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一位女士对我说：“如果你要买地毯的话，你一定要到玛修大街（Matth?usgasse）的Kaufmann（一个专有名词，指商店）店去买，我想我可以为你推荐一个。”“在玛修大街……”，我重复了一下，“我是说Kaufmann的商店。”我重复这个名字好像是因为我的精神被分散了，我的思想确实被这个女人的话分散了，因为她将我的注意转到了比地毯更重要的东西上了。事实上，我妻子住的房子就在玛修街上。那时，她还是我的未婚妻，房子的人口在另一条街上，我现在发现，我忘掉了这个街道的名字，仅仅能通过间接的方式使我意识到这一点，这个萦绕于我脑际的名字玛修是我忘掉的那个街道的名字的替代名字，因为这个名字比Kaufmann更合适，玛修更像一个人的名字，这条街也是以一个人名命名的，这个名字就是：Radetzky。

10.下面的例子实际上应该是后面的章节中应讨论的“误差”（第十章），但是，我这里使用它，是因为这种语音联系——一个单词取代另一个单词的基础——非常明显。一个女性患者告诉我一个梦：一个孩子决定用一条毒蛇来结束自己的生命，她下定了决心，她看见这个蛇盘绕在一个地方，等等。她发现这个梦与她前一天的经历有关，她马上回忆起来，前一天晚上，她听了一个报告，内容是毒蛇咬伤以后如何进行第一次保护。如果一个成人和一个孩子同时遭到蛇咬，这时应首先处理孩子受伤的地方。她也回忆起来，讲课的人还描述了处理的方法。这时我打断了她，问道：他一定说了这样的话，现在这类毒蛇已经很少了，他一定也告诉你哪一种蛇最危险？

“是的，他特别提出了‘Klapperschlange’（响尾蛇）”，我的笑声使她注意到她说错了，她并没有纠正这个名字，而是收回了她说的话：“是的，当然，这些蛇在这里见不到了，他谈到了蝮蛇，我怎么会说到响尾蛇呢？”我想这可能是隐藏于她的梦之后的思想的干扰引起的。用毒蛇自杀的方式只能是暗示漂亮的埃及女王Cleopatra（德语为：Kleopatra），这两个单词在发音上有极大的相似性，有相同的发音字母的顺序也是一样的，即“Klpr”，都有一个重音“a”。

这两个名字——“Klapperschange”和“Kleopatra”——之间的这种联系，导致了她的判断暂时受到限制。因此，对这一点她并无异议：这个讲课的人向维也纳人讲了一堂如何对待响尾蛇咬伤的课。通过这种方式，她和我都明确了这一点，有很多蛇类我们国家都没有。我们不会去指责她用响尾蛇指埃及人，因为，通常我们也会将任何非欧洲人的东西与之联系起来，而且我也将响尾蛇指新世界。

对此继续分析，我们得到了更多的信息。在此前的那天，她第一次观看了斯塞尔创建的马克·安托尼（Mark Antony）纪念馆[44]，这个纪念馆在她家的附近。这可能是这个梦产生的第二个原因（第一个是关于毒蛇的讲座）。后来的梦是这样的，她摇着怀里的孩子，这个情景使她想到了Gretchen[45]，然后她又想到了Arria und Messalina[46]。从此我们看出，这些剧名也在她的梦的思想里表现出来，我们由此也可以推断，这个做梦的人，在童年时期很想成为一个职业演员。

梦的开头——一个孩子要通过被蛇咬的方式结束自己的生命——其含义实际上是这样的：当她是孩子的时候，她就下定决心，某一天自己要成为一个著名的演员。最后，从这个名字“Messalina”开始，她的思路岔开了，转到了梦的根本内容。最近的一些情况对她可能也有影响，她的唯一的哥哥要有一个不太符合社会习俗的婚姻，即和一个非印欧语族人的门户不当的婚姻。

11.我下面提供的这个例子并非多余（或许是因为其动机不太明确），因为其机制是明确的。

一个在意大利旅行的德国人需要一条绳来固定他的损坏的箱子，因此他查了字典，发现绳子的意大利文是“coreggia”，他认为，这个词比较好记，因为这使他想到了一个画家“Correggio”，之后，他来到了商店，但他却要买“una ribera”。

在他的记忆中，他用意大利文对德文的取代显然是不成功的。他知道，他只要记住一个画家的名字就可以了，但保存在记忆里的却不是这个画家的名字——他的名字的发音和意大利的绳子的发音相似——而是另一个和这个德文单词发音相似的画家的名字，我认为这个例子作为名字的遗忘之例也较合适。

在我为写本书的第一版而收集口误方面的例子时，我对有关的几乎所有能够收集到的例子都进行了分析，即使有些例子并不太典型。从此以后，很多人对收集口误方面的例子很感兴趣，这样我便可以从众多的例子中进行精选。

12.一个年轻人对他的妹妹说：“我现在和D彻底吵翻了，我们已经不再谈了。”她回答：

“这很好，他们家的人都是Lippschaft。”她的意思是指Sippschaft（暴徒）；但在这个口误中，她浓缩了两层意思：一是她的哥哥曾经向这家女儿求爱；二是据说最近这个女儿的恋爱（Liebschaft）不太正常。

13.在大街上，一个年轻人向一个女士说了这么一句话：“女士，如果你同意的话，我很愿意‘begleit-digen’你。”他的思想很明确：他很乐意和她做伴（begleiten，做伴的意思），但害怕他的这种举动会‘beleidigen’（伤害）她。这两个矛盾的情绪表现在一个单词里面，表现在这个口误上。事实上，这也表明，这个年轻人的动机并非完美，对他而言，似乎有点冒犯这个女士。但是在他企图向她掩盖这一点时，他的潜意识通过这种方式和他做了个游戏，以此表达出他的真实思想。另一方面，通过这种方式他也预感到了她的反驳：“好啊，你要对我怎么样？

你怎么竟敢侮辱我！”（由兰克报告）

下面的两个例子是从斯泰克尔的文章中引用的，文章的题目为《潜意识的闯入》，载于《柏林日报》杂志，1904年第四期。

14“下面的例子揭示了我的潜意识思想中的不愉快的部分。我以一个医生的身份说，我从不考虑自己的报酬，考虑的仅是患者的利益，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在康复中心，我曾告诉一个刚患过重病的患者应注意些什么问题，我们一起度过了那些艰难的昼夜，高兴的是，我发现她的病情好转了。为了使她很愉快地留在阿巴利亚，我给她画了一幅画，并告诉她：“我希望你不久不会下床……”（实际上是说，我希望你不久就会下床），这很明显地表现出了我潜意识中存在的自我动机，也就是说，我要再治疗这个很随和的患者一段时间——这是一个存在于自己的意识之外的愿望，对此我是无法否认的。”

