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坐就一直坐到下午，却见一个年轻人走了过来，站在茶馆门外向里张望。

这年轻人戴一顶四方平定巾，穿件天青色绸衫，腰里系着绦子，高挑身材，生得长眉入鬓，目若星辰，唇似丹珠，俊朗帅气，仪态清雅，让人见了不由得多看两眼。江南才子顾璘一眼看见，赶紧迎了出来，把这个年轻人让进茶馆，高声说：“各位停一停，我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位是吴门唐寅，我好不容易请过来的。”

好家伙，苏州才子唐伯虎到了！

唐寅这人可了不得，这一年刚刚三十岁，只比守仁大两岁，却成名已久，号称“诗画双绝，江南第一”，头年乡试考中了应天府第一名解元。虽然这一次唐寅还是头回进京来考进士，可他的诗画、名气早就传遍京城。所以唐寅一到京师，达官显贵都给惊动了，每天都有不少人捧着银子在他住的客栈门外等着，或求一画，或求一诗，也有名流士绅拿着名帖登门拜访，不为别的，只想和唐解元在一块儿坐坐，清谈几句。结果唐寅住的客栈门前车马如流，每天酬酢无虚，忙得一塌糊涂。今天顾璘还是摆出同乡的面子，好不容易把这位唐解元请到他们这个诗社里来。

这么一位人物到了，茶馆里的年轻人都兴奋起来，纷纷上前和唐寅见礼。唐寅这人儒雅得很，满脸带笑，话也不多，自己找个空位坐下，静静地听别人谈论。

这时候李梦阳又高谈阔论起来。三说两说就说到诗风的“复古”上头来了。坐在边上的何景明也喝了两杯酒，叫着“秦无经，汉无骚，唐无赋，宋无诗”，大发感慨，众人齐声附和。

热闹之中，唐寅忽然慢声细气地说了句：“‘复古’是好，可惜二十年后也就俗了。”

这句话声音不高，却一语惊动四座，所有人都往这边看过来。李梦阳高声说：“魏晋风骨、盛唐气象过一千年也不会俗！”

唐寅笑吟吟地回道：“古人的‘风骨气象’自然不会俗。可今人写的诗再怎么也不会变成‘唐诗’。今天大明朝流行‘台阁体’，复古的诗风是一股新潮流，当然有几分真精神，等二十年后大明的学子们人人‘复古’，那时难免流俗。”

唐寅这几句话说得更不中听了，李梦阳顿时虎起脸来：“你认为大明的诗风应该如何？”

“用自己的手写自己的诗，心里要真诚，句子不妨直白些，意思不妨简洁些，写完了也不必非要给别人看。”

唐寅说“不给别人看”是孤芳自赏的清高意思。可李梦阳是个争锋弄潮的性子，唐寅这份孤傲自赏他接受不了，气呼呼地问：“不给别人看，写来干什么？”

唐寅跷起二郎腿，操着吴侬软语不紧不慢地说了句：“烧掉……”

一听这话李梦阳气不打一处来：“说这些没用，你写几首诗我看看！”

唐寅把手一抄，淡淡地说：“在下并不怎么会写诗。”

只这一句话，在座的人各自扭头去说自己的话题，再没人理他了。

都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南方人、北方人脾气性情大不相同。唐寅和李梦阳脾气相反，一个内敛一个外放。可他们却有一个共同点：都狂放不羁、傲气十足！几句话不投机，弄僵了。这茶馆子是李梦阳的地头儿，结果唐伯虎让人家孤立起来了。

和唐寅一样，王守仁也是个“新来的”，看别人都冷落唐寅，守仁正好悄悄坐过来跟他打个招呼。守仁在江南颇有才名，唐寅也知道他，两个人就慢声细气地聊了起来。

聊来聊去，守仁问唐寅：“唐兄觉得献吉他们提出的‘复古’诗风不好吗？”

唐寅轻轻摇头：“倒不是好不好的问题，主要是看以后如何发展。”

