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宫里回来，王安石立刻命人去请吕惠卿，商量对付曾布的事。自己坐在厅里刚喝了碗茶，儿子王雱走了进来，脸上挂着一丝尴尬的笑容在父亲身边垂手而立。王安石瞟了他一眼，黑着脸坐着，也不吱声。

王雱字元泽，是王安石膝下独子，这年二十八岁。这孩子从小是个神童，三岁读《五经》，七岁能作文，二十三岁考中进士做了官。别看年纪不大，王雱已经是位了不起的学者，不但精通儒学典籍，而且深通佛法，能解道家精义，随手写出两部书，一名《老子训传》，一为《佛书义解》，读者无不惊愕。王安石受神宗重托主持变法以后，时任三司条例司检详官的曾布就把王雱写的两部书捧给神宗皇帝看，神宗一见惊为奇才，立刻破格提拔王雱为太子中允崇政殿说书，二十来岁就成了皇帝身边的文学侍从之臣。

王安石膝下就这么一个独生子，又这么争气，心底对王雱爱如珍宝。可这位“拗相公”也有意思，心里越热脸上越冷，平时在儿子面前从来不苟言笑，王雱对父亲也是又敬又畏，一句多余的话都不敢说。

今天王雱有事想和父亲谈，可是满心惶恐，肚里有话说不出，只能等着父亲先问他话。王安石一向不会表达感情，在儿子面前没有话说，父子二人就这么一坐一立冷面相对了好半天，王雱实在忍不住了：“陛下招父亲进宫有何事？”

一谈政事，王安石就成了宰相，和王雱这个太子中允倒有话说了：“三司使曾布上札子责备‘市易务’垄断市场，收取重息，弹劾吕嘉问好大喜功虚报利润、‘市易务’官员敛财自肥，陛下很不高兴，把我责备一顿，已经派人去查‘市易务’了。”

王雱小心翼翼地问：“陛下是派曾布去查‘市易务’吗？”

神宗皇帝一向全力支持变法，这次却派曾布这个反对《市易法》的人查问“市易务”，此事大出王安石意料之外，想不到王雱竟能猜中，王安石顿时沉下脸来：“你怎么知道的？”

“三司”出身的曾布不支持《市易法》，王安石这个高高在上的宰相不知道，王雱每天与这些人混在一起，早知道了。神宗皇帝派曾布去查“市易务”、故意拆《市易法》的台，王雱也不惊讶，以他的聪明，甚至已经猜到了下一个变数：“陛下既命曾布去查吕嘉问的事，父亲是顺着皇帝的意，还是逆了……”说到这里偷看父亲一眼，没敢再说下去。

王安石瞟了儿子一眼：“我已在陛下面前举荐吕惠卿参与其事。”

——也就是说，在这件事上王安石逆了龙鳞。

神宗皇帝借题发挥阻挠《市易法》王雱不觉得惊讶，老父亲倔头倔脑去逆龙鳞，也在意料之中。父亲的脾气比石头还硬，从来不听人劝，可孔夫子说过：“事父母几谏，谏而不从，又敬不违，劳而无怨。”意思是说父亲做了不理智的事，做儿子的必须能劝、敢劝，劝不听还要再劝，这是做儿子的本分。今天王雱就是来尽这个本分的：“既然陛下已命曾布去查‘市易务’的事，父亲何苦又举荐吕惠卿？”

“这是什么话！曾布对《市易法》有偏见，任他去查，难免罗织罪名，把事情搅坏了。我在陛下面前举荐吕惠卿不过求一个公正，难道你以为我有私心？”

其实王安石让吕惠卿插手对“市易务”的调查是有私心的。正因为知道自己动了这个私心，才会有这一句反问，这就叫做“自欺欺人”。

王安石的一张黑脸好不吓人，王雱不敢顶撞，忙笑着说：“我不是说父亲有私心，只是觉得吕惠卿暴躁，万一查办‘市易务’的时候和曾布有分歧，闹到陛下面前恐怕不好看。”

王雱话里的意思王安石却没体会出来，冷冷地说：“有分歧就对了！若无分歧，我举荐吕惠卿干什么？《市易法》刚推出，就算有不妥当的地方也可以慢慢修改，这时候出来弹劾，是要让新法夭折的意思吗？别人反对新法就算了，曾布是变法出身，他来反对《市易法》就是给天下人落了口实！那些昏庸保守的老臣们没事还要闹事，现在有这个口实，他们还不把天翻过来？”越说越气，忍不住叹了口气，“曾布这个人不能用了。”

