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的事业能够取得相当的成就，是时代、环境和个人禀赋共同作用的结果。成功的人士善于从社会生活中发现各种各样可以积蓄成势，为自己所用，使自己可以乘势而进的力量。纵观胡雪岩能够在乱世中把生意做得红红火火，越做越大，富可敌国。其突出特点就在他非常善于取势用势。官场势力、商场势力、洋人势力和江湖势力他都全要。他充分调动和利用这些势力为自己服务，终于成就了他的宏图伟业。

与其待时，不如乘势

要真正能够把握自己看准的机会，使这机会变成活生生的财源。除了行动迅速，敢想敢千之外，还要看清应当怎样办。实际上，这是一种比较综合的能力，除了要看到、看准之外，还要看到种种条件的辅助或制约。这就是深一层的眼光了，到底哪些条件可以利用，哪些条件是限制性条件，心里面要有个底。

三国时，诸葛亮与周瑜合力在赤壁打曹操，用的一计就是“借东风”。其实，东风是现成的，关键在于会不会利用。我们且来看胡雪岩是如何“借东风的”。

胡雪岩为帮助左宗棠筹办船厂和筹措军饷向洋方借款成功，就是一个“借东风”的结果。胡雪岩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以商人身份代表政府向外商引进资本的商人。而在他之前，政府还没有此先例，且有明确规定不能由任何人代理政府向洋人借款。例如，曾是军机首领的恭新王就曾经拟向洋人借银1000万两用于买船，所获批示是：“其请借银一千万两之说，中国亦断无此办法。”这种情况甚至让一向果敢有决断的胡雪岩对是否能够准向外商借款也心存疑虑，是左宗棠的一番关于当下时势以及办大事要懂得顺应形势而做的剖析使他得以坚定。

左宗棠认为，做事情要如中国一句成语所说的“与其待时，不如乘势”，许多看起来难办的大事，居然顺利地办成了，就是因为懂得顺势的缘故。同样是向洋人借款，那时要办决不会被批准，而这时要办却可能批准。这是顺势使然：

一则那时向洋人借债买船，受到洋人多方刁难，朝廷大多数人不以为然，恭新王亦开始打退堂鼓，自然决不会再去借洋债。而此时洋人已经看出朝廷决心平定太平天国、收复东南财富之区，自愿借款以助军务，朝廷自然不会断然拒绝。

二则当时军务重于一切，而重中之重又是平定太平天国。为军务所急向朝廷提出向洋人借款的要求，朝廷也一定会听从。

三则此时领衔上奏的左宗棠本人手握重兵，且平定太平天国有功而深得朝廷信任，由他向朝廷提出借款的事，其分量自然也就不一般了。借助这三个条件形成的大势，由洋人借款不办则罢，一办则准成。

事实的确如此，据史料记载，自同治六年(1867年1到光绪七年(1881年)，以左宗棠西征筹饷为由，胡雪岩先后六次向外国银行借款，合计金额达1770万两。向外国银行借款利息为8厘，而胡雪岩以1分至1分3厘的贷款利息投入钱庄运营，以最保守的方式，即以胡雪岩仅纯得利差额的三成计算。

曾纪泽《使英日记》中就谈到：“十二月初二，葛立德言及胡雪岩之贷借洋款，洋人得息8厘，而胡道台(胡雪岩曾以捐纳而得授道台引者注)极1分5厘，奸商谋利病民囊国，虽籍没其资财，科以汉奸之罪，殆不为枉。”此外所记虽有不确，也有由作为曾国藩继承人李鸿章与左宗棠之间的矛盾带来的情绪化因素，但也的确揭示了胡雪岩向外国银行融资而牟利的实情。

《清稗类秒》中也谈到：“光绪初年，新疆用兵，左文襄公(宗棠)倡借用外债，此为政府募集外债之始，委道员胡光墉主其事。……此借债，划出若干为购买枪炮之需，债权者得两重利益，故得之者欣然。”

左宗棠所说的势，是指那些促成某件事情成功的各种外部条件同时具备，即由恰逢其时，恰在其它集合而成的某种大趋势。具体说来，这种“势”也就是由时、事、人等因素交互作用形成的一种可以促成“毕其功于一可役”的合力。这里的“时”即时机。所谓“彼一时，此一时”，同样一件事，彼时去办，也许无论花多大气力都无法完成。

而此时去办，可能“得来全不费功夫!”这里的“事”即将办之事。“一定的时机办一定的事情，同样的事情此时该办亦可办，此时也许不可办亦不该办。可办则一办即成，不可办则绝无办成之望。”这里靠的就是分析问题，看的眼光。

同一件，事不同的人会办出不同的效果。即使能力不相上下的两个人，这个人办得成的事情，另一个人却不一定能办成。还有一个是否“顺势”的问题。所谓乘势而行，也就是要在恰当的时机选择恰当的人去办理该办的事情。

当然，我们应该看到，这三个因素当中，看准恰当的时机是最为重要的。这就正如我们日常交往中发表对某件事情或者某项决策的看法一样。即使你是一个已有了举足轻重地位的人，即使你的意见绝对是正确的，要使你发表的意见发生根本性影响，也必须看准恰当的时机。否则，说早7没月，说迟了则徒然自误。

美国大财阀摩根也是一个十分善于抓住机会的人。他也并非完全靠“看”，而是靠对各种事实的分析，在此基础上，形成自己的思想，作出决定。由于他看问题能看到“彼一时，此一时”，因此，他避免了走许多弯路。

当南非布尔战争(1899年)爆发的时候，有一个消息传入了摩根耳中：“卡内基与佛里克两人似乎有意将钢铁和焦炭及相关的全部钢铁企业股票卖给英尔帮的企业。”捎来这个情报的人，是个非常具有冒险精神的“百万赌徒”盖兹。摩根一直将卡内基视为眼中钉、肉中刺。 卡内基这个织布工人的儿子，从每星期挣1美元20美分一直发展到今天这个地步。在财富上，他甚至超过了摩根，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富有的人。眼下，这个严惩威胁着摩根帝国事业的人，突然急流勇退，又将事业转让给一个后起之秀，对此，摩根怎么能坐视不管呢?按说卡内基这次并非无缘无故的隐退。这期间，他接二连三地遭到丧失亲人的打击。先是他敬爱的母亲撒手而去，然后，他的弟弟汤姆也去世了。时隔不久，在布拉德克他的工厂里，发生了熔炉爆炸事件。他失去了最可信赖的得力助手琼斯丁长。

