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如果“自我”的相对虚弱是神经症产生的决定性因素，那么以后的一次躯体疾病也能诱发神经症，假如它能使“自我”变弱的话。这种现象也是经常可以发现的。这种类型的躯体疾病会影响“本我”的本能生活，而且使本能的力量增长到超过“自我”所能控制的极限。在妇女身上，每月的行经与断经的交替出现可能就是这种过程的正常模式。再者，一般的躯体疾病——神经中枢器官的器质性疾病——可以损害心理器官的营养状况，迫使心理器官减弱其功能，遏制其更精细的工作，而这精细工作之一就是维持“自我”的组织。在所有这些神经症病例中，症状表现大致都是相同的，它们总是有相同的心理机制，但正如我们了解的，它们变化多，病因复杂。

“你使我愉快多了！你讲话终于像个医生了。现在我希望你承认像神经症这样一个复杂的医学问题只能由医生来处理。”

我担心你离题太远了。我们正在讨论的是一种症状，所关心的是分析中的治疗过程。我允许——不，我坚持——对于每个需要分析的病例都先应由医生来诊断。幸运的是，我们研究的绝大多数神经症病例都属精神发生的性质，与病理原因无关。一旦医生作了诊断，他就可以将这一治疗放心地转交给一个非专业的精神分析家。在我们的精神分析学会里，常常是这样的。由于医学界与非医学界人员的亲密合作，所担心的失误可以完全避免。如有意外，分析家必须求得医生的帮助。在分析治疗过程中，症状——特别是躯体症状——多半经常会出现。关于这一点，有人怀疑这些症状应属于神经症还是与内部它们独立的器质性疾病相关联。这时，也必须再次由医生来作出判断。

“这就是说在分析过程中，非专业分析家是不能离开医生的。”这又是一个反对非专业人员分析的新鲜见解。

不。这个见解并不是出于上述理由，因为在分析中，专业分析家不会有不同的做法。“我不太理解这一点。”有这么一条技术规则：在治疗中如出现值得怀疑的症状，那么分析家不能依自己的判断来证明，而要听非精神分析专业的医生所提供的报告——或许是一位门诊内科医生的报告——即使这位分析者自己就是一位医生，且精通医术。

“为什么要制定这么一个在我看来如此不适宜的规则呢？”

这不是不适宜，这么做有多种原因。首先，由同样一个人来做躯体治疗和心理治疗不是一个好办法；其次，由于移情的关系，分析家为病人做身体检查并不合适；再次，既然分析家的浓厚兴趣是强烈地指向心理因素的，那他就有一切理由怀疑自己是否带有偏见。

“我现在非常明了你对非专业人员实施精神分析的态度了。你认为必须有非专业分析者，因你不能指出他们工作中的不当之处。你尽可能地设法为他们开脱，使他们更易立足。但我一点也不明白，为什么非要非专业分析者不可？他们毕竟只能成为二流的治疗家。就我而言，我已准备好把少数已被训练成分析者的非专业人员做个例外来特殊对待。但遗憾的是，没有被培训出的新分析者，因为训练机构没执行义务去训练更多的非专业人员。”

假如可以证明所涉及的一切利益都互相牵制的话，我同意你的说法。我想你会同意这些利益主要有三种：病人的利益、医生的利益和最后但并非不是不重要的——科学的利益，它实际上包括了所有未来病人的利益。让我们来考察一下这三种利益。

首先看病人的利益。对于一个病人来说，只要他被误解的疾病危险在治疗前或治疗过程中被及时的医学报告排除了，那分析者是不是医生对他都无关紧要。对他来说，无比重要的则是分析者应该具备让病人信任的个人素质，他应该具备知识、悟性和能够使他胜任工作的经验积累。假如病人知道分析者不是医生，并且在某些情况下没有医生的帮助都不能工作，这会被认为有损于分析者的权威形象。当然，我们从不忘记告诉病人分析者的资历。我们能使自己坚信职业偏见不会在病人身上产生共鸣，患者乐于接受提供给他们的各种治疗。顺便提一下这种治疗。很久以前是被医学界压制的，现在进行精神分析的非专业分析者并非社会残渣的随意组合，而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哲学博士、教育家，还有一些阅历丰富且具卓越人格的妇女。分析是使分析者形成他的态度以履行他适当职责的最好手段，对于这种分析，分析培训学校的学生不得不服从。