以王安石的脾气肯定容不得曾布，可王雱担心的正在于此。先顺着父亲的话责备曾布：“老子说：‘大成若缺，大巧若拙。’曾布连这个道理都不懂，真是糊涂！”说完这句空话，看着王安石脸色稍和，这才又说，“父亲为了变法不惜代价、一往无前，这几年制订了多项新法，到今天《市易法》推出，能不能算是大局已定了？”

王雱这话若出自别人之口，王安石必然多心，可自己儿子说出这话来，王安石却没多想，只是缓缓点头：“变法分两步，一是富国，二是强兵。到今天富国的新法推行得差不多了。下面要做的就是逐步制订‘强兵’之法。我已经初步订出《军器监法》、《将兵法》，一两年内都将陆续推出。”

熙丰变法分两步走，先求“富国”，再促“强兵”。王安石这样做原因很清楚。因为朝廷财政入不敷出，急需用钱，神宗皇帝求治心切，也要立刻看到变法的成效，所以敛财为先就成了无奈之举。至于“强兵”，因为太祖、太宗对军中将领设防再三，定下了不少约束军旅的法条，导致兵不识将，将不知兵，武将缺乏进取之心，士卒训练不够精熟。要强化军力，必须重新协调皇帝与将领、将领与军队之间的关系，可皇帝多疑，对将领不放心，在这上头变法容易犯忌讳，所以王安石把最容易被皇帝误会的《将兵法》放在后头了。

——在这上头，王安石犯了“幼稚病”。

王安石以为皇帝猜忌武将，却不知道，神宗皇帝对所有大臣都不信任——其中就包括他这个宰相。所以神宗只让王安石负责“敛财”，至于“强兵”，皇帝是准备自己去做的。

《市易法》推出以后，变法的“敛财”部分告一段落，王安石这个宰相已经没什么用了。

正所谓“当局者迷，旁观者清”，皇帝心里打什么算盘王安石猜不透，聪明的王雱却隐约感觉到了。在王雱看来，父亲心中这些深远的谋略全是镜花水月，可望不可及。赔着笑脸儿问：“父亲主持朝政四年，诸法得以推行，但要彻底施行，恐怕还得五六年吧？”

王雱这话听着有些幼稚，王安石摆摆手：“制订法条容易，贯彻到底最难！起码十年功夫，就算二十年也不奇怪。”

听父亲说出“二十年”三个字来，王雱知道劝人的机会来了，鼓起勇气在父亲耳边低声说：“把新法推行到底要二十年，父亲是不是也打算做二十年宰相？”

听了这话王安石大吃一惊，猛地抬起头来。

“二十年宰相”，这在大宋朝廷是不可能的事！

宋朝皇帝不信臣子，官员全是“水磨盘”，“骨碌碌”地轮换不停，宰相之位更是如此。当年魏公韩琦做了九年宰相，那还是因为他先后服侍了仁宗、英宗、神宗三位皇帝，其中仁宗一朝韩琦仅做了三年宰相，英宗一朝因为“撤帘”之功被皇帝格外赏识，这才又做了五年宰相。到神宗继位，只一年就罢了韩琦，从此韩琦别说再登相位，连回朝廷任职的机会都没有了。

王安石在神宗熙宁二年出山，做了一年副相、三年宰相，加起来一共四年，已经不短了。若说从熙宁五年起再做二十年太平宰相，王安石又没发疯，哪敢动这个疯念头？

想到这儿王安石隐约明白了王雱话里的意思：这是劝他急流勇退，给自己安排一条后路。

王安石是个刚毅果断一往无前的人，脾气又拗，除了亲儿子，世上没人敢拿这话劝他。肯在父亲面前说出这句话来，也是王雱的一片孝心。王安石看出儿子孝顺，心里一热，忍不住把王雱多看了两眼，嘴边露出一丝笑意：“能想到此节，可见你懂事了。但我的心与旁人不同，别人做官是谋俸禄，我做官是给圣天子卖命，自从答应陛下主持变法，我这条命就卖给陛下了，这些年受了无数挫折，可我问心无愧，也不后悔，以后的事不容我多想，只要皇上还肯用我，我就死心踏地为天下人卖命。”

