当地部族望风归顺。史称为“熙河开边”。

在这场战争中，大宋共收复宕、叠、洮、岷、河、熙六州，夺取土地三千里，人口二三十万，新设置的熙河路面积差不多跟秦凤路一般大小，从西、南两面对西夏成就了合围的态势，西夏军攻秦凤路，则熙河路兵马东进策应；西夏军攻熙河路，则秦凤路兵马北上救援，从此以后西夏对秦凤路的威胁几乎不复存在，反而是宋军取得了随时攻打西夏的主动权。

可惜，虽然夺取了战略态势上的主动权，宋军却未能主动对西夏发起进攻，在接下来的三四年间，西夏精兵悍将不断侵入熙河路，在河州、岷州一带与宋军反复争夺，当地城池时时易手。虽然宋军在态势上始终占据主动，可是歼灭西夏的计划也无从实行。经过几年的拉锯战，刚刚在党争中伤了元气的大宋和正在走下坡路的西夏都被这场没完没了的战争拖得越来越瘦。

当然，这是后话。

“熙河开边”大获全胜，靠的是神宗皇帝英明神武，慧眼识人；大将王韶能战敢战，屡立奇功。当然也离不开宰相王安石变法革新、富国强兵的功劳。借宋军在前线连连告捷的天赐良机，王安石鼓足勇气推出了所有新法之中争议最大的一项：《市易法》。

《市易法》的内容是：设置一个叫做“市易务”的衙门，由国家出钱交给“市易务”运作，在市场上物价较低时大量购进货物，等物价高企之后再转手售出，以此平抑物价，希望能保证平民百姓的利益，打击那些囤积居奇、投机倒把的富豪。

在王安石所推行的诸般新法之中，《市易法》是最异想天开、最不切实际的一项。这项新法表面上似乎是为了平抑物价、打击豪商，维护小民的利益，其实却以国家形式变相地进行商品囤积和贸易垄断。凡《市易法》推行之处，官设的“市易务”以国家资金为靠山、以官府之力为手段，毫不客气地与地方商人展开竞争，势力再强的商家也无法与这个半官半商的衙门较量。

大宋王朝是中国历史上商业最为发达的时代，也是当时全世界商业最发达的地区。商业和由此产生的赋税支撑着大宋朝廷的半壁江山。商人在贸易中赚取巨额利润让朝廷十分眼红；商人们拿着经商赚回来的银钱过上与官员一样锦衣玉食的生活，甚至比官员们还要富足，更让士大夫觉得难以接受，所以大宋朝廷对商人既依赖又鄙视，对民间的商业活动既支持又厌恶。“三司系”新贵们推出《市易法》就是来解决这个问题的。

若《市易法》真的在大宋全国推行开来，朝廷将成为最大、也是唯一的“豪商”。天下将不再有贸易与竞争，一切商品都被国家垄断，由此继续扩展，大而化之，国家势力将无所不至，无所不包，无所不有，一切商业经营都将被剥夺，从商品到贸易直至子民百姓拥有的一切土地财产，全被朝廷暴力夺取，最后，大宋子民的人身自由和本就微不足道的那一点点做人的权力、尊严也将**然无存。

君臣共治、政治开明、商业繁荣的大宋王朝忽然制订出一个《市易法》来，不管制订时有怎样美好的初衷，最终只能把大宋王朝变成一个毫无自由、毫无人性的农奴社会。

——根本不可能！

历史不允许如此倒退，大宋朝的商人、百姓也无法容忍这样的疯狂！《市易法》刚一推出，所有人都惊呆了，之后就是铺天盖地的反对和指责。

面对朝野上下一片指责的声浪，神宗皇帝第一次感觉到了压力。

“宋神宗熙丰变法”不是表面看起来那么简单：立几条新法，全国推广，弄个“富国强兵”就算了——不是这样！这场“熙丰变法”其实包括立新法、逐旧臣、夺台谏、争权柄、实国库、强军力六个方面，我们平时所关注的“王安石变法”只是其中一个方面罢了。而神宗自继位以来，几个方面同时下手，旧臣逐了，台谏夺了，皇权扩张了，国库装满了，好处捞到手软，早就心满意足了。

