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5讲 焦虑[370]

女士们，先生们：

上一讲中，我给你们讲的一般[371]神经症状态（neurotic state）的内容肯定会使你们感到最不完满、最不适当。我知道这是事实，并且我想最使你们感到惊奇的莫过于在其中没有谈及焦虑（anxiety）[372]问题。而焦虑问题是神经症患者抱怨最多的东西，焦虑被当作最可怕的负担，并且焦虑在实际上还可变本加厉，产生不良的后果，而我却似乎没有打算谈及焦虑一样。恰恰相反，我对神经症中的焦虑问题情有独钟，并且准备给你们详加讨论这方面的问题。

我没有必要给你们介绍焦虑本身。我们每个人都不时地亲自体验过这种感觉，或更准确地说，体验过这种情感状态。但我想，为什么神经症患者比其他人忍受更多、更强的焦虑？这个问题从来还没有得到认真的讨论？或许它已被看作是某种可以自我证实的东西：单词“神经过敏”（nerv?s）和“焦虑”（?ngstlieh）[373]可相互通用，似乎指的是同样的东西，但这是不正确的：

有一些焦虑的人却一点也不神经过敏，再者，那些症状很多的神经症患者反而没有表现出焦虑的倾向。

然而，这一事实是毋庸置疑的：即焦虑问题是个重要的核心问题，我们若是弄清楚了这个问题，就可以明白我们整个的心理生活了。虽然我不认为自己能就焦虑问题给你们一个完满的解决，但是人们可以期望精神分析运用一种不同于学院派医学的方法来讨论这个问题。学院派医学所关注的是引起焦虑的解剖过程。我们发现患者延髓受到了刺激，于是就说他在迷走神经上患了一种神经症。延髓是一个主要的并且很可爱的对象。我很清楚地记得多年前我研究延髓时曾花费了许多时间和精力。然而，现在我必须指出，如果你们要了解有关焦虑的心理学，那么最无关紧要的事情恐怕莫过于有关刺激所经过的神经通路方面的知识了。[374]

人们可能花了很多时间来研究焦虑，而不认为它是一种神经症状态。当我将这种焦虑描绘为与“神经症”焦虑相对应的“现实”焦虑时，你马上就会明白我的用意了。现实的焦虑对我们来说是某种十分合理，并且很自然的事情。我们可以把它称为对一种外部危险的知觉反应——即一种预料到的或预见到的伤害。和逃避反射相结合，它可被看作是自我保护特有的一种表现。而大部分引发焦虑的对象和情境则随着个人对外界的知识与努力的感觉而有所不同。野蛮人害怕大炮或日蚀，而一个白人既能操弄大炮，又能预见天象，他在这些环境中就不会焦虑。但有时知识也反而可能引起恐惧，因为人们可以利用自己的知识预料到危险的来临。例如，常在丛林中生活的野蛮人看见丛林中有足迹，就会害怕并退避开来，但由于白人不知道这就是野兽在附近的标志，所以对白人来说则无关紧要。再如一位很有经验的航海家看到天际上有一小块黑云，并判断出暴风雨将要来临，于是万分惊恐，而对此一无所知的乘客则认为这似乎是不足为奇的。

通过深入的思考，我们自己就会认识到，我们有关现实性焦虑是理性的和有利的判断需要彻底的改变。在危险临近时，有利的行为首先使头脑冷静，来估计一下自己能够支配的力量，并和以前所遇到过的危险相对比，然后再来决定最好的办法是逃避、防御还是进攻。而那种恐惧是没有什么好处的，在没有恐惧的情况下效果会更好。你们可能知道过分的恐惧最为有害，它使人的行为变得麻木，就连逃避也不能了。通常，对危险的反应由焦虑的情感和防御行动组成。一只受到惊吓的动物表现出害怕和逃跑；但这里有利的成分是“逃避”而不是“害怕”。

这样，我们必定会以为焦虑对于生存来说，实在是一点好处都没有。我们只有对恐惧的情境做更为详细的分析之后，才有可能对这个问题有更为深刻的了解。首先要注意的是对于危险情况的“准备”，那时知觉比较敏感，而且肌肉也较紧张。这种事先的准备，对生存显然是十分有利的；如果没有这种准备，或许会产生比较严重的后果。其次要注意的是，一方面肌肉的活动大多表现为逃避，高一级的则是防御动作；另一方面没有我们所谓的焦虑或恐惧之感。如果恐惧之感的时间愈短，甚至短到一刹那只起信号作用[375]，那么焦急的准备状态就愈容易过渡为行动状态，从而使整个事件的进行更有利于个体的安全。这样在我们所谓的焦虑中，似乎焦虑的准备（preparedness for anxiety）是有利的成分，而焦虑的产生则是有害的成分。我们先不讨论焦虑、恐惧（fear）、惊悸（fright）等名词在习惯运用上是否有同样的意义。

我认为焦虑是就情境来说的，它不管对象如何；而恐惧则关注于对象，至于惊悸则似乎有某种特殊的意义，即它强调由危险所产生的效果，这种危险突然而来，没有焦虑的准备。因此，我们可以说，一个人通过焦虑从惊悸中保护自己。[376]

你们可能感到：“焦虑”一词的用法有某种模糊性和不确定性。对于“焦虑”我们一般用它来指知觉危险时所引起的主观状态。我们通过观察到的“焦虑的产生”进入这种状态，并且我们将此称为某种情感。那么情感在动力的意义上是什么呢？它当然是很复杂的东西。首先情感包括特殊动作的神经支配或发泄；其次情感包含某些感觉，这些感觉有两种，即已发生的动作行为的知觉，和直接引起的快感或痛感，这种愉快或不愉快的感觉赋予情感以主要的情调。但我并不认为我们的这种叙述已达到了情感的本质。对于某些情感来说，我们似乎可以有更为深刻的了解，并且知道它们的复合结构的核心，是某种特殊的以往经验的重演。这种经验有着古老的起源，并带有一般的性质。它不是个体史中的所有物，而是物种史中的所有物。为了便于你们理解，我还可以说情感状态的构造和癔症的发作很相似，它们都是记忆的沉淀物。这样，癔症的发作可以比作一种新形成的个体的情感，而一种正常的情感可比作一种已成为遗传的一般的癔症的表现。[377]

