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7] 见温·塞德雷斯的著作（1909）。

[68] 佩特（Pater，1873）写道：“然而在他一生中的一个时期，他肯定几乎不再是一个艺术家了。”

[69] 温·塞德雷斯的著作（1909，第1卷）论述了有关试图修复和保存这幅画的历史。

[70] 孟兹（1899）《一个同时代的印度人给一个麦地西人的信》中谈到了列奥纳多这个典型行为（见里希特的著作）（1939）。

[71] 见波塔兹（Bottazzi）的著作（1910）。

[72] 见索尔密的著作（1908）。

[73] 见赫兹菲尔德的著作（1906）。

[74] 或许在他的《妙语集成》中能找到对这一点的异议（虽然它并不重要），但这本书还没有翻译过来。见赫兹菲尔德的著作（1906）。［提出厄洛斯是“所有生命的保护者”这种说法比弗洛伊德引用此词早10年，两个短语几乎完全相同，弗洛伊德把它作为与死的本能对立的一般的性的术语。如用在《超越快乐原则》（1920g）。］

[75] ［1919年增注］在列奥纳多有关性行为的素描中某些错误显而易见。那是一幅平面解剖图（见图1）我们肯定不会称之为**的。里特勒发现了这些错误（1917），并按照我在这里给出的列奥纳多的性格的描述对这些错误进行了讨论。“恰恰是在描绘这个生殖行为的过程中，暴露出他过分的研究本能完全失败了，显然，这是他更强的性压抑的结果。男人的身体全部画出来了，而女人的身体只画出一部分。如果复制一幅给人看，只露头，身体盖住，能够肯定，他会把这个头看成是女人的头。尤其是前额波浪式的刘海儿及披在身后的、齐于第四、五胸椎的长头发，使得这个头更像女人头。”这个女人的**有两个缺陷，一个是艺术上的，因为它被画得很松弛的样子，又让人感觉到不舒服地垂着；另一个是解剖学上的，这显然是由于列奥纳多的性欲缺乏，而没有认真观察哺乳期妇女的**。假如他有过观察，他必定会注意到有许多不联系的奶管输出奶水。可是列奥纳多只画了一条管道，并一直伸至腹内，他可能认为它以某种方式与性器官相联系。我们应该承认在当时对人体内部器官的研究是非常困难的，因为对人体的解剖被看作是对死者的侮辱，会受到严厉的惩罚。列奥纳多所能使用的解剖材料很少，事实上，他是否知道在腹腔中有一个淋巴液囊都很成问题，但他想在画里画一个类似于腔的东西是没有疑问的。他画的奶管向下延伸，直到与内**联在一起，由此我们可以推测，他想用能够看得见的解剖关系来描绘乳汁开始分泌与妊娠结束在时间上是一致的。虽然我们准备谅解由于他的生活环境导致的解剖学知识的欠缺，但事实上，列奥纳多很草率地处理了女性**，使得表现子宫的线条十分混乱。其实他本可以把**和像子宫的东西画出来。“与此相对应的，列奥纳多绘制的男性**要正确得多。比如，他不满足于画出睾丸，还画出了附睾，并且画得相当准确。”列奥纳多所画的**姿势特别明显。一些著名的艺术家都选择背向的、侧向的**等进行绘画或素描。可是，当我们看到这种站着**的素描，一定会想到这样几乎是荒唐地表现这个行为的原因是强烈的性压抑。假如一个人想痛快，他总是想尽办法使自己舒服，这对饥饿和爱这两种原始本能都适用。在今天，人们采取躺着**的姿势，就像我们的古人躺着吃饭一样，都是很正常的。就意愿来讲，躺着的姿势或多或少是希望享受的时间长一些。“长着女人头的男人的面部表情是一种愤怒的抵抗。他那厌恶的目光向旁边斜视着，眉头紧皱，紧闭着双唇，嘴角向下。在他的脸上看不到爱的欢乐和尽情的幸福，只有愤怒和厌恶。”“无论怎样，列奥纳多在画两个下肢时犯了最蠢的错误。实际上，男人的脚应该是右脚，因为他是通过平面解剖图在描绘**，男人的左脚在图的最前面，据此，女人的脚便应该是左脚。但在画中，列奥纳多把二者调换了位置，男人有一只左脚，女人有一只右脚。如果人们想到大脚趾在脚的内侧，这个调换就很容易理解了。”“仅仅这张平面解剖图就能够使我们推断出这位伟大的艺术家和研究者对力比多的压抑，这个压抑使他混淆了某些事情。”——［1923年增注］里特勒的这些评论受到了批评，其理由是：不应该从一张草草的素描中得出如此严肃的结论，甚至不能肯定素描中的不同部分是否真的同属一体的。

