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报告伊丽莎白·冯·R小姐的病史中，我尽力编排我能够给予的解释，把这放在我对她恢复过程的描述里。再次提一下那些重点恐怕会是值得的。我已描述了病人的性格，人们也会经常在癔症病人中碰到这样的特征，这个特征不应作为借口被视为衰退的结果：她的才能，她的抱负，她道德上的敏感性，她对爱的过度要求，首先从她家庭中得到满足。她本性的独立性已超出女性的理想，并且在相当固执、好斗和保守中得到表现。因此，我的同事告诉我没有明显的遗传影响可以追究到她家庭中的任何一方。确实，她母亲多年来患神经症性抑郁症，过去一直未予调查；但她母亲的兄弟姐妹和她的父亲、父亲的家庭成员都是神智健全的人，没有神经质方面的问题。在她较近的亲戚中也没有发生严重的神经精神病。
这就是病人的性格，它始于她照顾长期生病的心爱的父亲后逐渐消耗自己的精力，受到痛苦的情绪折磨而致病的。
有足够的理由说明这样的事实，护理病人在癔症病例的发病前起明显的作用。显然还有许多因素在这方面起作用，如因扰乱睡眠引起一个人健康方面的障碍、对某个人的疏忽、一直担忧一个人营养功能所产生的影响。但是，我认为最重要的决定因素应从其他方面去寻找。任何一个人的头脑中可有无数的想法，但是在数周或数月来只有一个任务即护理病人，而这个任务接二连三却无休止，这一方面会使他采取压抑自己每一种情绪表现的习惯；另一方面又会很快地把他的注意从对自己的印象中分散开来。因为他既无时间，又无力量去判断他们，因此他积聚了大量带有情感的印象，又难以充分地察觉，在任何情况下，又未被宣泄而削弱。于是他产生了“保持癔症”的素材。如果病人康复了，当然所有这些印象便失去了它们的意义。但如果他死了，出现了悲哀期，在这时期唯一有价值的似乎是那些与死者有关的事，而这些印象未被处理，也成为头脑中的形象；在精疲力竭的一个短期间隔后，在护理病人期间播种下的癔症种子便开始爆发出来了。
我们偶尔也发现在护理病人期间所积累的这同一类创伤是在以后进行处理的，我们没有由此获得患病的一般印象，但癔症的机制却已存在于其中。因此，我了解到一个很有天赋、患有轻度神经质疾病的女士，她的全部性格具有癔症的证据，但是从未寻找医学的帮助，或不能担负起她的责任。她已经护理了三四个她所爱的人，每次她都到了完全衰竭的状态；但她没有在这些悲剧的努力后病倒。然而，在她的病人死后不久，她开始在眼前浮现过去疾病和死亡的情景。每天在眼前再次展现一下每个印象，为此悲伤，并安慰自己。人们可能会说她在空闲时是这样的。处理她的印象这一过程与她每天要做的工作是相呼应的，两种活动并不互相干扰。全部事情都以年代顺序掠过她的心头。我不能说是否这样的回忆是与过去日复一日的事情相一致。我只是猜想这取决于她通常完成了家庭事务后，允许她有多少的空闲时间。[229]
除了她遗留下的悲哀的爆发和疾病致命的死亡之外，这个女士在每年追悼亡灵的节日里追忆着她遭受的各种灾难，在这些情景中，她生动的视觉再现和情绪的表达使她能回忆起过去精确的日期。例如，有一次我发现她在落泪，便同情地问她那天发生了什么事。她半带发怒地漠视我的问题，说道：“哦，不，今天只是有个专家来这里告诉我们没有希望了，那时我没时间号哭。”她提到了丈夫最后的疾病。他死于3年前，我很感兴趣地想知道每年她追悼亡灵的日子里是否总是有同样的过去生动的生活场面，或每次宣泄中是否呈现不同的细节，作为对我自己的理论观点提出的疑问。[230]但是我不能肯定这一点。这个性格上的力量不如智力的女士羞于回忆中所产生的强烈作用。
我必须再次强调：这位女士没病，她延迟的宣泄不是一个癔症的过程，然而又与癔症过程何其相似。我们可能问为什么护理病人后接着就出现了癔症而不是别的。这不能不说是个人易感性的问题。我认为这个女士的易感性达到相当的程度。
现在我必须回到伊丽莎白·冯·R小姐上来。当她护理父亲的同时，正如我们所见，她第一次发展了一个癔症症状——她右大腿的一个特定区的疼痛。通过分析方法可能发现对症状机制的一个恰当解释。这时有一大群观念萦绕着她，她认为有责任照顾生病的父亲，而这种观念和那时她感觉到的性欲的欲望发生了冲突。在鲜明的自责的压力下，她决定倾向于前者，这样的做法产生了她的癔症性疼痛。
根据癔症转换理论的观点，其发生可做如下描述：她在意识中压抑了性欲的观念，将情感量转换成躯体的疼痛感。我不清楚是否她出现的第一次冲突仅仅是在一个情景下或在几种情景下产生的；很可能是后者。一个十分相似的冲突——尽管具有较高伦理学的意义，经过分析后却更清楚了，它在数年后进一步发展，并导致同样的疼痛增强，且延伸开来，超越了原来的定位。这再一次是一大群性欲类的观念与她的全部道德观念的冲突。因为在她姐姐生前和死后，她倾向于以姐夫为中心，她认为自己被这个男人如此吸引住的想法是完全不能接受的。分析提供了这种冲突的详细信息，这构成了病史的焦点。病人对她姐夫的情感起源可能存在已久；其情感的发展是由于长时期的病人护理导致体力上的衰竭和多年长期的失望导致精神上的衰竭。她开始产生性格上的淡漠，并承认她需要男人的爱。她在姐夫的陪伴下，她们在疗养胜地待了数周，期间她的性欲情感和疼痛达到最高程度。
再者，分析提供的证据是病人在同样的时期中，她处于特殊的心理状态，这种状态与她的性欲感觉和疼痛联系起来，可理解为是根据转换理论所发生的现象。我想靠得住地说，在那时，病人并不清楚地意识到她对姐夫的情感，尽管这些想法很强烈，除少数例外，而且只是瞬间出现的。如果不是这样，她也不可避免地会意识到这些情感和她道德观念之间的冲突，就可能经历心理痛苦，好似经过我们分析后，我见到她那种情况一样。她没有任何这些痛苦的回忆，她逃避着这些痛苦。要注意的是她并不清楚她这些情感的本质。在那时和在分析期间，她爱姐夫就像异物一样存在于意识中，但没有与其他观念形成活动、发生关系。在考虑这些情感时，她是处于一种奇特的、既认识到却又同时没有心理症群被中止的情境。这无非就是我们所说的她对这些情感不清楚的意思。我们不是指他们的意识性较低或意识程度较低，而是指他们阻断了思维和心灵中其他观念性内容的自由联想性关系。