15.另一个例子是这样的：“我的妻子今天下午预约了一个法语家庭教师，在授课的问题上达成一致后，要求她留下这些证书，而这个法国女人却请求自己携带这些证书。她的理由是：Jecherche encore pour les après-midis，pardon，pour les avant-midis（今天下午我还要找工作——我的意思是说上午）。她的意思很明显，她还要到周围看一下，或许能找到更好的——一个她准备付诸行动的动机。”

16.同样来源于斯泰克尔的文章：“我不得不为一个家庭主妇做一个颇为棘手的讲座，她的丈夫——我是在他的邀请下做此讲座的一站在门外听。在我的说教结束时，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我说了这么一句话：‘再见，先生。’对任何一个精明的人而言，我事实上是说，我的这些话是说给这个丈夫听的，之所以这么做，完全是为了他。”

17.一次，斯泰克尔自己也报告了这么一件事。他当时在治疗两个来自利雅得的患者，但他在他们面前经常说错话，他对Askoli说：“早上好，Herr Peloni。”而对Peloni却说：“早上好，Herr Askoli。”最初他倾向于将这种失误归于这两个绅士在很多地方有相似之处，但后来他发现，这种将名字混淆的方式和他的自我吹嘘的动机有关，通过这种方式，他要让每一个意大利人都知道，他是唯一的来自利雅得的来访者，他到这里是为了听取自己的医学方面的建议。

18.斯泰克尔报告说，在一次有激烈争论的会上，他说：“对讨论的问题，我要streiten（争吵）（替代schreiten，［提出］）四点。”

19.一位教授在他的就职演说中讲：“我不geneigt（愿意）（替代geeignet［有资格］）去说明我尊敬的前任的功绩。”

20.斯泰克尔对一个患有突眼性甲状腺肿大疾病的女士说：“你大约比你的妹妹高一‘Kropf’（甲状腺肿）（替代‘Kopt’［头］）。”

21.斯泰克尔报告：“某人想说明两个朋友之间的联系，并显示出这个事实：他们中间有一个是犹太人。他说：‘他们像卡斯特（Castor）和波洛克（Pollak）[47]一样生活在一起。’这当然不是在说笑话，因为在我们提醒他后，他才发现了这个失误。”

22.偶然的口误会代替详细的描述。一个正在房间洗裤子的女士告诉我，她的有病的丈夫去问医生，为了他的健康，在饮食上应注意些什么，这个医生说，特殊的饮食是不重要的。她补充说：“他可以吃喝我需要的任何东西。”

23.一位绅士向一位刚刚死了丈夫的女士说了一些悼念的话，他要补充这样的意思：“你可以通过将自己的精力用在（devoting，德文为widmen）孩子身上而得到一些安慰。”但他却用了“widwen”（这个词是一个并不存在的词）这个词，实际上他在此想表达的思想是：年轻漂亮的寡妇（Witwe）不久就会享受到新的性快乐。

24.在一次晚会上，还是这位绅士和同一位女士谈话，话题是对复活节的准备。他问：“你看过今天在维赫姆商店的展销（德文为Auslage）吗？这个地方完全被decollated（斩首）了。”

他不敢表达这种愿望：他很喜欢这个漂亮女士的这个半裸的胸脯（décolltage），因为单词Auslage在他的潜意识中有两层含义。

25“一个女士给我谈了她的一个一般性的熟人。她说她第一次看见他时，他和以往一样衣着华贵，尤其是他的那双漂亮的棕色Halbschuhe（短靴）。当我问她在什么地方见到他时，她回答说：‘他在我的房子的外面按响了门铃，我是通过放下来百叶窗看到他的，但我没有开门，假装家里没人，因为我不想让他知道我已经回到了镇上。’当我听她说话的时候，我发现她在向我隐瞒什么，事实可能是这样的：她不为他开门的原因是表明她并不孤独，而且她的衣着也不适合接待来访者。我略带讥讽地问她：‘你很羡慕他的Hausschuhe（拖鞋）——Halbschuhe（短靴），我的意思是说通过落下的百叶窗看到鞋？由Hausschuhe，我想到了她的Hauskleid（拖鞋），对此我压抑着不说出来。另一方面我也企图消除单词‘Halb（半），原因是这样的：这个单词中包含着被压抑的答案的核心，这个答案就是，‘你仅仅对我讲了实情的一半，你隐藏了另一事实，即你穿着半裸的衣服。’这个口误可能也与这个情况有关，在此之前，我们谈论了这个很特别的绅士的婚姻生活和他的h?uslich（家庭）幸福，这无疑促使了我的这种替代（对Haus）的产生。最后，我必须承认，我的妒嫉使这个衣着考究的绅士‘穿上了拖鞋’。最近，我自己也买了一双棕色的短靴，但看起来并非那么漂亮。”

现在这样的战争时代使人们表现出了很多口误，对这些失误我们也是不难理解的。

26“你的儿子在什么部队？”有人问一个女士，她回答：“第24杀手”（德文M?rder替代M?rser，Mortars）。

27.海曼在前线写道（1917）：“在我读一本很吸引我的书时，有人让我暂时做侦听电话操作员，当炮兵部队发来消息说，要检测一下线路时，我回答：‘测试结果正常，Ruhe（安静）。’

常规的反应应该是这样的：‘测试结果正常，Schluss（完毕）。’我的这种失误很好解释，因为在我读书的时候讨厌别人的打扰。”

28.一位中士让他的战友给家里人留下确切的地址，这样“Gespeckstücke”就不会寄错地方了。[48]

29.下面这个例子非常好，就不幸背景对人有很大的影响的观点而言，这个例子尤其重要。

我应感谢佳斯尔（Czeszer）博士，战争时期，他生活在瑞士中部，对这一现象进行了观察，并对此做了详细的分析，下面我就精选其中的一部分：

“我现在将我对口误的分析送给你，这是O大学的教授N的口误。在暑假结束前他开了一个情绪心理学方面的讲座，我还是从这个讲座说起。讲座的地点是在奥拉的那所大学，对象是被拘押的法国战犯以及一些学生，他们中有很多是法籍瑞士人，他们的同情心偏向协约国（Entente）。

在O镇，就像在法国一样，‘boche，（德国兵）是一个普通的名字，专门用来指德国人。但在公开的场所，诸如讲座之类的，高级公务员、教授以及负责一定工作的人，出于中立的考虑，都会尽量避免使用这个不吉利的词。”