到今天，整个国家都在反对《市易法》，神宗皇帝并不感到惊讶。对这位皇帝而言“变法”已经成功了，皇帝想要的都拿到手了，《市易法》推与不推，都不重要了。

神宗做皇帝五年了，这五年来神宗皇帝费尽心思和朝臣们斗争，到今天，韩琦、富弼这帮权臣已经罢了，御史台、谏院都被皇帝收服了，那些整天跟皇帝吵架的诤臣销声匿迹了。神宗皇帝大权独揽，说一不二！现在神宗觉得一切斗争该结束了，到了认真治理这个国家的时候了。可王安石和他的“新法”却总给皇帝惹麻烦，神宗皇帝有些腻歪了。

神宗的心思已经改变了，可王安石一点也看不出来。这位正直无私的“拗相公”还在没白没黑惦记着他的“变法”。

现在王安石又想起一个主意，立刻来和延和殿上弓着腰毕恭毕敬对皇帝奏道：“臣昨天上了个札子，请陛下允许经筵侍讲官在讲习经典时与陛下对面而坐。臣以为我朝文治天下，尊崇儒学，侍讲官讲论的都是学术，与平时的奏对不同，若讲官肃立，陛下高坐，似乎于学术不够敬重。孔子有言：‘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圣上若能与侍讲大臣对坐听讲，百姓知道了必然效仿，大有益于天下德行。”

王安石所奏的是个朝堂上的礼数。

古人说过：“帝者与师处，王者与友处，霸者与臣处，亡国者与役处。”大宋实行“君臣共治”，皇帝和臣子亦臣亦友，相处还算融洽。然而在宋朝以前，臣子向皇帝奏事的时候可以得个座位，宋朝刚建立的时候君臣也是对坐而谈。但宋太祖赵匡胤一心想贬宰相之权，与宰相范质交谈时故意说看不清奏章上的文字，范质上前指点，内侍趁机搬走了范质的座位，从此大臣在皇帝面前不配有座位，只能站着答话了。

从君臣之间对坐议政；到皇帝坐着下诏，大臣肃立恭听；再到皇帝高坐龙椅，臣子跪着回话；最后发展到臣子穿上“马蹄袖儿”装成马、扮成狗，趴在皇帝脚下自称“奴才”，而且以此为荣……我们这个文明古国政治上的退化和从政者人格上的蜕变实在令人惊讶。

可不管怎么说，大宋朝的臣子在皇帝面前还能站着——也就是说仍然有尊严。王安石请求神宗皇帝赐给讲官一个座位，倒不是与皇帝争权的意思，而是希望皇帝作出一副亲近臣子、尊崇学术的样子给天下人看，借机缓解一下因为推行新法、贬逐重臣造成的紧张局面。同时，这也是王安石内心一个固执而真切的念头：辅佐圣天子，成尧舜气象。

早在王安石辅佐神宗皇帝变法的第一天就下定决心，要超越汉唐直追尧舜，建立一个千年未有的太平盛世。在王安石的想象中，“尧舜时代”就算达不到“帝者与师处”的程度，至少也是个“王者与友处”的境界，如今的朝臣在皇帝面前早不配谈师友二字，勉强能够算得上“霸者与臣处”吧，这和王安石的想法差距太大了。若能从侍讲官与皇帝对坐讲学做起，将来有一天，宰相在皇帝面前谈话时能得一个座位，“君臣共治”四个字真正做到实处，那么尧舜之世也就可以期待了。

王安石外表执拗，内心天真，认定神宗皇帝是位千年一遇的圣明天子，在这样的天子面前为侍讲官讨一个座位应该不难。可他就没想过，一边帮皇帝打击台谏，夺取权柄，巩固独裁；一边又建议讲官与皇帝对座，想要抬高“学术”在朝廷中的地位，强化“君臣共治”的治国理念，这不是自相矛盾吗？