但是一个伴有如此情绪化的观念群怎么能单独地隔离开来？总而言之，一种观念在联系中所起的作用伴随着其情感量而成比例增加。
如果我们考虑两个无疑可以用来说明的事实，则我们就能回答这个问题：（1）在形成这种单独心理症群的同时，病人的癔症性疼痛有了发展；（2）病人呈现强烈的抵抗，抵抗试图产生单独心理症群和她意识中的其他内容之间的一种联系。尽管如此，当这种联系完成后，她感到很厉害的心理性疼痛。我们关于癔症的观点是肯定第二个事实表示这种意识分裂的动机，而第一个事实则表明其机制，借此把这两个事实与她的意识分裂联系起来。动机是防御性的，即拒绝代表全部的自我屈服于这种观念性症群。机制是转换的机制，即代之以她所逃避的心理痛苦，躯体疼痛便出现了。以这种方式进行的转换有其益处，即病人逃避了不能忍受的心理状况问题。然而，事实是这是以心理异常为代价的——产生意识分裂和躯体疾病——她的疼痛，并由此而产生步行不能。
我必须承认我不能提供任何有关这种转换是如何产生的线索。它显然不是以同样一种有意的和自主的行为方式表现出来的。它的产生有一个过程，是在某个人防御动机的压力下发生的。这个人的组织，或是其暂时的改变，具有倾向于那个方向的倾向。[231]
这个理论引起更周密的调查。我们可能问：是什么促使其转向躯体疼痛？一个谨慎的回答可能是：某些可能成为或必然成为心理痛苦的事情。倘若我们稍稍大胆和试图用代数方法的图像来描绘这类观念的作用机制，我们可能把一定量的情感归因于存在于潜意识中的这些性欲感觉的观念性情绪。我们说正是这种情感量被转换了。直接从这个理论的说法会得出，潜意识的爱“可能通过这种转换而在强度上减少了许多，可能还原为一种较弱的观念”。这种力量的还原是可能使这些潜意识的情感作为单独的心理症群而存在的唯一东西。然而，这个病例不是很符合对这一微妙事情的清晰描绘。因为该病人可能只存在部分的转换，而在其他病人中可能会显示完全的转换。在那种情况下，不相容的观念事实上被“压抑”仅成为强度很微弱的观念。在与不相容的观念建立联想性联系后，病人往往声称他们的思想与此无关，这是因为癔症的症状出现了。
我断定在某些情形下，虽然仅仅是瞬间的，但病人意识中认识到她爱着她的姐夫。有这样一个例子，我们可能回想起当她站在姐姐床边的那会儿，她头脑中闪出一种想法：“现在他自由了，你可以做他的妻子了。”我必须考虑到这些瞬间在我们对所有神经症观点上所产生的意义。对我来说，似乎“防御性癔症”这个概念的本身即意味着至少发生了一次这样的瞬间。当不相容的观念即将突然发生时，很清楚，意识是不能预先知道的。以后不相容的观念及其伴随观念一起被排斥，形成单独的心理症群，追根究源还是与思想的主流有关。否则这种导致排斥的冲突就不会发生[232]。因此，正是这些瞬间被描述为“创伤性的”，也正是在这些瞬间发生了转换，其结果是意识的分裂和癔症的症状。在伊丽莎白·冯·R小姐的病史中，一切都指向几个这样的瞬间——散步的情景、早晨的梦幻、洗澡及在她姐姐的床边。甚至可能在治疗中也发生同样性质的新的瞬间。一种类似于最初引入的不相容观念的经历对分离出去的心理症群增加了新的兴奋，因此暂时成功地阻止了转换，这就是可能造成几次这样的创伤性瞬间。而自我参与这突然闪现的观念中，经过进一步的转换后恢复原来的状态。伊丽莎白小姐多次受到姐夫的陪伴，必然特别容易发生新的创伤。就我目前表明的观点来说，我倒宁可说这个病例的创伤史存在于过去的全部之中。
现在我应当转到我所描述的对该病例理解的困难部分。根据分析的证据，我假设为当病人照顾她父亲时发生第一次转换，那时她的责任像一个护士，出现护理与她性欲望的冲突，然后发生典型的事情是在阿尔卑斯山疗养院的意外事件，这导致了疾病的爆发。但从病人的叙述来看，在她护理父亲时和以后，即我描述为“第一阶段”，她没有任何疼痛，也无局部的不适，实际上她曾在父亲生病期间因腿疼而卧床过几天，但是否这次发作已属于癔症仍是个问题。在分析中，无法追溯这些最初的疼痛和心理印象之间的因果联系。有可能，实际上可能就是那时她患的是普通的风湿性肌肉疼痛。而即使我们偏向于认为疼痛的第一次发作是当时她因否定性欲思想的结果而导致癔症转换的发生，但事实是疼痛仅仅持续数天后就消失了，所以病人的行为举止在现实中与分析中所表现的似乎不同。她在我称为第一阶段的回忆期间，伴随着她的全部故事是关于父亲的疾病和死亡，关于她与第一个姐夫相处的印象等，并出现疼痛的特征，而在实际体验这些印象时没有什么感觉。这不就是个矛盾，它在相当大的程度上降低了对这种分析的解释价值可信度吗？
我相信我能这样解决这个矛盾：我们假设疼痛——这个转换的产物——在病人体验第一阶段的印象中没有发生，而只是在意外事件后，即在第二阶段，她的思想中再现了那些印象。也就是说，当她的印象是新的时，则转换不与之发生联系，而是与她记忆中的印象发生联系。我甚至相信这样一个意外事件的过程在产生癔症症状中，没什么不寻常的，实际上起着其通常的作用。但由于像这样一个断言是不能自我证实的，所以我愿意提出其他一些病例，使之更显得有理。
我曾经在分析治疗的实际过程中在一位病人身上遇到新发展起来的一种癔症症状，这样我能够在症状出现后的当天即着手消除它。对此，我将插进来这个病例的主要特征。该病例相当简单，但不乏兴趣。