请不要认为我刚才给你们讲的有关情感的话是常态心理学的公共财产。相反，它们是建立在精神分析沃土上的观点，并且是精神分析的特产。你们从心理学中所获得的有关情感的东西——如詹姆士－兰格理论，无助于我们精神分析的有关讨论。但我们也不是说自己有关情感的知识是确切无疑的。我们的有关知识不过是精神分析在这个模糊的领域中所做的初步尝试而已。然而，我还要继续讲下去。我们相信我们知道这个在焦虑性情感中重新发现的以往的印象究竟是什么。我们相信它是有关出生的行动（act of birth），这种出生的行动包含有痛苦的情感，兴奋的发泄，以及身体的感觉等已成为构成生命有危险时的经验的原型，并且从此由我们再现于焦虑状态之中。出生时的焦虑经验之所以产生是因为新血液的供给（内部的呼吸）已经停止；于是这种初次的焦虑是有毒性的。焦虑（Angst，即angustiae，Enge，意为狭小之地）[378]这个词所侧重的是呼吸紧张的特性，即这种用力的呼吸乃是一种具体情境所产生的结果，而现在几乎总是与一种情感相伴随。我们还把它看作是与母体分离而产生的。[379]这种最初的焦虑状态具有密切的关系。当然我们相信有机体经过了无数代，已深深地隐藏再次引发这种原初的焦虑的倾向，因此，没有一个人能够避免焦虑情感；即使他像传说中的麦克达夫（Macduff）很早就脱离娘胎，以致不能体验到出生的活动，也毫不例外。至于哺乳类动物以外的其他动物，我们还不清楚他们焦虑经验的原型到底有什么性质。同样，我们也不知道这些动物具有什么样的与我们的焦虑相当的复杂的情感。

对你们来说，有趣的可能是想知道我怎么会产生这么一个观念，认为出生是焦虑性情感的起源和原型。它得自于人们的直觉的启发，而非玄想。多年以前，在我和其他年轻的医生于一家小餐馆围坐在一起吃午餐时，一位产科医院的助理给我们讲了一些有关助产毕业考试中的趣闻。考官问出生时如果羊水中混有婴儿的胎粪，那意味着什么。一位考生立刻回答说：“它意味着这个小孩受到了惊吓。”她受到嘲笑，并因此没有通过考试。我却暗自同情她，并开始怀疑这个可怜的纯靠直觉的妇女，以其准确的知觉，已触摸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关系。[380]

如果我们现在转而考虑神经症的焦虑问题，那么神经症患者的焦虑是以什么新的形式和情境显现的呢？这里有许多东西要讲。首先，我们发现一种普遍的忧虑，一种称作自由浮动着的（floating）焦虑，易于与任何适当的思想相依恋，影响判断力，选择所期望的东西，并且等待着自圆其说的机会。我们将这种状态称为期待性焦虑（expectant anxiety）或焦虑性期望（anxious expectation）。受这种焦虑折磨的人总是预见到这种种可能的灾难，将各种偶然之事都说成是不祥之兆。这种邪恶的期望的倾向可在许多不能说是有病的人身上发现，并成为其一个特征；人们将他们称为过分焦虑或悲观的。然而，那种属于实际神经症中的焦虑性神经症，总是将这种过度期待的焦虑当作通常的特点。[381]

第二种焦虑与我刚才所描绘的那种相对照，它在精神上受到束缚[382]，并且常依恋于特定的对象或情境。它是极其多样的和常常十分古怪的“恐怖症”（phobias）的焦虑。美国著名心理学家斯坦利·霍尔（Stanley Hall，1914）最近曾用一些有意义的希腊语来命名这一系列恐怖症。

这听起来像埃及的十疫（the ten-Plagues of Egypt），只是其数目远远超过于十而已。[383]下列所有的东西都可能成为恐怖的对象或内容：黑暗、天空、空地、猫、蜘蛛、毛虫、蛇、鼠、雷电、刀剑、血、围场、群集、独居、过桥、航海和乘火车旅行等等，这些混乱的东西可分成三组。

第一组的一些对象或情境就是由我们正常人看来也十分凶恶可怕，它们的确与危险有着某种关系；

虽然这些恐怖症的强度看似有点过分，但仍能完全理解。例如，我们没有见到蛇不害怕并不躲避的。因此对蛇的恐怖症可以说是全人类所共有的。达尔文曾自称看见拦在一块厚玻璃板后面的蛇扑来，令他感到恐怖。第二组的对象与危险仍具有一定的关系，但我们常常忽视这种危险；此外，这一组还包括大多数的情境恐怖症。我们知道乘火车要比在屋子中更容易遇到危险——例如偶尔会有火车相撞事故发生；我们还知道沉船时乘客会遇到生命危险；然而，我们时常对这些危险熟视无睹。旅游时并不为乘车船担忧。再如，过桥时，桥突然断塌，我们也会从桥上落入水中，但是这种事件发生的可能性很小，因此其危险也就不值得特别注意了。还如独居也有危险；虽然在某些情况下，我们不愿独居，但并非在任何情况下，我们都不能忍耐独居。另外群集、围场、雷雨等都是这样。我们不能理解这些恐怖的与其说是其内容，不如说是其强度。伴随恐怖症而来的焦虑是难以形容的，而有时神经症患者对我们在某些情境中感到焦虑的和以同样的名字描绘的东西和情境则毫不害怕。

剩下的是第三组恐怖，我们很难理解这种恐怖。如一位强壮的成人在他自己家乡的熟悉的城区内竟然害怕跨过一条街道或广场，一位健康的妇女竟会由于一只猫擦身而过或一只老鼠在房子中跑过而大惊失色。我们如何将这些东西与这些人们所忧虑的危险相联系呢？就这种动物恐怖症来说，就不属于一般人的畏惧增加了强度的问题；因为有许多人一见到猫便不禁爱抚它，招呼它。

老鼠原本是大多数妇女所害怕的动物，然而同时也用它来表示一个亲爱的东西的小名，虽然有许多女子喜欢爱人将自己称为“小老鼠”，但她一看见这个小动物，便不禁惊叫起来。对于一位具有广场恐怖症的人来说，我们唯一可做的解释是，他的行为就像是小孩子一样。小孩子由于受到教育才去避免这种危险的情境。而对于患广场恐怖症的人来说，如果有朋友和他一道走过广场，他就可以避免焦虑。

我刚才所描绘的这两种焦虑——即自由浮动的期待性焦虑和关联于恐怖症的焦虑——是彼此独立的。一个并非是另一个的更高阶段，并且它们只在极少数特例中同时出现，也就是说，偶尔同时出现。最为强烈的一般性忧虑也不一定会造成恐怖症；反过来讲，终身患广场恐怖症的人也不见得就一定有悲观的期待性焦虑。一些恐怖症——如广场恐怖和铁路恐怖等——证明是长大时习得的；还有一些恐怖症——如怕黑暗、雷电、动物等——则似乎是与生俱来的。前者具有严重的病态意义，而后者则以个人的怪癖出现。如果一个人表现出这后者的一种，就可以怀疑他具有其他恐怖症。我还要补充的是，我们将把这些恐怖症都当作焦虑性癔症，也就是说，我将它们当作与熟悉的转化性癔症具有紧密联系的一种错乱。[384]