在这方面守仁的看法倒和李梦阳相似：“唐宋以后文风确实不佳，本朝的‘台阁体’又庸弱……”

不等守仁把话说完，唐寅已经截住了话头：“‘台阁体’不好，都是应付人的空话，只知道歌功颂德，这样的诗，稍有心胸的人不屑于写它。献吉他们说‘复古’，是想找一股雄壮之气洗掉‘台阁体’的虚冗，这是对的。而且李献吉刚强勇猛、才气逼人，写的诗真的很好。咱们这些人诗不如他，做事也不如他。”

本以为唐寅对李梦阳很看不起，想不到他对李梦阳评价这么高。这一来守仁倒不明白了：“那唐兄怎么说献吉的诗将来会俗？”

唐寅连连摆手：“李献吉是个奇才，他的诗断不会俗！我是说这‘复古’的诗风很快就会俗起来。你想，以李梦阳他们这些人的才华勇气，将来必成一代文坛领袖，等他们成了大名，别人自然都来学他们，这一模仿，当然就俗了。”

原来唐寅说的是这个意思，李梦阳他们先前倒误会了。王守仁笑道：“那就不是献吉他们俗，而是别人要‘流俗’了。”

唐寅点点头，并没再说什么。可守仁这里回头一品，却有了感觉：“唐兄是说复古的诗风没有出路？”

唐寅要说的正是这个意思：“李献吉、何景明这几位的大名我在江南就听过。今天一见，倒觉得献吉他们太霸道，一味只称赞魏晋盛唐，对后人都不承认，表面上似乎是要打破俗冗，锐意革新，其实骨子里却把‘复古’二字看得太重，太强调古风古韵，这就成了泥古不化。可咱们毕竟是‘今人’，怎么也变不成‘古人’。所以这‘复古’诗风从根子上说是假的！一旦泛滥，就会变成另一种‘台阁体’，照样是拘束人心的东西。”

——“复古”诗风是假的……

唐寅这话可真让王守仁吃一惊：“依唐兄之见，若是复古之路走不通，今后诗词的出路当在哪里？”

唐寅沉吟片刻：“我心里是这么想的：李梦阳说前人‘古朴’，后人嘛，当然没法变成‘古’，可咱们就不能做到一个‘朴’字吗？现在的人说话越来越直白，我们写诗也应该直白，在直白里求一个‘朴’字，就是‘我’，有了‘我’才有意思。学摹古人，学来学去，‘我’在哪里？”

唐寅这番高论在守仁听来真是别开生面：“早听说唐兄的诗名著于江南，何不就作几首，让献吉他们看一下呢？”

唐寅淡淡一笑，仍然说了句：“我不怎么会写诗。”说着就把两只手一抄，微微仰起脸来，坐了片刻，又说，“也不怎么会骂人……”

想起李梦阳那老虎一样的气势，守仁不禁笑了起来：“我也不怎么会骂人。”

一句话把唐寅也逗笑了。

这天剩下的时间守仁就和唐寅清谈起来。

其实唐寅是个极淡泊的人；而守仁自幼家学渊源，是个一心求上进、要建功立业的人，这两个人在很多事的见解上并不相同。不过眼下在李梦阳的诗社里，这两位都是坐在边上插不上话的，所以私下一聊，倒聊得挺投机。

说来说去，王守仁忍不住问：“唐兄刚才说了一个‘朴’字，一个‘我’字，似乎大有意思？”

“不是两个字，只是一个字。‘朴’就是‘我’。”

唐寅说的这些话让守仁颇感兴趣：“能不能多讲讲？”

