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之事，总是变化不定，这要求人们根据自己的实际地位和客观条件，对于不同的问题采取不同的对策，明智地做出自己的决策和行动，以求取得最优的结果。曾国藩的明识晓义之道，是其获得成功的法宝。他做人做事深明大义、晓明大体，更难得的是他拥有过人的先见之明和知人知事之明，其高明精明可谓是无人能及。
做大事必须先明大局
任何事业，某种意义上都是局部的事业，都在一定的大局之内，要想把事业做好，必须先察大局，认清其有利条件和不利条件，特别是大局的发展趋势，然后借势生风。不然的话，纵有千条妙策，亦难有所作为，纵使有所作为，因为局部毕竟决定不了全局，也算不了什么。
曾国藩从办团练那一天开始，因为没有实权，又没有军饷，兵力发展不快，真是惨淡经营，屡战屡败。而他想要实权以便办事的想法，更是屡遭挫折。
至咸丰十年止，曾国藩以客寄的身份办团练，建湘军，剿杀太平天国已有七八个年头。其间，咸丰三年攻克武汉，巡抚一职与他擦肩而过，后来，他费尽心机，甚至剥下理学
家的面具，在守父丧期间伸手公开向清政府要督抚的位置，但遭到拒绝；再往后，听到石达开要进入四川，胡林翼等人闻风而动，鼓动官文上疏请清廷将四川总督大印交给湘军第一统帅。事情还是没有成功。
咸丰十年四月，江南大营的溃败给曾国藩带来了绝好的机会，胡林翼等湘系高级首脑立即聚于曾国藩的大营宿松，开始紧张的密谋。
江南大营拥有重兵七万余人，集中了清廷正规军中最精锐部分。闰三月十五日，经过与太平军九昼夜之战，江南提督张国根溺毙河中，总兵阵亡。至四月初六日，清廷深倚重的和春败走常州后在浒壁关惊悸而死。至此，屏蔽江南 财赋重地的江南大营将死卒亡。
正是在这突如其来而又事关湘军集团发展的至关重要的时刻，湘军首领开始陆续赶赴曾国藩所驻防的宿松。曾氏兄弟、左、胡、李元度等，在此前后在曾国藩的住地宿松畅谈时间长达二十三日夜，达成了“共赴”艰难的共识，对各自的发展影响甚大。
宿松会议是湘系势力的发展乃至扭转全局的重要会议。第一，左宗棠被控案已结，对稳定湖南大有裨益。尤其是咸丰帝旨令最后一节，询及左宗棠多年“拂郁之隐”，左宗棠
感激涕零，表示“此后再不意气用事，听候曾国藩的消息，如有可出之理，未敢固执。”第二，壮大了湘系力量，湘系重要人物出现了空前的“团结”，在重要问题上达成“共识”。第三，对江南大营溃败后，清廷可能进行的重大人事调整进行了预测，认为两江总督一缺，曾国藩与胡林冀两人中必有一人担此大任。这对鼓舞“士气”，有重要意义。第四，左宗棠的才能更为全国所知。曾国藩的幕僚黎庶昌编订《曾国藩年谱》时就曾明确指出：左宗棠“留营中两旬，朝夕纵谈东南大局，谋所以补救之法。”而作为清政府倚为干城的江南大营的溃败，也在政治、军事上为湘军势力的发扫清了障碍。但当时湘系中有许多人却并没有意识到这是一个转机。左宗棠却敏锐地意识到了这一点，他说：“天意其有转机乎?”有人不解其中妙处，他又解释说：“江南大营将蹇兵罢，万不足资以讨贼，得此一浩**，而后来者可以措手。”众人始悟。
果然不出湘军将领所料，宿松会议结束当日，清廷即下旨令曾国藩署理两江总督，曾国藩从此才可以名符其实地干一场了。
但是在走出这一步之前，曾国藩不会忘记把他的行动和时代脉搏联系起来考虑。而曾国藩所把握的天下大势的主要方面之一，就是清王朝的命运以及朝廷内的变故。
咸丰十一年湘军攻下安庆立下大功之后，曾国藩在面临新的进退抉择关头时，便对清朝的情况倍加关注。其实曾国藩以及像胡林翼等高明之士虽然身在疆场，但却一贯对朝廷大事非常关注，并且从来都反应非常敏感，因为朝廷上的任何变化都有可能影响到他们个人以及湘军这个集团的利益与未来。