王安石是个至诚君子，他说的也都是心里话。可惜王安石又犯了错：他以为“圣天子”和“百姓”是一回事，为皇帝卖命就是为百姓卖命，哪知道“皇帝”和“百姓”其实是两码事，王安石只有一条命，不可能同时卖给两家儿。

——其实后人看得明白，王安石这条命只卖给“皇帝”一个人了，“天下百姓”从他这儿并没得到多少好处。

父亲把一条命卖给何人？王雱并没多想。见父亲没完全听懂自己的话，只得又说：“父亲既然把命卖给了皇帝，就该明白圣上的心思。既然圣上命曾布去查‘市易务’，父亲奉旨就是了，何苦再推荐吕惠卿？反正父亲也不打算做二十年宰相。”

王雱这话说得有些露骨，王安石这才听明白了：“你是说陛下命曾布去查‘市易务’是要……”

今天的王雱胆子格外大，话也说得格外直：“这四年来陛下对变法一事从来全力支持，为此不惜逐走几十位大臣，今天却因为一个札子就要查问‘市易务’，我觉得陛下似乎已有了‘停止订立新法’的打算，下面就是把前几年制订的新法稳步推行下去。既然如此，咱们干脆依着陛下，就让曾布去查‘市易务’，要是查出吕嘉问等人有过失，任凭陛下处置。倘若陛下停了《市易法》，父亲就可趁机请求外放，把政事交给韩绛、曾布二人。父亲这几年也辛苦了，该歇歇了。”

王雱这些话是一剂良药，若王安石肯照方子服药，下场必然不同。

可惜王安石是个“拗相公”，这剂苦口良药他吞不下去，心里已经恼火起来。总算念在儿子一片孝心，没发脾气，皱着眉头把手一摆，王雱赶紧缩着头走开了。

王安石一辈子都在这个“拗”字上头。若不是这么拗，变法四年的种种艰难困苦他根本撑不下来。可也因为他是这么拗，该转身时不肯转身，弄到最后，下场惨淡。

赶走了王雱，王安石在府里专候吕惠卿。片刻功夫，翰林学士吕惠卿已经到了。

吕惠卿字吉甫，宋仁宗嘉祐二年进士，和苏轼、张璪是同年，但他和苏轼没交情，跟张璪倒是熟得很。

吕惠卿颇有才学，办事干练，思维敏捷，文笔出众，是“三司系”拔尖儿的人物。凡新法推出都有吕惠卿从中出主意，就连递给皇帝的札子也多由吕惠卿执笔，写完交给王安石看过后定稿上奏。吕惠卿又有辩才，早年新法推出的时候很多人反对，吕惠卿协助王安石力排众议，朝堂上辩论起来真有诸葛亮舌战群儒的风采。于是在“三司系”稳居第三把交椅，名望仅在王安石、韩绛之后。

自从得到王安石青睐，吕惠卿春风得意步步高升，如今已是翰林学士知制诰，和苏轼这帮运气不好的“同年”有天壤之别。吕惠卿知道自己的身家皆为王安石所赐，对这位宰相跟得极紧，处处替王安石打先锋，时人戏称王安石为“孔子”，称吕惠卿是“颜回”，以示两人之间的关系。

此时吕惠卿已经知道三司使曾布弹劾“市易务”、要拆王安石的台，义愤填膺，见了王安石张口就说：“自从新法推出以来，我等同舟共济，一心要把变法推行到底，哪知竟出了曾子宣这样的人！大人举荐他做三司使，此人倒来挑《市易法》的毛病，我看背后恐怕还有主使！大人绝不能容他，务必揪出幕后主谋才罢！”

吕惠卿对曾布如此愤恨，一半是因为曾布反对《市易法》，令出身于“三司系”的吕惠卿起了同仇敌忾之心，另一半则因为曾布在“三司系”中的地位本来不及吕惠卿，只因此人有理财的本事，就被王安石举荐为三司使，职位上压过了吕惠卿这个翰林学士。虽然王安石重用曾布是量才使用，吕惠卿却不能不嫉妒。