[76] 根据斯克纳米杰罗的记载（1900）：在《阿特兰特抄本》中有一段难解的、涉猎广泛的内容可以作为此情况的参考：“当我把上帝描绘成婴儿，你会把我投进监狱；现在假如我把他描绘成成人，你会更坏地对我。”

[77] 见波塔兹的著作（1910，第193页）。又见里希特的著作（1939，第2卷，第244页）。

[78] 索尔密（1910）论述：“列奥纳多把对自然的研究作为画家的规则……然后，当研究的热情占了统治地位，他就不再希望为艺术而求知，而只是为知识而求知。”

[79] 参见赫兹菲尔德所写的传记中列奥纳多科学成就细目（1906）。其他一些地方也有类似的记载。

[80] 从研究我的《对一个5岁男孩的恐怖症的分析》（1909b）以及类似的观察结果看，这些可能并不夸张的断言能得到证实。［1924，下面的话是这样的：“以及在《精神分析学和精神病理学研究年鉴》的第2卷中类似的观察结果的记载。”在《儿童性理论》（1908）的一篇论文中我这样写道：“然后，这种沉思和怀疑便成了以后解决所有问题的智力活动的原型，第一次失败对孩子的整个一生都具有丧失活动能力的影响。”］

[81] 参见斯克纳米杰罗的著作（1900）。

[82] ［弗洛伊德在德文本中引用了赫兹菲尔德翻译的意大利原文的德译本的内容。事实上，弗洛伊德的德文本里有两处不够准确，意大利语“nibio”应该是“鸢”，不是“秃鹫”；而且意大利语“dentro”在里面被漏掉了。这个遗漏，弗洛伊德自己在下文里做了矫正。］

[83] ［1919年增注］在对本书进行友好的评价的同时，霭理士（Havelock Ellis，1859～1939）就上述观点提出了异议，他不赞同列奥纳多的这个记忆有良好的真实基础，因为儿童的记忆经常是比一般估计的要晚些；问题中的大鸟不一定就是秃鹫。这一点我愿意让步，为了减小困难，我要提一个建议，即他的母亲观察到了大鸟拜访她的孩子，在她的眼睛里，这件事比较容易被看成是预示着某种意义，并且在后来反复地给他讲述这件事。我认为，结果是他所保持的记忆是他母亲给他讲的故事，以后就像经常发生的那样，他很可能把这个记忆当成自己的直接经验。无论如何，这个改动无损于我的总的说服力。的确，一般说来，人们在日后建构起来的有关童年时代的幻想，被附加到早期的通常会被遗忘的平凡的真实事件上。所以重视并不重要的真实事件，就像列奥纳多故事中的鸟，他称之为秃鹫及它的值得注意的行为，那样细致地处理这个真实事件，必定有其隐秘的原因。

[84] ［弗洛伊德在《日常生活心理病理学》（1901）第四章中论述了童年时代的记忆和掩蔽性记忆（screen-memories）。弗洛伊德在1907年增补时，又把它与历史记载做了类比。］

[85] ［1919年增注］当我写完上面这段文字，我已试图对另一个天才人物的难以理解的童年时代的记忆做了类似的分析。当歌德（Goethe）大约60岁的时候，他在《诗与真》中对自己的生活进行了描述。最初的几页里写道：他在邻居的鼓励下，怎样开始把一些小陶器从窗户掷到街上，摔得粉碎，后来便掷大件。的确，这是他所报告的童年时代最早期的生活的唯一一幕。它的内容是全然不重要的，这与其他没有成为伟大人物的人的童年记忆相符合，在这一段中表现出他缺少对弟弟的任何记忆。在他3岁零9个月时他弟弟出生，在他将近10岁时弟弟死去，所有这些都引起我对这个童年记忆的分析（事实上，歌德在书的后面部分，详细描述童年时的许多疾病时提到了他弟弟）。我希望自己能用与歌德的上下文描述一致的某种东西来说明这个记忆，这个说明将使得这个记忆值得保留，并与歌德在自己的生活历史中所给予它的位置协调一致。简短的分析［《诗与真》中歌德的童年往事（1917）］可能把掷陶器作为一个反对讨厌的侵犯者的不可思议的行为加以认识；书中所写的这种情景反映出他的意图要达到这样一点，也就是不能允许第二个儿子干扰歌德与他母亲的亲密关系。如果最早期的童年记忆在这样的伪装中保存下来，那么歌德的情况与列奥纳多的情况一样，都与母亲有关，那里面什么会使人惊讶呢？［1919年的版本中，有一段写了“缺少对弟弟的任何记忆……”这一句改写成“……很显然，一点也没提及有关弟弟的任何事情……”1923年版本用了前面的句子，句子结尾还加了括弧。1923年，弗洛伊德在论述歌德的论文中，增加注释说明了这个情况（1917b），标准版，第17卷，第151页］