其次关于医生的利益。我认为这种利益不通过精神分析和医学界的合作便不会获得。医学课程长达五年，通过最后考试须学六年。每几年就给学生提出新的要求，不达到要求便在将来被证明无法胜任工作。成为专职医生是非常困难的，这一职业既不令人满意，又得不偿失。如果有人认为医生也应该了解心理疾病的知识是十分合理的，那么，医生不仅要学习医学，而且还要为学习精神分析做准备。这也就意味着要增加课程并相应延长学习时间。我不知道医生们对于这些人主张的学习精神分析的结果是否感到满意，但这问题几乎不能逃避。这是给医生的课程条件如此严重退化的阶段，也是年轻一代被迫尽早独立的时代。

或许你认为在学习医学课程之外不必为精神分析做准备，而认为未来的精神分析在学完医学课程之后接受必要的医学训练更有益。你可能认为在这方面消磨太多的时间没有实际价值，毕竟一个不满三十岁的年轻医生决不会赢得患者的信任，而来自患者的信任正是对患者给予心理帮助的必要条件。我可以这样回敬你，一位初出茅庐的内科医生不能指望患者对自己有什么崇高敬意，但一位年轻的分析者却可在经验丰富的开业医生的指导下在分析诊所工作。

但在我看来，更重要的是你的建议反倒支持了一种能量浪费，而我在这种困境中，实在找不到这种浪费有什么经济价值。确实，分析训练是医学教育领域的捷径，但却是互不相干的。如果——今天听起来这话或许有点奇怪——有人必须建立一所精神分析学院的话，那么在医学院教的东西在这所学院里也必须教。除了深蕴心理学（该学科总是文科）外，还应该有生物学导论、**的科学和熟悉精神病学的症状学。另一方面，精神分析指导还应包括一些与医学关系较远，且医生在其诊疗中遇不到的知识：文明史、神话学、宗教心理学和文学。一个分析家除非精通这些课程，否则他弄到手的资料将毫无用处，在医学院校所教的这些补充知识对分析家的目的没有用。有关跗骨解剖、碳水化合物的构造、颅内神经通路的知识及医学在杆菌致病原因和抗杆菌、血清反应、肿瘤等领域的成就——所有这些医学知识（毫无疑问，它们自身具有极高价值）对分析家没用，与他无关，既不会直接帮助他理解和治疗神经症，也不会增强他职业所必需的智能。

不可否认，分析家学了许多对他没用的知识，就如同一位医生学习了医学的某一特别门类，例如牙医学；他参加考试，但考试内容并不全是他所需要的，所以，他又得学习许多他的学校教育没有为他准备的课程。但这两种情况又不能相提并论。病理学的重要原理——发炎、化脓、坏死及身体器官的新陈代谢等理论在牙科学中仍很重要。而分析者的经验却是另一回事，有其不同的情况和法则。不论哲学如何忽视身体与心理间的鸿沟，这种鸿沟仍存在于我们的直接经验中，更存在于我们的实际工作中。

试图强迫一个想让别人摆脱恐怖症和强迫症折磨的人去走学院教育的弯路是不公正和不适宜的，这种努力也不会成功，除非彻底压制精神分析学。想象一下，有两条道路通往山顶观看风景，一条短而直接，另一条长且曲折迂回。你竭力用一块禁止通行牌去阻塞那条短路，或许是因为你要保护小路边的几个花圃。但你的禁行牌不会被人理会，除非短路是陡峭艰难而长路坡缓易行。否则，如果迂回的路相反更难走，你的禁牌的作用和你的花圃的命运是可想而知的。我担心你迫使外行人学习医学和我劝导医生学习精神分析一样不会成功，因为你和我都了解人的本性。

“如果你说的没错，不经过特别训练就不能胜任分析治疗，而医学课程又不足以成为从事分析的准备，医学知识在很大程度上对分析家没有必要，那我们怎样才能培养出一个理想的医生，使之胜任他的全部职业活动呢？”

对这个难题我无力解决，而且这也不是我分内的事。我只清楚两件事。第一件事，精神分析令你尴尬，它最好是不存在——尽管神经症患者也令你尴尬。第二件事，如果医生决心忍受一批心理疗法人士的存在（这些人可以解除医生治疗大批心因性神经症的单调与痛苦，并帮助病人康复而经常与之保持联系），那么目前所涉及的每个人的利益都可以满足。

“这是你对该话题的结束语吗？或者你还要说点别的吗？”

