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宗皇帝任命苏轼为祠部尚书，是想给那些遭到打压的官员尝点甜头儿，缓和一下朝廷中剑拔弩张的局面。制置三司条例司并入中书省和司农寺，不是废掉了这个机构，而是把这个机构的权力放大了。这个临时设置的衙门虽然消失了，可“三司系”原班人马却已坐镇中书五房，控制了掌管立法的司农寺，占领了御史台和谏院。

整个大宋王朝的朝政格局从此改变了。

可惜，苏学士的脑子是用来写诗词的，揣摸皇帝的心思？他是外行。于是苏子瞻把自己的升迁当成了皇帝的恩典，对“三司”的罢除视为朝局转变的开始，甚至产生了一丝幻想。

对皇帝罢除“三司条例司”产生幻想的远不止苏轼一人。这天苏轼从衙门里回来，刚要坐下吃饭，下人进来说，翰林学士司马光来访。

早年苏轼兄弟二人应“极言直谏”考试的时候司马光是主考官，按规矩，司马光就是苏轼、苏辙二人的座师。这些年苏轼常在司马光门下走动，司马光喜欢苏轼的才华，苏轼敬佩司马光的人品。

司马光是个坦率的人，不会说客气话，刚坐下就直截了当地对苏轼说：“听说子瞻升任祠部尚书，我特来道喜。”看了苏轼一眼，立刻转入正题，“子瞻觉得眼下朝局如何？”

苏轼轻轻叹了口气：“皇上英明神武，可惜用人不当。”

司马光点点头：“这也不是圣上的错，天下人都没看出来……”

苏轼和司马光指责的都是王安石，在这两位大臣心中，皇帝是不会有错的，错都出在王安石身上。这也不奇怪，在中国历史上，皇帝是很少受人指责的，在封建社会遮天蔽日的铁幕面前，天下人谁能不糊涂？谁敢不糊涂？

苏轼和司马光都是直率的大臣，他们心里这个“糊涂”不是装的，是真的。两位糊涂大臣也只剩长吁短叹的本事了。司马光说：“三司条例司设置两年，敢说话的臣子贬光了。如今三司条例司虽废，‘三司’手下却进了中书、台谏！长此下去，后面的事真不敢想了。这种时候你我还能立于朝堂，其实因为咱们为国家操心操得少，劝皇帝劝得少，你说是不是呀？”

司马光这一问重逾千钧，苏轼已隐约猜到他的来意，深深地看了司马光一眼：“君实说得对，既为人臣，就该为国家赴汤蹈火。只是我该怎么做，还请君实指点。”

苏轼是个正直的君子，这一点司马光毫不怀疑：“我果然没看错子瞻！如今御史台被搞垮了，正派的御史都被贬了，谁来劝谏皇帝？我与翰林学士范镇商量过，想举荐子瞻进御史台，不知你意下如何？”

御史台刚遭一轮扫**，在这个风口浪尖上进入御史台要担多大的风险，苏轼心里清楚。可苏子瞻是个有担当的豪杰，越是这种时候，他越要当仁不让：“君实让我做这个御史，我就做。”

有这一句话就够了，司马光冲苏轼拱拱手，起身就走了。

司马光走了，二十七娘抱着儿子从内室走了出来。

六个月前二十七娘为苏学士生了个宝贝儿子，取名苏迨。这孩子长着一颗大大的脑袋，一双明亮灵动的眼睛是从母亲脸上借过来的，尤其聪明过人，抓周的时候诸多有趣之物看也不看，单就挑中了苏学士特意摆上的一本《孟子》，双手抓过来乱翻，嘴里絮絮有声，好像在给众人讲书似的，逗得大家笑成一团，都说这孩子将来必是一位大儒，连苏学士都比不上。

自从得了宝贝儿子，二十七娘就把一颗心都铺在孩子身上，偏偏二十七娘也是个娇生惯养的“小孩儿”，诸事不懂，整天闹笑话，手忙脚乱中，倒也把苏迨一天天带大了。

今天司马光来找苏学士，二十七娘就在内室，把他们说的话都听见了。虽然不懂朝廷里的事，可是听丈夫说“愿意赴汤蹈火”也有些担心，悄悄问苏学士：“这位大人找你做监察御史，是要升你的官吗？”

苏轼摇摇头：“不是升官，是为朝廷担责任，与那些奸贼斗一场。”

二十七娘皱着眉头问：“你以前不是说朝廷都是君子，没有奸贼吗？”