以后的消息传来，说莫尔同卡内基钢铁的佛里克总裁的谈判没有结果，莫尔拱手相送了100万美元。谈判失败的借口是，莫尔这一方面根本没有财力筹措出那么庞大的资金来。 一个庞然大物，当然并非谁都能将它消化掉，尽管人人都想来尝两口。有的人非但无法对付得了，反而闹出“胃病”，落个“偷鸡不成，反蚀一把米”的下场。莫尔就是这种自不量力的人，在放弃了购买卡内基钢铁的念头之后，他又合并了一些小型企业，创设了“美国钢铁”及“美国制罐“等两家公司。这两家公司好像是专门为了让摩根吸收合并而特设的。但命运非常惨，在创办不久即被摩根收购。

忽然，又传来了消息，说卡内基这次好像有意要将事业整个卖给洛克菲勒。摩根听到这个消息时，惊奇得不得了。为什么卡内基偏偏没有想起过他?他忙派人去了解情况，然后将事情前因后果联系起来，综合性地用起了脑袋，终于，他想通了：“洛克菲勒光石油就够它忙的了，绝对不会买的!他现在必须致力于控制世界石油才好，怎么可能再插手钢铁呢?”摩根决定不再想收购钢铁的事情了，他暗暗地想时机一定会到他头上的。

果然不出所料，没过多久卡内基就主动派人来接触摩根了。原来卡内基并不是没想到他，而是一开始就想到他，但怕主动找他会使自己一方价格被压住。因此放出各种谣言，想刺激摩根主动上门去跟他谈。谁知，摩根早将这些小道消息依靠事实的帮助，一个个击得粉碎，从而赢得了主动权。

我们常讲做人做事要“明智”。“明”就是要把问题看清楚，要明白。“智”就是采取聪明的对策。我们须知任何事情，都要有一种既明且智的头，脑，看清楚了再采取对策。这里讲的是一种看问题应持有的正确眼光，既要看到过去，又要看到现在和将来。

因势取利，水到渠成

一个人的事业能够取得相当的成就，是时代、环境和个人禀赋共同作用的结果。胡雪岩能够从两手空空，为别人打工的钱庄跑街成为声名显赫的商界巨擘，除了他善于准确地把握时代契机，囊助左宗棠西征等一系列社交活动，融商业活动于国家大事之中外，胡雪岩的成功还与他卓有成效的取势用势密不可分。

胡雪岩对于势和利有着极为精辟的见解，即“势利，势利，利与势是分不开的，有势就有利。所以现在先不要求利，要取势。”纵观胡雪岩在晚清时代的社会各个阶层中游刃有余，左右逢源的一生，他在社交活动与商业活动中所取的“势”主要有四种，他说：“官场的势力，商场的势力，江湖的势力，我都要，这三种势力要到了，还不够，还要有洋场的势力。”

首先，胡雪岩借取的是官场中的“权势”。胡雪岩认识到当时商人虽然有钱，社会地位却十分低微，必须寻找官场势力做靠山。胡雪岩非常巧妙地借助了官场中的权势，使自己成为中国近代史上赫赫有名的一代官商。在借取官场“权势”方面，胡雪岩十分有远见：他不惜丢掉自己的饭碗挪用钱庄银票资助工有龄能够忍痛割爱送爱妾给何桂清；在西征时协助左宗棠筹饷运粮购买军火，镇压太平天国等等。胡雪岩给予那些官场中拥有权势的官员最需要的钱财、功名、美人，赢得了他们的信任和感激，视胡雪岩为朋友，使得胡雪岩在官场中有了超常的“权势”。

事实上，在官场上的屡屡得手，获得官场对于自己的支持，只是胡雪岩取势借势的一部分。因为光有权势的支撑，并不能使胡雪岩的商业活动达到十分完善的境地。

胡雪岩所要借取的第二个“势”是“商场势力”。这方面最典型一例就是胡雪岩想方设法垄断上海滩的生丝生意，以控制出口价格的绝对优势取得在商业上的主动地位，与洋人抗衡。

胡雪岩借助丝行商场势力与洋人对抗的办法，就是联合丝业同行的商人想办法把洋庄都抓在手里，让他们跟着自己走。至于在丝业同行中那些急于将生丝脱手卖钱的，有两个办法：第一，你要卖给洋鬼子，不如卖给我。第二，你如果不肯卖给我，也不要卖给洋鬼子。想把生丝脱手兑现的要用多少款子，可以用生丝抵押贷款，以保证他将来比现在把生丝卖给洋人赚的钱多。

凡事就是开头难，有人出面与胡雪岩合作垄断丝业，控制价格后，钱赚得多，何乐而不为呢?具体的商业运作，根据局势变化，见机行事。第一批生丝运往上海时，适逢小刀会起事，上海的局面动**不堪。胡雪岩通过官场中的朋友打听到内部消息：两江总督已经上书朝廷，因洋人曾经暗中在经济和军火帮助小刀会，建议朝廷对洋人实行极其严厉的贸易封锁，教训洋人。

胡雪岩心想，只要官府出面封锁了对洋人的所有贸易，那么自己在上海的生丝就奇货可居。所以这时候只需按兵不动，待时机成熟再行脱手，自然就可以卖上好价钱。但要想获得最大的利润，就必须尽自己的最大努力控制住上海生丝货源的绝对多数，达到垄断整个丝业的地步。而与上海丝业巨头庞二的联手便促成了胡雪岩在生丝生意上的绝对优势。

