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3] 虽然弗洛伊德在他翻译的序言中注明是1892年6月，但不能精确注明日期。该书是一部分一部分地发表的，其中有一部分发表在1893年的相当后期。然而，人们所怀疑的这个脚注出现在该书较前面的一页，因而可能正确的日期是在1892年夏或秋。

[134] 所有这些草稿和总结均在标准版的第1卷中。

[135] 弗洛伊德在1893年1月11日的演讲中所阐述的原则是：“如果一个人体验了一种心理印象，就会在他的神经系统中有我们暂时称为‘兴奋量’的增加。每个人为了维护自己的健康，都存在减少兴奋量的趋势……”（弗洛伊德，1893h）

[136] 厄内斯特·琼斯充分讨论了各种影响可能对弗洛伊德观点的决定性作用。除了在上述提到的名字外，特别要提到的是心理—物理学家费希纳，弗洛伊德在他《自传研究》的第五章承认从他那儿受益匪浅。

[137] 5年弗洛伊德仍试图维持神经学方面的不稳定性，这在他30年后的书的最后语句中，他感到有责任强调纠正这一观点。在1895年，他使用“神经系统”一词，1925年他代之以“精神生活”，然而，这种显然十分重要的改变丝毫没有影响这句话的意思，因为弗洛伊德在更正词语时，那时的神经学词语已没有什么价值了。

[138] 他已在第一篇关于《防御性神经精神病》（1894a）和备忘录Ⅲ（1941b）写过，1892年几乎已明确写过。

[139] 实际在他的《精神分析五讲》（1910a）的第4讲中，他明确宣称，在《研究》出版时他还没有这样的认识。

[140] 《论癔症现象的心理机制》，Neurologisches Centralblatt ,1893，Nos，1～2。

[141] ［如第1版序言所解释的，这第一章在1893年原是单独的文章。再版时不仅收在本书中，也收在弗洛伊德早期短篇著作选集中，即Sammlung kleiner Schriften Zur Neurosenlehre（1906）。下面的脚注是这次再版中加上的：“也印了《癔症研究》1895年版的导言，表达约瑟夫·布洛伊尔和我进一步发展的各种观点，并通过病史予以阐明。”］

[142] ［这位病人是下述的第一份病例。］

[143] ［这位病人是下述第二份病例。这些现象也在《一例成功的催眠治疗》（弗洛伊德，1892～1893b）一书中有某些较详细的描述，此书中也讨论到“癔症性反意志”（hysterical counter-will）概念。］

[144] ［见下述凯瑟琳娜夫人的情况。］

[145] 迪鲍夫（Delboeuf）和比纳（Binet）已清楚认识到这种治疗程序的可能性。在下面的引述中可显示出来：“现在我们可以解释催眠师是如何进行治疗的，它使患者回到初次出现烦恼的状态中，用词语与那烦恼作斗争，犹如一新的发生情景。”（迪鲍夫，1889）“……我们甚至发现通过心理技巧使病人回到他初次出现症状的时刻，我们可使他对治疗性的暗示更敏感。”（比纳，1892，第243页）在让内的有关心理自动症（automatism，1889）的有趣研究中，说到了使用类似我们的方法治疗了一个癔症女孩。

[146] ［这类第一例见于病例报告中。］

[147] 在绪言中，我们不可能把其中的新内容与由其他作者，诸如对癔症与我们持相似观点的莫比斯（Moebius）和斯图吕贝尔所说的观点区分开来。我们发现本尼迪克特不时发表的某些评论与我们有关的理论和治疗方面的问题有非常相似的观点。这些我们将在别处提及。

[148] ［“宣泄”（catharsis）和“发泄”（abreaction）首先出现在该书中。弗洛伊德过去已用过“发泄”的术语（1892年6月28日），在给弗利斯的一封信中提到该文（弗洛伊德1950a，信9）。］

[149] ［这是术语“压抑”（repression）的第一次出现，具有精神分析的意义。这个概念，尽管并不是术语，它过去已为布洛伊尔和弗洛伊德二人合作中所使用，在作者死后出版的写于1892年11月的草稿（1940d）中出现，仅仅是现在该文的1个月前出版的。弗洛伊德第一次公开使用这个词语是在他第一篇关于焦虑性神经症（1895b）文章的第二部分，在本卷以后的描述中多次出现。在这个时期的“压抑”被用作为相当于“防御”的意思，例如，在第l版的联合绪言中。“防御”这一词语在《绪言》中并未出现。它的第一次出现是在弗洛伊德的第一篇关于《防御性神经精神病》（1894a）一文的第一部分中。同样在以后《研究》一书的各部分中，他常像使用“压抑”一样随意地用这个词语。布洛伊尔在他的理论章节中使用这两个术语，其早期出现的某些“压抑”带有副词“故意”或“蓄意”的意思。它由弗洛伊德在某处（1894a）延伸开来，他声称压抑是“一种意志的尽力引入，有一种动力的作用”。因此，词语“有意”只表示一种动力的存在，而没有意识目的。实际上稍后，在他第二篇关于《再论防御性神经精神病》（1896a）文章的开始，弗洛伊德清楚地描述了作为“潜意识的”防御性心理机制。某些压抑概念出处的评论将在编者介绍中发现。］

[150] ［该文这部分初步的梗概已保存在作者死后出版的备忘录中。］

[151] ［关于癔症发作这个讨论的初步草稿写于1892年11月，是在作者死后出版的（布洛伊尔和弗洛伊德，1940）。弗洛伊德对这一主题所著的文章即关于癔症发作是相当以后的时间（1909a）。］

[152] ［弗洛伊德引用该句（不是完全照字面）是在他首次于1905年出版的《性学三论》的脚注中（标准版，第7卷，第164页），并在他的《自传研究》（1925d）的第二章中用到该句。］

[153] ［类似的现象参见凯瑟琳娜夫人的病例。］

[154] ［这种现象在后面由弗洛伊德做详细的讨论。他在那里把这症状描述为“参与交谈”。］

[155] ［在《绪言》中，描述她所想的是祈祷。当然，这不涉及矛盾处。］

[156] ［在这点上（弗洛伊德曾告诉现在的编者，同时手指放在打开的复印的书上），书上有漏句。他所想的并描述的是标志安娜·O治疗的结束。从1914年的《精神分析运动史》开始，他曾简短地不明言地提到，在他的1925年的《自传研究》的第二章也提到。从布洛伊尔的观点来看，他说此宛如一个“难对付的意外事件”。厄内斯特·琼斯在他1953年的《弗洛伊德的生活和事业》中说到其全部的故事。这里满可以说，当治疗明显取得成功的结尾时，病人突然在布洛伊尔面前出现这样一个特征，即存在强烈的、未予分析的一种明显性欲方面的移情。弗洛伊德相信，由于这个原因使布洛伊尔延迟多年发表这个病史，并最终导致他放弃所有进一步与弗洛伊德的协作研究。］