[86] ［对“鼠人”的分析（标准版，第10卷，第311页）情况的“原始记录”。可以指出（假定这只鸟实际上就是“鸢”）鸢的分叉的长尾巴是它的一个显著的特征，它在空中飞行时尾巴起重要作用，并且无疑的是在飞行中这个尾巴被列奥纳多观察到，吸引了他的注意力。弗洛伊德在这一段里关于鸢尾巴的象征意义的讨论最近被发表在《泰晤士报》（1956年7月7日）上的一篇鸢的鸟学描写所证实：“有时尾巴在右侧（角）向水平面呈扇形展开。”］

[87] ［参见第82页（指标准版第11卷页码，下同——中译者）注释①的结尾。］

[88] 这个要点可参见我的《一例癔症分析片断》（1905e），标准版，第7卷，第51页。

[89] ［“那时我还在摇篮里”参见第82页注释①。］

[90] ［参见《对“小汉斯”的分析》（1909），标准版，第10卷，第7页。］

[91] ［在1910年，仅仅是“一个同性恋者”。］

[92] 赫拉波罗（Horapollo）（《象形文字》1，11）：为了表示母亲……他们勾画了秃鹫。

[93] 参见罗斯彻（Roscher，1894～1897）著作，兰泽（Lanzone）的著作（1882）。

[94] 参见哈特兰本（Hartleben）的著作（1906）。

[95] ［他们说：“不曾有过雄秃鹫的存在，所有的秃鹫都是雌性的。”阿利安《动物的本性》，第2卷，第46页。］温·罗莫（von R mer）引用（1903，第732页）。

[96] ［普鲁塔克：“正像他们相信的，只有雄圣甲虫，所以埃及人得出结论，没有发现雄秃鹫。”这句话实际上是李曼斯（Leemans）为赫拉波罗写的注释（1835，第171页）被弗洛伊德张冠李戴到普鲁塔克头上。］

[97] 赫拉波罗，《象形文字》，李曼斯编辑（1835，第14页）。［“他们用秃鹫的画像来表示一个母亲，因为在这一种族中没有雄性。”似乎赫拉波罗文中的一段被错误地引用了，从上面正文内容看，我们在这里应该采用秃鹫由风受孕的神话。］

[98] 参见孟兹（Müntz）的著作（1899，第282页）。

[99] 参见《儿童性理论》（1908c）。

[100] ［参见《释梦》中弗洛伊德的某些类似的议论（1900a），标准版，第4卷，135～136页。］

[101] 见兰泽的图解（1882，图136～138）。

[102] 参见《儿童性理论》（1908c）。

[103] ［参见《精神分析学和精神病理学研究年鉴》中的意见（弗洛伊德1909年《对“小汉斯”的分析》，标准版，第10卷，第11页。还可参见荣格1910年的著作及1919年增加的注释）。并可参见《国际精神分析医疗杂志》和《意象》中的意见（关于儿童的一章）。］

[104] ［1919年增注］这个促动了我的结论是不可避免的，在这儿我们可以追溯到反犹太主义的一个根源，它显示出强大的自然力，在西方国家中可以发现如此无理的表现。如果勇敢地把我们的推测带回到人类的初期，我们就能得出推论，原来的包皮环割术取代了阉割，这是一种宽容的设计。［有关这点的深入探讨可在《对“小汉斯”的分析》的注释中找到（1919b），标准版，第10卷，第36页；在《摩西与一神教》（1939a）的第三章第一部分的第四节中也可以找到。］

[105] ［这一观点的句子是1919年增加的。］

[106] 参见耐特的著作（1768）。

[107] 依我个人的经验，特别提及塞德格的研究，我大体上能够证实这个研究。我也意识到维也纳的威廉·斯泰克尔（Wilhelm Stekel）和布达佩斯的桑多尔·费伦茨（Sándor Ferenczi）得出了同样的结果。

