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必须明确指出,我对威洛尼克的这种敌对或厌恶情绪——有意识地——实际上是一种长期被超越的东西。这几次,她的外表和态度有了变化,这对她极为有好处,我要去见她,即使我很少有机会真正友好地对待她。通常,我的潜意识会固执地附着于我的最初印象;即‘往事的回忆’和憎恨。”
“皇宫暗示另一个人,一个上了年纪的法国女人,她曾经无数次地‘保护’家庭妇女,人人都尊敬她,无论大人还是小孩——无疑我也怯她三分,有一段时间我是她的élève(学生),主要学习法语对话。这个单词élève使我回忆起这样一件事,我去看望在波西米亚的一个表哥,使我感到有趣的是,这里的人将élève叫做‘L?wen’(狮子),这段有趣的记忆对于从土狼到狮子的替代也发挥了一部分作用。”
11.下面的例子也表明,在一定时期起决定作用的个人情结,由于微妙的联系,会导致我们对名字的遗忘。
“两个男人,一个老人,一个年轻人,6个月前,他们一起到西西里岛做了一次旅游,现在他们相互交换了在那个愉快和令人留恋的时期收集的东西。‘让我想一下,’年轻人说,‘在我们去西里纳特旅游前的那个晚上,我们所在的地方的名字是什么?是不是卡拉塔弗米(Calatafimi)?’老者否定了:‘不是,肯定不是,但是,我也忘掉了这个名字,尽管我仍清楚地记得我们在那里停留的所有细节,当我发现其他人忘掉了一个名字,这也会使我将这个名字忘掉。让我们想一下这个名字,但是,出现的是卡塔尼塔(Caltanisetta),这肯定也不是’。
‘不是,’年轻人说:‘这个名字好像是以一个‘W’开头的或中间有一个‘W’。”“但是,意大利文中没有‘W’,老者表示反对,‘实际上可能是一个‘V’。之所以说成‘W’,因为在我自己的语言中,我对这个字母非常熟悉’。老者仍然不同意这是字母‘V’,‘事实上,’他说,‘我相信我将西西里岛上的很多名字都忘了,这或许是一个做实验的好机会,在古人称之为埃纳(Enna)的地方,那个山上的一个地方叫什么名字?噢,我知道了——Castogiovanni。’接着这个年轻人回忆起来那个被遗忘的名字,他说:‘是Castelvetrano。’他很高兴他们提到了‘V’字母。一时这个老者仍没有表示认同,但当他接受了这个名字后,他开始解释他遗忘这个名字的原因。‘很明显’,他说:‘它的后半部“-vetrano”听起来很像是“veteran”(老的),我不喜欢想到衰老,而且每当我涉及到这一问题,我便会有很奇怪的反应。’如最近我曾用这种最奇怪的语言攻击我的一个很亲密的朋友,‘你的青春一去不复返了’,因为有一次在奉承我的时候他说过这么一句话,说我‘不再是一个年轻人了’。表明我抗拒这个名字‘Castelvetrano’第二个部分的另一个信息表现在替代名字‘Caltanisetta’的发音上,‘这个年轻人问:Caltanisetta本身又有什么意义?’老者承认:‘它很像我的一个年轻女友的爱称。’”
“过了一会儿,他补充说:‘当然,埃纳也是一个替代名字,现在我明白,Castrogiovanni——在理智的帮助下,这个名字被迫出现——听起来很像‘giovane’(年轻)这个词,就像遗忘的Castelvetrano听起来像单词‘veteran,(老的)一样。”
“老者认为,用这样的方式可以解释他关于名字的遗忘问题,但他们并没有说明这个年轻人的同一遗忘现象的动机。”
不仅仅是动机,而且控制遗忘产生的机制也引起了我们的兴趣。在很多情况下,对名字的遗忘,并非因名字本身唤起了我们的这种动机,往往是因为——由于发音上的相似,或者由于谐音等——它触及到了另一个名字;而我们的动机又反对这个名字的活动。如果这个决定性的东西通过这个方式得到了一丝放松,那么这个现象的解释就容易了,如下面的例子。
12.这个例子由黑奇曼(Eduard Hitschmann)博士报告(1913a):“N先生企图说出书商吉福尔(Gihofer)和兰奇博格(Ranschburg)的公司的名字,但他冥思苦想,想到的只是兰奇博格的名字,尽管他非常熟悉这个公司。回到家里后,他感到有点不太满意,认为有必要问一下他的哥哥(他已经睡了)该公司名字的前半部分是什么,他的哥哥毫不犹豫地就将这个公司的名字告诉了他,这样,通过对‘Gilhofer’的联想,‘Gallhof’这个单词马上闯入了N先生的大脑。Gallhof是一个地方,数月以前,他曾在这里和一个很漂亮的女士一起散步,作为纪念品,这个女士送给他一个礼物,上面刻着这样的字样,‘纪念在Gallhof度过的快乐时光。’就在这个名字被忘记的前几天,这份礼物被彻底地打烂了。看来很偶然,在他用力地合上抽屉时,这种不幸的事件发生了。他似乎有了一种内疚感,因为他知道这种表征行为的意义,当时,他对这个女士的感情具有矛盾性,当她提出他们应结婚时,他犹豫了。”
13.汉斯·萨克斯(Hanns Sachs)博士说:“在谈论热那亚及其周围的环境时,一个年轻人要提出一个叫Pegli的名字,但他做出了很大努力仍无法将它回忆起来。在回家的路上,他想到了导致这个熟悉的名字溜掉的令人不安的动机,这时他想到另一个发音很相似的单词:Peli。他知道,在南海有一个岛就叫这个名字,这里的居民仍保留着一些非常著名的习俗。最近,他在一本人种学著作中读到过这方面的材料,那个时候,他想用这个材料来支持自己的理论假设。接着出现的思想是:Peli是一部小说里的一个地方,小说的名字是Van Zantens glücklichste Zeit(Van Zanten’s最幸福的时刻),小说的作者是路易斯·布朗(Laurids Bruun),我津津有味地读过这部小说。那一天,控制我的大脑思想一直围绕着一封信展开,这封信是同一天早上收到的,是一个他较喜欢的女士寄来的。信里说明了原因,恐怕他不得不放弃他们事先约定的一次约会。白天,他一直闷闷不乐;晚上,他出去散步,想摆脱这种使人厌烦的思想而去享受摆在自己面前的社会机遇。事实上,他对自己确定的标准太高,因此他企图尽可能使自己的情绪平定下来。
很明显,他的这些想法都是由单词Pegli引发的,因为在发音上它与Peli是如此的接近。同时,通过自己对人种学的兴趣,Peli与自己的个人资料相联系,包括Van Zanten’s和自己的‘最幸福的时刻’,以及那一整天出现的恐惧和焦虑。当他收到女友的第二封信后,他又变得非常兴奋,因为不久他就可以再见到她了,这样,我们的解释就很清楚了。”