[157] ［这同样的比喻在许多年以后同样被弗洛伊德所采用（弗洛伊德，1913h，标准版，第13卷，第193页）。］

[158] ［术语“潜意识”似乎第一次公开出现，其含有精神分析的意义。当然，其他作者以前也经常使用它，特别是哲学家们（如哈特曼，1869）。而布洛伊尔对这个术语用了引号，可能将此归功于弗洛伊德。弗洛伊德本人使用该术语见下文。布洛伊尔和弗洛伊德二人合作（弗洛伊德，1940d），在1892年11月所写的未发表的草稿是在该术语前的几年，采用了形容词“潜意识的”。弗洛伊德过去在法语文章关于运动性瘫疾（1893c）中使用类似的术语，而在目前的工作中用了“下意识的”（subconscious）一词，布洛伊尔相当频繁地使用“下意识的”这一术语，当然，后来弗洛伊德反对使用这个术语（如，参看他的《论潜意识》［1915c］文中第一部分的结尾）。］

[159] ［对这份病史很全面地总结和讨论在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五讲》（1910a）中的第1讲占有很大篇幅。］

[160] ［这个病史按病人所说的年月顺序是自相矛盾的，很可能治疗始于1888年，而不是1889年。所有德文版和现在的日期是一样的，但显然需要更正。］

[161] ［弗洛伊德在第一篇关于《防御性神经精神病》（1894a）中已使用术语“分析”，也用“精神的分析”（“psychical analysis”）、“心理学分析”（psychological analysis）和“催眠分析”（“hypnotic analysis”）。他只是在以后用法文写的《神经症病因学》一文中引入了“精神分析”（“psycho-analysis”）一词。］

[162] 该声音有许多音素组成。我的那些具有运动经验的同事告诉我，听该声音，其最终音调像松鸡的叫声。据费舍（1955）说：“一种滴答声，其结束时带有爆破声和嘶嘶声。”

[163] 这些话实际上代表一种保护性的程序，这将在后面解释。自那以后，我又在抑郁的妇女中遇见相似的保护性方法。她尽力以自己的方式控制痛苦的思想——可能发生在她丈夫和母亲身上不好的事，以及亵渎神明的行为等。

[164] 这里我们具有的癔症谵妄是指与正常意识的交替，正如一个真正的抽搐闯入自主运动中而不妨碍自主运动，且与自主运动不相混淆。

[165] ［在以后叙述中简称“D-”。有理由相信，为了掩饰病人的身份，弗洛伊德悄悄地把她从家里转移到欧洲的另一个地方。］

[166] ［这是当时奥地利人的疗养胜地，在亚得里亚海（欧洲南部）。］

[167] 每次她从催眠中醒来后，以迷茫的样子察看一下自己周围的情况，然后目光落在我的身上，这似乎恢复了她的感觉，戴上她在入睡前摘下的眼镜，然后相当平静，处于良好的竞技状态。虽然在治疗中（在这第一年持续7周，第二年8周），我们讨论了各种问题，而且虽然几乎每天让她睡两次，但她从不对我的催眠做任何评论，或问我有关催眠中哪怕一个问题。在清醒状态中，她似乎可能不理会自己是在催眠治疗中。

[168] 她在清醒状态下经常有类似这种谵妄性的突然插话，而且以后当我在时，经常反复出现。她常诉说在与人交谈中，她经常有荒唐的回答，所以人们不理解她。那次，当我初次见她，问她多大时，她很认真地回答：“我是上一个世纪的女人。”几周后，她对我解释，那时她在谵妄中想着在旅游时看到的一个好看的老橱，她犹如一个旧家具鉴赏家。而我问她的年龄使她想到了某一时期的话题。

[169] 周期性偏头痛的一种类型。

[170] 许多癔症病人向我们述说他们有这种鲜明的视觉图像的记忆，而这特别适用于他们的病态记忆上。

[171] ［所有德文版标明“傍晚”，按后面所述，这肯定是个错误。］

[172] 我已问过她这个问题，即在她清醒状态下的抽搐，她曾回答道：“我不知道，噢，很长时间了。”

[173] 无疑在蟾蜍的背后有一个特殊的象征，但遗憾的是我忽略了对它的探究。

[174] ［这可能是后来成为自由联想方法的最早表现。］

[175] ［一种被实施的暗示。］

[176] 这个回答“我不知道”可能是正确的，但也很可能表明不愿提到口吃的原因。我对其他病人的观察发现，在催眠和清醒中，他们愈是费劲地在意识中抑制一件事，他们则愈难回忆起它来。

[177] 由此我们明白，病人抽搐样的吧嗒声和**性口吃这两个症状追究到了相似的诱发因素，而且是相似的机制。我已在催眠治疗的一篇短文中（1892～1893b）讨论到了这个机制，我在后面还要提到它。

[178] 这类说教性的暗示对埃米夫人总是得不到预期的效果，这在后面也能见到。

[179] 在这种情境下，我的精力似乎使我做得太多。在长达18个月之后，当我再见到埃米夫人时，她重新处于较好的健康状况，她抱怨在她生活中有许多非常重要的时刻，她现在对此只有模糊的记忆。她认为这是她记忆减弱的证据。我必须谨慎，不告诉她这种特殊的记忆缺失现象的原因。在这方面治疗的明显成功无疑是由于我使她给我重现了这些记忆的许多细节（比我现在所写的要详细得多），而其他一些记忆，只是提及我也经常感到满意。

[180] 直至第二天，我才明白这个小情节。她的反叛的难驾驭的个性使她在清醒状态和人工催眠状态下反抗着任何限制，她对我生起气来的原因是我假设她的叙述已经结束，并通过我结论性的暗示而打断她的叙述。我偶然发现许多其他的证据，即她在催眠意识中对我的治疗工作保持着警觉。她可能想责备我今天打断她叙述自己的故事，就像以前她在说精神病院中的恐怖时打断她的叙述一样，但那时她没有大胆提出反对。相反，她更往下诉说精神病院的事而没有停顿，没有显示有联系的思维。我所犯的大错，在次日从她的贬低性的评论中才使我明白过来。

[181] 遗憾的是我没有再探究埃米夫人的动物性视觉的意义，例如把原发性恐怖和使她对动物害怕的象征区别开来，这是许多神经症患者从青年时期起就具有的特征。

[182] 这个大蜥蜴的视觉记忆无疑有很重要的意义，这是因为它与她看剧场表演时所必然经历的强烈情感是相吻合的。如我所表明的，在治疗该病人中，我常满足于得到最表面的解释。同样对这个病人，我也没有做任何进一步的研究。由此，使我想起了癔症性的视物显大症。埃米夫人有深度近视和散光，而她的幻觉可能常常是由于视知觉模糊而造成的。

