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这时，谢景温陷害苏学士的勾当已被人察觉，而且准备好了各项证据，只等御史台发难，苏学士就挺身辩白。哪知等了一个多月御史台毫无动静，司马光等人不由得疑惑。

直到有一天，天章阁待制李师中悄悄给苏轼递了个纸条儿，告诉他：谢景温找过李师中，询问治平三年两人在江船中偶遇时，李师中在苏轼船中看见什么，听见什么？甚至暗示李师中，若能说出苏轼船上装在违禁之物，谢景温必有“好处”相赠。

到这时苏轼等人才恍然大悟，原来谢景温表面不动声色，暗中早已把手伸了出来。

正在这时，又一个消息不胫而走：原来谢景温早在一个月前就向皇帝弹劾苏轼“私贩禁物”之罪，皇帝立刻命谢景温彻查，却不知因何缘故，谢景温没有急于对苏轼下手，而是悄悄把当年替苏家运送灵柩棺木的官船上那些水手兵丁抓起来暗中拷问，同时发下公文，让水路沿途各府县官员查究苏轼“走私贩私”的物证。前后一个多月，已经审问了近百人……

原来谢景温也知道指责苏轼私贩禁物难以坐实，他这次费尽心机并不是要彻底打倒苏轼，而是捕风捉影，造个声势，只要下面有一个人说一句“苏子瞻的船上有可疑之处”，这盆脏水就算泼出去了。

只要脏水泼到苏轼身上，苏轼就有一千张嘴也说不清。那时就算不能把他贬出京城，至少能坏了苏轼的名声。

——御史台是弹劾官员的地方，一个顶着臭名儿的官员在御史台当然混不下去。

谢景温的招术实在厉害！可谢景温也没想到，苏子瞻、苏子由兄弟二人实在是干净得很，虽然抓了不少人，却取不到一个证据，问不出一句供词。没办法，谢景温只好跑去找李师中，许以种种好处，想让李师中说句话儿诬陷苏轼，哪知李师中是个正派人，不为所动，反而把内情透露给了苏学士。

想不到三条司例司的人竟卑鄙到这个地步！知道详情之后，早前举荐苏轼做御史的两位翰林学士范镇、司马光都已忍无可忍。

这天神宗皇帝正在御内东门小殿和王安石商量变法条令的事，内侍来报：翰林学士范镇请求陛见。

片刻功夫，翰林学士范镇走进殿来对皇帝行礼，见王安石也站在一旁，只扫了一眼，并不与他见礼，立刻问皇帝：“臣听说御史知杂事谢景温弹劾祠部尚书苏轼借父丧之机私贩违禁之物牟利，此事御史台已经查了两三个月，拘禁船工、役隶、兵卒近百人，向沿途府县派发公文几十道，查到今天却无结果。又有传言，谢景温身为御史知杂事，不能为国选贤，反而嫉妒苏轼之才，妄加弹劾，臣请陛下召见谢景温询问此事，若苏轼有罪则治其罪，若苏轼无辜，则问谢景温妄议之罪。”

谢景温弹劾苏轼，却拿不到证据，正在狼狈之时，范镇恰在此时发起反击，在皇帝面前质问谢景温，言词犀利，神宗皇帝耸然动容，一旁的王安石顿时坐不住了。

谢景温不但是三司条例司的干将，还是王安石的儿女亲家，早先谢景温弹劾苏轼的时候跟王安石商量过，现在王安石当然不能眼瞅着谢景温被范镇扳倒，立刻插了进来：“苏轼私贩禁物一案是由地方官查明上奏的，御史台不过依情办理，怎么叫‘妄加弹劾’？”

范镇毫不客气地追问：“此案是哪一个地方官报知御史台的？”

“此案由开封府呈报。”

范镇立刻说：“既是开封府报上，现在查无实据，就当追查上报之人。”

王安石厉声道：“案件尚未查明，罪状未定，如何反查上报之人？”

