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事，在局外呐喊议论，总是无益，必须躬身入局，挺膺负责，才有成事之希望。曾国藩的文治武功，得力于“挺”字诀尤多。“挺”字之用，并非全凭威猛，主要表现在明辨大局，挺身而出，敢于担当；遇到艰危时刻，挺然而立，坚忍卓绝，不动摇，不气馁；形势有利，则一往无前，挺进不疑。曾国藩的一生为人处世，处处体现出“挺”字精神。

关键时刻要“挺”得住

太平天国起义在广西金田村爆发时，咸丰皇帝刚刚登上宝座，对处理国家大事还没有多少底气。不过他毕竟是很有才能，很快就沉着下来，采纳了“以汉人治汉人”的建议。由于曾国藩的名声，咸车皇帝的将点到了他头上，命令他以在籍侍郎的身份襄办团练，协助地方“防剿”反清起事。

接到皇帝的圣旨之时，曾国藩正在家里守丧。从内心出发，曾国藩还是想去建功立业的，但母亲的丧事还没办完，自己正在守丧，如果轻易答应，恐十白被人耻笑，所以他放出话来：我要守丧，不能遵旨。为了表示自己的决心，曾国藩写好了奏章，准备托人上奏皇帝。 好友郭嵩焘对曾国藩发起了一场游说活动，然而曾国藩好像铁了心，就是不答应。后来郭嵩焘搬出曾国藩的父亲曾麟书。曾国藩看到时机已经成熟，按捺不住建功立业的)中动，也无法推辞了，于是上演了一场“投笔从戎”的好戏。从此，他开始了一场“文人干武事”的艰苦大业。

曾国藩虽然领了旨，但他实际是手无缚鸡之力的文人。皇帝虽然命令他以在籍侍郎衔去办理军务，但摆在他面前的是一幅要钱没钱、要人没人的烂摊子。建立一支什么样的军队呢?这也是曾国藩必须认真考虑的问题……

面对这重重困难，曾国藩并没有退缩，而是一步一步地前进。他认为清政府的八旗兵、绿营兵是无用的军队，自己训练的士兵应该有更大的战斗力，应该有独特的精神，应该直接归自己指挥……这些都成为他建立和发展湘军的指导思想和行动准则。

关于人和钱的问题，曾国藩并非束手无策：曾国藩虽然“无能”，但是最擅长的是用人。此时，他的两员大将出现了，一位是江忠源，一位是罗泽南。这两个人物在清朝历史上是赫赫有名的。就是在这两位干将的鼎力支撑下，曾国藩开始了与太平军的殊死战斗。江忠源带来了一批“楚勇”，罗泽南带来了1000多人的“湘勇”，这真是“雪中送炭”，救了曾国藩的急。

办团初期，曾国藩的主要任务是“办匪”，也就是镇压当地的农民起义。可是太平军很快就从广西打到湖南，从湖南打到湖北……曾国藩是一个“慢郎中”，而咸丰皇帝的“心病”太平军却是急惊风：1853年，太平军打到了湖北的蕲、黄一带，湖北省会武昌告急，皇帝下令曾国藩出兵增援湖北。这年年底，太平军大将胡以晃进攻安徽庐州(合肥)，皇帝第二次下令曾国藩火速率兵救援。次年二月，太平军攻破黄州清军大营，皇帝第三次下令曾国藩立即赶到武汉救援。面对皇帝的道道急旨，曾国藩又该如何处置呢?他深知自己白手起家，是不可能在短时间内训练出能征惯战的军队的，湘军刚刚建立，用这样的军队去与太平军作战，无异于以卵击石。

出兵还是抗旨，对曾国藩来说，无疑是非常难办的，如果没有“挺”功是不行的。此时的曾国藩承受的压力可想而知。但是，他更清楚，太平军绝非一般的农民军，而是训练有素、战斗力很强、战术和战法都很厉害的军队。曾国藩知道，没有一支劲旅是绝对不能出征的。当时，曾国藩的湘勇虽然有了一定的规模，与一般的小股农民武装战斗是没有大问题的，但是如果要与太平军作战，没有一支熟练的水勇和一支成熟的炮队是万万不可能的。他下定决心，船要大船，炮要洋炮。造船要精工良木，买炮不惜重金。大船、洋炮不齐，绝不出兵。曾国藩在给朋友的书信中谈到了这方面的问题：

剑戟不利不可以断割，毛羽不丰不可以高飞……此次募勇成军以出，庶与此巨贼一决死战，断不敢招集乌合，仓促成行，又蹈六月援江之故辙。虽蒙糜饷之讥，获逗留之咎，亦不敢辞。

这时候的曾国藩，真可以说是“千呼万唤不出来”。

咸丰皇帝认为，太平军攻势凌厉，调曾国藩的湘勇是为了解决朝廷兵力不足，当今帮手；而曾国藩认为，八旗军和绿营军是没有希望的，只有依靠湘勇才能最后解决问题，才能最终完成任务。由于君臣之间的想法不一样，所以产生了矛盾。

曾国藩多次上奏说：“事势所在，关系至重”，不能草草而出，并向朝廷建议”实行四省联防”。咸丰皇帝对此很不满，在曾国藩的奏折上批道：

近览你的奏章，简直以为数省军务一身承当，试问汝才力能乎否乎?平日矜诩自夸，以为天下人才没有超过自己的，及至临事，果能尽符其言甚好，若稍涉张皇，岂不贻笑天下! 从这种讥讽的口吻中可以发现，在咸丰皇帝看来，曾国藩不过是一个好高骛远、自吹自擂的书生，把自己看得太重要了，因此他又一次下令曾国藩出兵。但曾国藩并不因为自己受到了讥讽就出兵，上奏说：

臣自知才智浅薄，唯有愚诚不敢避死而已，至于成败利钝，一无可恃。皇上如果责臣以成效，则臣惶悚无地，与其将来毫无功绩受大言欺君之罪，不如此时据实陈明受畏葸不前之罪。臣不娴习武事，既不在籍服丧守孝贻讥于士林，又复以大言贲事贻笑于天下，臣何以言自立于天地之间乎!每到夜间焦思愁闷，只有痛苦而已。为臣请皇上垂鉴，怜臣之进退两难，诫臣以敬慎，不遽责臣以成效。臣自当殚尽血诚，断不敢妄自矜诩，亦不敢稍涉退缩。 曾国藩的这一片血诚还真的打动了咸丰皇帝，从此咸丰不再下令催促他增援外省，并且御笔朱批对他进行安慰：“成败利钝故不可逆睹，然汝之心可质天日，非独朕知。”