[183] 写到此时，我倾向于在癔症病人中，对其所有的症状从心理根源方面寻找原因。这里我应解释这个性禁欲的女人的焦虑倾向，是因为神经症的缘故（如焦虑性神经症）。

[184] 这些事件的顺序如下所述：当她早晨醒来后，她发现自己情绪焦虑，为了说明原因，开始时她抓住了一个出现在头脑中的焦虑念头。前一天下午，她说到膳食公寓电梯一事。由于她对孩子们过于仔细，就问孩子们的保姆：那个主要因右侧卵巢神经痛和有腿痛而不能行走的长女是否经常乘电梯上下。然后记忆错误使她与有意识地对电梯的想法联系起来而成为焦虑。她的意识中并不存在焦虑的真正原因，而只是发现焦虑，但现在却毫不犹豫地出现了，这是在催眠时我询问出来的。该过程与伯恩海姆及其后他人的研究过程是一样的，用的是催眠期间给病人在催眠后的指导。例如，伯恩海姆（1886，第29页）暗示病人，醒来后，他会把拇指放在自己的嘴里，他这样做了。在执行这个行为时，病人为他的行动找借口说，是由于前一天他在癫痫病发作中咬了自己的舌头而感到舌痛的缘故。还有，一个女孩在顺从一个暗示后，试图杀害一个她完全不认识的法庭人员。当她被抓获，审讯她的行为动机时，她捏造了一个自己做错的、称为报复性的故事。把病人意识到的心理现象与其他意识内容形成因果联系，这似乎是很有必要的。在许多病人中，真正的因果性已脱离了意识的知觉，而病人毫无迟疑地试图形成另一种他自己认为但又不存在的联系。显然，意识内容的分裂必然大大地促使这类“假性联系”的发生。我将再稍为详细地叙述我所举的假性联系的例子，因为从多方面来考虑，它值得作为一个典型来描述。首先其典型是病人的当前行为，在进一步的治疗过程中，经过在催眠中所做的解释，她给我提供了许多解决这种假性联系和消除其作用的机会。我将就这些例子中的一个给予详细的说明，这是由于其很清楚地反映了这种心理现象。我曾对埃米夫人推荐用冷水坐浴来代替她通常的温水浴，我告诉她这样做她可能会精神振作一些。她惯于毫无保留地顺从医嘱，但从来对医嘱带有根深蒂固的怀疑。我上面已经说过她几乎没有从医学治疗中得到任何益处。因此我在建议她用冷水浴时，不是采用权威性的方式告诉她，这样使她有勇气能公开表示她的犹豫，她说道：“无论何时我洗冷水浴，总使我这天在洗浴后忧郁起来，如果你喜欢，我可以再试一下；你不要认为我不愿做任何你告诉我做的事。”我假装要放弃对她的建议，但在她的下一个催眠中，我向她提议应当由她本人提出冷水浴的想法，她想了想后，表示愿意再尝试一下。这件事实际上发生了。次日，她提出了洗冷水坐浴的想法，她试着让我相信我过去常常与她发生的所有争议是错误的，我同意了，但没有太多的热忱。但在她坐浴后的那天，我确实发现她处于很深的抑郁之中。我问她：“为什么你今天是这样的表现？”“我预料到它可能会发生的。”她答道，“因为冷水浴的缘故，总是这样的。”“是你自己提出来的要求，”我说，“现在我们知道冷水浴不适合于你，我们再回到用温水浴。”其后，在催眠中，我问她：“真是冷水浴使你这么抑郁吗？”“哦，”她答道，“冷水浴对此没有什么作用，但是今天早晨我看报后知道圣多明各爆发了一场革命。无论哪里有任何**，那里的白人总要遭受痛苦，我有个弟弟在圣多明各，他引起我们许多的关注，我现在担心他会发生什么事。”这使我们之间建立了进一步的关系。第二天早晨，她洗了冷水坐浴，好像这已是理所当然的事了，并继续几周这样的洗浴而再也没有把抑郁归因于这种洗浴。因此认为这个例子是典型的，也是许多神经症患者在他们的医生所推荐的治疗程序中所表现出来的行为。这个病人在一个特定的日子形成的一个症状，不管是由于圣多明各的**或其他原因，总是与她的医生最近的建议有关系。有两种情况必然产生这类假性联系：一种是不信任，这似乎总是存在的；而另一种则是意识的分裂。大多数神经症患者不知道其问题的真正原因（或至少是有关的原因），部分是因为他们有意躲避这样的事，因为他们不愿提到所承担的病因责任而受责备。人们有可能认为我们摆出的这些心理情况的症状有别于癔症发作，被无意或有意地忽略了，而这必然较有利于产生一种假性联系，而不是出现意识的分裂——即从意识中提取因果关系的材料。然而分裂很少有明确的界限。一般来说，观念的下意识情结（subconscious complex）一部分闯入病人的一般意识中，正是这部分激起了这样一类紊乱。正如我们上面所引证的例子，通常意识中察觉的是附着于情结的一般感情，即一种焦虑的情绪，或可能是悲伤的情绪，通过一种“强迫联系”必然可发现这种感觉在意识中与某些观念情结有联系（再比较强迫观念机制，见两篇文章的描述，1894a和1895c）。不久前，我使自己从某些不同领域的观察中相信这类联系的强迫性作用。几周来，我感到自己必须换通常睡觉的床，换成较硬的床，在这个**，我有更多或更活跃的梦，甚至我不能达到正常的睡眠深度。在醒后的最初15分钟，我记起晚上所做的全部的梦，我不怕麻烦地把它们记了下来，试图去解决。我基于两个因素成功地追溯着所有这些梦：（1）必然会产生白天我只是仓促考虑的各种想法，这些想法只是触及而没有最后得到解决；（2）强迫性联系任何可能同样存在于意识中的想法。梦的无意义性和对抗性可追究为后一个因素不受限制地占了优势的缘故。附着于一个经历的情绪和那个经历的题材进入主导意识的不同关系中，这是十分平常的事。在另一个病例即凯瑟琳娜·M夫人中要见到这样的情况。这是个我在癔症研究中远较其他病例了解得更彻底的一个病人，我从她那儿收集到许多令人信服的癔症现象的心理机制，这已在上面提过了。遗憾的是出于对个人的考虑，使我不可能对这个病例提供详细的病史，因此我只是不时偶尔提到她。凯瑟琳娜夫人后来处于奇特的癔症状态。这个状态当然不是独一无二的，尽管我不知道迄今为止它是否被认识。它可能称为“癔症性精神病是为了支付旧账”。该病人经历了许许多多的心理创伤，慢性癔症持续了多年，并伴随着许多不同的特征。她的所有状态的原因，她本人和其他任何人都不知道。她那引人注目的、保存很好的记忆显示了与病症最大的不相称。她抱怨自己的生活仿佛被截成几段。有一天，一个旧的记忆突然清晰而生动地闯入她的脑海中，并带有非常活跃的新鲜感。在这以后几乎三年的时间内，她一再经受着所有生活创伤的重现——对她来说，似乎很久以前已经忘了的，事实上有一些从未记住过的——伴随着最激烈的痛苦，并重新出现过去曾经有过的所有症状。这个“老账”因此持续了33年，而且发现这异常状态的根由常常相当复杂。唯一缓解她的方法是在催眠下，给她说出特殊记忆的机会，正是这些记忆与伴随的情感和躯体表现的症状结合在一起，痛苦地折磨着她。当我防止她这样做时，她就被迫对一个她感到难为情的人说出这些事情，有时会发生这样的情况，她可能很镇静地告诉人有关她的故事，然后在她进入催眠后，向我流着眼泪，神情完全沮丧。可能只有这样才使她继续详述自己的故事。在催眠期间，当这种清洗记忆后的几小时内，她常常表现得非常安静，处于良好的状态。然后在短短的间隔之后，她又开始了一系列的回忆。但这种回忆可能在相应的情绪出现后的几小时。她逐渐变得焦虑、愤怒或悲伤，甚至从不疑及这种情绪与现在无关，而是与下面要说的话题的状态有关。在这种转变期内，她可能习惯性地固执地纠缠假性联系，一直持续到下一次的催眠。例如，她曾高兴地问我：“我不是一个无用的人吧？我告诉你昨天我所做的事，这不是一个无意义的症状吧？”实际上昨天她告诉我的事似乎不是这种判断好坏的定论。在一个短短的讨论后，她清楚地认识了这个问题，但是在下一次催眠中，她又明显地回忆起了一件事，即12年前，她曾有严重的自责，虽然偶尔有过，但以后再也没有丝毫出现这种情况。［这个脚注的倒数第二段给予我们弗洛伊德最早发表的对梦的解释这个问题的尝试性研究报告。他这里提出的两个因素被他最终的分析所替代，虽然这个分析只是在第二版中才出现。第一个因素在理论上受到罗伯特的支持，并在《释梦》（1900a），标准版，第4卷，第78～80页的第一章讨论到，其中一部分为弗洛伊德在第7章中所接受，这里所提的第二个因素将在第5章提及。］

