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性活动的普遍的、必不可少的部分没有被忽略，这听起来有点奇怪。更确切地说，一点也不奇怪，因为忽略它是不可能的。通过摩擦他们自己的**，更准确地说，摩擦作为男性特有的那部分器官，儿童找到了他们性冲动自我满足的主要表达形式。儿童这种“淘气”形式的广泛存在是成人所知道的，而且认为它是严重罪恶，要给予严厉惩罚的。但请不要问我人类是怎样使儿童天性纯洁而无肉欲的理论与儿童不道德倾向的表现相调和的。儿童有此不道德的倾向，正如他们自己所说，是因为这能给予他们快感。你一定要让我们的反对者来解答这个谜。在我们面前有一个更重要的问题：我们将采用什么态度来对待儿童早期的性活动呢？如果压抑它，我们知道我们所承担的责任，但是我们又不能冒险无限制地让它放任自流。在低文明水平的种族以及文明社会的低阶层中，儿童的性行为似乎是不受束缚的。这可能会提供强有力的保护来避免个体神经症的发生。难道这不正是一种使文明成就遭受巨大损失的倾向吗？更多的事实表明有一个新的矛盾正摆在我们面前。

但是对神经症患者**的研究所激起的兴趣是否会导致鼓励****？这是我意欲留给你自己判断的一个问题。

五

“我相信我理解了你的意图。你意在向我说明在精神分析实施的过程中，需要哪类知识，以便我能够判断是否只有医生有权实施精神分析。是的，目前为止，已经证明在实施精神分析中涉及的医学知识很少，而大量运用的是心理学及少量的生物学或性科学的知识。但是，或许我们还没有达到终极？”

当然没有。还有很大的空白要填补。我可以提一个请求吗？你可以描绘一下现在将如何进行精神分析的治疗吗？就好像你不得不亲自实施一样。

“真是一个好主意。但是，我不想通过那种实验来平息我们的争论。为了满足你的要求，我将按你要求的去做——但责任是你的。好吧！我假设患者来到我这里，诉说他的困苦。我向他保证，如果他遵照我的指导，我会使他康复或改善。我要求他完全坦率地告诉我每一件他所知道的、他所想的事情。即使有些事情不好听，也不要隐瞒。我的操作步骤对吗？”

是的。你还应当补充一句：“即使有些事情他认为是不重要或无意义的，也要讲。”

“我会补充上的。然后他开始谈，我听。然后呢？我从他告诉我的他曾经压抑的印象、经验和欲望的种类来作出推断。这些印象、经验和欲望是在他的自我还很弱小时遇到的，因为害怕而不能对付它们。当他从我这里了解了这种情况后就可以把自己置于原来的情况中，在我的帮助下，处理得更好。至此，曾经束缚他的自我的限制消失了，他就被治愈了。对吗？”

太好了！我看到人们将再一次谴责我使一位不是医生的人成为精神分析医师。你已经十分令人佩服地掌握了精神分析。

“我不过是重复从你那里所听到的，就像那些死记硬背学来的东西。我还是不知道我将怎样进行精神分析。我真不理解为什么这样的工作要每天花一小时而持续这么多月。毕竟，一个普通的人，通常不会经历如此多的事件，而且儿童时期压抑的事件可能对每个人来说都是一样的。”

当真正进行精神分析时，人们还会知道各种各样的事情。例如，你将发现，从病人告诉你的话中推论他曾遗忘的经历和被压抑的本能的冲动，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他对你讲述的事，开始对你和他都没有什么意义。你必须下决心以一种十分特殊的方式遵循某一原则来考察他所给你的材料，就像人们以一种特殊的方法从矿石中提取贵重金属一样。你还要准备好仔细研究许多吨矿石，而这些矿石中可能只含有很少你所要寻找的有价值的东西。这就是我们进行长期性治疗的第一个原因。

“但人们将怎样以像你比喻的那样研究这些原始材料呢？”

可以通过假定患者的谈话和联想只是你正在寻求事件的歪曲暗示，而你必须去猜测隐藏在暗示后面的是什么。总之，不管这种材料是记忆、联想还是梦，它们首先要被解释。当然，你要应用你的专门知识，根据听到的患者的述说而形成的预测来解释。

“解释！一个令人厌恶的词！我不喜欢，它使我失去了对一切事件的确定。如果什么都依赖于我的解释，谁能保证我所解释的是正确的？毕竟，所有的事都要由我的随心所欲来决定。”

请等一下！事情不会那么糟。你为什么要把自己的心理过程排除在你所认知的其他人的心理活动规律之外呢？当你能在一定程度上自律，并掌握了某些属于自己的知识时，你的解释将不会为你的个性所左右，而能客观合理。我并不在说精神分析家的个性特征与他的工作毫无关系。对于潜意识和被压抑的事件而言，敏锐洞察力并不是每个人都有的素质。而这一点对于精神分析医师却很重要。这里，我们谈到了对于精神分析医师来说最重要的责任感的问题。精神分析医师们应该通过对自己的深刻分析，去除偏见，接受患者提供的分析材料，并加以深刻分析，来提高自身的能力。实际上，个人影响仍是无处不在的，就好比天文观测中的个人观测误差。在精神分析中，个人因素所起的作用总是要比其他领域的大。一个不正常的人可以成为一个优秀的物理学家，而作为精神分析医师，他会被自己的不正常所阻碍而无法看到精神生活正常的一面。由于不可能对每个人表明他自己的不正常，因此，在深蕴心理学中普遍的一致性就极难达到，一些心理学家认为这种一致性根本不可能达到。因为每一个愚人都有权利显露自己的愚蠢作为聪明的举动。我承认对于这些我更乐观。毕竟，我们的经验表明，甚至在心理学领域中比较满意的一致性也是可能达到的。每个研究领域都有其特殊的困难，我们必须克服它。而且，即使在精神分析的解释技巧上，也有许多像其他研究材料一样可学的东西，如：通过像符号间接表征的特殊方法。