这个例子使我们想起地理上接近的因素的影响,如那个被遗忘的叫“Nervi”的那个地方的名字(例1)。这样,我们发现两个发音相似的名字影响效果和一个名字的两个含义的影响效果是一样的。
14.1915年,和意大利的战争爆发后,我对自己的观察发现,很多意大利的地名被忘记了,虽然这些名字在以前记得很好。我有和其他德国人一样的习惯,部分假期是在意大利度过的,毫无疑问,对这些地名的大范围的遗忘,表明了我对意大利的敌对态度,这种情绪占去了我以前的记忆内容。除了这种遗忘名字的直接动机外,还应注意到这些间接的动机,它对人们有同样的影响。我当时还表现出一种遗忘非意大利地名的倾向,对这一现象进行研究时,我发现,这些名字似乎有一些共同的东西,他们在发音上和敌人军队的名字很接近。这样我折磨自己去回忆在比森兹(Bisenz)的摩拉维亚镇(Moravian)的某个地方的名字,当我最后想起来的时候,我突然发现,这种遗忘与在欧威特(Orvieto)的比森支大厦有关,比利·阿提(Belle Arti)旅馆就位于这个地方,我的所有的欧威特之行都住在这里,最美好的记忆被我的情绪严重地破坏了。
还有一些例子也可以用来说明这种名字遗忘的动机和目的。
15.斯托福(A.J.Storfer)报告说(1914):“一天早上,一个住在比斯尔(Basle)的女士得到消息,她年轻时的一个柏林朋友在度蜜月时将路过比斯尔,但只停一天。这个女士径直来到她的旅馆,当她们要分开时,她们约定下午再见一次,直到柏林女士离开为止。”
“到了下午,比斯尔女士却忘记了这个约会,我不知道是什么使她忘掉了这个约会。当然,在这个特殊的场合(和自己刚刚结婚的中学朋友的聚会),任何情况都可能发生,这可能是促使她拒绝或忽略再次约会的决定因素。深入的分析后,从这个例子我们会发现一点有趣的东西,这一点表明这个女士有一种潜意识的安全防卫。当她要会见她的柏林朋友时,她还在地处另一个地方的公司里,当时正在谈论一个维也纳剧中的婚姻、单身的可兹(Kurz)成为争论的内容,比斯尔女士流露出对这个婚姻的批评的言词,但当要提出这个单身者的名字时,她却陷入了一种难以言表的困境,因为她已经忘掉了她(单身者)的姓(众所周知,一般情况我们倾向于只讲姓,而且在很多情况下,姓都是单音节的),这种记忆受阻使她感到困惑,因为她经常听到可兹的歌声,而且她对她的名和姓都记得很好。在某人提醒她这个名字后,谈论的话题却改变了。”
“同一天的晚上,比斯尔女士和很多人在一起,有不少是下午讨论那个话题的人。很偶然,谈话的话题又转到了这个维也纳单身的婚姻,这时这个女士很容易地就想起了这个名字‘SelmaKurz’。‘哦,天那!’她惊叹到,‘这真使我吃惊,我完全忘掉了今天下午和我的朋友赛尔曼(Selma)的约会。’她瞟了一下表,这时她的朋友已经离开了。”
我们在此不想对这个恰当的例子评头品足,下面我们提供的例子不是对名字的遗忘,而是对一个外语单词的遗忘,而遗忘的动机产生于当时的情境(我们从此也可以看到,这些过程的机制很相似,同样的解释既适合于专有名字的遗忘,也适合于外语单词或词组的遗忘)。这个例子是说一个年轻人忘掉了一个英语单词“黄金”(gold)——这个词和德语中的词是一致的——目的是找一个满足自己欲望的机会。
16.这个例子由汉斯·萨克斯报告:“一个年轻人在一所公寓认识了一个英国女士,他似乎爱上了她。在他们认识的第一个晚上,他用本国语言和这个女士交谈,而且他们双方都感觉良好。但在他们用英语谈话的过程中,他要使用英语单词‘黄金’,任凭他做出多大努力,就是想不起来,而出现在他的大脑的是法语or,拉丁语aurum和希腊语chrysos,这些词强迫性地作为替代词出现了,以致他不得不下功夫抛弃这些词。尽管他明确地知道这些词和他所要的单词没有任何联系。最后,他发现,唯一使他理解这种遗忘的方式是他抚摸这个女士手上的金项链。使他感到不解的是,他发现,遗忘的这个英语单词和德语的单词是完全一样的,都是‘gold’。抚摸的最大价值——由于遗忘创造的机会——并不仅仅在于在女士不拒绝的情况下满足了自己的本能欲望,因为对恋人而言还有其他的机会。其主要意义可能在于,用这种方式表明他在向她求爱,这个女士的潜意识会从这种遗忘中推断出他的**目的,而这个目的又被清白的面具隐藏起来,特别是在她谈话时,她的潜意识又引起了他的注意。她对待他抚摸的这种方式,以及她对这个动机的接受,就成为表明她的态度的一种方式——这对双方都是潜意识的,但却很重要——通过这种爱的行动,他们达成了谅解。”
17.斯塔克(J.St?rcke,1916)报告了另一个有趣的例子。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将专有名词忘掉了,但随后又恢复了记忆,这个例子的典型特点是:这个名字的遗忘与错误地引用一首诗的诗句相联系,与前面的“科林斯大桥”的例子一样。
“Z,一个老法学家和哲学家,在一家公司讲述他在德国的经历,他认识一个很愚蠢的学生,有很多轶事都可以说明他的愚蠢。然而,他却想不起来这个学生的名字,他感觉这个学生名字的开头一个字母是‘W’,但后来他收回了这个想法。他想起来这个傻学生后来成为一个酒商。接着他讲了这个学生的另一个蠢事,然而,使他惊奇的是,他仍不能想起这个名字,‘他是这样一个愚蠢的家伙。’接着他说,‘我不知道我是如何成功地将这些拉丁语装入他的脑袋的。’过了一会儿,他想起来这个被他遗忘的名字好像是以‘…man’结尾的,这时我们问他是否想到一些以‘…man’结尾的其他的名字,他说出了埃德曼(Erdmann),(Earthman,地球人)这个名字,我们问:‘他是谁?’他说:‘也是那个时候的一个学生的名字。’他的女儿发现,一个教授的名字也叫埃德曼,通过仔细的询问我们发现,这个埃德曼教授是一个杂志的编辑,最近他拒绝了Z先生所建议的一项工作,而Z对此不太满意,因此他只好考虑放弃这里的工作(此外,后来我们发现,几年以前,Z有很大的可能被接受为埃德曼任教的那个部门的教授,这可能是他产生遗忘的另一个原因,因为这触及到了他较敏感的地方)。”
“这时这个傻学生的名字突然出现了,他叫‘林德曼’(Lindeman)。自从想到这个名字的结尾是‘…man’,很久没有回忆起来的是‘Linde’(一种树,菩提树)。当我们问他,这个‘Linde’使他联想到了什么?他首先说:‘什么也没有。’当我们坚持说,你头脑里肯定出现了与这个词有关的东西时,他向上看了一下,并挥动了一下手,说:‘是一个菩提树——对,菩提树是一种很漂亮的树。’此外,他再没有想到其他什么。这时没有人讲话,人们继续看书或做其他的事,过了一段时间后,Z先生梦呓般地引用了这么一段诗:
