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脉就是钱脉，人缘就是财缘。经商之中，结识优秀之人、有用之人，创造良好的人际关系网络，是创富的不二捷径。纵观胡雪岩的一生，他善于用情义和利益来结交各种关系，在政界拥有自己的靠山，在商场拥有自己的伙伴，在生活方面拥有自己的朋友，这让他能够有广阔的人脉关系，寻找到自己创造财富的机会，成为别人望尘莫及的商人。

以情义结交朋友

胡雪岩语录：交往、接触和托付的人，如果选择不当，那么即使拥有万金，也不能称之为有钱。

胡雪岩的一生可以说是辉煌绮丽，他生逢乱世、出身卑微．却能走用自己的才智，周旋于权贵政要之间，创造了亿万家财，这一切和他的性格、智慧是密不可分的，然而他的成功和他在择友上的慧眼独具也有很大关系。

在胡雪岩生活的时代，做生意必然要面对一股特殊的势力，就是江湖帮派。晚清乱世，政府处于内忧外患之中，对社会的监管力大不如前江湖帮派也就随着社会的混乱而形成，并逐渐成为社会生活中的一股重要力量。在当时，要经商，就必须与江湖势力打交道。胡雪岩更是深谙其道，他结交漕帮魏五就是一例。

漕帮控制水路运输，江浙一带是清朝产粮重地，粮食运往北方的一个重要途径就是水路。王有龄上任“海运局”坐办，统管浙江一省的粮食北运，这时上面要求从上海迅速海运至京。

时间紧迫。漕米一时到不了上海，胡雪岩想出了一条妙计，就是先在上海买商米代替，等漕米运到上海归垫，即由粮商先卖出、再买进。

胡雪岩随王有龄一路坐船北上上海，到了松江，听说松江漕帮已有十万石米想脱价求现，于是他们商议弃舟登岸，由胡雪岩出面谈定这桩生意。

胡雪岩经过多方打听，大概了解了漕帮的情况，松江漕帮中现在主事的姓魏，行五，人称“魏老五”。胡雪岩很清楚这宗生意不容易做，可一旦做成，浙江粮米上运的任务也就完成了，所以他决定亲自上门拜见魏老五。

胡雪岩在两位朋友张老板和李老板的引领下。来到了魏家。碰巧“魏老五”不在家，家中只有他的老母亲在，胡雪岩仔细观察一下，发觉魏老夫人面露英气。在魏家可能有很大影响力。胡雪岩以后辈之礼拜见，老太太有些倚老卖老似的口中连称“不敢当”，身子却只略微倾了倾，紧接着用一双锐利的眼睛上下打量了胡雪岩一番，胡雪岩决定从魏母着手来突破魏老五。

“不知三位此来，有何见教?”魏老夫人首先发问。

胡雪岩恭恭敬敬地回答道：“晚辈的东家一直很仰慕魏老爷子，此次路过宝地，特地要晚辈来拜见他，并想请魏老爷子去小酌几杯，以表晚辈们的敬意。”

一阵寒暄过后，魏老夫人直率地问胡雪岩此行的真正目的，胡雪岩也就不便再拐弯抹角了，他向魏老夫人详细地说了此行的目的。听完他的话后，魏老夫人缓缓地闭上了眼睛，胡雪岩心里很平静，因为漕帮的反应早在他的意料之中。良久，魏老夫人睁开眼睛，炯炯逼人地看着他，脸上的表情也没有了刚见面时的慈祥，“胡老板，你知不知道漕运改走了海道，这等于是砸我们漕帮的饭碗，至于丰裕卖米一事，我不太清楚，不过在商言商，胡老板有钱买米，丰裕却不肯卖，这于情于理都不太合适，我们漕帮一定会出来说两句道话的。倘若只是垫一垫，做生意的人，将本求利，自然要敲一敲算盘，此刻我也说不出个所以然来。”

听了魏老夫人的一番话，胡雪岩并没有灰心，相反却更加胸有成竹地大声说道：“老前辈，恕我直言。如今战事紧急，朝廷急等着浙米进京，为此已经撤了几个官了，此次如若再误期，朝廷追究下来，我们难脱罪责，我想漕帮也难辞其咎吧!为漕帮弟兄想想，若误在河运，追究下来，全帮兄弟休戚相关，很有可能被打上通匪的罪名，前辈安忍如此?”

江湖中办事，很重情、义二字。胡雪岩巧妙地以“义”相激，正好击中要害，使得魏老夫人不得不仔细思量。

胡雪岩又详尽地给魏老夫人分析了利害之处，魏老夫人终于心中默许，遂叫人将魏老五找了回来。

只见魏老五其人，约莫四十来岁，生得矮小而沉静，但浑身肌肉饱满黝黑，两只眼睛暗含神光，明眼人一看就知道是个厉害的角色。魏老夫人将他引见给胡雪岩和张、李两位老板。魏老五对他们也是非常客气，称胡雪岩为“胡先生”。

魏老夫人说：“胡先生可以说是‘祖师爷’那里来的人，一副侠义心肠，以后你就称他为‘爷叔’吧。”魏老五立即改口,叫道“爷叔”。

“爷叔”是漕帮中人对帮外至交的敬称，漕帮上下都非常尊敬，这还真叫胡雪岩有点受宠若惊，虽然他极力推辞，但魏老夫人向来说一不二，魏老五更是一口一个“爷叔”叫着，其余的人也就齐跟着这样称呼他了。

当晚，胡雪岩将魏老五请到自己的住处，商谈买米一事，见魏老五面露犹豫之色，只是迫于母亲的面子不好讲，所以口头上答应了，心里面却是十二分的不愿意。见此情景，胡雪岩并没有强人所难，买了米就走。他诚恳地问对方是不是有什么难处，并请魏老五直说，否则他就不买这批米了。魏老五见他如此直爽，也就没有什么顾虑了，就把自己心中的隐忧全盘说出。原来自从官粮海运之后，漕帮处境一直很艰难，目前正是缺银少钱的时候。他们急需将这十几万石粮食变现，如今垫付给了海运局，虽有些差额可赚，但将来收回的仍旧是米，所以魏老五很为难。

