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的，我确实感到憎恶，”她思索着说，“但我憎恶什么呢？”

“也许你看到某些**的事情？他们那时处于什么样的状况？”

“因为太暗而看不到任何东西；另外，他俩都穿着衣服，哦，要是我知道是什么令我憎恶就好了！”

我也没了主意。但我告诉她继续说下去，请她告诉我发生在她身上的事。我满怀信心地期待着，她能确切地想到我需要用来解释病情的材料。

她继续描述她最后怎么告诉伯母关于她的发现。而她伯母发现她有变化，并且怀疑她隐瞒了某些秘密。接着就发生了伯父和伯母之间很不愉快的事，在这过程中，孩子们听到许多事情，使他们在许多方面开阔了视野。其实对他们来说，不听到则更好。最后她伯母决定和孩子、侄女搬到现在的小旅馆里，留下她伯父一个人和弗兰西斯卡，那时弗兰西斯卡已怀孕了。然而，在这以后，使我惊奇的是她中断了贯穿的思绪，开始对我讲另外两件较早的事情，比这创伤早两三年。第一件事也是这个伯父对她本人有性进攻，那时她仅仅14岁。她叙述她曾经如何与伯父一起在冬天到一个山谷去，在那里的一个小旅店待了一晚。他伯父在酒吧喝酒、玩扑克牌，而她感到困倦，早早去楼上的套房睡觉，当伯父回到房里时，她还没有完全睡着。后来她睡着了，突然在**“感觉到他的身体”而醒来。她跳了起来，对他抗议道：“伯父，你想干什么？为什么你不待在自己的**？”他试图安慰她：“继续睡吧，你这傻姑娘，别作声，你不知道这有多好。”“我不喜欢你的‘好’事，你甚至不让人安静地睡觉。”她仍站在门边，准备叫出声来以示抗议，直到最后他让步，去他的床睡觉。然后她回到自己的**，一觉睡到早晨。从她所说的自我防御方式中，她似乎没有清楚地认识到这是一次性攻击。当我问她是否知道他想要对她干什么时，她答道：“当时不知道。”她是后来才知道的，她说她因为不喜欢在睡觉时被打扰才抵抗的，“因为这不好。”

我有责任详细叙述此事，因为这对以后理解每件事都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她继续告诉我以后日子里的其他一些经历：她如何再次在小旅馆里当他完全喝醉后防御他，以及类似的事情。在回答是否因这些事件，她感到有点像以后她喘不过气来时，她肯定地答道每次她感到眼睛和胸部有重压，但不像发现那件事时的强度那样大。

在她完成这一记忆的叙述后，立即开始告诉我第二件事，这是关于她注意到伯父和弗兰西斯卡之间的某些事。有一次全家穿着衣服在马厩草料阁楼过夜，她突然因吵闹声而醒来；她想她已注意到躺在她和弗兰西斯卡中间的伯父而转过身去，而弗兰西斯卡刚躺下来。另一次，他们在N村的一个小旅馆里住下，她和伯父住在一个房间，弗兰西斯卡住在隔壁。她突然在晚上醒来，看到门边有一高大的白色身影，在摇曳的烛光中，她说：“上帝，是你吗？伯父！你在门边做什么？”“别作声，我只是在找东西。”“但是出屋得走另一个门。”“我只不过犯了一个错误”……

我问她那时是否有怀疑，“不，我没想到什么，我只是发觉了此事，但没想到更多的事。”当我问她是否也被这事所惊吓时，她回答说可能是的，但不十分肯定。

当这两件记忆中的事说完后，她停止说话。像是变了一个人。她那紧绷着、不高兴的脸变得活跃起来，她的双眼明亮，显得快活和兴奋起来。同时，对我来说，也清楚地理解了她的病情。她告诉我的后面一部分内容显然是漫无目的的，是称赞性的解释她所发现的事件中自己的行为表现。她记得在那时有过这样两次经历，但不理解，而且从这经历中没有得出什么推论。当她看到俩人**的场面时，她立即把新的印象和过去的两种记忆联系起来，她开始理解他们，同时避开他们。接着就有一个短暂的即将产生结果的时期，即“潜伏期”。在转换的症状出现后，呕吐就代替了道德和生理上的憎恶。这个谜就解开了。使她的作呕不是看到俩人而是看到该情景时激起的曾发生在自己身上的记忆。而且，使这些事件真相大白的，只能就是那晚在她身上图谋不轨的记忆——当时她“感觉到了伯父的身体”。

因此，当她已说完自己的表白后，我对她说：“现在我知道当你向房里望的时候在想什么。你想：‘此时他对她所做的正是那晚或其他时候要对我做的。’那就是你感到憎恶之处，因为你记得当你在晚上醒来时，感觉到了他的身体。”

“可能是这样，”她回答，“那就是我憎恶之处，也是我所想的事。”

“再告诉我一件事。你现在已是个长大的女孩子，知道所有的事……”

“是的，现在我是这样。”

“就告诉我一件事，那晚你感觉到他身体的什么部位？”

她没有给我明确的回答，而是很窘迫地微笑着，好像她已被查明真相，有责任承认别人已摸清了的基本情况一样——无话可说。我可以想象她后来才懂得去解释的触觉感。她的面部表情似乎对我说她认为我的推测是对的。但我不能够再深入一层。不管怎么说，我感谢她，因为对我来说，与她谈话比起我所在的城市中那些过于拘谨的女士们要容易得多。她们常把平常的事当成令人害羞的事。

因此，这个病例已经很清楚了，但稍停一下！在她发作期间和发生恐惧时，头脑中反复出现的是什么样的幻觉？致使其出现的是什么缘故？我继续问她这些问题，通过我们的谈话，好像她的知识也开阔起来，她迅速地回答：“是的，我现在知道了，头是伯父的头，我现在认识了，但不是从那次认识的。后来，当所有的争论爆发时，我的伯父无缘无故对我发怒。他一直说这完全是我的错：如果我不饶舌，他就不可能离婚。他一直威胁说他可能要对我采取行动；如果他在远处看到我，他的脸便会因发怒而变得扭曲起来，而且也会举起手做出向我袭击的样子。我总是逃避他，总是感到惊吓，怕在我一不防备的情况下被他抓住。现在我总是见到的脸就是他发怒时的脸。”

这个信息提醒我，她的第一个癔症症状，即呕吐已消失；而焦虑性的发作仍存在，并获得了新的内容。因此，我们要处理的是一个癔症患者相当范围的发泄问题。实际上，在产生了这样的发泄以后不久她就报告了发现伯父的事。

“你告诉伯母关于他对你性进攻的其他事吗？”

“是的，但不是立刻告诉的，而是在后来，当已经谈到离婚时，我伯母说：‘我们保留这件事情不说，如果他在法庭找麻烦，我们也要说起的。’”

我能很好地理解这确实是最后的时期了——当时这所房子里存在愈来愈多不安宁的场面，而且当时伯母对她的情况已不感兴趣，伯母的全部精神都投入到争吵上——可能就是这个时期积累和保存下来的事情使之成为记忆象征的残余（幻觉到的脸）。