庞二是南浔丝行世家，实力非常雄厚，控制着上海生丝生意的一半。胡雪岩派玩技甚精的刘不才特意和爱好赌博的庞二以赌会友。

起初，庞二在与胡雪岩合作垄断丝业生意方面有些犹豫。因为他认为胡雪岩短时间暴富，根底未必雄厚。然而，顾虑很快就被打消了，因为胡雪岩在随后几件事的处理都表现出了能急朋友所急的义气，而且在利益问题上态度很大度、胸怀十分的宽广，显然不是为了一己之利，多挣几个小钱儿而奔波。胡雪岩在生丝生意上寻求联手垄断上海丝业，控制生丝价格，主要是为了团结自己人，一致对外。胡雪岩坚持有生意大家做，有利益大家分，不能中国人自己互相拆台，好处给了洋人。胡雪岩的这种办事方式和态度深深打动了庞二。

庞二非常讲江湖义气，心胸也十分坦诚，认准了你是真正的朋友，就完全信任你。所以为了能在与洋人对抗中取胜，便于商业运作，他委托胡雪岩全权处理自己囤积在上海的生丝。庞二倾力相助，使胡雪岩赢得了生丝业70％以上的货源，形成了在丝业竞争中的绝对优势，再加上胡雪岩官场消息灵通，第一场对抗洋人的生丝战打胜了。

由于商场中的屡屡取胜，胡雪岩手上掌握的资金已从最初的几十万，发展到了几百万。他开始通过帮助左宗棠采办军粮、军火，为自己的商业发展借取更大的势。同时胡雪岩与洋人的生丝大战也进入了白热化的程度。

此时，西方先进的丝织技术和生产设备丝织机已经开始进入中国，洋人也开始在上海等地开设自己的丝织厂。胡雪岩为了维护江南地区中小蚕农的利益，利用手中拥有的雄厚的资金优势，大量收购茧丝囤积。洋人为了避免与胡雪岩发生直接的利益：中突，影响丝业生意，不惜搬动总税务司赫德前来游说，希望胡雪岩能与他们合作，利益均分。

胡雪岩审时度势，通过分析当时政治时局，他认为朝廷禁止生丝运到上海，这件事不会太长久的，搞下去两败俱伤，洋人的在华利益自然受损，上海的市面也要萧条，朝廷在江南的税收也受到影响。所以，自己应该从中协调，把朝廷与洋人彼此不睦的原因排除掉，使得朝廷与洋人彼此建立信任关系，全力把上海市面弄热闹起来，以赚取最大的利润。

但是，要想逼洋人妥协，得有两个条件：首先在生丝价格上需要与中国这面的丝业同行相商，经允许方可出售，其次，为照顾中国手工丝织业的利益，洋人必须答应暂不在华开设机器缫丝厂。

所谓与中国丝业同行商量，其实就是胡雪岩自己和自己商量。因为此时胡雪岩在丝业商场做势已成，在丝业同行中已有了绝对的发言权。有了发言权，就不难实现他借势取利的目的。可以说，在第二阶段，胡雪岩所希望拥有的雄厚的商场势力已经完全形成。尤其是左宗棠外放两江总督，借助这位封疆大吏在官场中的无处不在的巨大影响，胡雪岩更是如鱼得水。这就使胡雪岩尽管在生丝生意上和打了近20年的商战，始终能占据优势、节节胜利的根本原因之所在。

为了促成生意，胡雪岩借助的第三股“势”是“江湖”。胡雪岩借助江湖势力是从协助王有龄筹运浙江漕米结交尤五开始的。由于胡雪岩待人宽容、仁厚，在解决漕米题上，胡雪岩能够与漕帮诚心结交，处处照顾到漕帮利益，而且尽己所能让信和钱庄放款给漕帮，解决了他们的资金困难。胡雪岩给漕帮的印象是“此人落门槛，值得信任”，被漕帮尊称为“爷叔”，正是由于胡雪岩借助了漕帮在江湖中的势力，使漕米的差事办得无比顺当。

在胡雪岩那个时候，尽管漕帮的势力已经开始走向衰落，大不如前，但是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地方运输安全诸方面，还非得漕帮帮忙不可。世界上没有派不上用场的人和事，就看怎么运用。漕帮虽衰，但势力威风依旧，可以为自己所用。运用得好，能够在商场中给自己以帮助或庇护，自己生意做得顺当，处处受人抬举，忽视了这股势力，一不小心就会受阻。

而且各省漕帮一向互有往来，事事互相提携，有了漕帮在江湖中的势力和影响做后盾，胡雪岩做生意就可以排除江湖中的干扰，可以使许多问题变得容易解决多了。后来的事实也表明，尤五利用漕帮在江湖中的影响给胡雪岩提供了极大方便。胡雪岩通过浙江巡抚王有龄做了多批军火生意。胡雪岩在负责上海采运局时，又为左宗棠的西征大军源源不断地输送新式枪支弹药。所有这些生意在那个兵荒马乱的岁月里，如果没有尤五提供的各种方便和保护，就根本无法做成。而有了漕帮的交情，胡雪岩做生意在乱世之中有了“黑”社会的强硬靠山，寻常的江湖帮派迫于漕帮的强大势力，谁也不敢轻易打他的主意。

胡雪岩在生意中很注意培植漕帮势力，维护双方良好的合作关系。胡雪岩和他们联手做生意，利用自己在官场中的影响，给他们提供固定的运送官粮物资的机会，组织船队等。只要有利益，胡雪岩总是想着漕帮。因为如果对待江湖势力，如何让江湖势力能成为自己可以借的“势”，胡雪岩有着正确的态度。

胡雪岩认为，江湖势利并非都是蛮不讲理，随意黑吃黑，他们也有江湖道义。所以胡雪岩眼光远大，待人宽厚。他对江湖势力一个不变的宗旨便是：“花花轿儿人抬人”。也就是说，我尊崇你，处处为你的利益着想，帮助你，人都是感情动物，恩图报的你自然也抬举我，总不能无动于衷，做出不仁不义的事来。胡雪岩在官场、商场、江湖之中，处处通达的“势”就是这样做成的。

胡雪岩借取的最后一个“势”就是“洋场势力”。我们都知道，胡雪岩在商业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从一定意义上得益于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和清攻府被迫对外开放。因为这件事情的发生使得当时的中国成了一个乱哄哄的局面。在这之中，胡雪岩洞悉全局，审时度势，善于应对，认得准方向，把握得准商场机遇。他借取洋场势力，也正是得益于他的这种宏观局势把握的能力。