Steht er mit festen
Gefügigen Knochen
Auf der Erde,
So reicht er nicht auf
Nur mit der Linde
Oder der Rebe
Sich zu vergleichen.[26]”
“我好像获得了胜利似的叫了起来,‘这里有我们的埃德曼(地球人)。’我说:‘那个站在地上的人,这就是说地球人或埃德曼,并不能忍受与菩提树(Lindeman)和葡萄树(酒商)媲美。换句话来说,我们的林德曼,这个愚蠢的学生——后来成为一个酒商,仍然是一个愚蠢的家伙,但是我们的埃德曼要伟大得多,就是这个林德曼也是无法比拟的。’这种表现在潜意识中的讥讽和攻击性的语言非常普遍,这样我好像发现了这种情况下名字遗忘的原因。”
“我这时又问,这段诗是从那里引用的,Z说是歌德的诗,他认为这首诗的开头是这样的:
Edel sei der MenschHilfreich und gut![27]
后面还包括这样的句子:
Und hebt er sich aufwf?rts
So spielen mit ihm die Winde.[28]”
“第二天我查阅了歌德的这首诗,结果这个故事表现得比原先更加动人(尽管比较复杂)。
(1)这首诗的前几行是这样的:
Stehn er mit festen
Markigen Knochen…[29]
‘Gefügige Knochen’(柔枝弯曲)是一个很特殊的组合,对此我不准备细说。
(2)接下来的诗句是:
Auf der wohlgegründeten
Dauernder Erde,
Reicht er nicht auf,
Nur mit der Eiche
Oder der Rebe
Sich zu vergleichen”[30]
在整个诗里,根本没有提到菩提树,而他却将“橡树”换成了“菩提树”(在潜意识中),目的是做这样一种文字游戏:“地球——菩提树——葡萄树。”
(3)“这首诗的题目是:‘Grenzen der Menschheit(人类的局限)’,将上帝的全能和人的渺小进行比较,但诗的开头却是:
Edel sei der Mensch,
Hilfreich und gut!”
“这是另一首诗,全诗有几页长,诗的题目是‘Das G?ttliche’(神奇的自然),也包括了神和人的思想。随着对此的深入探讨,我发现这似乎触及到了生和死的思想,触及到暂时的和永恒的东西。人们脆弱的生命以及将来的死亡在这个例子中发生了较大的作用。”
在我们列举的很多例子中,为了解释人们对名字的遗忘,我们几乎使用了精神分析技术中所有的精髓。如果你想对此有更多的了解的话,建议你看一下伦敦的琼斯(Ernest Jones,1911a)的文章,这篇文章已被译成德文。
18.费伦茨的观察表明,对名字的遗忘有时可能是一种癔病症状的表现,在此情况下,其机制可能与其他表现遗忘的机制很不相同。下面的描述可能会看出这种区别:
“当时我正在接待一个患者,一个老处女,她经常记不起来一些很熟悉的名字,尽管她的记忆力表现很好。在我们分析的过程中,我们发现,这种遗忘是存心的,以此来表明她的忽视,而这又是表现她反对其父亲的方式,因为她的父亲不让她接受好的教育。她所以痛苦地清除一些内容(‘家庭妇女’的紧张)也是基于这一原因引起的,通过这种方式她表达的思想是,是你把我变成了家庭妇女。”
如果我想在第一阶段证明所有这些观点的话——我们以后将对这些观点进行讨论——我会列举更多的例子来对名字的遗忘现象做深入全面的探讨,但是请允许我用几句话将我们分析过的例子做一下总结:
名字遗忘的机制(更确切地说是名字溜出人们的记忆的机制,或暂时遗忘的机制)是人们存心干扰这个名字的出现,在人们的潜意识中存在一系列的反对它出现的思想。被阻止的名字和这种干扰情结(interfering complex)之间从一开始就存在着联系,或这种联系是通过人为的、外在联想的方式表现出来的。
在这些干扰情结中,个人情结(如,个人的、家庭的、职业的情结等)发挥的作用最大。
一个名字有多重含义,这样它就分属不同的思想(情结)系统之中,当它与另外一个更强烈的情结联系时,它的出现就会受阻。
对这些干扰动机而言,避免唤起痛苦的情绪是最明显的动机之一。
总之,名字的遗忘可以分为两类:一种情况是,名字本身触及到了一些令人不愉快的东西;
另一种情况是,它与另一个发生作用的名字相联系,这样出于自己的考虑,名字的再现被阻止了,或由于他们引起的密切的联系,产生了遗忘。
对这些现象的分析,我们可以明确为什么在几乎所有的失误行为中,我们都可以看出名字的暂时遗忘现象。
19.然而,我们远没有列举这一现象的所有特点,这里我想说明另一点,名字的遗忘具有很强的感染性。在两个人谈话时这一现象经常发生,如他们中间的一个人突然忘记了某个名字,结果往往是这样的,这个名字也会从另一个人的大脑里溜出去,在很多情况下,这种遗忘都是被引导出来的,然后被遗忘的名字又会很快地出现。这种“集体遗忘”(collective forgetting),严格地说是一种群体心理现象,并没有成为精神分析的主题,我们仅举一例(一个很精妙的例子)对此加以说明。赖克(Reik,1920)曾对这一有趣的现象做过分析。
“在大学里的一次小型聚会上,有两个哲学系的女大学生,大家正在讨论有关宗教领域的问题和从基督开始的文明历史问题,其中一个年轻的女士加入了讨论,她说在她最近读到的英国小说中发现了一幅带有很多宗教色彩的有趣的画。这里的年龄好像被打乱了,她补充说,小说描绘了基督的一生,从出生到死亡;但是她怎么也想不起来作者的名字(她关于这本书的封面以及标题的每一个字母的视觉记忆都是十分清晰的),其中的三个参加讨论的男大学生也说知道这本书,但奇怪的是他们也无法回忆起作者的名字。”
这个年轻的女士迫使自己对这一现象进行了分析,并企图发现这个名字被遗忘的原因。书的题目是《我是一个妓女》(Ben Hur),作者是路易斯·威拉斯(Lewis Wallace),她发现另外一个思想替代性地出现在她的大脑:“Ecce homo”—“Homo sum”—“Quo vadis”?这个女孩自己认识到,之所以将这个名字遗忘掉,是因为这是一种自我表现——和其他女孩一样,不小心使用的方式——尤其是在这么多年轻的男同学中间。在这种有趣的分析的基础上,可以产生较深刻的解释,如上所述,“homo”(男人)的替代,其意义似乎也不太体面。瑞克的结论是这样的:“这个年轻的女性对待这个单词的方式是这样的,她首先在这些男性面前提出一个疑问,表明她已经认识到这种欲望,而她本人对这个欲望是排斥和拒绝的,或这个欲望会引起她的不满。简单地说:说出这个词‘Ben Hur’,潜意识中等同于她要有性方面的提供,而她由此产生的遗忘,说明她拒绝了这种潜意识的欲望。同理,我们可以推断,这些年轻的男大学生的遗忘也是由同样的机制所决定,他们的潜意识已经理解了这个女士产生遗忘的真正含义,他们的遗忘表明了对这个女士礼貌行为的尊重……好像这个女士在和他们对话,通过这种记忆的丢失表达出一种明确的信息,同时,男士们的潜意识也对此有了足够的理解。”