[108] ［1919年增注］精神分析的研究的两个事实有助于对同性恋的理解，同时，无须假设精神分析的研究详尽地讨论了这种性变态的原因。第一个事实是前面提到的对母亲的性需要的固着（fixation）；第二个事实包含在这个叙述中的每个人，甚至最正常的人也可能进行同性恋对象的选择，有时他在生活中这样做了，或在他的潜意识中仍保持这个选择，或者用强有力的相反态度防止它。这两个发现否定了把同性恋者看作“第三性别”的声明，否定了被人们相信的先天同性恋与后天同性恋（innate and acquired homosexuality）之间的重要区别“第三性别”（受身体的两性同体所决定）的特征相当有助于同性恋的对象选择，但并不是决定性的。那些在科学的领域里替同性恋者申辩的人，在已经建立的精神分析学的发现中学不到任何东西。

[109] ［弗洛伊德第一次发表对自恋的参考意见仅仅是在写这篇文章之前的几个月，见他的《性学三论》（1905）第2版（1910）中增加的注释。他在1909年11月10日的维也纳精神分析学会上提到了这个概念。完整的论述见《论自恋：导论》（1914）。］

[110] ［同性恋及其起源的更全面的讨论可以在《性学三论》（1905d）的第一篇中找到，特别值得注意的是1910～1920年间增加的较长的注释（标准版，第7卷，第144～147页）。后来，在这个题目的另外一些讨论中，可能提到了《一个女同性恋者的心理发生》（1920）和《忌妒、偏执狂和同性恋的某些神经症机制》（1922）。］

[111] 在这里，列奥纳多的行为很像那些习惯于每天向另一个人忏悔的人，他用日记作自己的替身，推测这个人是谁，见米莱茨可夫斯基的著作（1903，第367页）。

[112] 这一段出自米莱茨可夫斯基的著作（1903，第282页）。

[113] 或模特儿。

[114] 为弗朗西斯科·斯弗尔兹制造的骑马雕像。

[115] 整段见于赫兹菲尔德的著作（1906，第45页）。

[116] 米莱茨可夫斯基（1903）。关于列奥纳多的私生活的信息在任何情况中都不足很使人头痛。我可以提出一个事实，就是这个账目也被索尔密引用过（1908年），但却做了相当大的改动，最重大的一个是用索多代替了弗洛林。可以想见这个弗洛林不是旧时的“金弗洛林”，而是后被使用的货币单位，相当于里拉或索多。索尔密把卡特琳娜当成是一位有时候帮助列奥纳多料理家务的佣人［弗洛伊德在自己的不同版本的著作中也不同程度地对数字做过更改。灵车的费用在1910年是“12”，1919年与1923年是“19”，1925年后是“4”。1925年以前，运输和立十字架的费用是“4”。整个原文，意大利和英译文见理查德的著作（1939），第2卷，第379页］。

[117] “卡特琳娜于1493年7月16日到达米兰。”“美得惊人的吉凡妮娜到医院看望了卡特琳娜，并询问了某些事情。”

[118] 在这些表现方式中，列奥纳多受压抑的力比多被允许显示出来，病理性赘述（circumstantiality）和过分关注钱，这些表现方式都是肛欲时期形成的性格特征。见我的《性格与肛欲》（1908b）。

[119] ［见第82页注释①。］

[120] ［1919年增注］在这里艺术鉴赏家会想起古希腊雕像中，如爱吉娜雕像的独特的不变的微笑；他也许还会在列奥纳多的老师瓦诺奇奥的画中发现某些相似的东西，所以，在接受后来的争论时有些疑惑。

[121] ［这个题目的德文是heilige Anna Selbdritt，意思是《圣母子与圣安妮》。本文后面涉及到了这幅画，第112页。］

[122] 引自斯克纳米杰罗的著作（1900，第32页）。

[123] 米莱茨可夫斯基作同样的设想。然而他所设想的列奥纳多的童年历史与我们从秃鹫幻想中得出的结论不同。如果像米莱茨可夫斯基说的，这微笑是列奥纳多自己的，传说是不会不表述出这种巧合的。

[124] ［在画中，圣安妮是最突出的人物。参见第110页注释。］

[125] 康斯坦丁诺娃（1907，第44页）：“玛丽向下注视着她的宠儿，内心充满感情，她脸上的微笑使人想起吉奥孔多的神秘表情。”（同上，第52页）在另一段里，她说到玛丽：“吉奥孔多的微笑显现在她的特征中。”