“N教授在讲话时讲到了情绪的实践意义，他的意图是举一个例子来说明人们有意识地使用情绪的方式，这种方式就是肌肉活动——人们对这种肌肉活动本身并不感兴趣——它被愉快的情绪激活。为说明这个问题他讲了一个故事——当然，他讲的是法语——这是从地方报纸上引用的一个例子，这份报纸是从一个德国人那里弄到的——说的是一个德国中学校长，他让他的学生到公园参加劳动，目的是鼓励他们以较大的热情去工作，校长让学生想象，用地上他们打碎的每一块泥土，他们可以打烂法国人的脑袋。在他的故事中，每当有‘德国人’这个词出现的时候，N教授会很清晰地说‘allemand’，而不是‘boche’；但当他的故事讲到这个校长对学生说的话时，他却是这样的说的：Imaginez—vous qu’en chaque moche vous écrasez le crane d’un Francais，用moche替代motte（法语是clod［块］）！”

“我们可以明确地看出，这个谨慎的学者对自己控制得很好，从故事一开始，他就避免使自己使用这些习惯了的词语，避免政府使用的词汇出现在奥拉大学的讲台上。最后，他很成功地说出了‘intituteur allemand’（德国中学校长）这个词，这时，一个内在的东西表现在了他的结论里，这个表现似乎没有什么危险性。他曾努力压抑着这个单词，但由于和单词‘motte’的发音相似冒了出来，这样就不存在什么危险性。由于害怕自己不小心说出这个有政治色彩的字眼，他对这个平时习惯用的单词进行了限制。人人都知道这个单词，而且一个共和党人和一个民主主义者因为不能在一个地方自由地发表言论而表现出的愤恨等，所有这些干扰了他的意图——做一个谨慎的演讲。这种干扰对讲话者而言是明确的，不难判断，这种思想在他讲话之前就已经存在了。”

“N教授并没有注意到这个失误，至少他没有去纠正它，口误的出现非常自然。另一方面，这个失误被大多数法国人接受了，他们得到了真正的满足，其效果是很明显的，尽管这是一个文字方面的游戏。我自己也对这个似乎很微不足道的口误感到兴奋，虽然我由于显而易见的原因，没有用精神分析的观点向教授提出什么问题。不过，我把这个材料作为验证你的理论的例子，即失误有内在的决定因素，在口误和玩笑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

30.下面的口误例子是由一个奥地利官员里特南特（Lieutenant）报告的，其原因也与悲愤的战争时代有关。

“我作为一个战争罪犯在意大利关押了几个月，我们有两百人被关押在一个小房子里。当时，我们中的一个人死于流感，这件事给人的印象很深，因为当时缺少医疗服务，因此这种流行病很可能会很快蔓延开来。我们将这个死者放在了外面的一个小房间里。那天晚上，我和我的一个朋友在房子的周围散步，我们两个都想去看一下死者，走进小房子时我们对看到的那一幕使我们极为震惊（当时我在前面）。万万没有想到，棺材距门口很近，我几乎就要接触到死者的脸了。放在活动的东西上的蜡烛发出的光线投射在死者的脸上，使这张脸完全变了形。之后我们又去绕着这所房子散步，但看到的那个情景一直萦绕在我的脑海。我们来到另一个地方，从这里可以看到一个笼罩在月光之下的公园，以及月光下明亮的草地，草地的上面还浮着一层薄雾，这好像是招呼死者的地方，我似乎看到了拿着绳索的小鬼儿在附近的松树下面翩翩起舞。”

“第二天下午，我们埋葬了死者，走在路上——被关押的地方到邻近小村的哀悼死者的地点——我们既感到悲痛，又感到屈辱，因为这个被愚弄的人群是由这些尚未成熟的青年组成。这些粗鲁、喧闹的村民利用这种机会将自己的情绪宣泄出来，这种情绪是好奇和愤恨的混合。我感到，即使在这样一种不设防的情况下，我们也无法逃避这种侮辱，对这种粗鲁表现的厌恶到晚上仍一直袭击着我。同一时间，和前天一样，我和我的那个朋友又沿着我们的房子散步，我和前一天发生的一样，当我们路过这个曾存放着尸体的那个小房子门口时，记忆中的那个情景又非常清晰而强烈地出现在我的脑海，在我们看到那个明亮的公园的那个地方，同样的月光在笼罩着。我停下来，对我的同伴说：‘我们在这个坟墓（Grab）上坐一下——草（Gras）和下沉（sinken）的小夜曲’（意思是坐在草地上唱一个小夜曲），直到我出现了第二次失误后，我才注意到了自己的口误，我马上纠正了第一个错误，完全没有意识到它所包含的意义。现在，我要对此进行分析，把这两个口误连起来就是这样的：‘在坟墓——下沉。’这种画面又在我的脑海闪现：跳舞的小鬼儿，和笼罩在他们身上的月光；躺在棺材里的那个同伴，当时的那种活动的印象；埋葬他时的场面，以及我当时出现的那种厌恶的情绪；关于那种传染病的谈论场面，表现在这些官员脸上的恐惧等。后来，我记得这是我父亲去世的日子，我的记忆本来很差，能够记住这个日子确实使我感到吃惊。”

“接着的反应使我注意到两个晚上的情况的相似性：一天的同一时间，月光普照，同一地点，同一个同伴。我记起我们谈论那种传染病扩散的可能性时我表现出的烦躁的情绪；我想了我的那种发自内心的要求——不能让这种恐惧吓倒。我逐渐意识到我的这句话的词序的重要性：‘我们——在坟墓——下沉[49]，我认识到，仅仅将‘坟墓’纠正为‘草地’——我已经谨慎地这样做了——仍导致了我的第二个失误（用‘下沉’［sink］替代‘唱’［sing］），目的是使自己的这种压抑的情结充分地表现出来。

“我再补充一点，当时我正受着噩梦的困扰，经常梦见我的一个亲戚，在她生病的时候，我经常去看她，也知道她已经死了。就在我被关押之前，我已经得到消息，毒性很大的流感正从她所在的那个地方蔓延开来，我向她表达了我对此的恐惧情绪。从此以后，我再也没有和她接触过。几个月后，我得到消息，她已经成为这次流感的牺牲品。两星期后，这里也有了流感！”

31.下面的口误例子与一个医生的痛苦冲突有关。一个男人得了一种可能是致命的疾病，由于对他的确切的诊断尚未确定下来，因此他来到维也纳等待结果。他恳求他的一个朋友——他年轻时认识的，现在成了一个著名的内科医生——对他进行治疗，对此，他的朋友虽然不太情愿，但最后还是同意了。一般而言，这样的病人应待在护理室，因此这个医生建议这个地方应成为他的一个‘哈里’（Hera）疗养所。这个患者反驳道：“当然，这仅仅是特殊患者应待的地方（像一个产房）。”“噢，不，”这个医生匆忙回答：“在这个疗养所，他们可以umbringen（结束）——我是说，unterbringen（接收）各种患者。”他对自己的这个口误进行了辩解，“当然，你不要认为我对你有什么敌意。”一刻钟后，这个医生和一个照看病人的护士一起出去了，他说：“我还没有发现什么，对此我仍不相信，但如果真是这样的话，我建议用大剂量的吗啡和安眠药，让他平静地结束自己的生命。”很明显，他的医生朋友坚持：只要证明他得的是这种不治之症，他（医生）要通过药物来减少他的痛苦，实际上这个医生要结束他的这个朋友的生命。