有时,我们会连续遗忘一类名字,这一系列的名字从我们的记忆中逃了出去,如果要恢复这个遗忘的名字,必须首先寻找与此相联系的其他很多名字,通常发生的现象是这样的,这些新的名字——作为另一个名字产生的基础——也以同样的方式消失了,遗忘从一个名字转移到另一个名字,好像证明,这个障碍不是轻易就可以清除的。
第四章 童年记忆和掩蔽性记忆
在《精神病学与神经病学月刊》杂志上发表的第二篇文章中(1899a),我对记忆活动本质做了不同寻常的解释。我从一个很明显的事实开始讨论,这个事实便是:人们童年早期保留下来的记忆似乎都是一些无足轻重的和不重要的东西。另一方面(通常如此,尽管不敢肯定都是如此),成年的记忆印象中没有任何线索能够说明这些早期的记忆哪些是重要的及对我们的影响比较大的。或许从此可以做出这样的假设——因为众所周知,记忆对提供给它的印象具有选择性——童年时期的这种选择性的规则与智力成熟时期的选择性的规则是完全不同的。对此的仔细研究表明,这种假设是没有必要的,这些琐碎的记忆似乎存在一个移置(displacement)过程:这些内容是对另一些重要的记忆内容的替代,或是这些内容的再现。这些重要的记忆印象可以通过精神分析的方式来发现;但是有一种阻抗的存在促使它们不能直接地表现出来,这些不重要的记忆不仅对它保留的印象负责,而且还要对其内容和联想到的另一些被压抑起来的重要的东西的联系负责,因此我们将这种记忆称之为掩蔽性记忆(screen memory)。
在我提到的这篇文章中,我仅仅点到这种掩蔽性记忆,但对它和其内容之间的关系未做深入的探讨,文中我曾举一例对此予以较详细的说明,我特别强调了掩蔽性记忆和它掩蔽的内容在时间顺序上的特殊性。在那个例子中,掩蔽性记忆的内容是童年最早期的记忆,那些心理经验却被这种记忆内容所取代了;但它被保留在潜意识之中,然后又在人们后来的生活中表现出来,我将这种替代称之为倒摄性(retro-active)或退行性(retro-gressive)移置。另一种移置与此相反,其表现更为常见:现在形成的不重要的记忆印象是掩蔽性记忆,这种记忆与被压抑的不能直接表现出来的早期的经验相联系。这种掩蔽记忆叫前推性(pushedahead)或前行性移置(displaced forward),这里的关键是,被掩蔽的内容在时间上是靠前的。最后,还有第三种可能性,这种掩蔽记忆不仅通过其内容来掩蔽,而且也通过时间的持续性来掩蔽,这种掩蔽记忆叫同时性掩蔽记忆(contemporary screen memory)或接近性掩蔽记忆(contiguous screen memory)。
在我们的记忆中,这种掩蔽记忆到底占多大比例,它在我们的神经——思维过程起什么样的作用等等,诸如此类的重要问题,我在以前的文章中并没有予以讨论,在此也不想涉及。
我关心的只是专有名词的遗忘和掩蔽性记忆的构成之间的共同之处。
初看起来,这两种现象更多地表现出差异性而不是共同性,前者与专有名字相联系;后者与整个记忆印象相联系,与早期的现实经历和思想经历相联系。前者表现出明显的记忆功能的失败;
后者的这种记忆虽然看来陌生,但对我们却发生着影响。前者表现出暂时的混乱——这个在以前可以成千上万次地再现出来的名字被遗忘掉了,但第二天有可能又出现了;后者则是一种永恒的、固定的记忆,因为这种似乎微不足道的童年记忆有巨大的力量与我们伴随相当长的时间。因此这两种情况下问题的焦点很不相同,就前者而言,是一种遗忘,后者则是应唤起我们的科学好奇心的保持。仔细的研究表明,尽管在这些心理材料以及保持的时间上,两种情况存在很多差异,但我们讨论的远非如此。两种情况都与记忆的失误有关:记忆再现的东西并非是它应该正确再现的东西,相反出现了替代这一内容的东西。在名字遗忘的情况下,尽管出现了替代的形式,但是记忆确实在活动。另一方面在掩蔽记忆形成的过程,也存在着重要的记忆内容的遗忘现象。
在两种情况下都涉及干扰因素,理智、情感提供给我们这种干扰的信息,但是它在两种情况下采取的形式是截然不同的。对名字的遗忘而言,我们知道这个替代名字是错误的;但对于掩蔽性记忆而言,当我们拥有所有的材料后,我们又会感到非常吃惊。如果精神分析能够发现这两种替代过程的方式是一样的,即通过表面的联想的移置来实现,但它们在材料及持久性和焦点上存在差异,这又使我们期望从中发现更重要的东西及一般的确定性,发现具有一般价值的东西。我们认为这种一般性的规律是:当再现的机能失败,或误入歧途时,通过有目的性的因素——其目的是认同一种记忆而对抗另一种记忆——这种干扰便出现了,而且这种干扰往往是我们难以预料的。
对我而言,关于童年的记忆这一问题非常重要,也很感兴趣,我期望超脱我以前的观点对此进行一些观察研究。
我们的记忆可以扩展到童年的什么时期?对此问题的研究材料我还略知一二,如亨瑞·C和亨瑞·V(1897)的研究以及帕特温(1901)的研究等。他们的研究表明,在这一问题上人与人之间的差异相当大:有的童年记忆可以扩展到6个月时的生活经历,有的人关于6岁甚至8岁以前的记忆均是一片空白,那么这种童年记忆的差异与什么因素有关?其重要影响因素是什么?显然,通过问卷的方式来收集这方面的材料是不够的;除此之外,我们应对这一过程进行仔细的研究,这时必须有本人参加并向我们提供希望得到的信息。
就我来说,我将婴儿时期的遗忘这一事实——即关于早期生活经历的记忆缺失——简单化了,因此我并没有发现这是一个奇怪的谜。我忘记了一个4岁的孩子具有的智力成就是多么的高,具有的情绪冲动是多么的复杂。我们应该感到惊讶的是,在后来的生活中,我们保留的这种童年的心理过程是如此的少,特别是在我们有很多理由认为这种童年遗忘的东西不会消失,而且会给我们的发展带来明显的影响时更应如此,甚至我们已经证明这些东西会影响我们的一生。尽管,他们忘记了这种独特的影响效果,这也暗示出:对特殊类型的材料的记忆(在意识状态下的再现)是有条件的,现在我们有待于认识这些条件。根据我们最近的发现,童年时期的遗忘可能是我们理解这些遗忘症的关键,而遗忘症又是构成所有神经症症状的基础。