唐寅略想了想，慢条斯理地说：“说起儒学，早在汉唐就是天下显学，可真正把儒学当成大学问苦心钻研却始于宋。先有周敦颐、程颢、程颐几位前辈，到南宋又出了两位大儒，一位是朱熹老夫子，认为天下至理都在事事物物上，做学问应该从“格物致知”入手，广学博论，皓首穷经，读数不清的书，做数不清的思考，从而求得一个能把天下万事万物融会贯通的大道理，从此一通百通，达于‘表里精粗无不到，全体大用无不明’的境界。他这一脉后世称为‘理学’。另一位陆九渊先生和朱夫子是朋友，他认为天下至理皆在人的心里，心即是‘理’，讲究的是一切用自己的头脑去思考，思考所得就是道理，书看不看倒在其次。所谓‘学苟知本，六经皆我注脚’，后世把陆九渊的学问称为‘心学’。宋孝宗淳熙二年，这两位大宗师会于江西广信鹅湖寺，各展胸襟，纵论圣学，史称‘鹅湖之会’。”说到这里抬头望着守仁，笑问，“朱、陆两门学问，你觉得谁对谁错？”

朱子理学、陆子心学是儒学的两大流派，凡读书人，要么认同“理学”，要么认同“心学”，两者都认可或者两边都不认同，几乎是不可能的。

王守仁的学问是“成化辛丑状元公”的老父亲督促着做的，他认同的当然是被朝廷推崇的朱子理学。于是点头答道：“我听父亲说过，朱子理学是微言大义；陆子心学‘近禅’，多半不通。”

王守仁和唐寅在性格、志向方面本就不同路，现在守仁这句话把两个人学术上的差异也给揭出来了：王守仁是朱子理学门徒，唐寅的学问功夫却在陆子心学上头。

大明朝廷推崇理学，贬抑心学。至于为什么发扬“理学”贬抑“心学”，这里面其实有一番不可告人的心术。对这些王守仁平时从没想过，偏偏聪明透顶的唐伯虎知道内幕。

今天这个破茶馆子里都是热血的年轻人，虽然话不投机，其实心气儿相通，意气相投。唐寅的话也就比平时多了：“朱、陆二位先生的理论都有道理，若仔细论起来，陆九渊的‘心学’更高些，也就因为这个‘高明’，后世人反而‘扬朱抑陆’，只推崇‘理学’，把‘心学’扔到一边去了。”

唐寅这么一说守仁就不明白了：“儒学是治国的大道理，为什么不用高明的，反而用浅显的？”

唐寅淡淡一笑：“我只是一点儿愚见，就当说着玩儿吧。朱熹让人多读书，多做学问，从书里领会出一番道理来，这样领悟出来的道理也许没有那么深、那么大，可读书人读什么书是朝廷规定好的，书里的字句如何解释，都是经过钦审钦议的，这样‘解释’出来的道理必是铁打的‘纲常’。读书人把‘纲常’认定了，思想统一了，大家才能坐到一起办国家大事。”他把那碗茶末子喝了一口，让自己的思绪略沉了沉，“读书人为什么读书？就是为了做官。这些官员凑在一起就成了朝廷。朝廷嘛，自然是个办事的地方，办事的地方最讲规矩！所以想做官的读书人都得按‘理学’的路子走，道理上一致了，谁也不敢出格了，朝廷就有了规矩。这就像下棋一样，‘直车跳马架子炮’，这些全是规矩。有了这套规矩，随便两个人坐在一起就能‘下棋’，是输是赢，一切清清楚楚。所以朝廷推崇朱熹，不用陆九渊，就是要拢住人心，维持这个‘规矩’。”

听唐伯虎说出朝政的内情，王守仁恍然大悟。接着就想道：“可大家的思想都被拢在一套‘死规矩’里头，很多高明的主张岂不是……”

唐寅点点头，接过守仁的话：“很多高明主张都被搁置了。”

这一下王守仁就不懂了：“高明的主意反而不用，岂不是很可惜？”

王守仁这一声质问，是天下年轻人都会问的话！唐寅自己何尝不这么想？可他是个知道内情的人，对此无可奈何，只能微微摇头：“是可惜。可治国未必要用最高明的主意，最重要的是讲究实际，何谓实际？就是一个‘忠’一个‘孝’，依此二字进去就错不了，若是出了这个格，则不问‘高明’与否，皆不可用。”