我还有话要说。我要提出第三种利益——科学的利益。我要讲的言论与你无多大关系，但相对而言它对我却很重要。

我们不愿意看到医学侵吞精神分析的局面，也不愿让精神分析仅仅在精神病学教科书里的“治疗方法”的标题下占有最后一席之地，仅包含催眠暗示、自我暗示、劝说疗法，同时还不得不由于无知而感激人类的懒惰和懦弱，感激他们这精神分析如此短命。精神分析理应有更好的命运，它也有希望如此。作为一种“深蕴心理学”，一种潜意识心理理论，精神分析可以独立于所有关于人类文明进化及其主要成分如艺术、宗教、社会秩序等学科之外。依我看，精神分析已经为上述学科在解决本学科的问题方面提供了相当多的帮助，但这不算大。如果文明史学家、宗教心理学家、语言学家同意用手头已有的研究仪器的话，那么精神分析对其他学科的贡献还将更大。

治疗神经症仅是精神分析学的应用之一。未来会证明这还不是它的最重要的应用。无论如何，为了这一方面的应用而牺牲其他方面的应用是不对的，因为精神分析也关系到医学的利益。

精神分析前景灿烂，不容侵害，否则必遭惩罚。如果各种心理科学的代言人只要研究精神分析，便能够把分析的方法和态度应用于自己的研究工作中，那么，他们仅满足于从分析中读到的那点发现是远远不够的。他们必需通过唯一可能的途径——亲自进行精神分析来逐渐学会理解分析。因此，需要分析的神经症患者，他们从智能动机出发接受的往往是二流医生的分析。他们承认分析，但又希望他们自己偶尔也能加强能力。为了实施精神分析需要大批的分析家，他们不需掌握太多的医学知识。但这些“教学分析家”（teaching analysts）——让我们这样称呼他们——需要接受过特别细致的教育。如这一要求能达到，必须给他们从有启发、有受益的病例中积累经验的机会。因为缺乏好奇心的健康人并不会求助于精神分析家，所以只有神经症患者才有可能求助于分析家，进而使“教学分析家”在严格的监督下获得今后的非医学性活动所必需的教育。所有这一切要求有一定限度的活动自由，来不得一点限制。

或许你不相信精神分析的纯理论意义，或者你不允许这些理论影响非专业分析问题。那我告诉你精神分析还有另一个应用领域——一个超越庸医以外的、医生很少问津的领域，我指的是培养儿童这一领域。假如一个孩子开始表现出不随人意的发展倾向，假如他变得易怒、倔强和心不在焉，那么，儿科医生，甚至校医都无能为力，即使儿童已明显表现出神经症症状，如紧张不安、厌食、呕吐或失眠。由愿意关心孩子世界并懂得怎样通向孩子心理生活之路的那些医生来实施分析与教育措施相结合的治疗，能够立刻产生两种效果：消除孩子的神经症状和改变他们已开始的不良性格。我们认为儿童的这些不明显的神经症是他今后生活中严重疾病的基础，故对儿童进行分析是对其后天疾患的最好的预防方法。不可否认，精神分析仍有它的反对者。我不知道他们（反对者）是否有办法阻止教育分析家或分析教育家的活动。我认为这种阻止不太可能，但人们也不能太乐观。

让我们再讨论一下对成人神经症进行分析治疗的问题，因为在这一方面我们的探讨也不是不遗余力的。我们的文明把几乎不能忍受的压力强加在我们身上，这种现状得改变一下。不管有多么困难，精神分析注定要成为人类改变现状的方法，这样想是不是太离奇了呢？也许某个美国人会偶然想到花一点钱让他们的国家的“社会工作者”接受分析培训，把他们变成同文明神经症作斗争的救护者。

“哈！一支新的救助大军！”

为什么不呢？我们的想象是有根据的。到那时涌往欧洲学习的热情的人们都不会去维也纳，因为那里的精神分析还没成熟就被禁止了。不要笑。我这么说并不是要取得你的支持，一点也不是。我知道你不相信我，我也不能向你保证这种事肯定发生。但有一件事我知道，即你对非专业人员的分析问题所做的结论一点也不重要。它可以在小范围内发生一点作用。但真正重要的事情——用心理分析影响人的性格发展的可能性——决不会受规定与禁令的影响。

跋（1927）

我写这本小册子（它是日前讨论的起点）的直接诱因源于一起在维也纳法庭的对西奥多·赖克博士（Theodor Reik）——一位非医务人员——进行了精神分析的诉讼案。我认为这是大家都知道的，在所有的先期诉讼程序进行完之后，接纳了众多专家的意见，这起案件终告结束。但我认为这并不是本书作用的结果。只是这诉讼案论证太不充分，可悲的原告提供的是不值得信赖的证词，所以取消对赖克博士的起诉，或许并不是维也纳法庭对一般的非专业人员从事精神分析问题的深思熟虑后的判决。当我要在我的小册子里描绘出我的对话者——“公证人”的形象时，我想起了一位高级职员。他是一个态度友好、非常正直的人。我跟他谈起赖克案件，应他的要求，我写下了关于这个问题的个人观点。我知道我没有使他确信我的观点，这就是我与“公证人”的谈话也没最后达成一致的原因。

