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们可以回忆一下在本学年第一次上课时，我曾描绘过一个女人患有妒忌的幻想。现在我们的演讲就要结束了，你们肯定很想听一下从精神分析上如何理解这种幻想。但对此我能告诉你们的要比你们所期望的少得多。幻想和强迫观念一样，它不受逻辑和实际经验的影响，可用它们与潜意识材料之间的联系来进行解释；这些材料一方面受到幻想或强迫观念的阻止，一方面又可借幻想或强迫观念表现出来。二者之间的不同建立在这两种疾病的地形学（topography）及动力学之间的差异之上。

对于妄想症和抑郁症（可分为许多不同的临床形式）来说，我们已发现某种线索，使我们有可能对这种疾病的内在结构获得某些了解。我们已发现，这些患者深为苦恼的无情的自我责备，实际上都与自己已失去的或因为某种过错而不再加以珍视的性对象有关。由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抑郁症患者确实都把自己的力比多从对象上撤回了，但是，通过我们所称的“自恋性认同”（narcissistic identification）过程，这个对象在自我本身已建立起来，用自我替换了对象（这里我只能给你们一种叙述的观念，并且不用地形学及动力学名词进行说明）。[407]于是，患者的自我被看作那已被抛弃了的对象；那些要施加于对象之上的一切攻击性行为和凶恶的表示都转加于自我。由此，抑郁症患者的自杀冲动可以通过下面的假设更清楚地得到了解：即患者对自我的痛恨，与其对那些既爱又恨的对象的痛恨一样地强烈。在抑郁症和其他自恋错乱中，患者情绪生活中有一种我们习惯于称为矛盾情绪（ambivalence）的东西出现（自布洛伊尔之后）。我们用这个词来表示对于同一个人有两种相反的情感——即爱和恨的情感[408]。不幸的是，我在这些演讲中不能给你们讲更多的有关这种矛盾情绪的东西。

除了自恋神经症的认同之外，还有一种癔症的认同形式，这是我们早已知道的。[409]我希望能用一些清楚的区分给你们说明两种形式之间的不同。我可以给你们讲一些有关抑郁症的周期或循环性，我保证你们会感兴趣的。因为在适当的条件下（我曾两度体验过）通过分析治疗有可能在患者神志清楚的时候阻止在同样的或相反的情绪状态中这种条件的再现。从这些病例中我们知道在抑郁症、躁狂症（mania）及其他病症中，都有一种特殊的解决冲突的方法在进行着。你们可以想象得出在这个知识或领域中还有多少需要精神分析去探讨。

我也告诉你们，我们希望有关自恋性障碍（narcissistic disorders）的分析会使我们了解一种方式，我们的自我以这种方式把不同的部分组合和构造成为整体，我们从前对这一点已做过初步的探讨。[410]从对所观察的妄想的分析中，我们已得出结论：自我有一种官能，它不断地在观察、评判和比较，并且以这种方式和自我的另一部分相互对抗。因此，我们相信患者的抱怨，认为自己的一举一动都受人监视，每一个思想都有人知道并且受到批评。这其实已给我们道出了另一个鲜为人知的真理。他的唯一的错误是把这种不舒适的力量看作是某种他自己很陌生的，存在于他自身之外的东西。他真实地在自己的发展过程中已创造出一种理想自我（ideal ego），他在自己的自我中觉得有一种官能的界尺，可利用这种理想自我来测量他的实际的自我和一切活动。

我们也相信这种创造带有自我满足的意图，这种自我满足与幼时的主要的自恋有关，但从那时起便屡受干扰和阻止。我们知道这种自我观察的官能就是以前所称的自我稽查作用[411]或“良心”，就是夜梦中表现为对不道德的冲动的抵抗。如果这种官能从被监视的妄想中分离出来，我们就能知道它起源于父母师长及社会的影响——即与这些模范人物的认同。

这些是精神分析应用于自恋神经错乱所获得的一些发现。无疑，这些还很不够，并且它们还欠准确，它们只能从建立起来、熟悉的新领域中获得。之所以能产生这些结果是因为使用自我力比多或自恋力比多的概念；由于有这些概念的帮助，所以我们能够将移情性神经症方面的结论推广到自恋性神经症。然而，现在你们可能会问是否自恋性神经症及精神病的所有一切失调都可以用力比多来进行解释，是否疾病的发展都是由于精神生活中的力比多因素，而与自我保存本能的失常完全无关。女士们、先生们，在我看来这个问题似乎不需要马上回答，并且更重要的是现在做出判断时机还不成熟。我们可以充满信心地把它留待将来科学工作的进步来解决。那时一定能够证明：致病的力量乃是力比多冲动特有的，所以，力比多理论无论是“真性”神经症方面或是最严重的人格障碍方面，都可以获得胜利。我们毕竟知道力比多的特性就是不屈服于现实和必要性的支配。但我又认为自我本能在此也有联带的关系，既然力比多有致病的情感，那么自我本能的机能就不得不因此而受到扰乱。即使我们发现在严重的精神病中自我本能自身是首要的受害者，我也不认为我们研究的方向会因此而失败，无论如何，将来会给你们回答的。

然而，让我们再次暂时回到焦虑问题，来说明我们前面所留下的模糊不清之处。我曾说过焦虑和力比多之间的关系很明确，但难以与下面的假定相调和：面对危险而发生的现实的焦虑似乎是自我保存本能的表现。但是，如果焦虑的情感不来源于个人主义的自我本能，而是来自于自我的力比多，那么，我们应如何处理呢？毕竟焦虑状态时常是不适当的，并且它愈是强烈，这种不舒适就愈明显。在这些例子中，它时常干涉那唯一的可以保存自我的行动，不论它是逃避的或是防御的行动。因此，如果我们将现实性焦虑的情感部分归于自我力比多，并且把这种伴随行动归于自我保存本能，那么，我们将会摆脱这种理论困境。毕竟你们不会深信一个人逃避是由于他感到焦虑。一个人感到焦虑并且为一个由观察到的危险引起的同一动机而逃避。经历过许多致命危险的人告诉我们，他们一点也不害怕而只是行动——如他们用枪瞄准进攻的野兽——并且，这无疑是最有利的方法。

第27讲 移情作用[412]

女士们，先生们：

由于我们的讨论现在已接近尾声，你们头脑中肯定会有一种期望，并且不应使之落空。你们无疑会认为我在讨论了精神分析的所有复杂的难题之后，决不会不讲治疗就结束演讲，毕竟精神分析的工作是以治疗为基础的。再者，这个问题我决不能略而不谈，因为与它相联系，我还要给你们讲一个新的事实。