吕惠卿这两件心思王安石只能猜到一件：“曾布弹劾‘市易务’或许是有他的想法，若说此人大奸大恶，我倒不信……”

不等王安石把话说完，吕惠卿已经叫了起来：“大人忘了曾布还有个兄长吗？”

吕惠卿这一问很有意思，原来曾布是原任集贤校理曾巩的弟弟。

曾巩是欧阳修的及门弟子，与吕惠卿、苏轼、苏辙同为嘉祐二年进士，且与二苏一起被认为是同科中最有才华的三位。熙宁二年曾巩因为反对新法被王安石贬到越州做通判去了。但曾巩、曾布两兄弟政见截然不同，曾布一心追随王安石变法，是“三司”的重要骨干。

王安石人格高尚，公正无私，从不徇私情搞株连，当年为了变法与老朋友韩维闹翻，韩维的哥哥韩绛照样在三司条例司主事，既未被牵扯，也不因此怨恨王安石。同样，曾巩被贬后曾布照样兢兢业业推行新法，对王安石毫无怨言。现在吕惠卿提起此事，王安石两手一摊：“我做事一向论公不论私，曾布也是正人君子，吉甫别把事情想歪了。”

吕惠卿忙说：“不是我把曾子宣想歪了。大人想想，曾布是新法的制订者之一，就算天下人都跳出来反对新法，他曾子宣也不能反对！可第一个上札子反对《市易法》的偏就是他，这是巧合吗？我看曾布背后必有人主使，这个主使者也不一定就是曾巩，或者还有别人……”

吕惠卿言之凿凿，王安石也有点疑惑：“你说是谁？”

吕惠卿凑到王安石耳边压低了声音：“大人还记得当年上奏请求停止《青苗法》的陈襄吗？另有一个知审官院孙觉，大人也还记得吧？”

熙宁二年王安石刚刚推出《青苗法》，时任御史知杂事陈襄极为不满，一连上了五道札子请求停止推行《青苗法》，因此被贬为陈州知府。至于孙觉，为了反对《青苗法》竟当着神宗皇帝的面说韩琦要“清君侧”！随即被贬。这些人王安石当然记得：“难道陈襄、孙觉是幕后主使？”

吕惠卿摇摇头：“看来大人真不知道，陈襄眼下任杭州知府，孙觉任湖州知府，相隔不过一百里，两人过从甚密，书信不绝。加上杭州府又有个判官苏轼，数月之内几次来往杭州、湖州，串通不止，似有密谋。”抬头看了一眼，见王安石脸上有了些惊疑之色，这才又说，“这些反对新法的‘老家伙’虽然被皇上贬了，可他们的心没死，表面看着水波不兴，其实私下底早就勾搭一气了。大人光明磊落，不防这些小人，将来只怕要遭算计！”

陈襄、孙觉、苏轼，这三个人出身不同，资历不同，对朝政的看法也不同。至于说三人凑在一处，也是苏轼先被皇帝放到杭州做通判，陈襄后来才到，孙觉到湖州又是另一回事。哪知吕惠卿三言两语竟然凭空造出一个“三人帮”来！对吕惠卿这种职业政客来说，对政敌的警惕、对党争的敏感以及由此引起的近乎神经质的过激反应，大概是他们天生的本事。

可王安石并不是“政客”——他这种人应该叫“实干家”，所以在这种事上王介甫的反应特别迟钝，皱着眉头想了半天，到底说了句：“不会吧，孙觉、陈襄都是君子……”

吕惠卿只是把一个风儿吹到王安石耳朵里，就算王安石不信，听了这些话心里总有这个印象，吕惠卿的目的也就达到了。当即换个话题：“去年圣上派沈括为两浙路察访使到两浙安抚百姓，现在沈括已经回来，有些消息要报知大人。”

王安石满脑子都是曾布弹劾“市易务”的事，对沈括到两浙察访治水并未留意，只问：“当地民情已经安抚了？”

吕惠卿正和王安石说杭州、湖州出了“三人帮”的事，提起沈括也与这事有关。哪知王安石心不在焉，只问当地民情，吕惠卿只得把“要紧”的话放下，答了一句：“当地已经没事了。”

王安石又嘱咐：“农田水利是大事，要多留心。”话题一转，“《市易法》刚推出，正是敏感的时候，你与曾布共同查问‘市易务’的事，要尽心。”