第三种形式的神经症焦虑令人迷惑不解，这里在焦虑和危险之间没有明显的关系。这种焦虑或者出现于癔症之中，与癔症症状同时产生；或者出现于不同刺激的条件之下，我们本来知道这种条件会有某种情感的表现，却决未想到是焦虑性情感；或者它和任何条件都无关，只是一种无因而至的焦虑症，不但我们对其难以理解，就是患者也感到莫名其妙。即使我们进行多方面的研究，也看不出有何危险或危险的迹象。从这些自发的病症来看，这种所谓的焦虑的复杂情况可分成多种成分。整个的病症可由单一的强烈发展了的症状来表示，如由战栗、衰弱、心跳或呼吸困难等来表示。而我们所认为的焦虑的一般情感则消逝不见了。然而，这些我们称之为“焦虑的同等物”的条件和焦虑本身具有相同的临床的和病理的原因。

现在又出现了两个问题：我们能将神经症焦虑（其中危险不起任何作用）与现实性焦虑（对危险的一种反应）联系起来吗？以及我们如何理解神经性焦虑？我们当然倾向于期望凡是有焦虑出现的地方，则必定有所害怕的东西。

临床观察为我们提供了许多理解神经症焦虑的线索，我现在略述如下：

（一）不难确立这样的事实：期待的焦虑或一般性焦虑与**中的某些事件或者说某些力比多的使用有着密切的关系。就此事实说，可列举那些表现出所谓的兴奋受阻的人们作为最简单、最耐人寻味的例子。他们强烈的性兴奋正体验着不充分的发泄，而不能得到最终的满足。例如，男人在订婚之后，结婚之前，而女人则因丈夫在性方面没有充分的能力，或为了避孕而匆匆地完成**行为，就会发生上述体验。在这种情况之下，力比多兴奋消失，而焦虑代之而出现，或者形成期待的焦虑，或者形成与焦虑相当的症状。男人的焦虑性神经症多以不尽兴的性行为为原因，女人的更是如此。在医疗实际中，诊察这种病症时，应以探查这种病源开始。无数的病例说明，在性的弊病改正之后，焦虑性神经症就会消失。

就我所知，性的限制与焦虑状态之间的关系已为人们所承认，就是那些一向讨厌精神分析的医生们也不再对此加以否认了。但是他们仍然会错误地理解这种关系，认为这些人本来就有害怕的倾向，因此在性活动上也不免加以限制。然而，这与女人的行为相矛盾，她的性活动实质上是被动的——也就是说全由男子来决定。一个女人愈有**——因此愈倾向于**，就愈有能力满足——对男人的虚弱或不尽兴的中断愈容易有焦虑的表示。然而对于在性方面不感兴趣或性的要求不太强烈的女人，虽然受到同样的待遇，却不会产生严重的后果。

当然，性的节制现在已为医生所热心地提倡了，可是，如果力比多没有满足的途径，一方面要求发泄，一方面又无法升华，那么这种节制只会成为导致焦虑的条件。确实，确定结果是否致病有赖于数量的因素。撇开疾病不说，就性格形成这一点而言，不难认识到性的限制和焦虑时常同时出现，而冒险精神反而和性需要的任意放纵有着联带关系。然而，这些关系会因各种各样的文化影响而改变和复杂化，就一般人来说，焦虑与性的限制有密切的联系，这仍是事实。

我还没有告诉你们有关力比多和焦虑之间在发生上的关系，这方面的证据很多。例如某些时期，像青春期和停经期，力比多的产物异常增加，这对焦虑就会产生影响。在一些兴奋状态中，也可能会直接地观察到力比多和焦虑的混合，以及由焦虑最终替代力比多。人们从所有这些事实中所获得的印象是双重的：首先是力比多的增加没有正常的利用机会；其次，我们整个地处于机体过程的范围之中，我们只能认识到，力比多缺乏了，焦虑则取而代之。[385]

（二）通过对精神神经症尤其是癔症的分析，可以发现第二个线索。我们看到这种病态的焦虑时常与症状一起出现，但没有对象的焦虑也可长期存在或表现于发病之时。患者不能说出他们害怕什么，并且通过润饰作用的帮助，可使它与起初的恐怖症如死亡、发疯或灾难等相联系。如果对焦虑（或由焦虑所伴随的症状）赖以发生的情境进行分析，我们往往可以发现那些受到阻止而被焦虑的表现所代替的究竟是什么常态的心理过程。也就是说，我们可以构建潜意识过程，就好像它从未受到压抑，不受任何阻碍地进入意识一样。这个过程由一特殊的情感相伴随，并且我们现在吃惊地发现这种伴随着事件的正常过程的情感由压抑发生之后的焦虑所替代，无论它的质量如何。这样，当我们处于一种癔症状态时，它在潜意识中的相应的东西，可以是一种特点和类似的兴奋——如焦虑、害羞、迷惑不安等，也可以是一种积极的力比多兴奋或一种反抗的进攻情绪，如愤怒、生气等。因此，假如相当的观念内容受到了压抑，那么焦虑就成了一种通用的货币，可以成为一切情感冲动的交换物。[386]

（三）我们的第三个发现是苦于强迫性动作的患者似乎是以异常的方式来免除焦虑的。如果我们要禁止他们，使他们不发生这些强迫性动作，如洗手或其他仪式等，或者他们想自发地取消某种强迫行动，他们就会受迫于极度可怕的焦虑，而屈从于这种强制。我们可以看出，这种焦虑由这种强迫行动所隐藏，而这种动作表现只是为了避免焦虑。因此，在强迫性神经症中，原来要产生的焦虑，也可以产生一种混有他种症状的焦虑，也可以产生一种无焦虑的症状。这样，抽象地说，一般的症状的形成只是为了逃避焦虑的产生，这似乎是不错的。如果我们采纳这种观点，焦虑在神经症问题中处于我们的兴趣的核心位置。

我们对焦虑神经症的观察引导我们得出结论：力比多在丧失自身正常的使用的情况下，就足以引发焦虑，它在身体过程的区域中发生。对癔症和强迫性神经症的分析产生另外的结论：心理方面的反抗也可以使力比多失去正常的使用而引发焦虑。因此，我们所知道的有关神经症焦虑的起源就只有这些。它虽然听起来相当地不确定，但目前我还没有找到进一步探索下去的道路。我们自己所确定的第二个问题——即求得神经症焦虑（即由于态度方面的力比多）和现实性焦虑（即对于危险的相应反应）之间的关系——似乎更难解决。人们可能会认为这些是两个十分独立的东西；并且我们还没办法区分出神经症的焦虑和现实性焦虑二者之间的我们的感受。