缺乏这个事实，你们对我前面所探索过的疾病，就不能有更为完整的理解。

我知道，你们不会期望我告诉你们有关实施精神分析治疗的技术，你们只是想要知道精神分析治疗法及其成就的大概情况。并且你们有知道这一切的权利，谁也不能否认。然而，我不把它告诉你们，而是坚持让你们自己去发现它。

请你仔细地考虑一下吧！你们已知道了所有的重要事实，无论是引发疾病的条件，还是患者患病后起作用的因素。这些究竟在哪里为一些治疗的影响留有余地呢？首先，有遗传倾向的存在。

我们不常谈及这种遗传倾向，因为它在其他的科学中已得到了强调，我们没有什么新的东西要说。

但是请不要认为我们低估了它；作为治疗者我们对它的力量认识得十分清楚，无论如何我们不能改变它。我们也必须把它看作是给定的东西，它对我们的努力加以限制。其次，有童年期的早期经验的影响的存在，在分析中，我们往往十分重视这些材料：它们属于过去，并且我们对它们也毫无办法。再者，是我们总结为“真实的挫折”的一切东西——生活中的不幸，它来自于爱的剥夺、贫穷、家庭争吵，婚姻中伴侣的错误选择，不利的社会环境，以及严格的伦理标准对个体的压制等。尽管这些方面有进行治愈的可能，但需要仿照维也纳传奇中的约瑟王（EmperorJoseph）[413]施恩降祸的方法才行——即通过有权势的人的任意的专制，才可以使人们都顺从，使困难都消失；然而，我们这样的人能采取这种恩惠作为我们治疗的方法吗？我们在社会上只靠医术谋生，无钱无势，甚至不能像其他医生那样对贫苦的众生施展医术。我们的治疗也是很花时间和精力的。然而，你们或许坚持认为前面所提及的许多因素中必定有一种能得到治疗的可能。

如果社会所要求的伦理限制在对患者所施加的剥夺中起作用，那么治疗能够给他们力量或劝告去打破这些障碍，以牺牲理想为代价来换取满足和健康。虽然这种理想为人所推崇，但世上也有人对此不能时常坚持。这样，通过性的完满生活（living a full life）患者会健康起来。这当然使分析治疗蒙上了违反一般道德的阴影。因为它给予个人的东西正是它从社会团体索取的。

但是，女士们，先生们，究竟是谁给你们留下这种严重的错误印象的呢？对患者完满**的劝告不可能会在分析治疗中起作用——如果只因为我们自己已宣布在力比多的冲动与性的压抑之间，在禁欲与肉欲的趋势之间会发生不易克服的冲突。通过帮助一种趋势战胜另一种是不能解决这种冲突的。我们确实看到禁欲主义占有上风，结果是被压抑的性冲动在症状中寻找出路。

如果我们反过来使肉欲方面有胜利的可能，那么被忽视的对**产生压抑的力量就不得不到症状中去寻求补偿。这两种方法都不能解决这种内在的冲突，总会有一方不能得到满足。而那种由于这种冲突不很强烈，由医生的劝告就能起效的病例则很少，这些病例并不需要分析治疗。那些易于受医生影响的人，在没有医生的情况下也能够自己找到解决的办法。你们肯定知道如果一位禁欲的男子打算赞成非法的**，或一位未得到满足的妻子要找另一位男子寻求放松，那么他们不一定要得到医生或他们的分析者的允许。

在这种联系中，人们时常忽视一个要点——神经症中致病的冲突不应与心理冲动之间正常斗争相混淆，因为这两种心理冲动有同样的心理根基。存在于同样的心理领域中。就致病的冲突来说，其两种力量中的一种进入前意识和意识阶段，而另一种则被压抑到潜意识阶段。由于这种原因，冲突不可能有个结局，冲突双方相距甚远难以会面。只有在双方处于同一场所时，才可能达成一个真正的协议。要使这成为可能，我想只有依靠我们的治疗工作。

再者，我可以向你们保证，如果你们在想象中认为分析也主要是劝导人生或指导行为，那你们就搞错了。相反，我们尽可能避免扮演导师的角色，只希望患者能够自己解决。为了实现这个目标，我们劝告患者在治疗期间暂时不要对生活做出重要的决断，而要到治疗完成后再说，如有关事业、婚姻的选择，或离婚等的决断。你们肯定会承认所有这一切都与你们所想象的不同。只有对于那些年轻而不能自立的人，我们才不进行这种限制。我们对于他们只能既为医生又为教育者。而每当这个时候，我们很清楚地意识到自己的责任，并且谨慎从事。[414]

但是，你们不要从我坚持分析治疗和不鼓励完满的生活中得出结论，认为我提倡传统的道德观念。这都不是我们的实际情况。确实，我们不是改革者，而只不过是观察者；然而，要观察就会有批判，所以，我们不可能拥护传统的性道德，不会赞成社会对于**问题的实际调整。我们可以证明，社会道德所需要的牺牲时常超越它本身的价值；道德行为既不基于诚实，又不免于呆板。对于患者，我们决不隐瞒这些批判，使他们对性问题也像对其他问题一样，都能习惯于做不带任何偏见的思考；在治疗完成之后，如果他们能在性的放纵和绝对的禁欲之间找到适中的解决办法，那么，不论结果怎样，我们都不受到良心的谴责了。不论是谁，只要他成功地了解了自己的真相，都会永远抵御不道德的危险，尽管他的道德标准在某些方面可以与一般的人不同。我们也不要过高地估价禁欲在引发神经症上的重要性。只有在少数病例中，病源性的挫折情境和之后的力比多积聚才可以通过不难获得的这种**来治愈。

因此你们不能根据精神分析允许完满的**而解释其疗效。那么，你们必须寻求其他的解释。我记得在我反对你们的这个建议时，我曾提出一个观点，可使你们走上正确轨道。我们所使用的东西无疑是由意识的东西来代替潜意识，并把潜意识的东西转译成意识。是的，正是这一点。

通过将潜意识的东西转译成意识的东西，我们取消了压抑。这就使症状形成的前提条件消除了。

我们将病源的冲突转化成正常的冲突，这种冲突肯定可以找到某种解决办法。我们给患者带来的一切只是这种精神的改变：它达到的程度就是衡量提供的帮助的标准。在没有压抑（或类似的精神过程）等待解除时，我们的治疗就算完成了。