我希望这个在这样早的年龄，性敏感性就受到伤害的女孩从我们的交谈中有所受益，以后我再也没有见到她。

讨论——如果有人断言，这个病例是一个无须多加分析、通过猜测就能解决的病例，那么，我无言以对。确实，病人同意我在她叙述事情中的插话可能是正确的，但她没有认识以往所经历的事，我相信在施行催眠术后会产生这样的作用，假设我的猜测是正确的，这里我根据病例3的提示，试图把这个病例归为一种获得性癔症的图式。因此，似乎有理由比较一下这两个有性欲经历的病例——它们都有“创伤性的”瞬间和认识一对“辅助的”瞬间的场面。事实上两者有相似性，在前者的经历中，产生的一个意识成分被排除在自我的思维活动之外，但保存下来，而后者的一个新的印象强制性地产生了单独症状群和自我之间的一种联想性联系。从另一方面来说，不能忽视两者的不同。病例3的单独病因不是一种作用于自我的意志行动，而是无视自我的作用，不能应付性欲方面的一些经历。叫凯瑟琳娜的病人就是典型的病例。在对一个癔症病人的性创伤的每一次分析中，我们得到这样的印象，即在性欲前期，对儿童不产生作用，而是在以后发生创伤的作用，这显然是由于记忆的缘故，这时该女孩或已婚的女士已获得对**的理解。[219]精神症群的分离可以说是青少年发育中的正常过程，很易明白的是他们后来接受的东西进入自我中，常常为心理障碍提供机会。另外在这一点上，我愿意进一步表明自己的一个疑问，即一个出于无知的意识分裂是否与出自有意拒绝的意识分裂是完全不同的，是否青少年比人们所设想的或比他们自己所认为的更不具备性欲方面的知识。

这个病例心理机制上的进一步区别是发觉了一个事实，我们称为“辅助的”，也值得把此称为“创伤性的”。它有效地说明了其具有的含义，而不只是回想起以前创伤性的经历。它结合了“辅助的”和“创伤性”瞬间的特征。然而似乎没有理由，为什么这种一致性却导致我们放弃概念的分歧，而是在另一些病例中也和分歧有关。顺便说一下，凯瑟琳娜病例的另一奇怪处，是我们长期来所熟悉的转换，这是癔症现象的产物，它并不是在创伤后立即发生的，而是在潜伏一段时间之后才发生的。沙可倾向于把这个间歇期描述为“心理上产生后果的时期［精心制作］”。[220]

凯瑟琳娜在发作时的焦虑是一种癔症性的焦虑，也就是说，这是联系到每次性欲创伤后所出现的焦虑的再生，我不准备评论我在大量病例中发现的经常存在的事实——即只不过对性关系方面的猜疑便引起处女们的焦虑情感。[221]

病例五 伊丽莎白·冯·R小姐（弗洛伊德）

1892年秋，一个我熟悉的医生要我检查一位年轻的女士，她患有腿痛已有两年多了，并且走路困难。这位医生在请求我时补充道，他认为这是一个癔症患者，尽管没有一般的神经症迹象。他告诉我他稍微知道其家庭情况，在近几年中她家遇到过许多不幸，没有多少快乐。首先是病人父亲去世，然后她母亲接受一个重大的眼睛手术，不久已婚的姐姐在坐月子后长期患心脏病而撒手西去。所有这些困境及照顾病人大都落在了该病人身上。

我与这位24岁的年轻女士的第一次约见并没有帮助我在理解该病例方面有很大的进展。她看上去理解力强、智力正常，忍受着她的烦恼，而这扰乱了她的社会生活和快乐，并扰乱了快活的氛围，我不禁想到这是一种癔症泰然漠视。[222]她走路时身体上半部前屈，但没有使用任何拐杖支撑。她的步态不像任何已知的病变类型，而且情况并不十分坏。所有明显的情况是她诉说走路时感到很痛，走路和站立时很易疲劳，休息片刻后，疼痛减轻，但症状并未完全消失。这种疼痛具有模糊的特征；我推测它属于疼痛性疲劳。疼痛定位相当大，在右大腿的前面，从这里经常向周围扩散，而在该部位疼痛强度最大。在这部位，皮肤和肌肉也对压力和捏起（尽管用任何针刺她一下，她表现出一种满不在乎）特别敏感。皮肤和肌肉的痛觉过敏并不局限于这个部位，整个两腿多少也可观察到类似现象。肌肉甚至比皮肤对疼痛更为敏感；但大腿是疼痛最敏感的部位。两腿的运动能力不能说小，各反射显示中等强度。无其他症状，所以无理由疑及任何严重的器质性感染的存在。在过去的两年中，该病逐渐发展，其强度有很大的变化。

我认为对该病例下诊断不易，但我有两个理由决定同意我同事所提出的看法——这是一个癔症病例。开始时，我对这个极聪明的病人所有描述疼痛的模糊特征有很深的印象。一个患器质性疼痛的病人，除非他还有神经质，在描述病情时会如此肯定和镇静。例如，他会说，有刺痛感，它们发生在一定的时间间隔中；从这个部位延伸到那个部位，对他来说，似乎是由某一件事或其他事所致的疼痛。还有，当一个神经衰弱患者[223]在描述其疼痛时，他给人以这样一个印象，即他正在从事一个困难的、他的能力不太胜任的动脑筋的工作。他的面容呆板并扭曲着，好像受一种沮丧情感的影响。他的语调变得颤抖起来，并努力去发现表达的方法。他否认医生所做的有关疼痛的描述，尽管其后清楚无疑是这么回事。他的语言能力显然太差，以致难以找到表示他感觉的词汇，而这些感觉是独特的，过去所不知道的，所以他不可能对此给予一个详尽无遗的描述。鉴于此，他从不试着增加新的细节，当要求他停止说话时，他肯定认为自己的讲话没有为医生所理解。所有这些是因为疼痛分散了他全部的注意。冯·R小姐的症状是以相反的方式表现的，由于她总是把自己的症状放在相当重要的位置，这驱使我们下结论，即她的注意也许放在别处，而疼痛仅仅是个附带的现象——她的注意力可能放在与之有关联的思想或情感上。

但是第二种因素甚至更有利于这种关于疼痛的观点。如果一个人刺激某个患器质性疾病或神经衰弱患者的疼痛敏感部位，病人的脸会表现出不适或身体疼痛。而且他在检查中有退缩和拒绝检查的表现。然而在冯·R小姐这个病例中，如果某人压和提起两条腿痛觉过敏的皮肤和肌肉，她的脸呈奇特的表情，是一种快乐而不是疼痛。她大声呼喊——我不禁想到她犹如有一种激起情欲的、令她高兴的感觉，她的脸变红，头向后仰，双眼闭起，身体后倾。每一个动作并不很夸张，但十分令人注意，这种样子只能说她的疾病是癔症性的，而刺激触及了产生癔症的[224]区域。