“哦，即使在想象中，我也不想实施精神分析治疗了。谁知道我还可能遇到什么惊奇的事呢？”

你放弃这个想法是很对的。你已经看到了成为一名精神分析医师还需要更多的训练和实践。

当你已经获得了正确的解释时，另一个任务又摆在面前，你必须等待合适的时机，将你的解释与病人交流，即此时交流有治疗成功的希望。

“怎样才能确定合适的时机呢？”

这是一个技巧问题，随着经验的增加而变得更精妙。如果你为了缩短精神分析的过程，而将刚获得的正确解释，一股脑儿地与患者交流，你就犯了一个极大的错误。以那种方式你将得到来自患者的抵触、拒绝、愤怒，而不能使他的自我控制他所被压抑的情结。正确的方法是：等待他已经十分接近被压抑的情结，在你提供的解释的指引下再走几步他就能够到了。

“我认为我决不会那么做。如果我在‘解释’的时候注意了这些问题，下一步是什么？”

然后你一定会有一个意想不到的发现。

“那可能会是什么？”

你会发现你被患者欺骗了，你丝毫不能指望患者的合作与顺从，他准备在你们合作工作时给你制造任何可能的困难。一句话，他根本不想被治愈。

“噢，这是目前为止你对我说的最荒唐的话，我同样不相信！对患者来说，他经历了那么多的痛苦，如此感人地陈说他们的麻烦，为治疗做出了那么大的牺牲，你竟然说他不希望被治愈？

但是，你表达的当然并不是这个意思。”

请冷静！我说的就是这个意思。我说的是事实，虽不是全部，但却是十分值得引起注意的那部分。患者一方面想得到治疗，但一方面又不想被治愈。他的“自我”失去统一，由此，他的意志也失去统一。如果不是这样，他就不会患神经症了。

“如果我精明的话，我就不叫退尔了。”[198]

那些被压抑的情结的转化的形式侵入他的“自我”并深深扎根。“自我”几乎不能控制原始倾向，跟不能控制实际被压抑的观念一样，通常“自我”对它们一无所知。患者们实际上有一种独特的天性，并会制造出我们不熟悉而难以应付的难题。我们所有的社会机构都是为具有统一、正常的自我的人设置的。这些“自我”被人们分为好的和坏的，或是执行“自我”功能的，或在不可抗拒的强大力量下而消灭殆尽。因此，在法律上也有两种划分：负责任的和不负责任的。但是这些区分都不适用于神经症患者。必须承认使社会需要适应神经症患者的心理状态是困难的，这已被上一次的战争所大量证实。那些逃避服役的神经症患者是不是装病呢？应该说，既是又不是。如果把他们当作是装病的人对待，而将他的“病”弄得极不舒服，他们就马上痊愈，恢复健康。假如他们在表面上恢复正常后又回到兵营，马上他们会再次患病。人们对此束手无策。而生活在城市中的神经症患者也是如此。他们抱怨自己的病症，但同时又尽力从中获益。如果有人想除掉他们的病症，他们就会像格言里母狮保护自己的幼狮一样去保护病症。然而，对他们的矛盾表现给予责备是无意义的。

“那么，不给有问题的人以治疗，而一味听之任之，就是最好的办法吗？我觉得你费尽心机把我引向你的观点并不值得。”

我不这么想。毫无疑问，接受复杂生活比反对它要好。也许，并不是我们所治疗的每位患者都值得精神分析一试，但其中确实有十分值得分析的个体。我们一定要让自己树立这样的目标：

使尽可能少的有心理缺陷的人进入文明社会。为此，我们必须积累起丰富经验并学会许多东西。

每一次分析都应该具有指导性，并且除了对病人有益外，我们也应从中获得新的领悟。

“但假如一种意志的动力在患者想维持病状的‘自我’中形成，那么它本身一定有其理由和动机，并能以某种方式来说明其存在的合理性。而人们不明白为什么有人想生病，他又能从病中得到什么。”

这不难明白。想想“战争神经症”者，只因为他们有病就可以不服役。在社会生活里，疾病可以在工作和与他人竞争中用来掩饰无能；在家庭生活里，它可以作为牺牲其他成员的利益，强取他人爱护和强加给别人自己意志的依据。所有这些说法都是表层现象，我们用“疾病性获益”来总结它。患者——即他的“自我”，对那一连串的动机和由此引起的行为却没有丝毫知觉，这是难以理解的。一个人可以强迫“自我”去认识其动机和行为，从而抵御它们的影响。但另有一些动机被压抑得很深，它使人表现出疾病的难以割舍，且不容易对付。如果没有对心理学理论的新认识，这些都不能被理解。

“请继续多讲一点吧。现在多讲点理论没事。”