我们可以用不同的公式来表达我们努力的目的：使潜意识成为意识、消除压抑作用，或填补记忆的空缺——所有这些都指同样的东西。但或许你们对这种解释不满意。你们已形成了一个有关这种神经症患者恢复健康的不同的印象——即他在接受了精神分析的艰苦的治疗之后，他会变成另一个人。所以，似乎总的结果是使潜意识的材料较以前减少，而意识的东西较前增多而已，你们或许低估了这种内在改变的重要。虽然一个受到过治疗的神经症患者在本质上依然故我，但他确实变成了一个不同的人。也就是说，他已成为了可以在最有利的条件下所能成为的最好的人。但这就是一件极为重大的事情了。如果你们能知道我们的一切成就，能知道我们用很大的努力来引起这种个人精神面貌的显然是平常的改变，那么，你们就肯定开始认识到精神水平中这种不同的重要了。

我暂时离开本论题，来问一下你们是否知道所谓病因治疗（a causal therapy）的意义。病因治疗是指抛开疾病的表现形式，寻求突破点，以根除其病因的一种治疗方法。那么精神分析是不是一种病因治疗呢？回答这个问题并非一件易事，但我们由此却可以深信这类问题毫无价值。

在精神分析的治疗不以消除症状为直接目的时，它很像病因治疗。而在其他方面二者则不同，因为我们早就通过压抑而将原因追溯到了本能倾向，它们的相对强度，它们的发展过程中的偏差。

现在假如我们可以通过一些化学方法干预这种机制，随时增减力比多的分量，或以牺牲另一本能为代价来增强一个本能——这就会成为一种真正意义上的病因治疗，我们的分析也就成为寻求病因时所不可缺少的首要工作了。像你们所知道的一样，目前还没有这种影响方法可以深入到力比多的过程之中。运用我们的精神分析治疗，我们向另一点发动进攻——不是针对我们所知道的这种现象的根源之处，而是远离症状，这个地方只有在很特殊的环境下才有可能使我们接近。

那么，我们必须要做什么工作才可由意识的东西来代替患者的潜意识呢？有一个时期我们认为这个问题十分简单：只需要找出这种潜意识的材料并将其告诉患者就可以了。但是，我们现在已知道这是一个目光短浅的错误。我们有关潜意识材料的知识与患者的知识不是同一回事。如果将我们的认识告诉他，他不是接受它，并替代自己的潜意识材料，而是把它置于一边，并且很少改变自己的认识。我们不得不以地形学的观点来对待潜意识材料，我们必须从患者记忆中最初由于压抑而形成潜意识的地方去寻求它。压抑必须被消除——之后由意识材料代替潜意识材料的工作才能顺利完成。那么，我们如何消除这种压抑呢？至此，我们的工作进入第二个阶段。首先，是发现压抑，其次，是消除维持压抑的抵抗力。

那么，我们如何消除这种抵抗呢？方法是同样的：通过发现它并将其展示给患者。确实，这种抵抗也源于压抑——源于我们试图消除的，或早期发生过的压抑。它由反精神贯注建立，这种反精神贯注是为了压抑被拒绝了的冲动而产生的。这样，我们现在要做的工作和以前一样，即进行解释，发现并告知患者，但现在我们是真正做对了。抗拒或抵抗不属于潜意识，而是属于自我，自我一定会与我们进行合作；它即使不是意识的，那也无什么妨碍。我们知道，这里在两种意义上使用“潜意识”一词：一是作为一种现象，二是作为一种系统。虽然这听起来很难理解，并且模糊不清，但它毕竟只是前面所讲过的东西的重复。[415]我们已为它做好了铺垫。在我们能由此解释辨别出抵抗的所在时，我们希望这种抵抗会被放弃，并且反精神贯注会退避。但是，有什么动机力量由我们支配以使此事有成功的可能呢？首先，是患者寻求恢复健康的欲望，使他愿意与我们合作；其次，是患者的智慧的帮助，我们通过解释来支持这种智慧。如果我们能够给患者一些提示，那当然更容易地用其智慧识别出这种抵抗力，并在潜意识中找到与这种抵抗相应的观念。如果我对你们说：“向天空看！那里有个气球！”这与我只让你们向上看，并看你们是否能看到某种东西相比肯定会更为容易地发现这个气球。同样，在学生初次学看显微镜时，教师必须告诉他要注意看什么，否则，尽管这种东西在镜下可以看到，学生却根本看不到它。

现在请看一些事实情况吧！[416]就神经症的许多形式来说——如癔症、焦虑现象、强迫性神经症等，我们的期望都得以实现了。通过以这种方法来寻找压抑、抵抗及被压抑的观念，那么，我们就可以克服这种抵抗，消除这种压抑，并将潜意识材料转化为意识材料。我们这样做就可以清楚地认识到在每一种抵抗力被克服时，患者的内心就在进行着一种激烈的斗争——一种正常的心理斗争，它建立在同样的心理基础上、发生于寻求维持反精神贯注和准备使之放弃的两种动机之间。前者是原先建立起的压抑作用的老动机；后者则为新近引发的动机，它可以用来帮助我们解决冲突。我们已成功地将前已因压抑作用而暂时平息的冲突再次引起，用来作为对此事的新的贡献。首先，我们必须向患者表明早期的决定足以致病，而新的不同道路可以导致健康的恢复；

其次，告诉患者自从原初的拒绝之时起，所发生的情况已有了很大的变化。那时，自我柔弱、幼稚，也许无法抵御危险的、强加的要求。现在，自我变得既强大，又富有经验，并且还能够得到医生的援助。这样，我们就可以期望将再次引起的冲突引导到一个比压抑作用更好的结果；像我已讲过的一样，我在癔症、焦虑和强迫性神经症方面的成功可以证明我们是正确的。

然而，还有其他形式的疾病，虽然情况相似，但我们的治疗方法却不见得有效。在这些病症中，自我和力比多之间存在一种原初的冲突，并引发压抑作用——尽管这个冲突和移情神经症的冲突有地形学上的不同之处，我们也可以在患者的生活中追溯到压抑发生之处；我们运用同样的程序，准备做出同样的许诺，并且给患者同样的帮助，为他提供先行的观念；再者现在和压抑之间的时距也会有助于这种冲突产生一个不同的结果。然而，我们仍没有成功地消除一种抵抗或一种压抑。这些患者，如妄想狂者、抑郁症者以及患早发性痴呆症者，从总体上说仍然不受精神分析治疗的影响，或抵制精神分析治疗。可能是什么原因呢？肯定不是缺乏智力。当然患者需要具备某种程度的智力，但是就那些十分聪明并能进行演绎的妄想狂来说，难道是因为其智力赶不上他人吗？其他任何动机似乎也都不缺乏，抑郁症患者和妄想狂者不同，他们对患病和由此而忍受的痛苦具有很清楚的意识。但这并不使他们更有可能受到影响。我们在此又遇到一种我们难以理解的事实，并因此怀疑，我们是否真的明白了我们有可能成功地治疗其他神经症的所有决定因素。