如果将我们时常假定的自我和力比多二者之间的对立作为我们的出发点，我们最终会得出我们所寻求的这种联系。像我们所知道的一样，焦虑的产生是自我对危险的反应和逃避之前的信号。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我们现在再前进一小步，推想自我在神经症的焦虑中，也在试图逃避力比多的要求，并且像对付体外的危险一样来对付体内的危险。因此，这会实现我们的期望：有焦虑出现的地方，就有人们所害怕的东西。但这种类比还不止于此。正好像逃避外界危险的企图由站稳脚跟并采取适当的防御所取代一样，也好像是神经症焦虑的产生让位于症状的形成一样，这种症状的形成产生于有关的焦虑。

理解的困难现在存在于别处。原来焦虑既表示自我逃避自己的力比多，也等于假定焦虑起源于力比多。这不免更难理解，我们必须记住一个人的力比多基本上是其一部分，而不能看作是身外之物。这是焦虑产生的“拓扑动力学”（topographical dynamics），我们对此仍不明白——即在那个过程中产生的是什么精神能量，或这些精神能量出自什么精神系统等问题，这又是一个我不能许诺要解答的问题。但是，有两条线索，我们必须遵守，并且这样做时我们将再次使用直接观察和分析探询来帮助我们的推测。我们现在先来谈一下儿童焦虑的发生和与恐怖症有关的神经症焦虑的源泉。

忧虑在儿童中是很常见的东西，并且似乎很难区分它是神经症的还是现实性焦虑。确定通过儿童的行为做出这种区分的价值很成问题。因为一方面如果儿童对所有的陌生人或新情境和新东西都感到害怕，我们并不感到吃惊；我们很容易把这种反应解释为由于他的软弱和无知。这样，我们认为儿童具有强烈的现实性焦虑的倾向，并且如果这种忧虑是一种先天的遗传，那么我们应将它看作是一种十分有利的安排。儿童似乎只是在复演史前人及现代原始人的行为，这些人由于无知和无助而害怕新奇的及许多熟悉的现在已不再引起焦虑的东西，并且如果儿童的恐怖症至少有一部分被看作是人类发展初期的遗物，那么，这也正与我们的期望相吻合。

另外，我们不能忽略以下两方面的事实：第一，并非所有儿童的焦虑都具有同样的程度；第二，那些对各种情境都十分畏怯的儿童，长大时往往成为神经症患者。这样，神经症特质也通过直接的趋势变为现实的焦虑而显露自身。忧虑表现为是一种原始的东西，并且我们得出结论：儿童及后来的成人，之所以体验着对自己的力比多的畏惧，是因为他对于任何事物都畏惧。可见，焦虑来自于力比多之说可被取消；而且通过对于现实性焦虑的条件的研究，人们自然可以逻辑地推出下面的结论：对人自身软弱和无助的意识——即阿德勒所称的自卑惑（inferiority）——是神经症的最终基础，假如它可以一直从儿童时期保持到成年时。

这听起来是如此的简单而动听，以至于不得不引起我们的注意。我们用来研究神经症问题的观点将由此而动摇了。这种“自卑感”（以及决定焦虑和症状形成的东西）似乎确实可以持续到成年；但在这种特殊的病例中竟会出现健康，这需要做出解释。但是通过对儿童的忧虑的仔细研究会揭示什么呢？起初，儿童所害怕的是陌生人；这种情境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涉及情境中的人，后来才涉及物。但是儿童害怕陌生人，并非由于他认为这些人不怀好意，而是他将自己的弱小与陌生人的强大相对比，从而认为这些人会危及自己的生存、安全和快乐。认为儿童缺少信任和害怕支配世界的攻击本能，是一种错误的理论建构。实际上，儿童之所以害怕陌生的面孔，是因为他已习惯于看到一个熟悉的和可爱的面孔——特别是其母亲。正是他的失望和渴望转变成焦虑——实际上，他的力比多既没有使用，又不能久储不用，于是就以焦虑的形式得到发泄。

这个情景是儿童焦虑的原型，是出生时——即与母体分离时，原始焦虑条件的再现。[387]

儿童与情境有关的首要恐怖是对黑暗和独居的恐怖。前者时常保持整个一生。不愿与保姆或母亲分开的欲望则是二者都有的，我听到一位害怕黑暗的儿童叫道：“妈妈，客户跟我讲话，我很害怕！”“这有什么用呢？你又不能看到我。”儿童回答说：“如果有人讲话，天就会亮些。”[388]

这样一种在黑暗中感受到的渴望就变成对黑暗的害怕。我们还未发现神经症的焦虑只依附于真实的焦虑并成为其特殊的一种，相反，我们却感到儿童的行为似乎有点像真实的焦虑，其主要特性又与神经症焦虑相同——起源于没有用处的力比多。儿童生来似乎很缺乏真正的“现实性焦虑”。

在那些后来成为恐怖的决定因素的情境（如登高，过水上的窄桥，乘火车、轮船旅游等）中，儿童表现出焦虑；并且一般来说，他们愈无知，他们的焦虑就愈少。如果他们能通过遗传获得这些保存生命的本能[389]，那当然是好事情，因为这将极大地有利于照料他们，使其免遭种种的危险。

然而，事实是儿童起初总是过高地估计自己的能力，并且由于他们不知道危险的存在而无所畏惧地行动。他们会沿着水边跑，爬上窗台，玩锐利的东西和火——总之，做一切有危险的事情，并且使看护者感到担忧。最终现实的焦虑被唤醒，这主要是教育的结果，因为不可能让他们自己在痛苦的经历中学习。

那么，如果有些儿童很容易通过训练而认识到焦虑，并且自己能预知那些未曾受过警告的东西的危险，那么，我们可以推断出他们比别人在体质内有更多的先天的力比多需求。难怪那些后来成为神经症的人，在当孩子时也属于这一类。我们知道最有利于神经症发展的东西是没有能力在很长的时间里忍受大量的被压抑的力比多。你们可以看到这里有一种体质的因素在起作用——确实，我们对此从未有过异议。我们所反对的只是从观察及分析的一致结果来看，体质因素本无地位，或具有无足轻重的地位，而有些学者则特别重视这一因素而排斥其他的因素。让我来总结一下我们从对儿童忧虑的观察中所得出的东西；幼儿的焦虑与现实的焦虑无关，却与成人的神经症焦虑有着密切的关系。像后者一样，它来自于无处使用的力比多，并且它由外在的对象或情境替换失去的可爱的对象。

你们现在会很高兴地听到，对恐怖症的分析并没有告诉我们多少新东西，它们与儿童的焦虑都是如此：无处发泄的力比多渐渐地转化成为一种类似的现实的焦虑；于是把外界无足轻重的危险引过来代表力比多的要求。对于这种相互一致（恐怖症和儿童的焦虑之间的）没有什么可大惊小怪的。因为儿童的恐怖不仅是后来的焦虑性癔症所表现出的恐怖的原型，还是它的直接的先导。