曾国藩数次抗旨不遵，不但没有引起皇帝的不满，反而得到了皇帝的信任，看来曾国藩是“挺”之有理的。对此曾国藩当然更是感激涕零。很多年后，曾国藩对此还是念念不忘。在九江战役中，原奏折的底稿与他的坐船一起落入了太平军的手中，于是他专门派人去京城抄回原来的奏稿与咸丰皇帝的“朱批”一起保存，以显示皇帝对他的“恩遇”。

曾国藩不出兵，不仅违背了皇帝的命令，也抛开了师友的情谊。湖北发生第一次危机的时候，他先接到了皇帝的圣旨，接着又接到了湖广总督吴文镕的求救信。吴文镕是曾国藩的老师，两人关系十分密切。无论是公事还是私交，曾国藩都应该出兵救命。但是曾国藩不肯出兵，害怕败在太平军的手下。

曾国藩怀着十分痛苦的心情给自己的老师去信，细细地说明不能出兵的道理。吴文镕被完全说服了。后来吴文镕又被太平军围困，反而给曾国藩去信，劝曾国藩稳重再稳重。信中说：

我今为人所逼，以一死报国，无复他望。君所练水师各军，必等稍有把握，然后可以出而迎敌，千万不要因为我的缘故，轻易率兵出师，东南大局，全仗你一个人了，务以持重为意。我虽然是你的老师，但从国家的角度来看，我的作用不如你。希望三思。

曾国藩不能出兵救老师，心里的滋味只有他自己才知道。他的老师虽然理解他，但是吴文镕的死给曾国藩造成了很大的损失。吴文镕在清政府有很高的地位，只要曾国藩有什么麻烦，他都会挺身而出，处处为曾国藩说话。吴文镕一死，曾国藩失去了一大支柱，后来在政治上常常陷入困境，没有人替他说话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老师死了，曾国藩没有了政治上的依靠，这是他在这场抗旨风浪中的，一大损失。曾国藩的另一大损失是江忠源的战死。

江忠源是湖南新宁人，早在道光年间就认识了曾国藩。黎庶昌所著的《曾文正公年谱》记载过这样一段故事：

江公素以任侠自喜，不事绳检，公与语市井琐屑事，憨笑移时。江公出， 目送之， 回顾嵩焘日：“京师求如此人才不可得。”既而曰：“是人必女功名于天下，然当以节义死。”时承平日久，闻者或骇之。江公自是遂师事公。

当时，江忠源不过是一名举人，而曾国藩已经是二品官员了。曾国藩从那时起，就与江忠源关系密切，江忠源把曾国藩当成老师。早在1847年，江忠源就组织了一批乡勇，镇压了青莲教起义，因此获得了知县的官职。有人曾经开玩笑说：做学问，曾国藩是江忠源的老师；而办团练，江忠源是曾国藩的老师。这句话是很有道理的：1851年，江忠源的父亲去世，江忠源回家守丧。太平军起事以后，他就带领招募来的乡勇前往桂林、蓑衣渡等地和太平军交战。太平天国南王冯云山就是在蓑衣渡与江忠源作战而死的。1853年，江忠源被赏赐二品顶戴，不久升为安徽巡抚，官在曾国藩之上。

江忠源在庐州被困，情况非常危急，咸丰皇帝紧急下令曾国藩救援。可是曾国藩忍着巨大的悲痛，因为兵丁还没有训练好，就是不发兵。最后，江忠源战死。

曾国藩是一个书生，打仗对他来说，无异于赶鸭子上架，所以他与江忠源秘密商定，要精心训练一万精兵交给江忠源，让他去完成消灭太平天国的重任。可是江忠源一死，迫使曾国藩不得不亲自出马，可谓“逼上梁山”了。

“挺”是一种心理素质，是一种谋略，包含着人生的诸多真谛。“挺”最基本的一点就是要“挺”得过去。”挺”必须有大公无私的精神，所谓”眼底无私天自高”。可以想一想，如果曾国藩前十的良后怕虎，又怕在皇帝那里获罪，又怕对不起师友，那么，曾国藩就不是曾国藩了，太平天国起义也可能是另一个结局。

撑起两根穷骨头

曾国藩在与属下官员闲谈时，曾语重心长地对他们说道：我年轻时喜欢与人挺着干，现在老了，不挺了，也就没有什么功绩了，看来还得挺，所以你们要记住，世上的事能不能胜，就看你挺不挺得住。

“挺”的这一层意思，指的是在危急时刻，要坚持住。曾国藩称之为“坚忍”。在曾国藩自己身上，主要表现在这样三个方面：

一是对生理上的痛苦的承受。曾国藩生下来就患有顽固性的皮肤病，俗称牛皮癣，发作时痛佯难忍。曾国藩几乎每天都忍受着这种折磨，为此还出现了他怕“毛”的传说，一怕鸡毛，二怕长毛(太平军)。就在疾病的煎熬中，他仍然南征北战，丝毫不影响治军作战。他的惊人承受能力无法不令人敬佩。对此他谈笑自苦，如咸丰十一年(1861)六月，他给李续宜的信中说：“敝疮亦小愈，然手不停搔，颇以为若。郑板桥有言：‘隔靴搔痒，赞亦可厌；入木三分，骂亦可感。’阁下既吝此‘隔靴’之赞，鄙人当自为‘入木’之爬。何如，何如?”其言诙谐幽默，而所受之若，绝非别人可想象。由此更显示出他的“挺”字功夫。

二是对于各种政治上的挫折和官场上的失意，他都能挺住。曾国藩在仕途上也非一帆风顺，如咸丰七年(1857)被迫家居，同治六年(1867)因剿捻不力而被撤职回任，对他都是很大的打击。但他并不气馁，仍以“挺”字坚持，静待时机。

三是军事上的挫败，他对付失败的办法也是“挺”，即坚忍。四次惨败，他都靠顽强的意志挺了过来，重新振作，转败为胜。

由于经历了无数困难，使曾国藩得出了这样一个认识：无论何人，只要想做成一番事业，就得经受磨难。他在日记中写下了自己的体会：“天下事未有不自艰苦得来而可久可大者”，“天下断无易处之境遇”。而能成就事业的人物，必须具备与困难作斗争的意志。

曾国藩给湘军名将刘松山接连写过两封信，都是教导他面对困难要挺住：“凡享有大名者，无不从坚忍艰苦而成”，“古来大有为之人，每于艰险之时，坚忍支撑得住，可做非常事业。”

在给自己的学生黎庶昌的信中，曾国藩也说过同样的话：“从古奇人杰士类皆由磨砺中来，艰巨杂役，磨砺也；米盐繁琐，亦磨砺也。”

同治三年(1864)，曾国藩给江西一候选县丞也讲了这番话：”古来忠臣孝子，多半是处逆境磨练出来的。若一片顺境，有何难处?”