吕惠卿站起身来高声道：“大人放心，有下官在，这次一定扳倒曾子宣！”

王安石忙说：“我倒不是这个意思……”话说了一半，却说不下去了。

吕惠卿参与调查“市易务”是王安石在皇帝面前争取回来的。派吕惠卿出马不就是为了扳倒曾布吗？现在吕惠卿直话直说，王安石却说他“不是这个意思”，那王介甫在这件事上究竟是什么“意思”？

王安石襟怀磊落，没有结党的意思，可持朝政这几年，他手下这帮人早就结了党，而王安石推行变法靠的就是这几个亲信，说王安石是这个“三司党”的党魁，他也无法否认。

——说不清了，混到今天，王安石早就什么都说不清了。

朝廷本是一坑粪水，王安石已经在这个坑子里泡了好几年，不但泡着，而且翻江倒海搅水兴波……到如今想说自己身上没有臭气？难。

吕惠卿走后王安石觉得肚子饿了，叫人摆上晚饭和王雱面对面吃了起来。

王雱已经知道父亲和吕惠卿的一番布置，暗暗觉得如此刻意打击曾布实有“自断退路”之嫌。王雱是个机灵人，知道父亲的地位早已今非昔比，说得厉害些，已是摇摇欲坠！真想赶紧劝他几句。食不知味，不时偷看父亲的脸色，可每次抬头都只看到一张阴沉沉的黑脸，知道父亲因为那几句“急流勇退”的话不高兴，到底不敢再劝他。草草吃过晚饭，桌上的碗盘还没撤去，下人来报：两浙路察访使沈括到访。

沈括之来是和吕惠卿商量好的。

与王安石不同，吕惠卿办事讲个剪草除根，像曾布这样吃“三司”的饭、砸“三司”的锅吕惠卿容他不得！正在琢磨如何收拾曾布，碰巧沈括从杭州带来一件东西。吕惠卿一见大喜，立刻决定兴一场大狱，先收拾曾布，顺便把那帮不识时务的“老家伙”狠狠整治一顿！

沈括是个一心往上爬的人，好容易逮住个飞黄腾达的门路，乐得坐不住，也顾不得天晚，急着跑到王安石门上“献宝”来了。

沈括是个大才，王安石对他很器重。叫人撤了残席献上香茶，和沈括对面而坐聊起水利来。沈括的心思却不在这上头，勉强应付几句就换了话题：“下官这次到太湖察访水利，在杭州碰上个熟人，大人猜猜是谁？”不等王安石去猜，自己说了出来，“此人就是原任直史馆判官告院苏轼。眼下苏轼担任杭州通判，我因为公务和他盘桓几日，见此人平时言语狂悖，时时批评变法、怨谤皇帝，下官收了几件东西来，请大人看看。”从怀里掏出一张纸递过来。

王安石展开来看，原来是一首诗，字迹沉雄恣肆、苍厚饱满，单凭这手好字就知道这必是苏子瞻的亲笔：

“今年粳稻熟苦迟，庶见霜风来几时。霜风来时雨如泻，杷头出菌镰生衣。

眼枯泪尽雨不尽，忍见黄穗卧青泥。茅苫一月陇上宿，天晴获稻随车归。

汗流肩赪载入市，价贱乞与如糠粞。卖牛纳税拆屋炊，虑浅不及明年饥。

官今要钱不要米，西北万里招羌儿。龚黄满朝人更苦，不如却做河伯妇。”

这正是苏轼在湖州当着沈括的面亲笔写下的诗作，其中牢骚味道果然很浓。王安石看后心里不痛快，随手把诗稿丢在案上：“苏子瞻总是不成器，只知道发牢骚，十几年没见他有什么长进！”

沈括忙说：“大人说得是，苏轼这个人不但牢骚满腹，心思更是诡秘，在京城就每每联络同僚故意和大人作对，司马光、范镇都被他利用，圣上也厌恶他，把苏轼贬到杭州，此人还不消停，又写诗词诽谤朝廷，讥讽圣德，我收集了几首，请大人看看。”说着取出一个册子递了过来。