范镇看了王安石一眼，转身面对皇帝：“陛下，御史台认定苏子瞻把朝廷派来运送棺木的官船拿来贩私，可见此事发生在苏轼父亲过世的时候。臣听说苏轼的父亲过世时有不少官员上门吊唁，所送赙仪十分丰厚，其中韩琦送银三百两，欧阳修送银二百两，苏轼分文不受。臣也问过别人，知道贩运一船瓷器得钱不过百贯，贩运一船苏木得钱不过一百五十贯，苏轼单是拒收两位宰辅的赙仪就多至五百两！却用运棺木的船贩运禁物，去赚这一二百贯的小利，岂不荒谬？”

谢景温诬陷苏轼贩运禁物牟利，确实是个荒唐的控告，但王安石绝不肯承认，立刻反问：“你说苏轼拒收赙仪可有证据？”

“韩琦判相州府，欧阳修现在颍州，只要发下一封文书，命一个书办向两位大人问一句话，立刻便知真相，这有何难？”范镇转向皇帝奏道，“陛下，此案若想查实本来容易，可谢景温费时数月，拘押百人，却不肯向这些老臣问一句话，这难道不是故意为之吗？如此办案，臣只能认为谢景温有心倾陷。”

到这时神宗皇帝终于开口了：“苏轼不收赙仪或许是故作清高，并不说明他没有贩私敛财之事。御史台办案依的是律法，谈不上倾陷二字。”

皇帝这句话实实在在是偏帮王安石，打击苏子瞻。可皇帝既然发话，范镇也就不能再争了，满脸怒气。王安石知道自己道理不够，辩不过范镇，倒让皇帝帮他说话，心里又是感激又是惭愧，一时低头无语。

见局面有些尴尬，神宗皇帝就问范镇：“卿还有事要奏吗？”

范镇今天来见皇帝，本来只想为苏轼开脱罪名，想不到受了一场窝囊气，满肚子都是火。涨红着一张脸冲上奏道：“臣还有事要奏！臣以为变法是朝廷大事，本应各尽其职，齐心参与，可偏偏有人上下勾结，内外串通，结党弄权，独霸言路，坏祖宗之法，兴祸国之术，长此下去社稷崩坏，后果堪忧，请陛下三思！”

听了这些话，神宗皇帝的脸色顿时变了。

范镇这几句话说得有些偏激，但他话里的意思其实很明白，乃是指责王安石与谢景温上下勾结内外串通，三司条例司结党弄权，独霸言路。

可市井间有句俗话叫“做贼心虚”。范镇做梦都想不到，这些斥责王安石的话儿却结结实实戳在了神宗皇帝的心口窝上！因为与王安石上下勾结、与三司条例司内外串通、借三司条例司之手扫**御史台独霸言路的，其实就是神宗皇帝自己……

皇帝的地位太高，威权太重，臣子们看不透他的心机，猜不出他的权术。可一个人能骗天下人，却唯独骗不了他自己的良心。现在范镇一句冒失话说出来，激得神宗皇帝面红耳赤，伸手在御案上一拍，怒斥道：“这是什么话！何人上下勾结，何人独霸言路，何人要坏祖宗之法！”

皇帝的怒吼把范镇吓了一跳，这才知道皇帝误会了他的意思。话已说出收不回去，范镇干脆不管不顾，指着王安石厉声喝道：“陛下登基之时，天下人视陛下为尧舜降世，盼变法如久旱迎甘霖，哪知陛下用人不当，误信小人！如今陛下有纳谏之心，大臣却进拒谏之计；陛下有爱民之心，大臣却用残民之术！眼看变法将败，国运将衰，请陛下明察！”

范镇这些话是给刚才的话做注脚，表白自己责备的是王安石，根本没有指责皇帝的意思。可他这一辩白等于指着鼻子骂了王安石。神宗皇帝是个多心的人，哪肯听范镇的辩白，王安石倒给气得脸色铁青，连话都说不清楚了，手指着范镇结结巴巴地说：“你、你……你真岂有此理！”

