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来大有为之人，每于艰险之时，坚忍支撑得住，才能做做非常事业。人生之事，逆境居多，如果不能坚忍挺住，就可能被轻易被困难所击倒，最终导致一事无成，一业无立。曾国藩之所以成就大的功业，其关键在于他能够坚持屡败屡战，打脱牙和血吞，徐图自强，在危急之处坚持得住。

关键时刻要挺得住

曾国藩语录：天下事未有不自艰苦得来而可久可大者。

曾国藩在与属下官员闲谈时，曾语重心长地对他们说道：我年轻时喜欢与人挺着干，现在老了，不挺了，也就没有什么功绩了，看来还得挺，所以你们要记住，世上的事能不能胜，就看你挺不挺得住。

“挺”的这一层意思，指的是在危急时刻，要坚持住。曾国藩称之为“坚忍”。在曾国藩自己身上，主要表现在这样三个方面：

一是对生理上的痛苦的承受。曾国藩生下来就患有顽固性的皮肤病，俗称牛皮癣，发作时痛佯难忍。曾国藩几乎每天都忍受着这种折磨，为此还出现了他怕“毛”的传说，一怕鸡毛，二怕长毛(太平军)。就在疾病的煎熬中，他仍然南征北战，丝毫不影响治军作战。他的惊人承受能力无法不令人敬佩。对此他谈笑自苦，如咸丰十一年(1861)六月，他给李续宜的信中说：“敝疮亦小愈，然手不停搔，颇以为若。郑板桥有言：‘隔靴搔痒，赞亦可厌；入木三分，骂亦可感。’阁下既吝此‘隔靴’之赞，鄙人当自为‘入木’之爬。何如，何如?”其言诙谐幽默，而所受之若，绝非别人可想象。由此更显示出他的“挺”字功夫。

二是对于各种政治上的挫折和官场上的失意，他都能挺住。曾国藩在仕途上也非一帆风顺，如咸丰七年(1857)被迫家居，同治六年(1867)因剿捻不力而被撤职回任，对他都是很大的打击。但他并不气馁，仍以“挺”字坚持，静待时机。

三是军事上的挫败，他对付失败的办法也是“挺”，即坚忍。四次惨败，他都靠顽强的意志挺了过来，重新振作，转败为胜。

由于经历了无数困难，使曾国藩得出了这样一个认识：无论何人，只要想做成一番事业，就得经受磨难。他在日记中写下了自己的体会：“天下事未有不自艰苦得来而可久可大者”，“天下断无易处之境遇”。而能成就事业的人物，必须具备与困难作斗争的意志。

曾国藩给湘军名将刘松山接连写过两封信，都是教导他面对困难要挺住：“凡享有大名者，无不从坚忍艰苦而成”，“古来大有为之人，每于艰险之时，坚忍支撑得住，可做非常事业。”

在给自己的学生黎庶昌的信中，曾国藩也说过同样的话：“从古奇人杰士类皆由磨砺中来，艰巨杂役，磨砺也；米盐繁琐，亦磨砺也。”

同治三年(1864)，曾国藩给江西一候选县丞也讲了这番话：”古来忠臣孝子，多半是处逆境磨练出来的。若一片顺境，有何难处?”

李鸿章人虽聪明，却缺乏坚忍之气。曾国藩多次教导。同治六年(1867)，李鸿章接替老师镇压捻军，开始时连吃几次败仗，形势棘手，他自己也有些慌乱。曾国藩一席话使他有了主心骨儿。这年六月，曾国藩来信说：

军事棘手之际，物议指摘之时，唯有数事最宜把持得定：一日军律不可骚扰；二日奏报不可讳饰；三日调度不可散乱。譬若舟行遇大风暴，只要把舵者心明力定，则成败虽不可知，要胜于他舟之慌乱者数倍。

两个月后，曾国藩仍不放心，又给李鸿章写了一封信，说：

事机不顺之际，要当宽以居之，静以待之，不可过于焦急……今阁下当此艰危之局，望将躁急郁迫之怀扫除净尽。

两封信的一个共同主题，都是提醒李鸿章要挺住。当时形势不好，李鸿章的一些幕僚见势不好，都打了退堂鼓，先后离去，甚至最得力的丁日昌、李鸿裔也有退意。曾国藩赶紧给他们打气，动之以情，晓之以理，说道：“或诸贤联翩引去，则李帅后路全换生手，尤虞掣肘，尚祈勉济时艰、强留襄事为慰。”在他的苦劝之下，这些人大多留了下来，与李鸿章一起挺了过去。

刘铭传是李鸿章手下第一大将，为人刚毅，“河防”策略就是他与曾国藩提出的。曾国藩镇压捻军不力，许多人批评“河防”是守株待兔，建议废止。曾国藩不久离任，但他仍旧劝诫刘铭传，一定要挺住。他还举江忠源提议办水师，胡林翼建议围攻安庆，自己办水师一败靖江、再败湖口等许多事例，说明只有坚持挺住，事情才能成功。刘铭传对曾国藩极为佩服，始终坚持“河防”之议，促成李鸿章接受，最后将捻军镇压了下去。