胡林翼和曾国藩是在八月初，也就是湘军攻占安庆后大约一个星期之后，得知咸丰皇帝驾崩消息的，但这消息来源于友人之间的私人通信。
胡林翼在获知此情之后，当即写信向曾国藩表示：朝廷七月十七之事，主少国危，又鲜哲辅，殊堪忧惧。
由于肃顺等人久久隐丧不报，胡林翼和曾国藩天天在军营中等待进一步的消息，却长时间未接奉国丧明诏，愈发让他们忧心忡忡。胡林翼竟至半夜惊起，仰望上苍，哀声长叹：“京师必有大事发生，不知是祸是福。”
专制统治易于保守政治机密，加上通信和交通条件的落后，信息的传递也就非常慢。
慈禧太后在北京发动政变一个多月的时间里，身居安庆的曾国藩等人竟然一无所知。直到12月15日，曾国藩才首次得知其初步消息。这一天，他一共接奉廷寄四件，中有谕旨一道，又有军机处转抄的不知上奏人姓名的奏折一件。他先扫了一眼抄示的奏折，发现咸丰皇帝所立赞襄政务八大臣的名字都在上面，便立刻引起了他的高度警觉。仔细读来，只见奏折中写道： “载垣、肃顺、端华明正刑典，人心欣悦。”但奏折并未说明赞襄政务大臣们是哪一天被逮被杀的，也未说他们犯了何罪。曾国藩看后，真是吓了一大跳。
他赶紧拿起谕旨看个究竟，以为谕旨会对此事做出解释。更让他惊异的是，谕旨却一字未提赞襄政务八大臣的事，而是公布了有关他自己的新的职务任命，其中写道：钦差大臣两江总督曾国藩着统辖江苏、安徽、江西三省，并浙江全省军务，所有四省巡抚、提督以下各官，悉归节制。
曾国藩通过对朝廷内的大势的把握与深人细致地分析，得出这既是重用又是警告、鞭策自己，认为自己权太重，位太高，虚名太隆，因此必须辞谢大权的结论。这一决定无疑是正确的。不仅使自己进一步摸清了清政府的意图，为自己下一步决策提供了参考，而且也使清政府心甘情愿地更为放心地将大权交给曾国藩。清廷让曾国藩节制四省军务的决定具有非凡的象征意义。曾国藩作为湘军的创始人和统帅，曾长期受清廷的猜忌与压抑，自从1860年摆脱这种状况以来，其权势日渐增大，在清朝政治军事权力格局中的地位稳步上 升。现在，清廷不但对他已完全表示信任，而且还为了能让他更好地发挥作用，竟然不惜打破祖制旧规，清廷此时也并不是不知道地方督抚权力过大，会有尾大不掉的危险，最终结果就有如慢性自杀，但为了打败最大的敌人，他们已顾不得那么多了。
曾国藩在把握了朝廷的这些内情与动态后，根据自己的推断，找出了自己思考的重点以及行动的方向。他认为，以现在的形势推断，最应担忧的，不再是朝廷内部的矛盾问题，因为对于清廷中央来说，他们现在最大的敌人仍然还是太平天国，为了打败这个你死我活的对手，是可以暂时将权力下放给湘军将领的，即使做出一些超越体制和常规的做法，也是能够接受的。慈禧太后和奕沂将政变的消息以一种婉转的方式告诉曾国藩等人，虽然有敲打湘军将领的意思，但并不希望他们就此裹足不前，他们更主要地还是要鼓励他们更好地为朝廷办事，赶紧将太平天国彻底打垮。而随着湘军实力的扩展、地位的提高，真正需要曾国藩担忧的则是集团内部的维系问题。曾国藩已经很明确地意识到了这一点。
因此曾国藩在把握了这样的“天下大势”之后，采取了一系列的果断行动，如为湘军集团的长远利益及维护他的个人权威，将有深厚交情被他称为“三不忘”的朋友李元度参劾革职；为出一口积之已久的恶气，拖延救援危在旦夕的政敌王有龄的时间，终于使王有龄没有得到及时救援陷城而死，以及让李鸿章办淮军援攻上海等等理性或有远见的安排。为后来湘军攻下天京作了有力的准备。
这些，都是在把握天下大势的情况下才具有的远见和胆识。
一个做大事的人，必须谋之深远，在别人不能发现机会的地方发现机会，在别人不能谋取利益的地方谋取利益，而这些都需要对大局有一定的把握，对现实有深刻的洞察，对未来有着准确的预期，在战略上有一个明确的规划。
深明大义、晓明大体
曾国藩在致其弟曾国荃的信中指出：担当大事，全在“明”“强”二字。可见明对一个人的重要性。