我也不奢望我会成功地促成那些精神分析者在非专业者的分析问题上的态度取得一致。在这个讨论中，任何把匈牙利学会与纽约派的观点相比较的人都可能会得出结论：我的书没产生什么效用。每个人仍坚持自己以前的观点。但我也不相信会是这样。我想我的许多同事已修正了他们的极端偏见。他们大多数已接受了我的观点，那就是非专业者的精神分析问题应按照传统办法来处理，但它若起因于新情况，就需求新的判断。

我对于整个讨论的观点似乎又一次得到了认同。我的主要看法是：重要的问题不是精神分析者是否取得医学文凭，而是他是否为从事精神分析而进行过必要特殊的训练。非常迫切的、须首要讨论的问题是什么样的训练最适于从事精神分析的人。我现在仍坚持自己的观点：这不应是医学院校为未来的医生制定的那种训练计划。我认为医学教育对达到专业精神分析是既费力又曲折的办法。确实，它提供精神分析者许多所必需的东西，但又使他学了太多对他无用的东西，而这容易转移他的兴趣，并影响他对心理现象的理解与思考。应制定一个精神分析专家的训练计划，它必须包括精神科学、心理学、文明史和社会学以及解剖学、生物学和进化论的知识。作为一项智力与观察力的训练，应教的内容实在太多。人们有理由相信，有一些课程还是被忽略了，尽管它们对精神分析实践的影响是间接的，而非直接的。这个训练计划也很容易遭到反对的意见，认为这种精神分析院校并不存在，只是我个人的理想而已。确实，这是个理想，但却是个能够而且必须实现的理想。在我们的训练机构里，尽管有许多方面的不足，但理想已开始变为现实。

读者们会注意到，对我所假定的公理仍存在很大争议。我曾假设，即精神分析并非是医学的特殊分支。我不清楚怎么会对此有争议。精神分析是心理学的一部分，不是旧意义上医学心理学的一部分，也不是病态心理学的一部分，而只是心理学的一部分。当然，它不是心理学的全部，但它是心理学的结构，或许还是整个心理学的基础。把它应用于医学的目的并非不可以，但这不表明它隶属于医学。电击和辐射也有它们的医学应用，但它们所隶属的学科只是物理学。这并没引起历史性的争议。整个电击理论源于对神经肌肉反应过程的观察，然而今天无人梦想把它说成是心理学的一部分。人们辩解道：精神分析是内科医生在努力帮助他的患者过程中发现的，但很明显事实并非如此。更进一步说，历史性的争论要从两方面进行分析。我们可回顾一下历史，从一开始，医学界就用一种不友好、其实是敌对的态度对待精神分析。这似乎可以表明，医学界从不承认今天的精神分析，尽管我不能接受如此暗示。但从力比多理论的观点看，我仍有些怀疑医生们对目前精神分析的追求是基于阿伯拉罕（Abraham）的第一阶段还是第二阶段[204]——他们是为了破坏还是为了维护精神分析的目的而希望拥有他们反对的职业。

我愿意对这一历史性的争论再作思考。既然还有人关注我，那我就为感兴趣的人们简要说一下我个人的经历。在我41年的医学活动之后，我认识到我从没有成为一个正常意义上的医生。