对于这样的“挺”字精神，曾国藩称之为竖起骨头，竭力撑持。后来他专作了一幅联语，作为“挺”字的注脚：养活一团春意思，撑起两根穷骨头。

好汉打脱牙和血吞

曾国藩语录：处心积虑，正是磨炼英雄玉汝于成。

梁启超说：“凡古能成大事者，其自制力、忍耐力必强。”曾国藩能够战胜失败，走向成功，就在于“打脱牙和血吞”，“一味忍耐，徐求自强”。他甚至把幕僚所写奏折上的“屡战屡败”改成“屡败屡战”，这是一般人所无法理解的。

咸丰四年四月初二凌晨，曾国藩指挥湘军水陆，沿湘江北上，浩浩****向靖港进发。顺流疾进，刚至中午，湘军水师和陆师都到了靖港镇外。

陆师过了浮桥，曾国藩即下了进攻的命令。然而，一进靖港镇，只听一声炮响，埋伏在港外的太平军一齐杀出。湘军初战受挫，这次又遭遇伏兵，一下子乱了阵脚，纷纷后退。李续宾、王鑫等人想督军迎战，但部下谁也不听指挥。一片喊杀声震山**水，“活捉曾国藩”的吼声更让中计的曾国藩心惊胆颤。然而，他心知不能一败再败，必须誓死抵抗。面对溃逃如潮的湘军，他怒火中烧，令护卫把将军旗插 在江边，自己执剑立于旗下，高声断喝：“过旗者斩！”

溃兵涌来，曾国藩大吼一声，挥剑砍翻一个，余者呆立瞬刻，绕过军旗，继续狂奔。后面的败军如撑山倒海，曾国藩一把长剑再也不知刺向何人了!

这时，太平军大队冲入湘军队伍中，一片砍杀之声，湘军完全失败了。卫兵一把拉过曾国藩，护入座船，仓惶向长沙败逃。

曾国藩呆坐舱内，五内俱焚。衡州出师后，与太平军交锋，两仗两败，落了个狼奔豕突的结局，自己惨淡经营，苦练了将近一年的湘军，竟是如此无用。他想如此下去，原先的豪言壮语将全部落空。再回长沙；官绅们的冷眼将不堪人目。何况，这次是否能逃回长沙，也很难说。耳畔，响起一片败兵的嚎叫，一片“活捉曾妖头”的怒叫!他左思右想，决定不如趁早一死，免得自讨其辱。这时，幕僚陈士杰、李元度看到曾国藩神情有异，命令章寿鳞驾一舢板，随护座船左右。

岂料座船随员稍未注意，曾国藩猛然起身，推开舱门， 纵身跃入江心。“曾大人跳水了!”章寿麟一面大叫，一面由 舢板跳入江中，很快救出曾国藩，扶进船舱中。大家七手八脚为他换衣、推腹，好在他并未呛水，尚无大碍。大家一路劝解，狼狈逃回长沙。

曾国藩大败之后，再埋头募兵练兵，原来的老湘军只剩了4000人，他陆续增至水陆两师2万多人，修造舟船，配备炮械。咸丰4年6月中旬，曾国藩再次指挥水陆二师北上，发动湘军的第二次攻势。

7月1日，湘军水师“总统”褚汝航克复岳州，太平军骁将曾天养反攻，大败。6月14日再反攻，又败。曾国藩沾沾自喜，得意洋洋，7月15日，他又亲自出阵，串李孟群、陈辉龙两支粤桂水师，自长抄到达岳州，次日在南风大作中出队攻打白螺矶。

曾天养带几艘小船来诱敌，陈辉龙拼命地往前迫，大船搁浅，动弹不得，于是陷入包围，曾天养埋伏的战船齐出，陈辉龙阵亡，水师“总统”褚汝航，同知夏銮，千总何若澧急驶救援，结果这三员大将全部受伤落水而死，陈辉龙全营覆没，褚汝航等也损失了20多条战船，官兵阵亡好几百 ’人。——人家打得好好的，曾国藩一上来便损兵折将，而且空前惨重，他使褚汝航送了命，把他攻克岳州，三次大挫曾天养的汗马功劳一笔勾销。

先声夺人的石达开从容部署，他用罗大纲守梅花州，林启荣守九江城，自己极为巧妙地以东岸县城为大营，督促水陆两师严密布防湖口内，扎了大小木牌各一座，东岸筑土城，西岸筑木城，营外广布木柱、竹签，厚达十余丈，然后再沿城掘壕数重，埋设地雷，上用巨木纵横为架，却是遍设铁蒺藜，所有防务工事，太平军倾城而出，一日之内便告完成。第二天曾国藩又坐官船前来窥探，直惊得他目瞪口呆，石达开似有神助，他竟能在一天之内将这座陷于重围的九江城，变成了铜墙铁壁一般！