至此，范镇已经知道自己闯了大祸，从此断送了仕途，心灰意懒，再也无话可奏，对皇帝行了礼，退下殿去。

第二天一早，皇帝发下诏命：革去范镇翰林学士之职，命以户部侍郎致仕退休。

翰林学士范镇就这么垮台了，苏子瞻的案子仍然悬而未决，能替苏轼说话的只剩下翰林学士司马光一个人了。

到这时司马光也看透了朝局，知道铁幕之下难见天日，有皇帝在这里，王安石在这里，三司条例司在这里，不管说什么、做什么都是多余的，与其无谓争执，不如急流勇退，用自己这个翰林学士的头衔保住一个敢说话的苏子瞻吧。

于是司马光上了札子，请求免去翰林学士一职，外放许州知府。

司马光要走，神宗皇帝实在舍不得。

司马光不同于旁人，他是神宗皇帝继位之初选定的四位重臣之一，早先皇帝命司马光担任翰林学士，司马光坚决不肯，是皇帝硬把诏书塞到司马光怀里才接受下来。这几年，司马光在皇帝面前表现了忠直和才干，神宗对司马光非常器重。到今天变法已经搞了两年，法令推行大半不顺，朝中大批能臣被逐，连最早被皇帝选定为左右手的吕公著、韩维都走了，司马光再一走，朝廷真的快空了。

神宗精通权术，知道朝廷需要“制衡”。如今韩琦、富弼、欧阳修这帮老臣已经退下去，神宗亲手提拔起来的一批年富力强的臣子也因为种种原因被皇帝自己贬了个七零八落，朝堂上只剩王安石和“三司系”横冲直撞，要想“制衡”王安石，最合适的人选就是司马光。所以神宗不肯放司马光走，立刻把他招进延和殿，当面问他：“卿在翰林学士任上颇有建树，眼下枢密副使出缺，朕正要用你担任此职，为何忽然请求外放？”

神宗皇帝说的是实话。早前他已内定司马光担任枢密副使，哪知诏命未发，司马光忽然请辞，打乱了皇帝早前的部署。现在神宗把这话当面说出来，希望示之以恩，留住司马光这个能臣。

司马光一生从不看重名利，枢密副使一职在他眼里如同草芥，趁机对皇帝奏道：“臣连翰林学士都不能胜任，陛下又要提拔，臣怎么敢当？”

“卿何故不能胜任？”

司马光沉吟半晌，只说了八个字：“朝廷多事，臣不敢留……”

自从神宗主政以来，被他贬逐的臣子太多了。一般人都以为这是王安石“跋扈”，可司马光熟读史书，冷静沉没，已经看出王安石背后是皇帝——若不是皇帝点了头，那些重臣王安石连一个都逐不动！所以司马光说“朝廷多事”是暗讽神宗皇帝过于霸道。

司马光话里的意思神宗分明听懂了，却装糊涂，故意问：“卿与王安石交情很深，如今竟闹到不能共事的地步，究竟为了什么？”

皇帝装糊涂，司马光当然不敢深究。同时也觉得替苏轼说情的机会来了，满面愁容长叹一声：“陛下有所不知，臣这些日子心里害怕。早年臣与王安石确为好友，可这两年王安石主持变法，凡议论变法的人大多遭人诋毁，比如祠部尚书苏轼，就因为说了几句反对《青苗法》的话，也被御史台攻讦，臣是个老实人，先见之明不如吕诲，正直不如宋敏求，敢言不如苏轼，勇决不如范镇，倘若被人诋毁，连辩白的话都不会说，还是自已告退的好。”

司马光是个一丝不苟的人，在皇帝面前一向直话直说，像今天这样夹枪带棒的讽刺，很少见。从这些话就知道，朝廷的气象已经不同以往，而司马光耿直的脾气没变。

司马君实的话皇帝很不爱听，淡淡地说：“《青苗法》施行以来颇有成效，国库收入渐丰，卿等为何反对？”

司马光坦然奏道：“百姓都以为此法不妥，三司条例司还在一力推行，臣又能说什么？”

