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廷里那些阴谋诡计外放做判官的苏轼毫不知情。就算知道也没用，以苏子瞻的性情，必然看不透内里的玄机，以苏子瞻的官职，也没有插手这件大事的资格。

英宗治平元年十二月，苏轼在凤翔三年任期已满，奉诏回京另有任命。于是苏子瞻辞别了陈希亮大人，带着夫人和已经六岁的长子苏迈离开多灾多事的凤翔府返回京城。

此时的苏轼一心挂念父亲和弟弟，真是归心似箭。哪知人不留客天留客，刚进京兆府，一场鹅毛大雪连下七昼夜，官道上的积雪没过了车辕，苏轼夫妇只得在华阴的驿站住下，本想雪后即行，哪知大雪才停，天气骤寒，朔风如雷，原本三尺厚的雪全冻成了一尺多厚的冰疙瘩，更走不得了！眼看回家过年已成奢望，苏轼只能托人给在京师的父亲和弟弟带信，说明自己的难处，一家三口就此困在了驿站上。

驿站只是个歇脚吃饭的地方，比不得在家，食宿都不尽人意，苏轼官儿又小，安排的住处寒酸简陋，连热饭热茶都照顾不到，天气又冷，一个不留心得了感冒，几天就把夫人、儿子都传上了，一家三口裹在棉被里瑟瑟发抖，喷嚏不止，治平二年的新年就这么熬过去了。直到开春冰雪消融，苏轼急着回京，也不管泥泞满地车马难行，一家老小病体未愈，就急着赶起马车上路，正月底回到汴梁，苏老泉和弟弟苏辙都到城外来迎他，一晃三年不见，父子兄弟感慨万端，还没说话已经抱着哭成一团。

回京后，苏轼到吏部投帖述职。随即被认命为差判登闻鼓院，从六品衔。

登闻鼓院属谏院管辖，是个专门接受百姓诉状的衙门。大门前摆着四面“登闻鼓”，百姓如有冤情可以来此击鼓鸣冤，递上诉状，由登闻鼓院转报有司审理案件。

相对于明、清两朝“民告官，有理无理先揭一层皮”的黑暗制度，大宋朝这个直接受理百姓冤狱的登闻鼓院真是个了不起的机构——可见宋朝的政治制度比明清时代更开明。可惜苏子瞻所授的“差判登闻鼓院”是个不起眼儿的差事，唯一的公事就是有人来击鼓鸣冤时出来接个状子。然而进京击鼓鸣冤的人毕竟不多，接状子的差判官员倒有六位，喝着茶烤着火整天没事可做，苏轼干脆早上去点个卯就回家陪伴父亲，什么事也不管。就这么混了一个月，忽然来了旨意，命苏轼准备赴学士院试，成绩优异即可擢升。

原来苏轼刚回京，早年发掘这位英才的大宋朝第一伯乐欧阳修就已知道了消息，立刻上了札子，说仁宗皇帝在位时曾称赞苏轼有宰相之才，请求英宗皇帝对苏轼妥为重用。

这时英宗赵曙亲政不久，正想重用一批年轻有为的臣子，苏轼的名字英宗也有耳闻，又有欧阳修举荐，就把宰相韩琦找来问道：“卿对苏子瞻这个人如何看？”

除了欧阳修府上吃过一顿酒，韩琦和苏轼再没见过面。可韩琦的记性很好，皇帝一提苏轼的名字，这位大人立刻想起当年“宰相宴”上那个轻佻浮躁胡言乱语的才子，心里十分不以为然。赔着笑问皇帝：“陛下如何看呢？”

宰相不说自己的意见，却来一句反问，这就说明对苏轼印象不佳。但英宗有心重用苏轼，干脆地说：“朕早先读过苏子瞻的策论文章，记得有‘上论下不议，下从上不诛’一句极好！先帝视此人为贤良，如今苏子瞻在外‘磨勘’三年已经成才了，朕想效法唐太宗用人之道，格外加恩赐苏轼一个翰林学士，卿以为如何？”