[185] 在其后的思考中，我不禁想这些“颈部**”可能是器质性的，类似于偏头痛。在临床实践中，我们发现许多这类没有被描述的情况。上述这些表明明显类似于偏头痛的典型发作，我们对延伸的偏头痛的概念感兴趣，而把疼痛的定位放在次一级的重要位置。正如我们所知，许多神经病变的女人常常有癔症性发作（**和谵妄），并伴有偏头痛发作。每次我观察埃米夫人的“颈部**”，其总是伴有谵妄的发作。至于她手臂和腿的疼痛，我的观点是对此不太感兴趣，可能是偶然巧合的一种情况。当她处在照顾生病的弟弟这一不安状态下时，她有这样的疼痛，这是由于她的衰竭，她的感觉比平常更敏锐些。这些疼痛最初只是偶然地与那些经历联系着，以后在她记忆中重复出现，成为整个联想情结的躯体象征。在下面我将举出更多的实例来肯定这个过程。最初似乎这些疼痛是风湿性的，也就是说，我们给予许多被滥用的术语一个明确的意义，这主要是肌肉的症状，包括对压力非常敏感，肌肉硬度的改变，在相当长期的休息和极度的肢体、关节的不运动后（例如在早晨），其症状达到最严重的程度，而在痛苦的运动后得到改善，按摩后可以消散。这些肌肉的疼痛是非常普遍的，在神经病变中有相当的重要性。病人自己认为是神经质，又从他们的医生处得到进一步的鼓动，这些医生却又不是习惯地用手指的压力来检查肌肉。而这种疼痛为无数神经痛和所谓的坐骨神经痛等提供了素材。我这里只是简单地提到这些疼痛与痛风病素质的关系。我的这个病人的母亲及其两个姐妹患有严重的痛风病（或慢性风湿痛）。在治疗中她诉说的疼痛，如这个病人最初的疼痛有无当时的缘由，我不好说，因为我没有经验对肌肉的这种状况做判断。

[186] 据传说，他是被老鼠吃掉的。

[187] 我所用的程序不能看作好的方法：因在实施中都不够尽力。

[188] 这里她的口吃和吧嗒声在追溯到了最初的两个创伤（即女儿的疾病和惊吓的马）后并没有完全消失。尽管此后这两种症状有明显好转。病人自己解释治疗不完全成功的原因是：无论何时，当她惊恐时，她就有口吃和发生吧嗒声的习惯。因此，这些症状不只是与原发创伤有关，而且形成与之有关联的长的一系列记忆，我在过去却忽略了消除它。这是经常会引起的一种情况，它限制了宣泄程序在治疗效果上取得其完美性。

[189] 这是我第一次懂得并在以后无数次的情景中得到肯定的，即当某人在解决当时的癔症性谵妄时，病人的叙述是以相反的年月顺序进行的，即开始于最近的和最不重要的印象和思想联系，只有在最后才达到主要的印象，而这可能是最重要的致病因素（布洛伊尔提到同样的现象）。

[190] 前天晚上她很惊讶，她的颈部**已有很长时间，因此该症状的预兆具有一定的准备时间而且在潜意识中感受到。这种奇怪的预兆在凯瑟琳娜·M夫人的病例中已提到是有规律地发生的。例如，当她在最正常的状态下，对我说：“我那晚受到女巫的惊吓后，已有很长时间了。”或者说：“我是多么的高兴，我的眼睛已好长时间不疼痛了。”我确信次日晚上她开始出现的严重害怕女巫的现象可能是她护理工作劳累过度的缘故，或可能她另一次的眼睛疼痛的发生正要开始。在每一次呈现的情景是病人潜意识状态中的产物，其开始所显示的并不很清楚。这种观念的出现是一种突然的想法，经未预料的“正式的”意识（使用沙可的术语）而进入一种满足的感觉，它总是被证明是突发性的和不合情理的。凯瑟琳娜夫人是个非常聪明的女人，我对她的感激是，从她那里我增加了许多对癔症症状的了解，她本人向我指出这类意外事件可能引起对其夸大的危险或预料不详的迷信。一方面，我们不应沾沾自喜；另一方面，我们也不应说到最糟的事，或者它有可能发生。事实是我们不要自夸自己的高兴，因为不快的事就在不远处；我们意识到在形成自夸中我们的预感，因为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回忆的题材的内容先于其附着的感觉。就是说，因为一种令人愉快的、大不相同的观念存在于意识中。［这一间接提及在弗洛伊德三十几年后写的著作《否定》（1925h）近开头的脚注中也提到这一点。］

[191] ［弗洛伊德本人翻译了这本书（伯恩海姆，1886），该书于1888～1889年出版。］

[192] ［虽然德语是“übertragung”，很明显，这一初次出现在这卷末尾的词语不具备“移情”的意思。］

[193] ［弗洛伊德试图以定量为基础来解释心理学的详细说明，见于他去世后所发表的《科学心理学设计》（1950a），《癔症研究》写于该书前的几个月，他已在他的第一篇关于《防御性神经精神病》（1894a）论文中的倒数第二段简要地表达了这些观点。也见于编者导言中。］

[194] ［弗洛伊德已在他的第一篇关于《防御性神经精神病》（1894a）论文中介绍了这一术语。］

[195] ［一群大鼠和小鼠，苍蝇和臭虫，青蛙和虱子。歌德的《浮士德》，第一部，第三场（见阿德泰勒翻译）。］

[196] ［只在第一版的德文版本中，该词写成是“生理的”，这显然是个印刷错误。］

[197] ［见弗洛伊德当时关于《焦虑性神经症》（1895a）的文章。在前句中，他用的是“神经症的”，这是他在那时常用的词语。以后该词语称为“真性神经症”（1898a）。］

[198] ［贯注（cathexis），这似乎是首次出现的术语。弗洛伊德用此术语的特殊意义是在他的心理学理论中将它定为最基本的概念之一。见编者导言。］

[199] ［参看上面的脚注。弗洛伊德已在他的《防御性神经精神病》（1894a）第一部分使用过该术语，并在本书中重复使用。但在他以后的写作中很少再用此术语。在他《精神分析五讲》（1910a）的第1讲中对此有较详细的解释。］