[126] 参见温·塞德雷斯的著作（1909，第2卷，第274页）的注释。

[127] ［圆括号里的话是1923年增加的。］

[128] ［1919年增注］如果要把画中的圣安妮和玛丽从形体上分开，并画出每一个人的轮廓，的确不是很容易的。人们会说，她们相互交织在一起就像梦中的紧紧地融为一体的人物一样，因此在某些地方很难说出圣安妮结束在哪里，玛丽在哪儿开始。但是，在一个批评家眼里［1919年版本里：“在一个艺术家的眼里”］，这是一个错误，一个构图的缺陷，而用分析家的眼光看来，由于对其内隐的意义的说明被证明是对的，对艺术家来说似乎他童年的两个母亲化为一个了。［1923年增注］让人特别感兴趣的是把卢浮宫中的《圣安妮和另外两个人》与著名的伦敦草图进行比较，同一素材被用于不同的构图形式。（见图2）在这儿，两个母亲更加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她们各自的轮廓更难辨认清楚，所以，批评家们不得不说：“好像两个头长在一个身体上。”大多数权威一致认为伦敦草图是更早些时候的作品，他们把草图创作的时间估计在列奥纳多住在米兰的第一个时期（1500年以前）。相反，阿道夫（Asdolf Rosenberg）把草图看作是同一主题的更晚、更成功的构图（1898）；随后，安东（Anton Springer）认为它的创作时间甚至晚于《蒙娜丽莎》。假如草图肯定是早些时候的作品，那它就完全符合我们的观点了。当反向推理不成时，便不难想象卢浮宫中的画是怎样由草图而产生的。如果我们把草图的构图作为我们的起点，我们就能看到列奥纳多感到多么需要打开两个女人梦一般的融合（这个融合是那么符合他童年的记忆），并且在空间上把两个头分开。这个情形的发生如下：他把玛丽的头和上半身从两个母亲的整体中分出来，并且上身向下弯去，为了给这个移位提供出理由，小耶稣不得不从她的膝盖上下来站到地上。这样，就没有小圣约翰空间了，他被羊羔代替了。［1919年增注］普费斯特（Oskar Pfister）对卢浮宫里的这幅画有一个杰出的发现，这个发现有无法否认的影响，尽管有人不愿意毫无保留地接纳它。在玛丽巧妙的、显得凌乱的衣着中，他发现了一只秃鹫的轮廓，他把它作为潜意识的画谜来解释：“画中代表着艺术家母亲的秃鹫——母亲的象征，是完全清晰可见的。”“蓝色的衣料围在前面女人的臂部并顺着她的大腿和右膝盖伸展，这样人们就可以看见秃鹫那独具特色的头了，它的脖子和急转弯处是其身体开始的地方。任何一位观察家对我的这个小发现几乎都不能否定这个画谜的证据。”（普费斯特，1913，第147页）在这一点上，我能肯定，读者不会不认真看附图，试试自己是否能发现普费斯特所说的秃鹫的轮廓。这块蓝色衣料的边缘即是画谜的界限，在这件复制品中，浅灰色的田野衬出浅黑色的衣服，在浅黑色的衣服上，蓝色的衣料格外明显。（见图3）普费斯特继续他的描述：“重要的问题是这个画谜延伸到哪里？如果我们顺长长的衣料看，在背景的衬托下，显得很突出的就是画谜，我们注意到了，从翅膀的中间开始，它的一部分垂到女人的脚上，另一部分向上延伸，搭在她的一个肩上和孩子身上。前面的部分多少代表了秃鹫的翅膀和尾巴，很自然的样子；后面部分可能是突出的肚子，当我们特别注意到像羽毛轮廓的线条时，鸟尾巴是展开的，尾巴的最右端，正像列奥纳多童年时期的梦中一样，伸向孩子的嘴即列奥纳多的嘴。”作者继续十分详尽地检查这个解释，讨论它显示出的难点。

[129] 见我的《性学三论》（1905d），［标准版，第7卷，第223页］。

[130] ［此段话原文用的是意大利语。孟兹（1899）后来在注释中用英文把它们译过来了。］

[131] 列奥纳多在笔记本中把他父亲的年龄不是写成77岁，而是写成了80岁，我暂且在这里先不谈他的这个大错误。

[132] 但丁《神曲》（王维克译），第27章，第22～25行。——中译者

[133] 列奥纳多在他日记的这一段发生了一个明显的进一步的错误，即在他的兄弟姐妹的数目上的错误，与这段值得注意的精确性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134] ［英文原著中有这最后3个字。］

[135] 塞德雷斯引用过这段话（1909，第2卷，第270页）。

[136] 索尔密引用过这句话（1910，第13页）。

[137] ［“最早期”是作者1925年增加的。］

[138] ［最后这一句是1919年增加的。这一点，在弗洛伊德1910年致纽伦集会议的信中提到了，又见于《群体心理学与自我的分析》（1921c）的最后一章，标准版，第18卷，第142页。］