翰林学士是皇帝身边近侍重臣，通称为“内翰”，大臣一旦得授此职，离三司使、枢密使以至于宰相都不远了。而且翰林学士是个正三品官职，苏轼眼下官居六品，如此任命真是格外加恩、破格提拔了。

这时候韩琦也不能不说话了：“苏子瞻虽然有才，毕竟年方三十，阅历太浅，如此提拔只怕骇人听闻，臣以为不妥。”

韩琦逼曹太后撤帘，助英宗亲政，有辅弼皇帝的大功，在英宗面前韩琦说话是有份量的。现在韩琦把话说得很直，英宗不得不听，就点头道：“这话也对，翰林学士太高了些，先授他一个知制诰如何？”

“知制诰”是个额外的官衔儿，其职责是替皇帝起草各类诏书，身兼此职的臣子哪怕官职卑微也有权参与朝廷大事，遇到自己认为不正确的诏命，甚至有权“封还词头”——拒绝撰写诏书，然后当面与皇帝理论。当时中书舍人、谏院、御史台以及三司等官都可以加“知制诰”衔，官职前面一旦加上这三个字立刻超越同僚，成为重臣。其中尤其以翰林学士知制诰最为尊贵，称为“内制”，其他官员加知制诰的称“外制”。

刚才韩琦已经表态，认为苏轼不配担任翰林学士，英宗皇帝又提出“知制诰”来，这是比翰林学士稍低一级的任命，也算给韩琦一个台阶下。

可惜韩琦并不想下这个台阶，反而向上奏道：“臣以为苏轼之才果然出众，但尚属‘未来之才’，陛下应当对此人着意培养，数年之后方可大用。若立刻委以‘知制诰’，一来怕臣子们不服气，二来仕途过于顺利对苏轼也没好处，臣以为还是循序渐进、逐步磨砺的好。”

韩琦是个强硬的人，说出话来滴水不漏，英宗皇帝对他又很敬重，不愿意驳他，只得再降一降：“命苏轼修起居注如何？”

这“修起居注”也是个官职，叫做起居舍人，官拜正六品，苏轼眼下担任的“差判登闻鼓院”是从六品，这么算来还是升了一级。何况起居舍人日常在皇帝身边须臾不离，乃是心腹宠臣，多少人对这个职位求之不得。现在英宗要授苏轼起居舍人之职，看来对苏子瞻是非常信得过了。

皇帝把话说到这个地步，韩琦也知道英宗一心要用苏轼，不便再驳了。可韩琦心里一直记着苏轼在“宰相宴”上说的那个谎，打心眼里认定此人浮躁虚滑、有才无德，难当大任，加之自恃有功，对皇帝不是那么敬畏，忍不住又说：“臣以为起居舍人与知制诰职司相类，既然陛下不授苏轼‘知制诰’，让他做起居舍人似也不妥。”

韩琦左拦右挡如此嘴碎，英宗皇帝有点不高兴了。把两手一摊：“卿觉得此人当授何职，不妨说与朕听。”

听皇帝说出生硬的话来，韩琦心里也有点慌，略一沉吟便说：“臣觉得以苏轼之才可以授馆阁之职。”

所谓“馆阁”之职倒也算个重任。

大宋朝设有集贤院、昭文馆、史馆三个机构，在这里任职的都是学问精纯的博雅之士，虽然没有实权，却也十分体面。只有一件：想在“三馆”任职还需要经过一次考试，成绩优异才能入选。

在英宗面前韩琦实在是多嘴了。可宰相的话已说出口，英宗皇帝也不好意思驳他，皱着眉头半天才说：“……这还要一场考试，若考不过又该如何？”

韩琦忙笑道：“陛下放心，以苏轼之才，考核必能通过。”

