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米·冯·N夫人的某些明显的运动症状实在是作为情绪的表达，而这易被认识清楚。因此，她所表现的在自己面前伸出双手、手指张开成弯曲状表示恐惧，同样她的面部表情也是如此。这当然是她这样教育水平和种族的妇女更生动和公开地表达其情绪的方式。实际上她本人在非癔症状态时克制着自己，几乎在动作表现上处于僵直状。而其余的运动症状据她自己认为，与她的痛苦有直接的关系。她以不停地玩弄手指或两手摩擦来抑制自己的叫喊。这就有力地提醒人们想起用达尔文的一个原则——兴奋过剩原则（达尔文，1872，第三章）——来解释情绪的表达。例如用这个原则来解释狗摇动尾巴。当我们受痛苦的刺激后，我们习惯于用其他各种运动刺激反应来替代叫喊。某人决意在牙医面前保持头和嘴的不动，不用手挡着，而他至少可能出现双足咚咚敲地的现象。[201]

转换的一种较复杂的方式，在埃米·冯·N夫人身上显示了抽搐样的动作，诸如舌头发出吧嗒声，口吃，在混乱状态下叫“埃米”的名字，使用复合的惯用语句“保持安静！不要说话！不要碰我！”在这些运动表现形式中，口吃和吧嗒声可根据我所描述的机制来解释，即关于催眠的暗示治疗这篇短文中已提到的（1892～1893b），这些运动“起着对立性观念的作用”。[202]我们现在将该病人的这一过程说明如下：这个癔症病人因担忧和长时间坐在最后入睡的生病孩子的床边观察着，以至于力竭而困倦，她对自己说：“你必须完全保持安静，不要吵醒孩子。”这种愿望可能引起一种对立性观念导致害怕，认为发出闹声就等于是吵醒睡觉的孩子，而她最大的愿望是让孩子睡觉。当我们不肯定自己能否完成某些重要的意愿时，我们也会有相类似的对立性观念，并且以明显的方式表达出来。

我们不难发现，在神经症病人的自我感觉中有一系列抑郁或焦虑的期望，形成较正常人更多的对立性观念，甚至较容易发现这些观念；而神经症病人却将这些观念视为比较重要。我们这个病人在衰竭的精神状态下，其对立性观念（在正常情况下被抵制）表现出其自身更为强烈。正是这种观念产生了它本身的作用，对病人的恐惧来说，实际上却产生了她所害怕的吵声。为了解释全部过程，可进一步假设她的衰竭结果只起了一部分作用，用让内及其追随者的术语来说，它所影响的只是她“原发的”自我，而不能削弱这种对立性观念。

我们也可进一步假设，正是她对吵声的恐惧产生了对抗其意志的暂时创伤，而这种吵声的固定保持下来可看作整个情景的躯体记忆症状[203]。实际上我相信抽搐本身的特点是病人抽搐性地发出一系列的声音，如**性地发声、中间有停顿，而这最有可能联系到吧嗒声，揭示了其缘由的过程痕迹，表明她的意图和对立性观念（反意志）之间发生的冲突，产生了**这一间断的特征，并作为限制对立性观念的一个途径，而不是因为刺激了言语的肌肉器官而发出习惯化的**。

病人言语的**性抑制，她特有的口吃是一种基本相类似的兴奋因素的残余所致。然而，这不是最终的神经支配的结果——发出惊叫，而是神经支配这个本身的过程——试图抽搐地抑制言语器官，这成为她记忆中事件的象征。

吧嗒声和口吃这两种症状因此通过其起源史而紧密相关，并继续关联着，在相似情况下反复出现后成为慢性症状。自此以后它们被进一步地利用，原是由于当时强烈的害怕而引起的，以后就成为对任何害怕都产生吧嗒声和口吃（根据单一症状的癔病机制，这在病例5中有描述），甚至在害怕不导致对立性观念时也产生这样的行为。

这两种症状最终竟联系着如此多的创伤，有许多根由使之在记忆中重复出现，他们持续地、无特殊原因地干扰病人的言语，以无意义的抽搐方式表现出来。[204]然而，催眠分析能说明这种明显抽搐的背后隐藏着怎样的意思；假如布洛伊尔程序在这个病人身上没有取得一次性完全消除两种症状的成功，那是因为心理发泄仅仅波及三个主要的创伤，没有波及次要的有关联的创伤。[205]

依据控制癔症发作的规则，在重现混乱的发作期间叫喊“埃米”，这将使她回忆起其女儿治疗期间，她经常处于无助的状态。这种叫喊通过一条复杂的思想线索与发作的含义联系起来，而且叫喊是对抗发作的一种保护性习惯用语。叫喊也可能通过更宽泛的应用其意义而退化变成抽搐，而实际上这个病人已使用复杂的保护性习惯用语“不要碰我”等。在这两个实例中，催眠治疗都阻止了这些症状的进一步发展；但只有“埃米”的叫喊仍旧存在，而我对这叫喊的领悟是，它仍有着本身的意义，限制混乱的发作。

正如我们所见，这些运动性症状是以不同的方式产生的：对立性观念被转换成结果（发出吧嗒声）；精神兴奋简单地转换成运动性行为（如口吃），或在癔症发作时的自主行为（保护性的方法，从叫喊“埃米”扩展更长的习惯用语）。尽管这些运动症状可能有起因，但他们通常都有一个共同点，即它们有一个起因或与创伤有着长期的联系，在记忆活动中作为这些创伤的象征而存在。

病人其他的躯体症状完全不是一种癔症性的。例如颈部**确实存在，我认为是偏头痛的变换形式，这不归为神经机能病一类，而归为器质性疾病。癔症的症状则是有规则地与之结合起来，例如埃米·冯·N夫人的颈部**是作为癔症的发作时出现的症状，而她确实没有由自己支配下的癔症发作的典型症状。

鉴于所观察到的病人意识的病理变化，我将详述埃米·冯·N夫人的精神状态。像她的颈部**，当日使她痛苦的事（如在花园里最近一次的谵妄）或她强烈回忆起以往任何一种创伤的事均使她进入谵妄状态。我对这种状态下病人观察的少数资料中所得出的唯一结论是——存在对意识的限制和一种类似于在梦中的强迫性联系；当幻觉和错觉上升到最高程度后，病人就会做出愚笨的或甚至不合理的推论。这种状态，比作一种幻觉性的精神错乱，可能意味着一次发作。我们也可以把一种急性精神病（相当于一次发作）归为“幻觉性混乱”一类。我们发现，她的这些状态和典型的癔症发作较相似之处，表现在过去建立的创伤记忆常常是构成谵妄的基础。从正常状态转到谵妄的发生常很难觉察。她能在谈及与情绪不太有关的事情时暂且显得十分理智，而当她谈及令人痛苦的想法时，我从她的一些逾常姿势或出现她那惯常的用语等，可觉察到她处于谵妄状态。在治疗开始时，其谵妄整天持续着；因此难以确定哪些是特殊的症状，例如她的姿势反映了她一部分的精神状态，只不过被看作一次发作的症状，或像吧嗒声和口吃，这些是否变成真正的慢性症状，我们常可在事后才鉴别出她在谵妄中或正常状态下所发生的事。因为这两种状态在她的记忆中是分离的，所以听到谵妄逐渐闯入她正常谈话中的一些事时，她往往会非常惊讶。我与她最初的约见就是这样一个最明显的事例，她的两种状态未受到任何注意而相互交织在一起。只有在联系当前的事，她表现出一瞬间心理性地见到过去的事时，她正常的意识才受到影响。当她在谵妄中回答我，说她是“上一个世纪的女人”时就是这样一种情况。