胡雪岩了解了这一情况后，马上找到钱庄老板张胖子商量，看钱庄能不能等漕帮把退还的米卖掉后再收回现在支付的银两，而不是一退米就急于收回。张胖子对胡雪岩非常信任，言听计从的，二话没说就答应了。

魏老五的难处解决了，他自然非常高兴，同时也极为欣赏胡雪岩的义气，觉得他不像其他商人那样势利。于是买米的事很快就办妥了。

胡雪岩这一次不仅买到了米，还买到了与魏老五的“情”。自此以后。魏老五对胡雪岩是“惟命是从”，只要是胡雪岩的货，漕帮绝对是优先运输。所以胡雪岩的货运向来是畅通无阻、往来迅速。不仅如此，魏老五还把他在漕帮了解到的商业信息，及时向胡雪岩报告，使得胡雪岩在第一时间知道了很多商业情报，在商业活动中抢占了先机。

胡雪岩和魏老五成为朋友，一开始固然有利用的成分在内，但当他觉得魏老五是可交的人之后，就立即改变了原来的想法，设身处地来替魏老五着想，终于赢得了魏老五的尊敬，二人也由此成为了至交。商人在交友时都着眼于一个利字，即谁对我有用就和谁交往，而胡雪岩则不然，他一旦发现意气相投就会以心相交，所以总是能够交到知心朋友，而这些朋友反过来又对他一生的成功起了重大作用。

替朋友着想才能赢朋友

胡雪岩语录：在家靠父母，出外靠朋友，我是在家亦靠朋友，所以不能不为朋友着想。

俗话说得好：“在家靠父母，出外靠朋友”。

朋友，实在是一个五光十色的漂亮词。在社会生活中，似乎除父母夫妻、兄弟姊妹、师长等亲情关系极近而不便于用“朋友”称呼外，其他有关系的(不论是情感上还是事务上的)人员，皆可划人“朋友”之列(当然敌人、仇家除外)。只要有交往，就产生朋友；只要称朋友，就意味着人格的平等、情感的亲近、关系的密切，因此“朋友”一词不仅兼收并蓄、包罗甚广，而且是一个十分受欢迎的美丽的词儿。朋友，就意味着友谊、合作、帮助、平等、信任等等含义。它容易使双方产生心理上的认同感，从而为交往与合作创造良好的人际环境。在这个意上说，确实是“朋友是个宝”，“多个朋友多条道”。

可以这么说，大凡能成大事者，必然是朋友四面环绕，处处都见友情赞助。朋友多，事情当然好办，真正应了“人多好办事”、“众人拾柴火焰高”这两句话。然而人心诲诲，人性难测，凭什么别人孤寡单独，就只有某某人到处受欢迎？理由无他，盖因某人平常爱交朋友，到处交情耳!

胡雪岩就是这样的人，喜欢处处交朋友，时时帮人忙。然而，翻雪岩交起朋友来，生冷不忌，水陆并陈，没有三六九等的界线，真正是什么人和他都有缘份。

胡雪岩的“朋友”，主要是生意上的朋友，为着各自的或共同的利益而进行合作，双方互惠互利，互兴互荣，以利益为纽带，谋求对方的支持与帮助。这就是胡雪岩的所谓“靠朋友”。胡雪岩一向认为生意场中，无真正朋友，但也不是到处都是敌人，既然大家共吃这碗饭，图的都是利，有了麻烦，最好把问题摆到桌面上，不要私下暗自斗劲，结果谁都没有好处。他的“替朋友着想”，就是站在对方的角度上充分揣摩对方的需要，照顾对方的利益，并对对方施以恩惠。在他看来，自己的生存发展是靠的朋友，为了赢利还须为朋友着想，二者的目的是一致的。比如罗尚德存钱一事便是胡雪岩赢得朋友、又获得朋友支持的一个例子。

胡雪岩为了赢得朋友，在阜康钱庄开业的时候，自己己垫钱给一些大官的太太、小姐、少爷等各存了二十两银子，也给黄巡抚的仆人刘二存了二十两银子。刘二拿到存折，不仅马上在阜康钱庄存进一百八十两银子，而且向他的朋友罗尚德宣传胡雪岩的为人守信用、讲义气。罗尚德本是清军绿营的一个小军官，利用各种手段攒了一万一千两银子，听说胡雪岩的为人厚道，连夜起出全部银子拿来存，且声明不要存折、不要利息。罗尚德的到来，还意外地解决了胡雪岩的难题。

原来，胡雪岩为了帮助从浙江调任江宁的麟藩台填补二万五千两银子的亏空，已凑了一万多两，还差一万多两银子．罗尚德的一万多两银子，正好可用作借给麟藩台的银款。胡雪岩之所以慷慨地帮助调任的麟藩台，也有争取将来麟藩台支持自己，将江宁方面与杭州的钱款往来交由阜康钱庄代理的考虑。他既是帮助朋友，也是为了利用朋友。

胡雪岩对于罗尚德，不仅是话说得漂亮，而且是条件优惠：三年定期，期满后本利共一万五千两银子。这样，如果罗尚德回乡，正好可以还清他借的一万五千两的债务!

胡雪岩这样为朋友着想，也是有考虑的：军营官兵们马上就要开往前线打仗，他们身上的钱往哪儿放?一听罗尚德的宣传，定会拿来存人阜康钱庄。

只有替朋友设想，才能赢得朋友；有了朋友，才能靠朋友。胡雪岩从一个钱庄的小伙计发展成雄据一方的老板，其成功的因素固然很多，但依靠朋友却是不容忽视的一条。

培植自己的靠山

胡雪岩：做生意不能没有靠山。

古人云：登高而招，臂非加长也，而见者多；顺风而呼，声非加疾也，而闻者远。这句话形象地说明了借取外界力量的重要。胡雪岩对这一点看的很清楚，因而十分注意在为自己经营靠山上下功夫。他在官场势力之间层层结交，“栽”出一棵枝相连枝叶茂盛的大树，也为自己开发出巨大的财源。

对于商人而言，胡雪岩生活的时代是特殊的。胡雪岩时代的特殊，就特殊在旧制受到冲击，洋人叩打大门，社会发生变乱。

胡雪岩时代的旧制，十分影响商人的发展。因为在封建社会制约中，商人在社会中处于最末流，士农工商的次序十分明显。这样，这种体制就与商人的活动相矛盾。所以官吏对商人的危害十分大，一个极小的守门吏都可以以其职务特权随便一个小商贩的生意。较大的官吏情况更严重，他可以以各种貌似合理的理由强行征税，或者宣布该贸易为不合法。

