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神宗皇帝的热切督促下，专门负责变法的制置三司条例司迅速建立起来，所有人屏息而待，只等着第一道崭新的法令从三司条例司发布出来。

然而三司条例司建立之始，人事还不稳定，法条推出再快也要等几个月，于是一群年轻官员个个通宵达旦拼命忙碌，三司条例司却没有发出什么“条例”来。就在众人眼巴巴地期盼中，不知不觉到了熙宁元年冬至，郊祭大典的日子到了。

中国礼法成于《周礼》，主要分为吉、凶、嘉、宾、军五礼，其中吉礼最被君王看重，而“吉礼”之中最要紧的就是南郊祭祀之礼。按规定，南郊祭祀三年一祭，皇帝亲行，百官随行，各国使臣同行，禁军万骑拥护，仪鸾车驾数千乘，太常寺制祭文，备祭礼数万件，设筵列宴，规模宏大，真有天朝上国洋洋气象。

依往年旧例，凡南郊大祭时朝廷都要厚赐臣子，尤其宰辅之臣可得重赏。神宗皇帝刚刚继位，也想以厚赏拉拢老臣，于是下诏，赏赐宰相曾公亮、富弼每人银二万两，绢两万匹，其余大臣各有封赏。诏命一出，翰林学士司马光大吃一惊。

皇帝即将变法，而变法的目的也挑明了，就是富国强兵。既然朝廷追求富强，就必须给天下人做出一个节俭的榜样来，哪知皇帝竟对宰相如此厚赏，这事传开了天下人要怀疑皇帝变法的决心，更可怕的是，朝廷一边表示要聚财富、充国库，一边又厚赏官员，会让那些居心叵测的官员们误以为朝廷变法的目标仅仅是向百姓敛财！

官员把朝廷的意图理解错了，变法的脚步就会被打乱，这可是天大的问题！司马光就趁着进迩英殿为皇帝讲书的机会，要把心里话对神宗皇帝说一说。

司马光进殿的时候王安石正在皇帝面前侃侃而谈，神宗皇帝高居御座之上，身子微微往前倾着，脸色郑重，不时微微点头，见司马光进来也没说什么，指了一下王安石身边的绣墩，示意司马光坐下。司马光觉得自己一言未进就坐在皇帝对面有些无礼，并没有坐，而是垂手立在王安石身侧。

王安石和司马光交情最好，平日称兄道弟、饮食不分。现在自己与皇帝议事在先，搞得司马光不得座位，王安石也不好意思，又说了几句话就住了口。神宗皇帝这才问司马光：“今天仍是来讲书吗？”

司马光今天是想借着为皇帝讲书的机会阻止皇帝郊祭时赏赐宰相，现在皇帝问起，正合心意，笑着说：“臣今天要给陛下讲一讲中唐的故事。大唐经过太宗‘贞观之治’、玄宗‘开元盛世’，国力达于鼎盛，然而‘安史之乱’顷刻破了天下，玄宗逃入剑阁，太子继位为君，这就是唐肃宗。肃宗在位时尽力整顿国家，可惜国破军丧未能成事，而肃宗手下有一个大太监鱼朝恩，早年随肃宗逃出长安，一路尽心服侍，最得肃宗宠信，命鱼朝恩担任观军容宣慰处置使，统率九方节度使数十万大军攻克洛阳，受封冯翊郡公，名震天下。后来肃宗驾崩，代宗继位，吐蕃兵犯长安，代宗出走陕州，鱼朝恩又在一旁护驾，受封天下观军容使专典神策军，权倾朝野，跋扈非常，借着手中权势公然向大臣们索贿，满朝文武都畏惧鱼朝恩的声势，纷纷以珍宝进献，臣子中只有一位考功员外郎名叫常衮，不肯趋炎附势，反而上奏皇帝，声称：‘所献宝物悉出民间，如此作法，等于收集天下民怨献给天子！’代宗见了奏章翻然悔悟，忙命将财宝退还，不得再敛。后来常衮受代宗重用拜为宰相，当时朝有定例，每天由御厨制成精美菜肴送与宰相以示恩宠，所送的菜肴多至几十种，一席酒宴可供十多个人食用，常衮以为国家蒙难不久，百废待兴，对臣下的赏赐花费太大，请求皇帝禁止此例，代宗又从其言，下旨停赏御食，为宫中节省用度，天下人都称颂代宗贤明，赞叹常衮能识大体。”