对埃米·冯·N夫人谵妄的这些状态的分析并不太费力，这主要是因为她的情况改善得如此之快，所以她的谵妄与正常生活能很明显地区分开来，而谵妄只限于其颈部**之时。另一方面，我收集了该病人处于第三种状态下的许多行为方面的资料，即人工催眠的情况。而她在正常状态下，对谵妄期间和催眠中的精神经历全然不知。在催眠中，她出现所有这三种状态的记忆。因此，从这个事实来说，在催眠状态中她最为正常。确实，如果我不考虑她在催眠下比起正常生活最佳状态时对我有更少的保留，也就是说，在催眠下，她向我提供有关家庭和某些事的信息，而在其他时候，她对我如同陌生人；进一步来说，如果我不考虑她所显示的充分程度的催眠下易受暗示的特征，则我应当说她在催眠中处于完全正常的状态。使我引起兴趣的是注意到她催眠中的另一方面，即没有显出超常的痕迹，但这是因为我们习惯于把她所有心理缺陷与意识的正常状态联系起来。

如下这些例子使人明白催眠中她的记忆行为。一天在交谈中，她说她喜欢疗养院入口处用一棵美丽的树装饰着。“但那树叫什么名字，医生，你知道吗？我以前知道它的德语和拉丁语名称，但我已经忘了这两个名称。”她在植物方面有广泛的知识，当时在这种情况下，我有必要承认我缺乏植物方面的教育。几分钟后，在催眠下我问她现在是否知道门厅那棵树的名称，她毫不犹豫地回答：“德语名是火鸡冠百合花；我确实已忘了它的拉丁语名称。”另一次，当感到很健康时，她告诉我她曾去罗马看过地下墓穴，但却无法回忆起两个专业术语；我也不能帮助她。接着在催眠中我立即问她是否记起这两个词汇，但她在催眠中却两个词儿都不知道。这样我对她说：“现在不要再为此困扰，但当你明天下午5～6点，接近6点而不是5点钟在花园里时，这两个词汇会突然从你的记忆中冒出。”次日傍晚，当我们在谈某些与地下墓穴无关的事情时，她突然冒出了教堂地下室做墓穴用的单词“地窖”和放骨灰的“壁龛”。我说：“啊，这些单词正是你昨天想不起来的。你什么时候想出来的？”“今天下午在花园里，就在我要回到我房间之前。”我明白她是让我知道她在非常准时地遵循着我的指令，这正是她通常在6时左右离开花园的时间。

因此，我们发现即使在催眠中，她也没办法得到她所知的全部知识。甚至于在那种状态中，也存在着实际的和潜在的意识。当她在催眠期间，经常发生的是这样的情况：当我问她这个或那个现象是怎么来的，她常常皱起前额，停顿一会儿用表示很不以为然的语气回答：“我不知道。”在这种情况下，我经常这样说：“想一会儿，它会直接出现在头脑中的。”停顿一会儿后，她会给我所期望的信息，但有时她什么也想不起来。于是我就答应把这任务留到明天再回忆，这样做从未失败过。

在正常生活中，埃米·冯·N夫人拘泥细节地避免任何虚假，她在催眠下也从不对我说谎。然而，偶然会给我不完全的回答，隐瞒她部分的故事，直至我坚持要她再次说清楚为止。一般就像我已引证的例子那样，在催眠中凡激起不快的话题时，她就像平常那样，闭起嘴来不说话。然而，尽管有这些约束性的特征，总的来说她在催眠中的心理行为表现是她的心理能力无抑制的一种表露，也是充分控制她记忆储存的无抑制的一种表露。

虽然不可否认的是在催眠状态中，她非常容易受暗示的影响，但她远不是现出病态的缺乏抵抗。总体上可断言在那种状态下，我没有对她产生更多的作用，如果我对一位完全有个人能力、完全信赖我说的话的人从精神机制上进行研究的话，则我可能得到更多的结果。唯一的差别是埃米·冯·N夫人不能像她在正常状态下那样用某种赞同的心理态度来满足我。倘若，例如她有对动物的恐惧时，我没能给她信服的理由，或不考虑这种症状起因的精神病来历，而是试图施行命令式的暗示，我总是观察到她脸上的紧张和不满的表情；当我在催眠结束时，我问她是否害怕这动物时，她会答道：“不害怕，因为你坚持主张这样。”类似这样的回答主要是出于她对我的顺从，而不是什么成功，若我反复用简单的暗示来代替加于她头上的许多一般命令，可能会好一些。

但同是这样的病人，面对暗示治疗如此顽固地缠住她的一些症状，只是在精神分析或个别说服下才消除，这样的人在某个医院环境中被人发现症状有所减轻，这是由于治疗中无关的暗示，或是没有联系到她的疾病的一个问题。我已在病史过程中举例她催眠后的顺从。对我来说，这行为似乎是没有任何可反驳的。而这也是一种较为强烈的观念一定要表现自己。如果我们探究“固定观念”的机制时，我们发现它是有基础的，基础是如此之多的经历的支持，这些经历是这样的强烈，以至于我们不禁惊奇地发现这些观念能成功地保持下来，抵抗由暗示所产生的相反观念，使病人具备仅仅有限的能力。大概真正病变的大脑才有可能通过纯粹的暗示除掉因强烈的精神事件所导致的产物。[206]

当我正在研究埃米·冯·N夫人的意志丧失症时，我开始第一次怀疑伯恩海姆的断言“暗示最重要”，以及他聪明的友人德伯夫的推断“如果是这样，就没有催眠这样的事”的可信性。至今我不能理解怎么可能在我仅仅举起一个手指，说一声“去睡觉吧”，就能使病人处于特殊的心理状态，使她的记忆通向所有她过去的心理经历中。可能是我通过暗示唤起了这样的催眠状态，但我并没有创造这种状态，由于其特征偶然被发现而具有普遍性，使我非常惊奇。

该病史以非常简单的方式表明病人在催眠期间，我们所做的治疗工作。这正如催眠心理治疗中的一般实践一样，我是通过确信和禁止的方法及提出各种针锋相对的观念与病人的病态观念做斗争的。但我并不满足，我研究了个别症状的起源，这样我能针对其缘由，对抗其病态观念。在这样一种分析过程中，习惯性地发生了病人对带有情感的事情，以最严重不安的言语表达出来，这是到目前为止唯一发现的表达情绪的发泄方法。我说不清每次由于我的暗示而在症状的消除上有多大的治疗成就，通过宣泄，我能解决多少情感问题，因为我结合了这两种治疗因素。因此，这个病例不能严格地看作精神宣泄治疗有效的证据；同时，我必须补充的是，正是这些症状，当我采用了精神分析后才真正永久地消除了。

