宴席上跟王安石大吵了一架，苏学士回到家仍然怒气不息。黑着一张脸坐在桌边，嘴里絮絮叨叨好像还在与人辩论似的。

自到苏学士身边，二十七娘还没见过丈夫发这样的邪火，忙过来问他：“今天是怎么了？”

苏轼气哼哼地说：“天下人都盼着王介甫主持变法，哪知真把此人盼来，竟是个急功近利的货色，以前是人人支持变法，搞到现在人人反对变法！可皇帝不听百官之言，专宠一个王安石，御史中丞弹劾就罢御史中丞，宰相说一句话又罢了宰相，这样硬搞下去，将来怎么收拾？”

二十七娘对朝廷的事一无所知，干脆连谁是“王介甫”都不知道，好在她信任苏学士，一切都以丈夫之言为准，听丈夫责备“王介甫”就顺着话头儿说：“朝廷里总有这样的奸臣，可皇帝是好人，将来一定会看透这些奸臣。”

苏轼虽然生王安石的气，是非二字还分辨得清，忙说：“王安石倒不是奸臣……”

王安石是不是奸臣，二十七娘根本不感兴趣，倒了一杯浓茶捧到丈夫面前：“你刚喝了酒，喝杯茶解解酒吧。”

苏轼在酒席上没吃什么东西，倒受了一肚子气。好在天性豁达，事过便算，就着夫人的手喝了口茶，气儿顺了过来，忽然觉得饿了，就问：“有什么吃的？”

苏学士刚赴宴回来，却说饿了，这倒是个怪事，可二十七娘的心思只围着丈夫转，旁的事从不多想，也就不觉得这事奇怪：“刚买的一条活鱼养在盆里，这就炖给你吃。”把袖口一挽下厨去了。

苏学士是个小孩子，脾气来得快，消得更快，跟夫人说了几句话，一肚子火气全忘光了，正琢磨那条鱼是炖还是蒸，只见外头走进一个人来，笑着打个招呼，却是苏轼在史馆的同事集贤校理文同。

文同字与可，是苏学士的蜀中同乡，京师闻名的画家，两人多年交情，平日称兄道弟。见文同来了苏轼忙起身笑道：“你来得巧，有鲜鱼吃，我去烫一壶酒，咱们喝两杯。”

文同是听说苏轼和王安石起了争执，特意来劝他的，见苏轼笑容可掬，一点没有生气的意思，这才放了心。笑问：“鱼在何处？”

想不到文同是个急脾气，听个“鱼”字就忍不住，苏轼笑着说：“眼下鱼还养在盆里，一会儿就在你我肚里了。”

听说鱼尚未熟，文同忙道：“鱼不忙吃！京城里有个净因院你知道吗？”

净因院是京师一大禅林，虽然没有大相国寺和兴国寺那么大的规模，却以素斋闻名，达官显贵常到庙里布施，借机品尝斋菜。苏轼肚子正饿，一听“净因院”立刻想到了“吃”字，忙说：“老兄要请我吃斋饭？”

文同点点头：“净因院住持道臻禅师是我的朋友，最近他重修方丈室，想请我在墙上画一幅竹子。你也知道，道臻这老家伙最吝啬，平时一毛不拔，这次他来求我，咱们还跟他客气？我从昨天就没吃过东西，你也争气些，一人带两个肚子去，好好吃他一顿。”

文同这话说得有趣，苏轼顿时来了精神，急忙跑到后头告诉夫人：鱼不做了，自己和朋友到庙里吃斋。说完就和文同一起直奔净因院。

苏轼和文同到净因院的时候，道臻大和尚已在方丈室里恭候多时了。文同与道臻和尚是老朋友，不需客套，加之一天没吃饭，肚子饿得“咕咕”直叫，也没功夫客气，在八仙桌上摆起几支秃笔，研开一池浓墨，把两面雪白的墙壁打量几眼，刷刷点点作起画来。

文同最拿手的是墨竹，一顿一提就是一节竹竿，“心”字一勾就是一段竹节，钉头鼠尾拔出竹枝，落笔如风纷纷成叶，片刻功夫画满了一幅墙壁，见苏轼站在一旁，就说：“你也画几笔吧。”

苏轼忙摆手：“我不会画。”

其实苏学士笔下也有山川丘壑，只是做画的本领比不得文同，所以不愿献丑。文同也不强求，自顾把两面墙壁都画上了，故意留下一角：“你在这里补块石头也好。”苏轼就接过笔在墙角画了块九窍玲珑的奇石，又在空白处题了几句：“鸟囚不忘飞，马系常念驰。静中不自胜，不若听所之。”

