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则未有不兴，不和未有不败。成事之要，首先在于人和。在为人处世上坚持“和”字，是一种深刻的人生智慧，是一种极高明的处世策略，这样可以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来达成己事。曾国藩在待人接物中坚持和气，在治家理政中坚持和睦；在价值取向上表现为和谐；在自我修养上坚持“中和”，这使得他获得了家人、朋友、上级和下司的鼎力支持，终于成就了一番伟业。

宽和方可得众

每个人都有其可取的一面，尽管他可能不是个尽善尽美的人。曾国藩长于人处，就在于他善于因势利导，引其长而弃其短，主张以“度”容“士”，宽和得众，诚待天下，换得人才济济于一府大局面。

曾国藩在长沙岳麓书院读书，有一位同学性情暴躁，因曾国藩的书桌放在窗前，那人就说：“我读书的光线都是从窗中射来的，不是让你遮着了吗?赶快挪开！“”曾国藩果然照他的话移开了。曾国藩晚上掌灯用功读书，那人又说：“平常不念书，夜深还要聒噪人吗?”曾国藩又只好低声默诵。但不久曾国藩中了举人，传报到时，那人更大怒说：“这屋子的风水本来是我的，反叫你夺去了!”在旁的同学听着不服气，就问他：“书案的位置，不是你叫人家安放的吗?怎么能怪曾某呢?”那人说：“正因如此，才夺了我的风水。”同学们都觉得那人无理取闹，替曾国藩抱不平，但曾国藩却和颜悦色，毫不在意，劝息同学，安慰同室，无事一般，可见青年时代曾国藩的涵养和气度之一斑了。

曾国藩求才心切，因此也有被骗的时候。有一个冒充校官的人，拜访曾国藩，高谈阔论，议论风生，有不可一世之概．曾国藩礼贤下士，对投幕的各种人都倾心相接，但心中不喜欢

说大话的人。见这个人言词伶俐，心中好奇，中间论及用人须杜绝欺骗事，正色大言说：“受欺不受欺，全在于自己是何种人。我纵横当世，略有所见，像中堂大人至诚盛德，别人不忍

欺骗；像左公(宗棠)严气正性，别人不敢欺骗。而别人不欺而尚怀疑别人欺骗他，或已经被欺而不知的人，也大有人在。”曾国藩察人一向重条理，见此人讲了四种“欺法”，颇有道理，

不禁大喜，对他说：“你可到军营中，观我所用之人。”此人应诺而出。第二天，拜见营中文武各官后，煞有介事地对曾国藩说：“军中多豪杰俊雄之士，但我从中发现有两位君子式的人才。”曾国藩急忙问是何人?此人举涂宗瀛及郭远堂以对。曾国藩又大喜称善，待为上宾。但一时找不到合适的位置，暂时让他督造船炮。

多日后，兵卒向曾国藩报告此人挟千金逃走，请发兵追捕。曾国藩默然良久，说：“停下，不要追。”兵卒退下回，曾国藩双手把须，说：“人不忍欺，人不忍欺”。身边的人听到这句话，想笑又不敢笑。过了几天，曾国藩旧话重提，幕僚问为什么不发兵追捕。曾国藩的回答高人一筹：“现今发、捻交炽，此人只以骗钱计，若逼之过急，恐入敌营，为害实大。区区千金，与本人受欺之名皆不足道。”此事在令人“喷饭”之余，亦足见曾国藩的远见与胸襟。

清代有个叫钱大昕的人说得好：“诽谤自己而不真实的付之一笑，不用辩解。诽谤确有原因的，不靠自己的修养进步是不能制止的。”器量阔宏，使我们能检点自己，大度本身就是一种魅力，一种人格的魅力，那不仅是对自己缺点的正视，而且也是对自身力量的自信。

做人和交友能够胸襟坦**，虚怀若谷，就可以使人与人之间以诚相待，互相信赖，博取人们对你的支持和真诚相助，事业就有成功的希望。关于曾国藩的雅量大度还有这样一件事：

新宁的刘长佑由于拔取贡生，人都参加朝考。当时的曾国藩身份已很显贵，有阅卷大臣的名望，索取刘的楷书，想事先认识他的字体，刘坚持不给。以后刘长佑做了直隶总督，当时捻军的势力正在兴旺，曾国藩负责分击，刘负责合围，以草写的文稿，将要呈上，有入说： “如果曾公不满意我们怎么办?”刘说：“只要考虑事情该怎么办，他有什么可以值得怕的呢！”曾国藩看到了这个文稿，觉得这样是非常正确的。刘长佑知道后，对幕客说：“涤翁(曾国藩)对于这个事能没有一点芥蒂，全是由于他做过圣贤的工夫才能达到的。”