其实神宗皇帝心里也隐约知道《青苗法》有害民的一面。但这项法令是变法以来敛财最多、收效最大的，当然要坚持到底。可皇帝这番心思又不能对司马光说，干脆换个话题：“你对苏轼并不了解，此人虚伪狡诈，早年他父亲过世，朝廷颁下银两，苏轼假装清廉不肯接受，哪知回乡途中又动用官船贩运私盐、瓷器、苏木，行为令人不齿。”

苏轼的案子查了几个月，一条罪状也没查实，早前范镇又曾当殿替苏轼开脱，很多事神宗皇帝心里已经有数，却揣着明白装糊涂。司马光忙辩解道：“臣听说苏轼父亲过世的时候朝廷颁下银百两，绢百匹，苏轼坚辞不受，后来欧阳修送他赙仪二百两，韩琦送了三百两，也都被辞谢，前后加起来就是六七百两银子。苏轼用一条官船能贩多少私盐、瓷器？把这些东西卖了能赚几个钱？几百两银子不要，却赚这几个赃钱，岂不是太有趣了？”

苏轼这个冤案其实很容易拆穿，只是皇帝不想把它拆穿罢了。现在司马光当着皇帝的面把事情说破了，神宗冷冷地问：“欧阳修、韩琦送银两的事卿如何得知？”

司马光忙说：“苏洵过世的时候臣也送过赙仪，一样被辞谢了，韩琦、欧阳修二公尚在，陛下只要派人查问一声，真相自明。”

是啊，韩琦、欧阳修都还活着呢，想把这事弄明白还不容易，问一声就知道了。问题是神宗皇帝打心眼儿里不想把这件事弄明白，于是沉默不语。

关键的时候皇帝忽然不说话了，司马光这才感觉到神宗也许知道事情的真相，他这是故意要为难苏子瞻！这么一想也有些动气，提高了声音：“苏轼为了变法的事与王安石的亲信争执过，这次王安石的姻亲谢景温出来弹劾苏轼，所奏如此荒唐，而苏轼竟不能辩白，所谓‘兔死狐悲，物伤其类’，看了苏轼的下场臣怎能不怕？所以臣不敢再立于朝堂了。”看了皇帝一眼，忍不住又说，“陛下认为苏轼虚伪狡诈，可臣听说御史李定为了保住官职，竟隐瞒母亲的丧事，不肯回乡丁忧，这种禽兽不如的人王安石还要重用他，苏轼的品行未必不如李定吧？”

司马光忽然在皇帝面前责备那个闹出一场大案的李定“不守母丧”，神宗有些惊讶：“此事并未上报，朕不知情。”

司马光冷笑一声：“想必此事不实，所以御史台没有上报。”

司马光是个至诚君子，今天的话里却满含讥讽，神宗皇帝听了很不痛快。再一想，司马光虽然忠诚能干，可他骨头太硬，和吕公著、范镇、宋敏求、苏颂是同一类人，留司马光在朝廷虽然可以牵制王安石，但有此人在，反对变法的大臣就有了主心骨儿，反对的声浪不息，对变法大局没有好处。

神宗用王安石，并没打算用一辈子——王安石刚强执拗，很多时候不能令皇帝满意，等变法大局定了，王安石是否留用还在两可之间。至于吕公著、宋敏求这些人，皇帝虽然贬了他们，却不亏待他们，将来新法推行完毕，朝局由急转缓，还可以把这些人招回朝廷重新起用。

如此算来，司马光要走，不妨让他走，但也要给司马光一些甜头，让他流着眼泪感恩戴德地离京……

拿定了主意，神宗皇帝长叹一声：“卿去意已定，朕也不强留。但卿欲到许州做知府是大材小用了。这几年西贼犯边，永兴军一向不太平，朕想命你以端明殿学士出知永兴军府事，你看如何？”

永兴军路是边疆第一重镇，治下京兆府（今西安）是西北边防的核心，而且京兆府也是个大府，物阜民丰，人文荟萃，知永兴军是个肥差。何况皇帝还给司马光加了个“端明殿学士”的头衔，对他真算是不薄了。