面对这样一种情况，商人要想把其经营进行下去，必须做出合适的策略。一般来说，商人会设法避开官吏，但这是一种消极的策略。所以就有商人另想策略，设法与官吏阶层沟通，以争取他们的保护。很明显，所争取的官吏职位越大，能给商人提供的活动范围就越大。

这就是胡雪岩所采取的策略。中国封建官僚制度发育周期甚长，内部形成了一整套完备的升迁制度与习惯。尤其是在不成文的习惯部分，托庇大官僚而使自己升迁顺利，已经是一件世人非常熟悉的事情。所谓“官官相护”，或者所谓“朝中有人好做官”，就是讲的这一习惯。胡雪岩长期做跑街，与一帮挖空心思捐班升官的人打交道，逐渐熟悉了这一套习惯。他很明白，有一个坚强的后盾，意味着有更多的机会和更少的风险。

正是长期与这些人打交道，胡雪岩逐渐变得为人四海。当他遇到王有龄时，听说他是捐班盐大使，便感觉到机会来了。他利用收款的机会，为王有龄筹措了五百两银子，资助他进京拜官。

王有龄因为胡雪岩这一帮助，得了机会补了实缺。知恩报恩，胡雪岩得以借机有了自己的钱庄。随后，因为有了王有龄这个官声很好、升迁很快的后台，胡雪岩发现自己面前突然铺开了一个新世界。粮食的购办民转运、地方团练经费与军火费用、地方厘捐、丝业，各个方面的钱都往胡雪岩所办的钱庄流了进来。

胡雪岩有了这一经验，回头反思，便很快明白了在那个特殊时代商业要想大发展的因应之道：寻找官场的保护。

要寻找保护的办法很多，首先是继续帮助有希望有前途的人。在这一点上，对于王有龄绝对适用。家中如何用度、个人是寒是暖、上司如何打点，都是胡雪岩的帮助行列。随后是何桂清。因为有了王有龄的例子，胡雪岩对何桂清更是不惜血本。为了他的升迁，一次可以放出一万五千两银子；为了他的欢心，也为了日后自己的商业，忍痛把自己的爱妾转赠于他。

其实是要替这些有前途之人出谋划策，旁观者清。胡雪岩明白，办团练，漕米改海运，征厘捐、购军火，借师助剿，所有这些应时之办法，虽然是绕了一道弯，是在代他人操劳。但是到了最后，无非是帮助这些人得到朝廷赏识，巩固自己的地位。有了这些人的稳固，自己的商业势力也就有增无减了。

何桂清在苏浙之日，为朝廷出力甚勤，所以在这一带的影响日盛。为了这个缘故，胡雪岩的点子也有了市场，他的商业也有了依托。他个人在经营中逐渐冲破了先前的钱庄的经营观念，开始在官府为后盾的前提下向外扩张。这一扩张预示了胡雪岩在商业上必将称霸东南半壁江山。此时的胡雪岩，因为尝到了在官僚阶层中扩充势力的甜头，他是再也不会回到旧有的经营观念中去了。

何王集团土崩瓦解之日，胡雪岩已经开始在为自己寻找新的商业保护人。这一次的寻找是有意识的，不过也不得不迁就时局，左宗棠这样一位世纪人物就出现了。

左宗棠在位之时，胡雪岩为他筹粮筹饷、购置枪枝弹药，购买西式大炮，购运机器，兴办船石，筹借洋款。这些事耗去了他大部分精力。但是胡雪岩乐此不疲。第一是因为这些事本身就是商事，可以从中赢利，第二是因为左宗棠必须有了这些东西，才能安心平捻剿回，兴办洋务，成就功名大业。左宗棠是个英才，左宗棠事业日隆，声名日响，他在朝廷中的地位日益巩固，胡雪岩就愈加踏实。他原来之所以仰赖官府，就是为了减少风险，增加安全。现在有了左宗棠这样一个大员作后盾，有了朝廷赏戴的红顶，赏穿的黄褂，天下人莫不视胡雪岩为天下一等一的商人，莫不视胡雪岩的阜康招牌为一等一的金字招牌。胡雪岩也敢放心地一次吸存上百万的巨款。也可以非常硬气地与洋人抗衡。任何一个以本业为主，不能上传下达的商人都不敢像他这么做。只有一个胡雪岩，把握住这个时期的特点了，而且做到了。

因此，在胡雪岩经营的整个过程中，官场是胡雪岩“公关”的首选目标。只要与官沾边，无论是候补的，还是在任的，胡雪岩都毫不含糊地去下功夫。汪康年《庄谐选录》记载： “胡后为某钱店司会计，有李中丞者，时以某官候补于浙，落拓不得志，一日诣其店，众慢不为礼，胡独殷勤备至，且假以私财，某感之，誓有以报。迨后场历封疆，开府浙江，甫到任，即下檄各县曰：‘凡解粮饷者和由胡某汇兑，否则不纳’。众微知其由，于是钱粮上兑，无不托诸胡，胡遂以是致富。”书中所载情形倒像胡资助王有龄的事，在众人对王投以势利眼之际，胡雪岩独报以殷勤礼节，并冒着丢饭碗的风险，擅作主张，动用东家的大笔银两相资助，表现出相当的政治远见。在王有龄这边，遇胡雪岩如大旱逢甘雨，他对胡的“慧眼识俊杰”自然念念不忘，后来，王有龄以粮台积功报知府，旋补杭州，不出几年，升浙江巡抚，胡雪岩先前的人情投资便得到难以计数的回报，还博得了“东南大侠”的美誉。

除了巴结王有龄、左宗棠，胡雪岩还通过钱庄业务与京中大官奕诉、文煜等人接上了关系。当然，多一个朋友多一条路，对于官阶和名气小的胥吏僚属辈以及士大夫文人，胡雪岩也极力拉拢，李慈铭《越缦堂日记》说他“时出微利以饵杭士大夫。杭士大夫尊之如父，有翰林而称门生者。”胡的曾孙胡亚光在《安定遗闻》中记述：“有贵人王军门献玉屏风一座，值千金以上，置厅，事仆失手坏之，时大亨宾客莫不震惊，而公竟面不改容，反曲意慰仆不置。”说的是其曾祖宽厚待人，但我们却可以从这条史料中了解到胡雪岩与军门一级的官员有礼品往来，彼酬此酢，而贵人、大亨就是他的座上宾。