李鸿章人虽聪明，却缺乏坚忍之气。曾国藩多次教导。同治六年(1867)，李鸿章接替老师镇压捻军，开始时连吃几次败仗，形势棘手，他自己也有些慌乱。曾国藩一席话使他有了主心骨儿。这年六月，曾国藩来信说：

军事棘手之际，物议指摘之时，唯有数事最宜把持得定：一日军律不可骚扰；二日奏报不可讳饰；三日调度不可散乱。譬若舟行遇大风暴，只要把舵者心明力定，则成败虽不可知，要胜于他舟之慌乱者数倍。

两个月后，曾国藩仍不放心，又给李鸿章写了一封信，说：

事机不顺之际，要当宽以居之，静以待之，不可过于焦急……今阁下当此艰危之局，望将躁急郁迫之怀扫除净尽。

两封信的一个共同主题，都是提醒李鸿章要挺住。当时形势不好，李鸿章的一些幕僚见势不好，都打了退堂鼓，先后离去，甚至最得力的丁日昌、李鸿裔也有退意。曾国藩赶紧给他们打气，动之以情，晓之以理，说道：“或诸贤联翩引去，则李帅后路全换生手，尤虞掣肘，尚祈勉济时艰、强留襄事为慰。”在他的苦劝之下，这些人大多留了下来，与李鸿章一起挺了过去。

刘铭传是李鸿章手下第一大将，为人刚毅，“河防”策略就是他与曾国藩提出的。曾国藩镇压捻军不力，许多人批评“河防”是守株待兔，建议废止。曾国藩不久离任，但他仍旧劝诫刘铭传，一定要挺住。他还举江忠源提议办水师，胡林翼建议围攻安庆，自己办水师一败靖江、再败湖口等许多事例，说明只有坚持挺住，事情才能成功。刘铭传对曾国藩极为佩服，始终坚持“河防”之议，促成李鸿章接受，最后将捻军镇压了下去。

对于这样的“挺”字精神，曾国藩称之为竖起骨头，竭力撑持。后来他专作了一幅联语，作为“挺”字的注脚：养活一团春意思，撑起两根穷骨头。

打脱牙和血吞

梁启超说过：凡古来能成大事的人，其自制力、忍耐力必定是很强的。

卞和便是具有忍者风范的人物。

卞和，楚国人。他得到一块璞玉，当即献给楚王。然楚王并不识货，仅认为卞和所献之物不过一石头，以欺骗之罪将卞和左脚砍去。卞和忍痛度日，待新王即位，又将其璞玉献上，他又因此失去了右脚。卞和仍不甘心，继续忍耐，等待机会。待下一个楚王即位后，献璧成功。

和卞和一样，曾国藩的忍可以说是到了极致，曾国藩不仅自己能忍，他还以忍耐教导他的幕僚、弟弟。

同治五年(1866)曾国荃抵湖北任巡抚，因与总督官文不和，遂上疏劾之。同时，清廷令他剿捻，但屡次失败。为此，曾国荃心情抑郁，经常发牢骚。曾国藩请他的心腹幕僚赵烈文去信“慰之”，但仍不放心，以自己的坚忍成功进行现身说法，十二月十八日，曾国藩给曾国荃的信中说：

“困心横虑，正是磨炼英雄玉汝于成，李申夫曾说我怄气从不说出，一味忍耐，徐图自强，因而引用谚语说‘好汉打脱牙和血吞’。这两句话是我生平咬牙立志的口诀，不料被申夫看破。我在庚戌、辛女年间被京师权贵所唾骂，乙卯、丙辰被江西所唾骂，以及岳州之败、靖江之败、湖口之败，三县之失，也颇有打脱门牙的迹象。来信每怪运气不好，使不似好汉声口。只有一字不咬定牙根，徐图自强为妥。”

曾国藩就是这样一个人，面对别人的不理解、不支持或是讥讽、嘲笑、轻蔑甚至侮辱，他不是怨天尤人，而是打脱牙和血吞，做咬牙立志，徐图自强的“好汉”。

1854年，曾国藩在决计会战湘潭时，太平天国的声势已颇盛，以南京为中心，武汉、镇江、扬州等重镇都掌握在太平军的手里，清朝政府在这一地区内几乎没有任何力量进行组织反抗了，而东征太平军的曾国藩也接连失利。决战湘潭对于交战双方来说，都攸关大局。曾国藩认为：“湘潭与靖港之贼互为首尾，倘不及早扑灭，不独省城孤立难以图存，衡、永、郴，桂及两粤匪党，闻风响应，东南大局不堪设想。”确实，太平军若能取得湘潭之战的胜利，便能攻取长沙，控制湖南，从而在湖南和两广农民起义军的响应下，迅速南下，控制两广、闽浙等地，占有半壁江山，并拥有发动北伐的基地，有可能夺取全国政权。对湘军来说，湖南是湘军的老巢，占有湖南便意味着湘军的兵饷来源有保证，一旦失去湖南，犹如鱼离开水一样，就会因干涸而消亡。

曾国藩非常清楚湘潭战场的重要性，急派悍将塔齐布率军开赴湘潭，又调水师总督褚汝航协助陆师摆开了与太平军生死搏斗的架势。这样在湘潭战场上，湘军的兵力占了优势，加上太平军主帅林绍璋本人忠厚有余，但“无大本领”，指挥不当，致使战线过长，兵力分散，太平军完全陷于被动挨打的局面。

湘潭之战，太平军遭到前所未有的惨败，清廷特别强调这一胜，利的影响：“自粤逆称乱以来，未受大创，湘潭一役，始经兵勇痛加剿洗，人人有杀贼之志矣。”

湘潭之战的胜利，改变了统治者对曾国藩黑云压境的形势。然而情形并没有彻底改善。当另一部湘军在靖港大败后，遭来咸丰帝一顿数落与指责，并将曾国藩革去了礼部侍郎之职，“责成其戴罪剿贼”。