当我向你描述“自我”与“本我”的关系时，我越过了关于心理仪器理论的重要部分。我们不得不假定在“自我”内部存在着一个特殊机构，它不同于“自我”，我们叫它为“超我”。“超我”在“自我”与“本我”之间占据特殊位置，它是“自我”的高级心理组织，但与“本我”有着特殊亲密的关系。实际上，它是“本我”第一次“对象贯注”的遗留物，是“俄狄浦斯情结”的继承者。“超我”面对“自我”的反抗，像对待一个物体那样对待“自我”，并且常常十分严厉。对“自我”来说，保持一种与“超我”的良好关系跟保持与“本我”的良好关系一样重要。

在心理活动中，“超我”和“自我”的疏远意义重大。你可能已经猜到“超我”即是我们称之为“良心”的这种现象的心理载体。心理健康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超我”的正常发展——也就是依赖于“超我”的充分社会化。而这些恰恰是神经症患者心理上所缺乏的，他们的“俄狄浦斯情结”尚未通过正确路径得以转换。他们的“超我”，仍像一个严厉的父亲对待儿子那样地对待“自我”。在潜意识里，他们的道德监督机制以一种原始的方式，通过“超我”对“自我”进行惩罚，疾病正是用来进行“自我惩罚”的工具。由于被罪疚感支配着，为达到心理上的平衡，神经症患者们就需要用疾病来惩罚自己。

“这听起来真的很神秘。最奇怪的是：显然即使是患者良心的强大力量也不能进入他的意识领域。”

是的，我们才刚刚开始注意这些重要情况的意义，这也是我为什么一定要以如此晦涩难懂的方式向你描述的原因。现在我可以进一步加以说明了，我们把所有那些阻碍患者康复的有力因素，称作患者的“抵抗”，“疾病性获益”就是其中一种“抵抗”。“潜意识罪疚感”即代表了“超我”的抵抗，这种“抵抗”是最有力的因素，也是我们最害怕的因素。在治疗过程中我们还会遇到其他“抵抗”。如果“自我”在早期经历中由于恐惧形成了压抑，在“自我”接近被压抑的情结过程中，它就不断地作为一种“抵抗”显露出来。至此，你可以想象得到，如果数十年来一直沿着一条特殊路线运行的本能过程，突然被期望去走一条刚刚为它开通的新路，这肯定会有很多困难。这可叫作“本我”的抵抗，心理治疗的主要工作就是与所有这些抵抗作斗争。相比之下，“解释”的工作就不值一提了。但是作为斗争对“抵抗”征服的结果，患者的“自我”被极大改变，并得以加强。这样在治疗结束时，我们可平静地展望患者的将来行为了。另一方面，你也可以理解我们为什么需要那么长的治疗过程，关键并不在于分析进展过程的长度和材料的丰富，而在于这个过程是否清晰可见。如果军队不得不在绵延的山野里抵抗敌人的话，它会被滞留在那里数周，而在和平时期里快车两小时就能穿过。在心理活动中，这样的战斗也需要时间。不幸的是，我不得不告诉你，每一种试图加快分析治疗的努力都已证明是失败的。至今看起来最好的缩短治疗过程的办法就是根据规则来进行。

“如果说我曾想要侵入你的保护区并试图去分析别人，你所说的‘抵抗’会使我注意。但你已承认的特殊的个人影响力呢？难道它们并不在与‘抵抗’对抗的行为中出现吗？”

问得好。这种个人影响力正是我们最强大的动力武器。它是一种新元素，我们让它加入进来，并让它具有流动性。这是我们的智力所不具备的功能。对患者来说，他们面对着周围世俗的偏见，跟批评家一样几乎不相信我们。神经症患者如接受治疗，是因为他信任精神分析学家，这种信任是由于他从治疗者那里获得了一种特殊的情感上的支持，跟儿童也只相信他们接触的人道理相同。我已经说过我们将这种特大的“暗示作用”做何种用途。我们不是用它来压制症状——这使得分析疗法有别于其他的心理治疗过程——而是将其用作一种动力，去诱导患者克服自己的抵抗。

“很好。如果这种方法获得成功，那是不是一切就会顺利进行呢？”

应该如此。但这里有一个意想不到的难题：分析家们最大的惊讶莫过于发现患者对他们产生了一种性质极特别的情感——移情。最早尝试分析疗法的医生——不是指我自己——碰到了这种现象而不知该如何解释。因为，简单地说，这种移情缘于爱恋的天性。很奇怪，不是么？尤其是考虑到分析者没做什么事去刺激这种情感，相反还和患者保持一定距离，注意在谈话时态度温和而又有所保留——或是了解到这种奇怪的爱恋关系能使患者无视[199]其他有利的事件，甚至会忽视人的吸引力、年龄、性别、职级等的差异时，这纯粹是一种带强迫意志的爱，而并非不顾一切的自发型恋爱，那种不自然的爱。如你所知，事物常常是矛盾的。但在分析中，这种情感表现出无法用理性来解释的、完全的合乎规则的性质。有人会以为患者和分析家的关系，不过是患者对分析家的尊敬、信任、感激和分析家对患者的同情。但事实上，这是爱恋的情感，而这情感本身即揭示了一种病理现象。

“我一直以为这对你的分析目的是有益的。因为处于恋爱中的人往往表现出顺从，他可以为对方做世间的任何事。”

是的，起初的移情是有利的。但当这种关系发展下去，它的本性就会显露，它就将成为治疗分析的一种障碍。患者的爱并不满足于仅是顺从，它变得具体，要求获得情感上和肉欲上的满足，它要求专一，充满嫉妒，越来越表现出对治疗不利的一面。假如它的欲望得不到满足，它就会充满敌意和报复。与此同时，与所有热恋中的情形一样，它排除了头脑中的一切其他念头，丧失了对于治疗以及痊愈的兴趣。总之，毋庸置疑，它取代了神经症，成为又一种需要治疗的心理疾病。