如果我们现在继续专门讨论癔症和强迫性神经症，马上就会遇到第二个出人意料的事实。因为不久，我们就注意到这些患者对我们表现出一种十分奇特的行为。我们确信，我们考虑了治疗所涉及的所有动机，并且还充分地估计到了我们自己与患者之间的情境，因而可以得出一个十分可靠的结论；但是，除了我们已估计到的这些之外，似乎还有什么没有估计到的，这种意外的新奇的东西自身以很多形式出现。我给你们讲一些较常见的而且较容易理解的形式。

我们注意到，病人本应只注意自身的精神冲突的解决，然而他们却忽然开始对医生本人发生某种特殊的兴趣。与医生有关的一切事情似乎比他自己的事情更重要，并且从此不再注意他自己的疾病。医生与他的关系一时也变得十分融洽，他特别地顺从医生的旨意，尽可能地表现出自己的感激之情，而且显示了出人意料的美德。医生也因此对患者形成一种好感，并且以能为这样一种有特殊价值的人格提供帮助而感到庆幸。如果医生有机会与患者的亲属谈话，他也会为听到患者对他的尊重而由衷地感到高兴。患者在家中不知疲倦地赞扬医生，并认为医生有种种美德。

他的亲属会对你说：“他对你非常的热情，异常地崇拜你，你说的一切，在他看来都像是圣旨。”也许不时有眼光敏锐者说：“太令人生厌了，他除你之外别的东西一概不谈，并且一直把你的名字挂在嘴边。”

我们希望医生很谦逊，把患者对他的尊重归为希望自己能恢复患者的健康，并由于治疗的影响，使患者感到吃惊和愉快，增长了见识。在这些条件下，分析也取得了很大的进步。患者理解医生的暗示，并把注意力集中于治疗工作，他源源不断地提供记忆和联想的材料。他的解释的正确可信使医生都感到吃惊，以为这些新的心理观念本来深为外界健康的人所驳斥，不料患者却如此愿意接受，这真使人感到高兴。再者分析工作期间的这种友好合作关系使患者的病情也不断地好转。

但这种好天气不能持久，总有乌云压顶的一天。这表现为治疗中的困难；患者表示自己再也回想不起什么了。他使人产生这样的印象：他不再对这项工作感兴趣了，如果有时你让他说出他随时想到的东西，而不要加以批驳，他再也不愿意听了。他表现出自己好像是治疗的局外人，并且他好像从未和医生有过合作融洽的关系一样。他显然由什么东西占据了；并不愿讲给外人。这种情形对于治疗十分有害。我们必定是又遇到了一种强有力的抵抗。但做何解释呢？

如果我们能够再次弄清楚这种情况，那么我们就会发现这个干扰的原因在于患者转移到医生身上的一种强烈的情感，这种情感不是通过医生的行为和治疗的关系所能够解释的，它表现的方式和所要达到的目标当然也会随着医生与患者两人之间的情况而有所不同。如果这里所涉及的一个为年轻的女子，一个为年轻的男子，那么我们会产生二人正常相爱的印象；我们会发现这是可以理解的：既然一个女子时常与一个男子见面，又常谈及内心之事，而这位男子又处于支配地位，她对他产生爱慕似乎是自然而然的事。但不容忽视的事实是：一位患神经症的女子其爱的能力存在着障碍。两人之间的个人关系与我们假定的情况相比愈是深入，我们就对发现这种情感关系的不断发生愈是感到吃惊。如果一位婚姻不幸的妇女受到医生的深深的吸引，而医生也还未有所爱，那么，她若愿离婚而委身于他，或这样做行不通，就和他私下相爱，这仍然是可以理解的。就是在精神分析之外，也常看到这种情况发生。但在这些情况下，我们吃惊地听到已婚妇女和女孩令人吃惊的自供，她们对于治疗问题有一种特殊的态度。她们说，她们已经知道除了爱情之外，没有别的可以治疗她们的方法；在治疗的开始，她们就已期望从这种关系中最终可以获得现实生活中所不能得到的安慰。正是这种愿望，给治疗带来了这么多的困难，并且克服所有这些困难来披露她们的思想——我们站在我们的立场上补充一句：很容易理解那些难以相信的东西。但是，这种承认使我们感到吃惊：它使我们的一切估计都化为乌有。我们能够在我们的讨论中留下这最重要的成分吗？

确实，我们的经验愈丰富，我们就愈难以抵制做出这个修正，尽管这会使我们的科学的估计感到羞愧。在前几次，人们可能会认为分析治疗由于偶然的事件遇到了干扰——即一件非意愿的也不是治疗所引发的事件，但在这种患者对医生的情感——依恋一时常在各种新的病例中重复发生时，就连在最不合宜的或者可笑的情况之下，如老年女人和白发医生之间，根本没有引诱，这种相似的情感也不可避免，那么，这时我就不能再把它看作是一件偶然的事件，而必须看到这种现象与疾病本身的性质有着密切的联系。

我们十分不愿意承认这种新的事实，我们不得不把它称为移情作用（transference）。我们是指患者移情于医生，因为我们不能用治疗的情境来说明这种情感的发展。相反，我们认为这些情感的整个准备来自于其他地方，它们已先在患者的内心形成，然后借治疗的机会转移到医生身上。移情作用表现为一种爱的情感需求或较为缓和的形式；在一个女孩与一位老翁之间，可出现一种使女孩成为老人的宝贝女儿的愿望，来取代恋爱的愿望。力比多的愿望经过稍微改变而成为一种理想的柏拉图式的友谊愿望。有些妇女成功地使移情作用得到升华，并且对它进行模塑，使它获得一种存在的可能性。而另外一些妇女则只能使它以粗陋的、原始的并且几乎是不可能的形式表现出来。但从根本上来说都是一样的，请不要忘记它们有着同样的起源。

在我们探索这种新的事实的范围之前，我想去完成我对它的有关描绘。如果是男性患者会发生什么呢？人们不可能都希望逃避由性别不同以及性吸引所引发的令人讨厌的移情作用。然而我们的回答必定与妇女患者的情况极为相似。同样存在着对医生的依恋，他同样地过高估计医生的品质，同样地顺从他的旨意，同样妒忌现实生活中与医生十分亲近的每一个人。移情的升华形式在男子之间更为常见，而直接的**则为数较少，这正好像患者所表现出的同性恋倾向可以表现为其他的方式一样。分析者还发现男性患者时常具有另外一种表现方式，这种方式起初看来似乎与前者所描绘的相矛盾——一种敌意的或负移情作用（negative transference）。