12日胡林翼、罗泽南、彭玉麟、李孟群合兵一处，并力猛攻梅花洲，曾国藩心生一计，命水师精兵2万余人，尽除都阳湖口障碍，冲入湖内。翼王见状哈哈大笑，因为湖口障碍如此容易清除，正是他的诱兵妙策，当时只听一阵锣响，湖口两侧太平军工兵齐出，飞速设卡筑垒，断了这大队水师的归路，使实力雄厚、所向披靡的湘军水师，在湖里湖外，被斩为两段。妙在他困住了湘军水师之后，也不去攻打他们，当夜；石达开知会梅花洲的罗大纲，尽起舴艋小舟，突击湖口彭玉麟、李孟群的水师，黑暗中彭、李不知来船多少，心惊胆战，被太平军斩了都司史久立，焚掉大船9艘，小船30余只，李孟群、彭玉麟开船便走，一路痛遭太平军小船袭击，这两员水师大将，差一点儿送了性命。

李孟群、彭玉麟率领残余船只，逃到上游，另一半水师还困在都阳湖里，左冲右突，逃不出来，曾国藩急得彻夜不眠，绕舱彷徨，他辛苦经营多年，视为百战百胜无上法宝的水师，被石达开略施小计，一次袭击，损失了一半有余。

12月25日，石达开挥师反攻破敌，半夜三更，星月无光，他使林启林自九江，罗大纲由小池口，两路进攻，只用了100多只小船，突击湘军水师，衔枚疾进，金鼓一鸣，待驶近湘军水寨，火弹喷筒齐发，满江密布火网，曾国藩麾下的战船，纷纷起火燃烧，一队舢板，直扑曾国藩的“坐驾船”——旗舰，黑夜之中，远近不辨，吓得曾国藩衣冠不整，被护卫救上小舟，仓惶逃到陆上，投奔罗泽南的大营。他“旗舰”上的管驾官，监印典吏，两名把总，无数卫士全部被杀，水师全溃，将士四散奔逃，湘军的文卷册牍，粮台银两，尽人太平军之手，这一战湘军水师100多号战船烧得精光。曾国藩在罗泽南的营里，目睹水师覆灭，船沉勇溃，他实在是看不下去了，愤不欲生，又一次赴水求死，幸为罗泽南、刘蓉竭力拉住。曾国藩自杀未遂，黯然遭到南昌，受尽天下的冷嘲热讽、奚落讪笑，他说，这一次惨败，是他的平生四大惭愧之一。

一次又一次的惨败，也曾使曾国藩灰心丧气，悲观到了极点，乃至蓬头垢面，不饮不食，跑到山上去写遗嘱。但是，他的自杀作为，并非悲观失望，事情并不这样简单。一次次失败，完全是由于自己指挥不当，这种羞愤也足以让人以死相谢了。更重要的，他从小受儒家文化的教育和熏陶，为国捐躯、尽忠报国、舍生取义之类的思想，早巳把他的灵魂浸透了。“愿死疆场，不愿死牖下”，是曾国藩的素质，他早已经写了“死在沙场是善终”这样的诗句。事实上，作为一个文人而勉为其难来带兵，如果难以期望大成，那么但求自己一死，不也难能可贵吗?从这里我们可以知道，曾国藩其实也是一个平凡的人，也有着普通人的种种缺点和弱点，使他成为英雄的，不过是他最终能够战胜失败、战胜自我罢了。

曾国藩就是这样一个人，面对别人的不理解、不支持或是讥讽、嘲笑、轻蔑甚至侮辱，他不是怨天尤人，而是好汉打脱牙和血吞，咬牙立志，徐图自强。

有失败才有成功，这是历史上许多成功者所证明了的真理。一般而言，经过艰苦的磨炼或一系列的挫折，才更易使人具备成功的品质。因而，有许多追求大成功之人甚至不是先企求成功，而是先企求苦难。这是最主要的奥妙就是在于失败和逆境的土壤会创造出更多的成功品质。而具备了成功的品质，才能成功，这是再简单不过的道理了。

万事并无一定常规，形势随时都有可能变化。十年河东，十年河西，就是这个道理。由此，得胜时不可四处张扬，目中无人；逆境时也不能一蹶不振，心灰意冷。得意时思危虑败，失意时看到希望，才是健康的人生。

华人首富李嘉诚创业伊始就遇到了意想不到的风险，他们厂生产的塑胶制品有质量

问题。面对困境，李嘉诚没有气馁，更没有丧失信心，而是积极动员职工、游说银行、

争取客户，终于化解了企业的危机。

成就功业需要坚忍

曾国藩语录：善始者不必善终，行百里者半九十，誉望一损，远近滋疑。

“坚韧”是两个极奥妙的字， “坚”可以理解为勇于进取、坚强不屈、坚定不移， “韧”可以理解为持之以恒、百折不挠、能伸能屈、不计荣辱。二者一刚一柔、一强一韧、一方一圆，合在一起，与“一阴一阳之谓道”的道理十分相合。一个人只要能坚能忍，就会无敌于天下。

