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前王安石身上就背着“逼害吕公著、打击三舍人”的坏名声，现在范镇、司马光先后去职，坊间立刻传出谣言，说王安石因为嫉恨苏轼，竟指使亲信诬陷苏子瞻，同时迫害范镇和司马光，导致两位翰林学士被罢！于是朝野上下人人痛骂，王安石的名声更坏了。

王安石是个有勇气的人，既然敢出来主持变法，就不怕这些谣言。可王安石也知道，变法才开了个头儿，后面的路还长着呢，单是一个《青苗法》就搞得骂声一片，一个苏子瞻又闹得物议纷纷，以后事情只会越来越难办。于是做出个姿态，在家里摆一桌酒席，请秘阁校理钱藻、集贤校理曾巩、国子监直讲刘攽以及三司条例司的同僚吕惠卿、吕嘉问、曾布等人前来赴宴。宴席上特意多请了一个人，就是殿中丞直史馆判官告院苏子瞻。

曾巩、刘攽、苏轼，这是早前被举荐担任中书舍人却遭王安石亲笔刷落的三个人。王安石把这三人请来赴宴，当然是想和朝臣们缓和关系。

王安石是个务实的人，平时在吃喝穿戴上头从不留心，在家摆酒宴客也很少见，列席之人或是王安石的好友，或是同僚下属，坐在一起言笑甚欢，偏苏轼的位子不好，左边主位是王安石，右边坐着吕惠卿——两人多少有些隔阂，话不投机。对面桌上的刘攽倒是苏轼的好友，可惜坐得远，说话不便，于是苏轼仰脸喝酒埋头吃菜，话不多，主人对他也不算殷勤。

一顿酒席到了尾声，席上众人酒足饭饱，话也多了起来。

这时下人在王安石面前摆了一碟腌过的紫姜。王安石夹了一筷子放进嘴里慢慢品着，问对座的国子监直讲刘攽：“孔子有‘食不厌精，脍不厌细’等语，都好解释，其中却有一句‘不撤姜食’是何缘故？”

刘攽是王安石的好朋友，也是京师中出名的才子，尤其精于史学，造诣与司马光相提并论，所以王安石有此一问。

刘攽这人有个特点，极好诙谐，不管何时何地面对何人，说不上三句话就要拿对方打趣。现在王安石随便问他一个问题，刘攽哪肯好生回答，眼珠儿一转就有了主意，笑着说：“介甫这话问得好，孔圣人之言大有深意！这事别人不懂，只有我考证出来了！”

刘攽这几句神叨话把众人的注意力都引了过来。王安石也来了兴趣，忙说：“你讲讲吧。”

刘攽咳嗽两声，捋着胡须扬起脸慢条斯理地说：“《道德经》有云：‘古之善为道者，非以明民，将以愚之。’可草民很精，怎么才能‘愚之’呢？孔圣人想了个办法：教人多吃姜！因为医书上说姜吃多了伤脑，会让人变笨，百姓变笨了才好治理呀。”

刘攽这话一出口，酒席上半数人都掩口而笑。偏偏王安石是个爱思考的人，竟没意识到刘攽拿他开玩笑，自己想了想，点头说：“原来如此……”

想不到堂堂一位博学多才的王介甫竟被刘攽捉弄了，酒席上众人更是忍不住偷笑。刘攽是个人来疯儿，见别人被他逗笑了，越发来劲，又冲着王安石笑道：“听说介甫在家讲学的时候曾经作了一部《字说》，把古今文字的字型字义做了解释，其中多有奇思妙想，我想在此请问一个字。”伸手在空中比划着，“‘鸠’这个字右边是只鸟，左边是个九，古人究竟怎么想的，为什么要放一个‘九’在这里呢？”

刘攽装腔作势，问的问题倒很有趣，席上众官都停了箸看着王安石。偏偏王安石讨论学问的时候特别认真，一本经想了半天，老实说：“这事我没想过……”

王安石话音刚落，坐在他身边的苏轼已经笑道：“大人连这都不明白？《诗》曰：‘尸鸠在桑，其子七兮。淑人君子，其仪一兮。’尸鸠有七子，加上爹娘，不就是九只了吗？”

刘攽问得是个不着调的问题，偏偏苏轼说出这么个不着调的“答案”来，引得众人一片哄笑，王安石这才感觉到被刘攽这个“猴儿“耍了，神色有些尴尬。

不等别人出来打岔，苏轼紧接着又问：“介甫以为‘波’字为何从‘水’从‘皮’？”

苏轼这个问题看似容易回答，里面却有诡计。王安石想也没想就说：“‘波’本就是‘水之皮’嘛。”

苏轼连连点头：“明白了。这么说‘滑’就是‘水之骨’喽？”