对我们获得的那些童年记忆而言,有一些是我们可以理解的,而另一些则是奇怪和非理智的;
对这两种情况而言,我们纠正其中的某些错误并不困难。如果这种童年的记忆是通过分析发现的,那么其准确性就无法验证了。有些记忆形象显然是错误的、不完整的,或在时间和地点上都是不一致的。如果通过对其的研究发现,一个人声称其第一次回忆起来的材料可以追溯到两岁,这一点也是很难令人相信的。而且,我们不久就会发现这种歪曲的、替代的记忆经验的动机所在,这种错误的记忆或回忆也并非由可训练的记忆所引起。后期生活中一种强有力的力量在活动着,它控制着童年时期的记忆——或许也是同一种力量使我们对童年早期的记忆难以理解。
众所周知,成人的记忆需要利用很多心理材料。有的人以视觉材料为主进行记忆,他们的记忆具有视觉性的特点,而另一些人在他们的记忆中则很少有视觉的形象,据沙可(Charcot)的假设,这样的人是听觉性的,以区别于视觉性的人。但在梦中,这种区别是不存在的;我们梦中的材料绝大多数是视觉性的。但这种差异的形成则与童年记忆的情况不同甚至相反;童年的记忆是有形的视觉性记忆,即使那些后来失去视觉性记忆功能的人也是如此。视觉记忆是婴儿记忆所保留的类型,就我的情形而言,我最早的童年记忆内容是视觉性的;他们是固定的情景中的有形的东西,就像出现于舞台上的一幕幕场景。在这些童年情景中,无论被证明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这里包括的永远是作为孩子的自己,是孩子的形体,穿孩子的衣服。这种情况一定会使我们惊异;
后来成人收集的这些视觉性记忆材料中,很难看到自己本人,这与孩子的情况正好相反,即在孩子的经验中,孩子的注意指向的是自己本身,而非外界的形象。基于上述的种种认识,我们不得不承认;在所谓的童年早期记忆中,我们拥有的并非是真正的记忆印象,而是后来对它的翻版,这种翻版或改装是由后来生活中的心理力量所决定的。这样,个体的这种童年记忆便是掩蔽记忆,这些童年记忆很类似于一个民族保留于传说和神话中的记忆。[31]
任何用精神分析的方式对人做过研究的人,在他们工作过程中,都会收集很多各种类型的掩蔽记忆;然而,正如我们上面讨论的,由于童年记忆和后来生活的这种联系的特点,对这些例子的报告是很困难的。为了说明童年记忆就是我们所谓的掩蔽记忆,有必要对一个人全部的个人历史进行考察;但我们也很少能够将这种单一的掩蔽记忆从整个背景中分割出来,以便供我们讨论,如下面的例子。
一个24岁的男人保留着5岁时的一个情景记忆:他正坐在花园的亭子下面的一个小椅子上,旁边是她的姑姑,她正在教他认识字母。他很难区分字母m和n,因此问她如何将这两个字母区分开,她的姑姑对他说,m比n整体上多了一笔——第三笔。对这种童年记忆的真实性没有必要去怀疑,它本身肯定已经具有了后天生活的意义,这也表明一个男孩的好奇心。当时他要了解m和n的区别,后来他便急于知道男孩和女孩的区别,而且想让他的姑姑告诉他这些区别。他也会发现男孩在整体上比女孩多了那一部分,当他懂得了这样的知识后,他便唤起了这段与童年的好奇相应的经历。
这里还有一例。从童年后期起,一个男人便强烈地抑制了他的**。现在,他已40多岁,在9个孩子中,他是老大。在他最小的弟弟和妹妹出生时,他15岁。他有这样的一个肯定而固执的印象:他从来没有注意到他母亲怀孕时的情景。当我对此表示怀疑时,他产生了这样的回忆:在他11岁或12岁的时候,有一次他看到妈妈在镜子的前面很快地解下了裙子的带子,现在他好像感觉当时的情况是这样的,妈妈刚刚从街上回来,好像做过很痛苦的体力活动。解下裙子是对分娩的掩蔽记忆,我们应该将这种“言语桥”(verbal bridge)用于同类例子的分析。
我再举一例,在此例中,这种童年的经验似乎没有什么意义,但是通过分析我们便可以发现其意义之所在。在我43岁时,我开始将自己的兴趣指向我的童年记忆中所保留的东西,有一个记忆情景已经保留很长时间了(对我来说好像是久远的过去),经常出现于我的意识;对这种记忆,我有足够的证据证明是我3岁后期的记忆。我看到自己站在一个衣橱前面大叫着要找什么东西,大我20岁的异母哥哥把这个门打开了,突然我的母亲——看起来很漂亮、很苗条——走进了房间,好像她是从街上回来的。我对这种有形的画面的文字描述就是这样的,但我不知道从中能得到些什么。无论我的哥哥是打开还是要关闭这个衣橱——我第一次对此进行解释的时候,我将它称之为双门衣橱——一为什么我要哭叫,母亲的到来与此有什么关系——我对这些一概不知。我给自己的解释是这样的:要讨论的问题是被我的哥哥取笑的记忆和妈妈将这个情景结束的记忆。我们对这种保留下来的童年记忆的误解并不少见:回忆出一种情景,但是很不清楚其中心何在,人们也不知道这个心理落脚点的成分是什么。经过努力的分析,我对此画面产生了一个全新的观点:我失去了母亲,因此认为她被关在衣橱里,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我要求我的哥哥打开这个衣橱;当他按我的要求做的时候,我发现我的母亲没有在里面,因此我便开始哭,这时的记忆场景过得很快,接下来便是我妈妈的出现,这缓和了我的焦虑。但是,为什么这个孩子要在衣橱里寻找不在面前的妈妈?在我对此进行分析的时候,我做了一些梦,梦中模糊地涉及到一个保姆,我对这个保姆也存在一些记忆,如她经常让我将别人作为礼物送给我的硬币交给她,这个细节或许有一种对后来经历的掩蔽记忆的价值。这一次我终于解决了这个问题,为了能够较容易地对此做出解释,我便去向我的母亲请教这个保姆的一些事情,当时她年事已高。从她那里我得到很多细节,这个精明但不忠实的人在母亲分娩期间经常偷我们的东西,为此我的异母哥哥将她送上了法庭,这个信息对我解释自己童年的记忆带来新的希望,使我能够较好地予以解释。这个保姆的突然消失对我并不重要,为什么我将注意转到了我的哥哥,并问他母亲在哪儿,原因可能是我注意到,母亲的消失部分与他有关,他的回避、俏皮的方式——这是他的特点——告诉我,她被关了起来。那个时间,我以孩子的方式理解了这种回答;但是我不再问其他什么问题,因为我知道也不会得到什么。当我的母亲离开我不久,我就会认为我的这个可恶的哥哥用对待保姆的方式在对待我的母亲,因此我逼迫他将衣橱给我打开。现在理解了为什么在我的记忆情景中,我特别强调母亲的苗条:给我很深的印象是,她好像刚刚恢复,我的一个妹妹是在那时出生的,我比她大两岁半,当我3岁的时候,我和我的异母哥哥就不在一个地方生活了。[32]