“这听起来简直没救了！对此该怎么办呢？分析将不得不被放弃。但若是如你所说，移情每每出现，那么进行精神分析都是不可能的。”

但我们要借助这种情况从中了解到一些东西，这些或许会帮助我们掌握有效的分析方法。不管是哪种神经症，我们最终都将其转化成了病态的爱恋——这不正是一个值得注意的事实吗？

我们对于部分超常的性欲生活是基于神经病的原因这一断想，正应当通过这种移情的现象得以根本的确认。这个发现再次坚定了我们的脚步，使我们可以大胆地把爱恋本身作为分析对象。

进一步观察发现，这种爱在一些病例中并不像我试图描述的那样都十分清楚和明显地显露出来，为什么？我们马上就可以明白。依他们爱的**和敌对的情绪显露的不同程度，患者对它们的对抗也被激发了出来。他反抗它们，想把这些不被世俗道德接受的欲望压抑起来，不被人察觉，这就出现了不适应和神经症。在治疗过程中，患者以热恋上分析家的形式重复了过去体验过的经验，经过伪装的心理欲望转移到分析者身上，这与他的神经症有着密切的关联。患者也在重复着先前的防御性行为，在他与分析家的个人关系中，他最好地重现了他生活中被遗忘了的那一段历史，他所显示给我们的正是他过去糜烂的生活，而这些正是导致他心理疾病的关键：他将过去的经历真实地再现出来，就像正在发生而不是在回想。在这种似乎对分析有威胁的新情境的“帮助”下，分析得以继续，有关移情的秘密也得到揭示。

“这太令人费解了，患者难道真那么容易就相信他并非在真正地爱，而是在重演过去的经历吗？”

现在这是一切问题的症结，处理“移情”的全部技艺就在于首先要让它发生。你知道，也正是在这一点上，对分析技艺的要求达到了极限。在这点上，既可能犯最严重的错误，也可能获得巨大成功。试图以压抑和忽视这种移情来回避问题无疑是种蠢行。治疗中不这么做，就称不上是精神分析。在患者出现移情时就送走他们是不明智的，甚或是怯懦的，这就像祈求神灵出现，当它真的出现了又被吓跑一样。的确，有时候什么都不灵了。有些病例中正因无法控制移情的发泄，而不得不中断分析，但我们至少应尽全力为患者的恢复做一番斗争。屈服于患者的移情需求，满足他对情感和肉欲上的欲望不仅基于道德因素应被禁止，由道德良心加以制止，且作为达到分析目的的手段也是完全无效的。潜意识观念不加更正地以先前的模式传递给患者，他的神经症将不能被治愈。如有人想折中地给患者部分满足，以换取患者的进一步合作，他会陷入荒唐境地——就如牧师去劝一个生病的信教徒，那人终未信教，而牧师离开时则打了包票。所以，唯一可能解决移情问题的办法就是追溯至患者的过去。当他真实地经验到类似的经历，或者通过他想象中希望做的那样去描述类似经验时，问题就容易解决了。当然，这需要分析者具备必要的技能、耐心、冷静和自我控制能力。

“那么，你假定的神经症患者体验到的移情之爱的原型又在哪儿呢？”

在他的儿童时代，通常在与他的异性父母相处时形成。你该记得我们说过来自早期经验的情感联系有多重要，所以在这里不多谈了。

“你讲完了吗？对你的话我还有点困惑。请告诉我该如何且到哪里去了解分析实践中什么是必要的。”

目前，有两个研究机构专门教授精神分析。第一个由柏林的马克斯·艾丁根（Max Eitingon）博士创建，他是柏林心理协会的会员。第二个是维也纳的精神分析协会，该协会以自费的形式并做出相当大的牺牲使协会维持至今。而目前权威人士所起的作用只局限于为青年研究事业设置困难。另外，还有一个训练机构在伦敦，在厄内斯特·琼斯博士的指导下进行工作。在这些机构里，受训者们自己也被施与精神分析，并在所有重要问题上接受对他们的理论指导，在那些富有经验的分析者指导下进行他们初次的实验，去分析一些较轻的病例。每位受训者大约要在这里训练两年的时间，即使训练结束，他们仍然只是初学者，而不能成为熟手。他们仍然需要更多的实践，并与精神分析学会的新老会员交流思想。为分析活动做准备并不是一件简单又容易的事，这项工作是艰巨的，责任是重大的。但是，任何人只要通过这一系列的专业传授，对自己进行过精神分析，掌握了今日心理学领域中的潜意识理论，熟悉“性”科学，掌握了精神分析的精湛技艺，有释义的技巧，能够克服“抵抗”，控制“移情”——只要成就了上述一切，他就不再是精神分析领域的外行，就可以承担起对神经症的治疗，并将能够达到该领域里这一治疗形式所要求的一切目标。