二十七娘刚嫁给苏学士的时候变法还没开始，朝廷里没有党争，也就看不出谁是“奸贼”来。如今事过三年，局面早已不同，苏轼笑着说：“早先没有奸贼，现在有了。”

苏学士一辈子改不了偏激的毛病，话说得太冲，张嘴就得罪人，若王弗夫人在身边，这时候就能认真劝他几句。可二十七娘年方二十三岁，娇娇怯怯的一点主意也没有，只是白操着一份心，半天才说：“听父亲讲古的时候说过，朝廷里的奸贼背后都有皇帝支持，那些忠臣不是斗不过奸贼，是斗不过皇上。”

——忠臣不是斗不过奸贼，而是斗不过皇上，二十七娘这话真说到要害处了。

可惜这句有用的话苏轼并没听进去，忙拦住夫人的话头儿：“当今皇上圣明无比——至少我说的话圣上还肯听一些。”

苏学士这话只有八个字的评语，叫做“不识时务，一厢情愿”。

二十七娘心思单纯，只知道相信丈夫，听苏学士这么说一颗心立时放了下来，点头说：“皇帝肯听你劝就好了。”

苏子瞻政事上虽然糊涂些，毕竟不傻，刚才那些话虽然发自内心，底气却不足，被夫人这么一说，他的心倒虚了，强笑着说：“皇帝也没这么好劝。”

二十七娘手里拍哄着儿子，随口说：“皇帝听劝就好，不听也没办法，反正不听人劝是他自己吃亏，又不关咱们的事。”

听了这句幼稚到极点的轻巧话儿苏轼忍不住笑。心情倒比刚才松快多了。

人这辈子有两件事要紧，一是顺利，二是快乐。但这两件事往往不能兼得。

有王弗夫人在身边，苏学士为人处事顺利的时候多，但事事被夫人管着劝着，似乎少了些快乐；如今和二十七娘在一起，时时随心事事任性，真是活得快乐无比，可惜做糊涂事的时候少了个人劝他，想顺顺当当在朝廷里混日子就没这么容易了。

苏学士鼓足勇气打算做个好御史，认真劝谏皇帝，哪知道御史的任命还没下达，“三司系”的对手们已经盯上他了。

自从吕公著被贬以后，御史中丞换上了王安石的亲信密友韩绛。但韩绛身兼数职，人又厚道，没有口诛笔伐的本事，所以御史台实际由第二号人物——御史知杂事谢景温当家。听说苏轼得范镇和司马光联手举荐要进御史台，谢景温立刻猜想此人是来搅事儿的，再往深处一想，苏子瞻为人刚烈，才高笔硬，又有一班旧臣支持，皇帝对他也颇垂青，时间一久，只怕在御史台坐大，抢了谢景温的风头。

与苏子瞻不同，谢景温并不是个能力出众的人，能做到御史知杂事一半靠时运，一半靠王安石的举荐，职位来得不易，谢景温自然把屁股底下这把椅子看得极重。眼看苏轼威胁到他的权位，谢景温立刻来见王安石，开口便问：“司马光与范镇共同举荐苏轼入御史台的事介甫听说了吗？”

王安石摇摇头：“有这事？我并不知情。”

苏轼想进御史台，这么大的事王安石竟不知道，一个原因是王安石勤于政事，脑子全用在制订变法条例上了，对这些闲事并不关注。另一个原因更有趣，神宗皇帝接了范镇和司马光联手递上的札子后并没递到政事堂给宰相商量，而是不声不响扣了起来。王安石也就无从得知此事了。

——即使谢景温不吭声，苏学士也做不了监察御史。因为神宗皇帝嫌苏轼嘴碎，已经把司马光、范镇联手递进的札子扣下了。

可谢景温不知其中深浅，在他想来苏轼名气响亮，后台硬朗，进御史台是一定的，而且一旦进来，必成心腹大患！最好的办法就是先下手为强，趁着诏命没下来，先把此人赶出朝廷！

既然王安石不知此事，谢景温正好添油加醋：“这么大的事介甫竟不知道？翰林学士司马光和范镇联名上了札子，介甫要是不过问，只怕任命苏轼的诏书几天内就放下来了。”

王安石却不像谢景温这么在意，淡淡地说：“苏子瞻只会空发议论，办不成事，就让他做了御史又如何？”