“明”字诀是曾国藩字诀中一项非常重要的内容，它也是我国古代许许多多有识之士长期以来一直探讨不休的话题，并赋予了它丰富的内涵。
所谓“明”，其本意是明亮，与“暗”相对而言。但在曾国藩的“明”字诀中，“明”字更多的时候是指其他意思。如在治国理民方面，应该晓明大体、明达公正，还需要有先见之明；在为官从政方面，要明察秋毫、聪明机敏，适当的时候还要明哲保身；在鉴别、选拔、任用人才方面，要有识人之明、用人之智和树人之方；在修身养性方面，应该知晓天命，要有自知之明等等。
简而言之，曾国藩的“明”字诀就是要求人们根据自己的实际地位和客观条件，对于不同的问题采取不同的对策，明智地做出自己的决策，以求利国、利民、利己，以尽一个儒学信仰者对国家和民族的责任。
深明大义、晓明大体应该说是曾国藩“明”字诀中最主要的内涵。在曾国藩看来，“凡办大事，以识为主，以才为辅”；“古之成大事者，规模远大与综理密微，二者缺一不可”；“至于担当大事，全在‘明’‘强’二字。他认为担当重任、欲成大事者，如果不能够晓明大义的话，就犹如凡夫俗子一样，难以识大体、顾大局，不能对事物有明确透彻的认识，也就成不了大事。
晓明大体对不同的人来说，又具有不同的含义。例如对于主宰万民、君临天下的一国之君来说，晓明大体就是要善于用人，远离奸佞，任用贤良之材治国理民，而不能任人唯亲；人君不能善用贤良，贤良之材就会心生怨怼；天下生怨，就会亡在旦夕。
东汉章帝时期的马太后就称得上一位深明大义、晓明大体者。东汉时期，章帝即位，尊立明帝皇后马氏为太后，并打算对几位舅舅加封官爵，但是马太后极力反对。
到第二年夏季大旱，朝廷有些官员认为这是因为不封外戚导致的“天怨”，再次上书要求加封外戚。马太后见到这种情况，立即下诏说：“凡是上书要求加封外戚的人，都是想取媚于我，以便得到好处。从前王氏五侯，同时受封，黄雾四起，也没有听说迎来及时雨。先帝慎防舅氏，不准他们在重要的位置担任官职，我又怎么能够违背先帝的旨意呢?”章帝看了太后的诏书后，觉得太后对几位舅舅太过严厉，就再向太后求情。
马太后语重心长地对章帝说：“我曾经观察过富贵人家，他们禄位重，就好比结实的树木，因此根必然会受到伤害。而且人们之所以希望得到封侯，是想上求祭祀，下得温饱。而你的舅舅们受到皇室恩宠，吃的穿的无不具备，他们所得到的已经够多的了，还能不满足吗?再给他们封侯就有些过分了，这样对他们没什么好处的。”
章帝听了，非常感慨，从此不再提此事。而马太后也以自己的公正无私、晓明大体的胸怀，不仅免去了外戚专政的隐患，使自己的家族免遭其他专权外戚那样的祸患，而且又杜绝了一些好拍马屁的官员的趋炎附势，保证了国家的利益。
晓明大义对于朝廷官员来说，就是要求官员为国尽忠，造福于民，为君分忧，安固民心；向朝廷推荐人才或提拔、任用人才，使其为国效力。
对于为官一地、任职一方的地方官来说，肃整地方、移风易俗、鼓励农耕、劝民本业就是晓明大体的具体表现。对此曾国藩说道：“太史公所谓循吏者，法立令行，能识大体而已。后世专尚慈惠，或以煦煦为仁者当；之，失循吏之义矣……”
对于领兵打仗的将帅来说，晓明大体更具有多重含义。曾国藩在这方面有许多过人的见解。他认为，“为将帅之道，亦以法立令行，整齐严肃为先，不贵煦怄也”；“凡将才有四大端：一曰知人善任，二曰善乩敌情，三日临阵胆识，四日营务整齐……”即要求将帅既善于知人料敌，又要有胆识谋略，还要治军有方，只有这样，才会知己知彼，百战不殆，成为一名合格的将帅。
站得高才能看得远
将帅除了安邦定国之外，还肩负着剿除叛乱的责任，因此先见之明就显得尤其重要。在这一方面，曾国藩也有着过人之处。
曾国藩的先见之明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建立湘军，一是倡办洋务。