对王安石这个天真可笑的建议神宗毫无兴趣，淡淡地说：“卿所言也有理，但君臣之间尊卑有别，侍讲官虽然和天子讲论学术，可他的官职前头有一个‘侍’字，这意思很明白，乃是朕的侍从之臣，既是侍臣，岂能有座位？”

王安石忙说：“臣以为侍讲官讲论的是学术，陛下听的也是学术，所以陛下要敬的是‘学术’而不是‘讲官’，这座位其实是赐给圣学的……”

不等王安石把话说完，神宗已经连连摆手：“卿觉得国事要紧还是学术要紧？”也不等王安石回答，已经自说自话，“朕看国事比学术要紧！眼下朝廷变法大业比什么都重要，朕凡事都仰仗宰相，可见宰相之位比侍讲更重吧？若侍讲官在朕面前有了座位，是不是宰相议事的时候也该有个座位？”

神宗说出这话，好像王安石为侍讲官请求座位是给他自己“谋私”。王安石吓出一身汗来，再也不敢争论，急忙奏道：“陛下言之有理，是臣把事情想简单了。”

王安石说得没错，在皇帝面前为臣子讨座位，本就是把事情想简单了。好在神宗皇帝为人极其厚道，没有多说什么。王安石也不敢再多嘴了。

见王安石不吱声了，神宗皇帝缓缓说道：“朕听说《市易法》推出以后外头多有怨言，卿对此怎么看？”

新法推行至今哪一天不被人反对？王安石哪一天不遭人诟骂？对这些早就习以为常了，淡淡地笑道：“新法已有显效，天下人从中受益，那些反对的或是因为私利，或是食古不化，陛下不必理他们。”

良久，神宗皇帝抬起眼皮，鼻子里轻轻“嗯”了一声。

见皇帝懒洋洋地不置可否，王安石心里有点虚，赶忙又说：“《青苗法》推行以前，百姓用钱只能向豪强富绅借贷，受尽盘剥，如今朝廷发下‘青苗钱’，百姓都来向官府借贷，利息不过两分，民心何等欢悦！《市易法》借鉴了周朝的‘司市制’和汉朝的‘平准制’，推广开来可以平抑物价打击豪强，保护小民的切身利益，百姓们怎能不拥护？《免役法》取自《礼记》，乃是周朝旧制，早年农夫们被官府任意差遣，如今只要交一笔‘助役钱’即可免除徭投专心耕作，国家每年因此增收一千三百多万贯，正是皆大欢喜的局面。《保甲法》取自周朝推行的‘作丘甲’，自实施以来累计训练乡勇民兵六十九万一千九百四十五人，为国家节省练兵费用一百六十六万一千四百八十三贯，若《保甲法》继续推行下去，今后练成的乡勇数量将是目前的十倍，那时陛下还用得着担心乡下有土匪盗贼吗？就算辽国、西夏再来进犯，有这些乡勇民兵在，朝廷也无所畏惧了。”

说了这么一大堆道理，王安石有点儿口干舌燥，略缓了口气才又补上一句：“我大宋立国百年，和胡虏交锋屡屡不顺，然而变法以后国富兵强，河湟一战尽取青唐、洮河之地，二十多万羌人归附朝廷，这也是新法取得的成效。”