罗莎莉·H小姐，23岁，一个受训练数年的歌唱家。她有副好嗓子，但她抱怨音域中的某些部分不能控制，她有声音哽住和喉咙的阻塞感，所以她的嗓子发音很紧。因此，她的教师至今不准许她在公众场合作为歌唱家亮相，虽然这个缺点仅仅影响了她的中音域，但它不是器官本身的缺陷。这种失调有时完全消失，这时她的教师表示相当满意；但另一些时候，如果她处于稍微的不安宁中，甚至有时没有任何明显的原因，这种阻塞感会再次出现，于是她的发音受到损害。不难理解这类相当令人厌烦的感觉是癔症的转换。我没有采取步骤去发现事实上是否有声带肌内的某些挛缩。[233]我对这个女孩实施催眠分析的过程中知道其病史的如下情况及以后才知道的病因。她早年失去双亲，被有许多孩子的舅母扶养。结果使她逐渐卷入了这个很不快乐的家庭生活中。她的舅父是一个明显病态的人，蛮横无理地对待妻子和孩子。他伤害他们感情的较特别表现是：公开对家中的仆人们和保姆显示性欲的偏爱，而且孩子愈长大，他愈是表现得令人作呕。她舅母死后，孩子们成了没有母亲的孤儿，受到父亲的压制，此时罗莎莉成了众多孩子的保护人。她认真地担负起了她的责任，她的地位使她要平息所有的冲突，但这需要很大的努力来压抑她对舅父的厌恶和蔑视。[234]在这个时候，她开始出现了喉咙的阻塞感。每次当她不得不克制自己的顶嘴或强使自己在面对某种蛮横的诅咒时保持沉默，她感到喉咙里有一种抓搔、一种阻塞感，失去声音，所有这些感觉定位于她的咽喉部，因此干扰着她唱歌。在这种情况下，她要寻找使自己独立的机会是不足为奇的，这样可逃避舅父家每天发生的不安和令人沮丧的经历。有一个很有才能的音乐老师无私地支持她，使她相信自己的嗓音正适合选择歌唱为职业。这时她开始秘密地听他上课。但当她经常因家里发生粗暴情景后仍留下喉咙阻塞感时，就匆匆离开家赶去上声乐课，结果她唱歌和癔症性的感觉异常之间牢固地建立了一种联系——通过唱歌而建立的器官感觉的一种联系。当她正在唱歌时，这些发音器官本应完全受她的控制，却转变成无数被压抑的情绪刺激的宣泄。从这以后，她离开了舅父家，迁居至另一城市，这样做是为了与这个家庭分离。但并没有使她摆脱自己的困难。
这个相貌好、智力不一般的女孩并没有显示其他的癔症症状。
我尽力使她摆脱这种“记忆性癔症”，使她再现所有不安的以往经历，并在此后让她得到心理宣泄。我让她责骂舅父、教训他，告诉他未加任何渲染的实情等，这种治疗对她很好。然而，不幸的是她住在维也纳的情况也不好。她与自己亲戚的关系运气不好。她受到另一个舅父的款待，这个舅父以友好的方式待她；正因为如此，她的舅母不喜欢她。怀疑她丈夫对他的外甥女有较大的兴趣，因此安排她住在维也纳，可以表明对她的讨厌。舅母本人在年轻时被迫放弃当艺术家的愿望，妒忌她能够受到这一方面才能的培养，尽管这女孩并非是自己的愿望，而是她需要独立而做出的决定。罗莎莉[235]在这所房子里感到如此地紧张，不敢大胆地做某些事，例如在她舅母能听得见的范围内唱歌或弹琴，并小心翼翼地避免在舅父面前唱歌或弹琴（是她母亲的哥哥、一位年老的男人），因为舅母可能会出现。当我试图扫除这些过去不安宁的痕迹时，又发生了与男女主人关系的新问题，这甚至干扰着我治疗的成功，也带来持久的不良影响。
一天，这病人有了一个发生不到24小时的新症状而来就诊。她诉说其手指末端有讨厌的刺痛感，她说从前一天开始，每数小时便出现这样的感觉，这迫使她的手指做出奇怪的扭曲动作。我没能观察到她的发作；否则我毫无疑问能从她动作的性质猜到引起这症状的情形。但我即刻用催眠分析法，试图进人解释症状的轨道（事实上这是一种轻微的癔症发作）。由于整个事在如此短的时间里形成，我希望自己能很快地解释和去除该症状。令我惊奇的是病人产生了全部的情景，没有迟疑，而且按着年代顺序，从她童年早期说起。[236]这些情景似乎通常对她来说是某些对她的伤害，而她又不能自我防卫，并且可能造成她的手指**。有这样一些情景：例如，在学校里，她的手被拉出来，老师用尺子打。但这是十分普遍的情况，我准备否认它们在癔症症状的病因中所起的作用。但接下来是她少女时期的另外一件事，她那不好的舅父患有风湿病，要她按摩他的背，她不敢拒绝他。他那时躺在**，突然脱下睡衣，跳了起来，试图抓住她，把她按下。当然，按摩就此中止，其后她逃脱了，把自己锁在屋里。她显然不愿回忆此事，也不愿说她在舅父突然脱衣时看到什么。她手指的感觉可解释成在这种情况下，因为压抑自己对舅父惩罚的冲动，或简单地就是她那时为舅父做按摩所造成的。就在与该情景建立联系后，她到我这里来之前一天，她手指的这种感觉和**，作为一种重复记忆的象征出现了。现与她住在一起的舅舅曾要求为他弹奏，她坐在钢琴旁边弹边唱，以为她舅母已出去，但突然舅母出现在门口。罗莎莉跳了起来，砰地关上钢琴，扔掉乐谱。我们可以猜想出她头脑中会引起什么样的回忆以及在那一瞬间，她要避开什么样的一连串思想。这是一种她受到不公正怀疑后所产生的强烈的憎恨感，而这也本应该促使她离开现在这所房子；但实际上她因为要治疗，又别无去处，不得不住在维也纳。当她再现这个情景时，我见她做出的手指动作是要拂掉某件东西的情景，简直是象征性地要扯掉某件东西——扔掉一张纸或拒绝一个建议一样。
她很明确地坚持认为，她以前没有注意到这个症状——她第一次叙述时没有提到这些情景。因此，我们只能这样认为，前一天所发生的初次的意外事件唤起了较早相似主题的意外事件的记忆，并由此形成一种被应用于全部记忆群中的记忆性的象征。转换能量的提供一方面是通过新的体验的情感，另一方面是通过回忆的情感。
当我们更周密地考虑这个问题时，我们必须认识到这种过程是癔症症状发生的惯例，而不是一种例外。当我调查这些情况的决定因素时，我几乎总是发现，并非单一的创伤性因素，而是一群相似的因素（病例2，埃米夫人是一个很好的例证）。在某些这样的病例中，症状在第一次创伤后的短时间内就已出现，然后停止，直至再发生，并在以后的创伤中固定下来。然而，在第一次激发因素后出现的暂时症状与这以后潜伏下来的症状之间，原则上不存在任何差别。实际上在大多数病例中，我们发现第一次创伤后没有留下症状，而在以后遇到同样的创伤产生了一个症状。若没有前面一个激发因素的相互作用，后来出现的这个症状就不会持续存在；而在没有弄清所有的激发因素的情况下，这个症状就不会消除。
根据转换的理论，这种创伤的累积作用及症状预先潜伏不变的事实告诉我们转换可同样来自于新的症状和记忆症状。这种假设完全解释了我们观察到的伊丽莎白。冯·R小姐的疾病与对她所作分析之间的明显矛盾。毫无疑问，未予处理的情感在思想意识上持续存在，健康人能做到很大的耐受。我刚才提出的这个观点并不是说癔症患者的行为几近于健康人的行为。我所考虑的显然是量的因素一个有机体能耐受多大这样一种情感紧张的问题。即便一个癔症患者也能保持一定量的未予治疗的情感；由于发生相似的激发因素，倘若其量经过累积作用超过主体能忍受的临界点，则该量提供了转换的动力。因此，当我们说癔症症状的形成是基于记忆中的情感强度和新的情感强度时，我们将不做任何新的断言，而只是陈述几乎能够接受的一个假设。