32.这个例子具有特殊的意义，因此我不想把它删去。据我的记忆，我已经把它保留了大约20年。“在一个聚会上，一个女士提出了这样的观点——从这些词语可以看出，这些词语的出现是出于一系列的神秘的冲动或动机：‘是的，如果一个女人要取悦男人的话，她就必须漂亮。男人就好多了，只要他five straight limbs（五肢健全）（德文为fünf gerade），他再不需要其他什么了。’通过这个例子，我们可以分析一下与此密切联系的导致口误的机制，即浓缩和混合，我们有理由将这两个意思相同的句子融合起来：

只要他有four straight limbs（健全的四肢）

只要他有five wits about him（健全的五官）

‘强健’（straight）是两个句子共有的意思，这样这两个句子的格式便是：

只要他有straight limbsto treat all five（s）as even numbers。[50]

（将所有的5都做整数对待）”

“事实上，没有任何东西可能阻止我们做出这样的设想：句子的这两种格式——一个是关于他的五官，一个是关于‘整数的5’——在导致她说出第一个数字上，分别有不同的作用，神秘的五对简单的4的替代，引入句子用来说明健康的肢体。但是，如果这种融合以口误的形式表现出来，它本身并没有什么意义——仅仅表示一种不愿接受的具有讽刺性质的事实，而这个表达来自一个女士——这种融合也不会发生。最后，我们也不要忽略这个事实，这个女士从字面上表现出的那种表达，也可以看作一个玩笑，和看作有趣的口误一样。这里的一个简单的问题是，她以这种方式表达是有意识的还是潜意识的，如果讲话者本人根本没有意识到自己的意图，那么这就纯属口误而非玩笑。”

在兰克（Rank，1913）报告的例子中，我们可以看出玩笑和口误的接近程度到底有多大。

这个女士对她表现出的这种失误作为玩笑看待的，她因此大笑了起来。

33“一个刚刚结婚的男人，其妻子很注重保持她作为一个女孩的外表，因此不愿和他做频繁的**。他给我讲了他和自己妻子之间的一件事，他和妻子都感到很有趣。那个晚上，他再次违背了妻子固执的规定，到了早上，他在他们两个的房间里刮胡子，他的妻子仍躺在**，为了安全起见，他和平时一样使用了妻子放在床头柜上的粉扑。很关心自己肤色的妻子几次告诫他不要用她的东西，这次看到后生气地吼道：‘你怎么还这样，powdering me（mich）with your（deiner）fuff（你怎么用你的粉抹我）！’她丈夫的笑声使她注意到了自己的失误’（她的意思是说：‘You are powdering yourself ［dīth］again with my ［meiner］puff［你怎么又用我的粉抹你的脸］），她自己也因此大笑了起来。每一个维也纳人都知道，‘抹粉’是指‘做**’，粉显然代表男性**。”

34.下面的例子是由斯塔福提供的，也可以将此视为一个玩笑：

“弗洛患有心因性疾病，人们经常劝说她去看心理医生X博士，但总是遭到她的拒绝，她说这样的治疗没有任何价值，因为这个医生将任何问题都和性联系起来。这一天终于来了，当她准备接受医生的建议时，她问道：‘Nun gun，wann ordin?rt also dieser DrX？’”[51]

35.实际上，从玩笑和口误的联系来看，口误是一种缩略。

中学毕业时，一个女孩根据当时人们的普遍看法，她选择了医学。但几个学期的学习后，她又转而学习化学。几年以后，在她回忆这种变化时，她用下面的话表达了当时的思想：“总体上，我的这种改变并非荒唐，当我不得不拔出尸体上的手指甲时，我完全失去了对‘化学’的兴趣。”

36.在此，我插入另外一个口误的例子，这个例子不难解释。“在解剖学课上，一位教授要讲鼻腔，这是众所周知的关于肠病学（enterology）上的难点。当他问学生是否听懂了他讲的内容时，学生说听懂了。最后，这个以自己有独到的见解而出名的教授说：‘我几乎不能相信，虽然维也纳有几百万的居民，但理解鼻腔的人只能用“一指”（on one finger）来数，我是说屈指可数。’”

37.还有一次，这个教授还说：“如果是女性**，尽管有很多Versuchungen（**），但请原谅，Versuche（实验）……”

38.我应感谢维也纳罗波斯科·A博士，他使我注意到了由一个法国老作家录下的两个口误例子，现在我不做翻译地将这两个例子摘录如下：

Brant?me（1527～1614），Vies des Dames galantes，Discours second：‘Si ay-je cogneu unetrès-belle et honneste dame de par le monde，qui，devisant avec un honneste gentilhomme de la cour des affaires de la guerre durant ces civiles，elle luy dit：“J’ay ouy dire que le roy a faict rompre tous les c de ce pays là”Elle vouloit dire les pontsPensex que，venant de coucher d’avec son mary，ou songeant a son amant，elle avoit encor ce nom frais en la bouche；et le gentilhomme s’en eschauffa en amours d’elle pour ce mot‘Une autre dame que j’ai eogneue，entretenant une autre grand’dame plus qu’ elle，et luy louant et exaltant ses beautez，elle luy dit après：“Non，madame，ce que je vous en dis，ce n’est point pour vous adultérer”；voulant dire adulater，comme elle le rhabilla ainsi：pensez qu’elle songeoit à adultérer’。[52]

39.当然，现代有很多口误例子都涉及到性问题。弗洛描述了她第一节英语课时的情景：

“这很好玩，老师是一个漂亮年轻的英国男子，他上的第一节课是让我理解“durch die Bluse”（通过上衣）——我是说“durch die Blume”（通过精华，也就是“间接”），他很愿意单独给我讲课。”（来自斯塔福）在心理治疗的过程中，我企图消除那种神经症症状。这也是我一直努力的目标。从患者说出的原因，以及对其的自由联想来看，压抑着的思想内容一直没有向我展示出来，但又通过很多方式来说明它的存在。口误在这里起到了很大的作用，这一点可以从一些例子中看出。如，一个患者讲到他的阿姨，他却叫了“妈妈”，他并没有注意到这个失误。另一个则把她的丈夫称做“哥哥”，用这种方式，他们让我注意到这个事实：他们把这个人当做另外一个人，一个在他们的生活中有很重要的意义的人，他同时也表现了与此相应的情绪。我们可以举一个具体的例子：一个20岁的年轻人在咨询时间对我做了如下的介绍：“我是你治疗的某某的爸爸，请原谅，我是说我是他的弟弟，他比我大4岁。”我从他表现出的这个口误推断，他通过这个口误来表达这样的意思，像他的哥哥一样，由于他爸爸的影响，他也是一个患者，他想得到治疗，而实际上最需要得到治疗的是他的爸爸。有时候，单词的排列听起来很不合常规，其表现也似乎是被迫的，这也足以说明患者被压抑的思想已经前移到患者的语言表达上，虽然人们关于这种前移目的还有分歧。