曾国藩虚怀若谷，雅量大度，深深影响了他的同僚。李鸿章就深受曾国藩的影响，为人处世处处大度为怀。当发现有人指出他犯有有关这方面的错误时，他便能立即改过不吝。

由于李鸿章身居重要位置很长时间，他的僚属都仰其鼻息，而政务又劳累过度，自然不免产生傲慢无理的地方。然而有指出其过错者，也能够深深的自责。一次某个下官进见他行

半跪的礼节，李鸿章抬着头，眼睛向上拈着胡髭，像没看见一样。等到进见的官员坐下，问有何事来见，回答说：“听说中堂政务繁忙，身体不适，特来看望你的病情。”李鸿章说：“没

有的事，可能是外间的传闻吧。”官员说过：“不，以卑职所看到的，中堂可能是得了眼睛的疾病。”李笑道： “这就更荒谬了。”官员说：“卑职刚才向中堂请安，中堂都没有看到，恐怕您的眼病已经很严重了，只是您自己反而没有觉察到吧。”于是李鸿章向他举手谢过。

但凡预谋大事之人，必应有自己的一套明理心思，但不管怎样，总不免要学会心随着群英之意，而口上则随广善大众。宽容大度之态，让曾国藩博得了众多的支持和鼎力协助，造成了相当的影响，同时避免了很多不必要的麻烦。

广泛建立人脉资源

人是社会中的人，越是走向高位，人际关系也越复杂，因为社会关系不仅仅是“友道”，而要打上很多互相借助、互为利用的印迹。通常说，人是最复杂的动物，实际是说人与人之际的关系很难处理。曾国藩善于建立自己的人脉资源，并懂得如何经营人际关系，并且随着地位越高越善于经营，越善于注重与人“牵手”，真可谓明白人做明白事。

曾国藩一路冲杀，从乡野之民走向二品大员，在中央十余个部门任职，在地方历任两江总督、直督等要职，由此可以推想，他所建立的人际关系是复杂的，他肯定非常懂得建立自己的人脉资源来“借网捕鱼”。这里交代的是他走向仕途最初的交际网络以及各项原则。

道光二十一年的春节，是曾国藩在京城度过的第一个传统节日。大年初一，他起得很早，作为翰林院的一员，他要参加黎明时在太和殿举行的朝贺大典。隆重的仪式举行完毕后，曾国藩回到家中，拜见父亲后即去各处拜年。此后接连四天，曾国藩每天都是马不停蹄，先走完内城，随后走东城，西城。

他拜年的顺序是先拜老师，他们是曾国藩学习的榜样，而且也是朝中的大官员，他们多在内城居住，因此曾国藩初一当天，即从棉花六条胡同的寓所拜见了他十分敬重的老师们。这是曾国藩关系网中的第一个层面。

初一这一天，曾国藩前往各处拜访湖广同乡。当时湖南已独立了省份，但明朝时还归湖广省管辖，因此曾国藩拜访的同行不仅包括了寓居京师的湖南籍官员，而且包括了湖北省籍人。这则是曾国藩交际圈中的第二个层面。

第三个层面是所谓的“同年”，即同学，按《曾国藩日记》载，这又包括甲午乡试同年，及戊戌会试同年两部分人。道光十四年，曾国藩中举。戊戌是道光十八年，这一年曾国藩正式跻身士林，成为曾门的第一个进士。这也是曾国藩走向社会的关系基础。

对于师长辈的，曾国藩在交往中贯穿一个“敬”字，比如对他的老师吴文镕，逢年过节，自然拜谢有加，吴升任江西巡抚赴任时，曾国藩早早起来，一直送到彰仪门外。

祁隽藻，号春浦，当时颇得皇帝宠信，也属师长辈，曾国藩自然少不了与之往来。他知道祁喜爱字画，于是亲自到琉璃厂买了最好的宣纸，为祁写了一寸大的大字百六十个，恭恭敬敬送上，让祁高兴不已。

对于乡辈同僚，他在交往中贯穿一个“谨”字，即一定距离，不可过分亲近，但必须尽职尽责。比如他主持湖广会馆事务，每逢节令时日，他都想得很周到。

对于同年，他在交往中贯穿一个“亲”字。曾国藩说，同学情谊在所有亲情之外最相亲谊的。这种感情不源于天然，但又胜过天然。因此，他主张对同年要有求必应，尽己力而为之。

作为现代人，我们每天都面临激烈的竞争与沉重的压力，对于如何在这强手如云的环境中脱颖而出，成就一番大的事业而言，建立和维护好自己的人脉资源非常关键的一步。你的人际关系好，人脉资源丰富，就意味你做事情所得到的机会就会越多，你所能够利用的资源也会越多，你成功的可能性就越大。而恰恰在这一点上，曾国藩的经验值得我们好好的学习与借鉴。