清朝自道光皇帝开始，各地农民反抗清朝统治的斗争连绵起伏，起义接连不断；到咸丰皇帝时期，太平天国运动蓬勃兴起，西部的苗民、西北的回民和各地的天地会也举起抗清大旗，清朝面临着严重的统治危机。
然而，清朝建国之初十分强大的绿营兵和八旗兵在镇压“叛乱”中，简直不堪一击，屡战屡败，根本不能让清王朝的最高统治者有安宁感。在这种情况下，必须有一支新的武装部队来镇压“叛乱”，维护清王朝的统治。
正是在这种形势下，以曾国藩为首的湘派人物组建了一支全新的武装——湘军。
为了加强湘军的作战能力，曾国藩采取了大刀阔斧的军事改革，针对绿营的腐败，用新的战略思想、新的营制、新的招勇办法，使湘军成为一支完全不同于绿营的队伍。后来的事实证明，曾国藩的治军思想是非常正确的，如果不是湘军，也许清政权就会在太平军的进攻下陷于崩溃。
曾国藩组建湘军是他在军事上的先见之明的表现。而倡办洋务，在国内率先建立洋务工厂，则是曾国藩从长远角度出发，希望富国强兵抗御外侮的又一种先见之明的表现。
一向自视为“天朝大国”的清王朝，在道光年间突然遭遇外国势力“船坚利炮”的进攻。在”外夷”的炮火之下，清军虽然不乏勇敢作战、坚决抗敌的将士，但还是一败再败，结果在两次鸦片战争中都被迫签订屈辱条约，使中国开始沦为半殖民地。
面对这种被动挨打的局面，林则徐、魏源等有识之士首先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但是并没有得到多少人的响应。
咸丰末年，冯桂芬写了《校邡庐抗议》一书，提出应仿行西法，革除中国传统政治的各种弊端，并在书中将自己的详细观点和建议一一列明。书成之后，冯桂芬送了一本给曾国藩。当时曾国藩正任两江总督：他也正在寻找救国之路。曾国藩敏锐地观察到时局已经在发生天翻覆地的变化，“时势日艰”的日子已经到来，因此感叹“天道五十年一变，国之运数从之”。当他看到冯桂芬的书后，连称是一本好书，不过又认为虽是“名儒之论”，但书中所提出来的主张却多数难以实行。
清军在两次烟片战争中的惨败，使曾国藩体会到了洋枪洋炮的厉害，于是在借助洋人镇压太平天国起义的同时，他也在思考着将来对付洋人的法子。当时，清朝内部有许多人提出购买外国的火轮船镇压太平军，得到了清政府的批准，并从英国购买了7艘轮船，打算“先以火轮兵船扫清江面，即以炸炮、火箭等器用攻坚城”。对此，曾国藩也持赞成意见，但是他又认为应该将目光放得更长远一些，主张购买外国武器不仅是要镇压太平军，还应该保卫海上安全。他在同治元年(1862)的一件奏折中说：“购买外国船炮，近以剿办发逆，远以巡哨重洋，实为长驾远驭第一要务。”从这件奏折中，我们可以知道，曾国藩是将抵御外侮与镇压起义军相提并论的。
在另一封信中，曾国藩更加清楚地表明了他的这一思想：购买洋船之议始于咸丰十一年五月之杪，国藩于七月十八日复奏，称为救时第一要务，盖不重在剿发逆，而重在陆续购买，据为已有，在中华则见惯而不惊，在英法亦渐失其所持。
在这封信中，曾国藩清楚地说明了自己的意见就是重在使“英法亦渐失其所持”，购买之后招募能工巧匠模仿制造，而将镇压太平天国的任务放在了次要位置。
可见，从这时开始，曾国藩心中就在想着如何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事情，而这是同时代的其他人还没有思考到的。
同治元年(1862)，曾国藩就在安庆设立军械所，这是近代中国人学习西方的第一次尝试。曾国藩将注意力放在了制造轮船上面。当安庆军械所刚一创办，他就任命幕客徐寿、华蘅芳试造轮船。当徐、华终于造出一艘还不怎么完整的轮船——”黄鹄号”时，曾国藩欣喜异常，在日记中写道：“窃喜洋人之智巧，我中国人亦能为主，彼不能傲我有其所不知矣!”