[139] 见赫兹菲尔德的著作（1906，第32页）：“大天鹅”似乎是指佛罗伦萨附近的一座叫蒙特·西西里的小山（西西里在意大利文中是“天鹅”）。

[140] ［1919年增注］这个记述依据保罗·费德恩（Paul Federn）和穆里·沃尔德（Mourly Vold，1912）两位挪威科学家的研究，沃尔德与精神分析学没有关系［也参见《释梦》（1900），标准版，第5卷，第394页］。

[141] 见肖恩翻译的瓦萨利的著作（1843，第39页）。

[142] 这些信及相关的各种问题见孟兹的著作（1899，第82页以下），真正的原文和其他有关的注释可以在赫兹菲尔德的著作（1906，第233页以下）中找到。

[143] 肖恩（1843，第8页）的著作中谈道：“甚至他花了一些时间画绳结，顺着绳结的绳头到另一头，直到我们可以看到它构成了一个完整的圆形图。这类非常复杂漂亮的设计被刻在铜板上；在它们中间能够读出‘列奥纳多的芬奇研究院’的字样。”

[144] 这种批评可相当普遍地运用，但目标却不能是列奥纳多的传记作家们。

[145] 见温·塞德雷斯的著作（1909，第2卷，第271页）。

[146] ［无疑这是暗指弗洛伊德深受其影响的弗利斯的观点。参见他的《性学三论》（1905），标准版，第7卷，第216页。然而，在“双侧对称”的特殊问题上，他们两人的观点并不完全一致。参见标准版，第59页注释①。］

[147] “恋亲丛”系精神分析术语，与“双亲情结”（parental complex）内涵相同。指以母亲或众亲为核心的爱恋性的心理情感，亦即子女对异性父母的性恋，包括“恋母情结”和“恋父情结”。——中译者

[148] 见赫兹菲尔德的著作（1906，第11页）［似乎是暗指大家非常熟悉的哈姆雷特的名言：天国人间事真多，荷拉提奥，比你在哲学梦想中的还要多］。

[149] 本文最早匿名发表于1914年《意象》杂志第3期，文章之前有这样一段编者按语：严格说来，尽管这篇文章不符合本刊接受稿件的条件，编辑还是同意刊登。作者属于精神分析学派这个圈子，而且作者的恩维方式实际上类似于精神分析的方法。

[150] 即《哈姆雷特》。——中译者

[151] 第一次上演可能是1602年。

[152] 根据亨利·汤德（Henry Thode，1908，第194页）的说法，这座雕像建于1512～1516年间。

[153] 亨利·汤德，《米开朗基罗：对其作品的批判研究》（1908）。

[154] ［见本书插画。］

[155] 引自汤德，《米开朗基罗：对其作品的批判研究》，第197页。

[156] 应该指出，仔细安排在坐像膝上的披风就使得贾斯蒂的这一观点不能成立。相反，这种安排使我们这样假设：摩西先是从容地坐着，后来才被突然发现所惊动。

[157] ［见前注。］

[158] 尽管朱利亚诺（Giuliano）在美第奇教堂（Medici Chapel）中从容的坐像的左脚也同样从地面抬起。

[159] ［他的首批论文是用德文发表于1874~1876年间。］

[160] 顺便说一句，维也纳造型艺术学会的收藏品中，有一座摩西的石膏雕像，在雕像身上，他们十分错误地复制了这一点。

[161] ［厄内斯特·琼斯（Ernest Jones）曾建议，弗洛伊德在分析米开朗基罗的雕像所描绘的感情方面，曾试图将其部分观点接近于持不同意见的阿德勒和荣格，这一时期这项内容充斥于他的头脑，便形成了本论文的主要内容。弗洛伊德对历史人物摩西的兴趣，在他出版的最后一本著作《摩西与一神教》（1939a）中也表现出来。］

[162] ［起初，弗洛伊德为其“不合时宜地引用鲁瑟的译文”而表示道歉，下面的这段译文引自钦定《圣经》译本，1611年英王詹姆斯（James）一世核定发行的英译《圣经》。］

[163] “但是，他并不是要站起来，或准备站起来；雕像的上半身挺得笔直，而不是像运动之前那样向前倾，以求平衡的变化……”（劳埃德，1863，第10页）

[164] “这样的描述破绽百出。一束束胡须只是被右手绊住了，不是握，也不是抓，抱或者捋。即使绊，也是短暂的——暂时被绊住了，手很快就会松开胡须，让其自由飘落。”（同上，第11页）