家和则福自生

中国文化以“和”作为重要的价值取向，“贵和谐，尚中道”，与西方文化重分别和对抗形成了相异成趣的文化传统。“和”在待人接物中体现为“和气”；在治家中体现为“和睦”；在成人取向上体现为“和谐”；在自我修养上体现为“中和”，即“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

“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不同的事物相配合达到平衡叫“和”，“和”能产生新事物；相同的事物累加只有量的变化而没有质的变化。重”和”去同，肯定事物是多样性的统一。儒家思想“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悖”的“太和”境界“兼容并包，遐迩一体”，着重宇宙自然的和谐、人与自然的和谐及人与人之间的和谐。

“和”在理论上是一种修为、一种信念；在实践上往往体现为一种策略。“和”不仅是目的，也是手段。曾国藩在治军、治家上重“和”，精诚团结，终于成就了一番伟业。

治家是儒学理想的一部分。在宗法观念下，个人首先想到的是自己的责任和义务，如父慈子孝、兄友弟恭等。曾国藩在治家方面也颇有心得。他说：

家和则福自生。兄言弟从，弟请兄允，一家人融洽相处肯定会发达，相反兄弟阋墙，婆媳扯皮，夫妻计较，这样的家没有不败落的。要守得住“和”字才好。

曾国藩全家兄弟姊妹共九人，曾国藩作为长子，对待兄弟竭力爱护，而不是姑息纵容。他常说：”兄弟和，虽穷氓小户必兴；兄弟不和，虽世家宦族必败。”曾国藩无论在京做官，还是戎马倥偬，总是百忙中写信教导诸弟做人，督促他们的学业，尤其注重孝友耕读，绵延世泽。他说：

学问即在家庭日用之间，于“孝悌”二字上，尽一分便是一分学，尽十分便是十分学……务使祖父母叔父母无一时不安乐，无一时不顺适，下而兄弟妻子，皆蔼然有恩，秩然有序，此真大学问也。

曾国藩兄弟五人有四人上了战场。曾国华战死三河镇，曾国葆病殁天京围，以曾国藩、曾国荃成就最大。曾国藩家书致曾国荃最多。曾国荃勇且狂，曾国藩既为主喜又为之惧，百般维护。为避猜忌，“晓得下塘，须要晓得上岸”，曾国藩一度要自愿牺牲，退出仕途，以成全曾国荃的发展。另一个弟弟曾国潢则长期操持家事，解除兄弟们治军从政的后顾之忧。 “凡家道所以可久者，不恃一时之官爵，而恃长远之家规；不恃一二人之骤发，而恃大众之维持。”亲人之间当坦诚相待，相互帮助。曾国荃就给曾国藩提过意见，说他表情太严肃，常给人下不了台；在兄弟骨肉间也不能营造活泼的气氛。曾国藩虚心听取。

“和气致祥，自有可昌盛之理。”曾国藩教子“爱之以其道”。他教育儿子只求读书明理，不求做官发财，居家持勤持俭戒奢戒傲。曾国藩“身教重于言教”，常从自己的亲身体会出发，以商讨研究的口吻，指出儿子在学习中的进步和不足，收效显著。曾国藩曾说：

天下官宦之家，多只一代享用便尽，其子孙始而骄佚，继而流**，终而沟壑，能庆延一二代者鲜矣。

正因为有曾国藩的这种警醒，才使得曾家成为罕见的特例：曾国藩封侯拜相；两个儿子中，曾纪泽成为清末颇有影响的外交家，曾纪鸿有极高的算学天赋，是清末著名数学家。其第三、四代也人才辈出，成为一个百年常盛家族。

与人为善，取人为善

“与人为善，取人为善”源自《孟子》。曾国藩继承这个思想并将其做了详尽的解释：“思古圣人之道莫大乎与人为善。以言诲人，是以善教人也：以德薰人，是以善养人也：皆与人为善之事也。然徒与人则我之善有限，故又贵取诸人以为善。人有善，则取以益我，我有善，则予以益人。连环相生，故善端无穷，彼此挹注，故善源不竭。君相之道，莫大乎此，师儒之道，亦莫大乎此。”这段话是说孟子强调虚心采纳别人的意见，在曾国藩那里，取和予成为相互推动一件事情的两个方面。