在捏她的肌肉和皮肤时，她脸上的表情没有明显的疼痛样子；可能这与隐藏在疼痛背后的主题想法比较一致，刺激她的身体部位激起了她联想到某些思想。我反复观察到癔症患者在他们痛觉敏感区给一个刺激时，他们具有类似的重要表情。她的其他姿势显然是癔症发作的一个微不足道的线索。

一开始我们并没有解释她癔症区域的不寻常定位。事实上痛觉敏感主要影响肌肉，也提供思考的材料。常见的慢性肌肉的风湿病——肌肉的风湿性浸润最常见的表现是对压在肌肉上时有弥散的或局部的敏感性。我已说到过该病例可能同时类似于神经性疾病。这种可能性与病人持久存在的肌肉的痛觉敏感不相抵触。在肌肉中有无数硬纤维，它们似乎特别敏感，因此，可能这种肌肉的器质性改变是存在的，而神经症本身又附于此病，而使其症状似乎是夸大了。

治疗的进行是根据这样的假设，即此病是混合类型的。我们用持续的、系统的按摩和用感应电流刺激敏感的肌肉，而不考虑所引起的疼痛，为了能与她保持接触，我一直自己对她的两腿用高强度的电流进行治疗。她问我她是否能强使自己走路，我回答是肯定的。

用这种方法，我们之间有了稍微的改善，特别是她似乎十分喜欢由高强度电流所产生的疼痛性电击，作用愈强，似乎愈是把她自己的疼痛推向不太重要的背景。而我的同事正准备给她用心理治疗，在我伪称治疗4周后，我提出另一个方法，并给她说明治疗程序及操作方法，我很快得到理解，未遇任何抵抗。

现在我开始着手的任务清楚了，然而这又是我所接受的最艰巨任务。长期以来，我也不能抓住她的疾病和实际症状中事件之间的联系，而这分明是由一系列的经历所引起和决定的。

当有人开始对这类病人采用心理宣泄治疗时，他自问的第一个问题是：病人是否知道病情及疾病的促发原因，若是这样，无须特殊技术就能使她复述患病的情节。医生对她感兴趣，理解她，让她去感觉，认为她有希望痊愈，所有这些决定了患者放弃她自己的秘密。从一开始我似乎就感到伊丽莎白小姐意识到她疾病的根由，在她意识中具有的事情仅仅是个秘密，而不是一个异物。看着她，人们不禁想到这样的诗句：

她面部的表情揭示一种隐蔽的感觉。[225]

因此，在开始时，我能够不用催眠术。然而，为保守起见，倘若在她剖露事情的过程中，激起了她阐述时所不能胜任的记忆时，则我可能在以后采用催眠术。因此，从这点上，我采取了对一个癔症患者的第一个全程分析，我获得了一个程序，以后我把它发展成一种常规方法，谨慎地用着它。这个程序是一种清除一层又一层的病态心理素材，我们愿把程序比作挖掘废墟的技术。我从病人告诉我她所知道的内容开始，仔细地注意某些思路中存在的隐匿点或在因果关系中似乎遗漏的某些联系。我在催眠中进行调查或使用某些类似的技术，然后，进入她记忆的更深一层。当然，整个工作是基于这样的期望，即可能为所考虑的事件建立完全正确的一系列决定因素。我将在此讨论用于深入调查的方法。

伊丽莎白小姐诉说她疾病的过程是个令人厌烦的故事，是由许多不同的痛苦经历组成的。当她诉说时，她不是处于催眠中，但我让她躺下，闭上眼，然而我也不反对她偶尔睁开眼，变换她的位置，坐起来等。当她叙述的故事比通常更令人感动时，她似乎或多或少进入类催眠状态。此时她会躺着不动，紧闭双眼。

我就开始反复问其出现于记忆中最表层的内容。她是家庭三个女儿中最小的一个，很脆弱地依附于她的父母，她的青春是在她家在匈牙利的庄园中度过的，她母亲的健康问题如眼病和神经质状态常常令人烦恼。因此，她与父亲特别亲近，父亲是一个世上有生气的男人，他常说他把这个女儿当作儿子和朋友，他能和她交流思想。虽然女孩的智力受到与父亲这种关系的促进，但他观察到她的心理素质已由此而离开人们喜欢看到的在一个女孩身上实现的理想。他开玩笑地称她为“不要脸的”和“自信的”，警告她不要太过于肯定她的判断和毫无保留地告诉人们真相。他常说她会发现自己很难找到丈夫。事实上她也很不满自己是个女孩。她充满着雄心勃勃的计划。她要学习或得到音乐方面的培训，她对牺牲自己的喜好和自由，应该结婚的建议感到愤慨。她滋长了从父亲那儿继承来的傲慢、从家庭中来的威信和社会地位，并且她戒备地注意每件与这些利益密切相关的事。然而，出于无私，她把母亲和姐姐放在首位，又由于她性格严厉的一面，偶尔她也能完全调解父母的不和。

鉴于对女孩年龄的考虑，家庭决定移居首都，那里伊丽莎白能够短期内享受家庭环境较充裕和较快乐的生活。然而一个意外的打击破坏了家庭的幸福，她父亲隐瞒或可能自己疏忽了他长期身患的心脏病。一天，当患肺水肿被抬回家时他已不省人事。他被护理了18个月，伊丽莎白认为她在照顾病中的父亲方面起着主要的作用。她睡在父亲房里，如果他在晚上叫她，她就醒来。在白天照顾父亲期间，强使自己看上去快活，而父亲对自己无望的状态甘于持无怨无诉的顺从态度。她疾病的开始也许就与照顾病父时期有关，因为她记得在最近6个月，整天卧床，其一半理由是我们已描述的疼痛的缘故。然而她曾断言疼痛会很快过去，不会造成任何不便或引起对她的注意。事实上，她父亲死后不到两年，她感到生病了，因为疼痛而不能走路。

因为她父亲去世，由四个女人组成的家庭出现了裂口，他们的社会性孤独，那些带给她如此之多的兴趣和快乐的亲戚关系断绝，而她母亲的健康问题又变得较明显起来，所有这些给病人的情绪状态笼罩着阴影；但同时又点燃了她强烈的希望——她的家可能不久会找到某些东西代替已失去的快乐，这使她注意起自己的全部情感，并照料着仍活着的母亲。

当悲伤的那一年已过，她的姐姐与一位很有才能和精力充沛的男人结了婚。他得到了相当重要的地位。他的智力似乎肯定他有宏伟的前程。但更接近他后，他显出病态的敏感和自我中心地坚持着自己的爱好。他是这个家庭环境中第一个敢于不顾及老夫人的人。这使伊丽莎白难以忍受。她觉得无论何时只要有机会，就应当与他斗争，而其他女士则没有把他气质上的暴怒当回事。她要重建过去家庭的快乐，由此被扰乱，这对她来说是痛苦和失望。她不能原谅她姐姐那种女性的柔顺而一直对此逃避介入。伊丽莎白在她的记忆中保存着许多这种关系的情形，包括怨诉及其不是用言语表示的反对她的第一个姐夫。由于以她为主反对他的情况仍存在着，又为了以后他的晋级，他和他的小家庭移居到奥地利的一个遥远的城镇，由此又增加了她母亲的孤独。在这件事上，伊丽莎白真正地感到自己的无助，她不能补偿母亲已失去的快乐，不能实现她在父亲死时所形成的愿望。