[200] ［风湿性疼痛与癔症的关系在后面伊丽莎白·冯·R小姐病例中做较详细的讨论。］

[201] ［参见布洛伊尔对同一主题的评论。］

[202] ［对立性观念这一概念，即后面提到的“反意志”在本书中有讨论。］

[203] ［所有德文版中写成了“症状”，这可能是把“象征”误印为“症状”。而“记忆象征”的使用在意义上更为贴切，全书均使用该术语。］

[204] ［弗洛伊德以后的著作中极少提及抽搐。费伦茨（1921）在有关的论文中写道：“我曾偶尔问起弗洛伊德教授关于抽搐的意义，他提示抽搐有某些器质性因素的作用。”］

[205] 这里我可能有一个感觉，即过多地强调了症状的细节、体征识别上的不必要的混乱。但我逐渐认识到，癔症症状的确定事实上波及非常细微的特征，而且难以对这些特征发现很多归因。请让我举例说明。数月前，我治疗了一个有不良家庭遗传史的18岁女孩。她的情绪性神经症中完全表现出癔症的现象。我从她那儿听到的第一件事，即诉说她有两次绝望的发作。一次她感到脸的下部，从面颊往下到嘴有扭动；另一次，她的双脚趾**地伸展开，并且不停地扭动着。开始，我本人不愿意过分看重这些细节，而无疑那些从事癔症研究初期的学生可能趋向于认为这些现象是癔症发作期间皮质中枢刺激的证据。确实我们无视这类感觉异常的中枢定位，但我们熟知这些感觉异常表现了局限性癫痫，并构成了沙可的感觉性癫痫。脑的中央沟直接毗邻的对称的皮质区可主管脚趾的运动。但这个解释结果却完全不同。当我逐渐熟悉这个女孩时，我直接问她在这样的发作中有什么样的想法，并告诉她不要感到窘困，她应当能对这两种发作有个解释。患者难为情地脸红起来，但我终于在没有使用催眠下说服了她，并给予我以下的解释。该事实从当时在场的她的同伴处得到完全的证实。当她第一次来月经的时候，她已患多年的青春期头痛，这使她不能做任何一般的工作，并影响了她的学习。最后当她摆脱这种状态后，这个劲头十足而头脑较简单的孩子在她本人状况得到改善的情况下决定非常努力地工作，以便再一次地赶上她的妹妹和同龄的人。在这样做时，她付出相当多的非理智的努力，这样的努力通常因过高估计了自己的能力、爆发了绝望而告终。当然，她也将自己与别的女孩在体格上做比较，当她发现自己体格上的缺点时感到不快。她的牙齿明显突出，她开始为此而烦恼，产生了要纠正这一不足的想法，就用15分钟的时间拉她的上嘴唇来盖住突出的牙齿。而当这种幼稚的努力失败后，导致她产生一种绝望。从此，她面颊往下扭弯，形成刺痛感。另一种发作时脚趾的伸展和扭曲的缘由也不难发现。他人告诉我她的第一次发作是在远足伊斯格尔附近（奥地利上部的地方），她的亲戚们自然费了好大的劲才使其平静下来。但女孩本人告诉我的是不同的故事。似乎其姐妹们喜欢习惯地相互嘲笑她们的大脚，这是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而该病人长期以来对此缺点感到不快，试图强迫自己的双脚穿可能最紧的靴子。然而她那观察力敏锐的父亲不允许她这样做，看管着她只能穿合适的鞋袜。她对这种控制非常不满。整天想着此事，产生了脚趾在鞋里扭动的习惯，就像人们要发现鞋子是否够大，能穿多少尺码等所做的动作一样。在去沙夫伯格山远足期间（她那时远没有使劲地这样表现），当然，又有一次机会使大家注意到她鞋的问题，因为她穿的是短裙。在散步中，姐妹们对她说：“你今天穿的是格外大的鞋。”她扭动着她的脚趾做试验，并产生同样的印象。从此她对自己过大的脚码一直烦躁不安，当她散步往回走时出现第一次的发作；她的脚趾蜷成一团，不自主地到处运动，这是她的想法处于完全抑郁的一个记忆象征。我要指出的是我们治疗的是两次发作，而不是慢性症状。我要补充的是在患者承认她的第一类症状停止后，而第二类症状，即发作时的脚趾扭动，仍持续存在着。因此必然还有一些没有说出来的事情。又及［在全部版本中］：我以后才知道为什么这个傻乎乎的女孩如此努力地工作来掩饰自己的原因，这是因为她想引起她的一个年青堂兄的注意［1924补充］。数年后，她的神经症转变成早发性痴呆。

[206] 我对我的另一个病人有很深的印象，在催眠中有这样有趣的明显差别，即她对与症状无关的每件事都十分顺从，而那些深深扎根的症状却是顽固地存在，不能进入分析中。这是个活跃和聪颖的女孩，18个月来患有行走上的严重障碍，我对她5个月的治疗没有显出效果。她痛觉缺失，但两腿有疼痛区域，双手迅速震颤。行走时她向前弯曲，拖曳着双腿，步子很小，摇摇晃晃，宛如一个小脑患病的人。事实上，她也常常摔倒。她的气质明显是快乐的。维也纳有影响的权威之一在那时误诊她为多发性硬化症。另一个专家认为她是癔症性的——通过所述说的复杂现象，即疾病开始出现的疼痛、晕倒发作和黑蒙而支持这一个诊断，然后把她交给我进行治疗。我试图通过暗示来改善她的步态，在催眠中操纵她的双腿等，但尽管她在催眠中是个很好的病人，但治疗未取得成功。一天，当她再次踉跄进入治疗室，她的一个手臂撑在她父亲的身上，另一个手臂撑着一把伞，伞的顶端已很破旧了，在她的催眠中，我失去了耐心，对她大叫：“这把伞用得时间已经太长了，明天早晨你再用它时会在你的手中断掉，你应当弃它而自己走，从那时起，你将再也不需要伞了。”我不能想象我怎么会这么傻地针对伞做这样一个暗示。此后，我自感羞愧，毋庸置疑的是我这个聪明病人会从她父亲的角度顾全我的名誉，她父亲是个医生，当她被催眠时，她父亲也在场。次日，她父亲对我说：“你猜昨天她做什么了？当她突然情绪高涨时，我们一起沿着戒指大街（维也纳的一条主要的大街）散步。当走到将近街的一半时，她开始唱起歌来（‘我们过着自由的生活’），用她的伞在人行道上敲打着拍子，因此把伞搞坏了。”当然她本人并没注意到她已经无意地把愚蠢的暗示转变成非常成功的暗示。由于在她催眠中，我对她的承诺、要求和治疗上均没有改善她的情况，于是我就转用精神分析，要求她告诉我，在她疾病发作前有什么样的情绪。她回答（在催眠下，但无任何情绪症状）在发病不久前，她的一个年青的亲戚去世，多年来她认为自己要与他订婚的。然而这个信息没有使她的情况有任何改变。因此，在下一次催眠中，我告诉她我十分确信她堂哥的死对她的情况没有什么影响，但另外一些她过去没有提到的事发生了。在这件事上她只是有意无意地说一个有意思的短语，但在停止前很少再说一个字。坐在她身后的老父亲开始痛苦地啜泣着。自然我就不再坚持对她的研究；但从此以后我未再见到这个病人。