第五章 口 误
我们使用本土语言讲话时不太容易出现遗忘现象,但却很容易出现另一种混乱,即众所周知的“口误”(slip of the tongue)。我们的观察发现,出现于正常人的口误似乎是病理状态下“语言错乱或失语症”(paraphasias)的初期表现。
这个课题使我对前人的研究价值有了特殊的认识。1895年梅林格尔(Meringer)和迈耶尔(Mayer)发表了一项关于《讲话和阅读过程的失误》的研究报告,其思想观点和我的大不相同,其中一个作者——文章的代言人——实际上是一位哲学家,是他对语言学方面的兴趣引导他企图发现控制这些失误的一般的规则,他希望能从这些规则中得出这样的结论:这里存在“一种固定的心理机制,通过这种机制,单词的发音,句子的发音以及整个单词都以很特殊的方式联系起来”。
他们将自己收集起来的有关口误的例子,以纯描述性的方式分成一定的类别,这些类别有:换位(transposition)(如用维纳斯的米罗[the Milo of Venus]代表米罗的维纳斯[the Venus of Milo]);前移(anticipation)(如es war mir auf der Schwestauf der Brust so schwer[33];后移(perseverations)(如ich fordere Sie auf,auf das Wohl unseres Chefs aufzustossen替换anzustossen[34]);混合(contamination)(如 er setzt sich auf den Hinterkopf,将er setzt sich einen Kopfauf和er stellt sich auf die Hinterbeine[35]混合);替代(substitution)(如ich gebe die Pr?parate in den Briefkasten替代Brütkasten[36])。除了这些主要的类别外,还有其他一些无关紧要的类别(或我们看来不太重要)。根据上述的分类,并没有找到什么很有差异性的东西,也未能说明这些换位、前移、后移、混合等与单词的发音、音节、组成句子的所有的单词有什么联系。
为了解释他观察到的多种类型的口误,梅林格尔提出这样的假设:不同的语音有不同的心理价值。当我们要说出一个单词的第一个音节,或一个句子的第一个单词时,这个兴奋过程已经扩展到这个单词后面的音节或这个句子中其他的单词,这种神经活动是同时进行的,而且相互发生着影响。语音的激活——从心理的角度而言,其活动的强度较大——也就预示着后面的部分相应地也将被激活,这样就干扰了一些不太重要的神经过程,这里需要澄清的问题是:单词的什么发音有最大的价值。梅林格尔的观点是这样的:“如果我们要知道单词的什么发音强度最大,我们就必须在这样的情况下对自己做仔细的观察一当我们寻找一个遗忘的单词如一个名字时。在想起这个单词之前,首先进入我们意识的东西(语音)就是强度最大的语音。”“这个具有很大强度的语音是这个基本音节的第一音,是这个单词的第一音,是重读元音。”
这里,我不得不对此予以反驳,名字的第一音是否是最有价值的因素呢?这种说法是不对的。
在遗忘的单词中,最先进入我们的意识的是第一音,但是这一规则没有普遍实用性。在寻找一个遗忘的名字的时候,我们对自己进行观察,我们被迫经常表达出这样一种信念:它是以一个特殊的字母开头的,说我们有这种信念,这是没有证据的。我认为,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我们发出的第一音往往是错误的,在我们列举的例子“Signorelli”中,事实上,替代名字并没有被遗忘的名字的第一音和基本的音节,相反,一个不太重要的音节——elli——在替代名字Botticelli中首先出现了。
在分析替代名字时,遗忘的名字的第一音根本没有引起我们的注意,如下面的例子:
一天,我发现怎么都想不起来一个小国的名字,虽然我知道其首都是蒙特卡洛(Monte Carlo),但出现于大脑的是这些替代名字:Piedmont,Albania,Montevideo,Colico,不久Albania被另一个词Montenegro取代了。后来我发现,除了最后一个词之外,所有的替代词都有一个“Mont”音节(发音为Mon)。这样,从艾伯特王子(Prince Albert)入手,比较容易地想出了这个国家的名字,摩纳哥(Monaco)。Colico好像很好地模仿了这个遗忘的名字的音节和发音。
如果让我们做出这样的假设:表现在名字遗忘的机制,同样也在我们的口误现象中发挥着重要作用,那么,这会引导我们对这些情况做出更深刻的解释。表现在口误上的言语障碍可能首先是由这些因素引起的;另一个相同的语言成分的影响,前移语音的影响,包括在句子中的意义组成的影响,或自己要表达的语意环境的影响。这些也即梅林格尔和迈耶尔涉及的产生口误的原因;
但是,这种言语障碍还有第二类原因,类似于在Signorelli这个例子中出现的机制,即口误也可能是由于存在于这个单词、这个句子、这个语意环境之外的东西引起的,是因为存在一些人们不愿表达这些内容的动机,这些动机干扰这些部分的兴奋。上述的产生口误的这两种方式既有共同之点,也有差别之处,其共同之点是,口误和这种干扰过程是同时产生的,差别是关于干扰的来源,即源于这些词、句子、语意的内部还是外部。初看起来,这些差异并不像从口误表现出的症状推断出的那么明显,但很显然,只有第一种情况,通过对口误现象的分析能够说明单词、发音之间的相互联系和影响的机制,但这是一个哲学家在研究口误时想要得出的结论。但是当这种干扰或影响来源于这些单词、句子等之外时——正如我们前面谈到的很多例子——主要的问题就应该是了解这些干扰因素到底是什么,之后,我们便可以揭示这些言语组成的规律。
我们也不能说梅林格尔和迈耶尔忽略这种机制:言语的干扰是由于产生于这些单词、句子或语序之外的因素表现出的“复杂的心理作用”的结果,他们通过观察发现的理论——语音有不同的心理价值——严格来讲只能用来解释语音障碍(Sound disturbance)(如单词的替代和混合等),他们并非不想在言语本身之外寻找口误产生的原因——他们也通过很多很好的例子来说明这一过程,下面我将摘录几段:
“鲁(Ru)谈到这种情况,他要发单词‘Schweinereien’(令人作呕的)的音,他企图谨慎地将这个意思表达出来;但是这句话却是这样的:‘But then facts came to Vorschwein’。[37]