王安石在御座下唠叨不休，神宗皇帝在上高坐似听非听，脑子里打着自己的算盘。

变法到现在也有四年时间了。这四年间王安石和他的“三司系”先后推出均输、青苗、免役、保甲、保马、农田水利、方田均输、市易诸法，颁布实施以来颇能让朝廷得利。

朝廷增收还是小事，熙宁二年王安石做了参知政事，同年成立“制置三司条例司”，到熙宁三年王安石接掌宰相之权，在这短短两年之内，神宗皇帝以王安石为棋子、拿“变法”当幌子，不费吹灰之力把仁宗、英宗两朝遗留的元老重臣或贬或罢，扫了个干干净净。又借王安石之手拔除谏院，扫**御史台，从此垄断了朝廷言路，再借着大臣们的反对取消“制置三司条例司”，把这个曾经尽力替皇帝卖命的小集团打散。到今天，大宋朝廷的宰相、参知政事、枢密使、三司使、御史中丞、翰林学士这些要紧职位皆被“三司系”出身的一帮新贵把持，而高踞于这些权臣之上、手提缰绳控制着整个朝廷大局的，就是神宗皇帝自己。

自从大宋立国至今始终奉行一个“君臣共治”，太宗、真宗、仁宗、英宗四位天子从未能像神宗这样集政、军、财、谏四权于一身。这是神宗皇帝登基五年来最大的成就，每想到此，神宗赵顼总不免暗暗得意。

自从做皇帝那天起神宗就摆下了一盘很大的棋。在这张棋盘上，王安石是一只最有力量的“车”，四年来王介甫挟皇帝之命在朝堂上横冲直撞，立了无数功劳，如今《市易法》已经推行，而且也如早前预料的，《市易法》引起的争端大到了难以平息的地步，这可以算是推行新法的一个**了吧。

**虽美，不能持久，**过后，时局就该归于平缓了。

朝廷变法未必全盘成功，这不稀奇，但一些重要法令被天下人抵触，最终不得不撤销，却有损皇帝的体面，这时候皇帝就得把某个臣子推出去，让他承担“变法害民”的罪责，以保证皇帝的尊严不至受损，其他新法仍能推行。

——战国时代有个“商鞅变法”，到后来被推出去杀头以平民愤的正是商鞅。如今大宋朝的变法被民间以讹传讹唤做“王安石变法”，这个被推出去平民怨、当祭品的臣子该是谁呢……

当年那个“置制三司条例司”是皇帝亲自指派王安石一手组建的，三司条例司所有人员是王安石一手挑选的。三年前，这些人大多是六七品的小官，现在他们一个个飞黄腾达，掌握着朝廷上要害的部门，从名义上说，这些人仍然是王安石的亲信，而王安石从熙宁二年以参知政事总揽朝局，到熙宁三年正式拜相，至今已做了三年宰相，被他提拔起来的臣子已经不限于早先那个“三司系”了……

依惯例，宰相在位的时间都不长，任用亲信控制朝廷要害部门更是绝不允许的。像王安石这样主政期间亲手提拔几十个重臣、把持朝廷各个要害职司，大宋立国百年从未有过。

权柄过重，亲信太多，这是王安石身上一个惹人讨厌的地方。

王安石身上还有另一个惹人讨厌之处：此人太正直了。

俗话说“公生明，廉生威”，这话正应在王安石身上。这个人平日不吃、不喝、不贪污、不好色，没有权欲，不好虚名，行得正坐得直，品行操守无懈可击，连政敌都挑不出他的毛病来，颇有几分传说中的“圣人品德”。可恶的是，这个品行上无懈可击的“圣徒”孤拗刚硬，个性极强。因为王安石无私无欲，在这个人面前，神宗皇帝不得不把自己那些私心私欲小心翼翼地收拾起来。

这样小心翼翼收拾了好几年，对神宗来说难免有些累。

变法大业的“立法”阶段已基本完成了，引发的民怨该有个人出来收拾了；王安石提拔的人够多了，在宰相位子上坐得够久了，也该把他跟那些“三司系”的亲信做一个切割，免得尾大不掉；至于王安石在皇帝面前的种种执拗、种种刚烈、种种顶撞、以自身之“无私”压制皇帝“私欲”的种种讨厌，神宗皇帝也受够了。

老子说过：“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神宗皇帝的圣明倍于尧舜，当然是一位圣人，而王安石，就是神宗亲手“扎”出来的一只“刍狗”，早在被推上宰相之位时就注定了献祭的命运。