我必须指出，移情作用在治疗的开始就存在于患者的内心，并且暂时是其有所进步的最强有力的动机。我们捕捉不到它的踪迹，也不需要打扰它，只要它有利于分析工作的进步。如果它之后变成一种抵抗，我们就必须关注它，并且表现出两种不同而且相反的心理：第一，已显示性需要的意味，所以它引起内心对自己的反抗；第二，敌意取代了情爱冲动。一般来说，敌意情感的发生较晚于友爱情感，并且用友爱情感作为掩饰；如果二者同时发生，就可作为情绪冲突的范例，这种情绪冲突支配着人们之间的所有的最为亲密的关系。这样，不好的情感和友爱的情感都属于一种依恋的情感，正如虽然反抗与服从意义相反，但它们却都有依赖于他人的存在一样。我们无疑可以将患者对医生的敌意的情感称为“移情作用”，因为治疗的情境不是引发这种情感的原因。

因此，这种负移情作用的观点使我们确信我们对于积极的或友爱的移情作用的判断是正确的。

那么，这种移情作用究竟来自于哪里呢？它给我们造成了什么困难？我们如何才能克服这些困难？以及我们最终从它那里会得到什么好处呢？——这些问题只是在对分析做详细的技术性指导时才讨论的，我今天只简略地谈一下。由于受到移情作用的影响，患者才对我们有所要求，我们当然要顺从患者的这些要求，不然的话，如果不友好地加以拒绝他们，那就太不应该了。我们要克服移情作用，只有通过告诉他，他的情感不是来自目前的情境，也与医生本人无关，只不过是重现了先前发生于他身上的某些东西而已。[417]以这种方式，我们迫使他将他的重演（repetition）转化为记忆。通过这种方法，不论是友爱的或是敌意的移情作用，均可以被转化为治疗的最便利的工具，来提示心理生活的隐秘部分。

但我想在此说几句话，以使你们对这种出乎意料的现象的出现所感到的惊奇得以缓解。我们不应该忘记我们所分析的患者的病情还不能算是消除，它正像生物体那样正在继续发展着。在治疗的开始，还不能制止这个发展，但在患者接受治疗之后，其整个病情的变化都向一个方向——即他与医生的关系之上。这样，移情作用可被看作一棵树的木材层和皮层之间的新生层，只有通过它才会有新组织的形成以及树干半径的扩大，当移情作用发展到这种程度时，患者的回忆工作就退居于次要的地位。之后，我们就可以说已不再是关心患者先前的疾病了，而是在治疗随之而来的新形成的改造过的神经症了。我们可以追溯这种旧症的新版的起点，我们已观察到它的起源和成长，我们能够找到出路，因为作为移情的对象，我们处于它的核心位置。所有患者的症状都已抛开了它们原初的意义，并且适应于新近的意义，这个意义存在于与移情作用的关系之中；或者这些症状的持续只在于能够经受这样的改变。如果我们能把握这种新的人为的神经症，就相当于去除了原有的疾病——即完成了我们的治疗工作。如果患者能和医生保持正常的关系，克服了被压抑的本能冲动的影响，那么在脱离了医生之后，他自己仍能保持自己的这种正常生活。[418]

移情作用对于癔症、焦虑性癔症以及强迫性神经症等的治疗来说处于核心地位，具有重要作用。由于这个原因，可以把这些神经症一并归属于“移情性神经症”。无论是谁，如果他能通过分析的经验对移情的事实有一个全面的印象，那么他就不会怀疑那些在症状中求得发泄的被压抑的冲动的性质了，并且不再需要更强有力的有关其力比多特性的证据了。可以说，我们只是在研究了移情作用的现象之后，才深信症状的意义乃是力比多的替代满足。

我们现在有充分的理由来改进我们从前有关治疗作用的动力解释，以使它与我们的新的发现相一致。在我们通过分析发现用抵抗解决通常的冲突时，患者需要一种强大的推动力，来帮助他达到我们所需要的决策，达到康复。不然的话，他也许会重蹈覆辙，使已进入意识的东西再次退回到压抑之下。从这一点看，斗争的结果并不取决于患者的智力顿悟——它既不强，也不自由，不足以肯定这样的成就——而只取决于他与医生之间的关系。如果患者的移情作用是积极的，他就会认为医生具有权威性，并转而深信他的话语和解释。如果没有这种移情作用，或者移情作用是消极的，那么医生以及他的观点就很难打动患者。这里的信任来源于爱，一开始并不需要任何理由。假定理由是由他所爱的人提出的，那么只是到了后来他才对它们加以审查。没有这种支持，论点就不足以使患者或一般的人受到影响。这样，一般来说，一个人就智力一方而言，也只有当他有能力使力比多贯注于客体对象时，才有受到影响的可能。我们有理由认为，自恋的倾向对甚至是最好的分析技术产生的疗效形成一定的障碍。

将力比多对象贯注转向他人身上的能力当然为一般的人所共有。我们谈的神经症患者的移情作用倾向只不过是这一普遍特殊的变本加厉而已。这么重要而又普遍的特性，竟没有人加以注意或利用，这确实令人感到奇怪。实际上已经有人注意到了这一点，伯恩海姆（Bernheim）以敏锐的眼光，曾将他的有关催眠现象的理论建立在这个每人都某种程度地受到暗示的理论基础之上。

他的“暗示感受性”（suggestibility）其实就是移情作用的倾向，由于他某种程度上大大地缩小了这种倾向的范围，以至于没有将负移情作用包括在内。但是，伯恩海姆从未说明暗示是什么，以及它是从何而来的，对他来说，这是一个不证自明的事实，他也没能说明其起源。他不知道他所谓的“暗示感受性”依赖于**和力比多的活动。我们认识到，在我们的技术中之所以放弃催眠，只是想重新发现移情形式的暗示。

但是，在此我要暂停一下，让你们有讲话的机会，我已看出你们这时已有一种强烈的抗议，如果我不给你们插话的机会，就难以让你们听下去了：“啊！你终于也承认了它，你在暗示的帮助下工作，正如在催眠的帮助下一样！这是我们思考很久了的东西。但是，如果是这样的话，又为什么迂回曲折地去寻求过去的记忆，发现潜意识，解释和翻译各种歪曲——这消磨了大量的精力、时间和金钱——而最终有效的东西却只是暗示呢？为何你不像别人（诚实的催眠者）一样直接用暗示来治疗病症呢？再者，如果你认为在这种曲折的方法和帮助下，可以使隐藏于直接暗示背后的许多重要的心理事实显露出来，那么，用什么来证实这些发现呢？难道它们不是暗示或无意图的暗示的结果吗？你难道不能迫使患者接受你的想法和在你看来是正确的东西吗？”