六

“你已费了很大气力向我说明到底什么是精神分析，以及为成功地应用它需要哪类知识。很好！听听你的话对我没什么害处。但我却不知道你希望你的解释对我的判断带来什么影响。让我们随便看一个普通的例子就会发现神经症是一种特殊疾病，精神分析则是治疗它的一种特殊方法，是医学的一个特别分支。与其他情况相同，一个选择了特殊医疗分支的医生不会满足于他文凭所载的教育，特别是如果他试图在一个大城镇建立起一个能独立维持他生计的事业，且这样做是出于他要以此为生，要过优越的生活，并不是为了应付课程获得文凭。任何想成为外科医生的人都要在外科诊所努力工作几年，像眼科医生、喉科医生等等莫不如此，更不必说精神病医生，他也许将永远不能离开像精神病院这样的医疗机构。精神分析学家同样也是如此。任何学业期满、想从事这项新兴的医疗工作的人都要在训练中心接受你所说的为期两年的训练，如果果真需要这么长时间的话。他会逐渐认识到，在精神分析领域里，他需要与他的同事保持联系，这样，事情将会顺利进行。在任何地方你都会看到不存在外行进行精神分析的问题。”

一个医生做了你希望他做的事情，他将受到我们所有人的喜欢。我承认我学生中的五分之四不管怎么说都应算作医生。请允许我向你阐明医生与精神分析家之间的联系是怎样发展起来的，并将如何继续发展的。医生从来对精神分析领域就不享有独占权，相反，直到最近，他们还使用诸如恶毒的谣言和严厉的诬蔑等有损于精神分析的手段来对付它。你大概会说那属于过去而不会影响未来，对此我表示同意，但我担心未来将与你预测的有所不同。

请允许我给“庸医”这个词一个它本应有的定义而不是法律赋予它的解释。根据法律条文，“庸医”就是那些想治疗病人却没有政府颁发的执照作保证的人。我倒更偏爱“庸医”的另一定义：“庸医”是想从事医疗工作却不具备必要的知识与能力的人。立足于该定义，我大胆断言，不仅仅在欧洲国家，就是在其他国度，精神分析领域中的多数医生都是“庸医”。这些人从未学过精神分析，也不理解它，却在不断地进行精神分析法的治疗。

你不承认那是潜意识，不相信医生能解释潜意识，是没用的。毕竟医生了解一本医疗执照不是特许证[200]，病人也不是犯人。人们一定要相信：医生总是忠于职守的，虽然他有时可能会出错误。

事实终归是事实。我们希望他们能像你想的那样得到人们的理解。我将努力向你解释医生是如何以在其他领域中绝无的方式进行精神分析的。

我们首先考虑的是，在医学院校，任何一个医生都或多或少地接受了不利于他成为心理医生的训练。由于医学治疗的成败取决于正确的诊断和恰如其分的影响，医生的注意力被引向像解剖学、物理学和化学那样的客观论证的事实上。在他们的视野内，生命问题迄今为止是受某种力的作用的，而这种力在无机界同样可以观察得到。他的兴趣不在生命现象的心理方面。医学不是关于高级智能的研究，高级智能属于人物官能的另一领域。只有精神病学才是研究心理功能障碍的。

我们明白精神病学用什么方式处理心理疾病，并要达到什么目的。它寻找造成精神失常的身体原因，把它们像其他致病因素一样对待。

精神病学这种做法是对的，它的医疗教学也是很优秀的。假如有人说它是片面的，那么，人们一定要先找出用片面来指责精神病学的出发点。任何一门学科，若孤立地来看，都是片面的，因为每一门学科都把自己限定在特定的科目、观点和方法上了。我不会说这种废话，不想用一门学科去反对另一门。毕竟，物理学丝毫不能削弱化学的价值，也不能代替化学，也未能被化学取代。精神分析——作为研究心理潜意识的科学肯定相当不完善。我们也无权指责医学的片面性。

如我们想把医疗科学变成应用治疗学，我们只要找到研究中的立场、观点即可。病人是个复杂的机能组织，他提示我们，即使是难以捕捉的心理现象也不能从生命现象中抹去。神经症患者确实是不受欢迎的复杂体，对他们的治疗方法就像法规和军事纪律一样多。但他们存在着，并受到医学治疗的特殊关注。然而医学教育对他们的理解和治疗实在是无能为力。以我们区分物理与心理间初始联系的观点，我们希望有那么一天能理解影响神经症的致病因素和有关知识，并将机体生物学和化学引入神经症领域。那一天似乎还很遥远。就目前而言，用医药治疗，我们仍然无法攻克这些疾病。

假如医疗教育仅仅在神经症领域不能给医生一些指导的话，我还可以忍耐。更糟的是，它给医生一种虚假与有害的指示。对于那些生理因素并不能激起他们兴趣的医生来说都轻易地低估他们，嘲笑他们不科学。正由于此，这些医生不能够真正严肃地对待与自己有关的事情，也认识不到自身的义务，因此，他们就堕入了对心理学研究肤浅的外行人行列，使他们自己的任务降低了标准。是的，既然神经症患者是病人，那么找到了医生，就一定要得到治疗。一个人必须时刻准备去做一些新事情。但为什么要有那么久的准备？我们将努力完善一切，但谁能说他们在精神分析机构教授的知识都是有用的？对精神分析懂得越少，他就越易冒险，只有真正懂得多的人才更谦虚，因为他明白他的知识有多么不足。

你所提出的对精神分析与其他医疗领域的特殊情况的对比，尽管想要安慰我，但却是不合适的。医疗院校对于外科医生、眼科医生等都提供了继续深造的机会，而精神分析培训机构则数量少，建得晚，不具权威性。医疗院校不承认它们，也不注意它们。对于那些已取信于老师而没有机会训练其判断力的医生们，他们将乐意抓住任何一个机遇，在这片还没被权威认可的领域内发挥重要作用。