胡雪岩做生丝生意与洋人打交道时，遇见了洋买办古应春，二人一见如故。两人准备齐心合作，充分利用洋场势力，好好做一番大生意。胡雪岩在洋场地位的确定，是因为他主管了左宗棠为西北平叛而特设的上海采运局。

当时上海采运局掌管办洋务的各种事情，所有的事务都是与洋人打交道：第一是向洋人筹借贷款，前后合计在1600万两以上；第二是向洋人购买鸵船机器，用于由左宗棠一手建成的福州船政局；第三是向洋人购买各种新式洋枪弹药和炮械，用以清军西征。

由于左宗棠执意要短期内平定太平军，非常信任和倚重胡雪岩，凡洋务方面无不要胡雪岩出面接洽。这样一来，形成了胡雪岩在兴办洋务过程中的买办垄断地位。而洋人看到胡雪岩能够在官场之中呼风唤雨，是大清疆臣左宗棠面前的第一红人，生意一做就是二十几年，钱庄、丝业、军火、药店，无所不能，经济实力非常雄厚，所以也就格外巴结。这也促成了胡雪岩在洋场势力的形成。

生意场中，垄断饭最好吃，垄断行业的钱最好赚，这是众所周知的真理。如果能吃上垄断饭，哪怕只是能与垄断者合作一把，分享一点残羹冷饭，其利润之丰盛也胜过自己单枪匹马挣得的鲍鱼燕窝。因为垄断势力一旦形成，别人就很难插手。这就像设立了自然保护区一样，在保护区内是被保护动物的天下，外类不得涉足。因为洋人做生意就认准了胡雪岩，不大相信不相干的来头。别人不要说涉足生意，连根针都难以插进去，江南制造总局就曾有一位买办，满心欢喜中抢了胡雪岩手中的一笔军火生意，却被洋人告之，这一批军火枪支的底价早已开给了胡雪岩，无论谁做这笔军火都需要给胡雪岩预留折扣。

纵观胡雪岩能够在乱世中把生意做得红红火火，越做越大，富可敌国。其突出特点就在他非常善于“取势用势”。官场势力、商场势力、洋人势力和江湖势力他都事要。胡雪岩非常清楚势和利是不分家的，有势就有利，因为势之所至，人们必然会马首是瞻，这就没有不获利的道理。另一方面，有势才有利，社会上各种资源闲散分布，就像可以为你所用的水一样白白流走，假若不懂得加以蓄积，形成水“势”，就也无法形成可以为你所用的一种力量或一种走向。蓄势的过程，就是积蓄力量，形成规模，进行力量整合，形成发展方向和趋势的过程。善于造势取势，积聚力量和安排调度，正是一个有效管理者的主要任务。

成功的商人善于从社会生活中发现各种各样可以积蓄成势，为自己所用，使自己可以乘势而进的力量。人才闲置，把他们组织起来，根据他们不同的才能委以不同的任务，充分利用；资源闲置，把它们挖掘出来，充分利用；信息闲置，把它们重新组合起来，充分利用。这本身就是一种蓄势造势的过程。明明是个嗜赌如命无可救药的赌徒，胡雪岩却能够利用他，根据他善于交际适合跑外场的特点派他购丝、办货；明明是个落魄的文人，胡雪岩能把他鼓动起来，让他成为朝廷栋梁，尽己所长，安定地方。

任何事情都不是一帆风顺的，取势借势也是如此，官场和江湖有嫌，洋人和官府有隙。面对这种情况应该怎么办，在别人不想介入其中，以免自己受牵连时，胡雪岩却非要他们前嫌尽弃，沟整尽平，大家和睦相处，携手来做生意，一起发财。这种行为，一般人想不到，胡雪岩想到了，一般人做不到，胡雪岩做到了。这正是胡雪岩高人一筹的地方，因而人们常常称赞他神奇。

这种神奇，就是与众不同之想。做事总是技高于人，眼光总比别人放得远，才能步步得势一一官场的势、商场的势、江湖的势、洋场的势。进而因势取利，水到渠成。

取势做事如同下围棋，别人放一子，自己紧粘一子，则会被人牵着鼻子走，必然处处受制于人，难成大器。棋艺高超之人都懂得要放手做势，不求一子一地的得失，懂得从全局考虑问题，从整体上营造自己的势力范围，形成“若决积水于千仞之溪”的有利态势，然后抱犄角与敌逐，步步为营，玫城略地，自然就能稳操胜券。杜牧在《阿房官》中说：“五步一楼，十步一阁；廊腰缦回，檐牙高啄；各抱地势，勾心斗角。”其中所讲的势的声义，与官场的势、商场的势道理一样，即唯有能够抱势，方可钩心斗角。

驾驭时局需先明察时势

明察时势也就是大局在胸，大局在胸可眼观六路，顺时而动可一劳永逸。做生意得掌握这些关键点、大学问。晚清的局面是胡雪岩游走官商两界的一个社会平台，但仅有这一条那是远远不够的。胡雪岩能在这个时代中把握变幻莫测的时势大局，是他能够成为商界巨子的重要因素。

胡雪岩善于驾驭时局，首先体现在与洋人打交道这件事情上。随着交往的增多，他逐渐领悟到洋人也不过利之所趋，所以只可使由之，不可放纵之。最后发展到互惠互利，其间的过程都是一步一步变化的。但胡雪岩的确有一种天然的优势，就是对整个时事有先人一步的了解和把握，所以能先于别人筹划出应对措施。有了这一先机，胡雪岩就能开风气，占地利，享天时，逐一己之利。

当我们说胡雪岩对时事有一种特殊驾驭才能时，我们的意思正是，因为胡雪岩占了先机，故能够先人一招，从容应对。一旦和纷乱时事中茫然无措的人们相比照，胡雪岩的优势便会显现出来。

清朝发展到道光、咸丰年间，旧的格局受到了冲击。洋人的坚船利炮让一个卦闭的帝国突然大吃苦头，随之引发长达十几年的内乱。

这一突然的变故，在封建官僚阶层引起了分化。面对西方的冲击，官僚阶层起初均采取强硬措施，一致要求维护帝国之尊严。随后，由于与西方接触层次的不同，引起了看法上的分歧，有一部分人看到了西方在势力上的强大，主张对外一律以安抚为主。务使处处讨好，让洋人找不到生事的借口。这一想法固然可爱，但却可怜又可悲。因为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以为一味地安抚就可笼络洋人，这无非是一厢情愿而已。当然这些人用心良苦，不愿以鸡蛋碰石头，避免一般平民受大损伤。