你们对我的这些抗议十分有趣，我必须予以答复。我现在不能回答：因为我们已没有时间了。

到下一次再说吧！你们等着，我会回答你们的。但今天我必须结束我的话题了。我保证你们在这些有关移情作用的事实的帮助下，能够理解为什么我们的治疗努力对于自恋神经症是无效的。

我只讲几句话就够了，你们会明白这个谜是多么的易于解开，以及各种东西又是如何很好地吻合到一起。观察显示，来自自恋性神经症的痛苦在于没有移情能力，或者有很不充分的移情能力。他们拒绝医生，对医生不是怀有敌意，就是不感兴趣。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他们也不能受到医生的影响；他们对医生说的话反应冷淡，没有印象，所以，对于其他人有很好疗效的治疗——如复活致病的冲突和克服由于压抑的抵抗对他们则不起作用。他们自我封闭，时常只是通过自己对导致病态结果的原因的分析努力来恢复健康。无论如何，我们都爱莫能助。

根据我们的临床经验，我们认为这些患者的精神贯注对象必须放弃，并且他们的力比多必须被转移成自我力比多。通过这个特性，我们使他们与第一组的神经症（癔症、焦虑性癔症和强迫性神经症）相区分。这种揣测现在为这些患者受治疗时的行为所证实。他们由于没有移情作用，所以不能接受我们的努力，并且不能被我们治愈。

第28讲 分析治疗[419]

女士们，先生们：

你们知道我们今天要讲什么。在我们承认我们的影响主要依赖于移情作用——即暗示时，你们问我，为何我们不在精神分析治疗中使用直接暗示（direct suggestion）？而且你们还提出了一个疑问：既然我们承认暗示有如此重要的地位，那么还能保证心理发现的客观性吗？我曾答应你们，我会给你们以详细的答复。

直接暗示是针对症状显现的暗示，它是你们的权威性和患病的动机之间的一种斗争。在这种斗争中，你们自己不关心这些动机，而只要求患者克服它们在症状中的显现。不论你们是否使患者处于催眠之下，其原则都没有什么不同。伯恩海姆以他敏锐的目光再次认为暗示乃是催眠现象的基本成分，催眠自身已成为暗示的结果，或一种暗示状态[420]，并且他还喜欢在清醒状态下运用暗示，这种暗示和催眠暗示可以获得同样的效果。

对于这个问题，你们想要先听什么——是经验的东西呢，还是理论的思考？

我们以前者开始吧！我是伯恩海姆的一个学生。1889年，我在南锡拜访他，并且我把他的一本有关暗示的书译成了德文[421]，我运用催眠治疗多年，起初用“抑制性暗示”（prohibitorysuggestion），后来则与布洛伊尔的询问患者的方法相结合使用。[422]因此，我可以根据广泛的经验来谈论催眠或暗示治疗的结果了。如果根据古人有关医学的见解，一个理想的疗法应迅速、可靠，并不为患者所厌恶，伯恩海姆的方法实现了至少两个这种要求。它能够迅速起效——或者说要比分析治疗快得多，并且它既不会引起患者的困扰，也不会引起其不愉快。但在医生看来，在长期的治疗过程中它显得很单调；因为无论对什么人，他都运用同样的方式，阻止各种各样症状的出现，而无法了解症状的意义。它是机械的工作，而非科学的活动，并且它具有江湖术士的意味，然而为了患者的利益，这一点可以不计较。要说明的是，这种治疗缺乏第三种品质：这种方法很不可靠。一些患者能使用这种方法，而另外一些则不能。对于一些患者来说，它很起效，而对于另外一些来说则不然，并且人们根本不知道这是为什么。更为糟糕的是这种治疗结果不能持久；过了一段时间后，你就会听到患者又旧病复发，或得了新的病症。尽管可以再次给他催眠，但在其周围会有一些有经验的人告诉他，劝他不要再由于多次受到催眠而失去自己的独立性，并像服用了麻醉药一样嗜此成癖。当然有时实施催眠法之后，也如人所愿，经过几次努力，获得了成功，并可以使疗效永久保持。[423]但决定这种有益结果的条件仍然不清楚。有一次，我通过短暂的催眠治疗，完全治好了一位妇女患者，但她突然无缘无故地对我感到怨恨，并旧病复发。后来，我又再次医好了她的病，可是她又对我再次表示愤恨。还有另外一次，还是一位妇女患者，我曾通过催眠多次地使她摆脱神经症状态，但在我有一次为她治病时，她突然用双臂紧紧地抱住我的脖子。[424]出现了这种情况后，人们不可避免地（无论你想或者不想）要探索暗示治疗中人的权威性的本质和起源的问题了。

以上这些都是经验。它们向我们表明去掉直接暗示，我们可以用其他方法来代替。现在我们对这个问题稍加说明，催眠治疗的实践对患者或医生的要求都很少。它与大多数医生所坚持的有关神经症的观点相吻合。医生对神经症患者说：“你没有什么毛病，这只是一个神经问题。可以用简短的几句话在两三分钟里消除你的困扰。”但是不花费力气，也不采用任何适当方法作为帮助，就能治好一个严重的病症，这与我们所持的有关能量规律的观点不符。只要条件是可比的，经验表明暗示方法不可能成功地治好神经症。但我认识到这种论点并不是无懈可击的。偶然获得成功这样的事情也是存在的。

根据从精神分析中所获得的知识，我们可以将催眠的暗示和精神分析的暗示之间的区别描述如下：催眠治疗寻求掩盖和粉饰心理生活中的东西；分析治疗寻求揭露并去除这些东西。[425]前者像是在化装，而后者像是在手术。前者使用暗示来阻止症状，它只增强压抑量并不改变导致症状形成的过程；分析治疗在引发症状的冲突中，寻找病源之所在，并通过暗示来改变这些冲突的结果。催眠治疗使患者处于不活动并无改变的状态，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在遇到致病的新的诱因时，他就难以抵抗了。分析治疗则要求医生和患者的共同努力，以消除其内心的抵抗。这种抵抗的克服，使患者的心理生活有了持久的改变，有了更为高级的发展，并且具有了防止旧病复发的能力。[426]克服抵抗的工作是分析治疗的基本功能；患者必须实现这一点，并且医生通过一种有教育意义的暗示的帮助为患者提供这种可能性。正是由于这个原因，精神分析治疗可以称为一种后教育（after education）。[427]