曾国藩一生的成功，得力于坚忍二字极大，用梁启超的话来说：设若曾国藩的意志与忍耐稍有不足，则其一生为失败之人，无疑也。

对于曾国藩的坚忍，写作《湘军志》的王闾运极为钦佩。他本想在书中讥讽曾国藩，但终为其感动，1878年二月二十一日云：“作《湘军篇》，颇能传曾侯苦心；其夜遂梦曾……”二十七日云：“夜观览曾公奏疏，其在江西时，实悲苦，令人泣下，然其苦乃自寻得，于国事无济，且与他亦无济。且吾尝怪其相法当刑死，而竟侯相，亦以此心耿耿，可对君父也。余竟不能有此愚诚。‘闻春风之怒号，则寸心欲碎，见贼船之上驶，则绕屋彷徨。’《出师表》无此沉痛。”

要想成就大业，恒心是必不可少的。恒，贵在坚持。无论遇到什么磨难，都不低头，而以“坚忍”面对。

“坚忍”一次可以，“坚忍”一生却难。曾国藩正是一生“坚忍”，所以，最终成就了令后人敬仰的事业。

曾国藩一生虽不能算是立下不世之功，但也成为古今数一数二的大人物，这和他终身所奉行的也是为人们所推崇的“坚忍”是密不可分的，

“坚忍”者何?刚强牢固为坚，勇毅强挺为忍。

“君子持威重，执坚忍，临大难而不惧，视白刃若无也。欲立不世之功，得成勋世伟业，非坚忍所不能也。坚忍于战则无敌，于礼则大治；外无敌，内大治，厚德载物乎?”这就是曾国藩的坚忍。

1854年11月27日曾国藩在给他诸弟的信中说：我自从服官及办理军务，近几年来，心里常常有郁屈不平的感受，每每仿效母亲大人指腹示于儿女们的样式曰：“这里边蓄积多少闲气，无处发泄。”那些往年的许多事已不全记得了，今年2月在省城河下，凡属我所带领的兵勇仆从，每次进城，必定遭痛骂毒打，这种情景都是四弟、季弟亲眼所见。谤怨之声沸腾，万口讥笑嘲讽，这也为四弟、季弟亲耳所闻。自四月以后，两弟不在这里，景况更加令人难堪。我只有忍辱包羞，屈心抑志。

曾国藩的一生就是靠坚忍成就了他的事业。青少年时代靠坚忍的苦读博取了功名，取得了进身之阶，到中年以后更是靠坚忍战胜了磨难。

曾国藩在江西带兵的时候，当时虽是督师，实居客寄的地位，筹兵筹饷，一无实权，二无实力，州县官都不听他的话，各省督抚又常常为难他，只有胡林翼是诚心帮他的忙。湘军将士虽也拥戴他，可是他们的官阶有的比他还高，他好像只是一个道义上的统帅，当然是经不起败仗的。这时，曾国藩要靠什么才可以在无奈的环境中生存?靠的就是坚忍。他在父亲去世，弃军回籍奔丧，甚至于激流勇退的情势下，耐心地听取了朋友的规劝，并且深深地做了自我反省。

自率湘军东征以来，曾国藩有胜有败，曾四处碰壁，究其原因，固然是由于没有得到清政府的充分信任而未授予地方实权所致。同时，曾国藩也感悟到自己在修养方面也有很多弱点，如在为人处世方面固执己见，自命不凡，一味蛮干。后来，他在写给弟弟的信中，谈到由于改变了处世方法所带来的收获，无非是“坚”中多了一些“忍”，结合时势把“坚忍”二者的关系处理得更为妥帖了。

靠这种坚忍，曾国藩终于走出了那种阴霾笼罩的心境，度过了那段痛苦的日子。因此曾国藩在他的处世中，特别偏爱“坚忍”，他说：司马迁崇尚黄老，敬仰游侠，所以多次称赞坚忍卓绝的操行。比如屈原、虞卿、田横、侯嬴、田光以及贯高都是此类人物。

“河防”是曾国藩和刘铭传二人共同提出的镇压捻军的策略。但由于“河防”的效果没有很快显示出来，曾国藩也就没有因此建立业绩。于是，很多人开始议论，认为“河防”没有什么作用，并提议将其废止。由于镇压捻军不力，曾国藩在不久后便离职，不再负责此事。

然而曾国藩并没有放弃“河防”，他将希望寄托在刘铭传身上，希望他能够不为舆论所动摇，坚持到最后。为了坚定刘铭传的信念，加强其信心，曾国藩还以自己在镇压太平军的过程中屡遭失败却坚持到最后胜利的例子来为他鼓舞斗志。