另一部分人则坚持以理持家，主张对洋人采取强硬态度。认为一个国家断不可有退缩胆怯之心，免得洋人得寸进尺。这一派人以气节胜，但在实际事情上仍然难以行得通，因为中西实力差距太大，凡逢交战，吃亏的尽是老百姓。

还有另外一部分人，因为和洋人打交道多，逐渐与洋人合为一家，一方面借助洋人讨一己私利，另一方面借助洋人为中国做上一点好事。这一部分人就是早期的通事、买办商人以及与洋人交涉较多的沿海地区官僚。

对于洋人的不同看法，必然产生政治见解上的不同。与胡雪岩有关的，在早期，何桂清、王有龄见解相近，都是利用洋人的态度，这与曾国藩等的反感态度，形成两派在许多问题上的摩擦。胡雪岩因为投身王有龄门下，自己也深知洋人之船坚炮利，所以一直是何、王立场的策划者、参与者，同时也是受惠者。

到了后来，曾国藩、左宗棠观点开始变化。特别是左宗棠由开始的不理解到理解和欣赏，进而积极地要开风气之先，胡雪岩之洋人观得以有了更坚强的依托。 基于这种考虑，胡雪岩从来都紧紧依靠官府。从王有龄开始，运漕粮、办团练、收厘金、购军火，到薛焕、何桂清，筹划中外联合剿杀太平军，最后，还说动左宗棠，设置上海转运局，帮助他西北平叛成功。由于帮助官府有功，胡雪岩得以使自己的生意从南方做到北方，从钱庄做到药品，从杭州做到外国。官府承认了胡雪岩的选择和功绩，也为胡雪岩提供了他从事商业活动所必须具有的自由选择权，假如没有官府的层层放任和保护，在这样的一个封建帝国，胡雪岩将会处处受阻滞，他的商业投入风险也必然增大。而且由于投入太大而消耗太多，他的经营也不可能形成如此大的气候。

由此可见，胡雪岩对那个时代的时事大局有独到的、超出一般人的应对能力，这也直接决定了胡雪岩事业的巨大成功。

如果做生意仅仅停留在对时局和大势的把握上，那么这种把握就毫无用处，最多是闲暇人酒后的谈资。胡雪岩高明之处是善于顺应时势为自己的生意谋利。

为了结交丝商巨头，联合同行同业，以达到能够顺利控制市场、操纵价格的目的，胡雪岩把在湖州收购的生丝运到上海，一直囤到第二年新丝上市之前都还没有脱手。而这时出现了几个情况：一是由于上海小刀会的活动；朝廷明令禁止将丝、茶等物资运往上海与洋人交易；二是外国使馆联合会衔，各自布告本国侨民，不得接济、帮助小刀会；三是朝廷不顾英、法、美三国的联合抗议，已经决定在上海设立内地海关。

这些情况对于胡雪岩正在进行的生丝销洋庄生意来说，应该是有利的，而且其中有些情况是他事先预料到的。一方面新丝虽然快要上市，但由于朝廷禁止丝、茶运往上海，胡雪岩的现有囤积也就奇货可居；另一方面，朝廷在上海设立内地海关，洋人在上海做生意必然会受到一些限制，而从洋人布告本国侨民不得帮助小刀会，和他们极力反对设立内地海关的情况看，洋人是迫切希望与中国保持一种商贸关系的。此时胡雪岩联合同行同业操纵行情的格局已经大见成效，继续坚持下去，迫使洋人就范，将现有存货卖出一个好价钱，应该说不是太难。

但正是在这个节骨眼儿上，胡雪岩出入意料地决定将自己的存丝按洋人开出的并不十分理想的价格卖给洋人。

做出这一决定，就在于胡雪岩从当时出现的各种情况，看出了整个局势发展必然会出现的前景。当时太平天国已成强弩之末，洋人也敏感地意识到这一点，从他们的态度和采取的行动来看，洋人事实上已经决定与朝廷接续“洋务”了。同时，虽然朝廷现在禁止本国商人与洋人做生意，但战乱平定之后，为了恢复市场，复苏经济，“洋务”肯定还得继续搞下去，因而禁令也必会解除。按照历来的规矩，朝廷是不与洋人直接打交道从事贸易活动的，与洋人做生意还是商人自己的事情。正是从这些一般人不容易看出来的蛛丝马迹中，胡雪岩看出了一个必不可易的大方向，那就是，他迟早要与洋人长期合作做生意。

在胡雪岩看来，中国的官儿们从来不会体恤商人的艰难，不能指望他们为商人的利益与洋人去论斤争两。因此，与洋人的生意能不能顺利进行，最终只能靠商人自己来运作。既然如此，那就不如先“放点交情给洋人”，为将来的合作留有余地。出于这种考虑，胡雪岩觉得即使现在自己暂时无法实现控制洋庄市场的目标，也在所不惜了。

这就是胡雪岩眼光精明之所在。这一票生意做下来，他虽然没有赚到钱，但由于有这票生意“垫底”，胡雪岩确实为自己铺就了一条与洋人做更大生意的道路。事实上，胡雪岩在这一笔生意“卖”给洋人的交情，马上就为他赚来了与洋人生丝购销的三年合约，为他以后发展更大规模的洋庄生意，为他借洋债发展国际金融业，总之为他驰骋十里洋场，打下了一个良好的基础。

顺势而为方能与时俱进

要想把握机遇，最关键的就是要抓住事物本身的发展规律。只有高瞻远瞩，预见到了事物的发展方向，才能顺着事物的发展方向去做事，才能把握机会，抓住财运。这就是顺势而为。

在中国古代的经商典故中，有这样一个小故事：有个鲁国人擅长做草鞋，而他的妻子擅长做帽子。有一天，两口子决定举家搬到千里之外的越国去做生意。当周围的人知道他们有这个打算后，便有人取笑这两口子说，越国是蛮夷之地，那里的人出门是从来不穿鞋不戴帽子的，你们想去那里谋生计，只有等着喝西北风吧!