司马光这个故事讲得很明白，神宗皇帝聪明得很，立刻猜出其话中所指：“你是劝朕停止郊祭之赐吗？”

司马光忙说：“臣正有此意。”

神宗皇帝微微一笑：“卿所言朕也想过。但我大宋自立国以来始终讲究一个‘君臣共治’，宰辅重臣乃国之柱石，天子应该敬重宰相。朕继位不久，若废此定例，旁人岂不要责备朕不敬大臣吗？”

神宗皇帝这些话实在有他的道理，司马光却不以为然，忙又奏道：“陛下宽待臣子是我辈之福。可臣以为大臣若真有功于天下，就算赏赐给他山川田地、封王封公也不过分，但宰相并未建立大功，不过陪伴皇帝行了一个郊礼，立刻得赏数万，实在有碍视听。大宋立国以来内外多事，从真宗朝开始国家财赋就已不足，至今情况越来越不好，每年亏空多至千万贯，陛下仍对大臣赏赐无节，毫不吝惜，只怕不妥。”

司马光，王安石，这是神宗皇帝的左膀右臂。在朝廷中神宗倚重王安石，在心底里皇帝更信赖司马光。现在司马光恳切直言，皇帝倒也高兴，只是神宗有自己的大主意，就笑着说：“朕知道你的为人，先皇在位时你也因为郊赐之事上奏，先皇不听，你就把郊赐分给你的银两捐给谏院做了公费，朕在颍邸听说此事也很赞赏。但朕对此事的想法却与先帝一样：两万白银说少不少，说多不多，既不足以救灾，更不足以富国，在这上头节省于国无益，却寒了老臣之心，不值。”

司马光忙说：“陛下继位之后首推变法，意在富国强兵，朝廷不能节省开支，如何富国强兵？何况宰相曾公亮已经上了札子，请求辞谢郊祭之赏，陛下此时停赏是应臣子之请，顺天下民心，大臣们只会欢悦，哪有寒心的道理？”

眼看司马光和皇帝争论不休，一旁的王安石不能不说话了：“我大宋富有四海，郊祭之赐能有几何？在这上头实在没必要过度俭省。至于说宰相辞谢，其实每年郊赐宰相都要辞谢，若因宰相辞谢就不再行赏，事情就难看了。”

司马光认为“郊祭重赏”是皇帝的过失，更认为主持变法的“拗相公”王安石看法和他一样，肯定帮着他劝谏皇帝。想不到王安石一开口却是帮着皇帝说话！司马光大吃一惊，矛头顿时指向了王安石：“我大宋有冗官、冗兵、冗费三害，眼下财用不足，灾害又重，陛下变法正应该从节省做起，先治‘冗费’一弊，介甫觉得是不是这个道理？”

王安石微微一笑：“我还是刚才那句话，郊祭之赐所费不多，不必在这上头节省。刚才君实讲了一个常衮辞赏的故事，可常衮辞了皇帝的赏赐，大唐并未因此富强，反而臣子们窃窃私语，都说常衮无能，自知不配领得赏赐，这才辞谢。若陛下郊祭时忽然不赏宰相，臣下也难免在背后说宰相的坏话，徒损大体，有何益处？”

王安石才华横溢博古通今，几句话说得道理十足。司马光却不以为然，立刻应声道：“常衮辞赏，说明他知廉耻，比那些贪图官位利禄的蠹虫好得多！”