迈耶尔和我出现后,他仍坚持说自己在思考‘Schweinereien’,想用这个词;这个词通过另外一个词‘Vorschwein’无意地表现了出来,它之所以会出现,是因为这两个单词有很大的相似之处。”
正如在混合以及替代——表现更为明显——情况下一样,“浮动”(floating)或“摇摆”(wandering)的言语表象起着重要的作用,即使它们存在于通往意思的入口之后,但它们仍然在发挥着作用,它们会很容易地被与这个情结相似的东西激活,这种情况下,就会出现一系列的用词失误,或出现阻断现象。“浮动”或“摇摆”的言语表象通常在言语过程开始之后蔓延开来。
“当另外一个熟悉的单词半隐于意识之后,同时也没有做出决定是否将它讲出来,这样与情结相似的东西或副本就会引起言语的失误或异常,如替代往往是由此原因引起的。我希望我的规则经得起任何检验,为此,这样做是很有必要的(如果讲话者是其他什么人),即我们应该获得存在于讲话者思想中的所有明确的观点。下面的例子很有意义,李是一个中学校长,他在我们的面前说:‘Die Frau Würde mir Furcht einlagen。’[38]我吃了一惊。因为我很难理解这个L的出现,我故意让他注意到他的这个失误,说应该是‘einjagen’,而不是‘einlagen’;但他马上回答:‘是的,原因是这样的,我想我不应该in der Lage(在一个层次或位置上)。”
“再举一例。我问斯奇德(Schid),他的那匹病马现在怎样,他回答说:‘Ja,das draut…
dauert vielleicht noch einen Monat’[39]我不理解这个词‘draut’,因为里面有一个r,在‘dauert’里的r没有这样的效果,这样我将他的注意力转移到这个地方,然而他解释道,他是这样想的:‘das ist eine traurige Geschichte’(一个伤感的故事),在他的头脑中有两个答案,而他将这两个答案混合在一起了。”
很明显,对“摇摆”的言语表象——存在意识之外,无法被讲出来——的认识,对讲话者头脑中所有的信息的获得,是对这一现象进行仔细分析的主要方法或程序。我们同时也在寻找这些无意识的材料,沿着这个途径不停地寻找。此外,为了揭示隐藏于这些干扰因素之后的意念,我们不得不走这条漫长之路——通过一系列复杂的自由联想去寻找。
我还想对另一个有趣的过程做一下说明,梅林格尔的例子也证明了这一点。作者他自己坚持:
要讲出的单词和不想讲出的单词存在相似之处,这时,后者会通过转换、混合以及拼写错误等设法使人的意识感觉到:
jagen,dauert,Vorschein
lagen,traurig,schwein
我在《释梦》一书中已经指出这一方面的重要性,即在内隐的梦的基础上组合外显的梦时,有一个凝缩(condensation)工作,当任何两个潜意识材料——两种东西或两种言语表达——相似的时候,它便会创造第三个东西——将两个材料混合起来的东西——来取代这两个材料。
在梦的内容里,第三个因素或成分是这两个部分的代表,由于这个原因,梦经常会表现出矛盾的特点。在口误中表现出的替代和混合等也是这种凝缩工作的开始,与梦的组成极为相似。
在一篇通俗文章中,梅林格尔(1900)指出,这种情况有重要的实践意义:一个单词被另一个单词所取代,或一个单词被另一个意思相反的单词所替代。“你可能还记得,”作者写道,“在开幕前几分钟,澳洲众议院主席所说的一句话,他说:‘先生们,应出席的人都到了,因此我宣布会议闭幕,’大家的笑声使他注意到了自己的失误,并立即做了纠正。我们对这个特殊的情形的解释是这样的:这个主席很希望自己处于会议闭幕的状态,或希望这个会议闭幕,因为这次会议对他不利。正如平时所见到的,这个伴随的思想闯了进来,至少闯入了一部分,结果是‘闭幕’替代了‘开幕’——与自己很想表达的意思相反的词。仔细观察就会发现,意思相反的词经常发生相互替换的现象,它们已经在我们的言语意识中形成了联系,相互之间非常接近,这样就促使了这种失误的产生。”
我们也不能说,在所有的情况下,这种替代都是反义词的替代,如上述例子所示,主席表现出的这种口误是由于他头脑中产生的反对这个词出现的思想诱发的。我们在分析“aliquis”[第8页]的例子时,也发现了同样的机制;但是这种内在的矛盾表现在单词的遗忘上,而不是由一个反义词去替代它。但为了缓和这种差异,我们应注意到,“aliquis”不可能有一个像“开幕”、“闭幕”这样的反义词,而且“开幕”这个词不会被忘掉,因为人们对这个单词是非常的熟悉。
如果这些由梅林格尔和迈耶尔列举的例子表明:言语障碍一方面是由于前移语音以及同一个句子中我们要说出的其他单词的影响,另一方面是由于在这个要表达的句子之外的其他单词的影响——而这一点却不太容易揭示。我们要提出的一个问题是,这两类口误是否可以很严格地区分开来,如何将与此有关的例子也区分开呢?在讨论这一问题时,我们应记住冯特(Wundt)的观点,他在讨论言语的形成和发展时对口误现象的发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在冯特看来,所有的心理现象中都表现出的一个基本的特质是特定的心理影响力。“首先,这种影响力作为积极的因素决定着‘声音联想’(sound-association)和‘单词联想’(word-association)的形成——这种联想由讲话的声音唤起,自由地流动。而且也作为消极的因素放松目前意志的控制,放松其注意力——形成注意是意志的功能。因此,这种联想不论以什么样的形式表现出来:语音前移,语音重复,或一个语音插入其他的语音中间,或说出一个由这个音联想到另一个完全不同的词——所有这些都是表现在联想的方向和联想的范围方面的差异,但在本质上他们没有什么差别。在有的情况下,人们似乎不知道将某种言语障碍归于哪一类,或人们不清楚按照导致这些症状的原因的规则去追踪这些动机是否合理。”(冯特,1900,第380~381页)我认为冯特的看法是很正确的,而且很有启发性。或许应比冯特更强调这一点:对于口误的形成而言,积极的因素(促使联想流[stream of associations]的产生)和消极的因素(放松这种注意力或抑制力)共同发生作用,或者说这两种因素成为同一过程的不同的表现方式。随着这种注意力或抑制力的放松,更明确地说,由于这种放松的作用,这种自由的联想之流便付诸行动。