[165] 参阅费楼波-米勒和艾克斯坦（FüL?p-Miller and Eckstein，1926）有关这一方面的讨论。斯特凡·茨威格（Stefan Zweig，1920）写道：“他并未被资产阶级的道德樊篱所阻止，没有人能够说清楚在他的生活中他在违法犯罪方面究竟走了多远，以及他描写的角色中的犯罪本能在他身上实现了多少。”对未成熟姑娘进行性攻击的主题，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著作中出现多次，尤其是在他死后出版的《斯达沃罗京的忏悔》和《一个伟大罪人的一生》两本书中。

[166] ［参见弗洛伊德《癔症发作概论》（1909a）一文。］

[167] 见莱尼·费楼波-米勒的著作（1924）［也见于艾米·陀思妥耶夫斯基（1921）对他父亲的描述一文（1921）］。资料中特别有趣的部分记述了作家童年的“一些可怕、难忘和苦恼的事情”。他的病的最初迹象就可以追溯到这些事情上去（见苏沃林［Suvorin］发表在1881年《新时代》报上的文章。转引自关于费楼波-米勒和艾克斯坦的著作的介绍文章，1925）。也见于奥罗斯特·米勒（Orest Miller）的著作（1921），他写道：“然而有另外一个特别的关于法奥德·米海洛维奇（Fyodor Mikhailovich）疾病的例证，即他的病与他青年早期的生活有关，并且与他和其父亲在家庭生活中的一次悲剧性事件有关。但是，虽然该例证是由法奥德·米海洛维奇的一位亲密好友提供给我的，但我却不能令自己精确和圆满地复述他的经历，因为我没有关于此传说的任何其他方面的证据。”传记作家和研究工作者对此不以为然。

[168] 许多记述，包括陀思妥耶夫斯基自己的记述，都表明与此说法相矛盾，认为在西伯利亚被流放期间表现的是残留的癫痫症特征。不幸的是，这里有理由不相信神经症者的自传叙述。经验向我们表明：神经症者的记忆采取了歪曲的形式，它意在阻断不合意的原因联系。然而，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西伯利亚监狱里的禁闭生活显著地改变了他的病情却是事实。参见费楼波-米勒的著作（1924，第1186页）。

[169] ［这个说明，弗洛伊德在1897年2月致弗利斯的信中已经表述过了（弗洛伊德，1950a，信58）。］

[170] 参见《图腾与禁忌》（1912～1913），第四篇，第五章。

[171] ［参见《来自罪恶感的犯罪》，弗洛伊德《在精神分析工作中所遇到的一些性格类型》中的第三篇文章（1916d），标准版，第14卷，第332页。］

[172] 有关他发作的意义与内容的最好描述是陀思妥耶夫斯基自己提供的。他告诉他的朋友斯特拉克霍夫（Strakhov）说，他在癫痫发作之后的易怒和沮丧是由于这样的事实：他仿佛觉得自己是个罪人，不能从他身上的未知的罪疚感的负担中摆脱出来，他犯了很大的罪过，这使他压抑（见费楼波-米勒的著作，1924，第1188页）。在这些自我谴责（self-accusations）中，精神分析学看到承认“心理现实”的征象，它努力使未知的罪恶被意识所认识。

[173] ［在德语中（也在原来的俄语中）这个比喻是“一根能两头伤人的大棒”。康斯坦·加耐特（Constance Grarnett）的英译作为：“两边能切割的小刀。”这句话出现在这部长篇小说的第十二卷第十章中。］

[174] ［对这一观点在一个现实罪行案例中的实际运用的论述在弗洛伊德《专家对霍尔斯曼病例的意见》（1931d）第251页下面可以找到，那里《卡拉马佐夫兄弟》被再次讨论了。］

[175] “主要的是赌博本身，”他在一封信中写道，“我发誓，贪婪钱财并不是我赌博的目的，虽然上帝知道我极其需要钱。”

[176] “他总是在赌桌前，直到输掉所有的东西，彻底破产。只有当伤害达到彻底的程度，魔鬼才从他的灵魂中逃走，并为创造天才让路。”（费楼波-米勒和艾克斯坦的著作，1925，第1卷，第36页。）