第二个姐姐的婚姻似乎对这个家庭带来较好的前景，因为二姐夫虽然智力不太出众，但他是这些有教养女士们的主心骨，他把她们当作需要别人照顾的学生一样对待。他的行为使伊丽莎白接受这桩婚姻的建立，并且为之付出一些代价，更何况这对夫妇住在她母亲的邻近，伊丽莎白十分喜爱他们的孩子。不幸的是另一意外事件在这个孩子出生的那年投下了阴影。她母亲的眼疾治疗使她必须在黑暗的房间里待数星期，那期间伊丽莎白与母亲住在一起。当时宣布了她母亲的手术是必不可免的。对此手术的不安恰遇她第一个姐夫的迁居。最后她母亲由一位有高超技术的医生顺利地为之做了手术。这三个家庭在假期避暑胜地相聚在一起，这时他们希望在最近几个月因焦虑而精疲力竭的伊丽莎白能完全康复，这期间也是家庭自她父亲去世以来第一次摆脱悲伤和畏惧，出现了快乐。

然而，也正是在这假期中，伊丽莎白的疼痛和局部运动能力减退发生了。她在某种程度上注意到有短暂的疼痛，但当她在浴室小温泉洗热水澡后，第一次出现剧痛。早在几天前，她有过一次长时间的步行，事实上这是长达半天的常规步行，他们把这与疼痛的出现联系起来，因此轻而易举地认为伊丽莎白起初是由于“过度疲劳”，然后是由于“感冒”的缘故。

从这时起，伊丽莎白是这个家庭中的病人。她的医生劝她在这个夏天去奥地利的阿尔卑斯山的伽斯汀接受水疗，她和母亲去了那儿，但此时出现了新的焦虑。因为她二姐姐又怀孕了，而且说她的情况很不好，因此，伊丽莎白很难再决定待在伽斯汀。她和母亲在那儿待了两周，此时她姐姐已卧床不起，情况很糟，这个消息把她俩招回了家。

接着就是一个令人极度痛苦的旅行，在这期间，伊丽莎白不仅被疼痛，也被可怕的期待所折磨着。她们到家时，出现的情景使她们害怕到极点，当她们进入病房时，无疑她们来得太迟而不能向她诀别了。

伊丽莎白不仅遭受着失去亲爱姐姐的痛苦，同时也因姐姐的死激起许多想法，并因而发生了一些变化。她姐姐因怀孕而加重心脏病而去世，当时她出现一种观念。认为心脏病是从父亲的家系中遗传下来的。然后回忆起死去的姐姐在孩提时患舞蹈病伴轻度心脏功能障碍。她们责怪自己和让她们结婚的医生，同时也不能饶恕不快活的鳏夫姐夫，责怪他造成两次接连的怀孕而危及了妻子的健康。从那时起，伊丽莎白的思想一直无间断地被忧伤的想法占据着。这曾经是一桩难得的幸福婚姻，但这幸福却走向如此的一个尽头。她再次明白希冀她母亲的一切已成泡影。她的鳏夫姐夫极度沮丧，离开了他妻子的家。他自己的家自他短暂而幸福的婚姻以来已疏远了他，认为这时让他回到自己的环境中来是有利的时机。患者的家没办法维持以前的完整性。对他来说，考虑到伊丽莎白未婚的缘故，他与她母亲一起生活是不现实的。也由于他拒绝让两位女士监护已故妻子唯一的遗赠——孩子，他第一次招来她们的责备，说他是铁石心肠。最后，最痛苦的事即一个谣言传到伊丽莎白这儿，说她两个姐夫之间发生了争执。然而，她唯一能猜测的原因似乎是鳏夫提出经济上的要求，大姐夫声称不合理，实际上，鉴于母亲现在的悲伤，他的这种要求可描述为是一种最坏的敲诈。

这就是这个渴望爱的骄傲女孩的不幸故事。不顺的命运，她欲重新恢复家庭过去辉煌的一些小计划的失败造成的痛苦，兼之那些她爱过的人死的死，走的走，或疏远，她不准备去爱某个不熟识的男人来躲避现实，她过了18个月几乎完全与世隔离的生活，除了照顾她母亲和疼痛的自己之外，什么也不想。

如果我们把这些较多的不幸撇在一边，而进入这个女孩的情感的话，我们不禁对伊丽莎白小姐深表人性的同情。但我们对这个患病故事的纯医学问题，它与她的局部运动受限的关系，应用这些心理创伤的知识去解释和治疗方面能说些什么呢？

就医生所考虑的，病人的剖露来看，乍看是非常令人沮丧的。这是个由平凡的怀疑激变所组成的一份病史，没有什么可解释她为什么特别地患上癔症，或为什么她的癔症采取的是痛苦的步行无能这种特定的方式。她的癔症既不清楚其原因，又不清楚特别的决定因素。我们或许可能这样假设，在病人的痛苦心理印象与同时体验的身体疼痛之间形成了一种联系。现在，在她记忆中，她把身体的感觉当作心理感觉的象征。但仍不能解释的是，作为这样一种替代的动机是什么？它在什么样的时机下发生？顺便说一句，一般这类问题不是习惯性地由医生提出来的。我们通常满足于声称病人的素质是癔症性的，在无论什么样的强烈兴奋的压力下易发展成癔症症状。

她的剖露对疾病治疗的帮助似乎比对疾病解释的帮助要小些。从她最近一些年代所遭受的扼要复述中不易看到伊丽莎白小姐从中获得什么有益的影响——对这些苦难她家庭的所有成员都很熟悉——对于一个陌生人来说，听完这些后仅有做出公道的同情。她的剖露也没有任何迹象产生这种治疗作用。在第一阶段的治疗中，她总是重复道：她仍感到有病，她的疼痛像以往一样糟；当她看着我时，就好像说对我的失败带有一种狡猾的满足，我不禁想起她父亲对心爱的女儿的判断——她常常是“不要脸的”和“举止不良的”。但我不得不承认她站在正当一边。

如果在这阶段我停止对病人做心理治疗，则伊丽莎白·冯·R小姐这个病例对癔症理论方面显然不会有帮助。而我继续着我的分析，因为我始终预期她意识的更深层水平能够产生对癔症症状的原因和特殊的决定因素的理解。因此，我决定在病人处于扩展的意识状态下向她直接提问，问她两腿第一次出现疼痛时的心理印象。

以这种观点为目的，我提出将病人置于深度催眠中。但遗憾的是我不禁观察到我的程序不能置她于除了使她复述之外的任何状态。在这次情形下足以使我高兴的是她对我不是洋洋自得地抗议：“我没睡，你知道，我是不能被催眠的。”在这个极窘困的境地中，我产生了一种想法，即凭借装置把压力置于她头部的方法，这是我在露西小姐病史中已做了详细描述的。我在用这方法时，指导病人实事求是地告诉我在她受到触压的片刻，闭眼时眼前所出现的或在记忆中所掠过的无论何事。她保持长时间的沉默，之后，在我的坚持下，她承认她想起一个晚上，在一次晚会上，一个年轻的男人送她回家，她想到他们之间的交谈；想到她回家后在父亲病床前的感觉。