顺势而为，就是顺水行舟、借风远航。李白诗中“千里江陵一日还”，那是因为他顺水行舟，后来的苏东坡坐船回老家，走的和李太白是同一条水路，却整整花了三个月的时间。差别这么大的原因就是一个顺水，一个逆水。

胡雪岩的一生经历了道光、咸丰、同治、光绪四朝，当时清政府昏庸无能，国家动**不安，自然灾害频繁、战火连年不断，内忧外患层出不穷，正是一个新旧更替、纷纭复杂的大变革时代。

本来封建社会是一直轻视商业的，但当时的清政府因为官员贪污成风，还要支付巨额的战争赔款、内战军费，财政状况极端恶化，入不敷出。国库的空虚使得清政府不得不依靠商人来发展经济，这既给商人提供了生存的空间，还给大商人介入国家政事提供了绝好的机会。胡雪岩看清楚了时局的规律，把握住了时事的趋势，因此做生意发财了，并成为了有着多种官职的商人。

除了跟随时局的大势顺势而为，胡雪岩还善于利用官府的权势趁势而为。胡雪岩在他的经商活动中，总是紧紧依靠官府，同时也给官府提供大力支持。从资助王有龄开始，他就运漕粮、办团练、收厘金、购军火，甚至筹划中外联合同镇压太平天国运动，最后他又力劝左宗棠设立上海转运局，还帮助左宗棠平定新疆叛乱。

胡雪岩为官府立下了重大功劳，所以得到了清政府的承认，并为他提供了从事商业活动必需的自由选择权和层层保护，使得胡雪岩能够左右逢源，将事业越做越大，从南方做到北方，又从中国做到外国。在一个封闭而落后的封建时代，如果没有政府的放任与保护，胡雪岩的事业是不可能那样辉煌的。因为那时中国还未建立自由经济环境，大多数商人处处受到制约，经商的投入与成本是非常大的；如果投入和消耗增加过多，事业势必会大受影响。而胡雪岩却另辟蹊径，如鱼得水，不仅没有受其制约，而且将乱世加以利用，甚至将官府玩于股掌之间。

俗话说“时势造英雄”，“识时务者为俊杰”，英雄能够成其为英雄就是他们能够看清时势，顺着时代的进步而发展，以当今时兴的话来说就是“与时俱进”。胡雪岩之所以能成为闻名天下的红顶商人，就是因为他乘的势是时代发展的大趋势。

与胡雪岩相仿的是著名的大盛魁商号，它是清代晋商开办的对蒙贸易的最大商号，极盛时有员工六七千人，商队骆驼近二万头。传说大盛魁的财产可用五十两重的银元宝，一直从库伦(今乌兰巴托)铺到北京，铺成白花花的一条白银路。

大成魁的创办人不过是三个小贩，当年康熙御驾亲征噶尔丹，由于军队深入不毛之地的漠北，所以准许商人随军贸易。当时，三人就看清了大势，认定朝廷的军事行动必然会带来商品的急需和流通。于是，三个人就出现在了在随军贸易的商人队伍之中。三人虽然资本少，业务不大，但买卖公道，服务周到，生意十分兴隆。

清兵击溃噶尔丹军后，主力部队移驻大青山，部队供应由山西右玉杀虎口往过运送，他三人便在杀虎口开了个商号，称吉盛堂。康熙末年改名为大盛魁，这就是大盛魁商号的最初的创业。

大盛魁不仅看清了大势，在具体的经营策略上，也是趁势而为，而且根据蒙古同胞的生活习惯有针对性的组织货源。

蒙古牧民以肉食为主，喜饮砖茶，大盛魁便自设茶庄进行砖茶的加工，满足牧民需要。蒙古牧民喜欢穿结实耐用的斜纹布，大盛魁便大量组织货源，满足供应，并将布料按照蒙古牧民的习惯，拉成不同尺寸的蒙古袍料，由蒙古牧民任意选购。蒙靴、马毡、木桶、木碗和奶茶用壶等是蒙古牧民和喇嘛生活中的必需品，大盛魁便按照牧民和喇嘛的习惯要求，专门加工订做。因此蒙古牧民只要见是大盛魁记商品，就争相购买。 蒙古牧民过的是游牧生活，居住点不固定，居民皆分散而居。大盛魁便采用流动贸易形式，组成骆驼商队，深入到蒙古牧民居住的帐篷中做买卖，对蒙古牧民非常方便。蒙古牧区货币经济不发达，大盛魁便采取以物易物和赊销方式，甚至到期也不收取现金，而以牧民的羊、马、牛、骆驼和畜产品、皮张等折价偿还。由于大盛魁商号货源组织有针对性，营销方式灵活机动，从而在蒙古草原的经商活动中取得了巨大成功。

依时而行，时易人亦变

胡雪岩曾有名言：“天变了，人应变”。意思是指时势时局变了，人也应做出相应的变化与调整以顺应时局。

动**识忠臣，日久见人心。这话是说，唯有改朝换代，政权交替之际，才能看出平常忠字当头、口号震天的臣子里，谁是真忠臣，谁是假忠臣。可惜的是，中国现代史几百年的实证经验显示，有拥抱当权者大腿习惯的家伙，通常都是有奶便是娘，只要当权者换了面孔，他们就换着大腿抱。在政治上这种策略被胡雪岩熟练地运用于自己的生活、生意中去。

胡雪岩做事总是随时而变，见机行事，急缓相宜。生意场上，充满了搏杀，也充满凶险，往往一着不慎，满盘皆输。而且生意越大越难以照应，也就越容易出现疏忽。因此，驰骋于生意场上，不能恃强斗狠，也不能大意粗心。一事当前要谋定后动，未雨绸缪，是生意人一定要记取的。