王安石对苏学士的评价一向如此，不得不承认，这个评价有道理。

王安石是个做大事的人，心胸宽大，可谢景温是一条护食的狗，两眼只盯着“官位”，。见王安石这此事全不留心，谢景温更着急了：“介甫怎么说轻巧话？如今朝臣中多有反对变法的，其中以苏轼闹得最凶。这次苏轼进御史台是司马光的举荐，而司马光又是苏轼的座师！我看这两人之间必有勾结。”

王安石从来不喜欢苏轼，可他跟司马光是莫逆之交，对司马光的人品也很了解。立刻摇头：“司马君实是个无私无欲的真君子，与苏轼之流不同。”

谢景温最会揣摩王安石的心思，立刻换了个口气：“大人说得对，司马君实是个老实人，可苏轼奸滑得很。我担心苏轼在背后出主意，骗这老实人出面跟大人作对。”

若说司马光这位厚道君子跟苏轼“勾结”，王安石不信。可谢景温说苏轼在背后“指使”司马光反对变法，王安石却有几分相信，半晌才说：“没有凭据，不便乱猜。”

谢景温忙说：“结党营私的事大家心照不宣，大人要凭据，到哪儿去找？可大人不妨想一想，苏轼本是个不得志的小人，英宗朝不过当个府判官，回京也只授了个殿中丞直史馆的闲差，这么个不起眼的小人物却在朝廷中上蹿下跳，诋毁大人的札子一封接一封，若不是背后有人撑腰，此人怎敢有恃无恐？早前直舍人院出缺，枢密副使冯京就出来举荐苏轼；这次御史出缺，司马光、范镇两个翰林学士一起举荐苏轼进御史台，要不是朋党勾结，苏子瞻会有这么大的面子？”

谢景温三言两语，竟把苏轼与司马光、范镇、冯京、刘攽、曾巩等人说成了“一党”，且按谢景温话里的意思，苏轼分明是这个朋党的首领！听了这些话王安石暗吃一惊，半天才说：“不会吧，苏子瞻只是个六品闲差，冯京是枢密，司马光、范镇都是翰林学士，职位远在苏轼之上，才干也比只会说空话的苏子瞻强得多，苏轼有什么本事鼓动这些人反对变法？”

王安石头脑清晰，说出话来十分明白。可谢景温是个搅混水的高手，立刻接过话头：“苏轼虽无真才实学，可这个人惯写文章，最能辩论，司马光是个敦厚之人，本来支持大人变法，如今却转而反对，难道背后没人挑唆吗？苏轼早年制科应考得司马光提拔，两人过从甚密，眼下在司马光背后挑唆的不是苏轼还能是谁？”

苏学士实在了不起，论官不过六品，论职皆是闲差，平时上札子十去九不回，皇帝对他爱搭不理，苏学士自己又是个没城府的“憨子”，几句话就能得罪一个贵人，这么一位幼稚到骨头缝儿里的书呆，竟被朝廷中的掌权者视为反对一派的首领、智囊！古往今来政坛上各种奇谈怪事多如牛毛，像这样的怪事儿实在罕见。

到此时，连王安石也不得不相信朝廷里那些纯臣一个个出来与他作对跟苏轼的幕后挑唆有关！气得暗暗咬牙。

苏子瞻既被三司条例司的权臣认定为反对变法的“首脑智囊”，一场大祸也就离他不远了。

这天苏轼从衙门里回来，刚坐下，三司条例司检详官章惇三脚两步闯了进来，瞪着眼没头没脑说了句：“子瞻，你怎么做这糊涂事！”

章惇和苏轼有十多年交情了。眼下章惇得王安石青睐做了三司检详官，是个掌实权的人物，苏轼偏偏不识抬举，每天上札子和王安石作对，但这些朝廷里的事并不影响两人的交情。现在章惇急火火地跑来质问，声色俱厉，苏学士摸不着头脑，忙问：“我做了什么糊涂事？”

“治平三年你父亲病逝，朝廷派官船护送灵柩回乡，有这事吧？”

到这时苏子瞻仍然糊里糊涂，点头应道：“有这事。”

章惇抬手一拍大腿：“唉！你借回乡守丧之机在京城购买官窑瓷器、私盐、苏木等物回蜀中贩卖牟利，这事已经被人知道了！”

官窑瓷器乃是禁品，盐是国家专卖之物，私下贩卖自然有罪，苏木是从南洋贩来的贵重药材，也在禁贩之列。听了这话苏学士目瞪口呆，半天才说：“什么私盐苏木……哪有此事！难道我疯了不成？”

苏轼矢口否认，章惇却不信他，走过去关了房门，回身对苏轼说：“子瞻不必瞒我，把话说清楚了，我还能帮你想办法。”