如今变法已成，利益到手，民怨汹汹等着平息，该是丢车保帅、把王介甫牵上祭坛的时候了。

想到这里，神宗皇帝脸上浮起了一丝笑容，低头看去，王安石还在絮絮不止，神宗更是忍不住微笑起来。

王安石是皇帝亲手捧起来的，所做的又是朝廷期盼百年的“变法”大事，加之身居宰相之位，提拔了满朝新贵，是个份量极重的臣子，把他捧起来的时候皇帝颇费了一番功夫，现在把他推下去也不容易。皇帝的威信要顾及；新法的信誉不能失；新贵们都是王安石的人，动了王安石这些人难免会受惊，不能让他们过于慌乱；王安石是个好人，是个君子，皇帝心里对王宰相还是有感情的，也不能太亏待他。所以这件事急不得，要慢慢来。

拿定了摆布王安石的主意，神宗皇帝也就不急不躁，任由王安石把要说的话全说完，又仰起脸眯着眼睛沉吟好久，这才缓缓说道：“卿一心为国变法，忠直可嘉，这些年朕对卿倚为股肱，卿也从未令朕失望。早前《青苗法》、《保甲法》推行伊始大臣们纷纷弹劾，时间长了又如何？《青苗法》有惠农利民的实效，《保甲法》练成乡勇何止百万，大有益处！如今朝廷推行《市易法》，底下又有人上札子弹劾，朕都不听！”说了一句强硬的话，看王安石脸上现出喜色，这才长长地叹了口气，把话锋一转，“可《市易法》推行后，朝廷里抱怨的官员太多……”

王安石忙说：“朝廷有一帮人迂腐顽固，总想让天下事一成不变。可凡事一成不变，陛下如何求治？”

王安石言辞犀利，神宗胸有成竹，也不与他争，半天又说：“朝廷原有‘冗官、冗费’之患，近来又设置‘市易务’，衙门越来越多，费用也多，恐怕不好。”

王安石忙说：“设置‘市易务’是为国家敛财的。相比所得之财，衙门花费能有多少？”

皇帝说一句，王安石回一句，看似答得滴水不漏，其实神宗话里布了套子，正把王安石一步步引进网里。现在王安石说出“为国敛财”的话来，神宗皇帝立刻说：“宰相‘为国敛财’的话也说了多年了，可朝廷财用总是不足，要说因为打了几仗花费太多，朕以为‘熙河开边’比仁宗与西夏交战时的花费少得多，为何仁宗朝国库足用，如今就不足呢？”

王安石一门心思放在变法革新上头，但凡皇帝对新法略显犹豫，他总是劝说皇帝下定决心。现在神宗似乎又犹豫了，王安石忙说：“陛下想让国库足用就要理财，若想理财有成，就必须拿定主意，万万不能被小人蛊惑。只要陛下持之以恒，新法效果必能显现！”

到这时，神宗觉得可以把要说的话说出来了：“宰相劝朕拿定主意，不被小人蛊惑，可眼下弹劾《市易法》的却是新任三司使曾布。这个曾布是你向朕举荐的，难道竟是个小人？”

听了“曾布”两个字，王安石大吃一惊！

曾布是王安石手下重要亲信，此人能议政，善理财，是“三司系”里的一根顶梁柱。早先王安石制订青苗、免役、保甲、农田水利诸法，曾布都曾参与筹划，颇有建树，因此升任翰林学士，成了王安石的左右手。当《市易法》推出之后，三司使薛向表示反对，王安石立刻罢了薛向，命翰林学士曾布兼任三司使。可王安石万万没想到，曾布接任三司使以后竟然也开始反对《市易法》了！

见伶牙俐齿的宰相忽然哑口无言，神宗皇帝又是一声长叹：“曾布是宰相所荐，可他才任三司使就上札子弹劾市易务，指责吕嘉问借推行《市易法》的机会垄断贸易、多取利息、敛财自肥，做了不少丑事，你看看吧。”