在这种艰难的境遇下，曾国藩回到长沙以后，咬牙立志，徐图自强，他认真总结了岳州、靖港二次战役的惨痛教训，努力克服自己的弱点，为湘军日后出外作战积累了经验。 在曾国藩看来，对于湘军各营在几次战斗中暴露出来的种种弱点，其真正原因是功罪不分，赏罚不明：其组织原因是良莠不齐，勇懦不一。同时他还深刻意识到：最初来投奔他的人，非亲即故，且抱着各种目的而来，因为台面小，所以凡事多让，久而久之，连原则也丢失了。他认识到，一旦条件有所改善，局面有所打开，就应破除情面，以正视听。他检讨导致湘军纪律涣散的原因，主要是他过去治军强调以道义相号召，用忠义感召部下。而且，湘军的骨干与曾国藩都有密切的关系，不是同乡，就是同学，或者是同僚。他过去总觉得对他们无法用法纪来进行约束。这样，湘军内部实际上处于无法无天的状态。

曾国藩体会到：古人用兵，先明功罪赏罚，今时事艰难，贤人君子大半潜伏不出，我以义声倡导，同履艰危。故诸人起初跟随我，并不是为了利，我对他们也就难以绳之以法。其致失败由此缘故。 因此，他对湘军进行了整顿。经查，湘军岳州大败，敢于同太平军行抵抗的，只有彭玉麟一营：湘潭之战，浴血奋战的只有塔齐布两营、杨载福两营。曾国藩根据兵贵精而不贵多的原则，依据勇于战斗的条件，决定士兵的去留。他从明赏罚、严军纪做起，凡溃散之营便不再收集，营哨兵勇一律裁去不用。经过这番整顿和裁撤，留下的仅有水陆两部五千人。其弟曾国葆也在被裁之列，这对曾国葆的打击很大，多少年后，他还一直深居简出，拒见宾客。同时，曾国藩决定将王鑫留在湖南，命罗泽南跟随其出征。令塔齐布、罗泽南、彭玉麟、杨载福增募新勇，使湘军人数又扩至一万余人。

与此同时，除湘军本身的扩充以外，将胡林翼的黔勇增募至二千，征调了登州镇总兵陈辉龙所率的船队和广西候补道员李孟群统率的船队，共计一千余人。

在困境中持此种态度与行为，反省自身、改造缺陷、励精图治的人必当是一个具备成功素质的人。至于能否成功，用曾国藩的话说，还要看“天意”了。

过长沙整军以后，湘军能战能守，这与曾国藩努力改正自己的弱点有着极为密切的联系。

曾国藩这样说过，困心横虑，正是磨炼英雄、玉汝于成。

有失败才有成功，这是历史上许多成功者所证明了的真理。一般而言，经过艰苦的磨炼或弓系列的挫折，才更易使人具备成功的品质。因而，有许多追求大成功之人甚至不是先企求成功，而是先企求苦难。这里最主要的奥妙就在于，失败和逆境的土壤里会创造出更多的成功品质，而具备了成功的品质，才能成功。这是再简单不过的道理了。

难关要靠自己挺过

人是一种社会性的存在，在危难之际当然可以请求别人的帮助。但是，无论何时，主动权一定要掌握在自己手中。俗话说：“吃一堑，长一智”，经过血的教训，曾国藩深知这个道理的重要性。

1862年5月，曾国藩率军在天京城南门外的雨花台扎下营寨。曾国荃和他的心腹大将李臣典、萧孚泗、刘连捷、朱洪章等在太平天国的叛将韦俊的带领下，察看了这座江南名城。他看到天京城高池深，深沟高垒，城围辽远，以他的两万人马想要攻取这座名城，简直是白日做梦。他虽攻至城下，却不敢轻举忘动，更深怕城内的太平军和外省的李秀成一起出动，将他们歼灭掉。所以，他一面督促湘军在雨花台一带修筑工事，做长期战争准备；一面派人投书，催促各路人马尽快会师城下。

然而，曾国荃等了多日，也不见别路人马到来。先是李续宜的北路军由镇江刚要出师，忽接父丧凶信，匆匆回家奔丧，其部将唐训方远在皖北，闻讯南援，结果被太平军阻于寿州。鲍超由宁国北进，遇太平军杨辅清等部，展开血战，亦难达天京。这时，可指望的援军只有多隆阿一路。

曾国藩接到雨花台寄来的加急求救文书，命多隆阿迅速南下。多隆阿接信后，开始还有军事行动：攻陷庐州，准备南下，但突然按兵不动，拒赴合围天京之约。曾国藩再三恳请赴援，多不为所动。这时，有一股四川农民起义军入陕，多隆阿部将雷正绾已人陕阻击。多隆阿与湖广总督官文密约，再奏令多隆阿本人率队入陕，皇帝居然准奏。多隆阿借以不赴天京之援，暗自高兴，而官文因为久与曾氏兄弟不和，也不愿湘军得到成功。

多隆阿率军西去，曾国藩万分惊慌，派人飞马送信给官文，他在信中说：“闻人秦之贼人数不满三千”，有雷正绾一军以足敌，而“江南贼数之多比秦何止百倍”，仍请将去之不远的多隆阿追回。然而官文明知天京城下急需多隆阿赴援，却置曾氏兄弟的求援于不顾，使曾国荃的雨花台之师成了孤军。通过这件事，曾国藩似乎发现了人性的弱点，也印证了他早已提出的危急之时不能靠别人的道理。

曾国藩在1862年9月13日 《致沅弟季弟》信中说：都将军派四个营的兵来助守，自然可喜，但也未必靠得住。凡在危急时刻，只有自己靠得住，而别人都不可靠。靠别人防守，恐怕临战时会先乱，靠别人战斗，恐怕会猛进而速退。幸亏这四个营人数不多，或许不致扰乱弟弟你那里的全局。否则，这部分军队另有一种风气，一种号令，恐怕不仅无益，反而有害。弟弟要谨慎使用这支队伍。去年春天，弟弟没要陈大富一军，又不留成大吉一军，我很喜欢弟弟的见识。

他在另外一些信中也说：总之，危急之际，不要靠别人，专靠自己，才是稳招。

咸丰五年(1855)，自从罗泽南等离开江西以后，曾国藩在江西的处境更是一天比一天坏。在这种危急时刻，曾国藩认为首先要“自救”，就是加强自身建设，苦练自身的硬功。在内湖水师缺乏一位得力的统领，几位营官也都是平庸之才的情况下，曾国藩只好让李元度兼辖水师事。