与此同时，曾国藩把“与人为善，取人为善”确定为处理人际关系的根本原则。他在《日记》中这样写道：

九弟来久谈，与之言与人为善、取人为善之道……无论为上、为下、为师、为弟、为长、为幼，彼此以善相浸灌，则日见其益而不自知矣。

曾国藩在与人交往、处理政务的时候就坚持实践这一原则，并取得了很好的效果。1859年曾国藩在给部下的一封信中写道：“前曾语阁下以取人为善，与人为善……以后望将取诸人者何事，与人者何事，随时开一清单见示，每月汇总账销算一次。”可见，曾国藩把处世的原则化为处理政务的方法了。

“与人为善，取人为善”是曾国藩处理人际关系的原则，使得曾国藩的事业人才聚集，逐渐兴旺发达起来。

曾国藩与人为善的事数不胜数，他的幕僚对曾国藩尊敬有加，甚至崇拜他，事事效法他，把曾国藩当成为人处世的楷模。他们中有的学习曾国藩坚忍的性格，有的学习曾国藩勇毅的性格，有的学习曾国藩的坦诚和宽容大度。

曾国藩取人为善的事例也很多，如接受别人的谏言，采纳惊属的意见，婉辞皇帝的圣旨，等等。大事如此，一件小事如免“进场饭”也能说明曾国藩的取人为善。

曾国藩遵循父亲的教诲，天不亮就起床，随后即用早餐。在东流大营时，幕僚欧阳兆熊及李肃毅、程尚齐等人认为晚睡早起太辛苦了。曾国藩知道后，戏称早饭为“进场饭”。在湘军克复安庆后，欧阳兆熊置酒为饯，在席间欧阳兆熊婉言提出自己的想法：“早晨起得太早，也太辛苦了，不如‘进场饭’就免了吧。”曾国藩笑着答应之，其实曾国藩早就意识到大家都对“进场饭”有意见了。

免“进场饭”这件事虽小，但由此可见曾国藩善于接受别人谏言的胸怀。在曾国藩初到京师的时候恃才傲物，不愿听取别人的意见，因此得罪了不少权贵，后来卸任在家乡湖南时不断地反省自己，才选择了“与人为善、取人为善”作为自己处世为官的法宝，后半生受用无穷。

用“和”字来塑造军队

曾国藩以一介书生领兵疆场，挽一朝之危亡，很重要一点就是用“和”字治军，用“和”字来塑造军队。

一是在组织上以血缘、地缘为纽带。

曾国藩变世兵制为招募制。湘军勇营之制，营官由统领挑选，哨弁由营官挑选，什长由哨弁挑选，勇丁由什长挑选。曾国藩认为这种层层挑选的办法很有优势，他说：

譬之木焉，统领如根，由根而生干、生枝、生叶，皆一气所贯通，是以口粮虽出自公款，而勇丁感营官挑选之恩，皆若受其私惠。平日既有恩谊相孚，临阵自能患难相顾。

于是，各人都把自己的前途和身家性命与上司紧密相连，如果上司落职或死了，所部也全体解散，再由新统领自己挑募，成立新军。这就形成了军队私属的性质，出现“其将死，其军散；其将有，其军完”的局面。招募的勇丁大多为同乡同里之人。王鑫“专招一县之勇”；李元度“但取平江主人”；刘长佑“非臣亲党，即臣邻里”；曾国荃“不独用湘乡人，且尽用屋门口周围十余里人”。曾国藩对此说明：“盖同县之人易于合心。”基于这一理由，曾国藩又规定所招丁勇，必须“取具保结”，造具籍贯里居亲属，存档各查。从感情上笼络人，从组织上控制人，为全军达到“诸将一气，为众一心”打下了组织基础。

营官以上各将领，实行“呼朋引类”。一营之内多本家、亲戚、师友。如曾国藩兄弟四人，王鑫一族、江忠源一族，均在军中。罗泽南“纯用其弟子为营哨”，“所部将弁皆其乡党信从者，半属弟子”，其中有王鑫、李续宾、李续宜、李元度等干将。曾国藩与罗泽南、郭嵩焘、李续宾、李元度，王鑫与左宗棠、杨昌浚，江忠源与刘长佑还存在姻亲关系。这些家族、姻亲、师生及邻里关系，血缘与地缘结合、盘根错节的封建宗法关系，下属视上司“皆如子弟之事父兄”，使军队具备很强的凝聚力和战斗力，”节节维系，无涣散之虞”。