还有些事情有助于使一些医生看起来像分析治疗的庸医。如某人想做一个没有充分准备的眼科手术，哪怕只是摘除白内障和虹膜切除的小手术的失败，或缺少病人，都足以使他带有风险的事业走到尽头。而精神分析的实践相对安全多了。公众是被眼科手术的平均成功率所迷惑，所以希望通过眼科手术治愈眼疾。但如果一个神经症专家没能治愈他的病人，那么没人会感到奇怪。

人们并没有被神经症治疗的成功所迷失。确实，神经症专家也遇到不少麻烦，目前我们并不能做得尽如人意，但相信自然与时间都会帮助我们，就像妇女的初潮、结婚、停经、最后死亡会帮助她们解决一切。此外，医疗界的分析者对他们的病人所做的工作十分不显著，以至于还没有引起人们的指责。分析者没有使用仪器和药品，他们仅仅通过交谈把患者引入或引出某种境地。这样做确实毫无坏处，特别是他避免触及那些悲惨的或令人担忧的话题。那些没受到任何严格训练的精神分析者，无疑将不会放弃任何促进分析的机会来拔掉毒牙使病人愉快。然而懂得机敏地适可而止，才是明智的做法，因为如他真的冒险唤起了患者的不满，却又不晓得怎样应付，那他真的是希望自己名声扫地了。

诚实使我承认，一个未经训练的精神分析者对病人的行为确实要比一个技术生疏的外科医生有更小的危害，它带给病人的危害仅仅局限于带给患者——无用的花销或使他们康复的希望减少。这也是精神分析疗法的名声一直被贬低的原因。它是令人不快的，但危险性还远不如庸医手中的手术刀。在我看来，病情的严重和长期恶化，都不足以使一个无技术的精神分析者惧怕。过不了多久，这些不遂人愿的反应都会消失。跟那些引起疾病的生活中的创伤相比，医生在治疗过程中犯的一点小错误根本算不了什么。一种不适合的治疗方法只是不会带给病人什么好处罢了。

“我已经倾听了你关于庸医的分析，并没有打断你。但我形成了这样的印象，你被对医生这个职业的敌意所控制着，而你对医生职业刚刚做了历史性的阐述。但是我要提出一点：如果要进行精神分析的话，那么必须经过严格培训的人才行。难道你不认为，随着时间的推移，着手进行分析的医生会尽全力去获得培训吗？”

我认为并非如此。只要医学院校对精神分析机构的态度不转变，医生就会发现敷衍了事的**力是极强的。

“看来你不断在回避对由外行人进行精神分析这个问题发表直接看法。我猜想，由于不可能禁止每位想从事分析的人去进行分析，所以出于报复——你建议以剥夺医生在分析界的垄断，通过把分析治疗技术向外行人开放来惩罚他们。”

我说不准你是否已准确地猜到我的动机，或许过会儿我可以向你提供一些更为公正观点的证据。但我仍强调：没经过特殊训练的任何人无权进行精神分析，然而他是不是医生，我都觉得无所谓。

“那你能提出什么明确建议吗？”

迄今为止我还提不出，我也不能说将来是否能提出。我想与你讨论另一个问题，首先来谈一个特殊要点。据说当局在医学界的唆使与煽动下想要禁止一切外行人进行精神分析。这种禁令也影响了精神分析学会的非医学人员，他们曾受过出色的训练并在实践中不断完善。如果这一禁令实施的话，我们会发现自己陷入这样的境地：一些能让人充分信任并且会做得非常好的人被禁止进行分析，而另一些没有能力做分析的人却被允许做这项工作。这绝不是立法应当带来的后果。

然而这个特殊问题既不是很重要的，也不是很难解决的，只是一小部分人与之有关，而实际上，他们也受到很严重的伤害。这部分人可以移居德国，那儿没有法律约束他们，他们会以自己的熟练技术而被认可。如果人们不希望伤害他们，减轻法律的严肃性，从一些为人所知的先例中，可以发现这也很容易办到。在奥地利的君主制度下，就经常有允许名声很坏的庸医行业的事情，他们可以在某些领域里从事医疗活动，因为人们相信他们具有真正的能力。他们中的大部分人都曾治愈过农民，而他们的建议似乎通常来自于曾经为数众多的女大公之一。但对城市居民来说，如果医生有了专业保证书，想让人们相信他们也是容易办到的。这样的禁令会对维也纳的分析训练机构产生重要影响，这些分析训练机构将不接受非专业人员参加培训。由此，我国的这种从事智力研究的行业将再一次被压制，而它在其他国家却可以自由发展。我是最后一个有能力对法律的法规作出判断的人，但我看到重视庸医的法律并不能使我们向今日[201]的德国迈进一步。另外，把法律运用到精神分析上也是不合时宜的做法，因为法律颁布的时候还没有诸如精神分析这类事情，而且神经症的特殊性在那时也没被认识到。