我被逼着背离了初衷而成了一名医生。然而，我一生中取得的成就在于，走过漫长曲折的旅途，我发现自己又踏上了最初的道路。在我童年早期，我不渴望了解有助于解脱人间痛苦的知识。我先天的虐待狂倾向并不很强，所以我不必发展它的派生物。我也从未做过“假扮医生的游戏”，我选择了其他途径满足了我幼儿时的好奇心。在我年轻时，我强烈渴望理解我所居住的这个世界的一些谜团，甚至于想为解开谜团奉献点什么。成功地达到此目的的最好办法似乎就是上医学院校。但我对动物学和化学实验很不在行，直到最后，在对我一生影响最大的人布吕克的影响下，我决定学习生理学。尽管在那时这门课主要限于组织学，那时我已经通过了所有的医学考试，但我对医学却没有任何兴趣。直到有一天，一个我深深尊敬的老师警告我说，因为我的一些实质性的课程较差，我也许不能从事理论研究。于是，我从神经系统组织学转向了神经症理学。受新影响的驱使，我开始关注神经症。然而，我很少想到，由于缺乏真正的医生素质，我会对我的患者产生很大危害。假如医生的治疗兴趣随情感而变化，那么对病人不会有多少好处。只有他冷静地行事，尽可能地按规则去做，对病人才最有益处。毫无疑问，我刚才说过要稍微阐明非专业者的精神分析问题，我个人的观点是：精神分析具有一定的内在价值，它可独立应用于医学。但是作为一门科学，精神分析恰在属于医学还是属于心理学这一点上遭到异议。实际上这是个纯学术问题，没有实际意义。争论的真正要点，据说只有一个，即能否应用精神分析去治疗病人。精神分析如像它声称的那样属于医学的特别分支——像辐射属于物理学的分支一样——使用它的人都服从在治疗方法中所设定的规则，那么它一定会令人满意地让人接受，尽管仍有争议。我就是这样认识并接受了精神分析。我只想确认治疗法不会破坏科学性。不幸的是，治疗与科学还有一段距离，是两回事。我们只要把二者看成是沿不同方向的比较就好了。精神分析不同于辐射学。物理学家在研究控制X光线的规律时，并不需要一个病人，但精神分析研究的唯一主题是人的心理过程，而这个过程只有在人身上才能加以研究。这道理很容易理解。神经症患者比正常人能提供更多的、具有指导性的和易理解的材料，阻止希望研究与应用精神分析的人取得这些材料，便使他们获取良好训练的可能性减少了一半。当然，我无意探讨神经症患者的利益应不应该为教学与科学研究的利益而牺牲。我的这本关于非专业者的精神分析的小册子的目的是想清楚地表明，如果遵循某些预防措施，二者的利益会很容易地调合起来，并且医学也不是在这种调和中最后获益的学科。

我已提出所有的必要遵循的措施，我能肯定对此详加叙述没有必要。我想指出的是，人们经常以一种不能公平地面对事实的态度去强调这一点。在许多病例中存在着诊断上的困难和不能确定躯体症状的情况——在这种情况下医学知识与干预是必须的——确实如此。然而，也有相当数量的病例容易诊断、且不需要医生确定躯体症状。这些病例或许没有多大的科学上的意义，但它们对于判断有能力处理病例的非专业精神分析家的活动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不久前，我曾对一个同事做过精神分析，他强烈反对本来不是医生却被允许从事医疗活动的做法。我恳切地对他说：“我们在一起合作也三个多月了，在我们的分析中，在什么地方我曾使用过我的医学知识？”

他承认我没使用过。

再者，我不很重视这样的论点——非专业分析家在患者眼中没有权威，还不如整骨大夫和按摩师受人尊敬——因为非专业分析家一定要时时准备向医生咨询。这种类比仍然不十分确切，因为它忽略了一个事实：病人的情感变化决定着他们对权威的认知，拥有医学院毕业证书不会像医生想的那样给人留下深刻印象，一个非专业精神分析家可以和“世俗的牧师工作者”[205]一样很容易赢得尊重。确实，用“世俗牧师工作者”一词是对精神分析者的很好概括，它基本描绘了精神分析家——不管他是专业的还是非专业的——在处理公众事务时所执行的功能。我们的基督教朋友和最近一个时期的天主教的朋友们，经常在日常生活中能够以加强教区居民的宗教信仰的方法去减轻他们的苦恼。而这往往首先是通过给他们提供一些关于冲突本质的分析信息实现的。

我们的反对派，阿德勒的“个体心理学”家们也在那些变得适应不良及做事效率较低的人身上，通过努力唤起他们对社区的兴趣来产生相似结果。其方法是：先了解他们心理生活的一个方面，然后向他们表明社区对治疗他们由自我和无信仰的冲动导致的疾病所起的作用。这两种方式都是源于精神分析，属于心理疗法；我们这些精神分析家的目标是，无论何人，只要他是我们的患者，我们就要对他进行最彻底、最可能深入的分析。这并不是通过把他们带到天主教堂、基督教堂或社区来解除他们的痛苦。我们所追求的只是挖掘他的潜能，利用他的在自我中储存的、由于压抑限制在潜意识中的不易理解的能量和那些被迫浪费在维系这些压抑的无效任务上的能量，以这种他自己的内在的资源丰富他自己。这样的活动似乎是用最有意义的词汇所描述的牧师的工作。我们的目标设得太高吗？患者中的大多数值得我们为他们辛劳吗？从外部维持他的病症不比从内部重建他的潜能更经济吗？我不能做出结论，但我却了解一些其他情况。精神分析从它出现那天起，治疗与研究就密不可分。知识使治疗成功，没学习任何新东西而去治疗一个患者是不可能的。