“勇由将募”，“勇由将有”，丁勇和各级将领只听命于上司，“近年来江楚良将为统领时，即能大展其材，纵横如意，皆由事权归一之故。”曾国藩认为八旗、绿营溃败的原因就在于“现在大营所调之兵，东抽一百，西拨五十；卒与卒不和，将与将不和……离心离德，断不足以灭剧贼而成大功。”而他组建湘军时针对这一关键做了充分准备。 二是在在精神上以“忠义血性”相维系。 曾国藩信守礼法，维护名教。湘军将领又多为儒生，曾国藩决意借此训练出一支尊长死上、辨等明威的军队。他对将领要求一要有治军之才，二要不怕死，三要不汲汲名利，四要耐受辛苦，必忠必信，保乡卫国，从而“引出一班正人，倡成一时风气”。

曾国藩将对士兵的思想教育称作“训家规”和“训营规”。每逢操练日，曾国藩亲临校场讲话， “如父母教子，有殷殷望其成立之意”，训禁扰民、禁嫖赌、禁鸦片，又向士兵发放“四书”等，把兵营当作学校，加强封建伦常教育。曾国藩还编《保守平安歌》、《爱民歌》等宣传鼓动性强的歌谣，让湘军兵勇传唱。

如此种种，儒家伦理思想潜移默化地融进将士的灵魂里，使全军在思想上达到统一。 曾国藩痛恶八旗绿营彼此”败不相救”，“彼营出队，此营张目而旁观，哆口而微笑。见其胜，则深妒之，恐其得赏银，恐其获保奏；见其败，则袖手不顾，虽全军覆没，亦无一人出而援手拯救于生死呼吸之顷者。”为此他制定的湘军建军标准是：“呼吸相顾，痛痒相关，赴火同行，蹈汤同往，胜利举杯酒以让功，败则出死力以相救……吾官兵亦当有誓不相弃之死党。”在《要齐心》歌谣中，曾国藩又再三重申：“只要齐心不可当……纵然平日有仇隙，此时也要解开结……百家合成一条心，千人合做手一双。”又写《忮求诗》教育将士消除彼此间的嫉妒之心。

由于曾国藩的种种设置和努力，湘军终成“齐心相顾，不肯轻弃伴侣”的战斗群体。 一个集体或团队齐心合力之“和”是其成功的基本。一旦结成凝固的利益关系，就会痛痒相关，荣辱与共了。攻占南京、平定太平天国前后，是曾国藩湘系集团极盛时期。四年多时间共有21个湘军集团首领先后出任督抚，成为封疆大吏，把持清政府半壁江山。他们编织成一个特殊的关系网，呼吸相从，祸福相依，成为晚清实际主政的势力。

胡林翼作为湘军集团第一位出任督抚的大员，一直不肯僭越曾国藩湘军集团精神领袖的位置，处处支援、帮衬曾国藩成就大业。他所辖的湖北成为曾国藩的军粮库；曾国藩东山再起，也是胡林翼施斧底抽薪术才得成功的。曾胡的“和”是湘军崛起的基础。

左宗棠是湘军集团的另一巨擘。左宗棠性情狷介，不合时宜，办事往往过于偏激；曾国藩则性情直爽方正，事事循规蹈矩，有时甚至固执，所以两人时常龃龉。但在多数时候，尤其在大是大非上他们是相互照应的。前期，因左宗棠任湖南巡抚张亮基的幕宾，张对左推崇敬重，所以湖南的政治、军事、财经大权，左宗棠皆可作主。曾国藩出任湖南团练大臣，左宗棠筹粮筹饷、筹兵筹械，不断接济，八年如一日，厥功至伟。左宗棠曾多次疏解曾国藩与地方官的矛盾；更让曾国藩没齿难忘的是当他靖港战败准备自杀时，左宗棠对他的恳切规劝，说“事尚可为，速死非义”，留下后路。咸丰七年(1857)，曾国藩弃军奔丧，左宗棠诘责他不该如此不分轻重。后来曾国藩特意请左宗棠为他作篆书：“敬胜怠，义胜欲；知其雄，守其雌”，既表谦抑，亦为和解。后来左宗棠受“樊燮案”影响，投无门，曾国藩热情地接纳了他，奏请“以四品京堂候补，随同襄办务”，称“左宗棠刚明耐苦，晓畅兵械”，“其才可以独挡一面”，“思专，于军事实属确有心得”。此后，左宗棠每得胜仗，曾国藩保举一次，称其“深明将略，度越时贤”，三年之间，左宗棠由襄办军务而浙江巡抚，而闽浙总督。两人前后相互扶持，是为挚交之“和”。

