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到苏辙即将离京来向兄长拜别的时候，苏轼才意识到朝局已经发生了这样的变化。

到这一年苏学士考取功名已经整十载，经历三朝皇帝，几次考试都以超等擢拔，文章才气天下知名，可他的官运不佳，至今还是个不上不下的殿中丞直史馆。

苏子瞻把官儿做成这样也不能怨他，中进士后为母守丧错过一次机会，制科大考成功以后到凤翔三年，本来能得重用，却被韩琦坏了好事。苏学士有骨气，又考了个“超等”，升了殿中丞直史馆，正赶上父亲去世，为父守丧又把仕途误了。再回京城，英宗已崩，神宗一心变法，任用的都是王安石、司马光这些实干家，以诗文策论著称的苏轼在皇帝眼里排不上号儿了。

其实苏轼回京的时候正赶上朝廷开始变法，这是个博取重用的好机会，早年的朋友张璪、章惇都升了上去，连弟弟苏辙也抓住机会上奏一本，立刻得到神宗皇帝赏识，被送进三司条例司当了检详官，偏偏苏轼稀里糊涂，对朝廷的事没发表任何见解，皇帝也没注意到他。

苏轼混得这么糊涂，是因为这位夫子成天泡在蜜罐子里，上进心大不如前了。

苏轼的第一位夫人王弗是个典型的“贤内助”，有这位夫人陪伴，时时给他出主意，催着他上进，苏学士大概能当十年太平宰相。可他这位续弦的新夫人完全不是这么回事儿。

和表姐王弗不同，二十七娘对苏轼在仕途中的进步没有任何要求，甚至觉得丈夫当一个闲差，整天晚去早归游手好闲最好不过，因为只有这样苏学士才能把一颗心都留在家里，放在夫人身上，而二十七娘想要的只是丈夫在她身边的时间越多越好。

二十七娘从小就崇拜苏轼，崇拜了整整一辈子！苏学士随便写一幅字，画一张画，作一首诗，二十七娘都当成宝贝一样收拾起来，而且天真地认定这些诗画佳品一多半是丈夫为她而作的。

事实也真是如此。

在迎娶二十七娘之前，苏轼从没想过自己会如此喜欢一个女子。他喜欢热闹，二十七娘就热闹得恰到好处，他喜欢天真，二十七娘就天真得像个孩子，他喜欢温顺，二十七娘就对他言听计从，不但从无争执，甚而觉得苏学士想出的点子说出的话全都高明至极，以至于丈夫不在身边的时候二十七娘就没了思想，没了主意，非得丈夫回来一句句告诉她，这才能做事了。

就是这么一个未解世事的“孩子”让苏学士暂时忘了朝廷，忘了职位，忘了志向，浑浑噩噩快快活活过了一年多，直到弟弟苏辙过府告辞，说他已被王安石逐出三司条例司，外放为河南府留守推官，苏轼才从家庭的美梦中醒过来，重新审视这个正在变法的朝廷，仔细研究刚刚推出的《青苗法》。

说句公道话，《青苗法》不但初衷甚好，而且立论先进，先惠民、后富国，设计得非常合理。

可惜“宋神宗熙宁变法”的初衷不是“惠民富国”，而是为国敛财！于是《青苗法》推出之际官员们首先考虑的不是“利农”而是“利息”。想多得利息，官府就必须尽量多放贷款，可乡下很多穷人连二分息也还不起，这些人宁可没钱种地误了农时也不敢借官府的“青苗钱”。地方官府就来硬的！春耕之际强行把钱“贷”给农民，到了秋收就来索取本息，那些运气好的农夫耕作一年有些收获，勉强归还本息，运气不好的碰上个天灾，顿时傻了眼。

——虽然《青苗法》规定歉收的年景农民可以暂时不还本息，待明年收成增加再还，可天灾一来就不是一府一县的事，大笔派发的“青苗”贷款收不回来，县令如何面对知府？知府如何面对转运使？各地转运使又如何向京城的户部、盐铁、度支三司衙门交待？于是地方官把牙一咬：天灾归天灾，贷款归贷款，青苗钱本息照收，一文钱都不能少！