现在我要提一个重要问题：对我而言，对它的讨论更为重要，精神分析的实施是受到官方的干预，还是任其自然发展更为有利？现在当然不会对这一问题下结论，但我还是冒昧地提出这个问题，请你考虑。在我们国家，对禁令的热衷一直是一种惯例。我们也知道，那种对人们指手画脚、乱加干涉、强行禁止的趋势从未带来任何好的结果。在我们的新奥地利共和国，许多事情似乎没有太大改变。我想，你对于目前大家都关心的精神分析会有重要的话要说。我不了解你是否对反对官僚趋势有期待或影响。无论如何，我不会把我的没有威权性的观点强加给你。我认为，规则与禁令太多会有损法律的权威。我们可以观察到，凡是法规较少的地方，那儿的人们就会认真地遵守；而法规无处不在的地方，人们就不去重视它。进一步说，这并不意味着人们是十足的无政府主义。人们认识到，法律规则不能一开始就声称代表神圣，且不能超越；相反，它们常常是不充分的，常有辱我们的正义感。对于当局的迟缓感，人们除了大胆地冒犯这些法规之外，没有其他的办法去改变这些不正当的法规。再进一步说，假如有人想维护法律法规，那么应建议他不要在那些无论遵守或超越都没有人监督的地方颁布法律。关于法律正想方设法去压制外行人实施精神分析的问题，我上述引用的由医生实施的精神分析材料都可以在这里重复使用。分析过程最不明显，既不用药物，也不用器械，只包括谈话和信息的交流。要判断一个外行人是否在进行“分析”并非容易，尽管他说，他正在为寻求心理帮助的人提供一种鼓励和解释，以努力建立一种健康人的影响。正由于医生有时也进行分析，因而禁止它是不可能的。在英语国家，基督教相当广泛，它是在对基督教的信任与渴望的基础上建立起的对生命中的邪恶的辩证否定观。我敢断言，这种过程本身代表了对人类精神的令人遗憾的背叛。但在英国或美国，有谁想过去禁止和惩罚这种活动呢？难道当局真的有某种正确的救助之法以至于竟去阻止个人按自己的方式[202]拯救自己吗？假如人们陷入危险境地、产生悲伤，当局是否应该仔细圈定出一些区域，告诫人们不要逾越，而对于其余的区域则尽允许人们靠经验和相互影响进行自我教育？精神分析是这个世界的新事物，绝大多数人都没受过此等教育。传统科学对它的态度仍动摇不定，用立法干预它的发展，我看是有些太草率了。我们不妨让病人自己去发现，向不了解如何给他帮助的人去求助心理治疗是有害的。假如我们向他们解释这一点，提醒他们防范，那我们就省得去阻止他们了。在意大利的主要街道旁矗立的架有高压电缆的铁塔上都有令人瞩目的标语：“触我者死！”这是一种极其简便的警告方式，它告诫不要触碰铁塔上的悬线。像德国的此类告示中却写有这样不必要且冒犯人权的冗长语句：“严禁触碰交换线，否则性命难保！”何必如此禁令呢？任何一个珍惜生命的人都将自立这样的禁令，而任何想通过这种方式自杀的人也不会向官方申请许可。

“我在这儿举几个通过法律程序反对外行人进行精神分析的例子。它们是：反对外行人实施催眠术的禁令，和最近刚刚推行的反对实行精神分析疗法或成立精神分析团体的禁令。”

我不能说我赞赏这些举动。第二个例子毫无掩饰地侵犯了警方对限制学术自由事件的管理。

我不怀疑人们对一些众所周知的神秘现象深信不疑，并有认识它们的渴望。这些禁令不会减小人们对那个假设存在的神秘世界的兴趣，相反则会伤害并阻碍人们公正的好奇心，而这种好奇心本该形成能使我们摆脱困扰的判断。但我再次声明这仅仅适用于奥地利。在其他国家，“心灵学”的研究并没遭到法律的阻碍，催眠术从某种意义上说与精神分析有些不同。催眠是指唤起一种非正常的心理状态，现在仅被一些外行人用来作哗众取宠的表演。假如催眠疗法一直保持当初的魅力的话，它的地位可能与精神分析并驾齐驱。顺便说一下，催眠的历史从另一角度为分析提供了先例。当我还是一个年轻的神经症理学讲师的时候，医生们就曾激烈地抨击过催眠术，宣称催眠是一个骗局，是魔王撒旦的诡计，是十分危险的过程。今天，医生们却垄断了当初曾被抨击的催眠，并毫不犹豫地把它作为一种检查方法加以利用。对于一些神经症专家来说，催眠仍然是他们对病人进行治疗的主要手段。

我已经说过，我不想就精神分析是应由法律来控制，还是应任其自然发展的问题提出什么建议。我知道这是一个原则问题，在对这个问题的回答上，官方人士个人倾向的影响可能比学术见解大。我已打算谈谈似乎有利于Laisez faire[203]政策的观点。如果赞同积极干预的政策的决定被采纳的话，那么，在我看来，无论如何单是粗暴地禁止非医生实施分析这种站不住脚的和不公正的手段、措施都将是不适当的结果。还有一些情况我们不得不考虑：要建立这样的氛围——使所有想实施分析的人都能获得允许，必须建立权威机构，人们从那里可以学习什么是精神分析和需做哪些准备工作。要强化分析过程中的指导。所以，我们要么让分析治疗顺其自然，要么就使它有序化和明晰化。我们一定不要使用从不适当的规则中机械导出的孤立禁令，去莽撞闯入复杂的境况里。

七

“虽然如此，但各位先生们，医生们！我没能引导你们进入我们谈话的真正主题。你们仍在回避着我，这是一个当医生们满足了相应条件后，我们是否该给予他们对所有我关心的人实施精神分析的专利权的问题。和你们一样，你们所代表的大多数医生并不是分析领域里的庸医。你们自己说过，你们绝大多数的学生和追随者也是医生。但我知道，这些医生与你们在关于外行人从事精神分析问题上的观点大相径庭。毫无疑问，我可以假定你们的学生会同意你们要做好充分准备等等的要求，但他们却认为制止外行人实施精神分析是应该的。是这样吗？真是这样，你们该如何解释？”