尽管每一种癔症都因不同的内容而有其不同的名称，但他们都可以追溯到儿童的恐怖，并成为它的继承物。不同之处在于它们所具有的机制。就成人来说，虽然力比多暂时得不到发泄，却不足以转化成为焦虑。因为成人早已认识到怎样保存力比多，或怎样使它们应用于其他地方。然而，如果他的力比多依附于一种受到压抑的心理兴奋之上，那么和儿童相类似（儿童还没有意识和潜意识的分别）的所有情形就会随之再次出现；由于这个人已退回到儿童时期的恐怖，所以他的力比多就十分容易成为焦虑。

你们可以回忆到，我们曾详细地讨论过压抑作用[390]，但那时我们总是只关注被压抑的观念的命运——自然是由于这更易于识别和描绘。我们总是遗留一个问题，即附属于被压抑观念的是怎样的情感，并且现在才知道这个情感无论通常有何性质，它在这时的直接命运都是转变为焦虑。这种情感的转变是压抑过程的一个重要结果。这件事很难叙述，因为我们还不能主张潜意识情感的存在也像以前主张潜意识观念的存在一样。[391]一种观念不论意识的或是潜意识的，都保持不变；我们可以说出和潜意识观念相当的东西到底是怎么一回事；而一种情感是一种有关的能量发泄的过程；如果我们对有关心理过程的假设还没有彻底的考察和了解，就不能说和潜意识的情感相应的是什么东西。而我们在这里还无法加以讨论。不过，我们将强调我们现在已获得的印象：

焦虑的产生与潜意识系统具有密切的关系。

我曾讲过，如果力比多受到压抑，就转变成焦虑，或以焦虑的方式得到发泄，这是力比多的直接命运。我现在必须补充一点：即变成焦虑还不是受到压抑的力比多唯一的或确定的命运。在神经症中，过程的目的在于要阻止焦虑的发展，并且用于达到这个目的的方法是多种多样的。例如，在恐怖症中，神经症过程的两个阶段可以被清楚地区分。第一个阶段与压抑以及力比多转变成焦虑有关，它因此也与外在的危险有联系。第二个阶段包含建造各种防御的壁垒，以避免接触外界的危险。由于自我感觉到力比多的危险，于是以压抑作为逃避力比多压迫的工具；恐怖症可被比作一座城堡，用以对抗可怕的力比多这种外来的危险。当然恐怖症中的防御系统的弱点在于：

城堡虽然可以抵御外在的危险，但仍不免会有来自内部的危险存在。把来自于力比多的多方面的危险投射于外，这是永远不能彻底成功的。[392]由于这个原因，在其他神经症中，其他的防御系统用于反对可能的焦虑的产生。这是神经症心理学的最有意义的部分；但不幸的是，它未免离题太远，而且要以更为深刻的特殊化的知识作为前提。我现在只再补充一点。我已给你们讲过自我在压抑过程中所使用的“反贯注”（anticathexis），并且这个反精神贯注必须保全，以便压抑作用具有稳定性。这种反精神贯注具有以下任务：即运用各种形式的防御方法抵制压抑后的焦虑的产生。

让我们重新回到恐怖症。我可以安全地说你们现在已认识到了只解释恐怖症的内容，只研究其起源（像造成某种恐怖的这种对象或那种情境），而不管其他，那是很不适当的。恐怖症的内容与显梦（一种谜面）同等的重要。必须承认，无论怎样变动，在各种恐怖症的内容之中仍然有许多内容由于物种遗传的原因而特别适合于成为恐怖的对象，正像霍尔所主张的一样。确实，许多焦虑的对象只能通过一种象征关系建立它们与危险的联系。

这样，我们发现自己确信焦虑的问题在神经症心理学问题中占据着核心的位置。我们还深刻地认识到焦虑的发展和力比多的命运及潜意识的系统有着密切的关系。还有这样一个事实：现实的焦虑必须被看作自我的自己保存本能的显现。这个事实虽不可否认，却是一个不连贯的线索——即我们理论观点中的一个空缺。[393]

第26讲 力比多理论和自恋

女士们，先生们：

我们已多次地（不久前已讲过）讲过自我本能和性本能之间的区别。首先，压抑作用向我们显示：二者可以彼此对抗，性本能表面上被征服，并且被迫通过倒退和迂回曲折地寻求满足，这样做它们能够弥补它们在前进中的失败。我们接着认识到这两种本能与必要性（necessity）一开始就有不同的关系，所以，它们的发展过程不同，并且它们与现实原则具有不同的联系。最后，我们似乎发现通过观察而认识到的性本能与焦虑的情感状态比与自我本能有更为密切的关系——这个结论只在一个重要方面似乎不完满。因此，为了更为稳固地建立这个结论，我要再引入下面的更值得注意的事实：如果饥渴（自我保存本能的两个最重要的成分）得不到满足，结果不是它们转变成焦虑，而是将未满足的力比多转变成焦虑，这是我们最经常看到的现象。

无疑，我们将自我本能从性本能中独立出来的权利不能被动摇；说性本能的存在是个体的一种有区别的活动已隐含了这一点。唯一问题是这个区分究竟有什么意义，以及我们是否严肃认真地对待这个区分。然而，对这个问题的回答要看以下两点：第一，性本能在身体上及心理上的表现与自我本能的区别究竟到了何种程度，我们能否加以限定。第二，由这些差异所引起的结果究竟如何重要。另外，我们当然没有要坚持这两种本能在本质上的差异，而且即使有了差异，了解也是很困难的。两者都只被描绘为个体的能量源泉，如果我们要讨论它们究竟为同一种，或分属于两种，那么，就决不能只以这些概念为基础，而必须以生物学上的事实为根据。我们对这些的认识还很少，即使我们认识的更多一点，它也与我们的分析任务无关。

根据荣格的例子，很显然，如果我们坚持所有本能都源于一个单元，并且它们所具有的能量都称为“力比多”，也不能使我们从中得到什么好处。因为没有方法能够在精神生活中去除性的机能，我们于是不得不谈到性的力比多和非性的力比多。但力比多的名字仍适合于留给**的本能力量，像我们至今实际中所用的一样。

因此，在我看来，对精神分析来说，性本能和自我保存本能究竟是否应加以区分的问题，是不太重要的。精神分析也没有能力来回答这个问题。然而，生物学在许多方面显然可以证明这个区别的重要性。

确实，**是超越于个体之上的生命有机体的单一的机能，并且与物种有关。这个机能不仅像其他活动那样时常有利于个体，而且为了得到性的高度的快乐，还使生命面临危险和毁灭。由于个体的生命仍需保留一部分传递给后代，于是就有一种有别于其他的新陈代谢过程，作为达到这种目的的途径。最后，个体有机体将自己看成重要的东西，并且认为其**也像其他机能一样，只是为了自己的满足。但是，从生物学的观点来看，个体有机体只是物种生产序列的一小段，和不朽的种质（germ-plasm）相比，它的生命是很短暂的，像临时作为种质的寄身之地一样。[394]