与王安石的道理相比，司马光的辩论似乎缺了些说服力，且言词很不客气。好在这两位是至交好友，王安石并不计较，笑着说：“国用不足，并不是当今急务。”

要说王安石前面的一篇道理司马光不能接受，现在这一句话却着实令司马光不解：“自真宗朝以来国家用度日渐不足，这几年亏空越来越大，介甫怎么说国用不足不是当务之急？”

王安石冲司马光摆摆手：“我觉得当今国用不足，主要是未得理财之人。”

这句话司马光更不能理解了：“介甫觉得怎样才是善于理财之人？”

司马光问得太直，王安石竟不好回答了，只得笑而不语。司马光略一沉吟已经明白了：“介甫说得‘善理财之人’是指那些搜刮民财以充国库的人吗？百姓的负担原本已经很重，如果再行搜刮，这些人只怕流离失所沦为盗贼，如何使得？”

王安石笑着说：“君实这叫什么话？我说的‘善理财’并非搜刮，是指民不加赋，而国用丰饶。”

王安石这话云山雾罩，只有熟知史书的人方能知其出处。司马光是个史家，略一沉吟已经想到：“介甫之言引自汉代的大司农桑弘羊吧？”

其实不光王安石这一句话引自桑弘羊，就连这次变法中即将实行的均输、市易等法也取自桑弘羊。只是王安石主持的变法细节尚未推出，司马光不得而知。

听司马光说出桑弘羊的名字，王安石仍然笑而不语。司马光却惊得目瞪口呆：“桑弘羊说‘民不加赋而国用饶’是欺骗汉武帝的话！介甫想一想，天下财物是有定数的，这些财货要么在百姓手里，要么在官府手里，桑弘羊想让国家富足，不从百姓手里搜刮，从何处得来？汉武帝早年财用极富，对外用兵不止，晚年却是流民数百万，国家动**，盗贼蜂起，百姓们都是老实人，要不是穷到了极点，他们怎么会去当盗贼？介甫竟信了桑弘羊的学说，这还得了吗？”

也难怪司马光大惊小怪，古时候社会生产力发展迟缓，一百年前造的水车一百年后还在用，一百年前开出的田地一百年后还在耕，国家的产出是个固定值，变化不大。在这个固定的数额中，既要让国家财赋增加，又希望不加税赋、百姓生活安定富裕，就成了两难的事。汉代的桑弘羊整顿货币，实行盐铁、均输、平准等制度，充实了国库，却也造成了百姓的贫困和社会的动**，后世对桑弘羊褒贬不一，王安石认为桑弘羊是能臣，司马光却以为桑弘羊是奸贼。

这还是第一次，王安石和司马光两位至交好友在针对变法的观念上出现了极大分歧，对此司马光惊讶莫名，王安石却不觉得惊讶，也不和司马光争执，又转回早先的话题：“太祖朝时皇帝对宰相赵普也曾多有赏赐，每次都是成千累万，当时的人并不以为有什么不对。现在陛下赏赐两位宰相一些东西，数额尚不及太祖朝，君实何必为此争执呢？”

王安石知道司马光一向保守，司马光却想不到王安石如此偏激，所以王安石冷静如常，司马光却冷静不下来了，提高声音争辩道：“赵普追随太祖鼎定天下，立了莫大的功劳，赏赐巨万也不稀奇，如今的宰相有什么大功？不过是处理日常政务，竟也要得巨万之赏，这是什么道理！”

司马光这话说得有些过头儿，要是给宰相们知道了只怕要怪罪他。神宗皇帝也不希望这些主政大臣间生出无谓的嫌隙，忙拦住司马光：“你的意思朕明白了，节俭是美德，应该提倡，但郊祭赏赐事关宰相威信，还是慢慢商议吧。”摆摆手，司马光和王安石只得退了下去。