曾国藩不断地给李元度写信，教他如何带勇、如何列阵打仗。在8月28日的信函中，曾国藩写道：

兹特有数事叮嘱，千万不能忘记：第一，扎营宜深沟高垒。虽仅一宿，亦须为坚不可拔之主计，但能使我垒安如泰山，纵不能进攻，亦无损于大局。第二，哨探严明。离贼既近，时时作敌来扑营之想。敌来之路、应敌之路、埋伏之路、胜仗追击之路，一一探明，切勿孟浪。第三，禀报详实。不可专好吉祥话，遇有小事不如意，辄讳言之。第四，痛除傲气。未经战阵之勇，每好言战，带兵之人也是如此。如果有了一些阅历，便自然觉得我军处处都是漏洞，无一可恃，也就不轻言战了。

写了这些，曾国藩仍然不放心。他想起上年写的《水师得胜歌》在军中影响很好，既通俗又实用，便再花几天的工夫，写出了一首《陆军得胜歌》。歌中讲到了湘军陆师在扎营、打仗、行军、法纪、装备和训练等6个方面所应注意的事项。

尽管曾国藩如此苦口婆心，但李元度仍然不能将他的陆师部队训练成能战敢战之师。曾国藩吃不香、睡不熟，他预感到有一天会出大事。

在陆师方面，湘军在江西的两支主力的统领也都不很出色。周凤山马马虎虎，只能算还过得去。至于李元度，书生气十足，而且不可教。曾国藩花在他身上的心血最多，他也让曾国藩最不放心。因此，曾国藩在自救的同时，不得不求救。

曾国藩首先写信给湖北的胡林翼和罗泽南，请求罗泽南率部重回江西救援，以解他及驻江西湘军的坐困之危。同胡林翼函商，则是打算将彭玉麟调到江西来充内湖水师统领。胡林翼知道彭玉麟与杨载福矛盾甚深，尽管经过他的苦心调解，双方仍不能尽释前嫌，也正愁如何安置他们，所以便非常痛快地同意了曾国藩的要求。彭玉麟于1856年初才赶到江西南康。曾国藩身边总算是又有了一位可以依赖的水师将领。

但湘军在江西樟树镇很快遭到太平军袭击而大败。樟树镇位于吉安与南昌之间，是赣南重镇和南昌南路的重要屏障。1856年2月，周凤山见石达开率部来攻，早巳吓得魂飞魄散，全部营盘竟在一天之内丢失无遗，大量的官兵和勇丁溃向南昌。

曾国藩闻讯，惊骇不已，从南康乘坐一艘小舟，急速赶到南昌，收拾残局。他过去曾立下一条规矩，凡是溃散的勇丁，一律不准重新招募入营，但这一次他看太平军来势凶猛，而自己手下又再无可战之军，回湖南重新招募更是远水不解近渴，最后只得违背定制，将溃勇重新招集起来，编组成军。然而，他仍决定将统领革职，另委黄虎臣和毕金科为统领。

在这个时候，曾国藩一面写奏折请求咸丰帝同意将从自己身边调走的罗泽南、刘蓉的那支能征善战之师重新调回江西，但却遭到了咸丰帝的拒绝。同时还一面分别写信给胡林翼和罗泽南，希望他们能够同情他的处境，救他于危难之中。

罗泽南回信给曾国藩，谈了自己的想法，表示一旦武汉攻克，即率部东下，与曾国藩等会师于九江。

胡林翼也不愿意罗泽南离开湖北。他在给清廷的奏折中则表示，武汉即将攻克，希望罗泽南一军再在湖北停留十天半月，他保证到时候一定可以占领武昌。因此，十天半月之后，他就派出得力部队东下救援江西。

但不久，罗泽南战死，太平军在江西节节进军，曾国藩更加困难重重。当年五月，曾国华等从武昌出发，经湖北威宁、蒲圻、崇阳人江西义宁，于八月抵达瑞州城下。

同时，曾国藩的另一个弟弟曾国荃也在骆秉章和左宗棠等人的授意之下，募勇2000人，配以樟树镇败将周凤山回湖南所募勇2000人，合共4000人，组成一军，由湖南东攻江西吉安，称之为吉字营。

这样，到1856年9月，湖南、湖北两省先后组织了三支部队共计一万三千余人援赣。这些湘军部队的到来，使奄奄一息的曾国藩又抓住了几根救命稻草。

正在此时，心力交瘁的曾国藩发现太平军从扛西战场上大量撤出，一开始感到迷惑不解。但很快，他派到天京城中的密探就发来了消息：天京发生内讧。

求救、自救、天赐良机终于使曾国藩渡过了灾难。

这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启示：一是在艰难时刻一定不要失去信心，徒然的抱怨是无用的，二是在困难时刻最重要的是要寻求解决困难的途径、办法，哪些是自己能办的，哪些是需借助他人的，在此前提下去努力经营，或可有成。

为了危急时刻不至于仰仗别人，曾国藩致力部队训练，他要亲手将湘军缔造成为一支有胆有技、能征善战的队伍。经过艰苦的训练，湘军素质迅速提高，逐渐成为一支士气旺盛、能征善战的队伍，而曾国藩本人，也由一个儒生逐渐成长为一名军事家和“训练之才。”

以坚忍成就一生功业

“坚韧”是两个极奥妙的字， “坚”可以理解为勇于进取、坚强不屈、坚定不移， “韧”可以理解为持之以恒、百折不挠、能伸能屈、不计荣辱。二者一刚一柔、一强一韧、一方一圆，合在一起，与“一阴一阳之谓道”的道理十分相合。一个人只要能坚能忍，就会无敌于天下。

曾国藩一生的成功，得力于坚忍二字极大，用梁启超的话来说：设若曾国藩的意志与忍耐稍有不足，则其一生为失败之人，无疑也。

对于曾国藩的坚忍，写作《湘军志》的王闾运极为钦佩。他本想在书中讥讽曾国藩，但终为其感动，1878年二月二十一日云：“作《湘军篇》，颇能传曾侯苦心；其夜遂梦曾……”二十七日云：“夜观览曾公奏疏，其在江西时，实悲苦，令人泣下，然其苦乃自寻得，于国事无济，且与他亦无济。且吾尝怪其相法当刑死，而竟侯相，亦以此心耿耿，可对君父也。余竟不能有此愚诚。‘闻春风之怒号，则寸心欲碎，见贼船之上驶，则绕屋彷徨。’《出师表》无此沉痛。”