想不到苏学士话里竟设了圈套，王安石糊里糊涂地又让人家算计了，正不高兴，刘攽又在旁问道：“请问介甫，牛这个东西行动迟缓，古人却把三个牛字叠起来，读为‘奔’，我就不明白了，三牛如何为‘犇’，难道三头牛放在一起就能奔跑如飞了吗？还有，鹿这个东西细瘦伶仃的，可古人把三个鹿字叠起来，读为‘粗’，这‘麤’字更怪，难道三只鹿在一起就都变胖了吗？”

这样的怪问题让王安石怎么回答，正在瞠目结舌，苏轼已经接过话头：“刘大人这问题提得好！我看一定是古人造字时造错了，务必改正！”指着王安石对众人说，“幸好介甫在此，这事就好办了。”

苏轼递过一个话头儿来，刘攽立刻会意，冲王安石笑道：“对！就请介甫督促司农寺下发一道文书：以后天下人务必将‘犇’字改读为‘粗’，‘麤’字改念为‘奔’，从此牛胖、鹿快，皆大欢喜。此是改革时弊，利国利民，介甫不要推辞！”

其实刘攽那个“圣人骗百姓吃姜”的笑话就没在讽刺朝政，现在苏子瞻和刘贡父你一言我一语，好像两个说相声儿的一样，话里带刺儿，句句都在讽刺王安石。在座的官员一半儿和王安石政见不合，都拊掌大笑，坐在主位的王安石给闹得像个冤大头，终于忍不住气，把筷子往桌上一拍，沉着脸说：“两位的玩笑也够了！变法是大事，我等都是肩负重任的臣子，饮宴之时也该多谈正事，玩笑无益！”

刘攽对王安石开这些恶劣的玩笑，一半是天性使然，另一半也是因为刘攽对王安石近两年来的诸多举措十分不满，借机发泄。

王安石强推“青苗法”所造成的震动和影响比他自己想象的还要大。可最让人难以接受的是，王安石对质疑和反对的大臣全部施以铁腕，挨个逐出朝廷，天下人不知道这些事件背后都有神宗皇帝的指使，于是把所有错误都怪罪在王安石一个人身上了。刘攽是个滑稽的家伙，可他也是个忠直热烈的纯臣，对王安石蛮横的作派、强硬的手段实在看不下去，所以借着开玩笑的机会故意在王安石面前说嘴找茬儿。

现在王安石发了脾气，刘攽赶紧装出一副郑重其事的样子来，拱手说道：“介甫说得对！我等身为朝廷官员，还是多想大事为好。我这里有一个建议说给大家听听：大宋人口百兆，人多地少，打出的粮食有限，听说南方有座太湖，占地数千里，肥沃已极！我想发动当地百姓围湖囤垦，若能把太湖之水排尽，立刻得到良田数百万顷！不知各位以为如何？”

刘攽这话说得极大，在座所有人都吃了一惊。王安石是个一心办大事的人，乍听这个主意耸然动容，沉思良久才说：“若能得良田百万顷，真是翻天覆地的大事……可太湖平了，江河之水下泻，又该排到何处去？”

刘攽把两手一摊，高声说：“这好办！只要在太湖旁边另挖一个‘太湖’蓄水就行了！”

刘攽这话一出，在座各位官员哄堂大笑，连王安石的几个亲信都止不住笑得前仰后合。王安石先是一愣，顿时明白刘攽又在拿他打趣，而且话里的意思分明讽刺他王安石办事不切实际！

这一下子王安石真有些恼了，指着刘攽愤愤地说：“刘攽，刘攽，真是分文不值！”

王安石说刘攽“分文不值”，既是责备他不分时间场合只知道乱开玩笑，同时这话又巧，把刘攽的“攽”字一分为二，成了“分文”二字。

刘攽是个斗嘴的行家，脑子极快，立刻回敬一句：“下交乱真如，上颈误当宁！”

刘攽说的两句话十分晦涩，众人琢磨了一会儿才明白，原来“安石”二字去了上半边，只剩“女”和“口”，凑起来是个“如”字，而安的上半部是个宝盖，石的上半截像个“丁”字，凑起来是个“宁”。再细一想，“下交”是指上官和下级交往，“上颈”则是上吊的意思，刘攽这两句话分明暗指王安石结交了一群小人，而他所推行的变法看似“安宁”，实则无异于找死！

刘攽这两句话用字太巧，意思太硬，不但骂了王安石，连在座的吕惠卿、吕嘉问、曾布等人都被他骂了。王安石与刘攽本是极要好的朋友，平时不知被这个促狭鬼开过多少玩笑，从不生气，这次实在忍无可忍，冲着刘攽狠狠地说：“此间雅集，粗鄙下作之人请自便！”