从粗略的言语混乱和精巧的言语混乱中（主要由口误组成），我们发现，并非“声音接触的效果”，而是存在于这些言语表现之外的内在思想的影响决定着这些失误的产生，或只有这样才能对这些失误做出合理的解释。我不想对声音相互影响的理论或规则提出质疑，但是就这些规则本身而言，很难对正确的言语表达有足够的影响和干扰效果。从我们精心研究的和探索的例子来看，这些规则并不代表其发生机制，而这种机制通过遥远的心理动机则更易于解释，尽管这些心理动机与声音规则的联系不大。很多有替代表现的口误例子中，我们完全没有发现声音的规则，在这一点上，我同意冯特的观点，冯特和我都认为：控制口误的是情结，是远在这些声音接触之外的东西。

虽然我接受了这种“遥远的心理影响”（remoter psychical influences）（冯特用语）的观点，另一方面，也没有什么障碍可以阻止我得出这样的结论：在匆忙讲话的情况下，注意在很大程度上指向的是它所表达的内容本身，控制口误的条件很容易限制于梅林格尔和梅尔的规则[53]。

作者对收集的很多例子的分析都是有道理的。如我们上面举过的一个例子［第53～54页］：“Es war mir auf der SchwestBrust so schwer”在这一句子中，“schwe”的发音是否把这个人有同样价值的发音“bru”通过本身的“前移”逼迫到后面呢？当然，我们也不能否定这样的观点：由于某种特殊的联系，组成“Schwe”

的发音本身以这种方式突出出来。这种联系只能是这样的：“Schwester”（妹妹）——“Bruder”（弟弟），也许还可以这样解释：“Brust der Schwester”（妹妹的**），是这种联想使人们与另外一组思想联系起来。正是这种隐藏于这些现象之后的无形的东西供给了“schwe”这个词出现的能量，这样就产生了讲话时的失误。

通过对其他的一些口误的分析，我们可以提出这样的假设：这种真正的干扰因素，在发音和意思上和这个隐藏的单词有很多相似之处。人为歪曲和重组这个单词或表达——这个单词或表达与人们的粗俗的欲望相联系——其根本目的是：利用这种机会来暗示这种被压抑的思想或欲望的存在。另一方面，对单词的这种操作是如此的频繁，以致很难找到突出的东西，即使它并非意指人们的欲望。归于这一类的很多，如Eischeissweibchen（替代，Eiweissscheibchen）[54]，Apopos Fritz（替代，à propo）[55]，Lokuskapit?l（替代，Lotuskapit?l）[56]，等等。或许，圣玛丽·玛度兰的[57] Albüsterbachse[58]（替代，Alabüsterbüchse）以及“Ich fordere Sie auf，auf das Wohl unseres Chefs aufzustossen”［见第54页］等只能是一种潜意识的文字游戏，通过这种方式来保护人们存心要表达的东西。如果我是那个受到人们敬重的首长，在庆典仪式上，讲话的人表现出了口误，我会考虑使用罗马人的智慧，让这些士兵庆祝胜利的时候用唱讽刺歌曲的形式表达出他们对这个所尊敬的人内心存在的谴责。——梅林格尔也说过这样一件事，有一次他和一个人讲话，由于这个人是这里最年长的一个，因此他用了一些礼貌用语，这主要出于对他的敬重，使用了这样的称呼：“Senexl”[59]或“altes（老）Senexl”，“Prost（保重身体），Senex altesl！”他对自己的这种失误感到震惊（梅林格尔和迈耶尔，1895，第50页）。如果我们明白这一点，对他的这种情绪就不难解释了，“Mtesl”与这个侮辱性的表达“alter Esel”（老蠢驴）有密切的联系。他可能由于对长辈的不敬行为而受到过强烈的惩罚（是童年时期使用过的词语的再现，这源于对他的父亲的尊敬）。

我希望读者不要忽视这些解释——对这些解释是无须证明的——及我用精神分析的方式对我收集的例子的解释在价值上的差异。如果我仍然坚持我的看法：即使明显很单纯的口误也追踪到这种存在于表达的内容之外的半压抑状态的思想，那么我就企图用同样的方式去观察梅林格尔的发现——这些发现本身也是很值得我们注意的。这位作者说，一种使人感到奇怪的事实是，没有一个人会承认自己出现了口误；而且，对一些敏感和诚实的人而言，如果我们告诉他出现了失误，他还会表现出不满的情绪。但是我不会像梅林格尔一样说得那么绝对，即“没有一个人会……”对在口误发生后的情绪进行具体的分析，就不难发现，其本质上是一种羞耻情绪。这会使我们联想到在我们无法回忆起来一个名字时出现的烦恼情绪［第6页］。使我们感到奇怪的是，我们会坚持回忆这种似乎是微不足道的记忆内容［第30～31页］。这表明，某种动机在这种干扰的出现上起着重要作用。

当对一个名字的歪曲有存心侮辱人的性质，那么，用潜意识口误的方式表现的情况则具有同样重要的意义。迈耶尔报告说，有一个人在说“Freud”（弗洛伊德）时，却说成了“Freuder”，因为不久前他提到了“Bleuler”[60]（梅林格尔和迈耶尔，1895，第38页），还有一次他把这种方法说成是“Freuer-Breudian”治疗方法，他或许是一位学者，但他肯定不会热衷于我们的方法。在下面关于笔误一章里，我会报告有关名字的歪曲方面的例子，当然我们不会用其他的方式对此进行解释［第76页］。[61]

在这些情况下表现出干扰因素是人们的一种指责态度，而且，由于它与讲话者的意图不一致，这种指责不得不搁弃一边。

另一方面，用一个名字替代另一个名字，错误地说出了另一个人的名字，以及通过口误的方式对一个名字的认同等，都表明人们存在一种情感，而且由于种种原因，人们在当时的情况下又不能完全地将这种情感表现出来。费伦茨描述了他在上中学时的这方面的经历：“当我在吉纳西姆（中学）第一班时，我有生第一次要在公众面前（在全班的前面）朗诵一首诗歌，我做了充分的准备，但很害怕一开始就被爆发出的笑声打断，老师也告诉我安排我这么做的原因。我给这首诗歌取名‘Aus der Ferne’（来自远方），但我并没有说出原作者的名字，而用了自己的名字。