然而，精神分析对神经症的解释不需要这种深远的考虑。沿着性本能和自我本能的区分，可以帮助我们发现理解“移情性神经症”的关键。我们已能够将它们追溯到某一基本的情境，而在这个情境之中，性本能和自我本能彼此矛盾，或用生物学的术语（虽不很准确）说：自我一方面作为独立的个体有机体与另一方面作为物种延续的成员彼此冲突。这种分歧或许只能发生于人类，并且一般来说，人之所以比其他动物优越，或许就在于神经症。人类的力比多的过分发展和其精神生活的异常复杂——这或许就是由力比多发展而来的——似乎创造了这种冲突发生的条件。显然，这些也是人类所取得的超越于动物的极大进步的先决条件，所以人类易患神经症的能力似乎只是其文化发展的能力的反面。但这些也只是推测，它使我们背离了目前的任务。

至今，我们的研究工作仍旧根据这样的前提：我们可以根据其表现将自我本能从性本能中区分开来。对于移情性神经症来说，这种区分是不难获得的。我们将自我指向其性需求对象的能量贯注称为“力比多”，而将来自自我保存本能的其他的能量贯注称为“兴趣”[395]。通过追溯个体精神贯注，它们的转移和最终的命运的过程，我们可以获得对精神力量的机制的初步了解。为了这个目的，移情性神经症为我们提供了最珍贵的材料。但是，对于自我及其构造和其机能的各种组织，我们仍不清楚；我们不得不假定对其他神经症障碍的分析能够给我们带来某种必要的悟性。

我们很早就开始将精神分析概念扩展到这些其他的疾病之上了。在1908年，阿伯拉罕（KarlAbraham）就已和我在交换思想之后发表了一种主张，认为早发性痴呆症（dementia praecox）的重要特征是：缺乏力比多发泄对象。但那时曾引起这样一个问题：痴呆症患者的力比多既然已经离开了它的对象，那么会发生什么样的结局呢？阿伯拉罕毫不犹豫地回答说：它又回到了自我，并且这种回复是早发性痴呆中夸大妄想（negalomania）的源泉。这种夸大妄想就好比是人们熟悉的恋爱时夸大对象的身价。[396]这样，我们通过将它与正常的恋爱生活相联系这种方式，首次认识到了精神疾病的一个特性。

我要告诉你们，阿伯拉罕的这种最初的解释已被精神分析者所接受，并且成为我们对待精神病学的态度的基础。这样，我们慢慢地熟悉了这个概念；虽然力比多依附于某种对象，并且表现出一种要在这些对象上求得满足的欲望，但也可以抛弃这些对象，而转向自我本身。这个观点逐渐变得更为完善。我们从纳基（Paul N?cke，1899）所描绘的性变态那里借来了自恋（narcissism）这个有关力比多分配方式的名词。即一位成年人将通常施用于外在性对象之上的所有的爱抚转移到他自己身上。[397]

我们稍加思索就会发现，如果这种力比多对自己身体和人格而非对客体的固着确实发生了，那么这种现象不可能是例外的或毫无意义的。相反，也许这种自恋乃是普遍的和原始的现象，有了这种现象，才会有对对象的爱，而且自恋也不必完全消失。确实，我们从力比多对象的发展历史中就可以回忆到，许多性本能始于在客体对象自身（像我们所谈的自**一样）获得满足，并且这种自**的能力是现实原则教育过程中**退化的基础。这样，自**现象乃是力比多分配在自恋方向上的性活动。

总之，我们对于自我力比多（ego-libido）和对象力比多（object-libido）之间的关系已有了一定的印象，这个印象可借助于动物学方面的比喻进行解释。要知道最简单的生物由一团未分化的原形质（protoplasmic substance）组成。它们常借所谓的“伪足”（pseudopodia）向外伸张；并且能够使自己重新缩成一团。这些伪足就好像是力比多投射到客体之上，而大多数的力比多则仍然积聚在自我之中，我们假定在正常的环境中自我力比多可以顺利转化为对象力比多，并且这可以再次回到自我之中。[398]

在这些观点的帮助之下，我们现在能够解释大量的心理状态，或更为保守地说，也可用力比多来描述正常生活的情况了，像恋爱者的精神行为、机体疾病或睡眠等状态。就睡眠状态来说，我们假定它基于从外部世界转移开，并接受睡的愿望。我们发现半夜里梦的精神活动也是以保持睡眠为目的的，并且纯粹受利己主义动机的支配。借助于力比多理论，我们现在还认为睡眠是这样一种状态，其中所有一切外在方面的发泄不论是力比多的或是利己主义的都被放弃，而退入自我之中。难道这还不能使我们对这种由于睡眠而导致的体力恢复及一般疲劳的性质有全新的认识吗？这既可以证实睡眠和胎内生活的相似之处，又可以扩大其心理方面的意义，力比多分配的原初状态可以在睡眠者身上得到恢复，力比多和自我的利益在整个自恋中仍统一起来，并难以区分，共处于自我满足的自我之中。

这里再讲下述两个方面的问题：第一，我们如何区分自恋和利己主义概念？我认为自恋是对利己主义的力比多补充。在我们讲利己主义时，我们只看到个体的利益，而在我们讲自恋时，我们还把它的力比多满足考虑在内。就实际动机而言，二者各不相同。很可能一个人是绝对利己主义的，但是，如果他的自我要在一个客体对象上获得力比多的满足，那么，他的力比多对于客体对象也有很强的依恋；这时，他的利己主义就使他的自我不会由于对客体的欲望而受到损伤。一个人可以同时既是利己主义的，又是强烈自恋的——即不很需要客体。而自恋要么表现为直接的性满足，要么表现为所谓的“爱”，而与“肉欲”（sensuality）相对。在所有这些联系中，利己主义是自明的和不变的，而自恋是可变的成分。利己主义的反面是利他主义（altruism），利他主义这个概念与力比多的客体对象发泄不一致，利他主义和力比多的不同之处在于，它没有在客体上谋求性的满足的渴望。然而在某人陷入爱河时，利他主义与力比多的客体对象贯注相融合。一般来说，性的对象可将自我和自恋吸引去一部分，并且自我对于客体的性做过高的估计。

如果再加上利他主义，将来自于爱人的利己主义引向客体对象，那么，性的客体对象就成为十分强盛的东西，并完全吸收了自我。

在以上纯粹的科学想象之后，如果在此我给你们引入一段诗来说明自恋和恋爱的“经济”[399]对比，那么，我想你们就会发现它使人精神振奋。以下是从歌德的《东西歌女》[400]（West?stlicheDiwan）中引出的楚丽卡和她的恋人哈坦的对话：