王安石急忙接过札子来看，还没看完，额头上已经冒出了冷汗。

原来曾布的札子不止弹劾了吕嘉问一人，甚而对整个“市易务”的运作都提出疑问，又列举“市易务”官员利用权力垄断商品、借官家势力欺行霸市营利自肥的诸多丑事，证据确实，言之凿凿，别说神宗皇帝，连王安石看罢札子心里都有五分相信了。

若是别的大臣上这样的札子，王安石可以毫不犹豫地指责他们“阻挠新法”，可上这道札子的却是“三司系”最得力的干将，是王安石亲自向皇帝举荐的新任三司使！现在皇帝把曾布的札子给王安石看，是让他当场表态的！面对亲信部下的弹劾，王安石还能说什么：“既然曾布上札子弹劾吕嘉问，臣不敢辩解，请陛下派得力大臣查问此事。”

王安石这话听起来很公道，神宗皇帝就势问道：“朕觉得曾布熟悉财政度支，就命曾布承旨查问‘市易务’，卿以为如何？”

弹劾札子本就是曾布上的，神宗皇帝却让曾布去查问此事！这么一来不但吕嘉问顿时落马，就连“市易务”这个新设立的衙门怕也难保全。

在王安石看来，这几年推行的新法都是一个整体，有一条法令被推翻，不但其余新法推行都会受阻，就连制订和推行新法的这些臣子也难以在朝堂立足，稍有不慎，变法大业就会化为乌有！眼下《市易法》刚推出，“市易务”衙门刚设立，出些问题是难免的，要是因为曾布的追查把“市易务”搞垮了，《市易法》也将被动摇，紧接着就是“三司系”这些得力亲信之间的内讧，事情真到了这个地步，变法就推行不下去了。

王安石这个人是为“变法”活着的，变法要是停止了，他的生命也就没有意义了。这种时候王安石再也无法保持理智，急慌慌地说：“臣以为命曾布查问此事有些不妥。”

王安石出言阻止，早在神宗意料之内，冷冷地问：“怎么不妥？”

是啊，曾布是三司使，又精通财务度支，命他去查“市易务”有什么不妥当呢？王安石理屈词穷，半天才说：“臣以为曾布既然上奏弹劾吕嘉问，难免对‘市易务’抱有成见，若由他一人去查只怕失之公平。臣想请陛下再派一名能臣与曾布共同查问此事。”

刚才神宗不问王安石的意思，直接提出让曾布去查“市易务”，是要抢占一个先手。现在王安石不敢阻拦皇帝，却又提出另派一人与曾布共同查案，神宗皇帝知道该送个台阶让王安石下来了，就客客气气地问：“宰相觉得派何人共同查办为好？”

王安石沉吟片刻才说：“翰林学士知制诰吕惠卿颇能任事，臣想举荐吕惠卿与曾布共同查问此事。”

一听这话，神宗皇帝嘴角露出了一丝不易察觉的冷笑。在御座上坐直身子，抬起头来直盯盯地看着王安石。

见皇帝的目光直刺过来，王安石忙低下头，脸也有些红了。

都说“有容乃大，无欲则刚”，王安石这个人无私无欲，于是刚烈得很，倔强起来连皇帝都拿他没办法。可今天的王安石为了维护《市易法》，维护吕嘉问，居然不顾嫌疑公开举荐自己的心腹参与对“市易务”的调查，这是王安石生出私心来了。虽然王安石的私心不是为自己牟利，而是一心为了变法，可私心就是私心！有今天这一句话，向来无欲无私的 “拗相公”就在皇帝面前露出了破绽。只要神宗抓住这个破绽，把一根撬杠伸进去，就能把这块打不碎砸不烂的的“安石”一寸寸打破，一点点撬动，最后把他推倒在地上。

好半天，神宗皇帝缓缓地说：“也好，就依你吧。”

神宗皇帝这句话，等于给了王安石和“三司系”所有人一个天大的面子，王安石感激不已，连忙谢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