[207] ［这一节内容似乎主要根据让内（1894，第300页）的观点，德文“psychische Minderleistung”在此译成“心理效能差”，很明显是弗洛伊德翻译让内的法文“insuffisance psychologique”。］

[208] ［见后面布洛伊尔有关的讨论。］

[209] ［1924年增注］我知道今天凡分析者看了这份病史后，均会带着同情的微笑。但必须记住的是，这是我第一次很大程度上使用宣泄的程序。因此，我将使该报告保留最初写成的形式，我将不提出在今天很容易做出的任何批评，也不试图为此填补任何无数的欠缺，我只补充两件事：其后我所发现的此病的直接病因和我以后听到的结果。正如我已提到的，当我在埃米夫人的乡村房子里，作为客人在那里待了几天的时候，有一位陌生人出现在一次用餐中，他显然要表现出他自己是愉快的。在他离开后，我的女主人问我喜欢他的程度，并附带补充道：“只想一想这位男士要与我结婚！”当我把这与过去她所做的某些评论联系起来时（但当时没有给予充分的注意），我得出的结论是那时她渴望再次结婚，但是她发现自己想法的实现有障碍，因为她的两个女儿是她们父亲遗产的继承人。几年之后，在一次科学大会上，我遇见了埃米夫人家乡的一位著名医生。我问他是否熟悉那位女士，是否了解有关她的一些情况。他回答是的，他熟悉她，并为她做过催眠治疗。她曾接受过他和许多其他医生与我一样的操作治疗。她的情况变得非常糟。她在他催眠治疗后有明显的恢复，但是以后与他突然发生争吵。离开了他，再一次使她自己的病症趋向恶化。这是真正的“强迫性重复”的现象。直至25年后，我再次听到埃米夫人的消息。她的长女——我早先曾诊断有这种病的病人之一，向我要以前我为她母亲治疗时的精神状况的报告。她提出法律申诉反对她母亲，把她母亲说成是冷酷无情的暴君。似乎她与两个孩子的关系已破裂，并拒绝在她俩经济困难中给予支助。这个写信给我的女儿已获得博士学位，并已结了婚。［这份病史已由弗洛伊德在他的《一例成功的催眠治疗》（1892～1893b）中做过简单的讨论，并在他的《精神分析五讲》的第1讲中简短地、间接地提到。］

[210] ［弗洛伊德首次使用“压力术”（pressure technique），似乎是用在伊丽莎白·冯·R小姐身上。虽然他在那里的描述不是很清楚。除了上述那些和现在所提到的之外，这个治疗程序的进一步说明见原版第155和270页。这些说明稍稍有些不同。现在的说明中，病人被告知“当放松压力的即刻”她将见到某些事或有某些想法，而在原版第145页中，告诉她是在“压力的即刻”，将发生这些情况；而在第270页中是在“压着的时候”发生上述情况。我们不明确弗洛伊德何时放弃了这种压力术。他肯定在1904年前用过该方法。因为在他对劳温弗尔德关于强迫症的书中所写的，他简要地评论了他避免用任何方法碰触他的病人（1904a，标准版，第7卷，第250页）。但似乎可能在1900年以前，他就放弃了使用该方法，因为在他的《释梦》（1900a，标准版，第4卷，第10页）第二章接近开头部分并没有提及对这个程序的简短说明。顺便说一下，在此后的文章中，弗洛伊德仍介绍病人应在分析时闭住双眼。这最初催眠程序的唯一残余（除了躺下之外）已在劳温弗尔德（1904a）的书中所引证的句子中明确地删去了。我们有弗洛伊德使用催眠术时期的相当确切的材料。在1887年12月28日给弗利斯的信（弗洛伊德，1905a，信2）中写道：“在最近几周内，我已采用催眠术。”在1904年12月12日给维也纳“医科博士生”的一个演讲中（弗洛伊德，1905c，标准版，第7卷，第260页），他申明：“我不再把催眠术作为治疗方法的决心已有8年多（除了少数特殊的实验之外）。”因此他使用催眠术约在1887年和1896年之间。］

[211] ［不久前，弗洛伊德写了关于《论失语症》（aphasia，1891b）一书。］

[212] 作为我已在上面描述的实施非催眠梦游状态研究中的一个实例，即没有意识的扩展，我将描述一个最近这些天我所遇到的已做了分析的例子。我治疗了一个38岁的女士，她患焦虑性神经症（广场恐怖症，害怕死亡的发作等）。像许多这样的病人一样，她不愿承认这是在她婚后的生活中所得的，而倾向于把这些问题推到她早期年轻的时候。因此，她告诉我在17岁时，她有一次眩晕的发作，晕倒在家乡小镇的街上。以后，她就有害怕晕倒的感觉和焦虑。这种发作不时发生，直至几年前，发生了现在的问题后，晕倒想象才消失。我怀疑这些一开始出现的多次眩晕发作中，焦虑日益成为其发作的基础，而发作是癔症性的。我决心着手对此进行分析。开始时，她只知道第一次发作是她到中央街购物时，“你要去买什么？”“我相信是别的事情，那里有一个舞会，我曾被邀参加。”“什么时候有这样的舞会？”“我想，在这以后的两天。”“在舞会的前几天，必然发生一些使你激动不安的事，这些事对你有影响。”“我想不出有什么事，毕竟已是21年前的事。”“那没有什么区别，你会记起当时所有的事，我将按压你的头部，当我放松压力时，你会想到某事或看到某事，然后你必须告诉我。”我做完这个程序后，她仍保持沉默。“好，是不是对你来说没有发生什么事？”“我想到了某些事，但这些事和眩晕没有任何联系。”“不管怎样，告诉我。”“我想到我的一个同学，是个女孩，她死了。但她死后一年我18岁。”“我明白了，让我们先从这里开始，说说关于你这个朋友的情况。”“她的死对我来说震惊很大，因为我平时常见她，早在几个星期前的一天，另一个女孩去世，这事在镇里引起很大的轰动。而那时我大约17岁。”“好啦，你明白了，我告诉过你，在我的手的压力下，某些事会进入你的头脑中。我们就是要依据这些事。现在你能回忆起当你在街上感到眩晕时在想些什么吗？”“我没想任何事，我只感到眩晕。”“那是不可能的，像这种情形的发生从来就是伴有某些想法的存在。我再把手压上，而你的想法会再次出现在头脑中……好，现在你想到什么了？”“我是第三个想法。”“你指的是什么？”“当我眩晕发作时，我就想，‘现在我就要死了，就像其她两个女孩一样’。”“那是个想法，然后，当你正在发作时，你想到了你的朋友，因此她的死必然对你产生很大的影响。”“是的，确实是这样，现在我能回忆起当我听到她死时，我感到参加舞会非常害怕，而她已死了，但我十分盼望去参加舞会，而且正忙于做准备，我不愿想所发生的事。”（我们能从这里观察到意识中的故意压抑，这反映了病人对她朋友去世的记忆。）至此，其发作可得到一些解释。但我仍需知道在特定时间激起这种记忆的促发因素。我做了一个侥幸的猜测。“你能回忆起当时沿着走的那条街的正确名称吗？”“当然，是中央街，有旧房子的，我现在能看到它们。”“你朋友住在什么地方？”“在这条街的一所房子里。我正好路过它，我在那所房子前的两所房子前发作过。”“所以当你经过那所房子时，你就会想起死去的朋友，就会用不要去想的方法去克服。”至此，我仍不满足，我想到也许还有一些事可能发生作用，引起或强化她这个直到那时仍是个正常女孩的癔症素质。我的怀疑转向她每个月的月经，把它看作个合适的因素。我问她：“你知道每月什么时候来月经？”这是个不受欢迎的问题。“你也希望知道我的这个事吗？我只得告诉你我的月经很少，而且非常不规则。当我17岁时，只来过一次。”“很好，然后我们用从头至尾的计数来找出再次来月经的日期。”我就这样从头至尾地数着，她肯定了一个特定的月份，但在对某一固定假日前两天中的一天犹豫不决。“是否这个日子与舞会的日期有点相近？”她羞怯地答道：“舞会是在假日那天，现在我也想起来了，我的印象是那年我唯一的一次月经应正好在舞会前来的，这是我的第一次舞会。”现在已不难再组合这些事件之间的相互联系，而且我们现在能洞察这种癔症发作的机制。确实，这一结果的成功是个费力的工作。我认为在用我的技术时需要完全的自信和病人恢复清醒之前少数关键想法的出现。这些想法是在间隔21年以后，实际上一个多疑的人在她清醒状态下已被遗忘的经历中的细节不可再次被唤醒。而当所有这些都浏览过了时，则全部的事情就都能一起串联起来。