我希望我现在已向你们讲清楚了，我们分析治疗中的暗示和催眠治疗中的暗示在哪些方面存在着不同之处。从暗示可以追溯到移情作用的事实中，你们也可以认识到分析法以暗示来辅助治疗，而催眠法则只靠暗示的作用。因此，催眠治疗的结果就不那么可靠，而分析治疗的结果则较为持久。催眠的作用，依赖于患者的移情能力状况，我们却不能影响这种移情作用本身。受催眠的患者的移情作用也许是消极的，或通常的情况是模棱两可的，或者他可以采取特殊的态度来防止自己的移情，对此我们一无所知。在精神分析中我们则着眼于移情作用自身，使它能自由发展，并成为治疗的帮助。这样，我们有可能从暗示的力量中获取帮助，我们控制它，不论患者如何地喜欢，他都不能对自己进行暗示，我们引导他的暗示，使他有接受暗示影响的可能性。

但是，你们现在会对我讲：无论分析背后的动机力量是移情还是暗示，我们对于患者的影响使我们的发现的客观正确性产生了疑问。对我们的治疗有利的东西成为了我们的研究的损害。这是最常提出的对精神分析的反对意见，并且必须承认尽管这些话没有理由，但我们也不能置之不理。如果它果真有其道理，那么精神分析将不过是暗示治疗的特别方式，是其中最为有效的一种，这就不必再重视那些所有有关患者过去生活的经验、心理动力以及潜意识等的结论了。这正是我们反对者所认为的；并且他们还认为我们不过是先由自己设想出与性经验的重要性有关的东西，然后将这些经验的意义——甚至经验本身——灌输给患者。这些指控通过经验要比通过理论的帮助更易于反驳。不论是那一位亲自运用过精神分析的人，都能够使自己确信，在很多情况下，不可能以这种方式对患者进行暗示。当然医生毫不困难地使他成为某个特定理论的支持者，并且这样会使他对自己具有某些错误的认识。在这一点上，患者会像其他人一样（像一位学生一样）行事，但这只影响到他的智力，而非他的疾病。毕竟，假如给予他的这种预先的观念与他实际具有的相吻合，那么他的冲突才会被成功地解决，并且他的抵抗才会被克服。而那些医生推想的错误，在分析过程中将会逐渐地被消灭[428]，并被更为重要的和正确的东西取而代之。我们试图用一种很慎重的技术，来避免由于暗示所带来的过早的成功；但即使它们真的发生，也没有什么危害，因为我们并不满足于第一个成功。在疾病的疑难没有得到解决，记忆的缺失未能填补起来，并且压抑的原因也未被挖掘出来时，我们并不认为我们的分析就算完结了。我们把太快获得的成功看作是分析工作的障碍而非帮助。直到我们彻底解决了它们可依赖的移情作用，我们才算最后成功了。这个最终的特性就是使分析治疗有别于纯粹的暗示治疗，使分析可得的疗效不同于暗示所得的疗效。

在各种其他的暗示治疗中，移情作用得到了细心的维护而未得到揭示。在分析中，它本身就成为治疗对象，并且不断地就其所有的形式进行剖析研究。在分析治疗的最终，移情作用本身必须被消除，如果这时成功是持久稳定的，那么这种成功不一定来自于暗示，而是由于患者内心已发生了改变，患者内在的抵抗这时已通过暗示被克服了。

个人意义上的对暗示的接受无疑受到以下事实的支持，即在治疗期间，我们不断地与能够将自己转化为负面的敌意的移情作用的抵抗做斗争。我们还必须指出，分析的许多单个的发现，虽然可以被怀疑为暗示的产物，却可以从另一个并且无可指责的源泉那里得到证实。这种情形可见于痴呆症和妄想狂患者，他们当然不会有受到暗示影响的嫌疑。这些患者为我们所提供的有关侵入意识内心的幻想及象征的转化等，都与我们从对移情神经症患者的潜意识的研究中所得出的结果相一致，这样证实了我们的解释的客观正确性，尽管对此时有疑虑。我想，如果你们在这些方面信赖分析，那么你们就不会陷入歧途。

我现在要通过力比多理论的公式来说明治疗的机制了。神经症患者既无能力享乐，也没有效率——前者是因为他的力比多本来就不能指向于任何真实的对象，而后者则因为他被迫使他有可能获得的能量用于维持压抑他的力比多，而没有力量来表现自己了。如果他的力比多和他的自我不再发生冲突，那么他的自我就可以控制力比多了，他也就不再有病了。因此，治疗的工作在于使力比多从其目前的避开自我的依恋物中解放出来，使其重新为自我服务。那么神经症患者的力比多究竟在哪里呢？很容易发现：它依附于症状，这种症状使他得到一时的替代的满足。因此，我们必须使自己把握这种症状并解除它们——这也正是患者要求我们去做的事情。为了解除这些症状，我们必须回到它的起源之上，我们必须诊断它们所产生的冲突，并且在动机力量的帮助下（这些动机力量过去不受患者的支配），我们必须将它引向不同的结果。要对压抑作用做这种考察，就必须利用引起压抑作用的记忆线索，才可收到部分的效果。这种工作具有决定性意义的部分是在患者与医生的关系或移情作用中，即过去的冲突的新的表现；患者都喜欢做出与过去同样方式的行为，而我们则可以通过使他集中自己所有可能的心理力量而使他得到一种新的解决。这样移情作用就成为所有斗争的力量相互交锋的战场。

所有的力比多，以及所有的反对它的东西都只集中于与医生的关系之上。在这个过程中，必须剥夺症状的力比多。由人为建立的移情疾病来取代患者真正的疾病；而他的力比多的各种各样的不真实的对象也被医生这个想象的对象取而代之。但是，通过医生的暗示的帮助，围绕着这个对象的新的斗争被提升到了最高的精神水平：它以正常的心理冲突出现。由于一个新的压抑作用被避免，自我与力多比之间的隔阂被取消，并且患者的心理便恢复了统一。在力比多被再次从其暂时的对象即医生身上解脱时，它就不可能再回到其早期的对象之上了，而是交给自我掌握了。

我们治疗工作期间在这个斗争中所遇到的抵抗，一方面由于自我对力比多倾向的厌恶，表现为压抑的倾向；另一方面则由于力比多的坚持性，不愿意离开它从前曾发泄过的对象。

这样，我们的治疗工作进入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所有的力比多都被迫由症状转向移情，并集中于这里；第二个阶段，斗争围绕着这个新的对象展开，并且力比多被从中解放出来。这种对有利结果具有决定意义的改变是在这种新的冲突中去除压抑作用，以使力比多无法通过逃入潜意识而再次摆脱自我。这之所以成为可能，是因为患者的自我由于分析者的暗示的帮助而有了改变。通过这种解释工作，潜意识的东西被引入了意识；自我乃因潜意识的消逝而得到扩大；并通过教育而与力比多取得和解，这样，自我也愿意使力比多在某种限度内得到满足；由于自我能够使少量的力比多为升华之用，所以它对于力比多要求的惧怕也趋于减弱。治疗中的事件与这种理想的描述越相符合，精神分析治疗成功的可能性就越大。它的限制在于：（1）缺乏力比多的灵活性，力比多不愿离开其对象；（2）自恋的稳固性，它不允许对对象的移情超过某种限度。如果说我们的移情作用吸引了一部分的力比多到我们身上，并掌握了脱离自我支配的力比多的全部力量，那么治疗过程的动力学或许就更为明确了。