这第一次提到年轻男人，揭示了目前我逐渐引出她想法上的新线索。这是个秘密的问题，因为她除了一个挚友外，没有把这个年轻男人以及想要与这个年轻男人恋爱正式介绍给她的亲戚们。这位男人是一个长期与他们和睦相处的家庭中的儿子，住在她们以前的庄园附近。这个年轻男人本身是个孤儿，对她父亲很亲近，听从他父亲的劝导，追求自己的事业。他把对她父亲的赞美延伸到这个家庭的女士们。他们许多时候在一起阅读、交流看法，别人对她重复着他的评论，她逐渐滋长了一种相信他爱她、理解她，与他结婚并非是她通常所害怕的，即把结婚看作是牺牲自己的事。不幸的是他不比她大，也还不能自立，但她坚定地等着他。

在她父亲患严重疾病后，她花费很多精力照顾父亲。她与朋友间的会面愈来愈少。她最初记得的那个夜晚代表着她有真正的感情**；但甚至于就在那时他们之间的关系也没有明朗化。在那时候，她听从家庭和父亲本人的劝说参加了有可能见到她的聚会。她想要早点回家，但当他答应送她回家时，她做出让步，迫使自己待着不走。那晚当他陪伴着时，她对他从没有过这样温暖的感觉，而当她带着极度快乐的心理晚些回到家后，她发现父亲的病情恶化，于是非常痛苦地责备自己为了个人的快乐而牺牲了这么多时间。这是她最后一晚上让父亲独自待在病**。以后她很少见到她的朋友。在她父亲死后，这个年青男人似乎出于考虑到她的悲伤而躲避着她。然后他的生活历程改变了方向。她逐渐地使自己明白，他对她的兴趣已转移到别人身上，她已失去了他。但无论何时，当她想到他时，初恋的失败仍刺伤着她。

因此，这种关系及上述关系的结束使我能找到她第一次癔症性疼痛的原因。在她让自己那次享受到极度快乐的感觉和回家后看到父亲的状况变糟之间的对立构成了一个冲突，即一种不相容的情境。这个冲突的结果是性欲的观念被联想所压抑，而附着于那个观念的情感往往被强化或唤起了生理性的疼痛，这种疼痛以前是自发的或短暂的，因此，这是一个用于防御目的的转化机制，我已在别处详述过了。[226]

当然在这点上可能有许多的评论。我必须强调的事实是我没有成功地从她的记忆确认当她回家的那会儿发生了转换。因此，我寻找在她护理父亲时的相似经历，由此引出许多这方面的事。在这些经历中，根据所发生的频度，特别突出的情况是当她父亲召唤她时，她从**跳下，光脚站在冰冷的屋子里。由于她在诉说腿疼之外，也诉说痛苦的冰冷感觉，于是我倾向于赞同这个因素对她的疾病有某种重要性。纵然如此，我还是不能掌握任何可能证实发生转换的情景。因此，我倾向于认为在这点的解释上存在着空白，一直到我回想起事实上在她护理父亲期间，她腿的癔症性疼痛并没有出现才罢休。她只记得有一次疼痛的发作，仅仅持续了一两天，也没引起她的注意。至此，我针对疼痛的第一次出现而向她提问。我成功地使病人恢复了对疼痛肯定的记忆。在那个非常时期，有一位亲戚来拜访他们，她因卧床不起而不能接待他。这同一个男人也够不幸的了，当他两年后再次看望他们时，发现她还是待在**。尽管我们一再地尝试，但没有追踪到第一次疼痛的任何心理原因。我想谨慎地把它假设为事实上没有任何心理原因，可能是轻度的风湿病；我确信这是个器质性疾病，此病是她以后癔症中复制的模式，总之可追溯到从那次聚会后她被陪伴回家之前。然而，从事情的本质来说，可能这些源于器质性的疼痛一直持续了一段时间后，程度减轻，以致没有引起明显的注意。疼痛的模糊性是由于分析指出了心理兴奋转换成身体上的疼痛，但当时这疼痛肯定未被察觉是问题或在其后不能回忆起来，这是一个我希望在日后深入思考及在许多病例的基础上能解决的问题。[227]

第一次转换理由的发现打开了以后富有成效的治疗期。病人不久惊异地报告，现在她知道疼痛为什么总是从右大腿特定的区域发散开来，最疼痛处在每天早晨她父亲习惯于把他的腿搁在她现在最疼痛之处，而她因该处很肿用绷带绕了起来。这种情形已发生了数百次，直至现在她才注意到两者的联系。这样她给了我所需要的解释，即出现的是非典型的引起癔症区域。进而在我们分析期间，她疼痛的双腿“加入到谈话中”。在我的思想中接着出现一个非常明显的事实，即当我们开始工作时，病人通常没有疼痛。然后，如果向她提问或轻压在她头部，我唤起了她的一种记忆，则疼痛的感觉开始出现，常常是这样地锐痛，以致病人开始惊起，并把手放在疼痛点上。由此引起的疼痛会在记忆的作用下一直持续着。当她告诉我他要传达的一些基本的和决定性的内容时，疼痛就达到极点；而在陈述至最后一个词语时，疼痛则消失。我及时地把这种疼痛作为指南针来指导自己；如果她停止说话但承认还有疼痛，我知道她没有告诉我每一件事，我就坚持要她继续讲下去，直到说疼痛没有为止。只有这样，我才激起了她新的回忆。

在她“宣泄”期间，病人的身体和精神状况都有了明显改善。我通常对此半开玩笑地说成是，每次我消除了一定量的引起疼痛的动力，如果当我消除了所有的引起疼痛的动力，则她就是健康的了。不久，她大部分时间不再感到疼痛；她听从劝说，让自己多做散步，并放弃以前的自我孤立。在分析过程中，我时时密切注意她状况的自发性波动；当我认为我没有完全抽空她疾病情节的某些内容时，我往往会注意自己对当时的情景的评估。

在这样的工作期间，我作了几次有趣的观察，这是我在以后所发现的经验教训，这个教训在对其他病人的治疗中得到了肯定。首先，鉴于病人情况的自发性波动，我发现实际上通过联想当时的意外事情而并没有激起了什么。有一次，她听到一种熟悉的疾病后，使她回忆起父亲疾病的细节；又有一次，她死去的姐姐的孩子来看他们，孩子很像母亲，这激起她悲伤的情绪；还有一次，她远方的姐姐寄给她一封信，信中明显流露了她那无情姐夫的影响迹象，这引起了她的疼痛，使她说出尚未告诉过我的有关家庭方面的故事。由于她从不对同样的促发因素引起第二次的疼痛，这似乎是我假设以这种方法引出许多促发因素的理由，因此我毫不犹豫地使她进入一种情境，在这情境中产生尚未到达表层的新的记忆。例如，我送她去看姐姐的墓，我鼓励她去参加可能再次遇见她年轻时的朋友的聚会。