作者的名字是亚历山大·皮特，更换名字的原因之一是我们的姓是一样的，但其真正的原因无疑是这样的：在潜意识中，我已经将自己和这个英雄诗人等同起来，尽管在意识中，我对这个诗人的爱和尊敬已经接近于崇拜，在这个失误的背后隐藏着可怜的抱负情结（ambition-complex）。”

一个年轻的医生报告的口误例子也表明，这种认同也通过更换名字的方式表现出来。他非常谦虚和恭敬地向这位著名的法球（著名的病理学家）介绍自己说：“我是法球博士。”这位教授非常惊异，问道：“哈！你的名字也是法球？”我不知道这个野心勃勃的年轻人如何为自己的失误进行辩护的——是否是由于他对这位教授的讨好，使他发现在这个伟大的人物面前自己显得是如此的渺小，因此他自己通过口误使自己表现出来；或是否他有勇气接受这一点：他希望有一天，自己也会和法球一样成为一个伟大的人物，因此在和教授谈话时，希望他不要以这种傲慢的态度对待自己；或者是二者共同起作用，使这个年轻人在做自我介绍时出现了失误。

从这种极端个人特质的动机出发，我对另一个例子做公开的分析，当然我也不知道同样的解释是否适合这种情况。在1907年的阿姆斯特丹国际会议上[62]，我的癔症理论引发了人们激烈的争论，在针对我的一次激烈争论中，我的一位精力旺盛的对手，不断地出现口误，他使他自己站在我的立场上，以我的名义讲话，他说：“大家都知道，布洛伊勒和我证明……”，他的意思实际上是说：“布洛伊勒和弗洛伊德……”而我对手的名字和我的名字没有一点相似之处。这个例子以及其他的一些例子——在这些情况下都表现出名字交换的口误——都使我们注意到，这些口误并非由于发音上的相似引起，而唯一的解释是，个人资料中的隐含的因素在发生作用。

在其他的一些很重要的例子中，我们会发现，人们对自己说出的内容的自责倾向也会促使人们产生口误，甚至去替代与表达的思想相反的内容。在观察过程中，你会惊奇地发现，文字表达本身往往抵消了它本身的含义，而口误则暴露出人们的这种虚伪。[63]口误模拟了这种内在过程的具体表现——通常的情况是这样的，有些内容人们不希望说出来，这时口误便成为人们自我表现的一种方式。如下面的情况就是如此，一个男人对所谓的正规的**方式不以为然，并因此和一个女子展开了争论，而据说这个女子是一个喜欢卖弄风情的人。他说：“如果她要和我同房，她不久就会放弃她的‘koёttieren’（一个不存在的词）。”毫无疑问，他要说的是另一个词，即koitieren（**），实际上这种替代的真正意图是表达出这个词kokettieren（卖弄**）。

再举一例：“我们的叔叔由于我们在过去的几个月很少去看望他而表现出不满的情绪，我们让他搬进了一个新的房子，同时我们对他做了一次长时间的探望，他显得非常高兴，要分别的时候，他充满情感地说：‘从现在起，我希望比过去更少地见到你们。’”

当某种言语材料碰巧是有帮助的，这通常会导致口误的发生。据此来将这种材料显示出来，或以此来产生一种玩笑的讽刺效果。下面的这个由瑞勒报告的例子便属于这种情况。

“你自己会‘aufgepatzt’这个时新的帽子吗？（替代‘aufgeputzt’［装饰］）一个女士以羡慕的口吻对另一个女士说。她无须将她的真实想法进一步表达出来，因为她有指责对方的动机，这一点悄悄地使人们感觉到了：帽子的装饰（Hutauf-putz）是一件‘Patzerei’（笨拙的作品），这种指责从她的这个不友好的口误中明显地看出来，这种解释是令人信服的。”

下面例子中包含的指责虽然非常轻微，但很明确。

“一个女士被一个熟人邀请小坐，她对与这个人的喋喋不休和令人讨厌的谈话很不耐烦。最后，她终于得以脱身，她的熟人去送她，这时她还是用一些新的话题和她不停地说，到了走廊要分手的地方，她又一次被迫停下站着去听她长篇大论，最后她用这样的问题打断了她的女主人的谈话：‘在前面的走廊你在家吗？’直到看到对方惊奇的表情，她才留意到了自己的失误。她讨厌站在这个地方听这个女主人讲话，这使她在走廊上停留了很长时间，她想通过这样的问题打断对方：‘早上你在家吗？’这种口误表明了她对这种强迫性停留的不耐烦情绪。”

由格拉夫博士目击的这个例子表明，人们应对自己高度警惕。

“在‘康扣底亚’的一次一般性聚会上，社会杂志的一个年轻记者——他急需要一笔钱——发表一个攻击性很强的讲话，他激动地谈到了‘Vorschussmitglieder’（借款给他人的人）（替代‘Vorstandsmitglieder’［官员］或‘Ausschussmitglieder’［委员会成员］），后者有权力批准贷款，这个年轻人事实上正在申请贷款。”

通过对“Vorschwein”［第37页］这个例子的分析表明，在我们做出努力压抑一些侮辱性的言词出现时，口误很易于发生，以这种方式表达出自己的这种情感。

一个摄影师下决心要求他的愚笨雇主停止使用动物学方面的术语。一次他对自己学生——他企图将盛满东西的大盘子空出，在这么做的过程，不小心泼到地上一些——说：“你看，小伙子，首先‘sch?psen Sie[64]，一些。”此后不久，他又批评了一个女佣，因为由于她的粗心大意，她打碎了一打很值钱的盘子，他说：“难道你是如此的‘hornverbrannt…’？”[65]

下面的口误例子可以使人们看到，口误是如何导致突出的自我暴露的。其中的一些细节做了调整，全文参看布里尔（Brill）发表在Zentralblatt für Psychoanalyse第2卷上的文章。

“一天晚上，我和弗兰克博士外出散步，我们讨论了一些精神分析协会事务方面的问题，这时我们遇到了我的一个多年未见到的同事R博士，对他的私人情况我一概不知。再次碰到我们都感到非常高兴，在我的邀请下，我们到了一个咖啡馆，在这里我们兴高采烈地谈论了两个小时。

他似乎对我的情况很了解，因为在我们做了一般性的寒暄后，他问到了我的小孩的情况，并告诉我，他不时地从彼此的老朋友那里听到我的情况。他说，自从在一些医学杂志上看到我的研究后，他对我的工作很感兴趣。我问他是否结婚，他否定了，并且说：‘为什么像我这样的男人要结婚？’”