值得注意的是，因分析而引起的力比多的分配，并不能使我们直接得出有关从前患病时的力比多倾向的性质的结论。假如我们成功地治愈了一位把对待父亲的情感转移到医生身上的患者，那么，我们不能认为他患病的原因只是由于他对父亲有一种潜意识的力比多的依恋。他的父亲移情（father transference）只是我们控制其力比多的战场；患者的力比多从其他的方向指向它。

一个战场不必与一个敌人的关键的堡垒相一致。敌人防御首都，也不必只在城门前作战。而只在移情作用再次被解除之后，我们才能在思想中重新确立疾病背后的力比多的分配。

我们现在从力比多理论的观点对梦的问题再讲最后几句。一个神经症患者的梦，像他的过失和他的自由联想一样，可以帮助我们发现他的症状的意义，以及揭示他的力比多的分配方式。以愿望满足的形式它们向我们显示什么愿望冲动服从于压抑，以及摆脱自我的力比多又依恋于什么对象。

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梦的解释在精神分析治疗中起巨大的作用，并且在一些病例中，它在很长的时期里是我的工作的最为重要的工具。我们已经知道睡眠状态自身导致有关压抑的某种放松。既然压抑的沉重压力得到减弱，于是被压抑的冲动在梦中要比在白天的症状中有更为明白的表示。因此，梦的研究成为了解被压抑的潜意识的最为便利的方法，这种脱离了自我的力比多形成了被压抑的力比多的一个部分。

但神经症患者的梦在任何主要的方面都与正常人的梦没有什么不同；确实，它们简直无法区分。要是说对于神经症患者的梦的解释不能用来说明正常人的梦，那就太荒唐了。因此，我们必须说神经症患者与健康人之间的不同只在白天成立。就梦生活来说，这种不同就不能成立。我们不得不将有关神经症患者的梦和症状之间所得到的那些结论适用于健康的人。我们不能否认健康的人在其精神生活中也有那些形成梦或症状的因素；并且我们必须得出结论：他们也可以构成压抑，而且要花费一定数量的能量来维持这种压抑的力量，他们的潜意识系统也储藏着富有能量的被压抑的冲动，而且他们的力比多的一部分已脱离了自我的支配。这样，一个健康的人实质上也可以算做是一位神经症患者；但是梦成为他能够形成的唯一的症状。实际上，如果你们对于健康人清醒时的生活加以仔细的观察，就可以发现与这一情况相矛盾的东西，即这个似乎健康的生活也有许多琐碎而实际上不重要的症状。

这样，神经质的健康人和神经症患者之间的区别可缩小为一个实践的问题，并且可由结果来决定——如通过这个人究竟能否留下足够的享乐和胜任能力。这个区别或许可追溯到仍然自由的能量和受到压抑束缚的能量之间的相对大小，并且是一个量的而非质的差异。有必要告诉你们这个发现是对下面的信念的一个理论说明：即神经症虽然建立在体质倾向的基础之上，但原则上有治疗的可能。

健康人和神经症患者的梦的一致性使我们能够推断出健康的特点。但就梦本身而言，我们可以做出进一步的推论：（1）我们不应使它脱离与神经症的症状的联系；（2）我们不应认为它们的基本性质可完全被压缩为“将思想转译成为古代的表现形式”这样一个公式；（3）我们必须假定它们为我们展现了力比多分配和实际存在着的对象精神发泄。[429]

我们不久就要结束演讲了。你们可能会感到失望，认为对于这样一个精神分析治疗的主题，我却只给你们讲些理论，而不谈治疗时的情况和治疗的结果。我不讨论这两者：前者是因为我从来就没有给你们就如何进行精神分析做实际指导的意图；后者是因为好几个原因使我避开这个问题。我们在开始演讲时，我曾强调在有利的条件下，我们所取得的成功决不会次于其他方面的医学治疗所取得的最好成绩；我现在可以再做进一步的补充——即其他的治疗方法是不可能取得这种成功的。如果我在此还要再夸大其成果，那就不免使人怀疑我是在自吹自擂，并想以此消除反对者的驳斥了。我们医学界的“同事们”曾多次反对精神分析（甚至是在公众的集会上也是如此），他们指出，如果将分析的失败和有害结果的情况公布于世，就使受害的公众明白这种治疗方法是毫无价值的。但是，避开这种做法的恶意不说，就失败材料的收集本身来说不可能形成对分析的治疗效果的正确判断。你们知道分析治疗还处于其年轻时期；它花费了很长的时间来确定其技术，并且这只能在工作的过程中和在不断增长的经验的影响下才能实现。由于传授这种技术的困难，初学精神分析的医生要比其他专家更要设法发展自己的能力，他早年的分析治疗结果决不能用于作为判断分析治疗效果的依据。

在早期的分析期间，人们错误地进行了许多治疗的尝试，因为即使分析者对那些不适合于采用分析疗法的各种病症也要进行治疗，而现在根据我们有关治疗法的特征，我将这些病症不包括在这种治疗之中。但这些疗法也只能通过实验而获得。在那些日子里，我们不知道妄想狂和早发性痴呆症到了很严重的程度时，分析法就不能发挥其效能了，当然，我们有权利尝试用这种方法来治疗各种错乱现象。但这些早期治疗的大多数失败不是由于医生的错误，或对患者不适当的选择，而是由于不利的外部条件。这里，我们只讲过患者不能避免和战胜内在的抵抗。而来自于患者环境的外在抵抗虽具有很小的理论意义，但都具有最大的实际意义。精神分析治疗可以与外科手术相比，须施用于最适当的情形之中才有可能获得成功。你们知道外科手术采用很多前期的预备措施：合适的房间、好的灯光、助手、回避患者的亲属等等。现在请你们考虑一下，如果外科手术都处于患者全家面前，家人都来围观，看到手术就大声地哭叫，那么这样的手术能有几次收到疗效呢？在精神分析治疗中，亲属的干预是一个很大的危险，而且是一个人们不知道如何对付的危险。我们的目的在于患者内心的抵抗，并知道它不可避免；然而，我们应怎样防御这些外在的抵抗呢？我们既不能通过任何解释可以说服患者的亲属们，又不能劝说他们使其站在一边不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