偏偏熙宁二年真就是个灾年，天下大旱，有些地方还闹蝗虫，那些还不起“青苗钱”的农民顿时成了官府眼里的“罪人”，为了拿回贷款，地方官对农民毫不顾恤，捆打问罪，强行逼索，一时间哭嚎遍野怨声载道。

百姓的哭骂埋怨惊天动地，可神宗皇帝高居九重之上，宫墙百丈隔绝内外，根本听不见子民的哭声。王安石对于《青苗法》实施以来的诸多问题已有察觉，然而这位刚毅执拗的王介甫认为变法是国家大计，岂能水波不兴？反对在所难免，主政之人绝不能因噎废食！于是对朝廷报喜不报忧，一切反对意见就这么不动声色地压制下去了。

变法之初神宗皇帝设置的两宰相、三参政中，现在富弼已经外放亳州；曾公亮以前就不多说话，如今更不说话；唐介不久前病故了；另一位参知政事赵抃也对变法不满，可惜三司条例司人多势众，赵抃独力难支，加上有口吃的毛病，结结巴巴得，辩不过王安石、吕惠卿。政事堂上只剩参知政事王安石一人在唱独角戏。

朝廷是这么个局面，三司条例司又是法度之外新设立的衙门，政令的制订和推行全由三司条例司几个掌权人关起门来商议，直接奏达天听，底下的臣子干着急插不上手，没办法，苏学士只得跑到政事堂来见宰相曾公亮，请求曾公亮在皇帝面前进言，停止推行《青苗法》。

听了苏学士的意见，老宰相的眉毛皱成了一个疙瘩。半天说了句：“如今皇帝专信王安石，全力推行新法，天子与执政一心一德，如同一人，天意如此，咱们这些臣子能说什么？”

曾公亮对苏轼说的是一句难得的大实话。这位老宰相对《青苗法》的执行也不满意，可“点头不倒翁”能办什么事？把话说到如此程度已经不容易了。

在曾公亮而言，这句实话说得不易。可在苏子瞻听来，宰相分明是无所作为！只得拱拱手，黑着一张脸转头走开了。

苏学士性子直，脾气急，在老宰相面前也敢黑起一张脸来。可曾公亮三世老臣，真有个能撑船的肚量，丝毫不怪苏轼，反而觉得这个苏子瞻颇有意思，对他留了心。

没过两天，神宗皇帝把曾公亮叫进小殿，和颜悦色地问：“如今朝廷变法正在用人之际，相公人事精熟，可否举荐几位能臣替朕分忧？”

早在神宗把苏辙逐出三司条例司的时候曾公亮就料定皇帝有此一问，立刻奏道：“本朝力行文治，朝中能臣极多，像苏轼、曾巩、孙觉、孙洙、刘恕等人颇有才学，年富力强，都是可用之材。”

曾公亮向皇帝举荐的都是朝廷中第一流的才子，神宗皇帝年轻，对朝廷人事远不如曾公亮熟悉，凝视想了片刻，忽然问：“苏轼就是苏辙的兄长吗？”

曾公亮忙说：“陛下说得没错。苏轼与苏辙同为仁宗嘉祐二年进士，苏轼还得了榜眼，后来仁宗皇帝开‘直言极谏科’取士，苏轼以三等拔擢，苏辙为四等，都以敢谏著称。说到文章风骨，苏轼还在苏辙之上。”

曾公亮说得句句是实情，他的意思是把苏轼送进三司条例司，代替早前被贬的苏辙。

苏辙是个缺乏资历的年轻官员，把他贬出京师不难。但三司条例司少了苏辙，剩下的办事官员全是王安石的亲信，神宗皇帝不放心。苏轼是苏辙的兄长，两人都以敢谏著称，用这个人代替苏辙监视三司条例司应该不错。

拿定了主意，神宗就把王安石找来，问他：“苏辙去后三司条例司缺少检详官，朕觉得苏轼为人方正，才学还在苏辙之上，可否以兄代弟，让苏轼担任三司检详官？”

天下人都知道“唐宋八大家”，苏家父子三人和王安石都在其列。然而苏家兄弟和王安石写文章的风格不一样，对政事的见解也不同，所以王安石一向不喜欢苏家两兄弟。如果非要在两人中选一人，王安石勉强看得上苏辙，实在瞧不上苏轼。现在苏辙刚走，皇帝竟想让苏轼进来，王安石哪肯答应，立刻奏道：“苏轼的文章模仿战国策士，空洞无物，夸夸其谈，只会批评时政，若论办事能力，最多做个府判官，这样的人不适合进入三司条例司。”