刘攽今天来赴这个宴会，本是想对王安石进言的，哪知自己还没说到正题，王安石倒先恼了，刘攽的火气也一发不可收，高声叫道：“席间确有粗鄙下作之人，只不知是哪一个！百姓是国之根本，没有百姓哪有国家？有子言道：‘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现在你王介甫主持政事，不能使百姓安居乐业无借贷之患，反而搞什么‘青苗贷’，天下百姓早已不堪其苦，你还在用种种借口继续推行这恶法，子曰：‘吾谁欺，欺天乎？’这‘欺天之辈’说的就是你王介甫！如今你又仗着皇宠把持朝政，迫害同僚，大臣们只要说一句话立刻被你罢逐，上至宰相、参政、翰林学士，下到翰林、御史、六部官员，两年功夫被你逐走了多少人！古往今来乱政弄权的奸贼之中，像你这样的也少见，你拍着胸口自问一声：你王介甫是不是一个粗鄙下作之人！”

刘攽这几句硬话把王安石气得脸色铁青，手指着刘攽说不出话来。

见刘攽公开发难，苏轼也坐不住了，站起身来对王安石拱拱手：“下官心里有个想法，多日来如鲠在喉不吐不快，既然大人以为国事要紧，宴席上也该多谈政事，下官就问大人一句：‘青苗法’自推行以来效果究竟如何？”

都说宰相肚里能撑船，王安石虽然被刘攽的胡言乱语惹急了，倒还能自制。现在苏轼直截了当来质问他，王安石立刻把前面的事放下，心气也平静下来了：“‘青苗法’效仿周公‘泉府’旧制，每年春耕时由国家发放贷款给贫户，让他们购买农具种籽，秋天有了收成归还本息，其余都归农户所有，推行以来百姓欢悦，国家也增加一笔收入，皆大欢喜。”

所谓“泉府”是周朝设置的隶属于大司徒的衙门，主要掌管税收，兼管向百姓放贷以收取利息，同时也收购市场上富余滞销的货物，待机售卖。王安石早前向神宗皇帝提议：变法应该遵循“尧舜之制”，这话说得空泛了些，实际操作的时候，“青苗法”、“市易法”等具体法令皆有脱胎于周朝“泉府”制度的迹象。但周朝礼制失传已久，后人只知衙门名称，并不知道“泉府”如何运作，王安石假托“泉府”制度搞出的“青苗法”只有其名，并无其实。何况周朝的东西搬到宋朝来用，只怕早已过时了。

听王安石把话说得轻巧，苏轼立刻追问：“介甫以为果真皆大欢喜吗？”

王安石早知苏轼有此一问，也不与他争，只淡淡地说：“子瞻有话不妨直说。”

苏轼本就是个直来直去的人，就算王安石不问，他也要把话都说出来：“下官听说自从‘青苗法’推出以来百姓深受荼毒，民间苦不堪言，究其原因，乃是官府所放的青苗贷款利息甚高，每放出十贯钱，到秋天连本带息要收回十二贯，这么高的利息让百姓如何承受？”

王安石嘴里“嗯”了一声：“我当子瞻抱怨什么，原来是这件事。放贷取息，古来如此，至于两分利息并不算高，那些没心肝的富户放贷时四分息、五分息也多得是，如今官府放出‘青苗贷’，取息比民间借贷便宜，有官府在这里管着，富户就不敢讹诈百姓，于是百姓们少担了利息，官府也多了一份收益，这不是皆大欢喜吗？”

王安石说的是理想化的“道理”，却不是乡下的实际情况。苏轼立刻反驳道：“百姓人家有富有穷，对于青苗贷款有愿意借的，有不愿借的。那些富户也许心狠，可是百姓不找他们借钱，这些人也没有强行借贷的道理。官府则不同，为了收取利息，不问百姓想不想贷款，只管把‘青苗钱’放出去，春天的时候百姓不想用钱也不行，到秋天还不起贷款也要还！不能还钱的，官府有棍棒皮鞭伺候，更有拆屋夺田的本事！如今田税已经很重，地方官还要私收农具、牛皮、盐钱、面钱、鞋钱之类，苛捐杂税多至十几种，百姓早已穷极了，又加一笔‘青苗钱’，春天强借，秋天逼债，这不是把人逼死了吗？”

苏学士的话一说出来，在座的官员纷纷交头接耳。王安石不急不慌，稳稳笑道：“子瞻这话不对，立‘青苗法’时早有规定，百姓用钱，官府放贷；百姓不用钱，官府不放贷，岂有强行放贷之理？”

王安石说得仍然是个“理论”，不是“实际”。苏轼忍不住冷笑一声：“介甫这话才真正不对！你到乡下看看，凡推行《青苗法》的地方，哪个府哪个县不是强摊恶收？”