楚丽卡：

奴隶，胜利者，群众，在问到你们时，都承认个人存在的意义是天地之子的主要幸福。

如果我们没有失去我们的真我我们就没有拒绝任何人的必要，如果一个人仍然是他自己，便可以忍受失去一切。

哈坦：

就算它是如此；

但我走的是另一条路；

我在楚丽卡身上，发现了人世赋予我的一切幸福。

如果她对我有意，我愿牺牲一切，如果她舍我而去；

那么我失去我的真正的自我。

那些和哈坦在一起的日子已成过去，而我仍然不变，如果她很快爱上了某个幸运的人我只好和他合为一体。

我的第二个问题是梦的理论的补充。我们不能解释梦的起因，如果我们假定潜意识中被压抑的观念某种程度地独立于自我，以便自我为了寻求睡眠，虽然它已撤回它在对象上的发泄，但这种观念仍然不受睡眠欲望的支配，而保持其发泄。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理解潜意识如何能利用夜间检查作用的减弱或消失，而成功地获得对白天残余经验的控制，从而构建一种为本人所阻止的梦的愿望。另外，这种残余的经验和被压抑的潜意识的材料原先就有一种联系，由这种联系可以产生一种抵抗力，来反对睡眠的愿望和力比多的撤回。因此，我们通过这种补充，为我们有关梦的形成的观点插入这种动力的重要特点。[401]

器质性疾病、痛苦的刺激或器官的发炎创造了一种条件，可明确地使力比多从对象上撤回。

所撤回的力比多可在自我中再次发现，而对身体上病痛的部分增加贯注。人们确实可以大胆地假定，力比多在这些环境中从其对象上撤回要比个人主义兴趣从外界事物上的撤回更为明显。这似乎为我们提供了一条理解疑症的途径，其中有些表面上看不出病痛的器官都要求自我的关注。

但是，我这里不准备再讨论这一点，或者其他可用对象力比多返回自我来解释的情境——因为我会遇到已引起你们注意的两种反对意见。首先，你们想要让我说明为何在讨论睡眠、疾病等时，却一定要坚持力比多与兴趣的不同，以及性本能与自我本能的不同。实际上，如果我们要解释这些现象，只需假定每个人都有一种流动的一致的力，贯注到对象之上，和积聚于自我之中，就可以从属于一个或另一个本能。第二，你们想要知道我怎么能冒险地把力比多剥离开对象看作是疾病的起源，假如这种由对象力比多转为自我力比多（或更一般的自我能量）的变化是正常的和日夜重复的心理动力过程。

我现在进行回答。你们的第一种抗议听起来很有道理。请考虑一下睡眠、疾病和自己的恋爱就很可能不会使我们将自我力比多从对象力比多中，或将力比多从兴趣中区分出来。但这里你们忘记了我们起初的研究，实际上，我们现在所讨论的心理情境正是以这些研究为基础的。既然我们已弄清楚了由移情神经症所引发的冲突，那么就不得不对力比多与兴趣、性本能与自我保存本能加以区分。从此，我们就注意到了这种区分。如果要弄清楚所谓的自恋性神经症——如早发性痴呆症，并且说明它们和癔症或强迫症的相似和不同之处，就不得不假定有力比多的存在。只有这样，我们随后才能运用由此而得出的不可否认的理论来理解疾病、睡眠和恋爱。我们到处应用这些理论，看它们究竟在哪些方面可以行得通。而没有直接根据我们的分析经验的唯一的论题是：不论力比多依附于客体对象或自我，它仍然是力比多，而不会转变为自我的兴趣；并且自我的兴趣也一定不会变成力比多。然而，这还只是表示性本能与自我本能之间的区别；我们对这个区别已批判地思考过，并且出于启发性的原因，我们对此将继续坚持到它可能已消失为止。

你们的第二个观察也提出一个合理的问题，但它的目标方向是错误的。的确，客体对象的力比多退回到自我不是直接的病因；我们确实知道在我们就要入睡之前它时常发生，但在我们醒时，它又复原。这就好像原形质的微生物在收回其伪足之后，往往再次伸出一样。但是，如果有一种确定的、很有力的过程，迫使力比多从客体对象上撤回，那么结果就很不同。由此，成为自恋的力比多会无法找到返回客体对象的途径，于是，力比多在其自由运动上受到阻止，这就不免会引发疾病。如果自恋的力比多积聚到某种限度之上，就很可能会变得难以忍受。我们甚至可以想象出，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客体对象的贯注才得以发生，而自我也只得放出力比多，以免过分积聚力比多而致病。如果我们要对早发性痴呆症进行更为特殊的研究，那么我可以告诉你们，使力比多脱离其对象而不能返回的那一个过程确实与压抑作用有着密切的关系，它应被看作是压抑作用另外的一种。不论怎样，如果你们能认识到这些过程产生的基本条件——就我们目前所知，几乎和压抑作用相一致，那么，你们就不难理解这些新事实了。冲突似乎是同样的并且在同样的两个因素之间进行。假如结果与癔症中的十分不同，那么其原因只能依赖于先天倾向的不同。这些患者的力比多发展中的弱点在于另一阶段；引发症状的固着之处也有不同的位置，或许是位于初期自恋阶段之中；早发性痴呆症最后返回到这一阶段。我们不得不假定自恋神经症的力比多在发展上固着的时期远远早于癔症或强迫症，但是，你们可能听说过自恋性神经症实际上要比移情性神经症更为严重，但是通过对后者的研究所得出的结论也可以为前者的解释所用。二者之间确实存在着许多可以相互沟通的地方，它们基本上属于同一组现象。

并且你们可以想象出：一个人如果不先有关于移情性神经症的分析的知识，那么他就难以对这些障碍（属于精神分析学范围之内的）做出相应的解释。

早发性痴呆症的临床表现（时常发生变化）不同，它的发作不是像自恋那样由于力比多由客体对象返回并积聚于自我之中。它还表现出其他现象，这些现象可追溯到力比多要再次返回于客体对象并力求恢复的结果。这些才真正是这种疾病的显著特征；这些特征和癔症的症状相似，极少数也与强迫性神经症的症状相似；但就总体来说，仍有不同之处。早发性痴呆症的力比多返回到客体对象或客体观念的努力，似乎的确有所得；但是这些所得只不过是它们的影子而已——我是指属于它们的词汇表达。我对此不能讲更多，但我相信力比多返回到客体对象的努力，可以使我们对真正构成意识与潜意识观念之间的区别的东西获得了解。[402]