王安石是个大才，他说苏轼“只会批评时政，办事能力不强”是对的。至于 “只配做个府判官”，这个判断也不是全无道理。

但在神宗皇帝听来，王安石的答复着实“不客气”。

早年韩琦做宰相的时候就出了名的脾气直，说话硬，有跋扈之嫌。哪知王安石还没做宰相，脾气已经超过了老宰相。神宗皇帝对王安石的答复不满意，对王安石的态度更不满意，但变法事大，王安石的地位要紧，皇帝不肯因为用人的小事与王安石争执，也就不再说什么了。

熙宁三年又是进士大考之期。这年三月，皇帝任命王安石的副手吕惠卿担任知贡举，主持春闱，吕惠卿和王安石商量以后向皇帝呈上副考官人选，皇帝拿来一看，只见所有考官都由三司条例司里的得力之人担任。

神宗皇帝是个有城府的人，心里不痛快，嘴上并不说，只是在“编排官”一栏用硃笔添上了“苏轼”二字。

皇帝想让苏轼进入三司条例司王安石还拦得住，可皇帝任命苏轼为科举编排官，王安石就不敢多管闲事了。

十四年前苏学士和父亲、弟弟一同进京考中进士，熬了十四载，当年的考生自己也做了考官了。对苏轼来说这是他为官十四年来所担任的最重要的职务，当然尽心尽力，一丝不苟。待三场考罢，考官阅卷初定名次，主考官吕惠卿将福建路绍武军泰宁县进士叶祖洽的试卷选为第一名，身为编排官的苏轼看了试卷暗吃一惊，忙找到吕惠卿，对他说：“我看这份试卷不该列为魁首，大人是否再想想？”

吕惠卿忙问：“有何不妥？”

苏轼拿起叶祖洽的试卷，指点其中几行文字：“大人请看，这位考生的试卷中竟有‘祖宗法度苟且因循，陛下当与忠智豪杰之臣合谋而鼎新之’的话”，试问考生口中的‘祖宗’难道不是指太祖、太宗吗？”

原来苏轼不认同叶祖洽的试卷，只是为了区区一句话。吕惠卿是王安石的左右手，与王安石一样，对苏轼、苏辙兄弟本就厌烦。皱着眉头说：“策论文章评古论今，都是为社稷着想，其中有几句说得过头，也没什么。”

苏轼忙说：“责备太祖、太宗‘苟且因循’，这还得了？大人却以为没什么，话说得太轻巧了吧。”

苏子瞻是个急脾气，一着急话就说得生硬。偏这吕惠卿也是个急脾气，听苏轼话头儿很不客气，也就冷冷答道：“这考生所说‘苟且因循’四个字也在理。否则陛下何必兴师动众变法革新？”

吕惠卿年轻胆大，话说得很直，苏轼大吃一惊：“大人也认为太祖太宗之法是‘苟且因循’吗？”

到这时吕惠卿才发现自己把话说过头了，赶忙往回找补，笑着说：“太祖太宗谁敢诽谤？但仁宗以来政事偏废、国库吃紧也是实情，子瞻说对不对？”

吕惠卿这一句反问有意思。若换旁人，辩论之时绝不肯附和对手，可苏学士是个老实人，一听之下觉得吕惠卿这话也有道理，竟忘了正在辩论，点头道：“政事偏废，国库吃紧，都是当下改革的急务。”说到这里才想起正与吕惠卿争论，忙回到正题，“但考生在试卷中公然诋毁祖宗仍是不对！何况这名考生先说‘祖宗之法苟且因循’，又说‘陛下当与忠智豪杰之臣商议而鼎新之’，这‘忠智豪杰之臣’指的是谁？”

眼下皇帝重用的是王安石和三司条例司，考生叶祖洽试卷中所说的“忠智豪杰之臣”指的当然是三司条例司中的几员干将，吕惠卿心知肚明。可他自己就是三司条例司里的要紧人物，这个话不能承认，只得装个糊涂，两手一摊：“我看并无所指，无非是希望陛下选贤任能的意思。”