其实皇帝就算刻薄了司马光，司马君实对皇帝的忠贞也不会变，何况皇帝如此抬爱，司马光果然感动得落下泪来，再三叩谢皇恩。

司马光在皇帝面前提到李定“不为母亲守丧”，指责御史台“包庇”，神宗皇帝十分疑惑，立刻命人去查，结果查实：真有此事。

早在皇帝借李定一事扫**御史台的时候，下面就传出一个流言，说李定早年任泾州主簿时为了保住官职竟隐瞒母丧不报，不为生身之母守丧，是个不孝之人。然而这个传言被御史台压下，没有上达天听。

孝道是天理人伦，最被世人看重，李定身为御史言官，自己首先要谨言慎行，哪知他竟如此不孝！知道此事神宗很不高兴，就把王安石叫来问：“李定不为母守丧，御史台知情不举，这事你知道吗？”

大宋朝的政、军、财、谏四权分立，宰相主政，平时不准过问御史台的事。王安石是个正派人，有时候还有些傻老实。虽然御史台被三司条例司收服了，可王安石仍依旧例，以宰相身份坐镇政事堂，从不过问御史台的事，所以御史台对李定“不孝”的事知情不报，王安石一点儿也不知道，只得奏道：“臣没听说。”

李定的事京城里传得沸沸扬扬，王安石是主政重臣，竟“没听说”，皇帝有些不信，虽然嘴上不说，脸色却不太好看。

看了皇帝的脸色王安石暗暗心惊，从宫里出来立刻把李定叫到府里，张口就问：“资深！外面传言很多，你听说了吗？”

李定字资深，是王安石门下的学生，追随王安石多年，两人之间极为亲近。现在王安石黑着一张脸问这些话，李定就知道是“母丧”之事闹出来了，忙站起身来拱着手说：“先生不忙责怪学生，只容我辩一句：我出生之时，父亲不知因为何故一纸文书将我的生母休弃了。此事内情父亲从不肯说，我长大以后也曾问过，结果挨了几顿臭骂，就不敢问了。早年我得中进士，被任命为泾县主簿，也在那时，我的生身母亲在家乡病故，而我丝毫不知，后来被恩师引荐做了监察御史，大臣们忽然翻出旧账，说学生不为生母守丧。学生闻听惊讶莫名，急忙询问详情，才知道我的生母仇氏被父亲休了之后另外嫁人，果然在前几年病故，而我不知此事，如何为母守丧？此是实情，请先生明察。”

李定说他不知道生母是何人，这话是真是假谁也吃不准。但在他记事之前母亲就被父亲休了，这倒是真的。

眼看李定的家事果然有与众不同之处，不为生母守丧似乎情有可原，王安石的怒气也就息了。想不到李定还有话说：“学生不能为母守丧，虽因事前不知，到底有亏孝道，旁人责备学生，学生也不敢辩论，可有些居心叵测之人竟借此事攻击先生，想籍此破坏变法，实在可恶！”

王安石一愣：“你说的是谁？”

“苏轼。”

见王安石一脸愕然，李定忙说：“不知先生听说了吗？有一个扬州人周寿昌，七岁的时候母亲被父亲休了，周寿昌今年五十七岁，五十年没见过母亲，为了寻母，他步行千里，刺血写了文书到处散发，希望能与母亲相见，走到同州竟真的与生母重逢。陛下认为周寿昌至孝，把他召进京城委任官职，不少人写了文章称赞周寿昌的孝行，其中就有苏轼的一首诗。”从怀里掏出一张纸来，“先生请看。”

王安石接过来看，见纸上写道：

“嗟君七岁知念母，怜君壮大心愈苦。羡君临老得相逢，喜极无言泪如雨。

不羡白衣作三公，不爱白日升青天。爱君五十著彩服，儿啼却得偿当年。

烹龙为炙玉为酒，鹤发初生千万寿。金花诏书锦作囊，白藤肩舆帘蹙绣。

感君离合我酸辛，此事今无古或闻。长陵朅来见大姊，仲孺岂意逢将军。

开皇苦桃空记面，建中天子终不见。西河郡守谁复讥，颍谷封人羞自荐”