三年后，由李鸿章主持的江南制造局在上海高昌庙创立。这时，太平军已被镇压下去，曾国藩已经认识到民族矛盾正成为主要社会矛盾。他在给李元度的信中说：“目下中外之患自以洋务为最巨”，因此有必要采取措施，以应对将来的外患。为了支持江南制造局，曾国藩多次拨款给制造局，并于1867年制造出一艘轮船，曾国藩亲自取名为“恬吉号”。
为了学习外国先进技术，曾国藩还专门聘请外国工程师和工匠指导中国人，又派专人编译图书，翻译有关制造机械船炮的外文书。而另一个更女的举措则是派遣留学生出国，首开中国留学之风潮。可以说当时国内各地之所以对西学开始有所了解，不能不归功于曾国藩等人的先倡之风。
高明处世，精明做人
为官从政者除了需要晓明大体之外，还应该做到忠于君事，明察秋毫，为百姓排忧解难；当然，在适当的时候还应该聪明机敏，明哲保身。作为一代理学大师，曾国藩继承了儒家“爱”、 “仁”的思想，对百姓疾苦非常关心。他说道：“设官为民，官不为民，余所痛恨。”他了解民瘼、体恤民情，为此不惜犯颜直谏，多次上书反映民情。例如咸丰初年，曾目藩的《应诏陈言书》、《议汰兵疏》、《备陈民间疾苦疏》等就是针对民间疾苦而作的。
不可否认的是，尽管曾国藩为了自己所尽忠的封建王朝，在镇压太平天国运动中双手沾满了鲜血，但是他另一方面又能够体恤民情，希望采取措施解救处于困境中的老百姓。因此，在道光二十九年(1849)和咸丰元年(1851)，曾国藩曾先后两次提出设立“义田”和“社仓”，来救济贫苦乡民，并率先在家乡捐银救济贫民。
虽然曾国藩努力提倡为官者要尽忠为国，治理地方时应该明察秋毫，他本人在湖南也曾以整顿吏治、惩杀贪官污吏而令人胆战心惊。但是，在前途莫测的封建官场上，每个人都不知道自己的将来会是什么样的，因此曾国藩在提倡尽忠的同时，又时不时地做着急流勇退、明哲保身的打算。他说：
大抵处事应该以“明”字为第一要义。“明”字有两重含义，一是高明，二是精明。同处在一个地方，但是登上高山的人只能看到遥远的地方，而登上城楼的人只能看到眼前空旷的地方，这就是“高明”；对于同一件东西，凭主观臆测的人，不如用工具测量的人准确，眼力好的人也不如用尺子量的精确，这就是“精明”。大凡高明之人，应该收敛锐气，降抑心志，使自己达到平实的心态，这可是非常不容易的事。如果对于每件事情都能够精益求精，对其轻重长短能够做到一丝不差，那么就可以达到稳重踏实的境界，进而达到平和的境界。 从这段话中，我们可以看出曾国藩对于自己的处境十分清楚，因而时时提醒自己要注意官场险恶，保持清醒的头脑，不要卷进政治斗争的漩涡。这一点从曾国藩下面的行动就可以看出来。
当湘军主力正攻打天京外围的时候，对许多人来说，这正是曾国藩建功立业的大好时机。但是这让曾国藩反而惴惴不安，思考着自己应该寻找退路了。因此在同治元年(1862)秋冬之际，湘军在攻打雨花台时，曾国藩就想上书辞去两江总督及钦差大臣职，只是由于曾国荃的反对而作罢，但是他仍决定在两者中辞去一职，以示自己不敢贪恋权位。当天京攻破，有人“劝进”时，曾国藩断然决定裁撤湘军5万人。
这种种迹象表明，曾国藩是一个深知官场权术之人，知道在什么时候放权，以求保全身家性命。这正如他所说的：“宦途险恶，在宫一日，即一日在风波之中，能妥贴登岸者，实不易矣。”