要想成就大业，恒心是必不可少的。恒，贵在坚持。无论遇到什么磨难，都不低头，而以“坚忍”面对。

“坚忍”一次可以，“坚忍”一生却难。曾国藩正是一生“坚忍”，所以，最终成就了令后人敬仰的事业。 曾国藩一生虽不能算是立下不世之功，但也成为古今数一数二的大人物，这和他终身所奉行的也是为人们所推崇的“坚忍”是密不可分的，

“坚忍”者何?刚强牢固为坚，勇毅强挺为忍。

“君子持威重，执坚忍，临大难而不惧，视白刃若无也。欲立不世之功，得成勋世伟业，非坚忍所不能也。坚忍于战则无敌，于礼则大治；外无敌，内大治，厚德载物乎?”这就是曾国藩的坚忍。

1854年11月27日曾国藩在给他诸弟的信中说：我自从服官及办理军务，近几年来，心里常常有郁屈不平的感受，每每仿效母亲大人指腹示于儿女们的样式曰：“这里边蓄积多少闲气，无处发泄。”那些往年的许多事已不全记得了，今年2月在省城河下，凡属我所带领的兵勇仆从，每次进城，必定遭痛骂毒打，这种情景都是四弟、季弟亲眼所见。谤怨之声沸腾，万口讥笑嘲讽，这也为四弟、季弟亲耳所闻。自四月以后，两弟不在这里，景况更加令人难堪。我只有忍辱包羞，屈心抑志。

曾国藩的一生就是靠坚忍成就了他的事业。青少年时代靠坚忍的苦读博取了功名，取得了进身之阶，到中年以后更是靠坚忍战胜了磨难。

曾国藩在江西带兵的时候，当时虽是督师，实居客寄的地位，筹兵筹饷，一无实权，二无实力，州县官都不听他的话，各省督抚又常常为难他，只有胡林翼是诚心帮他的忙。湘军将士虽也拥戴他，可是他们的官阶有的比他还高，他好像只是一个道义上的统帅，当然是经不起败仗的。这时，曾国藩要靠什么才可以在无奈的环境中生存?靠的就是坚忍。他在父亲去世，弃军回籍奔丧，甚至于激流勇退的情势下，耐心地听取了朋友的规劝，并且深深地做了自我反省。

自率湘军东征以来，曾国藩有胜有败，曾四处碰壁，究其原因，固然是由于没有得到清政府的充分信任而未授予地方实权所致。同时，曾国藩也感悟到自己在修养方面也有很多弱点，如在为人处世方面固执己见，自命不凡，一味蛮干。后来，他在写给弟弟的信中，谈到由于改变了处世方法所带来的收获，无非是“坚”中多了一些“忍”，结合时势把“坚忍”二者的关系处理得更为妥帖了。

靠这种坚忍，曾国藩终于走出了那种阴霾笼罩的心境，度过了那段痛苦的日子。因此曾国藩在他的处世中，特别偏爱“坚忍”，他说：司马迁崇尚黄老，敬仰游侠，所以多次称赞坚忍卓绝的操行。比如屈原、虞卿、田横、侯嬴、田光以及贯高都是此类人物。

“河防”是曾国藩和刘铭传二人共同提出的镇压捻军的策略。但由于“河防”的效果没有很快显示出来，曾国藩也就没有因此建立业绩。于是，很多人开始议论，认为“河防”没有什么作用，并提议将其废止。由于镇压捻军不力，曾国藩在不久后便离职，不再负责此事。

然而曾国藩并没有放弃“河防”，他将希望寄托在刘铭传身上，希望他能够不为舆论所动摇，坚持到最后。为了坚定刘铭传的信念，加强其信心，曾国藩还以自己在镇压太平军的过程中屡遭失败却坚持到最后胜利的例子来为他鼓舞斗志。

刘铭传没有辜负曾国藩的希望，他抱着坚定的信念，相信“河防”定能够起到镇压捻军的效果，抵抗住了外来的压力。同时，作为李鸿章的一位大将，他还要受到李鸿章的管制。此时的李鸿章几乎与曾国藩没有什么关系了，听从曾国藩意见的可能性很小，然而刘铭传一直坚持“河防”策略，并使得统帅李鸿章接受他与曾国藩提出的这个策略，最终将捻军镇压了下去。

坚忍在战场上有着很大的作用，从古战场中也可以看出这一点。三国时的司马懿便是一位坚忍之人。

诸葛亮率领蜀军长途奔波，赶至渭水南岸，准备与司马懿率领的魏军交战。

当敌军远道而来，最好的作战方式便是采用消耗战。因为敌军此肘处于被动地位：长途奔波，车马劳顿，人员疲惫，战斗力减弱：由于在异地作战，军粮供应不能够顺畅。诸葛亮和司马懿同为军事家，都深谙其中道理。故诸葛亮欲速战速决，而司马懿却按兵不动。 为了引司马懿出兵，诸葛亮采用了“激将法”，他将一套妇女服装送给司马懿，嘲笑魏军软弱，不敢应战，想借此惹怒司马懿出战。司马懿知道诸葛亮的用意，他认为诸葛亮没有其他办法，再加上魏国实力比蜀国雄厚，打消耗战定会取胜，所以不为所动。

然而司马懿旗下众将土却不能忍受蜀军的侮辱，想出城与蜀军一决雌雄。为了稳定军心，解除将士愤怒，司马懿装出一副愤怒的样子，并向魏帝曹睿上奏，请求开战。曹睿一看司马懿的呈书，顿时心领神会，派人持节杖前往司马懿大营，严令不许开战。

诸葛亮的激将法没有起到作用，考虑到长久消耗定会对全军不利，于是立即撤军。 “欲立不世之功，得成勋世伟业，非坚忍所不能也。”曾国藩不仅自己以坚忍立业，而且对坚忍之人亦非常佩服。

曾国藩曾夸奖过太平军将领林启容异常坚忍，不能不令人叹服。不过林启荣身为敌方，这令曾国藩感到可惜，为此，曾国藩将一封亲笔信派人送至林启容大营，希望他转投清廷。 凡有坚忍毅力之人才可以做到一生坚持不懈，曾国藩做到了，这使他在多次饱受挫败之苦后，成就了自己的事业。