总的来说，治疗的成功是显著的，但却不是持久地有效。在新的创伤作用下，病人以相似的方式再次得病的倾向并未消除。任何人要承担像这样一位癔症病人的确切治疗，他就必须比我更彻底地进入现象情结中。埃米·冯·N夫人的性格无疑带有严重的神经异常的遗传性。很可能没有这种素质，她就不会有癔症。但另一方面，单独的遗传素质也不会形成癔症。必须有产生癔症的原因，我认为这些原因必须是适当的：病因具有特定的性质。我已经提到埃米·冯·N夫人这个病人的创伤性经历中的许多情感始终保存着，她记忆的活跃性表现在不是这个就是另一个创伤浮现在她的思想中。我将大胆地对为什么她以这种方式保存情感的理由提出解释。该理由与她的遗传素质确有关联。因为一方面，她的情感非常强烈，性情激动，具有最强的感情；另一方面，由于她丈夫的去世，她生活在完全的精神孤寂之中；她亲戚对她的迫害使她对朋友们产生怀疑，并戒备地警惕任何人对她的行为施加过多的影响。她的职责范围很广，她单独做着他们加在她身上的全部精神工作，没有一个朋友或知己，几乎与她的家庭隔离，意识受阻，倾向于折磨自己，也常常觉得自己是一个无助的女人。简言之，这个病人除了其他之外，不能忽视的是保存大量兴奋的机制，这部分是基于她的生活环境，部分是她天生的素质。例如，她很不喜欢说起任何有关她自己的事，在1891年我惊奇地注意到，常去她家的客人没有一个知道她生病，或知道我是她的医生。

这个癔症病人的病因是否已详尽无遗了呢？我不这么想。在两次治疗中，我还没有提出我头脑中想的问题，在有可能费力解释该病例之前，这些问题我必须回答。我现在的观点是，在这些年中必然有某些附加的因素恰恰激起了癔症的爆发，考虑到起作用的病因多年前已经存在。也使我印象深刻的是在该病人给我内心深处的所有信息中，完全没有性欲的内容，而这方面毕竟比起其他更易受到伤害，她不可能在这方面的兴奋不留任何痕迹，毫无疑问，她让我听到的是她生活故事已删节的版本。病人的行为举止高雅，外表十分自然，没有过分做作的痕迹。然而，当我考虑她在催眠中告诉我的有关在旅馆里她女仆小小的冒险故事时，我觉得她有保留之处，我不禁怀疑这个如此热情和有强烈情感的女士，如果不是经过激烈的斗争是不会赢得其在克制性欲需求上的胜利。那时，她尽力克制所有本能中这一最强烈的部分，这使她面临严重的精神耗竭。她曾对我承认她不会再结婚，因为从她拥有的大量财产来说，她不可能相信她不感兴趣的求婚者；也因为再结婚会损害她两个女儿的前景而使她自责。

在结束埃米·冯·N夫人的这份病史前，我必须做进一步的评论。布洛伊尔医生和我相当熟悉她，我们认识她已有相当长的时间了。当我们把她的性格与可以回溯到早期的医学界论著和观点所描述的癔症性心理做比较时，我们通常会感到可笑。我们对凯瑟琳娜·M夫人的研究中懂得最严重类型的癔症与最高天赋和大多脾气古怪的一类人有关。因此在任何情况下，在历史和文化中，对杰出女人的传记无疑应当写得简单。同样，埃米·冯·N夫人给了我们这样一个实例，即癔症是怎样与洁白无瑕的品性和自我控制良好的生活方式相容。这位我们渐渐熟悉的女士是一位值得称赞的人，她把道德上的严肃性看作自己的责任，她的智力和精力不比男人差，她受到高度的教育和热爱真理给我们两人很深刻的印象，她乐善好施地照顾着所有依赖于她的人，她思想上的谦卑和举止上的文雅也揭示了她本质上是一位真正的女士。描写这样一位女士为“变质”，则是扭曲那个词汇的所有公认的含义。我们应很好地鉴别用在评价人方面的“素质”和“变质”这两个概念，否则我们将发现我们自己被迫承认人类伟大成就中的大部分归功于“变质”的作用。

我也必须承认我没有从埃米·冯·N夫人的病史中见到让内把癔症起源归因于“心理效能差”。[207]根据他所说，癔症素质形成意识领域中异常的局限（由于遗传变质），从而导致对整个观念群的漠视，以后，至自我解体和形成第二人格。如果是这样，在癔症组成的精神症状群消退后，残存自我也必然较正常自我效能差；实际上，按照让内的看法，癔症的自我受精神圣痕（类似基督殉难时的痕斑——精神分析术语——中译者）的折磨，被定为单一观念，并失去在正常生活中的意志行动。我认为让内在这里犯了一个错误，即把由于癔症而发生的意识改变的后效提高到癔症的原发的决定因素。这个问题值得进一步考虑[208]；但埃米·冯·N夫人这个病例中没有任何这种效能差的症状。在她处于最糟糕状态的时候，她能并仍保持着在大企业管理中起作用，一直注重孩子们的教育，与知识界杰出人士相互通信。简言之，她很好地完成她的义务，以致她的疾病无人察觉。因此我倾向于认为，所有这些涉及相当超常的效率可能不会保持长久，必然会导致衰竭，走向继发性的“精神枯竭”。很可能她这种效率上的紊乱在我第一次见到她时已开始显现出来，然而也可能严重的癔症病人在衰竭症状出现前已存在多年。[209]

病例三 露西·R小姐，30岁（弗洛伊德）

1892年底，我熟识的一位同事转诊给我他正在治疗的一个病人，这是个有慢性再发化脓性鼻炎的年轻小姐。后来才弄清其疾病顽固存在是由于筛骨骨疡的缘故。近来她主诉的一些新的症状使见识渊博的医生再也不能视为局部感染了。她完全丧失嗅觉，几乎持续受到一两种主观嗅觉的纠缠。她感到这是最令人痛苦的。另外，她感到精力差和疲劳，诉说头有沉痛感，胃口减小，办事失去效率。

这位年轻女士以照管维也纳边缘地区一家工厂总经理的家为生，她不时地在我的诊疗时间来就诊。她是个英国妇女，有着娇美的体质，皮肤有轻度的色素沉着，除了鼻部感染之外，她显得很健康。她最初的陈述与那位医生告诉我的一样。她感到抑郁和疲劳，并遭受主观嗅觉感的折磨。至于癔症症状方面，她表示有相当明显的一般的痛觉缺失；但未丧失触觉感，大致的检查（用手）没有显示视野的局限。她的鼻腔内完全痛觉缺乏，也没有反射；触压敏感，但作为感觉器官，它对特殊的刺激和其他刺激（如氨或醋酸）没有适当的感知。那时她的化脓性鼻粘膜炎正处于改善时期。