大明朝治理天下只在一个“忠”一个“孝”。“忠”就是忠君；“孝”就是孝顺父母——而皇帝是天下所有人的“父亲”。所以忠、孝二字最后都落在“忠君”上头，除去这两个字，其他皆不可用。这就是朝廷的规矩。

朝廷这套“规矩”其实还有更多内情，只是再说下去未免过于敏感，所以唐伯虎不愿意说，王守仁也没有再问。

半天，唐寅又缓缓说道：“陆九渊的‘心学’也是个大学问。他认为天下事无不发自‘人心’，人心就是‘天理’，这是对的。人生在世，要有心，有思想，有见解，有‘自己’，不然就成了行尸走肉。可你有这么多思想和见解，处处特立独行，时时要破‘规矩’，这不是惹朝廷讨厌了吗？所以上头的人虽然也承认‘心学’是个学问，却认定陆九渊的学说‘近禅’，是瞎蒙乱猜、胡说八道，扔到一边去了。你想，读书是为了考功名，不依‘朱子理学’做学问就考不上进士。这么一来读书人都只认‘理学’，谁肯下功夫去讨论‘心学’呢？”

一听这话守仁笑了：“我看唐兄在‘心学’上头下的功夫就不少。”

唐寅笑着摆手，指着自己头上的帽子开玩笑说：“哪里哪里！我也是‘理学’门徒，不然哪来的这个‘解元’？”说着俩人都笑了。

“唐兄不妨再说说这个‘我’……”

唐寅想了想：“当世有儒、释、道三家。释和道，咱们姑且算它是一家。儒家讲究一个‘进去’，要做事；释、道讲究一个‘出来’，要放下，可这两条路都不好走。你想，天下事纷纷扰扰，尔虞我诈，若进去了，污浊得很，把自己染黑了，不值；若说一切抛下，走出来，难免曲高和寡，孤苦难耐。怎么办？只能折中取势，有出有入、时出时入。要想进得来、出得去，就必须先找一个‘自我’。找到了‘自我’，就在心里树一间静室，随时把‘自我’养在里面。如此一来，世间一切纷扰都成了心外事，不至于污染身心。”

唐解元这些话王守仁闻所未闻，细想又觉得极有道理：“唐兄说的这个‘自我’究竟是什么？”

唐伯虎用手指轻轻点着桌面，一字一句地说：“‘我’就是人心里的良知。”

“良知？”

“对！那些私心人欲皆是邪门歪道，不算‘自我’；咱们一说‘自我’，指的一定是良知！天下人只要懂得人事儿的，个个都有良知，若说一个人全是私心人欲，一点儿良知都没有，那是不可能的。你说对不对？”

这句话守仁倒能接受：“唐兄说得对！孟子说：‘恻隐之心，仁也；羞恶之心，义也；恭敬之心，礼也；是非之心，智也。仁义礼智，我固有之。’由此可知，天下人皆有良知。”

唐寅脸上挂起了一丝淡淡的笑意：“良知是你我心中天生地造的赤子之心。人生在世，莫贪名利，莫缠世情，莫问得失，莫寻出入，只要牢牢守住这颗赤子之心，一尘不染，万事无碍。”

唐寅关于“人人都有良知”的话说得好。可他那个把良知“养”在静室、“一尘不染、万事无碍”的主张却片面了。

找到“自我”是很重要的。可想把“良知”养在静室却不容易。因为天下事纷纭复杂，不可能完全避过。就像强盗，你躲在屋里，他可以踹开门闯进来，那时怎么办？所以培护良知不能全靠“静养”，而是需要磨炼、磨炼、再磨炼。

不管怎么说，唐伯虎这番关乎“良知”的道理算是给王守仁打开了一扇窗，让他在理学之外得以另辟蹊径。至于“磨炼良知”，就要等守仁自己去悟了。

而唐伯虎，后来却在“静养良知”上头摔了大跟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