我现在已希望引导你们使分析工作再前进一步了。由于我们已冒险使用了自我力比多概念，使了解自恋性神经症有了可能；我们面临的任务是要在这些疾病里求得动力的成因，同时，通过理解自我来扩充我们有关精神生活的知识。我们所寻求的自我心理学不必建立在自我知觉的资料之上（像力比多的情况一样），而是建立在对自我的干扰和破坏的分析之上。或许我们认为自我心理学要是能够成立，我们从移情神经症的研究中所获得的有关力比多的知识就会无足轻重了。

然而，我们目前在这方面还未取得很大的进步。自恋神经症很难用我们在移情神经症中所使用的技术来解决。你们不久就会知道这是为什么。对于自恋患者来说，时常发生的事情是我们在走了一段路之后，就会碰壁，使我们停下来。像你们所知道的一样，就是移情神经症，我们也会遇到抵抗的阻碍，但这个障碍可以逐个地冲破。而自恋的抵抗则是不能克服的，最多只能好奇地隔墙观望，看看墙那边发生的事情。因此，我们不得不改变研究的方法，而我还不知道是否能够成功地找到一个替代方法。我们并不缺乏有关这些患者的材料，即使不足以解决我们的疑难，但这些材料的分量却很可观，而且现在我们的任务是用我们得自移情神经症的症状的东西来帮助理解这些问题。这两种病症的一致之处足以保证我们有个好的开始。到底这种技术会对我们有多大帮助，还要留待以后再看。

另外，还有一些阻止我们前进的困难。只有那些对移情性神经症做过分析研究的人们，才可以去研究自恋性神经症以及和自恋有关的神经症。但是，我们的精神病学者不是精神分析的学生，并且我们精神分析者也很少看到过精神病病例。一批精神病学家必须首先受精神分析的训练。美国已开始在这个方向上进行努力了，有许多杰出的精神病学者用精神分析的理论给学生演讲。医院及精神病院中的主任医生也都用精神分析理论作为指导来观察病人。然而我们有时也在那里成功地看到了自恋背后的一些东西。下面将告诉你们一些我认为我们所看到的东西。

被称为慢性精神错乱的妄想狂（paranoia），在当今的精神病学的分类上，占据着一种不确定的地位。但是，它与早发性痴呆无疑有着密切的联系；我曾冒昧地提出过，二者都应归于妄想痴呆（paraphrenia）[403]。根据其内容的不同，妄想狂的形式有所不同，例如夸大的幻想（megalomania）、被压迫的幻想（persecution mania）、被爱的幻想（erotomania）以及被妒忌的幻想等等。我们不希望精神病学试图以这种方式做出解释。这里有一个例子，精神病学也曾经依靠理智的努力，试图用这些症状来进行互相解释：患者深信自己受到迫害，因此猜测自己一定是个重要的人物，于是就渐渐地产生了妄自夸大的幻想。根据我们分析的观点，这种夸大的幻想是自我显现的直接结果，这主要是由于力比多从客体对象发泄上撤回——即属于早期幼儿形成回复的第二期的自恋（secondary narcissism）。然而，我们从对迫害的幻想的观察中得到了一个了解的线索。引起我们注意的第一个东西是在大多数事例中，迫害者和被迫害者是同性的，这仍然可有好意的解释；但是，对于某些已受到深入研究的例子来说，似乎患者在健康时对这个同性者本来十分亲爱，只是到了发病后，才把他当作迫害者。这使更进一步的研究成为可能：即可以把被爱的人更换成另外一个人，如把父亲换为严师或权威者。这种经验数目的不断增长使我们得出结论：被迫害妄想狂（paranoia persecutoria）是这样一种疾病，患者抵御自己变得过于强烈的同性恋冲动。[404]爱可变为恨，这也许会严重威胁到既爱又恨的对象的生命，这个转变正好比力比多由冲动变为焦虑，通常都是压抑作用的结果。这里用一个最近看到的例子加以说明。

一位年轻的医生不得不离开他居住的城镇，因为他曾威胁一位住在那里的大学教授的儿子的生命，这个人当时是他的一位好朋友。他以为这位朋友有超人的魔力和邪恶意图；他认为正是由于他，才造成了近年来家庭中的各种不幸和自己在家里及在社会生活中的厄运。而且，不仅仅如此，他认为这种糟糕的朋友和其父亲（教授）还引起了战争，并且使俄国人侵扰边疆。他们曾用各种方法来威胁他的生命；他于是坚信只有这个罪犯的死亡才能使各种邪恶终止。然而他对他的情谊仍是那么深，以致虽然有枪杀他的机会，却总是手软不能开枪。在我与这位患者的简短的谈话中，了解到他们之间的友情可追溯到他们在学校的日子。他们至少有一次远远地超出了朋友的界限：他们曾一起过夜，并有机会发生过一次完全的**。就患者的年龄及其有魅力的人格来说，那时都应有与女人有关的情感，但他却始终都没有这个意思。他曾与一个具有很高社会地位的美丽的女子订过婚，但由于她发现他冷酷无情，于是与他解除了婚约。几年后，在他初次能给一位女人以性的满足时，他却发病了。在这位妇女感激和忠心地拥抱他时，他突然感到了一种神秘的痛苦，像利刃切颅一样。之后，他把那时的感觉解释为，像是进行尸体解剖把头部切开时那种感觉一样。由于他的朋友是病理解剖学家，所以他逐渐认识到，只有这位朋友才会将这个女人送给他，并**他。从此以后，他开始了解其他的来自于这个朋友的迫害的阴谋了。

但是，病例中的迫害者和被迫害者也可能是异性的，那么，这与说这种病是同性间的岂不是相矛盾吗？前不久，我曾有机会诊断过这样一个病例，并且从表面的矛盾中能够引申出一种证实。

一个女孩想象自己受到一位男子的迫害，这个男子曾与她发生过亲密的关系。而事实上，她起初却妒忌一位妇人，这位妇人是可看作其母亲的替代者。一直到第二次和他相会后，她才将受迫害的幻想从那位妇人那里转移到那位男子身上。可见，在这个病例中，迫害者和被迫害者的性别相同之说，仍可成立。只是在向律师和医生诉说时，患者没有提及其幻想的这个最初阶段，于是，这使我们对妄想狂的解释表面上存在着矛盾。[405]

同性对象选择比异性对象选择与自恋有更为密切的关系。因此，当同性恋的冲动受到排斥的时候，就很容易退回到自恋。迄今为止，我还很少有机会把我们所知道的有关爱的冲动的基础全部告诉你们，而且现在来补充也已太晚。然而，我要给你们强调的是：对象的选择，即力比多在自恋阶段以后的发展，可按照两个不同的类型发生：要么按照自恋型（narcissistic type），这里患者自己的自我被另一个尽可能相似的自我替代，要么按照依恋型（attachment type）[406]，这里力比多以能满足自己幼时需要的长者为对象，对于这种力比多强烈地固着于对象选择的自恋型也应属于有明显的同性恋倾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