两位才子妙笔生花，半天功夫，素净的方丈室已成雅致高洁之地。道臻和尚连声道谢，亲手捧上茶来，陪两人在方丈室内闲话。

不大会儿，庙里的素斋一道接一道端了上来。先是一盘素鸽蛋，一只惟妙惟肖的素烧鸡，一盘豆腐丸子，又有蜜汁豆干，如意豆皮，荷花出水，滋味绝妙，色香俱全，再加一盘清炒黄豆芽、一盘生拌的野菜开胃，苏轼和文同吃得头都抬不起来，连称赞的话都没功夫说，片刻功夫，八仙桌上风卷残云一扫而空。

用罢美食，苏学士和文才子都吃出一头汗来，刚坐直身子喘一口气，又有个小沙弥端上三只拳头大的青磁斗笠碗，碗里盛着清汤细面，还没动筷，已经闻到一股浓郁的香味儿，低头看去，清澈的汤水里漂着几粒油珠儿，面条细如龙须，根根不断，入口嚼劲十足，爽滑无比，且有一股说不出的异香盈喉满腮，用心细品，隐约像是菇茸之香，却猜不出究竟何物，更不知和尚们用了什么办法，竟把这沁人的香气凝炼在一碗清汤里。片刻功夫面都吃光了，汤也喝得点滴不剩，肚子饱了，心里却意犹未尽。

文同的感受和苏学士一样，在熟人面前也不客气，对道臻笑道：“你这和尚真会算计，拿倒茶的杯子盛面给我们吃，这一下吃了个半饱，想吃又没有，想走又舍不得，你说怎么办？”

道臻笑着说：“贫僧这桌素斋是按施主的画算账的，一棵竹子一道菜，一块石头送你一碗‘肉’，一片竹叶儿就当一根面条，施主现在想多吃，刚才就该多画几笔才是。”

老和尚这玩笑开得好，文同忙指着桌上的空碗说：“我在你墙上画了百十片叶子，碗里的面条哪有百十根？”

老和尚不慌不忙，应声答道：“三碗面加起来就有百十根了……”

文同立刻瞪起眼来：“你在自家庙里吃饭也让我请？”

“贫僧与施主结交多年，讨你一碗面吃不为过吧？”道臻站起身来双手合什，郑重其事地对文同说：“多谢施主赐饭，南无阿弥陀佛。”

大和尚是弘扬佛法的师父，心中有虔诚信仰，平日又常与众多善男信女说法，这样的人大多开朗豁达，爱说爱笑。现在道臻和尚开了个好玩笑，逗得苏轼和文同大笑一场，随即说要做晚课，告辞而去，只留两位学士坐在方丈室里喝茶。

道臻和尚走了，文同这才收起笑容，问苏轼：“听说子瞻和王介甫吵了一架？”

一提这事苏轼又来了火气：“与可也知道，‘青苗法’推广下去之后弄得民不聊生怨声载道，乡下人都被这笔青苗贷款逼死了！更加上那帮没良心的地方官，逼死穷人又逼富人，听说有些地方把农村搜刮干净了，居然向城里百姓放起‘青苗贷’来，这些人又不种庄稼，他们贷‘青苗钱’干什么用？明摆着是为了收利息！眼看一条新法把半个国家都毁了，王安石还在那里口口声声说‘青苗法百姓喜欢’，还什么‘皆大欢喜’！乡下人平白背上二分息的高利贷，他们‘欢喜’什么？若要百姓欢喜也不难，你只放‘青苗钱’，不收利息，真心让利于民，百姓才能欢喜。与可说是不是这个理儿？”

只放贷款不收利息？苏学士说得又是孩子话……

文同是来劝苏学士的，当然不跟他争执，只说：“子瞻说得对。变法当以惠民为本，如果舍不得利息，‘青苗法’就当缓行……”说了几句安慰人的话又把话锋一转，“我听说王安石推广‘青苗法’之前有诸多安排，比如规定百姓用钱则贷，不用钱则不贷，禁止地方官员向百姓强派‘青苗钱’讹取利息。至于‘青苗法’出了问题，主要是下面那些地方官的事……”

文同的话还没说完，苏轼已经打断他的话头：“下面官员会出问题，王安石早先就没想过吗？若连这个都没想过，他这个参知政事是干什么吃的！”