刘铭传没有辜负曾国藩的希望，他抱着坚定的信念，相信“河防”定能够起到镇压捻军的效果，抵抗住了外来的压力。同时，作为李鸿章的一位大将，他还要受到李鸿章的管制。此时的李鸿章几乎与曾国藩没有什么关系了，听从曾国藩意见的可能性很小，然而刘铭传一直坚持“河防”策略，并使得统帅李鸿章接受他与曾国藩提出的这个策略，最终将捻军镇压了下去。

坚忍在战场上有着很大的作用，从古战场中也可以看出这一点。三国时的司马懿便是一位坚忍之人。

诸葛亮率领蜀军长途奔波，赶至渭水南岸，准备与司马懿率领的魏军交战。

当敌军远道而来，最好的作战方式便是采用消耗战。因为敌军此肘处于被动地位：长途奔波，车马劳顿，人员疲惫，战斗力减弱：由于在异地作战，军粮供应不能够顺畅。诸葛亮和司马懿同为军事家，都深谙其中道理。故诸葛亮欲速战速决，而司马懿却按兵不动。 为了引司马懿出兵，诸葛亮采用了“激将法”，他将一套妇女服装送给司马懿，嘲笑魏军软弱，不敢应战，想借此惹怒司马懿出战。司马懿知道诸葛亮的用意，他认为诸葛亮没有其他办法，再加上魏国实力比蜀国雄厚，打消耗战定会取胜，所以不为所动。

然而司马懿旗下众将土却不能忍受蜀军的侮辱，想出城与蜀军一决雌雄。为了稳定军心，解除将士愤怒，司马懿装出一副愤怒的样子，并向魏帝曹睿上奏，请求开战。曹睿一看司马懿的呈书，顿时心领神会，派人持节杖前往司马懿大营，严令不许开战。

诸葛亮的激将法没有起到作用，考虑到长久消耗定会对全军不利，于是立即撤军。

“欲立不世之功，得成勋世伟业，非坚忍所不能也。”曾国藩不仅自己以坚忍立业，而且对坚忍之人亦非常佩服。

曾国藩曾夸奖过太平军将领林启容异常坚忍，不能不令人叹服。不过林启荣身为敌方，这令曾国藩感到可惜，为此，曾国藩将一封亲笔信派人送至林启容大营，希望他转投清廷。

凡有坚忍毅力之人才可以做到一生坚持不懈，曾国藩做到了，这使他在多次饱受挫败之苦后，成就了自己的事业。

在江西的日子，是曾国藩最艰难的日子。曾国藩几次想撒手不干，但深感“欲罢不能罢”。

太平军在江西发动了猛烈攻势，石达开留韦俊在城据守，与胡林翼、罗泽南周旋；林启荣在九江城扯住了周凤山的兵力；他自己则率兵联络江西的天地会，展开了凌厉的攻势。石达开于咸丰五年十一月由湖北进攻江西，连克瑞州、临江、袁州，围攻吉安。曾国藩见状只得放弃围攻九江，急调周凤山回援江西。周部撤围九江，于咸丰五年十二月攻占樟树镇。但是，到底是救吉安，还是守武昌，曾国藩举棋不定，石达开见来援湘军驻兵樟树镇而尚在犹豫，乃下令全力进攻吉安，于咸丰六年正月二十五日(1856年3月1日)将吉安攻陷。曾国藩此时驻于赣北南康府，闻吉安被攻破，令周凤山坚守樟树镇，认为此处西近瑞(州)、临(江)，东接抚(州)、建(昌)，为赣江沿岸重镇，省城南昌的咽喉。石达开兵破吉安，必然北犯省城，占领樟树镇，则可以逸待劳，阻击太平军。曾国藩为守樟树镇，还急令内湖水师彭玉麟率船队师出青岚湖，沿武阳水过三江口，驶入赣江，南下樟树镇，与陆师配合，防守樟树镇。 不久，石达开果然率兵由吉安北上进攻樟树镇。周凤山指挥湘军据城大战，不敌而弃城逃走，二月十八日(3月24日)樟树镇为太平军占领。曾国藩闻讯，由南康动身去南昌城收拾溃兵。 石达开指挥太平军在江西奋勇作战，控制了整个江西的绝大部分地区，江西共计13府，被攻占8府54州县。曾国藩困守在南昌、南康两个狭小的地区，被太平军紧紧封锁，不仅文报不通，连家信都难以通达。秘密化装潜递者也多被抓拿，一时被捕杀者达一百多人，湘军被太平军围困得“士饥将困，窘若拘囚”。

