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能赶上时运，得不到宠信

神宗皇帝罢免知制诰，扫**御史台，满朝臣子束手无策，噤若寒蝉，但一轮打击过后朝堂上却空出不少位子来，其中最要紧的就是宋敏求担任过的中书舍人一职。于是神宗命重臣举荐才俊充任中书舍人。枢密副使冯京第一个上奏，举荐了三名年轻臣子：直史馆判官告院苏轼，国子监直讲刘攽，集贤校理曾巩。

接了冯京的举荐，皇帝觉得举荐三人中以苏轼最适合担任中书舍人，但有些拿不定主意，就把札子交给王安石，问他：“宰相以为这三人可用吗？”

看了冯京的举荐，王安石暗暗皱眉。半天才说：“中书舍人是陛下心腹之臣，要用老成有能力的人。集贤校理曾巩颇有才学，文章天下知名，但此人脾气固执，不识时务，不适合做中书舍人。”

曾巩是欧阳修的得意门生，文章天下知名，与苏轼、苏辙、王安石不分伯仲。可曾巩的政治见解与欧阳修、富弼等人相似，对“新法”多有抵触，这个人王安石是不肯用的。

其实神宗也知道曾巩不适合做中书舍人。就问：“刘攽如何？”

王安石又摇头：“刘攽才学极高，尤其精通史学，可这人身上有个很坏的毛病：不论时间、不分场合，见人就开玩笑，上蹿下跳像个不长毛的猴子，朝廷大臣一多半被他取了外号儿，这么个不踏实的人在陛下身边不但不妥当，也很不得体。”

刘攽本是王安石的好朋友，但他这个爱开玩笑的毛病是真的，王安石说得是实话。

冯京送来的三名人选，神宗真正中意的其实是苏轼。现在王安石把两个人都否了，神宗才问：“苏轼如何？”

皇帝先问曾巩、刘攽，最后才问苏轼，分明是要用苏轼的意思。因为下头报上来的只此三人，若都否了，显得王安石太霸道。可在这三个人中，安石最瞧不上的倒是苏轼，忙向上奏道：“苏轼才学过人，仁宗朝以制科超等拔擢，天下人都以为这是个英才。然而臣对此人注意过很久，觉得苏轼只会空谈，不办实事，根本没有做大臣的能力。以他的本事，最多当个府判官，中书舍人非其所能！”

想不到王安石真把这三位大臣都给否了，神宗心里有点儿不痛快，皱着眉头问：“如此说来三人都不能用？”

王安石也知道三位大才子被他一笔勾销显得太霸道了。好在“拗相公”有急智，立刻奏道：“臣以为曾巩的弟弟曾布才学不在乃兄之下，可以出任中书舍人一职。”

曾布是曾巩的弟弟，然而这个人的政治主张与其兄相反，早在“三司条例司”成立之初就是王安石最亲信的手下，议定新法的时候出力很多。王安石推荐曾布，表面似乎与曾巩有些关系，其实曾家两兄弟毫无瓜葛，王安石等于在任用私人。

早在起用王安石的时候神宗就拿定主意，前头几年的“变法”大事尽可以让王安石去做，至于后头的变局，神宗自有安排。如今王安石要用亲信充任中书舍人，神宗也就答应了。

就这样，一直在开封府做推官的苏子瞻与中书舍人一职失之交臂。

苏学士的才华实在出众，可惜官运似乎不旺，以前因为“浮躁”被韩琦轻视，现在又因为政见不同被王安石龃龉，后头几年的仕途无疑是雪上加霜。

与此同时，朝廷的变法还在步步深入，就在这一年，《农田水利法》推出，鼓励百姓兴修水利，开垦荒地，增加粮食产量。此法与早前的《青苗法》相互衔接，规定兴修水利的乡民可以借国家的“青苗”贷款雇佣人手修筑水利设施，此法一出百姓们十分欢喜，朝野上下因为《青苗法》强行推广而剑拔弩张的紧张气氛一下子缓和了不少。