蜀人有血性，脾气急，直肠直肚，苏轼的为人尤其如此。文同也知道这样的人不好劝，就把劝人的话收了起来，笑着说：“不提这些了。跟你说个事儿：我平日喜欢作画，却不知道自己何时出了名，听说眼下我的一张墨竹在市上能卖到十贯！子瞻知道吗？”

文同的书画成名已久，一张墨竹精品所售不止十贯，苏子瞻当然知道，却不知文同为何说起这话，也笑道：“这么说以后我想求与可的画作也要拿钱来买了？”

文同笑着摆手儿：“你想要画，只管拿诗来换，一首诗换一张竹子，我也不吃亏。”打了个趣儿又说，“早先我真不知道自己的画值钱，可我这个人脾气执拗，是我的朋友来讨字画，我立刻就给他画，要是那些唯利是图的俗人，就是把银两摆在案上，我也不肯给他一纸半墨。一年前曾有个盐商捧着几贯钱到我那里去买画，我当然不给，此人倒有耐心，过些日子又来拜访，这次不敢给钱，也不提要画的事，只送给我一些上好的白绢，我看人家真诚就收了，此人就常来常往，每次来都带些绢呀纸呀给我试用，全是上好货色。我这个人没什么心机，就拿人家当了好朋友，前后送给他的大小尺牍有几十幅，心里还觉得欠他的情儿，打算认认真真画一幅大画送他，别人却告诉我：‘他送你东西就是要骗你的画，不可上当！’我还不信。人家就说：‘你也不要得罪他，也不要给他画，时间长了看他怎样。’我就依计而行，整整一年不给他画画。后来这人忍不住了，就问我：‘先生最近一年怎么不作画了？’我这才看透他的心思。可毕竟交往久了，不好驳他的面子，就说：‘我早先官小家贫，日子过得穷苦，心里不痛快就画几张竹子，画完就痛快了。所以画画于我其实是治病的药。这一年我升了官，日子也好过了，人一痛快‘心病’全好了，没‘病’当然不吃‘药’，所以我就不画画儿了。’”

文同说的是件真事儿，苏轼听了止不住笑。半天才明白：“与可是劝我给人家留面子，不可闹翻？”

文同点点头：“人家向我讨画，是因为喜欢地才来讨，虽然用些手段，未必就是坏心。画是我的，想给就没给，不想给就不给，都不算大事。最怕的是一味用自己的好恶评判别人，一言不合就横眉立目斥责人家，把事情闹僵了反而无趣。”

文同这个故事讲得明白，所谓“道不同不相为谋”，王安石毕竟是位正人君子，甘冒风险为国变法，也不容易，推行的法条虽然不尽如人意，初衷也都是好的。苏轼与王安石相争是因为公事，私下里没必要闹到水火不容的地步。

文同的话苏轼肯听，但这个直肠子的苏子瞻也绝非一劝即服。半天又说：“一张画是小事，变法是国家大事，在这上头怎能不争？”

文同叹了口气：“变法的事最难，一旦发动，千头万绪，其中有人得利，有人受害，都是难免。可国家走到今天，已经不能不变法，也不得不变法，朝廷里有本事主持变法大局的除了王安石还有谁？从仁宗朝到今天，臣子百姓盼变法也盼了二十年，现在变法刚开个头儿，遇上些麻烦，大家就一窝蜂反对起来，难道要让这轮变法像仁宗年间的‘庆历新政’一样闹个无疾而终吗？”

文同说得是朝廷上关于时局的另一种看法。

大宋王朝需要变法，这是天下人的共识；王安石是主持变法的最佳人选，这是朝廷大臣的共识。虽然变法至今出了些问题，可天下人对变法仍然有期望，朝臣对王安石的人品也还是信任的。结果大臣们悄悄分成两派，一派比较急，不停地和王安石争执，另一派比较缓，认为变法刚开始，对错不忙评论，看看再说。

苏子瞻天生的急性子，属于“急争”一派，文同恬静些，是“怀柔”的路数。现在文同用自己的见解来劝苏学士，苏轼沉吟良久才说：“与可是让我忍？”

“不是忍，是不要急，变法路长，看看再说吧。”

文同这些话说得对。

听了文同的劝告，苏学士果然收敛了不少，每遇大事就告诫自己：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多一言不如少一言，面对王安石恭敬客气，心里也当他是一位长官，见了吕惠卿、曾布等人也是多笑少说，尽量不得罪人。