正在曾国藩处境岌岌可危之时，杨秀清忽调石达开去天京参加进攻江南大营的战斗，才使曾国藩在军事上稍稍松了一口气。曾国藩挣扎着恢复江西的军事实力，他把樟树镇等战役溃败的军队重新编排，凑成两支军队：一支约三千五百余人，由黄虎臣率领：一支仅千余人的队伍，由毕金科率领，又让江西粮道之子邓辅纶新募两千人马，与李元度合为一军。总计军队约有万余人，但因战斗力较差，尤其缺乏将才，便想把增援武汉的罗泽南调回，趁石达开离开江西的时机，夺回失地，挽回江西的危局。罗泽南接到曾国藩的告急信后，感到很为难，当时他正担任争夺武汉的军事主力，若撤离武汉，将前功尽弃。他决定加紧攻城，攻下武汉后立即回援江西。结果，因求功心切，猛打猛冲，作战中被击中头部，于三月初八日(4月12日)死在军营。死前，给曾国藩留遗信一纸，哀凄悲凉，追述办湘军南北转战之苦。进言让曾国藩重用彭玉麟、杨载福、王垒等人。

曾国藩在江西的困境不只在于军事，更大的苦处是清廷一直对他不放心，怕他的力量太大。湖北巡抚之职宁给胡林翼，。也不肯给他曾国藩，这使他率兵三四载一直处于孤立无援之境，用兵、用人、用饷无处不难。因此，他常自比于东汉时的杨震，下场堪忧。

清政府不肯向他放权，使他在江西处处受到地方官的排挤和刁难。咸丰五年八月(1855年9月)，曾国藩丁忧服阙，补授了兵部右侍郎，仍没有钦差之衔，地方官仍是轻视他，他在扛西用兵，军饷要江西地方出，地方官总认为他并非国家正规军，为湘军输饷是额外负担，因此不肯出饷。曾国藩军队缺饷，只能自己筹措，也受到地方官的抵制。他无能为力，只好向朋友求助，幸赖刘于淳、甘晋等人主持捐资，支持部分款项，惨淡度日。在籍刑部侍郎黄赞汤曾捐助曾国藩八十余万两，使曾国藩感激万分，终生念念不忘。

樟树镇败后，湘军一支由塔齐布的旧部毕金科率领。毕骁勇异常，率部与太平军作战，凶悍无比。但毕军粮饷奇缺，军队常饿着肚子打仗。咸丰五年(1855)底，地方官得到江西巡抚文俊的授意，竟以军饷做诱饵，逼迫毕金科进攻景德镇。景德镇是赣、皖、浙三省交通枢纽，太平军有重兵把守，堡垒坚固。毕金科只有千余湘军，又饥又疲，但是为了得到饷粮，不得不冒险进攻。结果，反复苦斗，直至全军覆没，毕金科也丧命于景德镇城下。曾国藩对此事耿耿于怀，直到四年以后，曾国藩率部攻陷景德镇，在毕金科战死之处立碑纪念，亲自为他撰写碑文，痛悼当年死去的六员大将，同时揭露扛西官员对湘军的排挤、嫉恨，碑文十分凄婉动人。其中有：“内畏媚嫉，外逼强寇，进退靡依，忍尤丛诟”之句，说出了曾国藩在江西几年的困难处境。值此困难处境，曾国藩想：这到底是为什么?自己以一个回籍的文官，冲破重重阻碍创办湘军，在两湖、江西苦苦地战斗着，打赢了仗是别人的功劳，打败了仗“几乎通国不能相容。”自己为国苦战，要权无权，要粮无粮，处处受到排挤、打击，好几次被逼自杀。思前想后，“遂致浩然不欲复问世事。”由于好友刘蓉等人的百般劝说，他才勉强坚持着。 祁门附近的羊栈岭失守以后，一场新的危机又逼近曾国藩和湘军祁门大营。 太平军本来就已占据徽州，此时，黄文金部二万多名将士攻破建德，切断了祁门大营与皖北安庆等地的联系。而李世贤和刘官芳两部太平军正分别从东、北两个方向对祁门大营发动进攻。至1860年11月，曾国藩天天生活在四面楚歌之中，有时是一日数惊，有时是整夜不得一眠，真是度日如年。他在给曾国潢的家信中写道：自十一月以来，奇险万状，风波迭起，文报不通者五日，饷道不通者二十余日。此一月之惊恐危急，实较之八月徽州、宁国失守时更险难数倍。

幸好有部将鲍超等人的拼死救援，曾国藩才得以度过险难。1861年4月，他移驻休宁。在这里，他又组织了八九千名湘军官兵对徽州城发动攻击，以期再占该城，疏通皖南至浙江的粮道。出乎曾国藩意料的是，湘军几次接战，又都均告失败。

在4月14日的日记中，他这样描述自己此时的心情：本日各营进徽州，寸心悬系之至，频登楼看天色。至午刻，忽下大雨，心绪焚灼不安。傍夕接信，各部因雨致败，尤其忧愤。盖此举关系最大，能克徽州，则祁门、休宁和黟县三县皆有米粮接济，不能克徽州，则三县均不能保，足以忧灼特甚。夜，竟夕不能成寐，口枯舌燥，心如火炙，殆不知生之可乐，死之可悲。

并且，当曾国藩看到湘军对徽州的进攻久久不得战果，心中益发着急，而完全忘记了湘军多年来攻城作战的教训，一味盲目地下令官兵攻扑城墙时，被太平军瞧准时机，暗开城门，派出一队精兵出城劫营。把湘军打得大败，22营中竟有8营完全溃散。