地方官对百姓强行放贷的事早不是什么秘密了，偏偏王安石这个拗相公却不承认：“子瞻说的是贪官污吏，这些人能有多少？天下的知府、县令多数都是好官，自然不会害民。”

王安石这话有点强词夺理的味道，苏轼立刻抓住其中破绽：“既然介甫也说‘县令是好官，就不会害民。’请问介甫，要办成‘变法’这件大事，应该先澄清吏治还是先推行法令？”

——推行法令易，澄清吏治难！现在苏轼问得是：变法应该先难后易还是先易后难？

“熙丰变法”的一大漏洞就在于急功近利，先易后难……

到这时王安石已渐渐被苏子瞻问住，犹豫了一阵子才说：“整顿吏治是长期的事，其中又有无数繁难，岂能一蹴而就？但国家积弱已久，再不变法情况只会更坏，所以应当先行变法，以求速效。”

“下官却以为变法之时应该急抓吏治，缓立新法！吏治不能澄清，地方官都是贪婪残暴的恶棍，再好的法令推行下去也成了害民的酷法苛政，如此搞法，变法怎能成功？”

苏轼越说越激动，王安石是个暴脾气的拗相公，声音也越提越高：“地方官是朝廷考核选拔出来的，都读过圣贤书，怎么会变成恶人？”

“朝廷不顾民情，只顾聚敛钱财，种种任务派给下属，完成的升赏，完不成的罢免，那些坏官为了完成朝廷派下的任务，对百姓敲骨吸髓无所不用其极，反而得赏的是他们，好官们体恤百姓，就完不成任务，结果罢掉的是好官。这样搞下去，好官尽罢，恶官横行，国将不国，还谈什么变法？”

见王安石答不上话来，苏轼用手指头敲头桌子高声道：“也许在介甫看来忠厚之人近于迂腐，老成之法如同愚钝，只有严刑酷法才能收到速效，可自古以来，凡忠厚老成以养民的皆成盛世，那些虐害百姓的恶政酷法只能祸国殃民！商鞅用苛法治理秦国，桑弘羊用权术辅佐汉武帝，表面看似有效，长远来看都是破国亡家之术！这些败类后人只把他们看作蛆蝇粪秽，说之则污口舌，书之则污简牍，介甫为国执政，岂能效仿此等败类？”

苏学士这话直戳到王安石的心口上，忍不住跳起身来指着苏轼的鼻子吼道：“我推行‘青苗法’依的是周公成法，怎么成了恶政！”

苏轼毫不退缩，也厉声叫道：“青苗之法盘剥百姓，如同高利贷一样，难道还不是害民恶政！”

眼看王安石和苏轼争得面红耳赤，话也越说越重，宴席上的官员都慌了神儿，刘攽和范镇上前拉着苏轼就走，曾布、吕嘉问二人也跑过去安抚王安石，一场酒席不欢而散。

苏轼、刘攽在酒宴上痛责王安石，所说得话句句在理！

变法的关键不在于法条，而在于执行——不是说法条不重要，而是执行更重要！因为制订一批好的法条比较容易，把这些“好的法条”贯彻到底，从最基层处执行到位！这个是很难的。所以变法不能急，稳扎稳打是关键，实是求是是关键，急功近利、文过饰非很容易坏事。

最糟的是：上层的急功近利往往引发基层的文过饰非；一旦底下的人文过饰非，上层人物又会因为看不到具体问题而更加急功近利。大宋第一真君子、第一实干家、第一“拗相公”王安石，就吃了这个亏。

话说回来，苏轼、刘攽当众批驳王安石，是否说明这两位学士比王安石高明呢？

谈不上。

苏夫子、刘学士只是围观的“高士”，嘴头儿上的“英雄”，让他们针砭时弊指摘错漏，个个口若悬河，句句说到痛处。让这两位夫子接替王安石来变这个法？差远了！

差远了……

要说政事上的能力，不但苏夫子，就把大宋朝廷千名臣子、百位忠良都算上，没有一个人强过王安石。这场变法不顺利，不是因为“拗相公”本事不济，而是因为朝政的“内幕”太深。所以苏夫子骂王安石并不说明他强过王安石，王安石变法不顺利，也丝毫不会损害他的清誉，后人提起“拗相公”，还是要竖起大拇指赞他一声“正人君子”。

十个骂人的君子，比不得一位做事的君子，古往今来都是这个理儿。可这种道理有时候没得讲。就像苏夫子，在酒席上和王安石的一顿争吵成就了他“刚直勇毅”的名声，那些以前只知道苏诗苏文的人，如今都佩服这位学士的勇气。可以说苏夫子是一“骂”成名。

从这天起，苏轼这个“旧臣首脑智囊”的虚名儿算是彻底坐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