我在这里讨论了这个癔症患者的动力和机制。但我仍然在考虑如何正确地确定癔症症状的问题。为什么病人的心理痛苦会以腿部而不是别处的疼痛呈现出来？这些情况表明这种躯体疼痛不是由神经症产生，而只是被其应用、增加并保持着。我可以立即补充我已发现的情况，几乎所有我能洞察的癔症疼痛均有相似情形，即在开始时总是真正的、属器质性的疼痛。在癔症中起作用的疼痛似乎最常选择的是一种最普遍、且最广泛的人类疼痛：特别是伴随牙病的骨痛和神经痛、因许多不同因素所致的头痛、常未予认识的并不少见的风湿性肌痛。同样，我把伊丽莎白·冯·R小姐第一次疼痛发作归因于器质性基础，其发生追溯到她在护理父亲的时候。当我试图为此去寻找心理因素时，我没得到什么结果，所以我倾向于、我也必须承认在采用谨慎的操作方法后，唤起了患者隐藏着的记忆，由此做出了鉴别诊断。这种源于风湿性的疼痛[237]以后成为她痛苦的心理兴奋的记忆象征。就我能够弄清的，疼痛的发生远不止是一个理由。首先，毋庸置疑的是最重要的一个理由，即疼痛与兴奋同时存在于意识中。其次，那时她头脑中存在的许多观念与疼痛联系起来，或可能联系起来。实际上疼痛可能就是在许久以前，她必须承担护理病人的责任，在护理时期缺乏运动、饮食减少的结果。但女孩对此并未清楚地认识到。另外一个更重要的事实是她在那有意义的瞬间必须感觉到了疼痛。例如，当她在冰冷的冬天因她父亲的召唤从**跳下来时。但是明确地决定性地影响转换方向的则是另一条联想性联系线：事实是在那漫长的日子里，她疼痛的一条腿与她父亲肿胀的腿被换绷带时联系起来。此后，标记这种联系的她右腿疼痛区仍然是其疼痛的焦点，并由此向四周发散，形成一种人为的癔症发生区，其源处在我们现在这个病例中可清楚地观察到。
如果人们对躯体疼痛和心理情感之间的联想性联系上存在这样丰富和人为的特征感到惊奇的话，我应当回答它不足为奇，因为事实是拥有最多钱财的人才是富人。[238]如果没有这么众多的联系，实际上就不会形成一个癔症症状，因为转换将不能发现通路。在考虑其决定因素方面，我能肯定伊丽莎白·冯·R小姐是一个较简单的病例，我已解开了最为缠结在一起的线圈，特别是凯瑟琳娜·M夫人的病例。
在这份病史中，我已讨论到病人的这些疼痛发展成步行不能的途径，它是在打开了转换的特殊通路后发展起来的。然而，在那个通道方面，我也表示了我的观点，即病人通过象征化的方式产生或增加了她的功能障碍，她已经在步行不能中发现，躯体表达说明她缺乏独立地位和在环境中不能做任何改变，所谓“不能往前一步”、“没有什么可倚靠的”这样的句子为这种转换的新行为起着桥梁的作用。
我试图用其他一些例子来支持这个观点。转换，以同时存在为基础，也还有一个联想性联系的问题。一方面，转换似乎对癔症素质的需求最小；另一方面通过象征的实现而发生的转换似乎唤起更高程度的癔症性改变。这在伊丽莎白小姐的病例中可观察到，但这只是出现在她癔症的后阶段中。象征的实现的最好实例是我在凯瑟琳娜·M夫人的病例中所观察到的，这是我所描述的病例中最严重的和最有启发性的病例。我已解释过了，遗憾的是不可能对她的疾病做详细的报告。
凯瑟琳娜夫人在其他症状中有一种极度强烈的面神经疼痛，一年突然出现2至3次，每次持续5至10天，她拒绝任何治疗，然后突然停止。疼痛区局限在三叉神经的第二和第三分支。由于明显存在异常分泌的尿酸盐，不太能肯定的“急性风湿病”在病人的病史中起一定作用，而痛风的神经痛诊断似乎是相当有理由的。这个诊断是在每次发作时请了不同的医师会诊后所确定的。通常的治疗是这样的顺序：电刷、碱水、清洗，但每次神经痛直到移向另一个症状之后才去除。她生活较早时期的神经痛是在15岁，当时怪罪于她的牙齿引起的。要求拔掉这些牙，在一个晴天，在麻醉下，拔掉了7颗作怪的牙齿。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她的牙齿是如此坚固地附着在一起，而大多数牙齿根部不得不留了下来。这个残酷的手术未取得暂时的或永久的结果。在那时，神经痛猖獗了几个月。即使在我治疗时，每次神经痛发作时，牙医也被召唤进来。每次他都诊断为牙根的问题，并开始对此治疗；但一般来说，牙医很快被阻止了。因为在要求牙齿治疗的同时，这种神经痛可能会突然中止。而在间隔期中，她的牙齿一点也不痛。一天，当疼痛又一次剧烈起来时，病人要我给她作催眠术治疗。我对她的疼痛进行强烈的抑制，就在那会儿，疼痛止住了。从那时起，我开始怀疑起神经痛的真实性。
在成功的催眠治疗一年后，凯瑟琳娜夫人的疾病有了新的和惊人的转变。她突然显现出新的病变状态，与前几年的特征有所不同。但病人在某些思考后，宣称以前在她长期患病过程中，她在不同时间具有全部这些症状。这已经持续了30年，现在发展为确实令人惊奇的多次癔症发作。病人能将此归因到过去相应的事上。而过了不久也有可能接下来出现的是经常密切涉及的一系列思想，这些思想决定了癔症发作的顺序，他们就像带有解释性文字的系列图画。皮曲里斯必定有某种看法，提出他的描述即“部分记忆缺失的一种形式”。[239]我们能很清楚地看到这类癔症状态属于过去的再现。最初是在病人处于最健康时，出现一种带有特别色彩的病态的心境，她常常对其发生误解并归因于几小时前的某些平常的事件。然后，伴随着意识色彩的增加，接着出现癔症症状：幻觉、疼痛、**和长的朗诵式的说话。最终这些症状以过去经历的一种幻觉形式持续出现，而这个过去的经历可能解释她最初的心境，并决定了她现在发作的一些症状。在最近一次的发作后，她的思想恢复了清晰。她的症状魔术般地消失，她又感到很好——一直维持到下一次、半天后的再发作。一般来说，我是在她发作高峰时被请来的，引导她进入一种催眠状态，唤起创伤性经历的再现，通过人工的方法中止发作。由于我在这个病种上治疗了数百个病人，我在确诊癔症症状方法方面获得了最有启发的信息。事实上，这个值得注意的病例的研究，是我和布洛伊尔一起参加的，也因此直接导致出版《绪言》一书（1893年，在书中介绍了现在的这一卷）。