[213] 我从来没有做过比对这类既像是知道，又像是不知道的奇怪状态更好的描述。除非某人自己经历过这样的状态，否则要理解它是不大可能的。我自己就曾经有过这类非常明显的经验，它如今仍清楚地呈现在眼前。如果我试图再去回忆当时我的想法，我则很难控制。其发生的情况是这样的：我看到某些完全出乎我意料的事，我不允许我所见的事哪怕是最小程度的扰乱我已定的计划，尽管我知道应当停止这样做。我对这事的反抗是潜意识的，我也未觉察到自己的反感，这种反感必然无疑的是一种不会产生心理作用的知觉。我为一些看待事物的盲目性，诸如母亲对女儿、丈夫对妻子、统治者对受宠的人十分惊奇的态度而苦恼等。

[214] ［弗洛伊德在1896年1月1日写给弗利斯的信中概略地叙述了癔症、强迫症和偏执狂惯常机制之间的区别（弗洛伊德，1950a，草稿K），在其后的5月份，他在《再论防御性神经精神病》（1896b）的论文中发表了这些发现。］

[215] ［弗洛伊德在他《防御性神经精神病》（1894a）一文的第一节讨论了这个“辅助的”创伤性时刻问题。］

[216] ［在阿尔卑斯山东面的最高的一个景点。］

[217] 在一次癫痫样的或癔症性的发作前的预兆感。

[218] 这里我将引证我初次认识到这种有因果联系的一个病例。我曾治疗了一个已婚妇女，她总是受复杂的神经症的折磨，而且不愿承认她的疾病是由于她的婚姻生活所引起的。她提出的反对理由是当她仍是个女孩时，她已经有焦虑的多次发作，每次发作直至晕倒为止。我仍坚持自己的观点，当我们之间相互比较熟悉时，一天她突然对我说：“现在我将告诉你，当我是女孩时怎么会有多次焦虑发作的。那时，我通常睡在我父母隔壁的一个房间，门是开着的，而桌上的灯整夜亮着。因此我不止一次看到我父亲与我母亲一起上床，听到一些使我非常兴奋的声音。从那时起出现了我的发作。”［弗洛伊德在1893年5月30日给弗利斯的信中提到这一类的两个病例，弗洛伊德，1950a，信12。也参看《论焦虑性神经症》（1895b）的第一篇文章的第二节。］

[219] ［弗洛伊德在他1895年的《科学心理学设计》（1950a）第二部分较后的章节中较详细地讨论了这方面的情况，并在他的《再论防御性神经精神病》（1896b）一文的第一节表示了同样的观点。直至某些年后，他才认识到在儿童时代早期就已经存在的性冲动在产生神经症中所起的作用。参看编者对《性学三论》（1905d，标准版，第7卷，第127～129页）的评论。］

[220] 见沙可，1888，第l卷，第99页。也参见布洛伊尔对这一问题的评述。

[221] ［1924年增注］在许多年后，我冒险地揭去了谨慎的面纱，揭示了真相：凯瑟琳娜不是女房东的侄女，而是其女儿。因此这女孩得病是她自己的父亲试图对她有性进攻的结果。在病史报告中，我对现在介绍的这个病例采用这样的失真是完全应当避免的。从理解这个病例的观点来看，当然，这样的失真不是无关紧要的事，与从一个山上的情景移到另一个山上不一样。

[222] ［弗洛伊德引用了他在关于《压抑》（1915d）一文的末尾的这个短语，并将此归功于沙可。］

[223] （一个疑病患者或患焦虑性神经症的人）［这个括弧是作者加的］。

[224] ［第1版是这样写的。以后所有的版本无疑是错误的，印成了“癔症性的”。］

[225] 此句来自歌德的《浮士德》，第一部（16场），但后来我明白这方面我是错误的。

[226] ［见弗洛伊德《防御性神经精神病》（1894a）的论文和以前的脚注。］

[227] 我不能排除其可能性，尽管我不能证实这样的事实，即主要影响两个大腿的疼痛是神经衰弱性的疼痛。

[228] 这是第一次提到“抵抗”的重要临床现象。下面还将做较详细的讨论。

[229] ［在说明“回忆工作”时弗洛伊德似乎预见到“悲伤的工作”，这是在他很后面的文章《悲伤与抑郁症》（1917e）中所描述的。］

[230] 我曾出乎意料地懂得了这种“拖延宣泄”——虽然有关的印象不是来自于对病人的护理——可以形成另外一种令人困惑的神经症主题。玛蒂尔德·H小姐就是这样一个病例。她是一个长得好看的19岁的姑娘。当我第一次看到她时，她患有两腿的部分瘫痪。但是，数月后，她到我这儿来要求治疗她的性格改变，她渐渐忧郁至极其严重的程度，完全不考虑她的母亲，激惹和不可亲近。病人总的状况使我不能假设为这是个普通的忧郁症。她很易被置于深度催眠状态，我利用她的这一独特性，在每次访视中给她指令和暗示。她在深度催眠中听着这些，同时伴有大量的流泪，但除此之外，她的状况几乎没有改变。一天，她在催眠中变得唠唠叨叨，她告诉我她忧郁的原因是她订婚的事受挫，这发生在数月以前。她和未婚夫越熟悉，就发现愈来愈多的事不受她和她母亲的欢迎。另一方面，关系上的物质优势在订婚一事上太悬殊了，以致不易决定中止婚姻。因此长期以来，他俩都在动摇不定，而她本人陷入犹豫不决的状态中。因此，她对所有发生在她身上的事冷漠起来。最后，她母亲代表她做出了否定的决定。稍后她宛如从梦中惊醒，开始在脑子里总是想着这个已做出的决定，权衡利弊。她告诉我这个过程一直持续着，她生活在犹豫中，每天她的性情和思想与过去的日子相呼应，她很易激惹母亲，这只是在那时才有的。比较一下她思想中的这些活动，她目前的生活似乎不太真实，她好似生活在梦中。我不再引她说话。我继续在她处于深度催眠的时候与她对话，看见她每次都不回答我而泪如泉涌。一天，大约在她订婚周年日前后，她忧郁的全部状态终止了，这个意外事件使我确信催眠治疗的极大成功。