韩琦今天实在讨嫌，皇帝也有些生气，只是这层意思不便露出来，瞟了韩琦一眼，嘴里“嗐”了一声，也不说别的了。

孔子说：“君子不重则不威。”意思是说君子不郑重其事就没有威信，这话对！

苏子瞻初入官场本来十分顺利，就因为在大人物面前说了一个小小的谎话，给韩琦留了个坏印象，每到要紧时候，总吃这个暗亏。

宰相韩琦在英宗面前说嘴，无缘无故踩了苏轼一头，这个消息不胫而走，没多久连苏轼也隐约听说了。可苏轼早就忘了八年前那场“宰相宴”上说过什么话，所以想破脑袋也想不透，自己一个小小的官儿到底什么地方做得不周到，竟得罪了这位当朝宰相？

韩琦是大人物，苏轼只是个六品闲官，哑巴吃黄连——有苦没处诉，只能对人家说：“韩相这是爱护我，想多磨练我，培养我成才。”心里却拧上了劲儿，非把这次“学士院试”考好，做出个样儿来给宰相看看！

二月间，苏轼在几乎没怎么准备的情况下参加了学士院试，结果和制科大考一样，又考了一个三等——也就是超等。三月就得到提拔，以殿中丞担任直史馆。官衔仍然是从六品，但从早前的闲职转成了受器重、有声望的要紧职务，也是一步重要的升迁。

苏轼这里只顾着高兴，万万没想到，一件大祸已经临头。

苏轼回京时曾被风雪阻于华阴驿站，受了风寒，苏家三人皆病。苏迈是个孩子，火力壮，喝了几碗热汤病就好了，苏轼回京时身体还未大好，到京以后养了几天也没事了，只有夫人的感冒一直不见好。开始没留意，只吃些汤药，照样操劳家务，伺候丈夫。哪知冬春交替乍暖还寒，旧病未愈又着了冷、吹了风，病势忽然转重，发起烧来，汤药吃了不少，烧却一直不退，一个月后转为毒火直入脏腑，病情越来越重。

眼瞅着夫人面如金纸，唇焦目黑，瘦成了一把骨头，已经病得起不来床，苏轼也吓坏了，到处托人请医求药，哪想到病急乱投医，几个著名郎中开出的药方竟互相牴牾！以至夫人病情日重，后来病入脏腑，药石无灵，五月二十八号夜里，夫人王弗扔下丈夫、儿子溘然逝去，年仅二十七岁。

王弗是苏轼的结发之人，十五岁嫁到苏家，和苏轼在一起共渡十余载。这十几年苏轼始终过得不顺，一次次在考试中拔得魁首，轮到分派官职，得意又变成失意。这些倒霉的日子夫人跟他一起苦熬苦撑，相濡以沫，好容易放了个判官，得了实缺，有了俸禄，苏轼又意气用事，偏去买那不该买的四面门板，连累全家人在凤翔三年节衣缩食，咬着牙去还那几十贯钱的恶债！如今苏轼回京当上六品官了，好日子就要看见头儿了，夫人却意外病故，苏学士整个人都傻了，每天只在**呆坐着，不知道吃不知道喝，话也不说觉也不睡，连六岁大的儿子也不知道照顾，老父亲见他这个样子，只得把苏迈接到二叔苏辙那里暂住，自己耐着性子用好话慢慢来劝儿子，过了一个多月，苏学士才慢慢缓过神来。

眼看着苏轼的情况比原先好了些，但总是没有精神，每日落落寡合，加上前头十年里被夫人照顾得太妥善，平时两手一甩百事不问，到现在自家的日子也不会过，儿子也照顾不了，苏老泉觉得这么下去不是办法，唯今之计只有再给苏轼说一房媳妇，屋里有了人才能过日子。

苏老泉文章写得好，名气也不小，平时交往的朋友很多，可要说知根知底的人家儿还得回老家去找。眉山那边三家世交，和程家已经翻了脸不再来往，陈家只有四个儿子，孙辈年纪还小，没有合适的女孩儿，苏洵就写信跟王弗的父亲王方商量，希望能在王氏同族里配一门亲，如此，苏家与王家也算亲上加亲了。