然而到了熙宁三年，《保甲法》也推出来了。

《保甲法》规定乡民每十家编成一保，每二丁取一人，授以弓箭，教习战阵，希望在发生战争时这些乡民能立刻成军，保卫家园，初衷甚好。可惜实行起来又出了问题。

乡民编为保甲，每两个壮丁抽出一人参加训练，可朝廷本身没钱，虽然抽了壮丁，却不发给盔甲兵器，连弓箭都让壮丁自己去买。一张最软最次的弓卖一千五百钱，一支箭六十钱，壮丁们本来就不愿意受这个训，当然也不肯掏这个钱，只买破弓烂箭，这些破烂兵器战场上哪里能用？朝廷虽然派人训练壮丁，地方上却胡乱应付，一开始每五天集中训练一次，被抽出来的乡民胡乱凑合，教练的人也不当回事，后来五天一训维持不下去，改成十天一训，乡下人穿着棉袍麻鞋拿着歪弓残箭胡乱闹腾一天各自散去，什么军阵？什么战术？提都不要提！

《保甲法》还引出另一个麻烦：大宋开国时强敌环伺，其版图规模不及前朝，可耕的土地也少，至今承平百年，人口已达一亿，人多地少，不少农民失去土地成为流民。以前朝廷有个办法，就是把这些流民招募为兵，不为打仗，只是赏给他们一口饭吃，免得这些人沦为盗贼。现在《保甲法》推出，朝廷不再招募流民参军，这些没田没地没手艺的流浪汉连最后的活路也断了，只得落草为寇，明抢明夺，拿自己的命换一口吃的。

《保甲法》刚一实施，乡下就乱了，可朝廷并没有考虑到这些问题，一切变法仍在强力推行。

朝廷里的诸多事变与苏学士无关，这时候他正呆在开封府里处置各项杂事，从早忙到晚，手酸眼花腰疼，回到家吃个饭，哄哄宝贝儿子，和二十七娘说几句闲话儿，稀里糊涂把个熙宁三年混过去了。

眼看到了年底，春节将至，宫里发给开封府一件公事：向江南购买花灯，以供节日使用。

江南地方多有巧手匠人，扎制的花灯精致无比。早在真宗年间就有定例，每年向江南购买花灯装饰宫廷。如今变法不顺，物议纷纷，神宗有意粉饰太平，也想在祖母曹太皇太后和母亲高太后面前进孝，凑个热闹，就命开封府多买花灯，要把内廷装饰成花团锦簇，讨太皇太后、皇太后的高兴。

接了旨，开封府立刻下发文书，命杭州府工匠扎制特贡花灯四千盏，即刻运往京城以供上用，一应购制费用从优发给。

浙灯之美冠于天下，当地专有一批工匠每年指着扎制花灯赚钱养家。平时上用花灯一般只用两千盏，今年宫里要用四千盏，对工匠们来说真是个发财的机会。那些有名的匠作坊无不倾尽资本购买原料，不惜重金雇请工人，极尽巧思，赶工赶时，好歹把四千盏花灯扎制出来，仔细包裹装船，像护孩子一样看着守着按时送进京城，交到开封府手里。

花灯办妥，开封府松了口气，就上报三司度支郎中，请求拨发帑银收购花灯送内廷使用。三司接了文书准备拨下银两。但今年与往年不同，三司衙门上头又多了一个衙门，就是制置三司条例司，于是拨帑银购买花灯的文书转到了三司条例司检详官吕惠卿手中。

看了这道文书吕惠卿暗吃一惊，哪想到单是购买花灯一项竟要花费国库银钱数十万贯！

眼下朝廷正在变法，一心要富国图强，可皇宫里的花销如此惊人，光买灯一项就花费这么大一笔款子！何况花灯不同别的东西，此物只供节日几天，用过就废，也就是说几十万贯铜钱只买一个热闹，不到一个月就全扔到水里去了！

想到这里，吕惠卿就上奏皇帝，请求对今年的花灯减价购买。

神宗皇帝十分英明，心里也有省钱的打算，看了吕惠卿递上的札子觉得有理，就下旨命开封府将这四千盏花灯“减价收买”。开封府接旨却犯了难：这些花灯是订制回来的，事先已经讲好了价格，现在忽然说要“减价”，怎么个减法呢？