其实，像曾国藩这样明哲保身的人在任何时代都不乏其人，而这也正是环境的强制迫使他们不得不采取的措施。如隋朝初年的梁睿就是这样一位得以享受天年的大臣。
梁睿是北周名臣，曾率军平定西川的王谦之乱，使西川的少数民族纷纷归附，一时声望如日中天。这时北周的政权已经由隋国公杨坚控制，北周已名存实亡。由于梁睿功高勋著，杨坚对他十分忌惮，但粱睿却一无所知。这时，朝廷大臣薛道衡从军到蜀，暗中告诉梁睿应带头劝进杨坚登基称帝。梁睿这才恍然大悟，照计行事，果然使杨坚解除了对他的嫌疑。 隋朝建立后，梁睿深受杨坚宠遇。但是粱睿知道功高震主的道理，对于杨坚的宠遇深感不安，于是屡次上书要求回京。与此同时，梁睿又故意在西川收受贿赂，以表示自己胸无大志，不足以成大业，让杨坚不再猜忌自己。后来，梁睿终于被杨坚批准回京，还得到了奖赏。
回到京城后，粱睿一直闭门谢客，不与外界往来。这时，有人上书揭发梁睿在西川收受贿赂的事，认为朝廷对粱睿行赏不合理。粱睿知道此事后，上表自责，请大理寺按律处置自己。梁睿的举动引起了隋高祖杨坚的注意，杨坚理解了梁睿的苦衷，不仅没有处置粱睿，相反还厚加抚慰，不再追究。就是靠着这种明哲保身的处世态度，梁睿才得以保住性命。相反，那些不知道如何保身的北周降臣，后来大多数都被杨坚以各种借口杀了头。
君子贵于自知
曾国藩认为，做人要有自知之明，应严格要求自己，以达到知晓天命的境界。
曾国藩非常重视个人身心的修养，认为做人不仅要看到自己的长处，更要看到自己的短处，而且对自己的短处要勇于向别人承认。他给曾国荃的信中就说：“弟谓余用人往往德有余而才不足，诚不免此弊，以后当留心惩改。”尤其到了晚年，曾国藩更是不放松对自己的检点，常以一种自责的心态来要求自己，体现出严格的自律精神。
为了完善自我，曾国藩从早年就开始注意结交名家，从严要求自己，使自己向更加高明者看齐。大理寺卿唐鉴是当时理学重要代表人物，曾国藩结识他以后，经常向他请教，并写信告诉友人说：“我最初治学，不知根本；自从认识了唐镜海先生，才算从他那里学到了一点学问的门径”；“听了唐先生的话，我就像瞎子见了光明一样”。
晚清时期的另一位著名理学家倭仁，是曾国藩极为尊崇的人物。
倭仁每天从早到晚，言行饮食，都有札记；凡是自己的思想行为有不合乎义理的地方，都要记下来，以期自我纠正。为了学习倭仁，曾国藩也同样行事：每天将自己的意念和行为都记下来，以便随时检点自己；为自己规定十二条课程，每天照此执行；将所写笔记定期送倭仁批阅。
此外，当时京师还有许多名流学者，曾国藩与他们也都倾心结识，学习他们的长处。如何绍基擅长书法诗词，使曾国藩一生都很重视写字和做诗。吴嘉宾学有专长，告诉曾国藩治学应专攻一门，就像挖井一样，与其浅挖许多井而不见水，还不如专挖一口井而见到水。曾国藩对此见解非常佩服，写信给几位弟弟说：“读经要专守一经，读史则专熟一代……诸子百家，但当读一人专集，不应东翻西阅。一集还没有读完，就绝不换读他集。”
由于这些人的砥砺和影响，曾国藩逐渐养成了沉稳凝重的个性，不论遇到什么事都能够从容不迫，应对自如。最后在镇压太平天国运动中指挥于军万马，总控全局，终于以战胜疆场换得了“功名”。
在曾国藩看来，修身养性的最高境界就是知晓天命，因而他总是以此来要求自己，希望有朝一日能够进入这一境界，并以此来教育子女。他在给长子曾纪泽的信中说：“君子之道，以知命为第一要务，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在日记中他也多次提到要以知晓天命来要求自己：