女儿病故王方也很难过，对苏轼这个女婿又爱如亲子，立刻答应替女婿做这个媒。不久便给苏老泉回信，告诉他：同族一位堂弟有个女儿今年十七岁，品貌出众，性情贤淑，也能识文断字，问苏洵的意思。苏洵想自家孩子已经三十岁，王家的女儿才十七，怕年龄差得太多人家会嫌，特意写信询问，王方很快回信，说堂弟这里一切都知道，并不在意。

替儿子续弦的事有了眉目，苏洵就找个机会把这些话对苏轼说了。哪知苏轼极为重情，自从夫人去世后他已心如死灰，只记得夫人的音容笑貌，其他一切不想。听父亲说这事心里很反感，当时就对父亲说：三两年内没有续弦的心思……

苏轼心里想什么父亲也明白，可苏轼能拖，王家的女儿不能拖，等了几天，又变着法子来劝苏轼。哪知苏轼嘴里还是那些话，说完就躲出去，一连劝了三四回，都是一样。

儿子不乐意，做父亲的又能怎样？苏老泉只得给王方写了封信，婉言回绝了。

王弗夫人去世才一年，苏轼这个多情种子还没从丧妻之痛中恢复过来，想不到另一个沉重的打击又落在苏轼身上，苏洵于英宗治平三年病逝，苏学士的仕途又一次中断了。

苏老泉的病逝比王弗之死更令人惊愕。

出事前不久苏洵还在为朝廷编纂礼书，回家后关起门来写另一本著作，名为《易传》。偶有闲暇就收拾园子，或者呆在堂屋里赏玩那四面吴道子真迹门板，白天晚上忙忙碌碌，生活安排得井井有条，实在看不出有什么病来。哪知这天下午苏洵擦拭几块门板的时候忽然摔倒，醒过来时半边身子已经瘫了！苏轼赶紧找郎中诊治，却已药石无灵。

临终前苏洵只挂念三件事：一是《易传》尚未完成，希望两个才华出众的儿子能把这本书续就；二是苏轼丧偶之后父子二人孤苦无依，让老父亲很不放心，虽然王家那头婚事一年没有提起，不知还有没有机会，也希望儿子回乡之后在这上留心，若能迎娶世交之女最好，若王家的女儿已聘，也不要一个人蹉跎太久；三是苏家贫寒，这次大丧只怕有朋友来送赙仪，苏老泉最有骨气，特意嘱咐两个儿子，不要收受别人送来的银两。

父亲的遗言苏轼不敢不听，哭着答应了。与弟弟苏辙一起在父亲床前守到天亮，治平三年四月二十五日苏洵病逝，享年五十八岁。

父亲突然去世，苏轼兄弟悲痛欲绝，立刻上报丁忧。

英宗皇帝早前曾读过苏洵所做的名篇《六国论》，知道此人的才名，加上苏老泉负责编写的《礼书》已经完成，也算有功于朝廷，下诏赐给苏洵银一两百，绢一百匹。

钱财是身外之物，再多也没意思。苏老泉一辈子好胜争强，就想在仕途上有所表现，可到去世仍然是个八品主簿，又可怜又可惜。苏轼知道老父亲的心思，就和弟弟一起上奏辞谢银两，请求英宗皇帝授给苏洵一份哀荣。英宗也同情苏洵的才气，下诏：苏洵追谥为光禄寺丞。又知道苏家父子三人才大官小、俸禄微薄，恐怕财力不足，特旨命礼部备下官船送苏洵灵柩回眉山。

听说苏洵病逝，参知政事欧阳修耸然动容，立刻到苏家来拜祭，这才听说苏轼一年之内丧妻于先、丧父于后，回乡时要把两副灵柩都带回去，朝廷虽然派了船，只怕银钱仍然不够，就封了二百两银子做赙仪。苏轼、苏辙想起父亲遗命，坚辞不受，只请欧阳修为老父写一篇墓志铭，欧阳永叔毫不推辞，当场挥笔为苏老泉写了墓志铭。