王安石接过看了看，里面都是苏轼的旧诗，句子后头还有蝇头小字注解，标明这首诗是何时何地所写，送与何人，诗中哪一句批评了朝政，哪一句讥讽了皇上……

像这么一件东西，在明、清时代多如牛毛，可这种事在大宋朝是少见的。

王安石把几十张诗笺逐一拿起来细看，好半天才放下。抬头问沈括：“你收集这些东西给我看，究竟是何意？”

见王安石对这些诗作如此看重，沈括心中暗喜，忙说：“大人主持变法至今，海内一片欢腾，偏有几个小人从中作梗，其中苏轼是个头目！下官也听说最近有人找种种借口企图破坏《市易法》，不知其中有没有苏轼参与。但苏轼这些诗词讥讽圣上、攻击朝政，罪证确凿，大人何不就此弹劾苏轼，先治他一个重罪，让天下人知道朝廷变法的决心，也能堵住那些小人的嘴。”见王安石阴沉着脸不吭声，以为宰相把自己的主意听进去了，忙又说道，“眼下邓绾、李定、张璪等人掌着谏院和御史台，不需大人出面，只要递一个眼色，自然有人出来弹劾苏轼。”

沈括的主意很清楚，借着“三司系”在朝中的势力兴起大狱，先咬住杭州通判苏轼，顺便把陈襄、孙觉以及和苏轼交往密切的官员逐个查一遍，斗一遍！顺便把天下人都吓唬一顿，巩固王安石和“三司系”的威望；也给调查“市易务”的曾布一个警告，让这“吃里扒外”的家伙识时务，别在宰相面前找死。一举三得，十分厉害。

好半天，王安石沉声问道：“存中是让我兴一个‘文字狱’？”

王安石这话问得太直，语气也不善，沈括暗吃一惊，一时不敢回答。

王安石站起身在屋里走了几步，停在沈括面前：“ ‘文字狱’始于暴秦的焚书坑儒，后有武则天‘铜匦奏事’，任用酷吏杀尽百官！存中是让我学那‘焚书坑儒’的本事，还是让我做个手烹同僚的周兴、来俊臣？”

听王安石这么说，沈括才知道自己捅了马蜂窝，吓得脸色灰黄，忙说：“大人不要误会……”

沈括话未说完，王安石已经厉声喝道：“我误会什么！是你沈存中误会了我王介甫！变法，不是我一个人的事，也不是朝廷一家的事，这是天下人的事！变得好，皆大欢喜，若有不认同的，大可以指着鼻子骂我！难道我是个宰相就骂不得？胡扯！天下人都可以骂我，我急了也可以反骂他们，这有什么！但是让我兴‘文字狱’去害一个苏子瞻，你打得什么算盘？你把我王介甫当成禽兽了吗？当年因为变法与我反目、指着鼻子骂我的人多得很！我都一一去害？那真是连畜生也不如！”强压住胸中的火气，冷冷地说：“你带来的东西污了我的桌案，你的两只脚踩脏了我的院子！滚出去！从此不准再登我的门！”随即吆喝一声，“来人！把这张桌子抬出去烧了，打净水来洗地！”看也不看沈括一眼，背着手进内室去了。

一顿臭骂赶走了沈括，王安石怒气不息，黑着脸坐在那儿嘴里嘟嘟囔囔还在骂人，却听下人来报：崇文殿校书郎唐埛求见。

听说唐埛来了，王安石的一张脸更黑了。

唐埛是当朝一位著名的才子，诗词文章、书法、绘画样样出色，年纪轻轻已经闻名京城。可惜唐埛这位才子也真有个才子脾气，心高志大，性情激烈，不会跟人打交道，官做得不顺。后来王安石主持变法被人诟病，唐埛听说此事立刻上了一道札子，请求皇帝诛杀韩琦、富弼这些反对新法的老臣，以表明变法的决心。

大宋自立国以来就定下“不杀士”的规矩，何况韩琦、富弼都是三朝老臣，对社稷立有奇功，皇帝怎能杀害这些人？所以神宗皇帝对唐埛的札子置之不理。但王安石刚刚组建三司条例司，正需要人才，见唐埛这么有胆量觉得可用，就在皇帝面前说了句话，把唐埛任命为崇文殿校书郎，打算将来有机会再重用他。