不久，神宗皇帝下了一道诏命：司马光升任翰林学士，改由吕公著接掌御史中丞。

皇帝这道任命纯为息事宁人。变法开始之前，他不希望王安石、司马光这些心腹臣子间发生无谓的摩擦，所以不再让司马光担任谏臣。

熙宁二年七月间，制置三司条例司推出了变法的第一项：《均输法》。

宋朝设有东南六路发运司，职责是将东南六路供奉京师的物资经水路运进京城，但因为各地出产粮食物资的数量与年景、人力都有关系，有时多有时少，京城所需之物的数量也不一定，结果是运来的物资有时太多，有时不够。一旦多出来，势必积压贬值，一旦不够用，又必须依赖商人向京城贩卖补充其不足，如此一来京师亏损，地方吃苦，商人发财。

《均输法》的与众不同之处在于对歉收地区的赋税不收物资，改收银钱，再把这些银钱拿到丰收的地方低价购买物资，转运进京。其好处是提高了国家资金的使用效率，减少了积压造成的浪费。缺点是国家凭着巨大的资金、优先的特权和强力的手段在各地以低价购入物资，造成了强力的国有商业垄断，大批商人因而失去了营生。

随着《均输法》的推出，早先支持王安石主持变法的大臣们一下子紧张起来，因为《均输法》的始作俑者正是汉代的大司农桑弘羊，而桑弘羊推出《均输法》的唯一目的就是替汉武帝在民间敛财，所以《均输法》打击商业、与民争利的特性早在汉代就已表现出来。出于对《均输法》效果的担忧和对桑弘羊这个古人的厌恶，很多大臣在《均输法》尚未造成严重后果的时候已经开始上奏弹劾王安石了。

哪知《均输法》一波未平，朝廷又在熙宁二年九月匆忙推出了震动天下的《青苗法》。

当时各地有名为常平、广惠的官仓，仓中所储钱粮累积已达一千五百万贯以上，王安石看到这笔钱款可用，就决定挪出这笔钱来向百姓们发放“青苗”贷款，资助百姓购买农具种籽，以利春耕，贷款利息定为两分，到秋收以后连本带息一并收回。

《青苗法》是一项惊人的法令，其内容完全超越了时代。这项法令的初衷在于以国家名义向百姓放贷，既响应农时支持生产，又以国家手段杜绝了民间“高利贷”对农民的盘剥，同时国家的钱粮也被盘活，可以生出一笔为数不菲的利息。于是“支农、减贷、富国”一举三得，百姓官府皆大欢喜。

然而《青苗法》也有两处令人担心的地方：一是地方官员不体恤朝廷变法的苦心，只顾博取个人政绩，为了敛财，不择手段向百姓强行摊派青苗贷款，如此则百姓必然受害；二是天时有丰有歉，“青苗贷”发放之后，赶上丰收年景收回贷款当然容易，倘若歉收，农夫们就可能被“青苗贷”逼得破产。

考虑到这两个问题，制置三司条例司在推出《青苗法》的同时就明确规定：第一，农民不借，官府不贷，禁止各地官府强行向百姓摊派青苗贷款；第二，用钱还贷、用粮还贷都由农民自己决定；第三，如遇天灾，“青苗钱”的本息暂停收取，等到第二年粮食打多了再还不迟。

——立下这三条规矩，《青苗法》就可以推行了。

国家社稷以农为本，天下百业以农为先，《青苗法》牵系国本，事关重大，王安石也是慎之又慎，先定下严密的条例法规，以免出现流弊，又决定只在河北、京东、淮南三路试点推行，同时多派官员到地方体察民情，若百姓愿意接受“青苗”借贷，再向全国范围推广。

在王安石想来，《青苗法》初衷很好，又有“民不借，官不贷；遇灾年，可晚还”的政策做支持，应该不会出问题了吧？可万万没有想到，《青苗法》刚一推出，天下大乱！凡《青苗法》推行之处，百姓们惊恐不安，朝廷里的大臣见了这样的法令也是众说纷纭，其中十个有九个都表示反对。