事实证明，胡雪岩为结交官府所做的努力是绝对值得的投资。他后来所得的巨大财富，绝大多数是倚靠官府而来的。这里只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就是利用官场为药店筹集资本

首先，胡雪岩向杭州城里那些贪官墨吏们筹集资金。回到杭州，胡雪岩先说服了杭州抚台黄宗汉出资做股本开药店。黄宗汉出股了，他手下的大小官吏们也纷纷效仿，出资向胡雪岩的药店人股。

接着，胡雪岩又让官府出钱来为自己开药店。

胡雪岩先利用自己的高效名药以成本价或免费给军队，让军队接受他的药。然后再与军队管后勤供给的“粮台”打交道，让他一方面从中获利，另一方面向胡雪岩以预支的形式订购大宗军队药品业务。领下定购药品的款子，正好可以用来发展药店生意，这一步一走通，胡雪岩的药店就像滚雪球般地发展起来了。

借助官场的势力，原本没有影子的十万银子的本钱现在有眉目了。胡雪岩依靠这个方法办起了胡庆余堂，不仅带来了大量的财富，还给自己带来了“济世善举”的名声。然而，若非背靠官场，这些恐怕都是实现不了的。

在官本位的晚清社会，有了官员做靠山，胡雪岩转粮购枪、借款拨饷无一不可放大胆子、堂而皇之地去做，即以十一之利计之，由此而聚剑的财富也是一般商贾所不能望其项背的。当然，官、商合流违背政治原则和社会道德，而且倚官为势终究不稳定，肥缺人人想占，这就构成官场上的勾心斗角，政情一动**，靠山就难保，胡雪岩后来衰败，来自官场的因素应是重要原因之一。

胡雪岩在人们心目中，其最大特点就是“官商”，也就是人们说的“红顶商人”。这“红顶”很具象征意义，因为它是朝廷赏发的。戴上它，意味着胡雪岩受到了皇帝的恩宠。事实上，它意味着皇帝肯定了胡雪岩所从事的商业活动的合法性。既然皇帝是至高无上的，皇帝所保护的人自然也不应受到掣阻。换一层面来讲，皇帝的至高无上也保证了被保护人的信誉。所以王公大臣才能很放心地把大把银子存人阜康钱庄。

胡雪岩就是凭着这“红顶”，积累了万贯家资，红极一时，富甲一方。然而客观地说，胡雪岩背后有着强大的官场力量，而这才是财富的真正来源。胡氏以其睿智的眼光，发现了“中国人做生意不能没有靠山”的客观规律，从而一生致力于培植自己的官场靠山，踩着官场的阶梯，登上财富的高峰。

勇于襄助有前途之人

胡雪岩语录：做什么事都要敢于“赌”，敢于出钱。

人们常用“慧眼识人”来表示一个人发现人才的独特眼光，而胡雪岩的“慧眼”，最典型地体现在他对王有龄的资助，胡雪岩一生发迹，以囊助王有龄始。他的第一个官场靠山，也是王有龄。没有胡雪岩的资助，王有龄可能在官场之中永无出头之日；而没有王有龄的支持，胡雪岩也不可能成就日后“红顶商人”的伟业。胡雪岩以其倾囊相助做了一次“风险投资”在王有龄身上。

王有龄本是福州人。他父亲是一个候补道台，分发到浙江，王有龄也随父亲到了浙江。他父亲到杭州并没有得到过什么有实惠的实缺，老病侵扰，加之心情抑郁，不及一年，就客死他乡。王有龄无力送父亲归里安葬，且家乡也没有什么可以依靠的亲友，也就只好客居杭州了。王有龄的父亲在世时，也曾为他捐了一个盐大使的官衔，但也从未放过实缺，自己想进一步再捐个县令、道台之类的正经官衔，又苦于没有一文钱的资本。到胡雪岩与王有龄相识的相候，王有龄实际上已经落魄到只剩下一副不肯放下的穷酸读书人的架子，每日里到茶馆穷泡的绝望境地。

机缘巧合，一次在茶馆，胡雪岩与王有龄偶遇。因茶馆人多，胡便力邀王有龄至家中小酌。王有龄本已饥肠辘辘，推辞一番，也就应邀前往了。交谈之中，胡雪岩得知王有龄的心事。空有一腔报负，却无钱捐得前程。

开始的时候，胡雪岩其实还很有些看不起王有龄，因为在胡雪岩看来，一个读书人要求上进，应该走正途，而王有龄想的却是走进京捐官这条路。不过，胡雪岩看人却没有限于世俗眼光，而是独具慧眼，当胡雪岩知道王有龄不甘于捐班佐杂，而还有更大的抱负时，他终于还是决定要帮他。

当时，胡雪岩手上刚有笔款子可收，这笔款子是吃了“倒账”的，对钱庄而言，已经认赔出账，如果他能收到,就完全是笔意外之财。由于平素胡雪岩人缘甚好，债务方很快买他的账，已经慷慨答应如期归还。将这笔款子转借给王有龄，即使王有龄不能归还，对钱庄也没有损失。因此，他很想在王有龄虎落平阳时助其一臂之力，使王有龄重拾雄心。但是，钱庄这一行最忌讳的就是私挪款项，更何况胡雪岩此时还只是钱庄里的一个伙计。一旦他自作主张将这笔款项转借给王有龄，不但会坏了他的名声，而且很有可能会砸了自己的饭碗。对于钱庄一行来说，坏了名声而被老板踢出钱庄的伙计是很难再被其他老板所用的。因此，如果他将这笔款项转借给王有龄，那实在是拿他的一辈子作赌注。对于常人，这实在是一个难以下定的决心，然而知其不可为而为，知其不可赌而赌，看准时机，倾力出击，这正是胡雪岩的过人之处。于是他毅然决定借款给王有龄，资助他进京“投供”。