在这个阶段的工作中，我们终于再现了她的面部神经痛，当神经痛即时发作时，我本人对她做治疗。我也好奇地想寻找是否这也是由心理因素所致。当我开始唤起创伤性情景时，病人看到自己回到她对丈夫很大的心理激惹时期。她叙述了一次她与丈夫的谈话，并评论她对这次谈话感到好像是一种痛苦的侮辱。突然她把手放在面颊上，疼痛地哭叫：“就像掌击我的脸一样。”从这时起她的疼痛和发作均消失了。
毫无疑问，这是一种象征的实现。她感到好像真的被人掌击了脸。有人会问怎么会用三叉神经痛的形式表现出“掌击脸”的感觉呢？为什么局限在第二和第三分支呢？又为什么在张嘴和咀嚼时更痛，尽管在说话时不觉得更痛呢？
次日，神经痛又发作了。但这次是通过另一个情景的再现而消失，其内容又一次是一种假设的侮辱。该情况持续了9天。这似乎是她多年被侮辱的事，其中特别说到的是通过象征化引起面部神经痛的新发作的一件事。
但我们终于能用我们的方法把她带到神经痛的第一次发作中，这是早在15年以前的事。那时没有象征化，却有同时发生的转换。她看到带有自责表情的痛苦景象，这迫使她回溯另外一系列的思想。因此这是一种冲突和防御的情形。在那瞬间产生的神经痛只能假设为那时她患轻微的牙痛或面部的疼痛，而这也许是可能的，因为那时她正处于怀孕早期。
因此，这个解释证明该神经痛是通过惯常的转换方法表示了一个神奇的心理兴奋，但以后，这种神经痛可通过她心理生活中的联想性反射或象征性转换而出现。实际上，我们发现伊丽莎白·冯·R小姐就有这样的行为表现。
我再给出第二个例子来证实在其他情况下所表现的象征性行为。在一个特殊的时期，凯瑟琳娜夫人被强烈的右足跟疼痛折磨着，每走一步都有一种刺痛，这使她不能走路。分析使我们把这一现象与她在国外疗养院那段时间联系起来。她曾在**躺了一星期，疗养院的医生第一次准备把她从**抬下来，让她到通常的餐厅去用餐。当她挽着医生的手臂离开房间的那会儿出现了疼痛；在再现这个情景时，疼痛消失了，这时病人告诉我，因为那时她害怕面对餐厅中的这些陌生人时“发现自己走步不对”。
首先，这个例子似乎是明显的，甚至是喜剧性的，它通过言语表达反映了一种象征化的癔症症状的产生。然而，对环境的进一步检查倒使我们倾向另一种观点。在那时，病人患有一般性的脚痛，这可能就是她卧床不起很久的缘故。当她要下地跨出第一步时，所有能说明象征化的是病人被害怕所压倒，此时她从所有困扰她的疼痛中选出一个特定的疼痛作为合适的象征，这就是右足跟的疼痛，将其发展为心理疼痛，使之特定地持续存在着。
在这些例子中，象征化的实现机制似乎降到次一级重要的位置，好像这无疑是一般的规则。但是我所用的这些例子似能证明癔症症状的产生仅仅是由象征化的实现引起的。下面是最好的一个例子，并再次与凯瑟琳娜夫人联系起来。当这个女孩15岁时，她躺在**，受到祖母的严厉监视。女孩突然哭叫了起来，她感到两眼之间的前额有一种刺痛，这种疼痛持续了数周。在对这种疼痛的分析中，她再现了过去将近30年前的事，她告诉我她的祖母给她看到的样子是如此“刺骨寒冷”，这情景完全进入她的头脑中（她害怕老妇人那种怀疑的目光）。当她告诉我这种想法时，她爆发出大笑，疼痛再次消失。在这个例子中，我不外乎觉察到了象征的实现机制，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它是处于自我暗示和转换的中间。
我对凯瑟琳娜·M夫人的观察使我得到经常收集这种象征化的一个机会。通常被看作是由器质性因素决定的全部躯体感觉症状，在她的情况中，具有心理起因或至少具有心理意义。她的一系列特殊经历伴随着心脏区域的刺痛感（意指“它刺入我的心”）。在癔症时的似钉子刺入头中的疼痛在她的病例中无疑与思想有关（某事人我的脑海中）。一旦当所涉及的问题被解决，这种疼痛总是立即消失。在感受到一种侮辱后，相当于癔症先兆的喉咙中的感觉便出现了，患者认为“我要吞下这个感觉。”她有大量相互平行的感觉和想法。有时感觉会唤起观念去解释它，有时观念会通过象征化方法产生感觉，而常常留下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是，这两个因素中究竟哪一个是原发的？
我没有发现其他病人如此广泛地使用象征化。确实，凯瑟琳娜·M夫人是一个天赋非同寻常、特别在艺术方面更是如此的女士。她高度发展的形式感觉在某些很完美的诗中已得到表现。然而，我认为当一个癔症患者用象征化方法为一种带有情绪色彩的观念做出躯体的表达时，这就不太像人们所想象的取决于个性或主观意志控制的因素。在把某种略带评论的话视为真正的意外事件时，病人用文字和言语表示为“刺入我的心”或“掌击我的脸”，这不是癔症病人糟蹋词语，而是生动地再现口头语言应该为其说理的感觉。除非病人在遭到蔑视时实际上曾有过适合当时所具有的那种心前区感觉，而那种感觉又是同时发生的，否则怎么会出现我们说到某人被蔑视时会出现“刺入我的心”的感觉呢？当我们说到面对一种侮辱不作反驳时，有什么比说“吞下某些事”更为确切呢？当我们抑制自己说话或阻止自己对侮辱做出反应时，是否真的会引起咽喉部的神经支配感？所有这些感觉和神经支配属于“情绪表达”的范围，正如达尔文已经教导我们的，这种“情绪表达”是由行为组成的，而行为有其原本的意义，并起着一种目的的作用。而病人用词语表达的大部分作用却大大地削弱了，因此，对我们来说，这种词语表达只是起着一种形象性的画面作用，而这种描述的全部可能的结果在于文字的表示；癔症病人正是保存了文字的原本意义，即描述其不寻常的强烈神经支配。实际上，说癔症是通过象征化产生这些感觉，多半是有错误的。有可能它完全不是采用语言学的惯用法来作为其模式的，但是癔症和语言学的惯用法一样都是从普通的来源中提取他们的素材。[240]
第三章 理论（布洛伊尔）
在《绪言》中介绍了由我们观察所得的结论，我认为我能大体上支持这些结论。但是《绪言》是如此的简洁，大部分只能对我们的观点提供一些线索。因此，病史提出的证据支持了我们的结论，使我们能较详细地加以陈述。当然，即使如此，我们针对的无疑是癔症的整个领域。但我们可能对这些观点给予某种程度的更准确和更清楚的说明（毫无疑问，是增加某些保留的内容）。而这在《绪言》中，这些观点引证的证据不足或没有足够的突出。