没有体察到有效的治疗，要获得新鲜见解也是不可能的。我们的分析程序确实存在着这种宝贵的联系。只有执行这种分析牧师的工作，我们才能逐渐加深对人类心灵的理解。分析工作的科学收益前景是这一工作最令人骄傲、最快乐的特征。我们要为某种实际的考虑而牺牲这种特征吗？

在讨论过程中，我们对一些评论产生了怀疑。无论如何，我的关于非专业者的精神分析的书在一个方面被人误解。有人替医生辩护来驳斥我，好像是我宣称医生们一般都不胜任分析实践，好像是我发出了一道口令：拒绝医学援助。这不是我的意图。对我的这种看法或许是由于我根据我的观察（目前该观察结果存在争议）曾说过这样的话：未经训练的医学分析家甚至比非专业分析家更有害。我也许可以用小说《天真的流浪者》[206]中有关如何评价女性的讽刺语的回答来清楚地表达我的观点。一位男士正向他人抱怨女性有软弱和麻烦的品性。“都一样，”他的同伴回答说，“女人是我们拥有的最好的东西。”我趋向同意这点：只要我渴望的分析训练学校还没诞生，那么已经有了医学初等教育的人就是从事我们未来精神分析的最佳人选。然而，我们有权指出，他们不该误认为那初等教育是完备的，应该克服接受医疗学校教育所带来的片面性，并努力研究内分泌学和自主神经系统，在心理学概念的框架下理解心理事实。我也赞成这样的看法：只有医学分析专家，即只有研究了所有有关心理现象与心理器官、生理解剖、化学基础之间关系的问题的人才能够处理好它们的关系。然而，我们不能忘记，这并不是精神分析的全部。就另一方面而言，若没有那些受过心理科学初级教育的人的合作，我们将一事无成。实际上，我们习惯于——确实，顺便提及一下，我们的出版物也是如此——都把医学的和应用的精神分析区别开来。

但这不是一个合乎逻辑的区分。真正的分界线在于医学与非医学领域中的科学的精神分析与它的应用。

在这些讨论中，我们的美国同行表达了对非专业人员精神分析的最坦率的反对意见。我认为我给他们的回答是恰当的。假如我说他们的反对是源于现实的因素，那我就不应该受到为争论而滥用精神分析的谴责。他们见到的是在他们自己的国家中，非专业精神分析家们为了邪恶的和非法的目的而使用精神分析，结果不仅害了病人，也玷污了精神分析的好名声。因而，他们愤慨地把不审慎的滥用精神分析者的范围定得太大，以致极力阻止任何非专业人员的精神分析，这并不奇怪。而这些事实也降低了美国在精神分析问题上的重要地位。因为仅仅考虑到某些实际情况，不能判定非专业精神分析家能否实施精神分析，美国当地的状况也不能对我们的观点产生唯一决定性的影响。

我们的美国同行们，基于美国当地的情况而通过反对非专业人员精神分析的决议，在我看来是行不通的，因为它不能影响控制情境的任何因素，这样做无异于强行压抑。假如公众不支持反对非专业者的精神分析的运动，如果阻止非专业者的精神分析不成功，那么给他们以训练的机会，承认他们的存在这一事实，岂不更有利？或许这对他们能产生一些影响，也不一定。另外，如果

向他们提供允许他们成为医学专家的机会和有被邀合作的可能性，他们怎么会没有兴致提高自身的伦理和理智的水平呢？

1927年6月 于维也纳

【注释】

[1] ［德语“Mitleid”，具有“令人同情苦难”的意思。］

[2] ［“Schauspiel”是一个表达“戏剧表演”的普通德语单词。弗洛伊德在此用连字号将其分开“Schau-spiel”，成为两个组成部分：“Schau”意指“表演”；“Spiel”意指“戏剧”。弗洛伊德后来在《作家与白日梦》（1908）一文中谈到这个问题，并且多年以后在《超越快乐原则》（1920）一书第二章又论述了这个问题。］