王有龄知后，对胡感激涕零，拜谢不迭，发誓有生之年若有发迹之日，必将投桃报李，加倍偿还，才恋恋不舍地上路了。

胡雪岩私自作主把钱庄的款了转借给王有龄后，主动向总管店务“大伙”和盘托出，消息一下子在其中传播开来，老板们都指责他自作主张，目无尊长，如若每个伙计都这样做，岂不是把钱庄搞垮，“大伙”甚至要胡雪岩去找王有龄讨回借款，但是胡雪岩顶住压力，向老板出示了自己办理的王有龄借款的借据，凭这笔借款代表了钱庄的信誉，不可为王有龄的这顶借款而使钱庄的名声在同行中受到影响。平时就嫉妒胡雪岩机敏，办事能力强，深恐胡雪岩会肯定是赌博失利，无以为计，便饰词挪用这笔款子以还赌债。一时间谣言四起，胡雪岩最终被东家扫地出门，而且再无人敢用他，生计愈发困难了。

胡雪岩倾力资助被众人视为落魄分子的王有龄“投供”，为此将自己在钱庄业的前途毁于一旦，这在常人眼里简直是不可议的事情。但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知其不可赌而赌之，正是胡雪岩高人一等的勇气和魄力。尽管胡雪岩这时已经落魄到吃“门板饭”的地步，似乎以穷水尽了，但他仍然坚信，资助王有龄是明知之举，绝非一时冲动，自己这一决定没有押错。事情的发展正好是他想像的那样。

王有龄在北上进京“加捐”的途中，遇上了自己多年未曾往来的“总角之交”何桂清。何桂清少年英才，仕途得意，已经官至江苏学政。缘于他的扶持，王有龄在京城吏部顺利地“加了捐”。返回浙江后，依仗何桂清在江南一带的影响，很快成了炙手可热的人物。浙江抚台黄宗汉亲笔提名命他为“海运局”的坐办。

喝水不忘掘井人。王有龄也算是个有良心的人，他不忘正是胡雪岩使他从杭州一落魄市民腾达到今天的地步，决意要好好地报答自己的恩人。王有龄终日派人找寻，几经周折，终于在杭州城的一家妓院里碰到了胡雪岩。

听说了胡雪岩的经历后，王有龄决意为恩兄好好地出一口气。原来胡雪岩心中却另有打算。俗语说“和气生财”。只有好好地将商界的这些同僚们拢络在一起，以后自己在商界才会有发财的机会。随时能够冷静地分析形势，并作出正确的选择，这就是胡雪岩的过人之处。

几日之后，钱庄的“大伙”过生日，胡雪岩准备了一个纯金的“寿”字，给“大伙”拜寿，并且将王有龄引见给“大伙”。当时就感动得“大伙”双目垂泪，拉着胡雪岩的手直拍自己的胸口保证“以后有事，必当两肋插刀”。在寿宴上，胡雪岩不断地给到会的老同事、新伙计、客户们分送着各式各样的礼物。这些老同事们都深深地感到，胡雪岩真是忠厚仁义之人，更是愈发地敬重他。自此后，胡雪岩在钱庄业的声誉大振，这为他日后开阜康钱庄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在王有龄的荫庇下，胡雪岩不再作钱庄的“小伙计”，而是自立门户，贩运粮食。他在官与商之间如鱼得水，游刃有余，自此他走上了从商的坦途，事业日渐发达。

依仗官势，胡雪岩在商界中的生意越来越大，积蓄也逐渐增多，羽翼渐丰。然而粮业运输，季节变化大，为了能够在不景气之秋，度过难关，胡雪岩认识到不应仅局限于贩运粮米上，应在别的方向有所发展。鉴于自己在钱庄方面经验丰富，胡雪岩决定开自己的钱庄“阜康”。胡雪岩的钱庄要开办的有点样子，至少需要五万银子。

然而，此时的胡雪岩真正是身无分文。虽然王有龄已回浙江任海运局坐办，但除了让胡雪岩有了一点极其微弱的官场势力之外，银钱方面没有办法帮他多少，事实是此时胡雪岩还要设法为王有龄筹措海运局漕米解运等公事运作所需的经费。

但胡雪岩仍然要把自己的钱庄开起来。在他看来，眼前只要弄几千银子，先把场面撑起来，钱庄的本钱，不成问题。

胡雪岩有如此把握，是因为他心中相信，只要走通了官场的门路，不愁钱财不滚滚而来。

一条渠道是借用信和钱庄垫支给浙江海运局支付漕米的二十万银子。王有龄一上任，就遇到了解运漕米的麻烦，要顺利完成这一桩公事，需要二十万银子。胡雪岩与王有龄商议。建议让信和先垫支这二十万，由自己去和信和相商。

向海运局贷款，这在信和自然也是求之不得的。一来王有龄回到杭州，为胡雪岩洗刷了名声，信和“大伙”张胖子正巴结着胡雪岩，二来信和也正希望与海运局接上关系，这一方面是因为浙江海运局主管浙江漕米转运，是粮账公款使用的大户。乾隆年间，朝廷开始着手改漕运为海运。江浙漕粮改为海运，也就是将苏、松、太地区征收的漕粮交由海运局运往上海，然后由海道运往天津。由此，海运局也就接替了原来由各省粮道料理的漕运事宜。浙江每年要向京城供漕粮和专门用于二品以上官员俸禄和宫廷使用的白粳、白糯近百万石，全由海运局承运。对于信和钱庄来说，能为海运局代理公款往来，自然必有大赚。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海运局是官方机构，能够代理海运局公款汇划，在上海的同行中必然会被刮目相看。声誉信用就是票号钱庄的资本，某一笔生意能不能赚钱倒在其次了。有这两条，向信和商议借款，自是一谈就成。本来海运局借支这二十万只是短期应急，但胡雪岩要办成长期，他预备移花接木，借信和的本钱,开自己的钱庄。

胡雪岩利用官场助钱庄的第二个渠道，则是一个更加长远的渠道，那就是借助王有龄在浙江官场逐渐加强的势力．代理公库。胡雪岩料定王有龄不久一定会外放州县。各级政府机构之间自然有钱税征收、灾害赈济等各种名目的公款往来，公款往来自然要有代理，胡雪岩未雨绸缪，要先一步将钱庄办起来，到时候他就可以顺理成章地代理王有龄所任州县的公库。按照惯例，道库、县库公款往来不必计付利息，而款人钱庄，只要不误解送期限，自然也就可由钱庄自由支配。州县公款往来自然决不会是小数，大笔的款项，汇划到账的时限之内周转那么一次两次，就可以赚来大笔的利润。这等于白借公家的银子开自己的钱庄。他把自己的钱庄先开起来，现在虽然大体只是一个空架子，但一旦王有龄外放州县，州县公库一定由自己的钱庄来代理，那时解省公款源源