下一步，我洞察到可被描述为“单一症状”癔症的起源方式。因为我发现一方面当她在催眠术中讨论到她照顾生病的父亲、她与年轻朋友之间的关系或她生病第一阶段经历的意外事件时，她的右腿便疼痛起来；另一方面，当我激起有关她死去的姐姐或两个姐夫的记忆时，她左腿的疼痛出现了。简言之，这是我对她疾病情况所得到的另一半印象。因此，这种有规则的联系引起了我的注意，我经过进一步研究后，形成了一个印象，即这种区别更明朗化，每一个所回忆起的疼痛感的心理决定因素都与她两腿的疼痛区域的某一点有关联。最初她右大腿的痛与她照顾父亲有关，疼痛区已从这点因新的创伤而延伸到邻近区域。因此，这里我们所处理的，严格地说，不是一个单一的躯体症状，而是联系到心理中各种记忆情结，但是从表面来看，呈现的是许多相似的症状合并为一个症状。但是我没有继续再勾画出相应于不同心理因素的疼痛区，因为我发现病人的注意力不放在这个主题上。

然而，我确实把注意力转向了步行不能的全部症状情结可能在这些疼痛区域建立起来的方式，在那种关系方面，我问她各种问题，诸如行走、站立和躺下时疼痛的起因是什么？这些问题中的某些是自发地回答的，某些是在我的手轻压下回答的。由此而引发了两件事。第一件事，她把所有与疼痛有关的生活经历按站着、坐着等分成几组。例如，她父亲因心脏病发作而被带回家时，她靠门边站着，惊恐中的她站着不动，宛如固定在地上一样。她继续对当她站着时发生的、第一次惊恐的事例补充了许多其他的记忆，直至害怕的场面再次出现，她又再一次站了起来，好像被她姐姐临终的符咒镇住似的。这整个的连锁记忆可望用来显示她的疼痛与站立有着合理的联系，而这个事实确实可被看作是一种联想的证据。但我们必须记住在所有这些意外事件中必然证明有着另外一个因素，使她的注意正好放在自己的站立上（或行走、坐等），结果导致了转换。她对这些方面的注意只能从走、站和躺的功能和构成疼痛区域的身体那些部分的状态，即双腿来解释。因此容易理解这个病例的步行不能、站立不能和第一次发生转换之间的联系。

根据这个分类，在这些情节中察觉到行走性疼痛的一个特殊明显处是在疗养胜地，她与许多人一起走很长的路，这可能是走的时间太长的缘故。这个情节的细节只是被怀疑，留下了几个未解之谜。她具有特别顺从的性情，非常想参加她的朋友们的聚会。这是个不太热的晴天，她母亲待在家里，她的大姐已离开了家。她的小姐姐觉得不舒服，因此不想依从她参加聚会；姐夫这时说要和妻子待在家里，但后来决定依从伊丽莎白一起参加聚会。这情景似乎与疼痛的第一次出现有很大的关系，因为她记得当她散步回来时，她十分疲劳，受剧痛的折磨；然而，她说她不肯定是否在这之前她已经注意到疼痛。我向她指出如果她有任何厉害的疼痛，她就不可能忍受这么长的行走。我问她在行走时，什么情况能产生疼痛，她给我某些含糊的回答，即她自己的孤单和她生病姐姐婚姻快乐（她姐夫的行为举止一直出现在她眼前）之间的对比使她感到痛苦。

另一个情景在时间上与第一个很相近，在联结她疼痛与坐着方面发挥着作用。这是在几天后，她的姐姐和姐夫已离开此地。她发现自己处于一种烦躁不安和怀念的心境中。她早晨起得较早，爬上小山的一处。这里是她们曾经经常在一起的一个景点，可看到可爱的景色。她坐在那儿的一个石凳上，引发了各种想法。再一次地想到她的孤单和她家庭的命运；这次她公开剖露自己燃起了像她姐姐一样幸福的希望。她从这天早晨又开始沉思，同时出现了剧烈的疼痛；同日傍晚洗了澡，洗完澡后疼痛便一直存在着。

毫无疑问，这又进一步显示了她通常走路和站立的疼痛在躺下时减轻。疼痛与躺下无联系，直至她听到姐姐疾病的消息后，她从伽斯汀旅行回家，在晚上因担忧姐姐而受到痛苦的折磨，这时她躺在车厢里疼痛剧烈。在这以后的相当长的时间里，她躺下实际上比走路和站立更感疼痛。

首先，她以这种方式使疼痛区延伸到邻近增加的区域即每一个新的有病理作用的主题向两腿一个新的区域传导；其次，每一个对她有强烈印象的生活场面留下了一种痕迹，导致两腿产生各种功能长久和不断累积的宣泄作用，这些功能与她的疼痛感建立了联系。而在她形成站立不能、步行不能中还包含了第三个机制。病人在结束她全部系列情节的描述时，她抱怨它们使她“独自站立”非常痛苦。在另外一系列情节中，即包括她不成功地尝试建立自己家庭的新生活，她不厌其烦地重复着那些痛苦的、使她感觉无助的情绪，这种情绪使她不能“朝前迈一步”。由此，我不得不想象在造成她不能步行的影响中，她自己的想法起了部分的作用。我不禁想到病人必须做的莫过于寻找她痛苦想法的象征性表示，并且在加剧她的疼痛中发现了这样的表示。事实是癔症的躯体症状可能通过这类象征化而产生，这在我们的《绪言》中已做了肯定。在讨论现在的这个病例中，我将提出二至三个这方面的结论性实例。这种象征化的心理机制在伊丽莎白·冯·R小姐身上没有起明显的作用，它并没有造成她的步行不能。但是每件事都表明已经存在的步行不能在这种方式下受到相当的强化。因此，我偶然遇到的病人正处在发展阶段的步行，不仅不能与以心理联想为基础的功能性麻痹相等同，而且也与以象征化为基础的功能性麻痹相等同。