欧阳修之后，宰相韩琦也亲到苏家吊唁。

韩琦和苏家父子三人其实没有深交，但苏洵早年进京求官时也到韩琦府上拜访过几次，后来苏洵负责编纂《礼书》，与宰相打过几回交道。加之英宗皇帝想重用苏轼，却被韩琦再三阻止，这事已经传开，苏轼虽然不埋怨，韩琦却有点儿不好意思，就借吊丧的机会封了三百两银子送上，也不算道歉，表达个心意罢了。

欧阳修的赙仪苏家都不收，韩琦的钱苏轼当然更不肯要，再三推辞，只求韩琦为苏洵的遗作《易传》写了一篇序文。

其后苏老泉生前的故交好友都来吊唁，苏轼兄弟只收挽联，银钱一律辞谢。

六月，追谥苏洵的文书下达，苏轼带着父亲、夫人两副灵柩与弟弟全家一同登船，悲悲切切返回眉山。走到半路遇见一位朋友：天章阁待制李师中。

李师中也是一位才子，与苏家三人皆是文章之友，尤其与苏轼交情最深。这次半路相遇，听说苏洵病逝，急忙过舟来吊，闲话之时苏轼又听到一个惊人的消息：原凤翔太守陈希亮也病故了！

宋朝有一个惯例：地方官府交纳钱粮税赋之后如果有富余，多出来的钱可以买成柴炭、粮食之类发给官吏使用，官府办酒席、外地官员过境的招待费也可以动用这笔钱，名叫“公使钱”。但“公使钱”都有细账，使用上有明文规定：只能作为官员福利，如果地方官侵吞“公使钱”或者拿“公使钱”买礼物私下馈赠，都是犯法的。但人之常情，大家也不在意，拿“公使钱”送礼的事情很常见。这次有人到凤翔，送给陈希亮十几坛子好酒，陈希亮又把这些酒分赠给手下人，哪知这些酒竟是这个当官的挪用“公使钱”买的！事情追究起来，送礼的官员受了处分，陈希亮也因此遭到弹劾，被罢了官。李师中这次到凤翔就是接替陈希亮担任凤翔知府的。

陈希亮是个要强的人，做官多年政绩突出，可惜朝中无人，最多只做到转运使而已。现在年纪大了，本想做完一任凤翔知府就退休，想不到竟落了这么个下场！这位刚直倔强的老爷子大受打击，刚回到家就病故了。

陈太守故去了！这真是万万想不到的事。

辞别李师中，苏轼坐在船舱里，想起陈希亮对自己的培养，在凤翔闹的误会，以至后来的和解，由此又想起了永不能再见的夫人……不由得痛哭失声，这才明白人世无常，无常是苦，苦不堪言。

回到眉山以后，苏轼把父亲与母亲程氏夫人合葬，王弗也被葬在程夫人墓旁。苏轼为夫人亲写墓志。回到家里，只见四壁萧然，剩下的只有那四块莫名其妙的宝贝门板了。

当初苏学士把四面门板当成奇珍异宝不顾一切买回来，如今再看这些东西却只觉得厌烦。

自己与夫人共渡十年，琴瑟和谐，唯一的争吵就是因为买了这几件东西。也因为买下这些门板，苏家欠了一屁股债，为了还债，夫人在凤翔三年日子过得异常清苦，到去世也没享一天福。父亲的身体本来很好，得了门板才一年就病逝了，想来大概是这几块门板历过兵劫，染过鲜血，已成了不祥之物，再留着也没意思。

这些雕着菩萨、天王的门板最好还是送到庙里去供养吧。

也巧，苏轼刚有这个想法，便有一位惟简大和尚到府上来吊唁苏洵。

惟简大和尚在成都大圣慈寺出家。这大圣慈寺是成都府第一大禅林，蜀中知名，惟简和尚是大圣慈寺下设中和院的首座，与苏家很有交情。现在惟简到眉山来吊唁苏老泉，苏轼立刻认定这是天意，就告诉惟简和尚，自己手里有这么几块门板，想送到寺院供奉。