接下来我们几乎不会提到大脑及任何分子方面的问题。心理过程将用心理学的语言来论述。事实上，它不可能是别的。如果我们把“观念”代之以“皮质兴奋”，则后一个术语对我们来说，它具有的意义就像我们以此为借口认出一个老朋友，和缄默地恢复使用“观念”一样。因为观念是我们经验中恒定的东西，对我们来说，熟悉它的所有含义；而“皮质兴奋”则相反，倒是一种假设性质的东西，我们希望能在将来证实它。用一个术语来代替另一个术语，这似乎不过是一种无意义的讨厌事情。因此，如果我几乎只用心理学术语的话，我甚或可能被谅解。
另外有一点，我必须预先请求读者的恩准。当一门科学快速发展时，由个别人最初表述的各种思想很快成为共同的财产。因此，试图在癔症及其心理基础上提出其观点的人中，谁也不能避免重复其他人的大量思想，这是经历着从个人财产到共同的拥有。几乎不大可能肯定，谁是第一个表达这样的思想，在考虑已被他人提及的、属于某一个人拥有的成果方面，这总是一桩危险的事。因此，如果在讨论中发现有少数引用的东西；如果我自己的和其他的出处之间无明显的区别的话，我希望能得到谅解，下面的内容将几乎不会发现有什么创见。
一、所有癔症现象都是意念性的吗？
在《绪言》中，我们讨论了“癔症现象”的机制，而不是“癔症”的心理机制。因为我们不希望声称这种心理机制或癔症症状的疾病精神上的理论总的说来具有无限制的有效性。我们不是指所有癔症的现象所表现的方式都像我们文中所描述的那样，我们也不认为他们均为意念性的（ideogenic），即由观念决定的。在这点上，我们与莫比斯不同，他在1888年提出的定义为癔症的所有病态现象都是由观念引起的。这个阐述后来被解释为只有一部分病理现象在内容上与引起了癔症现象的观念相一致，即由紧密相关的暗示或自我暗示产生的那些现象。例如，当一个人的手臂不能移动的观念引起了手臂的麻痹时；同时，癔症现象的另一部分虽然也是由观念所致，却不是出于同样的内容。例如，我们病人中出现的一个手臂麻痹是因为看到像蛇一样的东西而引起的。
在下这个定义时，莫比斯不仅仅提出了术语的修正，而且提示将来我们应只把那些意念性的（即由观念而决定的）病理现象只描述为癔症现象。他认为所有癔症症状均为意念性的，“由于观念在癔症现象中是极其经常的原因，我相信情况总是这样的。”他通过类推而下此定论。我倾向于称此为概括化，要证明其是有道理的，必须首先经受考验。
在对这个主题进行任何讨论前，我们必须明确地确定我们对癔症的理解情况。我认为癔症作为临**的现象，它是以实验为基础而发现的。同时也是基于观察，这就像结节状的肺结核，以实验为基础而得到的这类临床现象通过我们知识的发展而更为正确、深刻和清楚；但不应当、不是也不能受我们知识的发展的干扰，病因研究表明肺结核的不同形成过程有着各种原因：结核是由结核杆菌所致；而组织的分解、空洞的形成和败血症热是由于其他微生物所致。尽管这样，肺结核仍维持着临床的统一性，假如把因结核杆菌所致的组织的特殊的结节样的变化和所发现的其他变化分裂开来看则是错误的。同样，癔症应当保持临床的统一性，纵然明白其现象由各种原因所致，如有的由心理机制而产生，而其他的则无心理机制。
我相信事实是这样的，即只有部分的癔症现象是意念性的；莫比斯所提出的定义把癔症的临床统一性分裂成两半，而实际上在同样的病人身上是统一的，有同样的症状。
如果我们想说，这是因为观念和知觉经常引起我们提出这样的假设，即观念和知觉是单独起着作用，而周围刺激所建立的血管运动过程则仅仅是通过迂回的途径进入心理的，那么我们完全可以得出一个与莫比斯的“根据类比作出推论”相类似的推论。我们知道这种推论是错误的，然而它至少是基于像莫比斯关于癔症断言同样多的事实上。依照我们具有的许多生理过程的经验，诸如唾液和眼泪的分泌、心脏活动的改变等，有可能并似乎合理地假设为观念和周围的及其他非心理刺激一样，能够发动同样的过程。其相反的观点需要证明，我们还很缺乏这方面的证据。事实上，似乎肯定的是许多被描述为癔症的现象不只是仅仅由观念所致。
让我们考虑一个普通的例子。一位女士无论何时有了情绪都会引起她的颈、胸和脸部的一种红斑，首先是皮肤上的斑点，然后汇合起来。这是由观念所决定了的。因此，根据莫比斯的观点，这是癔症现象。但当皮肤被激惹或碰触时，出现同样的红斑，尽管蔓延的区域较小，这却不被认为是癔症。因此根据前一种情况，这一现象无疑是完全统一的，即癔症性的；而后一种情况则不是癔症性的。当然，有人可能提出这样的疑问，即是否这种现象——血管舒缩的兴奋增强应看作是特殊的癔症现象，或把它简单地看作为“神经性的”是否会更不合适。但根据莫比斯的观点，统一性的破坏在任何情况下是必然的，单独由情绪决定的红斑可称为是癔症性的。
这完全可以同样应用在癔症疼痛上。癔症疼痛具有很多实际的重要性。毫无疑问这些疼痛常直接因思想所致。他们是“疼痛的幻觉”。如果我们较仔细地检查这些疼痛，实际上呈现一种非常生动的思想这个事实并不足以产生疼痛，而必然有一个特殊的异常情况的装置与疼痛的感觉和传导有关，就像情感性红斑的情况一样，必然存在着血管舒缩的一种异常兴奋。短语“疼痛的幻觉”无疑给这些神经痛的性质具最富想象力的描述，但这也驱使我们把一般所形成幻觉的观点引申到神经痛。我们不在这里对这些观点做详细的讨论。我所同意的观点是“观念”即纯粹和简单的记忆性意象，没有知觉器官的任何兴奋，即使其在最大的逼真性和强度下也绝不会达到客观存在的特征，这就是幻觉的标志。[241]
这个应用于感觉性幻觉，而且较多地应用于疼痛的幻觉中。因为对于一个健康的人，把躯体疼痛通过记忆甚至达到生动的程度；通过视觉和听觉记忆意象，甚至近似于真实的感觉，这似乎是不可能的。即使健康人在睡眠中发生的正常幻觉状态，我相信也绝不会梦中感到疼痛，除非存在真正的痛觉。因此这种源于记忆器官，通过观念而作用于知觉器官的“退行性”的兴奋[242]处在事物发展的正常过程中，这在疼痛的情况下比在视觉或听觉情况下更难以发生。既然疼痛的幻觉在癔症中如此容易发生，我们就必须断定有一个与痛觉有关的器官的变态兴奋性。
这种兴奋性不仅在各种想法的激发下，而且在周围刺激的激发下造成痛觉，就像我们上面讨论的舒缩血管引起红斑一样的方式。