就这样，胡雪岩先借王有龄的关系，从海运局公款中挪借了五千银子，在与王有龄商量开钱庄事宜的第二天，就着手延揽人才，租买铺面，把自己的钱庄轰轰烈烈地开起来

开张那天，一批名闻苏杭，富甲江南的钱庄业巨头都前来贺喜。他们出手“堆花”的存款都有好几万，而那些散放在柜台上的贺钱，更是难以计数。其余贺喜的同行也络绎不绝。钱庄门前车水马龙，直逗得行人驻足观望。为什么杭州城一个小小的钱庄“小伙计”开钱庄会有这么大的风光呢!这都是全靠胡雪岩机灵地在王有龄身上和钱庄“大伙”身上的投资所取得的成果。同行中都认为他是厚实，有信用之人。而且大家都知道，胡雪岩在官场有朋友，今后难免会托他办事。

由于胡雪岩在困难之中帮助了王有龄，王因此终生感激胡雪岩，王、胡的交情天下皆知。王有龄由于其自身确有才干，因此得以从一个穷书生，升至海运局主管，然后升为知府，后来升为浙江巡抚，为朝廷的二品大员，坐镇一方。随着王有龄的升迁，胡雪岩的事业也如日中天，从钱庄到丝绸业、到当铺，虽然他本是安徽人，却在浙江扎下了根，因为大家都知道，他背后站着巡抚大老爷。应该说，胡雪岩能开创这样一片大事业，王有龄是首当其功的。

然而，胡雪岩资助王有龄不能仅仅看做是机缘巧合，而是因为胡雪岩有超过常人的眼光。当时王有龄是一名破落公子，常人都不把他放在眼里，独胡雪岩敢于烧冷灶，倾其所有，把毕生的赌注押在他身上，这体现出常人所不曾有的勇气和魄力，结果天从人愿，王有龄平步青云，胡雪岩的命运也因之发生转变，事业日趋发达。这不仅仅需要胆量，同时还需要“识”。胡雪岩之所以倾囊相助王有龄，是他看出王有龄“骨法当大贵”，有利可图。做生意，既要有远大的眼光，又要有锐利的眼光。有远大的目光，才能从长远和大局考虑问题，而不是鼠目寸光，或步人后尘；有锐利的目光，才能审时度势，将天时、地利、人和汇于一身，生意无有不成。

在别人患难时伸出援手

胡雪岩语录：交结朋友，不仅“趋热门”也“烧冷灶”。

烧冷灶的手段，在中国传统生活中颇为流行。旧社会上海难上的黄金荣，便识蒋介石于患难之时，他不但代蒋了结了数千元债务，还资助蒋一笔旅费，使蒋得以投奔广州。后来蒋介石政界发迹，黄金荣的地位也就无人敢动摇了。杜月笙交戴笠也是如此，戴从小是个无赖，靠摆小摊骗钱度日，为警察所追捕，后来混到上海，也是在流氓群中做些无本“生意”。其时，杜月笙已跨进黄金荣的大门，与戴一见面，就认为戴是个“人才”，倾心结纳，不久就结为兄弟。后来戴仕途遇阻，一度陷入一文不名的困境，就去求杜帮忙。那时，杜月笙已是首屈一指的上海阙人了。居然顾念旧情，一次给了他50元。用完了，杜又给他50元。对杜的“慧眼识英雄”，戴念念不忘，在他后来也炙手可热，杀人不眨眼的时候，不时对部下提起往事，称道杜“古道热肠”，是他生平知己之一。每次去沪，必和这位盟兄亲密聚道，共商“党国大计。”

烧冷灶的一种情形是结交下台政客，失意文人。也许会有人因结合或有意帮助未发道之人，都很少有人看重已失势之人。胡雪岩则不然。宝森因为政绩平庸，被当时的四川巡抚丁宝桢以“才堪大用”的奏折形式，藉朝廷之手体面地把他请出了四川。宝森闲居在京，每日呼朋唤友，吟酒品茶泡财场，表面上很是悠闲，其实心中甚感落寞。胡雪岩就特意拜访，劝说他到上海一游，费用全部由胡雪岩包了。宝森因为旗人身份限制，在京玩得实在不过瘾，就随了胡雪岩去游上海，逛杭州，猜拳狎妓，游山玩水，甚是痛快。遂把胡雪岩视为密友，以后每遇大事，必自告奋勇，代胡雪岩在京里通融。

胡雪岩的阜康钱庄开业不久，就遇到了这样一件事：浙江藩司麟桂捎了个信来，想找阜康钱庄暂借两万两银子，胡雪岩对麟桂也只是听说而已，平时没有交往，更何况胡雪岩听官府里的知情人士说，麟桂马上就要调离浙江：这次借钱很可能是用于填补他在财政的空缺。而此时的阜康刚刚开业，包括同业庆贺送来的“堆花”也不过只有四万现银。

胡雪岩很为难，借了，人家一走，岂不是拿钱往水里扔，声音都听不到?即使人家不赖账，像胡雪岩这样的人，也不可能天天跑到人家官府去逼债。两万两银子，对阜康来说也是一个不小的损失。

按通常情况看，根据“人在人情在，人去人情坏”原则办事，一般钱庄的普通老板大约会打马虎眼，阳奉阴违一番，四两拨千斤，几句空话应付过去。不是“小号本小利薄，无力担此大任，”就是“创业未久，根基浮动，委实调度不动”。或者，就算肯出钱救麟桂之急，也是利上加利，活生生把那麟桂剥掉几层皮。

但是胡雪岩考虑到，一旦在人家困难的时候，帮着解了围，人家自然不会忘记，到时利用手中的权势，行个方便，何愁五万两银了拿不回来?据知情人讲，麟桂这个人也不是那种欠债不还、耍死皮赖的人，现在他要调任，他不想把财政“空缺”的把柄授之于人，影响了他仕途的发展，所以急需一笔钱来解决问题。