李鸿章是曾国藩的年侄，又与曾国藩有师生关系，这在封建社会是非同寻常的。李鸿章随曾国藩当幕宾期间，“受化于无形”，学到许多为人处世的学问。曾国藩称赞他：“有大过人处，将来建树非凡，或竟出于蓝亦未可知。”李鸿章则认为：”从前历佐诸帅，茫无指归，至此如识指南针，获益匪浅”，足见曾国藩与李鸿章志趣相投。后来祁门事件，李鸿章忠谏不成，脱离曾国藩赋闲，却不肯他往求职，可见李对曾的依恋。曾国藩致书重招李入幕。后来曾国藩又直接命李鸿章仿湘军建立淮军，奔赴上海战场，不厌其烦地传授李鸿章处理人际关系和与洋人打交道的箴言。李鸿章在上海对曾国藩的命令奉行唯谨，尽量揣摩，依曾。的意思去办。曾国藩在平定太平天国后裁湘留淮，就是信任李鸿章的忠诚，认为李可以倚重。但随着李鸿章羽翼渐丰，在剿捻斗争中主要依靠淮军作战的曾国藩不断受到干扰。曾国藩一再谕之以理：“吾二人视剿捻为一事，须如李家、曾家之私事一般”，“常存为父为师之心肠，或责之，或激之，无非望子弟成一令名，作一时人耳。”始终以“和”字为先。其间因李鸿章咄咄逼人使双方产生了许多不快。随着时间推移，这些不快渐渐褪去。李鸿章推曾国藩为中流砥柱，曾国藩则回敬：“来示谓中外倚鄙人为砥柱，仆实视淮军、阁下为转移。淮军利，阁下安，仆则砥柱也。淮军钝，阁下危，则仆累卵也。”两人相为倚柱，和好如初。曾国藩、李鸿章的利益是一脉，正如李鸿章挽曾国藩说“师事近三十年，薪尽火传，筑室忝为门生长”。曾李二人互相扶持，前后相继安内抚外，构成晚清近半个世纪的政治脊骨。

和是一种好的计谋

曾国藩最重“人和”，认为举大事者不计小节，要善于发现别人的长处，发扬别人的优点，而不能过于计较别人的小错。

曾国藩在这一点上，和古人大有近似之处。春秋时晋国赵武“私仇不入公门”，举荐仇人刑伯子为中牟令。祁奚举荐仇家解狐接替自己的职务。晋悼公说：“解狐不是你的仇人吗?”祁奚说：”你问的是谁能担任中军尉，没有问谁是我的仇人。”这都是从公、从国家大局利益出发，是以贤能才干为准，以事业为要。

汉光武帝刘秀在称帝前一度隶属于刘玄。刘玄因嫉妒谋杀了战功赫赫的刘秀的哥哥刘缤。刘秀悲痛之后，考虑到王莽未除，一旦与刘玄决裂，则兵力分散，必为所乘。因而刘秀强忍悲痛，亲赴宛城向刘玄谢罪，“未尝自伐昆阳之功，又不敢为伯升(刘缤)服丧，饮食言笑如平常。”刘玄自感羞愧，只好封刘秀为破虏大将军、武信侯。刘秀因此而得生存，兵力迅速发展，终至推翻王莽，恢复汉室，一统天下。

唐代中兴大将郭子仪、李光弼原来同在朔方节度使安思顺帐下任牙门都将，但二人长期意见分歧，水火不相容。后来郭子仪升任节度使，李光弼害怕他公报私仇，欲率兵逃走。正犹豫间，安史之乱爆发。身为大将，正是报效国家的时候。李光弼找到郭子仪，说：“我们共事一君却形同仇敌，如今你大权在握，要死要活，你看着办！”不料郭子仪倒地便拜：“国难当头，我们怎么能考虑私仇呢，应以江山社稷为重啊尸以后的日子里，二人携手共击叛军，立下不朽功业。

同治元年(1862)八月，湘军在军事上处于极其危难的时刻。而皖南、鄂东、赣东一带人少地荒，当时曾国藩部有七万人，每月须粮三四百万斤。就在此时雪上加霜，江西巡抚沈葆桢为确保江西本省的军队粮饷，截留了供应曾国藩雨花台大营的江西漕折银五万两，并得到朝廷允准。曾国藩“以江西诸事掣肘，闷损不堪”，“僚属不和顺，恩怨愤懑”。尽管如此，他写信给沈葆桢时还是极尽委婉商量的语气：“(近来)幸饷项来数较丰，为今年所未有，差强人意。若能如此，月之入款，即全停江西漕折犹可支持，特恐不可为常。且待万过不去之时，再行缄商尊处通融办理。”在日记中曾国藩还自我检讨，在大乱之世，像沈这样的举动说不上千分傲慢无礼，自己不该忌恨，还是要以“和”为上。