自从王安石主持朝政以来，被他提拔起来的年轻人实在不少，其中一多半都磨练出来了，偏偏这个唐埛，王安石因为“有胆量”而提拔了他，过后才发现此人狂傲无比、好高骛远、大话欺人，说话办事全不靠谱，别说让他担任要职，就连平常和他闲谈几句都惹人厌！王安石手下能人极多，就不搭理这个小小的校书郎了。

才子中专有一类人，只在某一方面表现出惊人的天赋，其他一无是处，甚至性格、人品方面存在极大的缺陷，和社会格格不入。像这样的人，如果他全身心投入自己擅长的事业，我们完全可以只看他的成就，忽略他人格方面的缺陷。可惜，唐埛的天才并不在“做官”上头，而他偏偏一心想做大官……

这就糟糕了。

唐埛写诗画画儿是一绝，政事上狗屁不通！王安石早就对他彻底失望，唐埛却毫无自知之明，自认才高八斗，对身边的同僚很看不起，见吕惠卿、曾布、章惇、李定这些人已经爬到三司使、翰林学士、知谏院这样的高位，偏偏他这个“天下第一大才子”三年下来还是个校书郎，觉得很不公平，屡次来找王安石，毫不客气地伸手要官。王安石对唐埛本来就没好感，看了他这个张狂样儿更是嫌恶，态度越来越冷，话也越说越硬。

唐埛这个人完全以自我为中心，永远不知道反省，反而认定王安石嫉妒他的才华，故意压制他这个人才，对王安石也渐渐忍无可忍。

今天唐埛来见王安石，就是要让宰相说个痛快话儿，肯不肯给他安排一个合适的职位：“下官立志为国变法，也得到陛下的嘉奖。大人有心磨砺下官，让我做了校书郎，到现在已经四年，因为性情耿直不肯巴结上司，始终未得升迁。眼看变法被旧臣极力阻挠，下官心急如焚，想追随大人为国家多尽一些力。”

唐埛说得都是些狂妄的废话。王安石早就看透了这个人，好歹看在他的才气，强打精神安抚他说：“陛下已经赏你进士出身，又让你做校书郎，至于后头的升迁，是吏部的事，我不便插手。”

唐埛忙说：“大人如今得陛下器重，一言九鼎，天下谁不知道？早年与我同辈的李定、蔡确如今都做了御史里行，与他们比下官自忖能力也不差，大人何以厚此薄彼？”

王安石做宰相这些年，上门来求官的人实在多如牛毛，可像唐埛这么妄自尊大毫不客气倒没见过！王安石是个正派人，听不得这种话，刚才又生了一顿气，才压下去的火气一下子被唐埛挑了起来，冷冷地说：“你的意思是想做个御史？”

王安石明明是讽刺，唐埛却听不出来，大喜过望，忙说：“若能如愿，下官必尽力为大人办事！”

若唐埛一直说那些硬话，王安石对他还有一丝好感，哪知此人听说“将被提拔”立刻像狗一样伸着舌头舔宰相的脚，这副嘴脸实在丑恶！王安石忍不住嘴里“嘁”了一声：“战国年间有个蔡泽，跑到秦国丞相范睢家里去讨官，这故事你知道吧？”

蔡泽、范睢的故事唐埛当然知道，却不明白王安石为什么有此一问，忙说：“下官知道此事。”

王安石冷笑道：“当年范睢不能取悦秦昭王，蔡泽就跑去劝说范睢弃位出逃，于是范睢把相位交给蔡泽，自己逃走了。我看你的口才与蔡泽不相上下，做御史屈才了，不如明天我举荐你做宰相，然后逃走，腾出府第给你住，如何？”

到这时唐埛才听出王安石在斥责他。这个眼高于顶的才子哪受得了这样的气，忽地站起身来：“都说宰相有知人之明，哪知竟是嫉贤妒能之辈！下官看错人了。”

这时候王安石已经懒得搭理唐埛，淡淡地说：“你看错了我，我也看错了你，如今两下都看明白了，也是好事。”

唐埛恶狠狠地说：“既然如此，唐某自有去处，只是大人不要后悔！”见王安石连眼皮都不抬，显然是不屑于理他，只得气呼呼地走出去了。

看着唐埛的背影，王安石好像吞了个屎壳郎，一阵阵犯恶心，忍不住嘀咕一句：“什么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