杭州被太平军团团包围，王有龄遵地方官“守土有责”的惯例，率杭州军民坚守孤城，终至粮草尽罄，断粮达一月之久，连药材南货，比如熟地、黄精、枣栗、海参之类，都拿来做了充饥之物，再后来就是吃糠、吃皮箱、吃草根树皮，最后已经到了割尸肉充饥的地步。胡雪岩冒死出城，到上海买得一船救命粮，运至杭州城外的钱塘江面，无奈进城通道已经完全断绝，城内城外相望而无法相通。在经历了三天度日如年、寝食俱废的等待之后，胡雪岩终于同意让陪他一起到杭州送粮的萧家骥冒险进城，向城中通个消息，并商量一下，看着能不能找到将粮食抢进城中的办法。萧家骥出发之前，胡雪岩问他如何到对岸，如何进得杭州城去，遇到敌、我双方的人又如何应对。对于这些至关重要的问题，萧家骥其实想都没想，以他的意思，这种情况下，原本只能见机行事碰运气。但胡雪岩不同意只是去见机行事碰运气，他对萧家骥说了上面引在题下的那段话，并且为他筹划了细致的应对方案，才放他出发。 胡雪岩说：“这时候做事，不能说碰运气，要想停当了再动手。”他这里说的“这时候”，自然不是指商事运作的时候，不过，他所说的危急时刻“不能说碰运气，要想停当了再动手”其中包含的道理，用于商事运作却也是极为恰当的。其实，做生意许多时候遇到的情况与萧家骥此时冒险进城也非常相似：救命大米费尽辛苦已经运到城外，绝没有无果而返的道理。而要事情有一个结果，就必须冒这一次险。当时的情形是，城外的人对城内的情况一无所知，城外有重重围兵，抓住想要与城中守军互通消息的人，一定会予以重罚，弄不好还会杀头。而被围的人此时实际上也已成惊弓之鸟，萧家骥在城中没有一个认识的人，加以这个时候又不能写一个能够证明他的身份的文书信函之类的东西带在身边，进得城去也有可能被当成奸细。也就是说，无论是落人围兵之手，还是进得城去，应对稍有差错，都会性命不保，更不用说完成此行的任务了。萧家骥此行，实在吉凶难卜，最后结果只能等到最后才能见分晓。 生意场上何尝不是如此!做生意许多时候也必须冒险，要赚大钱常常还要冒大风险。比如大着胆子投资一桩生意，这笔钱投下去，究竟是带来大笔的进账，还是血本无归，总是很难预先清清楚楚地知道的，常常也必须是等到最后才能见分晓。有时即使你做了周密的论证，似乎不会出太大的问题，但实际运作起来，结果却完全不是想像的那么回事。人们常常用战场比喻商场，把冒险投资比喻为“押一宝”，就在于它们之间确实是十分相似，战场、赌场、商场，它们都是瞬息万变、险象环生且吉凶难卜，偶一疏忽往往就因一着不慎而满盘皆输，而且一桩生意的疏忽常常还不仅仅是一桩生意的失败，而是牵一发而动全身，导致全面崩溃。比如胡雪岩对自己钱庄和典当生意的失察疏忽，导致的后果就是一动而全动，一倒而全倒，终至无救。

所以，一个在商战中纵横搏杀的人，必须时刻注意既要胆大还要心细，必须时刻注意提醒自己，要谋而后动，“想停当了再动手”。

如果这些问题“想停当”了，自然也就不妨大胆动手了。

对于搏战于生意场上的人，要学会等待。等待，也就是等待成就一件事成功的机会，等待能助人成功的可乘之势。也就是说，做事情不可急躁，条件具备时要稳扎稳打，一步一步去做，条件不具备时，则要当缓则缓，当停则停，待条件成熟之后再做。

胡雪岩第一桩生丝生意的运作成功，就可以说是事缓则圆，在等待中寻找战机，得以成功的范例。胡雪岩在湖州收到新丝运到上海，就并没有急于脱手。就他当时的状况而言，他是应该尽快脱货求现的，因为他的钱庄刚刚开张不久，并没有多少可以周转的资金。但他仍然将这批生丝囤积起来。他没有将这批生丝马上脱手的原因，除了洋商开价不够理想之外，更重要的是他要联合同业控制洋庄市场的条件还没有成熟，他运到上海的生丝数量很少，实力还不足以与洋商讨价还价，他必须联合同业才能与洋商抗衡。因此，即使自己暂时压下一笔资金，他也不愿意让自己的筹划落空。他要等待，用他的话说，就是“事缓则圆，不必急在一时”。

商事运作中，经营者的主动性自然是很重要的，优秀的商人要懂得从不同的角度来利用已有的条件，甚至要善于在各种因素不利于自己的时候，设法改变不利因素，使之对自己有利。这就是我们常说的所谓创造条件。 不

过，商事运作中所需要的各种条件，有些是可以创造的，比如胡雪岩要控制洋庄市场必须有的联络同行的条件，就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来创造，但有些却往往是人力无法创造的，比如在大多数情况下，政局的变化、市场的整体格局，就并不是一个或几个生意人所能决定的。这时候所能做的，往往也只能是等待。这正如古人所说的天时、地利。许多时候，地利我们可以主动选择并加以改造，但天时便往往无法主动选择更无从改造。“草船借箭”中诸葛亮当着孙权与周瑜立军令状时，仍然要了三天的暂缓期限，就是因为他所设计的“借”箭必须有一个江雾弥漫的天气。这即是能不能“借”到箭的关键性条件，又是一个凭人力无法创造的条件。诸葛亮知道三天之后才有一个这样的天气，此时他唯一能做的只能是两个字：等待。

有时，我们为一桩生意的成功作出了极为周密的计划，我们也明知道按照计划运作下去一定会得到预期的成果，甚至在初步运作中我们已经收到了初步的效益。但可能就在这个时候，情况突然出现某种变化，原本可以依凭乘借的大势消失了，而且任凭我们如何努力，也终究是人力无法挽回，这时我们所能做的，也只是等待——在耐心的等待中静观形势的变化，在静观形势变化中等待新的机会的到来。这个时候如果不计后果，仅凭意气一心求快，最后结果，一定是如两千多年前孔子说的那句话：“欲速则不达”。

商事运作，应该学会等待，甚至退让。该等则等，许多时候，冷静的等待其实正是最明智的选择；当退则退，许多时候，退让本身就是求进所必须经过的过程。会等待，知避让，才是真懂进取。从这一角度看，“事缓则圆，不必急在一时”；实在包含了一种深刻的商事乃至人事的辩证，优秀的生意人不能不懂得这其中的辩证。