想到这一点，胡雪岩决定冒一次险。他不惜动用钱庄的的“堆花”款项以超低利率，悉数把钱贷给麟桂，这样做，钱庄大伙刘庆生有些不解，胡雪岩则说：“调度，调度，作生意讲究的就是调度，所谓‘调’，就是调得动，所谓‘度’，就是预算。生意要做得活络，有进有出，什么时候有银子进来，什么时候银子该用出去，要有计划。银子调来调去，只要不穿帮崩盘就可以。”

胡雪岩这一宝，倒是压对了。尽管麟桂就要调走，但他临走前，送了“阜康”钱庄三样礼物：

一、找到名目，请朝廷户部明令褒扬“阜康”，这等于是浙江省政府请中央财政部，发个正字标记给“阜康”，不但在浙江提高“阜康”名声，将来京里户部和浙江省之间的公款往来，也委托“阜康”办理汇兑。

二、浙江省额外增收，支援江苏省戡剿太平天国的“协饷”，也委由“阜康”办理汇兑。

三、将来江苏省与浙江省公款往来，也归“阜康”经手。

这样的一招“烧冷灶”，使得胡雪岩的阜康钱庄不仅不愁没有生意做，还将生意做到了上海和江苏去。“烧冷灶”的利益回报，一下就显出来 胡雪岩不仅烧过地方官员的“冷灶”，甚至也烧过朝廷的“冷灶”。话说胡雪岩开设“阜康钱庄”未久，朝廷军兴，需财孔急，因而户部(也就是清廷的财政部)乃发行“官票”。

表面上，朝廷规定“愿将官票兑换为银者，与银一律”，但是，倘若朝廷节制，官票适度发行，倒还罢了；如果官票无限制滥发，则现银有限，官票无数；届时官票必然大幅贬值。

清廷户部十分贼精，通令各省布政使司衙门(也就是省库)，每省吃下官票若干。然后，再由各省布政使司衙门，通令省内钱庄或票号等民间金融机构，强制分摊，全数吃下官票。也就是，朝廷凭空发行纸纱(亦即官票)，强制兑换民间现银。

这种干法，正常人无不忧心忡忡，深恐将来票多银少，自己吃亏。杭州城里大大小小钱庄业者，无不哭丧着脸，大伙在钱庄公会里开会，讨论对策。那次同业聚会，胡雪岩没有参加，但他事前明白告诉“阜康钱庄”档手刘庆生：“我们现在做生意，就是要帮官军打胜仗。只要能帮官军打胜仗的生意，我们都要做，哪怕是赔钱生意，照样要做。这不是亏本，是提前放资本下去，有朝一日官军打了胜仗，天下一太平，到时候什么生意不好做?到时候，我们是出过力的，公家自然会报答我们，做生意处处方便。”

正因为胡雪岩如此指示，刘庆生乃于杭州城钱庄公会中，抢先吃下额度允诺一万五行两现银，兑换“官票。”事实证明了胡雪岩的正确。清廷打败太平军后，因为阜康率先承销官票有功，特地下旨褒奖，阜康的名声一下子就上达京城了。

胡雪岩也极力收容和拉拢一些失意的官僚文人充当谋士，颇有孟尝君遗风，许乃钊为其一。胡雪岩对他执礼甚恭，专门去函，盛赞他的政绩政声，然后历诉浙江民众疾苦，以及当时面临的各种窘境，表现出虚心求教的样子，许乃钊为其所感，忠心耿耿为其服务而不自觉。当然，少不了暗中给许乃钊打打牙祭，让许有知遇之感。又比如落魄文人裘丰言，胡雪岩遇节必送礼金，使裘丰言十分感激。正因如此，时人盛赞其有“春”秋策上风度。

当然，“烧冷灶”也不是逢灶便烧，而是放出眼光，择其有资望者，或将来必有起用之日者，殷勤接纳，时相探望，慰其寂寥，解其困难，使彼心中感动，当你是“雪中送炭”的君子。有朝一日，“冷灶”变热，政客上台，烧灶者便能如愿以偿。先前的投资，便可大获厚利了。

江湖上能有这种眼光的人很多。抗战时期在香港，杜月笙供给吴佩孚的秘书杨云史人参、药品和家用，死后为其营葬。有门人说杨云史已经是一个过去之人，待他这么好又有什么意义。杜月笙曾这样自我表白；“人总是爱捧的，因而也同情捧人的人，我对于这些衰病失意老人何尝有什么报尝的希望，但是将来得到的将比我目前很方便地付出去的东西多得多。”

世事本来如此，患难方见真情，但凡在人有难时，只要有人伸出援手，或施银两，或解决难题，他因待人渡过难关之后，必定会报答恩人。到那个时候，排忧解困者就吃喝不尽了。胡雪岩的义举著世，人送美誉“东南大侠”，并非仅源于他生性尚义，还因为他深谙“烧冷灶”的重要。这种远大的眼光，称得后人称道。

送礼要送在别人心坎上

胡雪岩语录：送礼总要送人家求之不得的东西。

杭州被官军收复以后，胡雪岩要做的第一件事，自然就是如何重整旗鼓，使自己的生意全面恢复起来。

但是，时移势易，情况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变化主要在三个方面：第一，杭州经过两度战火，市面已经完全萧条。战乱过后，要想全面恢复至战前状态，绝不是一日之功所能成就；第二，太平军占领杭州期间，为了不让胡雪岩回到杭州，有些留在杭州的人放出谣言，说胡雪岩骗取公款以筹米为由携款自逃。胡雪岩虽然通过一些手腕挽回了一些影响，但要彻底恢复他在人们心中的地位，还有待时日；第三则是最重要的，王有龄在太平军攻打杭州时已是杭州抚台，他抱着守土有责的信念，陷在城里，如今已经殉难，胡雪岩在官场的靠山此时已不复存在。在这样的情势下，要重整旗鼓，当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胡雪岩自然要重寻靠山。

胡雪岩再次找到的靠山，是当时以一品顶戴兵部尚书兼都察院左都御，史任闽浙总督的左宗棠。其实，由于杭州被太平军占领期间的谣言，此时的左宗棠对胡雪岩既早有耳闻，也早有戒备，他甚至在接到许多状告胡雪岩的禀帖之后，已经决定只要腾出手来，便严厉查办，指名严参胡雪岩。这位素有“湖南骡子”之称的总督大人，在胡雪岩前去拜见他时，甚至都不给他让座，很是“凉”了他一把。

胡雪岩一生也算见过大人物，但他久闻左宗棠为人刚直，常不给人脸面。心中很是不安，又看见帐外两排甲士，短刀长枪，铠甲银亮，更是心慌意乱，觉得步履维艰。

走进帐内，抬头一望，左宗棠正襟坐在太师椅上，马脸拉得老长，双目圆睁，犹如食人的猛兽。

胡雪岩强压心中不安，振作精神，撩起衣襟，跪地向左宗棠道：“浙江候补道台胡雪岩参见左大人!”