花灯不同于米面布匹之类，这东西只在春节使用，节日一过就成了烂布废纸！而且制作花灯的成本运费也在这里摆着，减价收购工匠就赔了！他们当然不肯。这个消息一旦泄露出去，贩灯的人必然把花灯收回，自己拿到街上去卖，以求减免损失。这么一来内宫就没有花灯可用了。

皇命在前，开封府也无计可施，只好耍了个无赖，忽然下令将四千盏花灯全部封存起来，不准匠人领回私卖，只等着看上头拿出多少钱来，然后按钱数折价，强行收购这批花灯。

大宋朝与别的朝代不同，皇帝特别讲理，百官照顾商人，所以宋朝的商业不但比汉唐繁荣，甚至比其后的元、明、清三朝还要强得多。在这个官府颇讲诚信的朝代，像这样食言而肥、对市面商品强争强买的事例还从未听说过。那些贩卖花灯的匠人眼看血本无归，全都傻了眼，可扣留货物的是开封府，减价买灯的是皇上，几个草民到哪里去告状？只能每天跑到开封府来哭诉哀求。

官员的心是铁打的，一开始不理他们，后来见这帮人在衙门口哭得讨厌，就派了几个皂隶，一顿棍棒鞭子把这帮贱民赶跑完事。

开封府做这些事的时候推官苏子瞻就眼睁睁在旁边看着。

苏子瞻有一点与众不同，他的眼、口、心是连着长的，只要有不平事，他的眼看见、心想到，嘴里就要说，不说不行！回家立刻写了一道札子，请皇帝不要做这无耻抢夺的事。

苏子瞻说话一向强硬直率，给皇帝上札子也不头一回了，只不过凡他递上去的札子十去九不回，极少有人搭理。哪知这一次却不同，札子递上刚两日，诏命下达：命殿中丞直史馆判官告院权开封府推官苏轼进宫见驾。

皇帝回复如此之快，连苏轼自己都觉得意外，急忙飞奔进宫来见皇帝。

神宗皇帝正在延和殿批阅文书，见苏轼到了就放下笔，和颜悦色地问他：“卿上了一道札子，说朕减价收买浙灯一事不妥，此事朕不知内情，特叫你来问问。”

自从嘉祐二年考中进士，到今天已经整整十三年了，其间经历仁宗、英宗、神宗三朝，熬成了六品推官，可真正面对面向皇帝进言这还是第一次。真是诚惶诚恐，半天才说：“臣在开封府办事的时候听说陛下诏命购买花灯以供上用，花灯送到京师，却又下旨减价收买，臣听了实在不敢相信。陛下试想，花灯虽然华美，其实只是贱物，饥不能食冷不能盖，用过便抛弃了，那些以扎灯为业的匠人都是穷苦人，就指着过节扎几盏灯卖钱养家活口。今年宫里用的灯比往年多，这些人以为可以多赚些钱，不少人借债买来物料扎灯贩运，苦巴苦业，能赚几个钱呢？臣以为陛下乃生民父母，最应该体恤这些穷苦人，宫里买灯的时候不但不能减价，反而应该加价收购，让这些人多赚几个小钱儿，过年能多买几斤肉、多置一身棉衣，这些人必然感激涕零，天下人看了也会感念陛下的圣德。”

苏轼这些话倒真是为皇帝设想。神宗十分英明，一听就明白了。点头道：“你说得在理，朕对百姓应该多施仁政。可宫里买灯花费数十万，都是百姓赋税，朕也心疼……”

皇帝这个“心疼”其实牵强得很：难道下令今年采办花灯数量加倍的不是他吗？如今花钱太多觉得“心疼”的又是他，不肯照价付款、强令官府封存花灯的还是他！

——皇帝呀皇帝，你究竟要怎样？是不是天下话都让你一个人说完，天下便宜都让你一个人占尽，你才满意？

这话苏轼心里敢想，嘴上不敢问，想了想又说：“陛下有心节省宫中用度。但臣以为这些花灯毕竟是民间之物，如果陛下要买，便依原价，如果觉得太贵也可以不买，把灯发还原主，让他们自己去贩卖。至于减价收购似乎不妥，命开封府拘收封存，不准原主私贩，更不妥当。”