我们最初的意图是要弄清这个疾病，为此必须解释她的主观性嗅觉感，因为有反复的幻觉而被看作慢性的癔症症状。她的抑郁可能受创伤的影响，我们应当有可能发现这些已成为主观性嗅觉的一个客观经历。这个经历也许就是个创伤，使其记忆中出现象征性的反复嗅觉感。可能把这反复的嗅觉上的幻觉与伴随的抑郁一起，考虑为等同于一次癔症发作而更为确切些。而反复幻觉的性质在慢性症状中所起的作用是不相称的。但这个问题并没有在这个病人身上提出来，因为它也仅仅是刚刚开始发展着。然而，从本质上来说，这种嗅觉的主观感觉应假设为有一个特定的来源，是来自某些非常特殊的真正的对象。

这种预见很快得以实现。当我问她什么样的嗅觉一直使其烦恼时，她答道：“一种烧焦的布丁味。”因此我只需要假设烧焦的布丁味实际上在她的经历中发生过，而这起着一种创伤的作用。无疑，把嗅觉选作创伤记忆的象征物是不同寻常的，但对这种选择的解释并不困难。该病人患化脓性鼻炎后，结果她的注意特别集中在鼻和鼻的感觉上。我所知道的这个病人的生活环境局限于她照看着两个没有母亲的儿童身上；他们的母亲在数年前死于一种急病。

因此，我决定把烧焦的布丁味作为分析的出发点。我将可能在合适的情况下描述这个分析的过程。事实上，本来应当是一次诊治的时候却分成几次进行。因为病人只能在我的诊疗时间来，而我也只能对她花较短的时间。再者，由于她的职责不允许她经常从很远的工厂到我这儿来，因此一次这种讨论常常需要拖延一个星期。我们常常在短时间内中断谈话，下一次又从同样的话题继续下去。

当我对她尝试催眠术时，露西·R小姐并没有进入催眠状态。因此我是在没有进行催眠，而实际上可能处于与平常稍稍不同的状态下对她做全面的分析。

我将对我的技术程序的这一方面做详细的阐述。1889年，当我参观南锡的诊所时，我听到一位催眠术的老前辈李厄保医生说：“如果我们只是设法使每个病人处于梦游症状态，则催眠治疗会是最有效的治疗。”在伯恩海姆的门诊中，似乎这一技术确实存在，也似乎有可能从伯恩海姆那儿学到这样的技术。但当我试图对自己的病人实践这一技术时，我发现自己的能力至少有严重的局限性，如果我对一个病人三次试行催眠而不成功的话，我就没有诱导催眠的招式了。在我的经验中，催眠成功的百分率远低于伯恩海姆所报道的。

因此，我所面临的选择是：要么放弃对大多数病例可能适合的宣泄方法，要么冒险尝试用这种方法而无催眠的梦游症，即催眠作用很轻，甚至是否存在尚有疑问。我似乎并不在意非催眠状态所达到的催眠程度，催眠程度是根据提供的这个或那个量表测出来的，就我们所知，每一个病人通过暗示所采取的每一个不同的形式均有别于他人的形式，而木僵性昏厥、自动性运动等均不是我治疗的目的，也就是说我应当用在比较容易唤醒所遗忘的记忆的病人中。再者，我不久便放弃了用各种测试来表明病人所达到的催眠程度，因为在相当多的情况下这样做引起许多病人的抵抗，并动摇了他们对我的信任，而这恰恰是我实现更重要的心理治疗所需要的。况且我很快厌烦起发号施令，诸如“你打算睡觉！……睡觉吧！”厌烦听到病人对我的抗议——经常发生在催眠程度很轻时。病人抗议说：“但是，医生，我并不困啊。”也厌烦其后对病人所做的高度规劝性的解释：“我不是指正常的睡觉，我指的是催眠，正如你见到的，你在被催眠，你不能睁开你的眼睛”“总之，你无需进入睡眠”等等。我确信其他许多做心理治疗的医生比起我来能够用更多的技术克服困难。如果是这样的话，他们可能采用一些非我所用的程序。然而，对我来说，如果某人能估计在使用一个特殊的词汇而使自己经常处于一种窘迫的情景的话，则他避免这词汇和困境将是明智的。因此，当我的第一次尝试既没有导致催眠梦游症，也没有因一定程度的催眠而发生明显的生理改变时，我显然就放弃催眠术，而只是要求病人“集中”。我让病人躺下，有意闭起眼睛，作为达到“集中”的一种方法。可能用这种方法，我只是稍稍努力，就能使一个特殊的病人达到最深度的催眠。

但是如果不使用催眠梦游术治疗，我可能在精神宣泄方法似有效的情形下剥夺了我自己的先决条件。因为这个方法很显然在于病人已进入记忆的意识状态的改变，并能够认识到不在他们正常意识状态中的联系。如果没有用梦游症扩展记忆，也就不可能确定任何致病因素，这些致病因素在病人告诉医生时好像是不知道的。当然，正如我们在《绪言》中已说过的，当病人处于正常精神状态时，这些病态的记忆“不存在于病人的记忆中或只是以高度概括的形式存在着”。

我回忆起我亲眼见到伯恩海姆提出证据的情景，即在催眠梦游期间的记忆事件却在清醒状态下明显地遗忘了，而用轻微的命令词语和用手的轻压试图表明意识的不同状态可使其再现，这些回忆使我避免了这种新的窘境。例如，他给一位妇女施行催眠梦游术后，她的不良幻觉作用不复存在，然后，他致力于用各种不同的方法把她的注意吸引到自己这儿来，采用包括某些果断的带有进攻性的方法，他没有成功。在她唤醒后，他要病人告诉他，当她以为他不在时，他对她做了什么。她惊奇地回答说什么也不知道。但他不接受这个回答，他坚持认为她能记起每一件事，他把他的手放在病人的前额，帮她回忆。嗨，你瞧！她果真描述了在催眠中显然没有觉察到的和在清醒状态下也明显回忆不起来的每件事。

这个惊奇和直观的实验就作为我的模式。我决定从这个设想开始，即我的病人知道任何具有致病意义的事情，问题只是要让他们讲出来。当我达到这一治疗程度时，如问病人一些这样的问题：“这个症状你有多久了？”或“什么缘故？”之后，我会碰到这样的回答：“我确实不知道。”接着我就采用以下的方法。我把一只手放在病人的前额，或用两只手把住她的头说：“你在我手的压力下会想出来的。当我放松我的手时，你将会在你面前见到某些事，或者某些事会进入你的头脑中，抓住它，它就是我们要寻找的，好，现在你看到了什么或发生了什么？”