[3] ［有关希腊悲剧中主角，弗洛伊德在其《图腾与禁忌》（1912～1913）的第四篇第七节中有过专门讨论。］

[4] “否认”系精神分析防御机制之一，指自我对本我本能要求的绝弃机制。——中译者

[5] ［弗洛伊德首次发表抨击《哈姆雷特》的观点，是在《释梦》（第五章，第四节（二），标准版，第4卷，第264页以下）一书中。］

[6] 莱辛，《艾米丽雅·加罗蒂》，第四幕，第七场。

[7] ［此戏的作者是奥地利小说家和剧作家赫尔曼·巴尔（Hermann Bahr，1863～1934年），1905年首次公演。剧中故事情节描绘的是一个具有“双重人格”（dual personality）的女主角。尽管经过百般努力，但她还是难以摆脱一个靠强力占有她的男人的依恋（这种依恋建立在对她肉体的感觉之上）。——1942年英译本删掉了其中的一段。］

[8] 见弗洛伊德的《释梦》。

[9] ［指荣格。］

[10] ［见本卷卷首。］

[11] ［（ ）括号的数字是该文所引1903年版《格拉迪沃》的页数。］

[12] ［有关格拉迪沃这一名字的解释详见第50页（指标准版第9卷页码，下同——中译者）。］

[13] ［原文是“奥古斯特”（August）和“格莱特”（Grete），在维多利亚时代后期的英语中常有用这两个姓的情侣。］

[14] 见《格拉迪沃》第51页。

[15] ［19世纪后半期一位著名的动物学家。］

[16] ［Albergo del sole，意为“太阳旅馆”。］

[17] 第二人称单数形式。到目前为止，在汉诺德与格拉迪沃的谈话中，他一直使用第二人称单数形式，部分原因可能是这个代词是古典用法。然而，现在他开始发现他与之交谈的是一位现代德国姑娘。他感到第二人称单数似乎显得太熟悉，太亲密了。而格拉迪沃在她谈话的整个过程中，却一直在使用第二人称单数形式。

[18] ［“Sie”，德语第三人称复数形式，通常用在正式场合来代替第二人称单数du。］

[19] ［字面的意思是“炸鱼”。德语中的俚语，意指“少女”或“少年”。］

[20] ［由此开始，她又恢复使用“你”这个第二人称单数。］

[21] 这类观念在梦中具有重要作用，因为在梦中基本的心理过程是主流。参阅《释梦》（1900a）。一些充分证据收在《论梦》的第四章中（1910a）。

[22] ［这是贺拉斯（Horace，公元前65～前8）的一句诗（Epistle，Ⅰ，第10页，第24页）。在德文版里引用有错误。］

[23] ［原文为拉丁文：Lascia Le donne e studia La Matematica！］

[24] ［德语词根“bert”或“brecht”相当于英语的“明快”，而“gang”相当于英语“走”。］

[25] ［弗洛伊德在其以后的文章中，曾不止一次地借用庞贝城毁灭的例子来比喻“压抑”，例证参见在本篇文章（标准版，第10卷，第196~199页）发表之后不久又写的《对“鼠人”的分析》（1909d）。］

[26] ［对照本作品的“后记”第94页。］

[27] ［对《李尔王》中“虚无的前提”的进一步论述，见弗洛伊德的论文《三个小匣子的主题》的结束部分（1913，标准版，第12卷，第301页）。］

[28] ［弗洛伊德对创造性作家提供的心理病理学材料的分析是在他死后出版的论文《戏剧中的变态人物》（1942a）中出现的，可能写作时间早于本作品出版一两年。］

[29] 事实上，诺伯特·汉诺德的病态应该被诊断为癔病性幻想，而不是妄想狂。他的病情中没有妄想狂的表现。

[30] ［比纳有关恋物现象的观点，在弗洛伊德的《性学三论》（1905d）一书中有所介绍。1920年他又给该书加了个脚注，对比纳的恋物现象论提出质疑。弗洛伊德有关恋物现象的其他论述，可参阅同篇的另一脚注。］

[31] ［为了与弗洛伊德后期及更详细的有关压抑的论述相一致，有关这一问题需要用不同的方式来著述。在弗洛伊德的论文《论潜意识》（1915e）中第三、四部分里可以找到这方面的论述。］

[32] 对照《一例癔症的分析片断》（1905e）。

[33] ［对照《癔症研究》（1895）（弗洛伊德与布洛伊尔合著）。］

[34] ［参阅《释梦》，标准板，第4卷，第22页。］

[35] 参阅《格拉迪沃》正文（15）。

[36] ［《释梦》，第四章，第187页；第五章，第372页。］

[37] 参阅我的第一篇《焦虑性神经症》论文（1895b）和《释梦》［标准版，第4卷，第160～162页；第5卷，第582页］——［《抑制、症状与焦虑》（1926b）］。