圣人之不可及处，在尽性以至于命。近来因眼蒙，常有昏聩气象，计非静坐，别无治法，因作一联以自警云：“一心履薄临深，畏天之鉴，畏神之格；两眼沐日浴月， 由静而明，由敬而强。”
其中意味，已经不仅局限“明”字了。
“明”可学而达之
曾国藩在致喻吉三的信中写道：“明”字甚不易学，必凡事精细考究，多看、多做、多问、多想，然后渐渐成个“明”字。体悟”明”字的精妙之处，这是一般人所难以做到的。与其他字诀不同，“明”字在很大意义上不是仅靠个人后天努力培养就能达到的，因此也最是难学难精。
曾国藩对此深有体会，他对部将喻吉三说，”‘明’字甚不易学”，甚至将“明”字归于天生。咸丰九年(1859)七月二十七日，他对礼前礼后营游击杨镇魁说：“带兵之道，廉、明、勤三者缺一不可……明则是非不淆，赏罚公道；勤则营务整顿，在下之人，自不敢懒惰废弛。此三者，‘明’字不可强而至，‘廉’字、‘勤’字，则勉强做得到的。”不久，九月三十日，他又给新任浙江处州镇总兵刘培元写信，告诫说：
“廉明勤慎”四字，刻刻持守， 以之为将，则称名将；以之居官，则称名官。纵或事机偶有不顺，而此四字终是可久之道。“廉”“勤”“慎”三宇皆可以人力勉为之，“明”字则须得之于天，不可强为。
因为“明”字最难学，因此曾国藩才将之归为“天生”，其深意在于告诫手下人不可装聪明，装高明。本是平常之人却没有自知之明，认识不到自己的缺点，这是极为可怕的。湘军中的李元度就是认识不到自己不能带兵的缺点，硬是独当一面，屡战屡败，断绝了仕进之途，实在是惨痛的教训。所以曾国藩说：“次青实不能治军……渠亦始终不自知其短。”
曾国藩如此告诫，目的正在于提醒部将，要有自知之明，认识到缺点所在，才能扬长避短。实际上，曾国藩并不迷信“天生聪明”的信条，不知道他的良苦用心者，还会认为他是“宿命论者”，实则不然。曾国藩认为，在自知的基础上， “明”虽难学，却并非不可学。同治二年(1862)二月初八，他给刚刚接任湘前左营副将韵洪德发写信说：
唯“明”之一字，须带有几分天性，然亦可以由人力做去。如事理有不明者，时时向统领、僚友讲求之，退而加以思索，思之不得，仍复再问，各使了然于心然后已。如此日积月累，自觉进益无穷，心境渐几于明白矣。
在这段话中，蕴含着由“谦“，“勤”而生明的道理。不懂之处，不要装懂，此为自知之明；不耻下问，以副将之尊，不惜屈身下问统领、营官、僚友，此为谦，谦则由不知而知，由昧而明；常问多问，日积月累，此为勤能生明。在“勤字诀”中，曾国藩已深入地进行了探究，认为“求明之诀，仍不外从‘勤’字下工夫。”“勤”的内涵，一在于“亲”，二在于“多”，亲即凡事必亲身去做、去听，“多”在于坚持有恒，不可任意而为，三天打鱼，两天晒网。
湘军名将中，做事“亲”是共同特点，曾国藩尤其突出。他亲训士兵，亲励将士，亲察地形，亲作文牍奏章，从不假手他人。劳累的固然是自己，得益的也是自己。曾国藩将“亲”字归结为”五到”，咸丰十年(1860)八月初十，他给好友冯卓怀写信说：