在我第一次使用这个程序中（不是用在露西·R小姐身上）[210]，我本人惊奇地发现它产生了我所需要的那种精确的结果。我可以有把握地说从那以后很少使我遭受失败。正如已经指出的那样，这个分析方法应当采纳，它使我能够在没有用催眠梦游术的情况下把每一个这样的分析进行到底。因此，我的自信心增强了，如果病人回答我“我看不到什么”或“我什么也没发生”，我会消除顾虑，将此视为不可能，并使他们相信他们肯定会知道我想要知道的而他们又拒绝相信或抵制的事情。我告诉他们我准备重复用这个程序，只要他们喜欢，我就经常用。每次他们都会看到同样的事情。结果我总是对的。病人尚未学会缓解其危机的能力。他们否认冒出脑海中的记忆或曾经有过的想法，因为这些记忆和想法在当时是无用的，而且是一种离题的干扰；当他们把这些告诉我后，每次都证明这就是我所需要的信息。偶然情况下，我在3～4次轻压后，终于引出了信息，病人会这样回答：“事实上我第一次就知道了，但那时我就是不想说”或“我不希望情况是那样的”。

当作意识受限而扩大治疗是费力的。至少比起催眠术中的研究要费力得多。然而它使我不受催眠术的支配，使我洞察了常常造成记忆遗忘的动因。我能肯定这种遗忘常常是故意的和所期望的，而其治疗的成功却并非显而易见的。

我发现甚或更令人惊奇的是用这样的程序可引出从表面判断已遗忘很久的数字和日期，从而揭示病人会有未预料的正确记忆。

在搜寻数字和日期中，我们的选择是很有限的，这使我们能从所熟悉的失语症理论上得到帮助。也就是说，对记忆来说，认识某事较自发地想起某事是个更轻松的任务。[211]因此，如果一个病人不能回忆一个特定发生的事件的年、月、日，我们可以对他重复可能有关的年份的日期，12个月份的名称和月份中31天的日子，使他断定当我们说对数字或名字时，或他感到是正确的数字或名字时，他的两眼将睁开。实际上大多数病人是在特殊的日期做出决定的。很可能（如凯瑟琳娜·M夫人）经常是从一段时期的纪实情况中正确地认出日期；而在另一些病例中和其他情况下，日期的无可争辩的正确性是从病人所回忆的事实的前后关系中推断出来的。例如，病人把注意力放在“从头至尾点数”的方法而达到说出其日期后，她会说：“啊唷，那是我父亲的生日！”并补充道：“肯定是的，因为我们正说到期待他生日这天的事！”

这里我只能是附带地说到这个话题。从所有这些观察中得到的结论是：起着重要的致病作用的经验及其所有次要的伴随物均正确地保存在似乎当时已遗忘的病人的记忆中——而当时他不能在头脑中回忆起来。[212]

在这长长而又不可避免的离题后，我再回到露西·R小姐这个病例上来。正如我已说过的，我对她施行催眠术的意图不是产生催眠梦游症（hypnobadisis）。她只是表现出很安静，愿接受到某种适度的影响，她的眼睛始终闭着，回答有些呆板，手和脚不动。我问她是否记起第一次闻到烧焦的布丁时的情形。“哦，是的，我完全知道，大约两个月以前，在我生日前两天，我与孩子们在教室里，和她们一起玩烹饪游戏。”（她们是两个小女孩）“正好邮送员送来一封信。我从邮戳上看出其手迹是来自格拉斯哥我母亲那儿，我正想打开看看，孩子们冲到我跟前，从我手中抢去了信并哭叫着：‘不，你现在不能看信，你必须在生日时才能看，我们为你保存着！’正当孩子们在与我玩这个游戏时，突然有一种强烈的气味。他们忘了正做着布丁，而这布丁烧焦了。从此以后，我总是被这种气味纠缠着，整天存在，当我焦虑时，气味更强烈。”

“你很清楚地看到你眼前的情景吗？”“与真的一样，就好像我正在经历着。”“什么事使你如此焦虑？”“因为孩子们对我这么有感情，我很感动。”“他们不总是这样吧？”“是的，但在我收到母亲的信时是这样。”“我不理解为什么孩子们的感情和你母亲的信之间存在对比，你认为似乎是什么原因呢？”“我想回到母亲那儿，但想到离开可爱的孩子，使我感到如此的悲伤。”“你母亲有什么事吗？她是否感到孤独而召你回去？或者她生病了，或你正期待着她的消息？”“不，她不是很强壮，但也不是生病，她的一个同伴与她住在一起。”“那你为什么非得离开孩子们？”“我不能再在这所房子里待下去了，房主、厨师和法国女教师似乎都认为我把自己地位摆得太高了。他们联合起来与我捣鬼，向孩子的祖父说了所有各种反对我的事情，当我向两位先生抱怨时，我没有从他们那儿得到我所期望的那么多的支持。因此我给总经理（孩子的父亲）一个通知。他用友好的方式回答我，希望在我给他最后的决定之前，最好对此再考虑两三周。那时，我处于不确定的状态，虽然心想我应当离开这房子；但我现在还应待在这里。”“除了你依恋孩子，孩子们喜欢你之外，还有什么其他特殊的事吗？”“是的，孩子们的母亲是我母亲的一位远房亲戚，我在她死前保证过我将为两个孩子竭尽全力，我不会离开他们，我将代替他们母亲的位置。而我的通知却毁了这一保证。”

这似乎已完成了病人主观嗅觉的分析。实际上已弄清原先有一个客观的感觉，这个感觉与一个经历小场景密切地结合起来，在这个小场景中两种对立的情感在相互冲突着：她后悔要离开孩子们，而受到轻蔑却又使她下决心这样做。她母亲的信没有不合情理地提示她去做出决定，而是她打算离开这里，与母亲在一起。两种情感的冲突在信来到时上升为一种创伤，而气味的感觉与这种创伤联系在一起，保持下来成为其象征。我们仍有必要解释为什么在实际生活中，一个场景所涉及的全部感知觉中，她就是选择了气味作为一种象征。然而我准备用她鼻子的慢性感染作为解释这一点的帮助。在回答一个直接的问题时，她告诉我正是在那个时候，她的鼻子再次患重伤风，以致不能闻到任何气味。然而当她处于不安宁状态时，她觉察到烧焦的布丁味，这却突破了器质上她所失去的嗅觉感的限制。

但是我并不满足于所做的这个解释。虽然貌似有理，但我遗漏了一些事，即为什么这些不安宁和这样的情感冲突一定导致癔症，而不是其他疾病。为什么所有这些事没有保存在正常精神生活的水平上？换句话说，什么是发生转换的正当理由？为什么她不总是在头脑中回忆发生事情的生活场面本身，而代之以联系到她所选的感觉作为回忆往事的象征？如果我们在处理一慢性癔症患者，其转换机制是习惯性的，那么上述这些问题则可能就是过于好奇和多余的。但就是这个创伤，或无论如何这个麻烦的小故事毕竟使这个女孩得了癔症。