[177] ［在1897年12月22日致弗利斯的信中，弗洛伊德指出：**是“原始的沉迷”，所有以后的沉迷都是它的替代（弗洛伊德，1950，信79）。］

[178] 这里表达的许多观点可以在乔兰·纽费尔德（Jolan Neufeld）的一本杰作中见到（1923）。

[179] 毫无疑问，艾丁根（Eitingon）一直催促弗洛伊德完成这篇论文（琼斯，1951，第152页）。

[180] ［赖克写道：“克制曾是道德的尺度；今天它只是尺度之一。如果它是唯一的一个，优秀的公民和庸人——他怀着迟钝的感觉屈从于权威们，并且由于他缺乏想象力，克制对他就更加容易，他在道德方面对陀思妥耶夫斯基就显得更加优越。”］

[181] ［虽然弗洛伊德心存此文也许会再印的疑问，但好像在《意象》杂志刊出此文之前，赖克已给弗洛伊德看了他的批评文章。］

[182] 这实际上不只在美国是这种情况，英国也如此。

[183] 在法国同样如此。

[184] 在《浮士德》剧中第一部第四场中关于学生的场面。

[185] ［“Im Anfang war die Tat”（出自《浮士德》剧中的台词，第一部，第三场。）弗洛伊德在《图腾与禁忌》（1912～1913）中用了同样的话作结尾。］

[186] 约翰·内斯特罗伊（Johann Nestroy，1801～1862），维也纳著名的喜剧和滑稽剧作家。

[187] 心理仪器是由什么构成的这个问题。

[188] ［汉斯·法伊英格尔（Hans Vaihinger，1852～1933）。他的哲学体系在《似乎哲学》（1911）中做了阐述。奥格登（C.K.Ogden）的英译本出现于1924年，题目是《“好像”哲学》。这本书在讲德语的国家里相当流行，尤其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弗洛伊德在《一个幻觉的未来》（1927c）的第5章末尾对此做了长篇讨论。］

[189] ［这里的德文“Bwusst-sein”，字面意思为“被意识到的”。这个词（基本的词性是名词“意识”）当然通常不用连字符。这里的连字符表明：弗洛伊德强调“bewusst”一词具有一定的被动性。参见弗洛伊德的论文《论潜意识》（1915e，标准版，第14卷，第165页注）里编者的注释。这个词在弗洛伊德的《自我与本我》（1923b）的第一章接近开端处以同样方式和同样目的被分割开来，而印的是两个分开的字却没用连字符相连。这里的连字符只见于1926年的版本。而在后来的德文版中，连字符被错误地省去了，而把两词放在了一起。］

[190] ［该词“自我分析”（self-analysis）现在被通常作为“训练分析”（training analysis）。“自我分析”的真实含义在下文会提及（弗洛伊德，1926c）。］

[191] 席勒：《世界的性质》。

[192] ［该词德文为“Trieb”（本能）。对该词有各种译法，最通用的译文为“drive”（做“驱力”解），在“标准版”里用了“instinct”（本能）的译法的原因在第一卷《1896“绪言”概况》中讨论过了。］

[193] ［参见弗洛伊德的《神经症与精神病》（1924b）。］

[194] ［毫不怀疑是托尔斯泰和他的追随者们。见《有关移情的观察报告》的论文（1915a，标准版，第12卷，第161页）中有同样的论述。］

[195] 参见《精神分析运动史》（1914d）中类似的一段话。

[196] ［在第一版，该词是德文的“?usserungen”。在后来的版本中写成了“?nderungen”（“变化”之意），也可能是印刷有误。］

[197] ［参考弗洛伊德后来论述此题的文章（1937d）。］

[198] ［这句话是德文：“W?r ich besonnen，hiess ich nicht der Tell”席勒的剧作《威廉·退尔》，第二幕，第三场。］

[199] ［这一节的大部分材料来自于弗洛伊德早期有关分析技术的论文，有某些段落几乎与原文一模一样。］

[200] 即给他的不是私掠船（Privateer）的执照。

[201] ［当然这是指魏玛共和国的时代。］

[202] 出自于腓特烈大帝的谚语：“在我的国家，每个人都可按自己的方式拯救自己。”

[203] “Laissez faire”，自由贸易，不干涉，放任主义。原指19世纪政府对工商业的政策的口号，弗洛伊德在此引申为对精神分析的政策。——中译者

[204] ［参见阿伯拉罕（1924），英译本，1927年，第450页及下页。］

[205] ［德文为“Seelsorger”（关心灵魂者）。弗洛伊德在他给普费斯特（1913）的一本书的前言里提到，在新教徒国家，关心灵魂的工作必须是由具备资格的人去做。］

[206] 这是一部德文流浪汉小说。1912年被译成英文。——中译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