半晌不见回音，胡雪岩头上冒汗，也不敢抬头，跪在地上动也不敢动，空气中静得连胡雪岩头上汗水滴到地上的声音也听得见。

许久，左宗棠干巴巴地道：“胡老板，我闻名已久了。”这句话听起来特别刺耳。

胡雪岩赶紧抬起头，一边大夸左恢复杭州的伟绩，一边代表杭州居民表示感谢。

左宗棠闻言微微一笑，又绷紧了马脸，只不过他恍然大悟似的吩咐手下：“怎么不给胡先生看坐。”

胡雪岩坐定之后，左宗棠直截了当问起当年杭州购粮之事，脸上现出肃杀之气。胡雪岩这才如梦初醒，赶紧把事情从头到尾讲了个清清楚楚，说到王有龄以身殉国，自己又无力相救之处，不禁失声痛哭起来。

左宗棠这才明白自己误听了谣言，险些杀了忠义之人，不禁羞愧不已，只有软语劝胡雪岩道：“胡老弟，人死不能复生，王大人为国而死，比我等苟且而活要值得多。”

两人越谈越投机，不知不觉时至中午，左宗棠便留胡雪岩吃饭。左宗棠虽是闽浙总督，朝廷一品命官，却崇尚俭朴。

酒饭过后，亲自送胡雪岩出营，蓦然间想起军营无粮，不由一声叹息。胡雪岩看在眼里，听在耳里，也不多说，告辞而去。

为了深得左宗棠的赏识和信任，他采取了一系列切实的措施，那就是对“症”下“药”。胡雪岩做了两件事：

第二，献米献钱。胡雪岩回杭州，带回杭州一万石大米和十万银子。这一万石大米，正是胡雪岩当年杭州被围时为救杭州绝粮之急，冒死出城到上海筹款购的那一万石大米。当年胡雪岩将这一万石大米运往杭州，泊在杭州城外的钱塘江上无法进城，无奈之中只得转运宁波，救了宁波战后的饥荒。当时说好一旦杭州收复，宁波方面即以等量大米归还。现在杭州收复了，胡雪岩终于将这一万石大米运回杭州。而且不仅如此，胡雪岩还将当初购米款两万银子当面交给了左宗棠，这等于是他既回复了公事，以此证明自己并非携款逃命，而又另外无偿献给左宗棠一万石大米。而胡雪岩随米带去的那十万银子，则是胡雪岩为了敦促攻下杭州的官军自我约束，不要扰民，而自愿捐赠的犒军饷银。清军打仗，为鼓励士气，有一个不成文的规矩，攻城部队只要攻下一座城池，三日之内可以不遵守禁止抢劫**的军规。胡雪岩献出十万银子，是要“买”个官军的秋毫不犯，为还处在战后惊悸之中的杭州百姓换取一点点无价的安定和宁静。

第二，主动承担筹饷重担。左宗棠几十万兵马东征镇压太平军，每月需要的饷银达二十五万之巨，当时朝廷财政支绌，用兵打仗采取的是“协饷”的办法，也就是由各省拿出钱来做军队粮饷之用，实际上是各支部队自己想办法筹饷。胡雪岩听到左宗棠谈起筹饷的事，毫不犹豫就表示自己愿为此尽一分心力，而且当即就为筹集军饷想出了几条行之有效的办法。 胡雪岩做的这两件事，的确是对“症”下药，因而也是一下子“药”到“病”除。所谓对症，是因为粮食、军饷，都是左宗棠此时最着急也最难办的事。杭州刚刚收复，善后是一件大事，而善后工作要取得成效，第一位的是要有粮食。另外，当时镇压太平军，东南一带即浙江、上海以及福建等地，实际上是左宗棠与李鸿章协同进行。太平军败局已定，左宗棠当然想争头功，这个时候，粮草军饷也是当务之急。没有粮饷，就无法进一步展开攻势，而且还有可能出现“闹饷”的恶性事故。所谓“闹饷”，也就是一些官兵纠结成伙，以不听调遣甚至羁押营官作人质的方式，逼迫补发所欠军饷。一旦出现“闹饷”不仅部队无法约束，势成“乌合”，而且处置不当，激起事变，造成叛乱，还会酿出大乱子。胡雪岩的到来，使左宗棠这两件让他头疼的事情一下子迎刃而解，哪里还有不得他赏识的道理!用左宗棠的话说，解决了这两个问题，不但杭州得救，肃清浙江全境他也有把握了。难怪胡雪岩去拜见他，开始连座都不让，到听说运来了粮食，不仅让座而且是升炕，而到了谈及筹饷，他马上吩咐留饭了。据说自恃才高而桀骜倔强的左宗棠，是极少给客人留饭的。

由此，左宗棠成为了胡雪岩继王有龄之后比王有龄更有力量的官场靠山。左宗棠后来不仅让胡雪岩代领征西军在上海的粮草转运处的公事，支持胡雪岩与洋行开展金融业务，而且还向朝廷大力保荐，让胡雪岩得到了朝廷特赐的红顶子，赏穿黄马褂、准紫禁城骑马的“殊荣”。

送礼，要送得合适，其中一条重要原则，也就是要对方喜欢。否则常常是事倍功半，吃力不讨好。而要对方喜欢，常常也就是送给对方急需的，又一时没有的。比如左宗棠喜奉承、求事功，胡雪岩正好给了他能使他成就事功所必须的东西，一送之下，也就送出了意想不到的效果。胡雪岩说：“送礼总要送人家求之不得的东西。”可见他是深谙此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