苏轼这些话很有道理，神宗皇帝善于纳谏，沉思半晌，点头道：“就依卿之言，今年的浙灯照原价收购吧。”

见皇帝如此圣明，当殿准其所奏，苏轼大喜过望，真心向上谢恩。神宗皇帝微笑道：“眼下变法大事千头万绪，争议极多，朕有心励精图治，富国强兵，正需要卿这样的能臣直言奏明，就算指责朕个人的过失也无妨。有什么话，都说出来！”

神宗皇帝对苏子瞻这么亲切和蔼，原因很简单：眼下神宗正想启用几个大臣，苏学士是其中的首选。

神宗皇帝借三司条例司之手打击旧臣子，扫**御史台，虽然完全成功，引发的争议也不小。遭贬的官员一肚子怨气，前朝留下的一群掌过权的老臣也对朝局不满，反对的人太多，神宗皇帝竟有些压制不住了。

中国历史上只有宋朝皇帝“不杀士”。不是不想杀，是祖宗制度在那里，不准他们杀！最多只是贬官外放罢了。皇帝不杀大臣，臣子们就不怕皇帝，敢说真话、敢当面和皇帝争执辩论的人也就格外的多，要想改变这个现状，神宗皇帝就必须突破“不杀士”的规矩，用锋利的屠刀封住大臣的嘴。

神宗皇帝要夺天下大权，早晚会尝试杀几个大臣给天下人瞧瞧了，但眼下朝廷里正直之臣还占大多数，执政的王安石也是位正人君子，有这些人在朝廷上，皇帝想杀人，一时还办不到。

既然不能压服大臣，神宗皇帝不得不采取怀柔举措安抚人心。但变法还在继续，早先因反对变法被贬谪的大臣此时很难招回，想找一个与王安石唱反调、与变法不合拍却又没什么后台、没什么根基、没什么本事、起用之后也不会干扰大局的臣子，没这么容易。

想来想去，神宗皇帝想起了在开封府任推官的苏轼。

基于这些考虑，神宗皇帝才借“浙灯”的因头儿招回苏轼，对他温言抚慰。

苏子瞻是个实心眼儿的老实人，哪知道皇帝的心思，听了几句热呼呼的话儿只觉心头火热，连眼眶子都湿了，忙向上奏道：“陛下欲至国泰民安，应该做三件事，称为‘结人心，厚风俗，存纪纲。’”

苏轼说的结人心，是让神宗皇帝不要急着打击朝臣的意思；厚风俗，是请皇帝变法的脚步放慢一些；“存纪纲”三个字大概是虚的。这些神宗皇帝都听明白了，点点头，不置可否。

见皇帝神色慈和，微微颔首，苏轼以为皇帝今天是真肯听他劝说了，赶紧又说：“臣听说天下人莫不有所依靠，百官能役使百姓，是靠了陛下的支持，陛下要治国，又靠什么呢？”

苏轼这一问其实没有什么深意，可神宗皇帝听了暗吃一惊，误以为苏轼要说“皇帝治国靠纳谏”，然后责备皇帝借三司条例司之手打压御史台。还不等他有什么反应，苏轼已经自顾说了下去：“人主之所恃，自然是民心了。”

苏学士前头的话差一点戳中皇帝的要害，倒把神宗吓了一跳，哪知后面跟着的却是一个俗套子，说了等于没说，神宗这才知道苏轼根本没看透朝局——以苏学士的城府大概也看不透。于是放下心来，笑着说：“天子所恃是民心，说得好！”