苏学士太幼稚了，他自己可以不记仇，可那些掌握大权的人岂容旁人羞辱？对权臣而言，为了巩固权威必须杀鸡儆猴。于是熙宁三年初，一道诏命下来，把刘攽贬为泰州通判。

刘攽这个人像猴儿一样滑稽，也像猴儿一样精明，与王安石争吵之后早料到有这一贬，连行李都收拾好了，接了诏，第二天就动身离京。本以为走得安静，朋友们不会来送他，也省得牵连人家遭权臣嫉恨，哪知苏轼等几个好朋友还是打听到了消息，一大早就提了酒菜等在城门外为刘攽送行。

遭了贬谪，刘攽心里未必不伤感，可在朋友面前却不露出来，照样三句话不离玩笑，一眼瞧见送行人中有知审官院孙觉和史馆检讨孙洙两位，孙洙身材瘦小，孙觉高大肥胖，都蓄着一部漂亮的长须，就笑嘻嘻地上前给孙洙行礼：“巨源老兄多日不见，想不到你蓄了这么一副好须髯！”回头又把孙觉的胡须看了两眼，笑道，“我看你这胡须虽好，到底没有莘老的浓密。”

孙洙字巨源，孙觉号莘老，都是刘攽的好朋友。而且这两人都老实，也不知道提防刘攽，孙洙还在那里应声说：“我这胡须蓄得晚，比不得莘老。”

刘攽听得连连点头：“是啊，是啊。两位的胡须都好，细分却有高下，不如称巨源老兄为‘小胡孙’，莘老为‘大胡孙’，以便区分，大家以为如何？”

“猢狲”就是猕猴！

听刘攽说这刻薄笑话，引得大家哄然一笑。孙觉气得举着扇子在刘攽的脑袋上狠狠敲了两下，引王安石的话骂他：“真是个分文不值的东西！” 众人听了更是大笑不止。

刘攽这一顿胡闹总算把伤感气氛冲淡了些。见众人都打起了精神，只有苏轼没精打采，又笑着说：“子瞻不必如此，高适有《别董大》一诗：‘莫愁前路无知已，天下谁人不识君。’想那董大不过是个乐师，刘某在京入馆阁，出京做判官，堂堂八九尺，昂昂五六品，好歹比个弹琴的乐师强吧？这次出判泰州，倒要让泰州人识得我刘贡父！”说着双手插腰，昂起头鼓起腮，故意扮出一副滑稽透顶的“英雄相儿”来。

看着刘攽这没心没肺的样子苏轼忍不住笑出声来。随即叹了口气：“贡父与王介甫本是莫逆之交，只因一场争执竟闹到这般地步，可知朝局和从前不同，正人君子没有说话的地方了……”

王安石其实是个君子，刘攽心里也还认王介甫这个朋友，只因政见不同，竟闹得君子相争，朋友反目，刘攽心里也难免苦涩，强打精神笑道：“说话的地方总是有的。当年张仪落魄之时到楚国游说，费尽心机见到了楚国令尹，马屁拍了一天，一无所得，只能夹着尾巴回去。哪知张仪刚走，令尹就发现屋里的一块玉璧不见了，疑心是张仪偷的，把他抓来毒打一顿，头破血流浑身是伤，抬回家只剩半条命了，张仪的老婆就在边上哭。张仪问他老婆：‘你看我的舌头还在嘴里不？’他老婆说：‘舌头还在。’张仪松了口气：‘胳膊腿打断都不怕，俺有这条舌头就够咧……’”

刘贡父这个人呐！真有股死猪不怕开水烫的劲头儿。面对这么一位硬骨头的朋友，苏轼想伤感也伤感不起来了。忽然心中一动，取过纸笔写成短歌一首：

“君不见，阮嗣宗臧否不挂口，莫夸舌在齿牙牢，是中惟可饮醇酒。

读书不用多，作诗不用工，海边无事日日醉，梦魂不到蓬莱宫。

秋风昨夜入庭树，莼丝未老君先去。

君先去，几时回？刘郎应白发，桃花开不开。”

这短歌中提到的“阮嗣宗”乃晋代名人阮籍，“臧否”是“说长道短”的意思。相传阮籍从不说人是非，所以不得罪人。“舌在齿牙牢”是针对刘攽所讲“张仪护齿”的笑话儿说的。

苏学士送给刘攽这首短歌是一首难得的佳作，虽然诗中都是颓废的牢骚话儿，气势上却豁达开朗，真如天马行空毫不拘泥，古往今来的颓废诗中，这样的作品极难得。诗中“秋风昨夜入庭树，莼丝未老君先去”一句是从天上摘下来的妙句，凡人头脑实在想不出。诗最后的“刘郎应白发，桃花开不开”用唐代诗人刘禹锡之典，又以“刘郎”指代刘攽，真情流露，与“秋风入庭树”并为传世佳句，后人读之，仍能感觉得出苏轼与刘攽之间那一份似水犹长、如酒犹浓的交情。