周寿昌千里寻母，刺血写经，果然是感天动地的大孝行，当时京城里写文章诗词称赞他的大有人在。苏轼这一首写得严整，却不算出色。王安石看罢毫无感觉，随手放下。

见王安石没读出诗里的关键，李定忙凑过来说：“先生请看诗的末尾：‘西河郡守谁复讥，颍谷封人羞自荐’两句，苏轼说的‘西河郡守’分明暗指学生，‘谁复讥’三个字是说先生包庇了学生，以至于朝臣不敢议学生的过失。‘羞自荐’的指向更加明白！学生这个监察御史本是先生举荐的，苏轼这话实在恶毒！”

文字这个东西有时候真能牵强附会。苏轼给孝子周寿昌写一首诗，竟被李定扯到了王安石身上。糟糕的是王安石平时就不喜欢苏轼，刚又被皇帝质问过，也怀疑背后有人搞鬼，见苏轼的诗句含沙射影，若有似无，心里顿时起疑。

李定“不为生母守丧”的事可大可小，闹起来不得了！所以李定急着把事情掩盖过去。要想盖住这件事，最好的办法是把王安石的注意力转到“政敌”身上。见王安石脸色难看，忙凑到耳边低声说：“先生主持变法为的是国家利益，哪知这些无能无耻的大臣竟群起攻讦！幸亏陛下英明，不被这些人蛊惑，可变法至今已有两年，朝廷里的攻击始终不停，学生以为幕后必有主使！”

早先王安石的亲家谢景温已经提过“幕后主使”的话头儿，现在李定也说出这话来，王安石心里一动，冷冷地问：“何人主使？”

李定把两手一摊：“早先学生进御史台，宋敏求、苏颂等人横拦竖挡，司马光、范镇也在旁边搅局，皇帝英明，罢了宋敏求等人。偏在这时苏轼借‘浙灯’一事上书皇帝，博了个祠部尚书的官衔，刚回朝廷，司马光、范镇紧接着就举荐苏轼为监察御史，这几个人勾结如此紧密，先生难道还不明白？这次苏轼私贩禁物一事被御史台查获，司马光和范镇竟拼了官职不要，舍生忘死替苏轼开脱！苏轼和司马光等人的关系昭然若揭！学生在朝廷时间不久，也知道司马君实是淳朴厚道的君子，与先生又是至交，可司马君实却与先生苦缠苦斗不肯罢休，在他背后出谋划策的不是苏轼，还能是谁？”

李定说的话竟与早前谢景温的推断对上了号儿！王安石想不信都难了。

既然王安石相信苏子瞻是反对派的首领，他手下的人自然认定苏轼是反对变法、反对王安石、反对三司条例司的幕后主脑。从这天起，苏轼头上这顶“旧臣首脑智囊”的帽子再也摘不下来了。

苏子瞻仁宗嘉祐二年中进士，做官十三年，才混了一个从六品，虽然当着殿中丞、直史馆、判官告院、祠部尚书，全是闲差冷板凳。十三年只捞着一个机会对天子面陈政事，所说的话神宗皇帝连一个字都没听进去，根本没拿苏学士当回事儿。就是这么一位根本得不到皇帝器重的闲散人物，却担着一个天大的虚名儿，被朝廷里的掌权人视为“旧臣首脑智囊”，几次三番设下圈套要把苏轼往死里整！古往今来，像苏子瞻这样的官场倒霉蛋儿真是少之又少。

也算个奇观吧。

至此，苏轼借运灵柩回乡的机会偷运私盐、瓷器、苏木的案件已经查清，李定不为生母守丧的指控也告一段落，两个案子都无结果，涉案官员未遭制裁。

但苏子瞻的案子却是“查于内而发于外”，苏轼没有事了，举荐苏轼担任监察御史的范镇却落了个致仕退休的下场，翰林学士司马光也不得不离开朝廷，回家去专心修他的史书，这就是后来的传世名著《资治通鉴》。

范镇、司马光走后，朝堂上再也没人敢公开反对三司条例司、反对王安石、反对神宗皇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