在江西的日子，是曾国藩最艰难的日子。曾国藩几次想撒手不干，但深感“欲罢不能罢”。

太平军在江西发动了猛烈攻势，石达开留韦俊在城据守，与胡林翼、罗泽南周旋；林启荣在九江城扯住了周凤山的兵力；他自己则率兵联络江西的天地会，展开了凌厉的攻势。石达开于咸丰五年十一月由湖北进攻江西，连克瑞州、临江、袁州，围攻吉安。曾国藩见状只得放弃围攻九江，急调周凤山回援江西。周部撤围九江，于咸丰五年十二月攻占樟树镇。但是，到底是救吉安，还是守武昌，曾国藩举棋不定，石达开见来援湘军驻兵樟树镇而尚在犹豫，乃下令全力进攻吉安，于咸丰六年正月二十五日(1856年3月1日)将吉安攻陷。曾国藩此时驻于赣北南康府，闻吉安被攻破，令周凤山坚守樟树镇，认为此处西近瑞(州)、临(江)，东接抚(州)、建(昌)，为赣江沿岸重镇，省城南昌的咽喉。石达开兵破吉安，必然北犯省城，占领樟树镇，则可以逸待劳，阻击太平军。曾国藩为守樟树镇，还急令内湖水师彭玉麟率船队师出青岚湖，沿武阳水过三江口，驶入赣江，南下樟树镇，与陆师配合，防守樟树镇。 不久，石达开果然率兵由吉安北上进攻樟树镇。周凤山指挥湘军据城大战，不敌而弃城逃走，二月十八日(3月24日)樟树镇为太平军占领。曾国藩闻讯，由南康动身去南昌城收拾溃兵。 石达开指挥太平军在江西奋勇作战，控制了整个江西的绝大部分地区，江西共计13府，被攻占8府54州县。曾国藩困守在南昌、南康两个狭小的地区，被太平军紧紧封锁，不仅文报不通，连家信都难以通达。秘密化装潜递者也多被抓拿，一时被捕杀者达一百多人，湘军被太平军围困得“士饥将困，窘若拘囚”。

正在曾国藩处境岌岌可危之时，杨秀清忽调石达开去天京参加进攻江南大营的战斗，才使曾国藩在军事上稍稍松了一口气。曾国藩挣扎着恢复江西的军事实力，他把樟树镇等战役溃败的军队重新编排，凑成两支军队：一支约三千五百余人，由黄虎臣率领：一支仅千余人的队伍，由毕金科率领，又让江西粮道之子邓辅纶新募两千人马，与李元度合为一军。总计军队约有万余人，但因战斗力较差，尤其缺乏将才，便想把增援武汉的罗泽南调回，趁石达开离开江西的时机，夺回失地，挽回江西的危局。罗泽南接到曾国藩的告急信后，感到很为难，当时他正担任争夺武汉的军事主力，若撤离武汉，将前功尽弃。他决定加紧攻城，攻下武汉后立即回援江西。结果，因求功心切，猛打猛冲，作战中被击中头部，于三月初八日(4月12日)死在军营。死前，给曾国藩留遗信一纸，哀凄悲凉，追述办湘军南北转战之苦。进言让曾国藩重用彭玉麟、杨载福、王垒等人。

曾国藩在江西的困境不只在于军事，更大的苦处是清廷一直对他不放心，怕他的力量太大。湖北巡抚之职宁给胡林翼，。也不肯给他曾国藩，这使他率兵三四载一直处于孤立无援之境，用兵、用人、用饷无处不难。因此，他常自比于东汉时的杨震，下场堪忧。

清政府不肯向他放权，使他在江西处处受到地方官的排挤和刁难。咸丰五年八月(1855年9月)，曾国藩丁忧服阙，补授了兵部右侍郎，仍没有钦差之衔，地方官仍是轻视他，他在扛西用兵，军饷要江西地方出，地方官总认为他并非国家正规军，为湘军输饷是额外负担，因此不肯出饷。曾国藩军队缺饷，只能自己筹措，也受到地方官的抵制。他无能为力，只好向朋友求助，幸赖刘于淳、甘晋等人主持捐资，支持部分款项，惨淡度日。在籍刑部侍郎黄赞汤曾捐助曾国藩八十余万两，使曾国藩感激万分，终生念念不忘。

樟树镇败后，湘军一支由塔齐布的旧部毕金科率领。毕骁勇异常，率部与太平军作战，凶悍无比。但毕军粮饷奇缺，军队常饿着肚子打仗。咸丰五年(1855)底，地方官得到江西巡抚文俊的授意，竟以军饷做诱饵，逼迫毕金科进攻景德镇。景德镇是赣、皖、浙三省交通枢纽，太平军有重兵把守，堡垒坚固。毕金科只有千余湘军，又饥又疲，但是为了得到饷粮，不得不冒险进攻。结果，反复苦斗，直至全军覆没，毕金科也丧命于景德镇城下。曾国藩对此事耿耿于怀，直到四年以后，曾国藩率部攻陷景德镇，在毕金科战死之处立碑纪念，亲自为他撰写碑文，痛悼当年死去的六员大将，同时揭露扛西官员对湘军的排挤、嫉恨，碑文十分凄婉动人。其中有：“内畏媚嫉，外逼强寇，进退靡依，忍尤丛诟”之句，说出了曾国藩在江西几年的困难处境。值此困难处境，曾国藩想：这到底是为什么?自己以一个回籍的文官，冲破重重阻碍创办湘军，在两湖、江西苦苦地战斗着，打赢了仗是别人的功劳，打败了仗“几乎通国不能相容。”自己为国苦战，要权无权，要粮无粮，处处受到排挤、打击，好几次被逼自杀。思前想后，“遂致浩然不欲复问世事。”由于好友刘蓉等人的百般劝说，他才勉强坚持着。 祁门附近的羊栈岭失守以后，一场新的危机又逼近曾国藩和湘军祁门大营。 太平军本来就已占据徽州，此时，黄文金部二万多名将士攻破建德，切断了祁门大营与皖北安庆等地的联系。而李世贤和刘官芳两部太平军正分别从东、北两个方向对祁门大营发动进攻。至1860年11月，曾国藩天天生活在四面楚歌之中，有时是一日数惊，有时是整夜不得一眠，真是度日如年。他在给曾国潢的家信中写道：自十一月以来，奇险万状，风波迭起，文报不通者五日，饷道不通者二十余日。此一月之惊恐危急，实较之八月徽州、宁国失守时更险难数倍。

幸好有部将鲍超等人的拼死救援，曾国藩才得以度过险难。1861年4月，他移驻休宁。在这里，他又组织了八九千名湘军官兵对徽州城发动攻击，以期再占该城，疏通皖南至浙江的粮道。出乎曾国藩意料的是，湘军几次接战，又都均告失败。