我们对日常生活的观察发现正常人的神经末梢疼痛是由病变过程所引起的，其本身并不疼痛，而是由其他器官引起的。因此，头痛是因鼻或邻近腔隙相对不明显的变化所致；而肋间神经和臂神经的神经痛是源于心脏，等等。如果我们被迫假设这种异常的兴奋性是疼痛幻觉的一个必要条件，即异常兴奋性存在于一个病人中，则可这样说，那个兴奋也处于我刚才提到的那些扩散的支配下。发生在非神经质病人中的扩散更为强烈。事实上我们发现只在神经质病人中形成这样一类扩散而且其他人的扩散是基于同样的机制。因此，我相信卵巢的神经痛取决于**的状况。其病因可能是心理因素需要得到证明，而且指出那种特殊的疼痛，像任何其他的疼痛一样，可以在催眠的幻觉中产生，或者其病因可能是心理性的，这种方式达不到证明。像红斑或正常的一种分泌物，它可以由心理和单纯躯体两方面的因素所致。我们是否只把第一类描述为癔症——我们知道是因心理因素造成的病例？如果是这样，则通常所观察到的卵巢神经痛就可能排除在癔症性综合征之外，而这却很难做到。
如果关节的一个轻微损伤后，接着渐渐出现严重的关节疼，无疑其过程涉及一个心理因素，即注意力集中在受伤的部位上，强化了有关神经通路的兴奋性。但很难说这种痛觉过敏是由观念所致。
病理性的感觉迟钝也是如此。一般痛感缺失或者身体单独部位同时有痛感缺失和感觉缺失是由观念引起的，这确实没有得到证实，而且不大有可能发生。即使比奈和让内的发现充分证实特有的心理条件和精神分裂引起了半身感觉缺失这种作用，但这种现象可能是心理性的，而非意念性的。因此，根据莫比斯的观点，则不应称为是癔症性的。
因此，如果我们对大量特殊的癔症现象不能假设为是意念性的，则限制莫比斯观点的应用似乎是对的。我们不会把那些因为观念所致的病理现象定义为癔症，而只是肯定许多癔症现象可能比我们今天所疑及的更多是意念性的。但是在每个病例中存在的以及使观念和非心理刺激产生的病理作用的基本病理改变是在于神经系统的异常兴奋性。[243]而这个源于心理性的兴奋涉及多大的范围则是另一个问题。
然而，纵然只有某些癔症现象是意念性的，但正是这些现象可能被描述为特殊的癔症现象。这些现象的研究，其心理来源的发现，形成最近对这疾病理论上向前迈出的最重要的一步。进一步的问题出现了：这些现象怎么会产生的？他们的“心理机制”是什么？
在莫比斯所区分的两组意念性症状的每一组中，这个问题需要有十分不同的回答。那些内容涉及煽动性的观念的病理现象是较容易理解和较为清楚的。如果听到一个声音的观念不只是引起“内耳”微弱的回声，这可发生在正常人身上，使它以幻觉的方式被察觉为这声音如同真的，客观听到声音的感觉，这就像正常生活中所熟悉的在梦中的现象一样，那么用这来解释异常的兴奋是相当明白易懂的。我们知道每一个自主运动是结果的意象，其产生有关肌肉的收缩。不难明白这种不能引起肌肉收缩的观念却会引起运动（如同暗示可发生麻痹一样）。
那些与决定性的观念没有逻辑关系的现象则是另一回事（这里，正常生活也提供了类似的情况，如害羞时的脸红）。它们是怎么引起的？为什么一个病人的一种观念会激起与之完全无关的、特别的、完全非理性的动作或幻觉？
在《绪言》中，我们感到可以这样说，根据我们的研究发现有某种因果关系。然而，在我们对这个主题的说明中，我们没作辩解地介绍和应用了“溢出的、或必须宣泄的兴奋性”[244]这个概念。该概念对我们的主题及一般的神经症理论都是最重要的。它似乎需要并值得进行更详细的考查。在我继续这个主题之前，我必须求得谅解，即把读者带回到神经系统的基本问题上来。这必然伴随着一种“追根究底”的压力感［即深度的探索］。[245]
但任何试图要对一个现象进行刨根究底的研究必然导致不能回避的一些基本问题。因此，我希望下述讨论的难解性会受到宽容的对待。
二、脑内紧张性兴奋——情感
（一）
我们知道中枢神经系统的两个极端情况：清醒的状态和无梦的睡眠。在这两者之间的转变是由减少每一个清晰程度而做到的。这里我们感兴趣的不是睡眠目的的问题及其生理基础（化学或血管舒缩的决定因素），而是两者之间的基本区别。
关于最深的、无梦的睡眠方面我们不能给予直接的信息，因为所有的观察和经验都因在完全潜意识状态下进行而排除在外，但考虑到睡眠伴做梦的邻接情况，我们能做出如下的断言。首先，在那种情况下，我们试图做出走路、说话等自主运动等等，这不会导致如它们在清醒状态下那样肌肉自主地产生相应的收缩。其次，可能察觉到感觉刺激（因为这些刺激往往以自己的方式进入梦中），但不能统觉它们，即它们不能成为意识的知觉。出现的观念不像清醒状态下可激活与感觉刺激有关联的存在于潜在意识中的所有观念；而这后一种情况有相当多的维持不兴奋状态（例如我们发现自己对一个死者说话时没有想到他已死了）。还有，不相容的观念就像它们在清醒状态下一样能够同时存在而不相互抑制。因此，联想是防御性的和不完整的。我们可安全地假设为在最深的睡眠中，这种心理因素之间联系的切断仍在继续，并逐渐全面化。
另一方面，当我们完全清醒时，每一个意志行动产生相应的运动；感官印象成为意识知觉；观念联系着储存在潜意识之中的全部观念。在那种情况下，大脑功能是作为一个具有完整的内部联系的单位。
我们也许只是在用别的词语描述这些事实，即在睡眠中，大脑的联系和传导通路由于心理因素的兴奋（？皮质细胞）而不能越过，而在清醒时，则它们能完全这样的越过。
如果我们假设在醒觉生活中，那些通路处于一种紧张性的兴奋状态（爱克司纳，1894，第93页，称此为“脑内强直性**”），这种脑内兴奋决定其传导能力，兴奋的减弱和消失则是导致睡眠状态，似乎只有用上述假设说明这两种不同的传导通路的存在才是明白易懂的。
我们不应认为大脑皮层的传导通路就像一根电话线，只有在电流兴奋的瞬间才有功能（即在那时才会传递一个信号）。我们应把它比作为一根有持续不断的电流通过的电话线，如果电流停止，就不再有兴奋。或者最好让我们把它想象成一个广泛分布成网的用来照明和输电的电力系统，对这个系统的期望是建立简单的接通，使灯泡发亮或机器运行。为使其能够实现，所以每一件事都应做好准备工作。在整个传导线路的网络中必然存在着一定的某一电压，而动力发电机必然为此消耗一定的能量。同样的道理，在大脑静息时，其传导通路中存在一定量的兴奋，而这种兴奋用在从睡眠中醒来和准备工作上。[246]