吕惠卿和苏轼都是胆大包天敢说话的人物。可这两个人又不一样，吕惠卿心计很深，苏子瞻却毫无城府。现在吕惠卿揣着明白装糊涂装得恰到好处，苏学士却揣着糊涂硬装“明白”，见吕惠卿不认账，就提高了嗓门儿：“这考生所说的‘忠智豪杰之臣’分明指王介甫而言，大人怎么会不明白？这考生在试卷中诋毁祖宗，却公然奉承皇帝，巴结当权之人，单这一句话就知此人的品行，这样的人若做了官，必是趋炎附势之徒！”

苏学士冒冒失失一句话把所有人的注意力都引了过来。几个正在阅卷的考官全都往这边看，吕惠卿也有些火了：“一份试卷怎么就扯出当今圣上来了？真是荒谬！”

吕惠卿的话里分明有陷阱，苏轼若不争，就等于承认自己“扯”了皇上。苏轼倒看破了吕惠卿的花招，立刻叫道：“我没说当今皇上，我说的是王介甫！”

——倒霉的是，苏轼这样回答照样得罪人。

王安石是三司条例司的主事，吕惠卿的顶头上司，吕惠卿当然要维护，也瞪起眼来厉声道：“王大人怎样？这考生难道是王大人的亲戚学生？这试卷上的话是王大人让他写的吗？”

苏轼忙说：“我并无此意，只是这考生在试卷中奉迎拍马，人品卑鄙，语言乖张，大人却把此卷取为第一名，实在不妥，我认为此卷应该黜落！”

同一份试卷，主考官要取为第一，编排官却要黜落。按说这两人如此相争，其他的考官也该各自发表意见才对。可在坐的几位考官只是面面相觑，谁也不敢站出来说话。

见其他考官都不替苏学士出头，吕惠卿冷笑一声：“子瞻若觉得我阅卷不公，可以到皇帝面前告我。可在这间屋里我是主考官，试卷已经选定，名次绝不会改。”说完扔下苏轼转身走开了。

吕惠卿说得没错，这场科举他是主考官，苏学士只是个编排官，名次之事哪由得他做主？于是吕惠卿仍然把叶祖洽的试卷以第一名报了上去。这么一来苏学士只能寄望于皇帝了。

想不到神宗皇帝也很欣赏叶祖洽，经过一轮殿试，钦点叶祖洽为第一甲第一名，做了熙宁三年春闱的状元公。

苏学士真是表面聪明，内里糊涂，对朝局都不理解，居然和王安石身边第一亲信吕惠卿争执起来，结果碰了一鼻子灰。偏偏苏子瞻脾气很犟，不肯放弃，立刻给皇帝上了《拟进士对御试策》札子，请神宗皇帝效法前朝真宗、仁宗，重用直臣，小心奸佞！神宗皇帝对这个才华横溢的苏子瞻本来挺重视，可苏轼在科举中公然与吕惠卿争论，言语之中既得罪了王安石，也触动了皇帝的威信，现在又不识时务，在皇帝把叶祖洽点为状元之后还上札子反驳，神宗皇帝对苏轼那一点点好感一下子消失了。

早前王安石在神宗面前说过苏子瞻的不是，神宗没听，现在回头一想，觉得王安石言之有理，苏子瞻果然不值得重用。就把苏轼上的札子随手扔给王安石看。

王安石既嫌恶苏轼的文章，更不喜欢此人对变法的态度，看完札子就对神宗皇帝说：“苏轼这几年在朝廷钻营始终未得重用，心怀私怨，满腹牢骚，陛下不必理睬。”神宗皇帝就依王安石所言，不再搭理苏学士了。

数日后，吏部发下文书：殿中丞直史馆判官告院苏轼权开封府推官。

开封府推官是个六品，与苏轼所担任的几个闲职品级相当，但这推官是开封府里一个文案杂差，琐碎繁忙，无聊至极。而且苏轼早先因为学士院考核超等被任命为“直史馆”，是皇帝身边的近臣，随时可能获得升迁，现在到府衙当了个推官，与皇帝一下子隔开八百丈！再想升官儿，起码苦等三年……

很显然，神宗皇帝嫌苏学士讨厌，一脚把他从朝堂里踢出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