办事之法以五到为要。五到者，身到，心到，眼到，手到，口到也。身到者，如作吏则亲验命盗案，亲巡乡里，治军则亲巡营垒，亲探贼地是也；心到者，凡事苦心剖晰，大条理，小条理，始条理，终条理，理其绪而分之，又比其类而合之也；眼到者，着意看人，认真看公牍也；手到者，于人之长短，事之关键，随笔写记，以备遗忘也；口到者，使人之事，既有公文，又苦口叮嘱也。
其实，通俗地讲，身到即亲身，心到即亲心，眼到即亲眼，手到即亲手，口到即亲口，全面诠释了“亲”字的深刻意蕴。
“五到”之外，又有“四多”，他在给喻吉三的批牍中写道：“明”字甚不易学，必凡事精细考究， 多看、多做、多问、多想，然后渐做成个“明”字。
“五到”与“四多”互相祉充，使勤生明成了一个系统的学说。虽然这些都是曾国藩告诫别人的话，却无一不是他亲身体悟所得的智慧精华。其中每一条，他自己都亲身实践，有显著效果，才敢于用来教导下属或朋友。
在曾国藩的日记中，详细地记载了每天行军路程，敌我情况，所办事项，甚至有些琐碎。在一份曾国藩传世文献中有几十页残卷，是他接见别人后记下的有关情况，每人单列一页，从籍贯、出身、年龄、父辈祖辈、业绩、相貌、性格几乎各个方面都有记载，最后加上他自己的按语，判断此人是否可用，或应用何职。这些人中，既有后来位尊权重的朝廷大臣，也有籍籍无名的平凡士子。这类东西原来极多，但大多流失，从现在所有的残本中，也不难发现曾国藩苦心孤诣，勤勉自绳，非常人能及。后人多羡称其精于识人，不知此识人之明，正由此貌似琐碎无聊的小事铢积寸累得来。
曾国藩求“明”方式有时甚至出人意料，咸丰九年(1859)三月初六，他给部将吴廷华的信中说：
“明”之一字，第一在临阵之际，看明某弁系冲锋陷阵，某弁系随后助势，某弁回合力堵，某弁见危先避，一一著明，而又证之以平日办事之勤惰虚实，逐细考核。久之，虽一勇一夫之长短贤否，皆有以识其大略，则渐几于明矣。
作为统兵将帅，手下土兵何止千百，竟要一人一人地详细观察核实，并且要详细记录，这种办法未免有些拙笨。但曾国藩的识人经验确实用这种笨功夫得来。做得多了，经验自然丰富，但在未明之前，却必须用这样的笨功夫。
求明之道，非止”谦”“勤”二字。曾国藩还提过，“由静而明”，“积诚可以生明”。“静”即保持冷静，头脑清醒，心中平和，自然不会犯糊涂，做傻事。凡事三思而行，不冲动，不鲁莽。长期坚持，必然事事明白。聪明人而做糊涂事，大多由于不“静”。
积诚生明，是《中庸》中的话。曾国藩在同治二年(1863)五月初二给芜湖县知县曾化南的批文中说： ，
为政首在爱民，此时安抚灾黎，尤须心诚求之。该令慈祥有余，尚宜从“明”字上加功。积诚可以生明，积勤亦可以生明。
“明”则明于是非，办事公平。心中有一”诚”字，毫无偏袒欺诈，凡事从公正的立场上考虑，很少会受外界因素干扰，就使公平得到了保证，所以古人说“公生明”。如果心中有私，即使此人如何聪明，也无法做到公平。有一奇联上句云：“宋公明赵公明，前公明后不公明”，宋江侠义为怀，以诚化物，以诚待人，故公平无欺，人称及时雨。赵公明则为“钱”字化身，心中已非净土，嫌贫爱富，已在所难免了。
“明”字难学，而它又是为官办事必不可少的因素，甚至是决定性因素。因此曾国藩极其重视，提出了一整套的求明途径。为领导者不可不明，即使是平常人，如果想做好人，办成事，又何尝离得开一“明”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