这个观点由下面的事实而证实：只在清醒时，没做任何工作，却产生疲乏和睡眠的需求，这个清醒状态本身引起了能量的消耗。
让我们想象一个在强烈期望状态下的人，然而这种期望不是指向任何特殊的感觉领域。那么，在我们面前则有着虽然静止但准备行动的一个头脑。我们恰恰可以做这样的假设，即在这样的头脑中，所有的传导通路处于最大的传导能力状态，就是说它们处于紧张的兴奋状态中。用通常的语言来说明一个明显的事实，我们说这是一种紧张的状态。经验告诉我们这时虽没有进行真正的运动或心理性的工作，但这个状态却是多么紧张，并且是何等的疲劳。
这是一个特殊的状态，正因为包含着很大的能量消耗，因此这状态不能持续很长时间。但纵然在大范围清醒的正常状态下，由于清醒程度界限的不同，其所消耗的脑内兴奋是不同的。从清醒至瞌睡和真正的睡眠，每一级程度伴随着相应的兴奋度的降低。
当大脑在实际工作时，无疑比只是在准备工作时要消耗更多的能量（如上所述的比作电力系统，当电路中亮着许多灯或开着发电机时，必然引起较多的电能注入传导线路中）。在这里功能运转的正常情况是立即用于活动中的能量，多于释放的能量，然而大脑就像其中一个能力有限的电力系统，不能同时既产生大量的光，又做机械性工作。如果它是个变电站，则只要有较少的能量就能发光或光能发电。因此我们发现如果我们正在消耗较大的肌肉力量，我们就不能从事持久的思想，或者如果我们把注意放在一个感觉领域，则其他大脑器官的效率就减少；这就是说，我们发现大脑有不同的工作，但受能量的限制。
能量分布的不一致无疑取决于埃克斯纳（1894，第165页）所称的“注意促进”，即增加所利用的通路的传导能力和减少其他通路的传导能力，因此，一个正在工作的大脑，其“脑内紧张性兴奋”也是分布不一致的。[247]
我们唤醒一个正在睡眠的人，那就是我们突然提高了他的紧张性脑内兴奋，这是通过让他承受一个有力的感觉刺激的方式。大脑内血液循环是否改变是关系到这种因果环节的基本要素，血管是否受刺激而直接扩张，或扩张是否是大脑组成部分兴奋的结果，所有这些均未解决。所能肯定的是兴奋状态通过感觉门户进入，从那里扩散开来，成为弥漫性的，引起所有传导通路进入较高级促发的状态。
当然，仍不很清楚的是怎么会发生自发的觉醒。是否总是大脑的同样部分首先进入觉醒兴奋的状态，然后兴奋从那里蔓延开；或者是否有时一个成分组，而有时另一个成分组起着觉醒器的作用。就我们所知，尽管在完全安静和黑暗，没有任何外界刺激的情况下可产生自发的觉醒，但这不过证明能量的发展是根据大脑成分本身的重要过程。然而，一块长期处于不受刺激和安静的休息状态下的肌肉，即使如此，它也在积累着最大的张力。但脑内的组成部分却不是这样。我们毫无疑问可做这样的假设，在睡眠期间，大脑各部分恢复到以前的状况，并聚集了张力。当发生到一定程度后，这时我们可这样说，达到了一定的水平后，过剩的量溢出，进入传导通路，助长和建立了觉醒状态的脑内兴奋。
我们能发现在醒觉生活中一个同样有启发性的实例。当清醒的大脑安静了相当长时间，没有把其张力转为活动着的能量，就会产生一个活动的需求和动力。长时间的运动静止产生运动的需求（比作是笼内动物无目的地到处乱跑），如果这种需求不能得到满足，就会产生沮丧感。缺乏感觉刺激、黑暗和完全的寂静成为一种折磨；思想静止、缺乏知觉、想象和联想活动产生厌烦的痛苦。这些不愉快的情绪是由于“兴奋”的缘故，是在正常的脑内兴奋增加的情况下产生的。
因此，大脑各部分在完全恢复后，即使在休息时也释放一定的能量，如果这种能量不是功能性地被应用，则正常的脑内兴奋便增加，结果是产生一种不愉快的情感。当一个生物体的需求不能找到满足时，这样的情感总会产生。当释放出的过剩能量被功能性的应用了，则这些情感便会消失，我们因此可做出结论，即去除这种过剩的兴奋是有机体的需要。这里我们是第一次正视着一个事实；即有机体内存在着一种“趋向于保持脑内兴奋恒定的倾向”（弗洛伊德）。[248]
这样一种过剩的脑内兴奋是一种负担和讨厌的东西，结果产生一种消耗它的强烈要求。如果它不能用于感觉性或观念性活动中，则过剩的能量变成无目的的运动性行为，如走来走去等方式，我们将在后面遇到这种情况，被看作是发泄过度紧张的最通常的方法。
在这方面，我们熟知有很大的个体差异：在充满生气的人和懒洋洋、昏沉沉的人之间；那些“不能静坐”的人和“天生爱靠在沙发上”的人之间；思路敏捷的人和能耐受无限长时间脑筋休息的迟钝的人之间都有着很大的差别。这些差异组成了一个人的“天生的气质”，这必然是基于他的神经系统内的差别，即功能方面，静止的大脑各部分所释放能量的程度。
我们已提到了有机体有保持紧张性脑内兴奋恒定不变的倾向。然而，如果我们能明白它实现的是什么需要，我们才能对这样的倾向有所理解。我们能理解热血动物要保持恒定的平均温度的倾向，因为经验告诉我们温度是他们各器官运作的一个最适条件。在考虑血液含水量的恒定性等方面，我们也做出类似的假设。我想我们也能假设在大脑内存在最适程度的紧张性兴奋。在那个紧张性水平上，大脑易受外界刺激的影响，促进各种反射，虽然只是达到正常的反射活动程度，但能激起丰富的思想，而且在清晰的和合理的心理状态下，把个别的思想之间发展为相互有关的联想。正是在这种状态下，有机体才处于工作的最佳准备状态。
恒定地提高紧张性兴奋构成了“期待”（expectation），于是情况就发生了改变。这使有机体对感觉刺激出现感觉过敏，很快便成为一种痛苦，也增加了其高于可利用的反射性兴奋（倾向于惊吓）。毫无疑问，在某些情景和目的下，这种状态是有用的，但如果它是自发地出现，而且无任何理由，则它不能提高我们的效率，但却是损害了我们的效率。在日常生活中，我们称此为“神经质的”（nervous）。然而，兴奋增加的大多数形式，即过度兴奋不是始终不变的，但这总是损害着效率，我们称它为“兴奋”（excitement）。有机体应当注意维持兴奋的最适条件。当兴奋已过度时，回复到最适条件的兴奋是不足为奇的，但这完全需要与有机体内其他调节因素一起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