——《青苗法》到底出了什么问题？很简单：大宋朝的地方官不可靠！“民不借，官不贷；遇灾年，可晚还”的政策没能落实！各地在推广“青苗贷”的时候都出现了“强行摊派、强收本息、灾年照收不误”的恶行！结果百姓遭了殃……

《青苗法》一经推出，在地方上造成了大混乱！可在朝廷看来不是这样。法令推出才半年，第一批“青苗贷”开始收回，本金、利息全都入了国库，大赚一笔，神宗皇帝十分满意。

朝臣反对，可皇帝满意，这一下子朝廷上吵起架来了。当然，大臣们责备得不是神宗皇帝，而是主持变法的王安石。

历仕三朝的老宰相富弼第一个对王安石表示不满，在劝谏皇帝无效后，富弼觉得无法与王安石共事，干脆抛弃宰相之位请求外放。神宗皇帝吃了一惊，急忙挽留，可富弼执意要走，竟是留他不住。皇帝只得问富弼：“卿去后，谁可代为宰相之职？”

富弼想了想，说道：“文彦博三朝老臣，稳重得体，可以为宰辅。”

文彦博果然是个稳重得体的三朝老臣，可在神宗皇帝看来文彦博稳重得过了头，沉默半晌才问富弼：“王安石如何？”

富弼曾经是最支持重用王安石的臣子之一，若在半年前，皇帝有此一问，富弼立刻就会顺势举荐。可今天富弼低下头来一声不吭。

看着富弼这副不乐意的样子皇帝心里也不痛快，干脆任命富弼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出判亳州，放这位老宰相离京养老，暂命枢密使陈旭代理宰相之职。

富弼走后，三司条例司内部也出现了争议。担任三司检详官的苏辙对《青苗法》的推出无法容忍，屡次与王安石争吵无果，就上札子向皇帝直陈《青苗法》之非，这一下闹得皇帝和王安石都有些狼狈。

苏辙本是神宗皇帝点名送进制置三司条例司的，哪知苏辙公然反对变法，既驳了王安石的面子，也冷了神宗皇帝的心。

王安石变法之初，一切法令都从制置三司条例司发出，如此要害部门怎能出现不支持变法的官员？王安石立刻请求治苏辙之罪！

神宗已经把“赏罚”之权赐给王安石，王安石要用谁、要贬谁，神宗必须支持。可神宗皇帝知道苏辙的才华，不忍重治，就把宰相曾公亮找来，问他：“自《青苗法》推出以来，三司检详官苏辙屡屡抗辩，闹得上下不和，诸事难办，卿以为朕当如何处置？”

曾公亮对皇帝的心思揣摩极深，想也没想立刻说：“苏辙有才，可惜资历尚浅，历练不足，臣以为可以外放为推官，对他多些磨练，日后当能成器。”

曾公亮这话说得温和，手段却并不客气，所献之策深合皇帝心意，于是点头：“也好。”

曾公亮办事从来不肯得罪人，就算苏辙这样的后生小子他也不肯轻易得罪。如今秉承皇帝意旨贬了苏辙，就必须想出主意弥补，以免与苏辙结怨，忙笑道：“臣以为苏辙毕竟在三司条例司多日，办事勤谨，与一般官员不同，虽然外放，也应有别于一般臣子，可以改吏部任命为‘堂除’，以示郑重。”

所谓“堂除”，就是官员的任命不由吏部发出文书，而是由宰相奏明皇帝，直接从政事堂发出公文。能得到“堂除”差遣的官员就证明是被皇帝重用，而不是遭到了贬谪，外放为官时多几分体面。

——若大臣们办事都像曾公亮这么识趣，神宗皇帝就太开心了。

对曾公亮的主意神宗言听计从。于是曾公亮回到政事堂发下“堂除差遣”，把苏辙任命为河南推官，即日离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