在我继续阐明这个病例前，我将在这治疗的第二阶段就病人的行为方面补充几句。在分析当中，我自始至终地利用压在病人头上的方式使其脑中的图像和观念清楚地呈现出来，这个方法没有病人充分的合作和注意的配合是不可能产生作用的。事实上，有时她的行为完成了我的最高期望，在这种时候，令人惊奇的是不同的生活场面与特定的主题严格地以年代顺序迅速地展现出来。好似她正在看一本长篇的画册，在她眼前翻过一页又一页；在另一些时候，她的性格似乎存在障碍，对此，我毫无怀疑。当我压在她的头部时，她会坚持说什么也没发生。我会又重复我的压力，并告诉她等着，但仍没发生什么。开始几次出现这样的抵抗时，我中断治疗，说这是个不适宜的日子；我们在另外的时间再尝试。但是有两个观察结果使我决定改变态度：第一，我注意到只有在伊丽莎白处于快活状态，不感觉疼痛、情绪总是很好的情形下用这种方法失败；第二，她经常断言她什么也看不到，然而过了一段长的间隔时间后，她的紧张和面部出神的表情却违背了事实，她发生了一种心理过程。因此，我决定采用催眠术，该程序从未失败过：每次在我手的压力下，伊丽莎白都产生一些观念或在眼前出现一些画面，但她总是不准备和我交流这些内容，试图再次压抑凭幻想产生的这些内容。我设想这种隐藏有两个动机：要么她对这些观念采取批评的态度，而她没有道理这样做，而且这些内容并不太重要；要么她犹豫不决怕告诉人是因为发现这些事太讨厌而不愿说。于是我继续进行下去，我好像完全确信自己技术的可靠性。我不再接受她所说的什么也没发生，而是深信她必然发生了什么。我还说，或许她没有足够的注意。在这种情况下，我喜欢重复我的压力。或许这可能使她认为自己的观点是不正确的。我告诉她，这不关她的事；她应当有责任保持完全的客观，说出在她头脑中无论是适当的或不适当的事。最后我宣布我非常清楚她已经出现了某些事，而且她正对我隐瞒着这些事；只要她隐瞒着，她的疼痛就不会消失。因此，通过我的坚持，从那以后，我转变了情况，我压在她头部后，从未失去其效果。我不得不得出结论认为我对这种情况形成了一个正确的观点。从这个分析中，我对自己的技术获得了确实绝对的信心。常常是我要压在她头部三次后，她就会产生一种信息；而她本人事后评论道：“我本该第一次就对你说的。”“那为什么你不这样做呢？”“我想那不是你需要的。”或“我想我可以避免的，但每次又出现了。”在这艰难的工作过程中，我开始触及到病人再现记忆中呈现出抵抗这更深一层的意义，并仔细地收集特别明显的标记。[228]

至此，我到达治疗的第三个阶段。病人情况较好，她的心理痛苦减轻，这时她能成功地去努力，但她的疼痛没有明显的消除，并不时发生，其疼痛的严重程度和过去一样。这个不完全的治疗结果是与分析的不完整有关。我仍不能精确地知道疼痛是在什么时刻和由什么机制所造成的。在治疗的第二阶段中，大量的各种生活情景再现的同时，我观察到病人拒绝告诉我这些再现的内容，我便产生过一种特殊的猜疑。然而我没有冒险把它作为我进一步行动的根据来采纳。但一个偶然发生的事决定了我的去向。一天当我为病人治疗时，我听到邻屋的一个男人的脚步声和似乎问某个问题的悦耳声音。我的病人随即站了起来，要求我们今天停止工作，说她听到她姐夫来了，要见她。这时，她的疼痛不见了，但她的要求遭到我的阻止后，她面部表情和步态又突然出现了严重的疼痛。通过这件事，加重了我的猜疑，我决定加速决定性的解释的发生。

于是我问她关于第一次出现疼痛的原因和情境。在回答中，她的思想转到夏天去伽斯汀旅行之前曾去参观了疗养院，有许多生活情景再次浮现出来，以前我未曾很全面地对待它。她回忆起那时她的情绪状态：担忧母亲视力以及母亲手术，她护理后的精疲力竭、她在生活中不能享受快乐或获得成就、自己是一个孤单的女孩，这些使她感到最终绝望。直到那时，她一直认为自己不要男人的帮助就能胜任任何事，这种想法被现在认为自己是个弱女子而压倒，她渴望着爱，用她自己的话来说，她冰冻的本性开始融化。在这种心境下，她为第二个姐姐的幸福婚姻而深深地动情，她看到姐夫体贴入微地照顾姐姐，乍一看就知道他们之间是如此相互理解和信任。无疑懊悔的是在第一次怀孕后这么快地又接着第二次的怀孕，她姐姐知道这是她疾病的原因；但她如此甘愿地随着，因为这是他引起的。在一次与伊丽莎白疼痛密切相关的散步中，开始她姐夫不愿和她一起去散步，要和生病的妻子待在一起。然而妻子用眼光说服他一起去，因为她想这样会使伊丽莎白快乐。伊丽莎白一直在他的陪伴下走着。他们讨论着各种各样的话题，其中有一些最亲近的话题。她发现自己完全赞同他说的每一件事，心目中强烈希望有一个像他这样的丈夫。几天后，在与她姐姐和姐夫辞别后的一个早晨，当她走向以前他们散步时喜欢去的地方时，出现了这样的情景：她坐在那里，再次梦想着要享受像姐姐一样的幸福，梦想要找一个能赢得她的心，像她姐夫那样的一个丈夫。当她站起来时，她感到疼痛，但又再一次地消失。直至下午，当她洗热水澡时，又再次感觉疼痛起来。从此，疼痛不再消失。我试图发现当她洗澡的同时，她头脑中占有什么样的思想，但我只知道澡室使她回忆起已离开的家庭成员，因为这澡室是他们都在时建的。

这不可避免地使我清楚了长期以来发生的全部情形；但是病人仍然沉浸在她又苦又甜的回忆中，似乎未注意到她正走向毁灭，并继续再现着她的回忆。接着她去了伽斯汀，焦虑地盼望着每一封信，在长长的等待中，直至一天傍晚，结果是由于她姐姐的坏消息使他们离开了伽斯汀，然后经历着痛苦的不肯定姐姐的结果和无眠的旅行，所有这些伴随着她疼痛的加剧。我问她在旅行中是否想到后来发生的令人悲痛的可能结果。她答道她曾谨慎地回避这种想法，但她相信她母亲从一开始就预料到最坏的结局。这时她的回忆继续着，他们到达维也纳，在那里遇见的亲戚们给他们的印象。然后从维也纳到邻近她姐姐住的夏季疗养院的短途旅行，他们在傍晚到达那里后，急匆匆地穿过花园到一个小花园式的房门口，门口是静寂的、难以忍受的黑暗，她姐夫怎么不在那里接他们，他们怎么站在姐姐的床前看着已去世的她。在那害怕的片刻，她心爱的姐姐没有向她们告别并在最后的日子里没有她的照顾而死去，也就在这片刻，过去另一种想法曾经掠过伊丽莎白的心中，此时不可抵制地又强行出现了，像是黑暗中的闪光：“现在他再次自由了，我可以成为他的妻子了。”

现在事情明白了，分析者的努力有了丰厚的回报。一种不相容的想法“挡开”的概念，心理兴奋通过转换成为某些躯体的癔症症状的概念、通过挡开的意志行为形成的一个独立的心理症群，所有这些在当时都以具体的形式展现在我眼前。因此，这个病例的情况以这种方式完全清楚了。这女孩感觉到的在意识中所采取的对姐夫的温柔遭到她全部道德方面的抵抗。她使自己痛苦地承认她爱姐夫是一种罪过，而代之以引起她的躯体疼痛；也就在那些时刻，这种罪过的想法强制性地作用于她时（即在她与姐夫散步时，她早晨的幻想期间，在洗澡时，在姐姐的床边）。多亏成功的转换，她才出现了疼痛。当我开始对她治疗时，许多有关她爱情的想法已从她的认识中分离出来。否则的话，我想她决不会同意开始治疗的。她反复的抵抗是因为起创伤性作用的以往生活情景的再现，这些再现事实上是以这种能量把不相容的观念从她的联想中驱赶出去。