[38] “不，我没有听见你说的话，但当你要躺下睡觉时，我朝你喊叫。当时我就站在你身边，你的面庞如大理石般平静而美丽，我现在恳求你，像那天那样再次躺在石阶上。”

[39] ［本句的最后一个短语曾以不同的形式出现于前面的段落中，它与《释梦》开头一句相呼应。］

[40] ［眼球突出的甲状腺肿症。］

[41] ［参阅《释梦》，标准版，第4卷，第103～104页。］

[42] 参阅《释梦》。

[43] 同上。

[44] ［弗洛伊德在其作品的许多地方都表达过这种观点。例如《日常生活心理病理学》（1901b）第七章第三节，《摩西与一神教》（1939a）第三章第二部分第七节里都出现过。］

[45] 《释梦》第五章。

[46] “返压抑”或译“压抑恢复”（return of the repressed），精神分析术语，指被压抑观念又恢复或回归到意识域。——中译者

[47] 红衣主教伊波里托·德埃斯特（Ippolito d'Este）是阿里奥斯托（Ariosto）的第一个保护人，阿里奥斯托的《疯狂的奥兰多》就是献给他的。诗人得到的唯一报答是红衣主教提出的问题：“罗多维柯，你从哪儿找到这么多故事？”

[48] ［参阅弗洛伊德的《诙谐及其与潜意识的关系》（1905c）第七章第七节。］

[49] ［这是指歌德的剧本《托夸多·诺索》最后一场中主角兼诗人所吟诵的著名诗句：当人类在痛苦中沉默，神让我讲述我的苦痛。］

[50] 参阅弗洛伊德《释梦》（1900a）。

[51] ［Der Tr?umer am hellichten Tag］

[52] ［“Es Kann dir nix g’schehen！”这句话出自弗洛伊德喜爱的维也纳剧作家安泽鲁波（Anzengruber）之口。参阅《对目前战争与死亡的看法》（1915b），标准版，第14卷，第296页。］

[53] 参阅《诊自恋》（1914c），标准版，第14卷，第91页。

[54] ［弗洛伊德在1898年7月7日致弗利斯的信中讨论迈尔（C.F.Meyer）创作的短篇小说的主题时，已经提出过类似的观点（弗洛伊德，1950a，信92）。］

[55] ［弗洛伊德把“前期快乐”和“额外刺激”的理论应用在《诙谐及其与潜意识的关系》（1905c）第四章最后一段中。在《性学三论》中，弗洛伊德又讨论了“前期快乐”的本质。］

[56] 弗利斯断言，弗洛伊德对“双侧对称”（bilaterality）和“两性同体”（亦译“两性并存”bisexuality）之间存在一种联系的观点有疑问。他们之间的争论使彼此疏远。在下文（原文136页）中将间接涉及这场争论。

[57] 达·芬奇的名，全名为列奥纳多·达·芬奇。——中译者

[58] “左利手”（left-handed），俗称“左撇子”，指在活动中惯用左手或占优势的是左手。——中译者

[59] 维也纳精神分析学会会议记录（我们很遗憾没能引用）表明，在1907年12月11日的会议上，弗洛伊德作了运用精神分析方法撰写传记的某些说明。（参见琼斯，1955，第383页）。

[60] 艾玛·里希特（Irma Richter）在她最近出版的《达·芬奇笔记选集》的一条注释中指出这一点。她像普费斯特一样，把达·芬奇的童年记忆作为一个梦来解释。

[61] 秃鹫未受精便怀孕的故事不能作为达·芬奇在婴儿时期已与他母亲结合的证据，虽然这种联系的存在不被这个特殊证据的缺乏而否认。

[62] ［“世界喜欢使辉煌黯然失色，把崇高拖入泥潭。”这是席勒的名作《奥尔良少女》的诗句。这首诗被收入他的1801年版的剧本《奥尔良少女》，作为序诗，它被认为是对伏尔泰的《少女》的攻击。］

[63] 这是布克哈特（Jacob Burckhardt）的话，被康斯坦丁诺娃引用（1907）。

[64] ［圆括号里的词为作者1923年增加。］

[65] ［他（列奥纳多）鞠过躬直起身子，然后坐到**，讲自己的病情和医疗条件。还说，因为他没能像应该做的那样去为自己的艺术而工作，他触怒了上帝和人类（见瓦萨利的著作（1919）。］

[66] 《论绘画》，见路德维希的著作（1909），还见于里希特的著作（19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