在我自己收集的口误例子中,我几乎找不到一个例子能将言语障碍单纯地归于冯特所谓的“声音的联系”(contac offect of sounds),我几乎毫无例外地发现,言语障碍的原因还在于那些存在于要表达的东西之外的某些东西,干扰的因素或者是存在于潜意识的一个单一的思想——这种思想通过口误的形式表现出来,而且这种思想只有通过追寻分析的方式才能够进入意识;或者这个干扰因素是反对这种表达的一种一般的心理动机。
1.当她啃了一口苹果时,我的女儿对我做了一个鬼脸,这时我想引一首诗给她:
Der Affe gar possierlich ist,Zumal wenn er vom Apfel frisst.[40]
但是我在诗的开头却用了“Der Apfe……”(一个并不存在的词)这个词,这好像将“Affe”(猴子)和“Apfel”(苹果)两个词混合起来了(一种妥协构成),或者可以说是已经准备好的单词“Apfel”的前移。然而,实际情况是这样的:在此之前,我已经将这首诗读了一遍;但并没有出现口误;而我第二次读它时却出现了口误。我之所以要重复,是因为听我讲话的另一个人使她转移了注意,她并没有听清我在说什么。我想,对诗的重复以及对要说出的句子缺乏耐心是出现这个口误的原因,这种口误以凝缩的方式表现出来。
2.我的女儿说:“我在给Frau Schresinger……写信”,这个女士的名字叫“Schlesinger”,之所以出现这种口误,可能是因为,这样发音更容易些,在L后面再有一个r时,L的音很难发。
然而,我要补充一点,我女儿的口误出现于我的“Apfel-Affe”口误的几分钟之后,像名字的遗忘一样,口误也有相当程度的感染性——在后面的例子中,梅林格尔和梅尔也注意到了这种情况。对这种心理感染性,我暂不做解释。
3.当治疗一开始,一个女性患者就对我说:“我像一把小刀一样合上了(I shut up like a Tassenmeseher),我是说一把小刀(Taschenmesser)”,这里也存在发音上的困难,这可能是这种发音替换的原因;但当我让她注意到这个失误时,她马上回答说:“是的,这是因为今天你说了‘Ernscht’这个词”,我接待她时确实说过这样的话:“今天,我们应该坦诚相见”(Today we shall really be in earnest‘Ernst’)(因为这是假日前的最后一次治疗),将“Ernst”扩展到“Ernscht[41])。在治疗过程中,她不断地出现口误,我最后发现,她不仅仅是在模仿我的失误,而且还有一个特殊的原因,在她的潜意识中,她很留恋作为名词的单词“Ernst”[42]。
4.还有一次,同一个患者对我说:“我感冒得很厉害,我不能durch die Ase natmen,我是说Nase atmen”[43],她马上明白自己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失误。“每天我都要在海森尔大街乘电车,今天早上,在我等某人通过的时候,一件事使我吃惊,如果我是个法国人,我应该说‘Asenauer’,因为,如果一个单词以h开头的话,这个h音是不发的。”接着她谈了很多她熟悉的法国人的往事,用这种婉转的方式触及到了这种记忆。在她还是一个14岁的小姑娘时,她在法国文学家皮卡尔(Picarde)戏剧中在其中担任一个角色的戏,戏的名字是Kurm?rker und Picarde(《库尔马可与皮卡德》),她扮演的皮卡德在舞台上说出了断续的德语。在她的法国客人的公寓里,这种记忆被唤起了,这种语音的替换是由于潜意识中对另一个完全不同的内容的思考造成的。
5.在另外一个女性患者身上,口误表现出了同样的机制。这个患者无法回忆起来很多童年的记忆内容,她的记忆不能告诉她,自己身体的哪一部分被一个色狼的手抓住了。之后她突然回忆起来她的一个朋友,她们一起讨论过夏天的住所问题,当她问起M的小屋在哪里时,她回答:“在Berglende(山腰)”,而不是Berglehne(山侧)。
6.在治疗就要结束时,我问我的一个女患者她叔叔怎么样了,她回答道:“我不知道,这些天我仅仅在flagranti(现场)见到他。”第二天见到我时她说:“给了你这样一个愚蠢的答案,我感到很窘迫,你一定认为我是一个没有受过多少教育的人,经常在话里夹杂一些外语单词,我的意思是说en passant(顺道)。我仍然不知道她错误地使用这个外语单词的原因,在同一个治疗过程,我们又继续了前一天的话题,她回忆起来一些材料,这些材料在这种失误(in flagrenti)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前一天的口误是她的这种记忆的前移,而当时她并没有意识到这种记忆内容。
7.就某一个问题,我对一个女性患者进行了分析。我告诉她说,在我们涉及到你的家庭时,我猜想你对你的家庭感到羞愧,好像涉及到你父亲的有关内容我们还尚不清楚。她什么也想不起来,而且坚持说,这是不可能的。然后,我们的谈话又继续了,这时她谈到了她的家庭,“这样说他们是不过分的;他们都拥有Geiz(贪婪)——我是说‘Geist’(聪明才智)”,这可能是她的记忆实际要表达的,这样的情况经常发生,当一个观念要压制另一个观念的出现时,这个观念便被迫以口误的形式表现出来。我们可以和梅林格尔的“zum Vorschwein gekommen”例子做一下比较,唯一的区别是,在梅林格尔的例子中,讲话者要压制存在于意识中的某些东西。
相反,我们的患者并不知道自己要压制的内容是什么。换言之,她不知道自己想压制什么东西,也不清楚这些东西是什么。
8.下面的口误例子也与人们存心的压制有关。有一次,我在达拉米兹遇到两个女士,她们都穿着旅行服,我陪她们走了一段路,我们讨论的是用这种方式度假的苦和乐。一个女士说,像这样过一天太痛苦了,“如果一个人天天在太阳底下走来走去,汗水湿透了内衣和外衣,这一点也不愉快,”她说。在这个句子中,她不得不克服一个在某处的小小的停顿,然后接着说:“但是,如果能够得到‘nach Hose’,情况就不同了……”,我想,已没有必要询问发生口误的原因了,这个女士的意念已经转向了去展示她的服装:外衣,内衣,Hose(**);她的思想阻止她提到第三种衣服(**),但是在下面的句子里,这个单词却以另外一种方式表现出来,因为这个被抑制的单词的出现不符合她的意志,这样它便通过对另一个相似的单词“nach Hause”(房子)的扭曲表现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