然而，这个阶段后接着是医生的一个艰巨阶段。这种被压抑的观念的恢复对这个可怜的女孩有摧残的作用。当我冷冰冰地在她面前说这句话“因此，你长时间爱上你的姐夫”时，她就大哭起来。在这时她诉说有最剧烈的疼痛，并做最后绝望的努力拒绝这种解释：这不是真的，我已经说过此事，这是不可能的，她不能这么邪恶，她决不会为此而原谅自己。她本人告诉我的事很容易证实她别无其他解释。但是这么长时间我才得到两件可以告慰的事情——即一件是我们不应对自己的感觉负责；另一件是她的行为是她道德性的充分体现，是她在这些情形下患病的。在我从她身上获得这两个安慰之前，花费了这么长时间。

为了减轻病人的痛苦，这时我必须用多种方法对她进行治疗。首先我要给她机会消除长时间积聚的兴奋，我用的是心理宣泄。我们窥探到她与姐夫关系中第一印象在她身上起作用，对他情感的开始保存在她的潜意识之中。我们发现在她的回溯中能得到这么多的所有小的前驱症状和逐渐增强的**的直观。在她姐夫第一次到她家时，他误把她当作了与他成亲的姑娘，当着姐姐的面问候她，而对不太好看的姐姐却并不在意。一天傍晚，他们在一起进行了一次很快活的交谈，似乎相处得非常好，以致他的未婚妻以半带严肃的神情打断他们的谈话，说道：“事实是你们两人非常相投。”另一次，在一个聚会上，人们不知道他的订婚，在说到这个年轻的男人时，一位女士批评他的身材有缺陷，猜测他儿童时代有骨骼的疾病。他未婚妻静静地听着不吱声，而伊丽莎白却怒气发作，热情地辩护她未来姐夫的身材是匀称的，对此行为，她本人也难以理解。当我们通过这些回忆后，逐渐清楚了伊丽莎白对姐夫的温柔感已潜伏了很长时间，甚至可能从她认识姐夫开始起，并且始终隐藏在她仅仅是他妹妹这个情感的假面具背后，而她强烈要求成家的情感本来可以使她自然地接受这个事实。

这个心理宣泄的过程肯定使她好多了。但是我通过对她目前境况的友好关注能使她减轻更多的痛苦，以这种想法为目的，我安排了一次与冯·R夫人（她母亲）的约见。我发现她是个善于理解人和敏感的女士，尽管她许多精力因最近的不幸而减退。我从她那里经过更仔细的询问后知道大姐夫反对鳏夫小姐夫的无情敲诈，对他提出起诉，这使伊丽莎白感到非常痛苦，不得不为此而退缩。其实对这个年轻男人的性格来说没留下污点，由于不同的价值观，这是个误解，正像我们所见到的，钱能吸引一个商人，对商人来说，钱是他购物中的一个工具，一个公务员。这只是一个留下的痛苦插曲。从那时起我请求她母亲告诉伊丽莎白每一件她需要知道的事，将来给她机会卸掉我们已习惯了的她所具有的思想负担。

当然，我也焦虑地想要知道这个女孩的愿望有着什么样的可能性，这个愿望现在在她的意识中，她希冀着能兑现。但前景不太理想。她母亲告诉我，她很早就猜到伊丽莎自爱上这个年轻的男人，尽管她本人未意识到在她姐姐活着时就已有那种感情。没有人预见到他俩会结合在一起，尽管事实上现在是不太可能的事，因为会怀疑她的焦虑是讨好于他。但是她母亲告诉我她本人和家庭顾问都特别不同意他俩的婚姻。因为这个年轻男人的健康状况不好，他在心爱的妻子去世中受到一次强烈的挫折。完全可以肯定他的精神状态尚未完全恢复到使他能缔结新的婚姻。这大概就是她为什么采取如此保守的行为的原因；而作为他来说，也可能是因为他不能肯定是否自己再被接纳，希望避免可能因此而产生的议论。从双方的保守来看，不可能获得伊丽莎白渴望的解决方法。

我告诉这个女孩我从她母亲处听到的事，并对她受益于对钱的事务的解释感到满意。另一方面，我鼓励她冷静地面对扑朔迷离的将来，而未来不可能是很清楚的。但这时已接近夏季，这促使我们的分析接近尾声。她的情况再次得到改善。自从我们研究了其发病原因后，她不再诉说疼痛。我们双方都感到已面临结束，尽管我告诉自己她长时间保持的爱没有很充分的得到发泄。但我认为她已治愈，向她指出现在能依靠自己解决困难，因为道路已经打开了。对此，她没有争辩，她和母亲离开维也纳，去见她大姐，和她的家人一起在那里过夏天。

我还有几句话要补充说明伊丽莎白·冯·R小姐的病史过程。在我们分别后的数周，我收到她母亲寄来的一封绝望的信。她告诉我她主要是讨论女儿对待她的闹心事，这女孩剧烈地反对她，从那以后又患上严重的疼痛。因为我泄露了她的秘密，她对我表示愤慨。她变得完全不可接近，治疗完全失败了。她问我现在该做些什么？伊丽莎白和我已经没有什么关系了。我没有回这封信，其理由是伊丽莎白离开我的治疗后再次试图拒绝她母亲的干预，再次用孤独回避。但我确信，一切都会变好的，我的辛苦治疗不会是徒劳的。两个月后，她们回到维也纳，那位向我介绍这个病例的同事告诉我有关伊丽莎白的消息，说她感觉十分好，她的行为表现好像根本没生过病一样；但她偶然仍有较微的疼痛。自此以后，她几次给我相似的信息，每次都答应来看我。而这是从治疗这种病中产生的个人关系，但至今她从未这样做过。正如我的同事让我放心的那样，别人认为她痊愈了。她姐夫与这个家庭的关系仍保持不变。

在1894年春，我听说她准备参加一个私人舞会，而我能得到这个舞会的邀请，我不让这个机会失去，我见到了我以前的病人在活跃的跳舞中卷走了她的过去。从那以后，根据她自己的爱好，她与一个我不认识的人结了婚。

讨论——我始终都不是一个心理治疗者，像其他神经病理学者一样，我受训于应用局部的诊断和电疗预后。使我本人也感到奇怪的是，我所写的这些份病史读起来像个短篇小说。也许有人会说，他们缺乏科学的严肃特性。经过思考，我必须安慰自己的是病人的性格显然应为此负责，而不是我自己的任何偏爱。实际上局部的诊断和电反应在癔症研究中是找不到的，而心理过程的详细描述，就像我们惯于在一个想象力丰富的作家的著作中发现的那样，使我能应用少数的心理治疗程序来达到至少对那种情感过程的某种洞察。这种病例往往易被诊断为像精神病一样的疾病，然而前者有某一点优于后者，也就是说病人遭受痛苦的情景和她疾病的症状之间有着紧密的联系，这种联系我们仍在其他精神病的记述中徒劳地搜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