听皇帝称赞苏轼更来了精神，又说：“变法走到今天，大概陛下也听到百姓的怨言了吧，为何有此怨言？是因为陛下变法太急。自太祖、太宗以来国家财赋掌握在户部、盐铁、度支三司手里，这个制度本来甚好，可陛下忽然设置了一个制置三司条例司，让几个年轻人把持三司条例司，任意制订律条，迅速推行运作，不问民情，不理民怨。须知百姓耕种田地、商人贩货牟利是他们养家活口的根本，就像鱼入水则活，树扎根才生一样，可三司条例司所行法令一经推出，百姓失其田产、商人失其生意，如鱼离水，树断根，百姓吓得魂不附体，哭嚎哀告，陛下却看不到百姓的苦处，只听几个心腹重臣在陛下耳边说：‘我等变法，并无害民之心，所变之法也没有害民之处，不怕别人议论。’这就像一帮人架鹰牵狗腰缠弓矢走进森林，却对别人说：‘我们不是打猎的！’就像一帮人驾着小船拿着渔网进入江河，却说：‘我们不是打渔的！’如此自欺欺人别人怎么能信？大臣们偶尔劝陛下一句，就有人假借陛下之名出来喝斥，骂这些人是‘奸邪’，一律罢免，这么下去怎么得了？”

到这时神宗才知道，原来苏轼责备的是王安石。

王安石本就是皇帝面前的“挡箭牌”，自从变法开始以来，天下人都在责备王安石，已经责备不出什么花样来了。苏学士博古通今，很会讲故事，一番话说得好不热闹。但对于城府如海的神宗皇帝而言这些都是废话，若在平时，早就不肯听下去了。今天正要启用苏轼，不妨姑且听之。于是面露微笑，任他说去。

苏轼又说：“孟子有言：‘其进锐者其退速。’朝廷的变法就犯了这个毛病，新法推行太快，百姓不能适应，若能假日时日缓缓推行，才有可能成功。比如这《青苗法》最怕的就是官府向百姓强行摊派贷款，陛下是圣君，当然管得住臣下，但几十年几百年后朝廷出了昏君佞臣，地方上出了贪官污吏，用 ‘青苗贷款’迫害百姓，那时陛下还管得了吗？百姓们受了迫害，都会问：‘《青苗法》始于何时，又是何人所订？’结果发现这法是陛下订的，是从我朝开始的，百姓们岂不要骂？”

苏轼把话说到里，神宗皇帝已经有了几分困意，趁苏子瞻低头琢磨的时候掩住嘴悄悄打了个呵欠，强打精神问道：“依你之言应该怎么办？”

苏轼抬起头来向上奏道：“臣以为不如罢去三司条例司，重立规矩，先整顿吏治，再求变法。”

——罢去三司条例司，正好神宗皇帝也有这个想法。

“三司条例司”成立以来办了很多要紧的事，只可惜“三司条例司”规模太小，人员太少，掌握朝局的力度不够，所以神宗打算把这个机构撤销，让“三司条例司”的人马跳出这个小圈圈儿扩散到整个朝廷去。

“罢去”和“扩大”本是水火不容的两个概念。可聪明的神宗却能把这两个概念合而为一，让“罢去”成为“扩大”，真是高明！

但对“三司条例司”的改动调整是一件大事，皇帝犯不着跟苏轼这么个小官儿商量。

正好，皇帝还没答话，内侍上殿奏道：“三司检详官太子中允吕惠卿求见。”

吕惠卿是三司条例司官员，主持变法事宜，每天都有事向皇帝禀奏。按说皇帝正在听苏轼进言，应该让吕惠卿等一会儿再进来，但神宗对苏学士的长篇大论已经失去了耐心，就吩咐：“叫吕惠卿进来。”回头又对苏轼笑道：“你接着说。”

这时吕惠卿已经走上殿来，向皇帝行了礼，就站在苏轼身边。

苏轼倒也有自知之明。刚才他提出罢去三司条例司，自己也知道这话说过了头儿，皇帝未必肯听从，现在吕惠卿来了，罢去三司条例司的话就更不能提了。可在皇帝面前当面奏事的机会难得，不把心里话都说出来又不甘心，略想了想又说：“陛下天纵英明，博学广闻，尧舜之心，文武之能，为政英明勤奋，决断如神，所怕的只是求治太急，听言太广，进人太锐。我大宋虽有积弊，然而江山稳固，百姓归心，能臣多有，若求治太急，竟不求稳，不问民心，不恤臣子，社稷震动在所难免。加之听言太广，进人太锐，能臣一言不合立刻罢黜，新进臣子充斥朝廷，两三年间朝堂上面目全非，时局动**社会滋扰，这是‘未得治，先得乱’。臣想陛下变法的目的绝不在此吧？”