曾国藩带着残兵败将，狼狈地退回祁门。想着太平军一定会跟踪而至，祁门此次定难保全，他一生的功名，或许也就到此为止，他悲观到了极点，吩咐身边的人为自己的后事预做料理。将湘军分兵于安庆和祁门；除了稳定军心的考虑，曾国藩还有战略上的考虑。除了要表示信守他向朝廷所做的许诺，克尽他作为两江总督的职守外，还有非常重要的一点是，他认为这也是湘军安庆会战自身的需要。他多次表示，自己驻守皖南，是为了吸引太平军的一部分兵力，以减轻湘军在皖北方面的压力。1860年底，在给咸丰皇帝的奏折中，他就自己驻守皖南与安庆会战的关系做了这样的预测：若皖南再坚持两三个月，则皖北、安庆有必克之理，大局有必转之机。

后来，他又给曾国荃写信，更加详细地谈到湘军分兵皖北与皖南两处的关系，以及他的动机。他说：若北岸办得好，能将安庆之贼屠戮殆尽，则陈玉成必深恨李秀成之不救援北岸，将来必有自相仇杀之时。今冬明春，弟与多隆阿、李续宾在北岸力主进攻，兄在南岸力主稳守，但使南岸勉力支撑三四个月，至北岸必有好消息。

根据曾国藩的计划，牵制李秀成等部太平军于皖南，不仅可以减轻皖北主战场上湘军的压力，而且还能导致太平军两大主力之间的相互矛盾，使之相互仇杀。

直到1861年5月6日，曾国藩才从祁门离开，移驻东流紧靠长江南岸的地方，湘军还是没有完全从皖南撤出。曾国藩为安庆会战做了最大的投入。

与此同时，胡林翼为了取得安庆会战的胜利，在皖北战场上也是倾其所能，并将自己置于非常危险的境地。

有利的情况和主动的恢复，产生于再坚持一下的努力之中，这句话说得很好，问题恰好在于，也仅仅在于能否“再坚持一下”：能，就胜利、成功，不能，就失败、崩溃。能与不能，有时相差只不过微乎其微，而成败就由此决定。只要意志稍差一点，则为失败的人无疑，此言对曾国藩来说，真是恰如其分。

越是失败越要坚挺

曾国藩语录：古来大有为之人，每于艰险之时，坚韧撑得住，可做出非常事业。

靖港大败，湘军几乎全军覆灭，曾国藩也差点自杀而死。当初他曾经上书皇帝，批评绿营军无能；长沙练勇期间，他也多次抨击绿营军不行。而今自己组建的湘军也同样战败，他顿感“无颜见江东父老”，心灰意冷，几天几夜不吃不喝。

一时间弄得满城风雨，官场上、社会上飞短流长，闲言碎语满天飞。有人主张弹劾曾国藩，撤销湘军；有人幸灾乐祸，落井下石。面对这一切，曾国藩如坐针毡，哭笑不得。此时，其父曾麟书来信，教导他应该“公而忘私，国而忘家”，国家正面临着极大的困难，现在的形势，只能前进，决不能后退。

曾国藩本来就忍劲十足，父亲的一番鼓励以及左宗棠的智激，使他的勇气又鼓了起来，马上叫幕僚草拟奏折，向皇上报告湘军与太平军作战的情况。

幕僚详细地把岳州等地接连吃败仗的情况叙述了一遍，如实地写了“屡战屡败”一句。

曾国藩一看，觉得这样上奏显得自己也太无能了，便接过笔来，把“屡战屡败”改成了“屡败屡战”。这样一换位置，一个常败将军，突然变成了“不怕败的将军”，被动变成了主动，消极变成了积极，一副“不怕败”、“败不馁”的英雄形象跃然纸上。

咸丰皇帝看了奏折后，对曾国藩虽败犹战非常满意，令其重振旗鼓，继续战斗。有人说，这是曾国藩在玩弄“文字游戏”，其实，这是一种智慧，一种精神。

这种“伎俩”，曾国藩不止玩过一次。后来，他率领湘军进军湖北，发誓要与太平军决一死战，嘱咐家人为他备办棺材，不获全胜，绝不生还。

可能因为曾国藩的决心大，因而士气很足，湘军在湖北接连打了几个大胜仗。在给朝廷上奏时，幕僚又将“备棺在家”的事写进了奏折。曾国藩见后，斟酌一番，将“备棺在家”改为“带棺出征”。

咸丰皇帝看到奏折后，龙颜大悦，对曾国藩的忠心、决心大加赞赏。 无论是把“屡战屡败”改成了“屡败屡战”，还是将“备棺在家”改为“带棺出征”，都表现出曾国藩的一种决心，一种毅力。正是他的这种坚忍不拔的毅力，才挽救了行将灭亡的满清朝廷。