现在我从相似的病例分析中知道在第一次患癔症前，必须有一个基本的条件：一种观念必定在意识中有意被压抑，并排除在联想性的矫正之外。我认为这种有意的压抑也是全部或部分兴奋总量转换的基础。与心理联想分开的全部兴奋较易沿着错误的通路趋向于躯体的运动感觉。压抑本身的基础可能就是一种不愉快的情绪。一种被压抑的观念和构成自我的占优势的许多观念之间出现不相容。而被压抑的观念以逐渐成为致病性因素的方式进行报复。

因此，我从露西·R小姐已屈从于癔症转换这点而推测到在创伤性的决定因素中，可能存在一个她故意要隐瞒和尽力要忘却的因素。倘若将她对孩子的喜爱及她对这所房子里其他成员一些事情的敏感综合在一起，则只能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我十分大胆地向病人做出这一解释。我对她说：“我不认为你的情绪的所有理由均与孩子们有关。我相信你爱上了你的主人，即总经理，尽管你可能自己不察觉这一点，而在现实中你暗暗希望代替她们母亲的位置。由此，我们必然想起在你与佣人们多年平静的生活后，而现在你却对他们产生敏感。你怕他们窥探到你的希望并取笑你。”

她用通常说话简短的方式答道：“是的，我想是真的。”“但如果你知道自己爱上主人，为什么不告诉我？”“我不知道，或者说我不想知道，我想把这想法从我的头脑中驱走，不再想它，我觉得最近我成功了。”[213]“为什么你不愿意承认这种倾向，是否你对爱上一个男人感到害羞？”“哦，不，我不是不合情理的过于拘谨，我们毕竟不能不对自己的感情负责，令我沮丧的唯一原因是他是我的主人，我为他服务，并住在他的房子里。我感到对他不像对其他任何人那样有完全的独立性。我只是一个穷女孩，而他出身于一个好的家庭，而且又如此富有，如果人们知道我的想法，他们将会取笑我。”

现在，她毫无抵抗地道出了这种想法的缘由。她告诉我最初几年，她在这所房子里生活得愉快，执行着她的职责，没有任何非分之想。然而，有一天她的主人，一位严肃的、过度工作的、对她总是采取保守行为的男人开始与她讨论起有关孩子们养育方面的事。他较平常随意而又热诚地告诉她，在照顾两个失去生母的孩子上，他是这样的依赖于她；当他说这话时，他富有意味地看着她……就在那一刻，她开始了对他的爱，她甚至沉迷于因这次谈话而令她高兴的希望中。但是，当这种情形没有进一步发展，当她徒劳地等待着第二次这样亲密地交流看法时，她决定放弃她头脑中的所有想法。她完全同意我的观点，即她在与主人谈话期间所见到的主人的样子，可能是出于他对妻子的思念，她非常清楚地认识到她对主人的情感不会得到任何回报。

我期待这次讨论会使她的情况发生基本改变，但眼下并没有发生。她继续精神低落和抑郁。与此同时，我对她进行了水疗，而治疗期间，她在早晨感到精神有些振作。而烧焦的布丁味没有完全消失，但出现的频度减少，强度减弱。她说只有在她非常不安宁时烧焦的布丁味才出现。这种记忆象征表示的持续存在导致我疑及除了这一主要的事情之外，还有附属于此事的、意味着许多小创伤的事。因此我们寻找其他可能与烧焦布丁有关的事；我们深入到这个家庭事务出现摩擦的有关事情，如祖父的行为等，当我们这样做时，烧焦的味道日益消退。这期间，治疗却因她鼻部疾病的复发而中断了相当长时间，这时发现了她筛骨的骨疽。

她回来后，她说圣诞节收到房子两位男主人，甚至仆人们的许多礼物，好像他们都很焦急地要补偿对她的伤害，使她扫除最近几个月中她与他们之间冲突的记忆，但这些良好的愿望并没有对她产生任何效果。

当我再次询问烧焦布丁味一事时，她告诉我已经完全消失了。但又被另一类似于雪茄烟的味道而困扰着。她想这种味道也许早就存在，但过去被布丁味所压倒，现在这种烟味冒了出来。

我对这样的治疗结果并不十分满意。实际上这纯粹是对症治疗：我只是去除了一个症状，却又被另一个症状取而代之。因此，我毫不犹豫地用分析方法去除这种新的记忆象征。

但是这次她不知道这种主观嗅觉感来自何处——在什么样的重要场合下才具有一种客观感觉。她说：“我们的房子里的人每天吸烟，我确实不知道我所注意的气味是否与某些特殊的情景有关。”当时我坚持认为她应试着在我的轻压下回忆起有关的事。我已经提到她的记忆带有可塑的、生动形象的性质，她属于“视觉”类型的。事实上在我的坚持下，她面前逐渐开始时隐时现而又零星地显现了一个画面，那是在房子的餐厅里，她和孩子们等着两位男人从工厂回来午餐。“现在我们都围坐在餐桌，那两位男人，法国家庭女教师、女管家、孩子们和我。但这似乎每天都是这样的。”“你继续注意这画面，它将会进一步展开，变得更加独特。”“是的，有一位客人。那是总会计师。他是一位年长的男人，他非常喜爱两个孩子，好像孩子们是他自己的孙辈一样。而他经常来这里午餐，但这没什么特别的。”“耐心点，继续观看这个情景，必然会有某些事发生的。”“没发生任何事。我们起身离开桌子；孩子们说‘再见’，与往常一样，孩子与我们一起上了二楼。”“然后呢？”“现在我记起来了，毕竟这是一次特殊的情景。当孩子们说‘再见’时，会计师想要去吻他们，我的主人突然发怒，竟然向他吼叫：‘别吻孩子们！’我感到我的心被刺痛；当时二位主人正在抽烟，而这种雪茄烟味就印在我的记忆中了。”

因此，这是第二次，而且是印象更深的一次情景。像第一次一样，它起着一种创伤的作用，留下了事后记忆的象征。但这种情景造成什么样的结果呢？“这两个情景，哪一个发生得较早一些？是这一个还是烧焦的布丁？”我问道。“我已告诉你的这个情景发生得早一些，大约早两个月。”“当时你为什么在孩子父亲阻止那位老人时，感到刺痛？他的责备不是针对你的。”“他对一位老人，一位于他有价值的朋友吼叫是不对的，再者，他还是一位客人，他本可以平静地说话。”“所以这是否只能说是一种伤害你的粗暴做法？你对他的做法感到窘迫吗？或者你可能想，他为这样一件小事对老朋友和客人如此的粗暴，如果我是他妻子，他更可以对我这样了。”“不，不是这样。”“但这肯定和他的粗暴有关，不是吗？”“是的，当别人吻孩子时，他从来不喜欢那样。”