苏轼这些话说得恳切，在一旁的吕惠卿却有些听不下去了。

苏轼指责皇帝过度提拔新人造成朝局动**，吕惠卿正是这么一个“新人”，苏学士这不是指着鼻子骂吕惠卿吗？早前为了科举中的一张试卷两人闹过一场，吕惠卿很不喜欢苏轼，忍不住插进话来：“你的意思是不该变法？”

苏轼忙说：“变法是必须的，只看怎么变。”

吕惠卿立刻又问：“你说该怎么变？”

在皇帝面前吕惠卿气焰万丈咄咄逼人，苏轼气短言亏，无所依仗，还没辩论，已经输了。现在被人家质问过来，苏轼只能尽力辩论，转向皇帝奏道：“臣以为要变法首先必须整顿吏治，只有吏治清明，变法才能成功。否则所立法令再好，一经实施就变了样子，如此无论怎样变法，最终都难以成功。所以我认为变法应该急于求吏，缓于立法。”

苏轼所说的“急于求吏，缓于立法”是朝廷众多大臣共同的心声。但这样做会有两个后果，一是求人为先，朝臣自然更受重视，国家言论更加开放，而皇帝的君权会进一步受到限制；二是求人于前，立法于后，变法的进度就会拖缓，至少不能像现在这样“一年一大变，三年通盘变”，神宗皇帝急着富国强兵，也等不得。所以“急于求吏，缓于立法”虽好，神宗皇帝却不能接受。

吕惠卿在神宗身边呆了三年，深知皇帝的好恶，立刻从苏轼话里听出破绽，忙向上奏道：“臣以为法不可不变，而变法之道又有一年一变，数年一变，或者一世一变的。《周礼》有言：‘正月始和，垂于象位’就是一年一变；‘五载一巡狩’乃是五年一变；‘刑罚世轻世重’就是一世一变。而像‘父慈子孝，兄友弟恭’乃是万世不变之法。古人变法之时并不提‘用人’，因为变法若得当，人事自然更新。所以国家有弊端就要变法，岂有坐视弊端而不变的道理？”

吕惠卿很聪明，几句话把苏轼那个“先求吏，后立法”的建议揭了过去。苏轼只能接着吕惠卿的话头儿往下说：“变法不能急于求成、全盘变更。就像我们住的宅子，屋瓦破了就补一补，房梁歪了就正一正，不到万不得已实在没必要把整间房子推倒重盖。大宋立国百余年，国政有利有弊，好的就要保持，弊端才要革新，不能一概而论，全盘更改。如今立法过快，用人太急，法令刚拟出来就推行下去，臣子一句话不合就被罢免，这就过了。”

听了苏轼的话神宗皇帝暗暗皱眉。

苏学士太老实，一不留神踩进了吕惠卿设的套子，他最后说的这两句话无异于当面指责了皇帝。

听苏轼说了这鲁莽的话，吕惠卿微微一笑，就此不再动问，神宗皇帝坐在上头也不出声，苏轼还没明白殿上的气氛怎么忽然变了，一时惶然，也愣住了。

半晌，神宗皇帝开口了：“卿等所议各有道理。”看了苏轼一眼，没说别的，把手一摆，苏轼只得告退。

第二天，诏命下达：殿中丞直史馆判官告院苏轼特进祠部尚书。

祠部，是礼部下属的一个衙门，祠部尚书只是个六品官职，名字好听，其实专管礼部衙门的各种杂事。苏学士一人担着史馆、官告院、祠部三个闲差，看似重用，实则赋闲。

又过几天，皇帝下诏：罢除制置三司条例司，权力并入中书五房和司农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