听了四面门板的来历，惟简立刻认定这是佛门宝物，及至见了真品更是叹为神奇，害怕苏学士变卦，立刻就要把门板带走。

惟简对这几件东西如此看重，倒让苏轼想起五年前得到此物时的心境，就问惟简和尚：“这四面门板本是唐明皇的东西，可惜唐明皇守不住它，后来这宝贝辗转流离，又到了我父亲手里，我父亲还是留不住它，现在你想把这些宝贝搬到庙里供奉，试问你一个僧人又怎能留住这些东西呢？”

惟简和尚没什么才气，只有一份老实，立刻答道：“施主放心，这些门板到了庙里，贫僧必以性命守护，纵使剜我眼、断我足、剖我肝肠，我也绝不让人把这宝贝夺走。”

惟简的决心不可谓不大，可他说的话苏轼却不以为然：“大和尚肯以性命守护此宝，可你的寿命有限，倘若将来圆寂，又由谁来看护此宝？”

惟简想了半天，又说：“这也不难，贫僧回去以后召集僧俗人等，当众在佛前起誓：此宝为佛门之物，若有偷盗抢劫以牟利的必遭天谴，不得善终！这么一来别人就不敢觊觎了吧。”

苏轼又摇摇头：“难说。世上有不信神不信鬼的恶人，你发的誓对他没用，想偷还是来偷，要抢还是来抢，你又能怎样？”

被苏轼这一追问惟简也没主意了，半天才说：“施主有什么好办法？”

惟简和尚一个反问，苏学士自己也愣住了。

老子曰：“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什么是“刍狗”？就是用草扎成的小牺牲儿，专门在献祭的时候摆上去烧掉的！由此可知，世间万物其实没有一件是保得住的。周天子铸九鼎、秦始皇立铜人，坚如磐石吧？阿房宫、未央宫、大明宫富丽堂皇吧？如今何在！更别说这么几块烂门板了……

苏子瞻刚才问和尚的话其实是个牛角尖儿，一句话不但把和尚绕进去了，就连苏轼自己也稀里糊涂钻了进去。好在苏学士还有慧根，又及时转了出来，悄悄叹了口气：“其实你不必用性命守护此物，赌咒发誓也没用。就把它们摆在庙里，告诉别人：‘这些是苏子瞻为纪念父亲供奉到庙里来的，是儿子对父亲的孝心。’天下人都有孝心，听了这话也就不忍心偷盗了。若真来了没人性的恶人，非要偷，非要抢，咱们也没办法，反正尽你的一份心就行了。”

惟简刚才说的本就是这个意思，却被苏学士绕了个晕头转向，到最后苏学士自己又把话说回来了，惟简从头到尾都没弄懂，只好含糊答应。

惟简和尚头脑简单，百事不懂，只知道凭真心，办好事，这样的人其实最幸运。苏子瞻聪明得很，可就因为太聪明了，有时候也真活得挺累。

这四面门板就此布施给大圣慈寺了。为了供奉这些佛门宝物，惟简和尚又发愿要筹募一千贯钱，修一座佛阁专门保存门板。苏轼觉得是好事，就和弟弟苏辙各拿出二十五贯钱捐到寺里，为建阁出一点力。

前后花费一百二十五贯，和夫人吵了一架，过了三年穷日子，到今天，苏子瞻算是彻底割断了与四面门板的缘分。其后苏学士回京师作官，有生之年再未回过蜀地，也再没见过此物。

老子说：“五色使人目盲，五音使人耳聋，五味使人口爽，田猎驰骋使人心发狂，难得之货使人行方。”这话一点也没错。

人这东西呀，只知道“损不足而益有余”，整日瞎忙，忙到最后竟是木匠带枷——自找罪受，真是糊涂得可笑，糊涂得可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