当时，在我手的压力下，第三个情景，甚至更早时候的情景出现了，这实际上是有作用的一种创伤，如这种对总会计师的情景就有着创伤的作用。早在几个月前，有一位熟识她主人的女士来拜访他们，在她离开时，吻了两个孩的嘴。当时孩子父亲在场，克制自己没对这女士说什么，但当她离开后，他的气愤发在不幸的保姆身上。他说任何人若吻孩子的嘴，他要追究保姆的责任，她有责任制止。如果她允许别人这样做，她要为自己的失职感到羞惭；如果这样的事再次发生，他将把哺育孩子的责任交给其他可信赖的人。这事发生在她仍以为他是爱着她的时候，她正期待着他们第一次谈话的再一次出现。而这件事粉碎了她的希望。她对自己说：“如果他能这样突然对我发怒，为这点小事发出这样的威吓，更何况我对此没有丝毫的责任，以后我难免会有差错，他可能不再对我有任何热情，或者他们已教唆他更多地监督我。”这显然是她记起了令人不快的情景，即当总会计师欲吻孩子时受到孩子父亲的责备。

在最后一次分析的两天后，露西小姐再次来看我，我不禁问她什么事使她这么高兴。她好像变了一个人，微笑着，高昂着头。我当时想了一会儿，但毕竟是我估计错了，那些孩子的保姆已成了总经理的未婚妻。她消除了我的想法，说道：“没发生什么事。你不知道我的情况。你仅仅在我生病和忧郁的时候看到我，现在我始终很快活。昨天早晨当我醒来时，已不再觉得有精神负担了，从此以后，我感觉很好。”“在这所房子里，以后你怎么想？”“我很清楚这点，我知道我已没问题了，我不要再使自己为过去而不快。”“那么你现在会与佣人们很好相处吗？”“我想我的过分敏感大多与那些事有关。”“你仍爱着你的主人吗？”“是的，当然是这样，但那不会有什么差别，毕竟我可以有自己的想法和情感。”

然后我检查了她的鼻子，发现她对疼痛敏感，几乎完全恢复了反射兴奋性。她也能区别不同的气味，尽管不太肯定，而只能区别强烈的气味。然而，她鼻子的疾患究竟在她气味感觉损害上起着多大的作用？这是我的一个疑问。

这一治疗持续了整整9周，4个月后我偶然在一个避暑胜地遇见了这个病人。她精神很好，使我确信她已保持着康复的状态。

讨论——尽管这个病人只有轻度的癔症和少数的症状，但我并不想低估我所描述的这个病例的重要性。相反，倒是对我有所启发，即纵然像这样一种疾病，当考虑其为神经症时，是徒劳的，而它是由这么多心理因素所引起的。实际上，当我更仔细地考虑这个病例的病史时，我试图把该病例看作特殊类型癔症的一个范例，也就是说，这个疾病的表现可能是一个有遗传倾向的人在某些相应经历后的结果。应当这样理解，我不是指癔症是独立于任何原已存在的素质。很可能并不存在这种癔症。但是我们并没有认识到这类患者的素质，直至她真正成为癔症患者时才清楚；而过去又没有这方面的证据。正如一般所理解的，神经病素质是一种不同的事情。在疾病发作前，病人大量的遗传特征或他全部的心理异常方面就已很明显。就我已述的露西·R小姐没有这两种因素的痕迹。因此，她的癔症可以说是获得性的，推测她可能具有相当广泛的倾向性——获得癔症的倾向性。至今我们尚未注意到这种倾向的特征可能是什么样。然而，这类病例中，主要强调的是创伤的性质，当然，也要结合患者对创伤的反应。现在清楚的是癔症的获得是因为自我和某些代表自我的观念之间发展为不相容性。我希望能在别处表明，[214]为了躲避这种不相容性，“自我”采取的不同方法而如何出现不同的神经症障碍。癔症的防御方法（如我们所见必然具有特殊的倾向性），在于兴奋转变成躯体的感觉运动；这样转变的好处是自我意识中的不相容的观念受到抑制。转而，那种意识含有经转换形成的躯体记忆（在我们这个病人身上是主观的气味感），并且因情绪多少明显附着于那个记忆而受困扰。由此而产生的这个情境不易发生进一步变化；因为要求除掉情感因素的这种不相容性，多亏压抑和转换而存在。所以产生癔症的机制，一方面象征一种道德上的怯弱行为；另一方面象征由自我支配的一种防御措施。我们应充分承认通过癔症的产生而抵制增加了的兴奋，这在某些情形下是最便利可行的。当然，我们会更多地做出这样的结论，即较多的道德勇气可对所虑及的个人有益。

因此，真正创伤性的瞬间是一种不相容的力量本身作用于自我的瞬间，也是自我决定抛弃不相容的观念的瞬间。而那个观念没有通过这样的抛弃而消失，只是把它压入潜意识之中。当这个过程第一次发生时，则发生与自我分离的精神症群形成具体化的中心，即暗示接受不相容观念的每件事其后汇集成一个症状群。因此，这些获得性癔症患者的意识分裂是故意或有意的，至少他常常是通过意志活动而引入的；所以真正的结果有别于病人预期的结果，病人所想要的是驱赶掉一种观念，就好像它从来没出现过一样，但是他所做到的是从心理上把它割裂开来。

在我们展现这个病人的病史中，创伤性的瞬间就是她的主人因反对他的孩子们被一位女士亲吻，而对她发怒的那一瞬间。然而，当时的情景没有明显的作用（可能过分敏感性和精神不振最初是由于此事的缘故，但我说不准），她的癔症症状直至后来才发生的，而在当时可能被描述为“辅助性”的。[215]我相信这辅助的瞬间的特征是两个分裂的精神症群暂时集中在一起，就像他们在催眠时扩展开的意识中所表现的那样。露西·R小姐这个病例，发生转换的第一次辅助瞬间是在吃饭时，当总会计师试图吻孩子时的情景。这里创伤性的记忆起着一种作用：她的行为没有表现出她好像已摆脱每一件有关她爱自己主人的事。（在其他病例的病史中，这些不同的瞬间重合在一起；转换是在创伤的即刻作用下发生的。）

第二次附属的瞬间相当精确地重复着第一次辅助瞬间的机制。一种强烈的印象暂时再次与病人的意识相结合，而转换再次像第一次情景所采取的那种方式。我们有趣地注意到第二次症状的发展掩盖了第一次症状，所以第一次症状没有很明显地被察觉，直至第二次症状被清除后才发觉。我似乎也值得在此评论一下进行分析后的逆转过程。我对我的所有病例有同样的经验，即稍后引起的症状掩蔽着较早出现的症状，理解整个情景的关键在于通过分析触及后一种症状。

这个病例的治疗过程迫使已分离的精神症群再次与自我意识结合起来。十分奇怪的是，在一定量的治疗后，并没有取得很明显的成功。而只是在完成最后的治疗工作时，病情的恢复突然完成了。