苏轼是个直肚肠的君子，平生不能忍事，何况别人把脏水泼到他的头上，如何忍得！涨红着脸厉声喝道：“子厚！你我多年知交，我的人品你还不知道？你说我贩运违禁之物已是辱我名节，偏又说我借运灵柩回乡的机会做这混帐事！难道我拿父亲的棺木打掩护捣这个鬼？若真如此，我苏子瞻还算是个人吗？子厚信我便罢，若不信，这就请便，以后也不必登我的门了。”

见苏轼急了，章惇的神色倒缓和下来，微微点头：“这么说没有这事……没这事就好。”把嘴凑到苏轼身旁低声说，“我听到风声，御史知杂事谢景温上了札子，说你借父丧之机私运瓷器、苏木之类回蜀中贩卖牟利。这话我也不信，所以才来找你。可我职责所在，若不问你，只管透露消息，也不像话，刚才问了几句，已知子瞻清白无辜，我就放心了。”

章惇是放心了，可听说有人要陷害他，苏轼的心却悬了起来：“谢景温跟我有什么仇？他害我干嘛？”

章惇摇摇头：“这我不清楚。”抬头看着苏轼关切地问了一句，“谢景温是御史知杂，这场弹劾非同小可，子瞻打算如何应对？”

苏轼把两手一摊，大大咧咧地说了句：“谢景温要查就让他查去！公道自在人心，苏某光明磊落，不怕小人陷害。”

“公道自在人心”？说这样话的是君子，但不配做政客！

听苏子瞻说这糊涂话，章惇觉得不可思议：“岂有此理！人家把脏水泼在你头上，你若不争，就算此案查不出结果，旁人也要议论你的人品，讥讽你的操守，七嘴八舌，没事说成有事，以后你在朝廷如何立足！你既然清白，就到陛下面前和谢景温当面理论，哪有坐以待毙之理！”

章惇说的才是一个政客该有的思路。

给老朋友劈头盖脸一顿数落，苏轼总算明白了此事的危险，心里顿时生出三分怯意：“依子厚之见，我当如何为自己辩白？”

章惇想了想：“翰林学士司马光是你的座师吧？”

一句话点醒梦中人，苏轼忙问：“子厚是让我去和司马君实商量？”

章惇点点头：“司马君实是个能办事的人，子瞻不妨与他商量。”冲苏轼拱拱手，“我还有公事，不便久坐，告辞。”起身急匆匆地走了。

知道了这样一场陷害，又从章惇处讨了个主意，苏轼片刻不敢耽搁，立刻到司马光府上拜访，把章惇这些话都说了，司马光也大吃一惊。但司马光在朝多年，屡经风浪，很快冷静下来，只问苏轼：“子瞻没做过这些事吧？”

苏轼是个孩子脾气，受不得一点儿委屈，听司马光也这么问顿时跳了起来：“君实也疑心我做这样的丑事？”

司马光摆摆手：“我并不信，但有些话不得不问：子瞻不会做这些事，可当时船上水手人夫众多，会不会有人背着你私自夹带违禁之物？”

被司马光一问苏轼才冷静下来，想了好久才说：“不会。水手都是随船派遣的，也就五六个人，都不是蜀人，不会趁机往蜀中私带禁物。沿路有几处州县曾派兵丁上船帮忙，也只是出了点力，并未随船行进，船上除我父亲的灵柩还有夫人的棺木，舱里没有多少地方，也放不下什么东西。”

司马光点点头：“这么说真是诬告——子瞻在京城治丧时收过赙仪吗？”

苏轼忙说：“家父有遗言，凡馈赠赙仪一律谢绝，所以未曾收过赙仪。”

都说公生明，廉养德，苏老泉一生倔强好强，清廉自守，临终还嘱咐两个儿子不收钱物，到今天，算是给儿孙积了一场福报。

听说苏老泉治丧未收赙仪，司马光点点头：“子瞻虽不收赙仪，但令尊一代文杰，朋友极多，必有馈赠，还记得哪些大臣名士送过赙仪、数目大约是多少吗？”

苏轼低头略想：“当时韩琦还任宰相，送来赙仪三百两，欧阳永叔任参知政事，也有赙仪二百两，都没有收……”

听了这话司马光捻须微笑：“这就好办了！欧阳修、韩琦都是名臣将相，单这两位大人的赙仪就有五百两之多，而你一文不受，试想贩几件瓷器、几斤苏木能得几何？只要这个证据在，私贩禁物的诬告不攻自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