苏子瞻是个真君子，只有真君子才能写出这样的好诗。这首诗一经写出顿时被人传抄开去，数日间，汴梁城里尽人皆知，那些对变法失望、对皇帝失望、对王安石失望的文臣大夫读罢无不唏嘘，于是“海边无事日日醉”竟成了汴梁人嘴里的一句俗话儿，失意的人们都把这安详境界当成人生的终极追求，聊以**。

刘攽被贬了，苏学士在朝廷中也没有立足之地了，所有人都在等着看王安石怎样打击报复这位敢说话的苏贤良。执拗刚烈的王安石也不负重望，逐了刘攽之后立刻进宫来见皇帝，请求把苏轼逐出朝廷。

苏学士虽然一时不慎钻进了朝廷风暴的暴风眼儿里，成了个万众瞩目的人物，仔细掂量起来只是个小人物，神宗皇帝对此人并不看重，既然吕公著、司马光都走了，逐一个苏轼又算什么。

可神宗皇帝早就打定主意：藏在幕布后头，不惹人注意，不得罪臣子，一切黑锅让王安石去背，于是揣起明白假装糊涂，问王安石：“苏轼有什么过错，卿为何要逐此人？”

王安石本来就讨厌苏轼的文章，瞧不起苏子瞻的能力，现在又怀疑苏轼是“旧臣首脑智囊”，一心破坏变法，对他的厌恶更进一层，恨恨地说：“苏轼一向反对变法，司马光、范镇等人反对变法都是苏轼在背后挑拨。这次刘攽因为反对变法被皇帝驱逐，苏轼写诗相送，诗里竟有‘读书不用多，作诗不用工，海边无事日日醉’等语，指桑骂槐，意思实在可恶！这样的祸害留在朝廷，必然危害变法大局！”

王安石在皇帝面前说话总是这么激烈，神宗皇帝心里不高兴，脸上却不能带出来，假装想了半天才说：“既然如此，就把苏轼外放为知府吧。”

王安石忙说：“苏轼空负才名，并无实学，做不得知府，臣请陛下将苏轼外放为颍州通判。”

神宗皇帝是有主意的人，知道变法一小半在立法，一大半却在于施行，立法之时急，施行之时缓，立法的时候用王介甫，将来实施法令、治理国家还要起用今天被逐的这帮能臣，所以对这些人要宽厚，可以逐他们的人，不能伤他们的心。现在他要让苏轼担任一方知府，是因为下头疯传苏轼是“旧臣首脑智囊”，既是“首脑”，皇帝对他也就有个笼络的意思。王安石不答应，也不在皇帝意料之外，略一沉吟便道：“就把苏轼外放为杭州通判吧。”

杭州是东南第一大府，最富庶的地方，通判虽然不是知府，却有实权，如此处置苏子瞻也算是个恩典了。

三天后，吏部发出文书：苏轼加太常博士直史馆外放杭州通判，即日赴任。

接了通判杭州的任命，苏轼立刻明白这是神宗皇帝的特意安排，又见神宗皇帝格外恩典，特加了他一个太常博士衔头，更是感激涕零。

此时的苏子瞻好容易躲过一场陷害，心惊肉跳，对朝局已经不抱幻想，只希望早早隐去，得个清闲，接旨后匆匆上路，临行留下几句：

“鸟乐忘罝罦，鱼乐忘钩饵。

何必择所安，滔滔天下是。

我诗虽云拙，心平声韵和。

年来烦恼尽，古井无由波。”

鸟脱罗网鱼出罾，这份侥幸之喜苏学士果然尝到了。只是苏学士能否就此长了记性，修成一个“心平无波”，从此不再自寻烦恼，这可难说。

真如德香大和尚说的：这条华丽的金鳞鲤鱼总是以入为出，以小为大，以苦为乐，以辱为喜，逆流顶水奋不顾身，拼命要从江海跳进池塘。如今被一股浊流从朝廷这个泥坑子里冲刷出来，总算运气好，只伤了些鳞片，在水底打个滚儿，摇头摆尾游向另一口池塘中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