[231] ［参看上面所述。术语“躯体性依从”（somatic compliance）用于“杜拉”病例（标准版，第7卷，第40～42页），其中可能提到这个癖性。］

[232] （otherwise）否则在类催眠癔症（hypnoid hysteria）中，单独的心理丛（psychical group）可能绝不会存在于自我意识中。

[233] 在我的观察中，我的另一病例，她是一位歌唱家，因声带肌挛缩使她不能从事自己的艺术。这位年轻的女士家庭有些不幸，但仍继续在舞台上演出。一次在罗马排练时，她正唱着歌，当时她处于情绪非常兴奋的状态，突然有一种她不能闭上张开嘴的感觉，晕倒在地。被召唤来的医生把她的上下颌用劲合并起来，但这以后，病人嘴不能张开超过一指宽，被迫放弃她的新职业。数年后，当她到我这儿要求治疗时，她情绪兴奋的原因已明显消失许久了，在她处于轻度催眠状态时，给予一些按摩足的治疗使她的嘴张大。至此以后，这位女士能在公开场合下歌唱。

[234] 这一例也是女孩的父亲，不是舅父。

[235] ［名字是指定的，并见于所有德文版中。］

[236] ［按前面脚注所说颠倒的年代顺序规则，这显然是一般规则的一个例外。］

[237] 然而，其可能是脊髓—神经衰弱型的疼痛。

[238] ［这个引喻是弗洛伊德在《释梦》（标准版，第4卷，第176页）中再次引用莱辛的警句。］

[239] 皮曲里斯（Pitres，1891，第2卷，第290页）认为，“这是一种部分的记忆缺失（amnesic）。在病人生活中的一个特定时期前，意外事件的记忆被完整地保存着，而在以后的时期，这些意外事件的记忆完全被遗忘”。

[240] 在这些状况下，心理改变更深一层，我们也清楚地发现言语的更具体想象和更人为的转折的象征性描述。凯瑟琳娜·M夫人经历了一个把她的每种想法都转换成幻觉的时期，对此解释常需要人们非常机灵。她向我抱怨那时受一种幻觉的干扰，即她的两位医生，布洛伊尔和我被吊在花园里相邻的两棵树上。在分析时产生如下的解释后，这种幻觉消失了。在一天傍晚，布洛伊尔拒绝给她所要的药。然后她寄希望于我，但发现我同样是硬心肠。她对我俩的拒绝很气愤，她在发怒中想道：“在他们俩中无可选择，一个是另一个的配对者。”［弗洛伊德在《精神分析五讲》（1910a）的第2讲中对伊丽莎白小姐的病史给予简短总结。］

[241] 这个知觉器官，包括皮质的感觉区，必定与储存和再现感觉印象形成记忆意象的器官不同。知觉器官功能的基本要素是尽最大可能的迅速储存状态，否则就没有适当的更进一步的知觉。另一方面，记忆的基本要素是没有这样的储存，但每一个知觉应产生持续的变化，不可能同一个器官完成两个相反的情况。望远镜的反光镜不能同时是摄影用的底板。我同意梅纳特的观点，其信念的意义，正如我所说的，给予幻觉以客观特征的是知觉器官的一种兴奋（虽然我不同意他所说的是皮质下中枢的一种兴奋）。如果通过记忆意象而兴奋了知觉器官，我们必须提出器官的兴奋性已发生异常方向的改变，这种改变有可能产生幻觉［弗洛伊德在《释梦》一书第七章认为单一器官不能执行知觉和记忆功能，他在死后出版的《设计》（1950a，第三节的第一部分）接受了这一点，并写在该著作发表后的数月，在给弗利斯1896年12月6日的信中也写到这一点。在《超越快乐原则》（1920）第四章（标准版，第18卷，第25页），《关于“神秘的拍纸薄”的说明》（1925a）上也提到。在上述倒数第二篇文章中，他明确地把这个思想归因于布洛伊尔。］

[242] ［在弗洛伊德死后发表的著作《科学心理学设计》第二十节的第一部分，在梦的讨论中采纳了这个“幻觉的退行性”的概念，而且也将发现在《释梦》的第七章（标准版，第5卷，第542页以下）中使用的是“退行”这一术语。］

[243] ［这归因于奥本海姆（Oppenheim，1890）“分子的不稳定性”。可能在后面正文中用较正确和明显的陈述来代替了这种相当含糊的说法。］

[244] ［这不是《绪言》中导言的一个真正的引证，这个基本的假设无论在哪里都没有明确地提到过。参见编者导言对此做的说明。］

[245] ［暗指浮士德的深奥的研究（在歌德的《浮士德》，第一部，第二场）。］

[246] 我或许可在此冒险地简单表明上述观点所依据的看法。我们通常认为感觉神经细胞像是被动的感受器官。这是一个错误。因为就一个联接性的神经纤维系统的存在能证明，这些感觉神经细胞也能把兴奋输送到神经纤维中去。如果从两个感觉细胞而来的兴奋进入连接他们的神经纤维中（不管是它们的延续，还是它们之间的接触），此时其中必然存在着一种紧张状态。这种紧张状态与兴奋流动的出入有着同样的关联。例如，周围运动纤维，它像流体静力学的压力一样，产生流动水的活力或像电压一样，产生电流。如果所有神经细胞处于平均兴奋状态，并兴奋了他的神经过程（轴实），则整个巨大的网络形成一个“神经紧张”的仓库。除了细胞内化学物质中静止的潜在能量和神经纤维在兴奋状态下发放的未知形式的运动能量之外，我们必须假设还有一个神经性兴奋的静止状态：即紧张性兴奋或神经性紧张。［这个脚注和书中上述有关的内容被弗洛伊德看作是布洛伊尔对心理能量的“自由”和“结合”形式之间的区别、性质上有密切关联的心理功能主要和次要系统区别的基础。在他的《论潜意识》（1915，第五节末）和《超越快乐原则》（1920，第四章，标准版，第18卷，第26～27页）书中，他明确肯定了这些想法出自布洛伊尔所著的《癔症研究》一书，但他没有给予更明确的提示。弗洛伊德已在《释梦》第七章采用这个观点，但该问题的讨论较多出现在其死后出版的《科学心理学设计》（1950a）一书第三部分第一节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