曾国藩还说：“军事危急之际，同舟患难相恤，有无相济，情也。”看重的也还是个“和”字。

“和”在许多场合也作为计谋，掩人耳目。有“假和”，还有“假不和”。“假和”多为独角戏。春秋时郑国与东胡联姻。一日郑国国君欲兴战事，就问臣下该向哪国开战好。一位大臣根据当时形势，认为应该首选东胡。郑国国君佯怒杀之，称东胡乃亲戚之国。东胡闻知大喜，更无戒备。不料数日后，郑国起兵，一举灭之。

就曾国藩而言，也不愧为以“假不和”来保官固权的谋略高手。后人风传湘军攻克天京后，曾国藩与左宗棠断交一事，其实正是曾国藩实施这一谋略的具体表现。

当时，曾国藩上折说洪秀全之子洪福填自焚而死，太平军余党被尽数斩杀。但据浙江方面左宗棠的折奏，洪福填已率余部逃往湖州，以“幼天王”名义继续进行反清活动。清廷看后，对曾国藩谎报军情、欺世冒功大为不满，下令追查。曾国藩只得再具奏折申辩，并将奏折抄录一份，送左宗棠阅看。这些举动在世人眼里就是相互攻讦，湘军内讧。但后世的很多史家认为，这一事件是曾国藩与左宗棠自导自演的双簧戏，以曾左绝裂来转移朝廷与众人的注意力，打消对湘军首领尤其是曾国藩“功高震主”的嫌疑，是湘军在谋求战后的退路以自保。

胡林翼临死前曾分别致信左宗棠、曾国藩，让他们和衷共济。他把保全曾国藩的重任托给左宗棠：“涤公(曾国藩)之德，吾楚一人。名太高、望太切，则异日之怨谤亦且不测。公且善为保全，毋使蒙千秋之诬也。”又对曾国藩说：“季高(左宗棠)待人忠，用情挚而专一。其性情偏激处，如朝有诤臣、室有烈妇。平时当小拂意，临危难乃知其可靠。”这就更证明了曾左交恶之虚。

后来左宗棠率军西征，曾国藩问幕僚吕庭芷怎么看待左宗棠，吕庭芷答道：“他处事之精详，律身之艰苦，体国之公忠，窃谓左公之所为，今日朝廷无两矣。”曾国藩击案叫好：“诚然!此时西陲之任，倘左君一旦舍去，无论我不能为之继，即起胡文忠于九原，恐亦不能为之继。君谓朝端无两，我以为天下第一耳。”这也是“曾心目中时刻有左宗棠”之实情。

曾国藩死后，左宗棠挽之曰：“谋国之忠，知人之明，自愧不如元辅；同心若金，攻错若石，相期无负孚生。”又在家书中称：“吾与侯(曾国藩)所争者国事兵略，非争权竞势比，同时纤儒妄生揣拟之词，何直一哂耶?”足见二人之间的生死交情。

此后，左宗棠与曾国荃非常要好，共撑湘军集团大势，推荐他接任两江总督，同时还极力照顾曾家，举荐曾国藩的儿子曾纪泽、任用曾国藩的女婿聂缉梁。由此更可见曾、左之间的”不和”实际上隐含着“真和”。但“和”不是凑合。不能为了和而放弃原则，做“好好先生”。“面和心不和”、 “一团和气”有时会成为累赘，反而坏事。

三国时吴将吕蒙镇守陆口。吴主孙权打算趁蜀国的荆州守将关羽攻打襄樊、后备空虚之际进攻荆州，于是任命自己的堂弟孙皎与吕蒙共作领军之将。吕蒙就直言不讳地说：“主公若以蒙可用则独用蒙；若以叔明(孙皎)可用则独用叔明。”吕蒙认为军事指挥必须自主，专人专用；而孙皎作为孙权的堂弟，身份特殊，与之共事难免拘束。单纯维护个“和”字，就可能贻误战局。孙权是聪明人，听了吕蒙的意见，恍然大悟，便拜吕蒙为大都督，总制江东诸路军马；孙皎只负责在后方接应粮草。吕蒙后来白衣渡江袭取荆州，与他敢于破除“一团和气”，敢于直言取信是有重要关系的。

李元度与沈葆桢是至交。一次李元度推荐自己的一个族侄到沈葆桢处求职。沈葆桢招待了他几日，发现不堪选用，就把他召来，问他家有几口人，每年要多少银两便可生活。他回答说只百金足矣。沈葆桢立即拿出千两银子劝他回去，硬是没有分派差事。沈葆桢这样处理，既没有推却友情，又坚持了原则。这就是“为和而和”。