在4月14日的日记中，他这样描述自己此时的心情：本日各营进徽州，寸心悬系之至，频登楼看天色。至午刻，忽下大雨，心绪焚灼不安。傍夕接信，各部因雨致败，尤其忧愤。盖此举关系最大，能克徽州，则祁门、休宁和黟县三县皆有米粮接济，不能克徽州，则三县均不能保，足以忧灼特甚。夜，竟夕不能成寐，口枯舌燥，心如火炙，殆不知生之可乐，死之可悲。

并且，当曾国藩看到湘军对徽州的进攻久久不得战果，心中益发着急，而完全忘记了湘军多年来攻城作战的教训，一味盲目地下令官兵攻扑城墙时，被太平军瞧准时机，暗开城门，派出一队精兵出城劫营。把湘军打得大败，22营中竟有8营完全溃散。

曾国藩带着残兵败将，狼狈地退回祁门。想着太平军一定会跟踪而至，祁门此次定难保全，他一生的功名，或许也就到此为止，他悲观到了极点，吩咐身边的人为自己的后事预做料理。将湘军分兵于安庆和祁门；除了稳定军心的考虑，曾国藩还有战略上的考虑。除了要表示信守他向朝廷所做的许诺，克尽他作为两江总督的职守外，还有非常重要的一点是，他认为这也是湘军安庆会战自身的需要。他多次表示，自己驻守皖南，是为了吸引太平军的一部分兵力，以减轻湘军在皖北方面的压力。1860年底，在给咸丰皇帝的奏折中，他就自己驻守皖南与安庆会战的关系做了这样的预测：若皖南再坚持两三个月，则皖北、安庆有必克之理，大局有必转之机。

后来，他又给曾国荃写信，更加详细地谈到湘军分兵皖北与皖南两处的关系，以及他的动机。他说：若北岸办得好，能将安庆之贼屠戮殆尽，则陈玉成必深恨李秀成之不救援北岸，将来必有自相仇杀之时。今冬明春，弟与多隆阿、李续宾在北岸力主进攻，兄在南岸力主稳守，但使南岸勉力支撑三四个月，至北岸必有好消息。

根据曾国藩的计划，牵制李秀成等部太平军于皖南，不仅可以减轻皖北主战场上湘军的压力，而且还能导致太平军两大主力之间的相互矛盾，使之相互仇杀。

直到1861年5月6日，曾国藩才从祁门离开，移驻东流紧靠长江南岸的地方，湘军还是没有完全从皖南撤出。曾国藩为安庆会战做了最大的投入。

与此同时，胡林翼为了取得安庆会战的胜利，在皖北战场上也是倾其所能，并将自己置于非常危险的境地。

有利的情况和主动的恢复，产生于再坚持一下的努力之中，这句话说得很好，问题恰好在于，也仅仅在于能否“再坚持一下”：能，就胜利、成功，不能，就失败、崩溃。能与不能，有时相差只不过微乎其微，而成败就由此决定。只要意志稍差一点，则为失败的人无疑，此言对曾国藩来说，真是恰如其分。

勇于任事，挺身入局

要理解曾国藩“挺”字的深意，不得不从他那“挺经”第一篇开始。这一篇载于吴永的《庚子西狩丛谈》，是李鸿章所说的，大意是：

有一家人，一天，家中的老翁请来了一位贵客，准备留这位贵客在家吃饭。一大清早，老翁就叫儿子到市场上去买菜。但是，时间已近中年，儿子还没有把菜买回来，老翁很着急，就到窗口去看，只见在离家不远的地方，在一条田埂上，儿子正挑着菜担子与一个挑着京货担子的人面对面地站着，互不相让，阻在那里了。

看到这种情况，老翁急忙出门，赶了过去。他对挑京货担子的人说：“老哥，我家里来了客人，正等着这些菜去做饭。请你行个方便，往水田里让一让，等我儿子过来，你老哥也就过去了。这不是两个都方便了吗?”

那个挑京货担子的人说：“你叫我下水，你儿子怎么不下水呢?”

老翁说：“我儿子个子矮，要是下到水里，担子里的菜就被水浸湿了。你老哥个子高，下到水里也碰不到水。因为这原因，我才请你让一下。”

那人说：“你儿子的担子里不过是些蔬菜果品，就是浸了水也可以将就着吃。我的担子里全是京广贵货，万一沾了一点水，就不值钱了。我的担子比你儿子的担子贵重，怎么叫我让路呢?”

老翁不能说服此人，便挺身过去，毫不犹豫地说：”来，来!这样口巴，我下到水田里，你把货担子递给我，我顶在头上，你空着身子从我儿子的身边闪过去，我再把担子交给你。这样行吗?”

老翁说着就脱下鞋袜准备下田。

那人看到老翁如此举动，觉得过意不去，就说：”既然您老人家这样费事，我就下在田里，你把担子递给我。”

吴永曾经有这样一段回忆：

予当时听之，意用何在，亦殊不甚明白；仔细推敲，还是曾公说的好：大抵谓天下事，在局外呐喊议论，总是无益，必须躬身入局，挺膺负责，乃有成事之可冀。

结合吴永的这段话理解，“挺”字指的是不畏艰难，挺身入局，敢于担当。老翁躬身入局，化解了儿子和卖货郎的一场纠纷，使事情得到了圆满的解决。

曾国藩主张积极入世，充满着对国家、文化的使命感。早在青年时期，他就时刻等候着国家的召唤和委任。他非常钦佩唐朝中兴名将郭子仪。郭子仪勇赴国难，召之即来，挥之即去，任国家驱使，不计个人荣辱名利。曾国藩以郭子仪为榜样，树立了勇于进取的人生态度。当太平军崛起，清廷面临危亡时，他挺身而出，编练湘军。功成之后，又奉命剿捻。剿捻不力，他不放弃，自愿留营效力，“以散员周旋其间，维湘、淮之军心，通吴、楚之血脉，绝不作置身局外之想”。他回两江总督任上，依旧尽职尽责，为李鸿章出谋划策，打气鼓劲儿。后来他接任直隶总督，办理“天津教案”。因为担心激怒洋人会导致战争，所以退让较多，引起全国公愤，人人都视之为“卖国贼”，他自己也“外惭清议，内疚神明”，结果被调回两江任上，由李鸿章接办。曾国藩办事妥当与否，姑且不问，但他绝非“卖国”，则无庸置疑。后来李鸿章办理，基本上维持原议。如丁日昌所说：“自古以来，局外之议论，不谅局中之艰难。”曾国藩勇于任事，挺身入局，其动机不说，这种精神，却是值得借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