“离开咖啡馆后，他突然向我提出这样的问题：‘我很想知道在这样的情况下，你会怎么去做：我认识一个护士，在一个离婚案中，她以有通奸罪而闻名。这个妻子起诉了他的丈夫，并指控与她犯有通奸罪，‘他’获准离婚，我打断了他，‘你的意思是她获准离婚吧？’他马上对此予以纠正，‘是的，当然，她获准离婚。’接着，他说这件事对这个护士的情绪打击很大，因此，她便到酒馆去喝酒，变得有点神经质，等等，他要我提供对待她的建议。”

“当我纠正了他的错误后，我要他对此予以解释，但我得到了一个使人感到吃惊的答案：难道任何人都没有出现口误的权利吗？这很偶然，在此背后没有任何东西，等等。我回答，任何言语失误都有原因，而且，他事先也没有告诉我他没有结婚，因此我企图这样设想，他就是这个故事的主人公。因为，从这个口误中可以看出，想获得离婚的是他，而非他的妻子，这样他就可以不支付婚姻赡养费（根据我们的婚姻法），他就可以在纽约州再次结婚。他大吼着企图否定我的推断，但他的情绪表现太过分了，他明显很激动，继而又大笑起来。在我的一再要求下，让他出于对科学的考虑，把真相说出来，他说：‘除非你希望我说谎，你必须相信，我从来没有结过婚，因此你的精神分析式的解释是完全错误的。’他还说了这样的话，注意这些很细小的东西的人是很危险的，这时，他突然想起来，他还有一个约会，便匆忙离开。”

“弗林克（Frink）和我都坚信我对这个口误的解释的正确性，我准备对此做进一步的验证。

几天后，我邀请了我的一位邻居，也是R博士的老朋友，他的话肯定了我的解释，这桩离婚案发生在几星期以前，这个护士被控有通奸罪，现在R博士很信服弗洛伊德对这种机制解释的正确性。”

下面这个由兰克报告的例子中，自我暴露的表现也很明显。

“一个缺乏爱国情感的父亲，企图教育他的孩子们摆脱那些不必要的情绪的纠缠，他斥责他们的孩子参加了爱国游行。他的孩子却说，他们的叔叔也在游行的队伍。他回答：

‘你们怎么能学他呢？他是个白痴。当他发现孩子们对自己的回答表现出惊异的表情时，他才注意到自己出现了口误，马上抱歉地说：‘当然，我是说他是一个爱国者。’”

这个口误也可以解释为一种自我暴露，此例是由斯塔克报告的，而且他自己增加了一些中肯的解释，尽管对口误的解释并非他的任务。

“一个女牙医答应为她的妹妹检查一下她的牙齿，看是否在两个臼齿之间有什么Kontakt（附着物）（或者说，看一下这两个臼齿的表面是否接触很好，有没有什么食物残渣留在里面）。

她的妹妹抱怨她的检查用的时间太长，开玩笑地说：‘她好像在治疗一个同事，而她的妹妹不得不等着。’这个牙医终于给她做完了检查，并发现在其中的一个臼齿上有一个小洞，她说：‘我想还不算太坏——尽管你没有Kontant（现钞）——我说的是附着物。’‘你看，’她的妹妹笑道，‘为什么你让我比你的付费患者等的时间长，你的贪婪是唯一的原因。”

“当然，我不应该把我自己的联想强加于她，或据此得出什么结论；但是，当我听到这个口误后，这种想法突然闯入了我的脑子：这两个快乐、聪明的年轻女子还没有结婚，她们和年轻的小伙子的接触很少，因此我自问，如果她们有足够的现钞，是否她们会和年轻的小伙子有更多的接触呢！”（参见斯塔克，1916）下面的这个由瑞克（1915）报告的口误例子，也表现出人们自我暴露的倾向：

“一个女孩处了一个男友，但她对他不太满意。为了使这两个年轻人有机会在一起，他们父母双方特意安排了一个由他们两人都参加的晚会。年轻的女孩对这个求婚者表现出了足够的自控和戒备，并设法不让对方看出自己的厌恶情绪，而这个求婚者则对她表现得很亲近。但是，当她的母亲问她是否较喜欢这个年轻人时，她礼貌地回答：‘很喜欢，他非常liebenswidrig！’”[66]

同样，下面的口误也是一种自我暴露，兰克（Rank，1913）将此称之为“机智的口误”。

“一个已婚妇女，她很喜欢打听一些趣闻轶事，据说她非常喜欢打听那些婚外风流韵事，即使别人要求送给他们什么礼物作为回报，她也并不感到讨厌。一个很想和她发生关系的年轻人，通过自己的设计，为她讲了这么一个老故事。有两个生意上的伙伴，其中一个对他的合作伙伴的老婆很感兴趣，很想和她发生关系。最后，这个有点保守的夫人也同意了他的要求，但作为交换，必须付给她一千金币作为礼物（相当于400美元）。当她的丈夫要去旅行的时候，他的合作者向他借了一千金币，并答应第二天将这笔钱还给他的妻子。当然，他将这笔钱还给了他的妻子，但他说这是给她的满足自己需要的礼物。但是，她想，当她的丈夫回来向他要这笔钱时，就会发现这件事，从而会伤害到他。当这个年轻人讲到这里，即这个引诱者说‘明天我会把钱还给你的妻子’时，这个听者用非常明显的话打断他：‘让我想一下，你不是已经付给（repaid）我了吗——抱歉——我是说你已经告诉（told）我了吗？’她已经不能再给什么更明确的暗示了，这难以用实际的言语表达出来，即她已经接受了这个年轻人的要求。”