学会给人留面子

中国是一个人情社会，与人交往之间特别讲究面子问题。面子问题关系到个人的人格尊严问题。不给别人面子，就容易使同路人变成陌路人，使朋友变成敌人，使亲戚之间变成仇家， 轻则带来不必要的麻烦，重则让人带来杀身之惹，这样的事情我们经常在生活中可以见到。深谙中国传统文化的曾国藩，自然深识其中的道理。他在读书笔记中就提到过这样一个故事：

春秋时期，魏国有个大夫叫须贾，很有见识，深得魏王倚重。其时，魏国与齐国有仇，眼见齐国逐渐强盛起来，魏王怕齐国前来报仇，就派须贾去齐国联络感情。

当时，须贾手下有个门客叫范雎，很有才能，为了能很好地完成魏王的使命，须贾就带着范雎一同去了齐国。可没想到，齐国的国王把须贾臭骂了一顿。

须贾没有完成任务，心里很害怕。回国以后，为了推卸责任，就对相国魏齐说，范雎私下接受了齐王送的礼物，向齐国泄露了秘密，所以任务没有完成。魏齐听了大怒，派人把范雎捉住，把他打得奄奄一息之后，丢进了厕所里，使范雎丢尽了所谓的“面子”，致使他怀恨在心，发誓此身发报此仇。

后来，范雎在朋友的帮助下，悄悄地养好伤，逃到了秦国。在秦国，他为了报仇，改名张禄。并且因为才智过人，受到了秦王的器重，拜为丞相。秦王也在范雎的竭力辅佐下，国力日渐强盛，并制定了“远交近攻”的外交策略。

一年，魏王听说秦国有向东攻打韩国和魏国的打算，就召集大臣商量办法。相国魏齐说： “秦国是强国，我们根本就打不过人-家。听说秦国的丞相张禄是咱们魏国人，他对父母之邦总是有感情的，咱们不如先去找张禄疏通疏通，请他在秦王面前说说情。”魏王觉得这个方法不错，于是就打发大夫须贾到秦国去求和。

须贾来到秦国，找到了相府。范雎一看是须贾来了，心中十分高兴，他知道报仇的机会到了。须贾一看秦国的丞相原来就是范雎，就瘫坐在了地上，知道自己完了。

当晚，范雎大摆宴席，把各国的使臣都请来了。他让须贾坐在堂下，在他面前放了一盆马料，叫两名脸上刺字的养马犯人夹着他，像喂马一样喂他马料，让他的面子丧失殆尽。并且范雎他一边喂，一边还说： “替我告诉魏王，赶快把魏齐的人头给我送来。如其不然，我就要血洗魏国。”后来，魏齐被逼无奈，只好自杀，须贾也没落到好下场。堂堂的魏国相国和大夫，因为得罪了一个小小的门客的“面子”，却付出了一生的代价。

曾国藩在今人眼中似乎是个手执羽扇、不苟言笑、沉稳木讷的君子形象。实际上这代表了他成熟时期的性格。早年的曾国藩却多言健谈，爱出风头，喜于交往。中国有“祸从口出”、“多言必失”的箴戒，但青年时代的曾国藩喜欢直来直去，“每日总是话过多”，而且常常与人争得面红耳赤，这还不算，他还有“议人短”的毛病，经常伤及别人的面子，得罪别人。他自己也深知“言多尖刻，惹人厌烦”，也为此下定决心，减少往来，但就是难以改过。每当朋友间切磋时，曾国藩又常常自持己见，强言争辩，“只是要压倒他人，获取名誉”。

一次，曾国藩在家为父亲祝寿，他的朋友小珊也前来，席间二人的语言碰撞，曾国藩的父亲看在眼里。客人走后，父亲与曾国藩谈起做人的道理，尤其讲了一大堆给人留面子的话。曾国藩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遂亲自往小珊家中表示歉意。当天的日记他总结自己有三大过：

小珊前与予有隙，细思皆我之不是。苟我素以忠信待人，何至人不见信?苟我素能礼人以敬，何至人有谩言?且即令人有不是，何至肆口谩骂，忿戾不顾，几于志身及亲若此!此事余有三大过：平日不信不敬，相恃太深，一也；比时一语不合，忿恨无礼，二也；龃龉之后，人之平易，我反悍然不近人情，三也。恶言不出于口，忿言不反于身，此之不知，遣问其他?谨记于此，以为切戒。

自此以后，曾国藩在处事待人方面日渐成熟，给人留面子这一点尤其成为以后待人交友的一个重要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