病例四 凯瑟琳娜（弗洛伊德）

在1891年的夏季度假中，我旅行去了胡黑塔雷尔[216]，这样我可以暂时忘掉医学，尤其是忘掉神经症。我几乎已成功地达到了目的。一天，当我避开大道，选一条稍偏离大道的路爬山，此山以其景色和管理很好的鸟类禁猎棚而闻名。在费力爬到山顶后，我感到精神振奋和轻松，深深地置身于沉思遥远的未来中。我的思想变得迷茫起来，最初，当有人问我：“先生，你是医生吗？”在我耳边响起时，我都没有反应过来。但这确实是向我提问。这是个看上去较沉闷、约18岁的女孩，过去曾招待过我的用餐，而女房东曾把她叫作凯瑟琳娜。根据她的衣着和举止来判断，她不像个仆人，似乎毫无疑问是女房东的女儿或亲戚。

我反应过来后答道：“是的，我是医生，你怎么知道的？”

“先生，你在来访者簿子上签了你的名字，我想如果你能花一点时间的话……事实是我的神经坏了，我去L看过医生——关于我的神经问题，他给过我一些治疗，但我没有好。”

因此，我在这里再次遇到了神经症——对这个强壮的、装束好却不愉快的女孩，再清楚不过的就是这么回事了。我有趣地发现在6000英尺以上的高度，神经症以这样一种方式活跃地呈现出来。因此，我进而问她一些问题。下面我叙述铭刻在我记忆中我们之间的谈话，并且我没有改变病人说的地方方言。

“好，你感到有什么不舒服？”

“我感到透不过气来，不总是这样，但有时会这样，所以我想我会窒息的。”

乍一看，这似乎不像是个神经症症状。但不久便在我面前发生了，可能就描述的病情而言它只意味着焦虑的一次发作：她因焦虑所引起的感觉征群中，选择了气短这一症状，并对这一症状显示了过分的紧张。

“坐在这里，当你‘透不过气来’时是什么样的感觉？”

“这种情况总是突然发生的。开始时像什么东西压在我的眼睛上。我的头变得很沉，有可怕的嗡嗡声，我感到头晕以致几乎倒下。然后有某种东西压在我的胸口，使我不能呼吸。”

“你没注意到你的喉咙有什么东西吗？”

“我的喉咙挤在一块，好像我要噎住一样。”

“你的头部还发生了别的什么吗？”

“是的，有锤击，足以敲开我的头。”

“当这事发生时，你一点儿也不感到恐惧吗？”

“我总想我要死了。总的来说我是勇敢的，自己到处走，进地窖和到山的各处爬。但在白天，当那件事发生后，我就不敢到任何地方去；我总在想某人会站在我背后，突然会一下子抓住我。”

事实上，这是一次焦虑发作，有一种癔症性的先兆[217]，或更确切地说，这是一次癔症发作，其内容是焦虑，总不至于还有些其他内容吧？

“当你在发作时，你想到什么吗？是否总是同一件事？或你看到面前有什么东西吗？”

“是的，我总是看到一张可怕的脸以吓人的样子看着我，因此我感到恐惧。”

这也许是能得到病情实质的最快途径。

“你认识那张脸吗？我的意思是你是否在某个时候看到过这张脸？”

“不认识。”

“你知道你因为什么而有这样的发作吗？”

“不知道。”

“你第一次是什么时候发作的？”

“两年前，当我仍与我伯母住在另一个山上时（她过去在那里经营鸟棚，18个月前迁居这里），以后就一直出现这样的情况。”

我会试图做一个分析吗？我不能冒险把催眠术迁移到这样高的地方进行，但我也许可用简单的谈话方式进行。我应当做一次幸运的猜测。我经常足够地发现，在女孩子身上焦虑是恐惧的结果，而这恐惧是因为当她们初次面对性欲的情境，她们纯洁的心理被慑住的缘故。[218]

因此我说：“如果你不知道，我将告诉你我是怎么想你会有这样的发作。在两年前的那个时候，你必然看到或听到过某些使你十分窘迫而又不愿见到的事。”

“天哪，是的！”她答道：“那是我看到我伯父和我堂妹弗兰西斯卡。”

“是关于那姑娘的什么事，你能告诉我吗？”

“我认为你可以对医生说任何事。”“好，在那时，你知道，我的伯父，即你已在这儿见到的我伯母的丈夫，在科格尔经营一个小旅馆。现在他俩离婚了，他们分手是我的过错，因为是我讲出伯父与弗兰西斯卡的事。”

“那你怎么发现的呢？”

“是这样的，两年前的一天，一些男士爬山要些吃的。我的伯母不在家，而一直做饭的弗兰西斯卡到处找不见。我的伯父也找不见，我们到处寻找，最后一个叫阿洛斯的男孩，即我的堂弟说：‘啊唷，弗兰西斯卡肯定在我父亲的房间里！’我俩都笑了，但我们没想到什么坏事。然后我们到伯父的房间去，但发现门锁着。对我来说这似乎很奇怪。这时阿洛斯说：‘在过道那儿有个窗，你可以从窗口看到房间里面。’我们走到过道处；但阿洛斯不愿去窗前，并说他害怕。因此我就说：‘你真是个傻男孩，我去，我一点也不害怕。’我思想里一点也没想到什么坏东西，我从窗口向里望，房间较暗，我看到我的伯父和弗兰西斯卡，他躺在她身上。”

“是吗？”

“我马上离开窗子，倚在墙边，简直透不过气来——这几乎像是发生在我头上一样。眼前一片空白，我的眼睑紧靠在一起，头脑像被人敲打似的嗡嗡作响！”

“你是否在当天告诉你的伯母了？”

“哦，没有，我什么也没说。”

“然而当你发现他们在一起时，你为什么这样害怕？你懂得什么意思吗？你知道会发生什么吗？”

“哦，不，那时我什么也不懂，我只有16岁，我不知道害怕什么。”

“凯瑟琳娜小姐，如果你现在能记得当时在你身上所发生的情形，即当时你第一次发作时在想什么，这对你会有帮助。”

“是的，如果我能这样。但我很害怕，所以我忘了每件事。”（转到《绪言》中的术语，这意味着：“情感本身产生了一种催眠状态，然后在这时表现为切断了与自我意识之间的联想性联系。”）

“告诉我，小姐，是否你在气短时总是见到的那人头是弗兰西斯卡的头，像那时你见到的一样，是吗？”

“哦，不，她看上去没那么可怕，而那是一个男人的头。”

“或许是你伯父的头？”

“我没有看清他的脸是那样的，因房间太暗，为什么那时他会有这么可怕的脸呢？”

“很对。”（思路似乎突然中断了，也许有些她故事中其他的事浮现出来。）

“然后发生了什么？”

“哦，他俩必然听到闹声，因为他们不久便出来了。我整天感觉很不好。我一直在想着这件事。然而两天后，正好是星期天，有许多事情要做，我工作了一整天。在星期一早晨，我又感到头晕，我病了，躺在**，不舒服了三天。”

我（布洛伊尔和我）经常把癔症的复合症状与象形文字做比较，在经过少数两种语言文字的使用后，我们发现其症状就明白易懂了。因为字母作呕意即憎恶，因此我说：“如果三天后你作呕，我相信这就意味着在你向房间里看时，你感到憎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