另外一个关于自我暴露的生动例子——这并没有导致什么严重的后果——是由塔斯克（Tausk，1917）报告的，其名字为“父辈的信仰”。A先生说，“我的未婚妻是个基督徒，她不愿意接受犹太教，因此我自己就被迫将自己的信仰从犹太教转化为基督教，这样我们才能够结婚。若我不改变我的宗教信仰，这并没有什么内在的阻力；但我发现，其背后的目的在起作用，表面上看来我不再坚持犹太教了，因为犹太教也并非一种宗教信仰。然而，我一直坚持，我仍是一个犹太人，而且我熟悉的人中，很少有人知道我受洗了。我的两个儿子的婚姻也是如此，他们都给予了基督教的洗礼。当孩子们都长大后，我才将我们的犹太背景告诉他们，主要是为了保护他们在学校免受反闪族（anti-semitic）思想的影响，也不使孩子因为一些不必要的原因来反对他们的父亲。几年以前，我的孩子还在读小学，我和孩子们到D地的避暑胜地度假，我们和一个做老师的一家人在一起。一天，我们和这个本来很友好的一家人在一起品茶，房子的主人并不知道他的客人的犹太血统，他用很尖刻的语言指责犹太人，本来我准备坚定地表明自己的立场，说明我就是犹太人，以便以后向自己的孩子举例说明‘一个人应有坚定的信念’。但我害怕自己坦白的表露自己后的不愉快变化，除此之外，我们有可能被警告离开这个避暑的地方，这不仅伤害到我本人，也伤害了孩子。因为，孩子们的假期是很有限的，这个主人会不会因为我们是犹太人变得对我们不友好。如果再听我们继续谈下去，我怕孩子们会坦诚老实地将这一重要的事实不小心说出来，因此，我便设法让他们离开这里到公园去玩，我说：‘到公园去吧，Juden（犹太人），’然后很快地纠正，Jungen（年轻人），用这种方式，‘我的坚定的信念’从这个失误中表现了出来。其他人并没有从我的口误中发现什么，因为，他们认为这很不重要，但我从此吸取了一次教训，如果自己是一个孩子，或有像自己的孩子一样的孩子，不妨承认这种‘父辈的信念’。”

下面的例子是一个法官在判案的过程中记录的一个口误，其作用是为了表明一个人是无罪的。

一个士兵被控犯有私闯民宅罪，他说明了下面的事实：“到现在为止，我还没有从部队退役，Diebsstellung[67]，因此，现在我仍然是部队的人。

如果口误作为向医生提供信息的方式，在精神分析过程中，这种口误有较悦人的效果。因为，患者好像认为，如果他能够就此和医生展开讨论，他就会受到欢迎。曾经有一次，我不得不对一个患者的梦进行解释，在他的梦中出现了‘Jauner’这个名字；做梦者也知道某人叫这个名字，但是，他不知道为什么他的名字会出现在自己的梦中。我冒险地这样暗示他，仅仅是因为这个名字听起来像“Gauner”（骗子）这个词，他匆忙和我激烈地争论起来。这时，他出现的第二个口误证明了我的设想，因为他又一次将同样的字母搞混了。他的答案是：“对我来说，这太jewagt了（替代gewagt，意思是‘牵强’）。”[68]当我让他注意到了这个失误后，他接受了我的解释。

如果双方正在激烈地争论，其中一方出现了口误，其意义和要表达的意思相反，这会使他处于不利地位，其他对手也往往从中获利。

人们会给予这些口误或其他失误同样的解释，即我在书中提出的这种解释，即使他们并不认可我提出的理论，即使他们能够容忍这种失误。在特定时刻，由这些口误唤起的幽默和讽刺，显然和我们平时的解释——这仅仅是一种言语方面的失误，没有什么心理学方面的意义——是不相同的。德国的皇宫大臣、布龙（Bülow）太子也是人，也出现口误。在下面的一段话里，他企图保住自己的地位，当谈到要保卫他的君主（1907年11月）这样的字眼时，他表现出了一个口误，这和他要表达的意思正好相反。他的话是这样说的：“就目前而言，是威赫姆大帝的新纪元，我再次重复我几年前说过的话，说君主周围有一帮可信任的顾问，这是不公正的，不合理的……（大叫‘不负责任的’）……不可信任的顾问，抱歉把话讲错了。”（大笑）

在这种情况下，由于否定词较多，布龙说出的话不太明显，而且由于对讲话者的同情以及出于对他所处的困境的考虑，人们并没有深究他的失误。几年后，也是在同一个地方，另一个讲话者则就不那么幸运。他企图表明自己对君主的毫无保留的支持，但在表达这个意思的时候却出现了口误，而这说明在他忠诚的胸怀中还保留着另外的情绪，他的话是这样说的：“党员们（德国国家党）：我要讲的问题是，我们的立场有赖于议会的议事通则，据这些通则，议会有权力向君主发表讲话。我们的信条是：德国人民团结的思想和愿望是决心在这件事上形成一种联合声明，如果我们完全充分地考虑到君主的感情，这样我们应该spinelessly（无骨气）（德文为rückgratlos）地这么做。”（笑声持续了几分钟）“先生们，我说的不是rückgratlos，而是rückhaltos（无保留地）”（大笑），“在这个困难时刻，即使君主也会接受人民的这种声明——这个无保留的声明——这正是我们希望看到的。”

1908年11月12日的《社会民主报》不会放弃注意这个具有重要的心理学意义的口误的机会：

“在任何国会从来没有这样的先例，一个成员像这个反闪族的党员一样，通过言不由衷的自责，来表明自己以及其他大多数人对君主的态度。在第二天的争论中，在表现如此严肃的情绪时，他却失误地接受了这一点：他和他的朋友希望对君主无骨气地表达出自己的观点。四周的笑声淹没了这个不幸的人随后的言词，他想有必要对此表示歉意，说自己的真实意图是‘无保留地’。”

我再举一例，这个口误具有神奇的预言性。1923年早期，在世界金融界发生了很大的震动，一个年轻的银行家X——或许是W地区的最新的暴发户，他是当时最富的人，也是最年轻的——在经过短期的抗争后，获得了银行的绝大多数拥有权。之后便是一次著名的会议的召开。在这次大会上，这个银行的老董事长，老一代的金融家，却没有被选上，年轻的X成为这家银行的主席。

在发表告别演说时，这个经营董事Y先生向老主席对银行做出的贡献表示敬意——这个老主席没有被选上。听众们发现，这个讲话者一再地表现出痛苦的口误，他不断地谈到这个任期已满的（dahinscheidend）老主席，而不是杰出的（ausscheidend）老主席，结果是，这个没有被选上的老主席，在这次大会的几天后去世了，不过他已经八十多岁了（来自斯塔福）。

另外一个精彩的口误例子，其目的更多的不是讲话者的自我暴露，而是为剧场的听众埋下伏笔。这个例子来自席勒的话剧《华伦斯坦》（比科洛米尼，第一场，第五景），这也表明这个剧作家了解这种口误技巧，熟悉口误的机制和意义。剧情是这样的：马克斯·比科洛米尼热情地支持公爵（华伦斯坦）的理想，并富有**地描述了和平的美好，这是在他送华伦斯坦的女儿回营时才明白这一点的。在他就要离开舞台时，他的父亲（奥克塔维奥）和奎斯登贝格——皇宫的密使——惊恐地闯了进来，接下来是这样的：

奎斯登贝格：天哪！怎么能容忍这样呢？

朋友们呀！我们就这样让他走吗？

如此地愚弄——让他走掉？

不马上把他叫回来，不要让他睁眼看这里。

奥克塔维奥：（从深思中恢复过来）

他现在打开了我的眼睛，我看到的东西比我想象得还要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