做事没有轻重缓急，就好比“驼子跌跟头，两头落空”，自然是智者不会做的。

胡雪岩确实特别注意不做“驼子跌跟头”的事，直到他面临彻底破产．倒闭的最后关头，这一点也是他处理事情的一条重要原则。比如在官府将要查封他的家产的时候，螺蛳太太想要为他匿下一些财产，以做东山再起的资本，他就坚决不同意。之所以如此，当然有他“杭铁头”的性情在起作用，但不能“驼子跌跟头”实际上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在胡雪岩看来，采取这种手段为自己留下资本，就如赌场赖账，赌本是留住了，名声却也臭了，从此连赌场的门都进不了，哪里还有东山再起?既无法东山再起，又坏了名声，如此“驼子跌跟头”，还不如留下一段好名声。

总的来说，胡雪岩避免“驼子跌跟头”的考虑，其实关键也就是两点：首先，当处于两难甚至多难境遇的时候，要先分出孰轻孰重，孰急孰缓。在做选择的时候，较轻的事情，可以缓缓的事情当然是先丢开再说。其次，要行事果决，不能优柔寡断。特别是在两件事情一时难以分出轻重缓急又难以两全的时候，这一点尤其重要，因为这个时候最容易犹豫不决。其实，想一想我们就会明白，反正两件事情都重要，那么，你不管做哪件事都是必要的，既然不能两全，那就不如索性放弃一件，全力做好另一件，至少做成一件总比在犹豫不决中两件事情都耽误，或者两件都做而一件都做不好要划算得多。

“时易人亦变”，是胡雪岩一步步走向成功和辉煌的一个重要捷径。

借势行势才能大获其利

势，就是力量，就是走向。蓄积起来的力量为势，如百米之高的水库，高塔上吊起的打桩机。找到走向的道理也是势，四两搏千斤；如庖丁解牛。古人说：理有所至，势所必然。 势利，势利，利与势是分不开的，有势就有利。

《阿房宫赋》中说：“各抱地势，勾心斗角。首先只有抱到了地势，才有能力去参与勾心斗角。在商场上也是如此，只有在某些方面占尽了优势，才能坐享其成，大获其利。

中国古人对势的分析很多，也很精辟。

孙子在其兵书中讲：善战者，求之于势，不责于人，故能择人而任势。白圭讲得更明白："趋时若猛兽鸷鸟之发。时至就是势存，看得到这一点的人要蹶而趋之，要如猛兽鸷鸟捕食，唯恐弗及。

胡雪岩借势王有龄，“以子母术游贵要间，以聚敛进。王在粮台积功保知府。旋补杭州府，升道台，陈臬开藩，不数载简放浙江巡抚。时胡亦保牧令，即命接管粮台，胡亦得大发，钱肆与粮台互相挹注”。这也是有势在那里。只要靠山不倒，胡雪岩的生意就会越做越好。 而且胡雪岩的靠山是凭了本事培养起来的，这一点谁也无异议。所以，胡雪岩的势是做出来的。胡雪岩称对王有龄的借重是取官势。

官势有官势的好处。一任地方官，钱粮调度，生杀予夺尽在自己掌握中，只要不做出无可收拾的烂事，伸缩余地甚大。

官势最大的缺点是不稳。肥缺人人想占，瘠缺也不能没人，所以朝廷总是要常有所调动安排。

所以取官势需要看政声政情，不断去做。

比如浙江巡抚黄宗汉露出口风要有所活动了，就得考虑一下浙抚的位置谁来接替最为合适。

为自己的取势计，当然是自己人来接替最为合适。王有龄从自己的官仕前途考虑，也觉得自己人来了最理想，若是别人，免不了要做明哲保身的预备。

最为理想的，便是由何桂清来接任。

胡雪岩在做势上是毫不含糊的，就专门去了一趟苏州，游说何桂清早日进京活动，至于费用，可以由胡雪岩放款。

何桂清年少得意，在情、色上免不了看不开，居然迷上了胡雪岩的宠姬阿巧。

这就要看胡雪岩的气度了。

对于阿巧，胡雪岩自相遇之日，便有“西南北东，永远相随无别离”的属意。现在要做"断臂赠腕"的举动，这个决心委实难下。

在考虑阿巧的去留上，最后他下了决心，下得这样的决心!多少英雄意气，也都消磨进去了。莫名的怅惘失落，无非是为了事业前程。代价太大了。代价大回报自然也大，有了胡雪岩这种感慨之举，不想在江湖上没有朋友。

胡雪岩对尚未得官的人尚且不吝解囊，舍得花本钱，可想而知，他对子已大权在握的官员当然更是千方百计攀附了。同治元年正月，他初识左宗棠，左是新任浙江巡抚。俗话说“天高皇帝远”、“县官不如现管”，胡雪岩心里清楚，要在浙江这块地皮上赚钱，并谋求向外发展，当然需要与眼前这位“土地神”套上关系。因此，他便把受王有龄委托从上海采办来而因故未能运人杭城的军粮军需当作谒见左宗棠的见面礼，从此开始了两人长达20年的密切合作和倾心交往。

胡雪岩在官势上做到极顶，是遇到了左宗棠。有了左宗棠这样的疆臣看重，可以说其官势就已做成。所谓势利，就是以势取利。初有王有龄的海运局差使，借重海运银两做生意，后王升巡抚，得一省之利为己调度。现在左宗棠金戈铁马，花十年之力平定西北，胡雪岩借的势也就大了。清廷倚重左宗棠，要靠他来收复叶赫那拉氏的母乡故土，保住大清的风脉元气，免不了就要言听计从。

左宗棠得朝廷之势，也就是胡雪岩得朝廷之势。十数年间，转运输将，购置弹药，筹借洋款，拨饷运粮，无一不要胡雪岩经手。以此种大势，求什一之利，胡雪岩的势力如日中天，财富也从白银数十万转而数百万进而数千万。回头再看胡雪岩的赠金赠妾，才见得胡雪岩为事之精于谋算。

自古利势不分，利能促势，“势”也就是由时、事、人等因素交互作用形成的一种可以助成“毕事功于一役”的合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