我知道你们消息灵通。是的，确实如此。事实上虽不是全部，也有相当一部分我的医学同事，在这一点上与我观点不同。他们赞同医生们享有精神分析的专利权。这表明即使在我们的阵营中也允许持有不同见解。我的立场众所周知，而且对于外行人精神分析的对立观点并不影响我们之间很好地理解，我该怎样向你们解释我的学生们的态度呢？我并不十分知晓。我想一定是职业感的力量。他们成长的过程与我不同，他们与同事分开仍感到不适，他们愿意拥有自己可享有充分权利的“职业”，进而可被人们接受。他们不想作出忍让，而且准备牺牲一些对他们来说重要性不明显的东西。也许会有不同情况。要说他们是出于竞争动机，这不仅要谴责他们感情用事，而且要斥责他们目光短浅。他们经常准备将其他医生介绍进精神分析领域。从实质性的观点来看，无论他们是与医学同事，还是与外行分析者共同分析病人，都是无关紧要的，只是情况不同，作用也有异。我的学生们也许受了某些因素的影响，即确保一个医生在分析治疗中具有高于外行的优势。

“保证他有某种优势？我们已有那种优势了。看来你终于要承认这种优势了？这就可以说明问题了。”

对我来说承认这点并不困难，这表明我并不像你想象中的那样带有情感偏见。我迟迟不提这些事情，因为一讨论它们，就又得涉及理论问题。“现在你在想什么？”首先是诊断问题。当分析一个神经错乱的患者时，你希望预先确定——当然在可能确定的范围内——患者适合这种治疗，通过治疗分析可以帮助他。但是，只有当患者真是一个神经症患者时才可如此确定。

“我想我可以从他诉说的症状上判断。”

这正是一个新的复杂的情况出现的地方。治疗的可行性不是总能完全确定的。病人也许表现出神经症的外部特征，而实际可能是别的什么病——是一种不可治愈的精神病的初期或是大脑的破坏作用的初始状态。这种差别——鉴别诊断——便不容易也不能在每一阶段立刻发现。当然，做这类决定的责任只能由医生来承担。正如我所说，这对他来说也不容易。疾病可能在相当一段时间里无恶性表现，只是在最后才表现出危害性。的确，神经症患者最普遍的恐惧就是，害怕自己会精神错乱。然而，如果一个医生一时误诊了这种病或不能确定它，也不会引起什么危害，任何不必要的事都没有做。在此种情形下，分析治疗也不会引起任何危害，尽管会有人说它是不必要的浪费，当然肯定会有很多人责备分析治疗的意外后果。这种责备无疑是不公正的，但这种情况也着实应该避免。

“但似乎希望渺茫。它使我对你所说的关于神经症的起源与性质的理论产生了动摇。”

不是的。它只是再次证明一个事实，即神经症患者是件麻烦事，令包括分析者在内的有关人员非常头痛。但如果我更准确地陈述我的新观点的话，也许我可以澄清你的疑惑。对于我们正在讨论的这类病例来说，更准确的解释应该是，它们容易发展成神经症。但这不是由心理原因造成的，而是由身体原因造成的——即致病因素是物质的而非精神的。你懂吗？

“我懂。但我无法把物质的与心理的协调起来。”

还是可以协调的，假如人们牢记生命物质的复杂性。我们从哪里发现神经症的本质呢？“自我”，这一心理器官的较高级形式（通过外部世界的影响而被抬高的），不能在本我和现实之间实现调和功能。“自我”虚弱时，会从“本我”的某些本能部分退回来。与此同时，它不得不以克己、病兆和徒劳的反向形成等方式承担脱离本我的后果。

“自我”的这种虚弱可在我们每个人的童年中发现。这就是为什么早期经历对今后生活具有如此重要意义的原因。童年时期承受巨大的负荷——在几年里我们身心的发展就要走完从石器时代原始人到现代文明社会参与者之间的遥远距离。同时，我们还得特别避开早期的性本能冲动——在这种重荷下，“自我”在压抑中寻求避难并表现出童年神经症的特征。它还将把这种神经症的后患带入成年期，使我们易受神经疾患之侵扰。一切都取决于成长中的有机体如何受命运的摆布。如果生活变得艰难，如果本能需要与现实要求之间的鸿沟变大，“自我”就不能调和本能与现实的关系。它越努力调和，就越会被从幼儿期遗留下来的神经症倾向所压制。压抑过程不断重复，本能忍痛离开“自我”的控制，沿着退化的道路，寻找自身的替代满足，可怜的“自我”将变成无助的神经症患者。

让我集中谈一下：全部情况的关键点和中心点是“自我”组织的相对强度。我们将发现完成我们关于病因的调查是很容易的。我们已经知道，儿童期“自我”的虚弱、对付早期性冲动的任务和童年期或多或少的偶然经历的影响，是神经机能疾病的一般性原因。但童年生活以前的其他因素是否也起作用呢？例如，本我中的先天力量和不守规矩，从一开始就使“自我”的任务更加艰难，或者由于尚不清楚的原因，“自我”的发展特别虚弱。这些因素必然显示出病因学方面的重要性。在某些病例中，它们还是先验因素。我们一直都是认真对付“本我”的本能力量，如果它已发展过度，治愈的前景将不妙。我们对自我的抑制发展成因仍知之甚少。它们将发展成具有素质基础的神经症。没有这种素质的先天获得的因素的诱发，神经症几乎肯定不会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