可见，“坚挺”是一种心理素质，也是一种谋略，包含着人生的很多真谛。

“坚挺”最基本的一点就是要“挺”得过去，必须有点大公无私的精神，正所谓“眼底无私天自高”。曾国藩“屡败屡战”和“带棺出征”的故事，就最能说明他的“坚挺”。

面对逆境需积极进取

曾国藩：遇逆境，须有志有恒，乃有成就，遇逆境，正可困心横意，大加卧薪尝胆之功，切不可固愤废学。

一个人能否有所成就，关键在于他是否能够做到“恒久”，曾国藩提出“天道忌巧”，意思是说，只要能不断努力、积极进取，就可以实现自己的目标。他曾经引用理学大师倭仁的话说：“没有间歇是最难做到了，就是圣人那么伟大纯正也从不停止进取。颜回三个月没违师命，这一点很不容易学。像日月那么至高至洁，也并非所有圣贤都能企及的。”

曾国藩出身于一个处于统治阶级下层的中小地主家庭，因此，他的救世人生哲学观非常突出，这也是他“苟能立志，何事不可为”的思想的核心。曾国藩一生以“敬德修业”四个字来不断勉励自己，督促自己去积极地思考，积极地去做事，以求取每一次进步，当然，这四个字也是曾国藩不断提高自我修养的座右铭。

积极进取是一种耐力与意志力的体现，一个人无论如何伟大，相对于奔腾不息的历史而言，总是渺小的。一个人不可能一生都是一帆风顺，出现逆境在所难免。对待逆境，不要逃避现实，既不要做以卵击石般的无谓牺牲，又要有坚忍不拔的意志，懂得积极进取。

曾国藩说：我在《杂著》中专门引用《周易》的“否卦”，我对这一卦的卦辞有不同于常人的理解：事业得不到发展，道路闭塞不通，是因为行为不正的奸佞之徒当道而造成的。奸佞当道，道德高尚、坚守正道的人是吃不开的。这种时刻，做什么事情总是失去的多，得到的少。

好佞当道，小人得势，不会政通人和。正派而能干的人很难展示才干、发挥作用：如果直言或试图有所作为，不仅无济于事，反而会遭受陷害。大的方针政策不能变动，只好在具体工作的小地方做些补救。损失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如果一味顺从，人成为逆境的奴隶，也就不能改善自己的处境。更谈不到有所为了。

两军对峙勇者胜，两军相持久者胜。曾国藩说：打持久战最忌讳的是“势穷力竭”。其中，力是指将士的精力，势是指大局以及整个作战计划。意思是说，只要坚持下来，就有抗衡的机会，积极进取的同时，要注意等待时机。

曾国藩从“湘军首领”到“中兴之臣”，可以说是成就了自己一生的大业，这与他不断进取有很大的关系。在曾国藩身上，特别体现出一种自我修养的力量，正如他自己所说：“吾人只有敬德、修业两事靠得住。敬德，则孝悌仁义是也：修业，则诗文作字是也。此二者由我做主，得尺则我之尺也，得寸则我之寸也。今日进一分德，便算积了一升谷：明日修一分业，又算余了一文钱：德业并增，则家私日起。至于功名富贵，悉由命定，丝毫不能做主。”

他还这样讲道：“遇逆境，须有志有恒，乃有成就，遇逆境，正可困心横意，大加卧薪尝胆之功，切不可固愤废学。”他把学习作为提高个人修养的基本要求，并且要求子孙后代不可抛弃积极进取的精神，要有志、有恒。

曾国藩非常注重自己的“敬德修业”，并且把“敬德修业”看作是每日有所进步的必要基础，这也是一种积极进取的表现。他希望“德业并增”，这是他人生之所以进取的重要原因。他认为，要实现“敬德修业”的远大抱负，就必须付出艰辛的劳动。因此，他主张：“圣贤之所以为圣贤，所争皆在大难磨折之日”。

他在日记中这样写道：与子序言圣人之道，亦由学问、阅历渐推渐广，渐习渐熟，以致以四达不悖。因戏称曰：乡人有终年赌博而破家者，语人曰：“吾赌则输矣，而赌之道精矣。”从古圣贤未有不由勉强以几自然，由阅历悔悟以几成熟者也。程子解《孟子》“苦劳饿乏，拂乱动忍”等，语曰“若安熟也，须从这里过”。

曾国藩认为，若想成为成功者，就要“敬德修业”，积极进取，因此，没有百折不挠、坚忍不拔的精神是难以成就一番大事业的。人生的进取，是从“学问”两字开始的，只要能够坚持下去，阅历就会逐渐广博，渐习渐熟，就可以获得成功。

积极进取是一种提升自我的动力，是人生修养中应该具备的一项基本要求，曾国藩就是在这样一种奋发进取的思想基础上，不断完善自我，所以他终生都以全力为实现这个“敬德修业”的远大抱负和人生目标而锐意奋斗。

危急之际需靠自己

曾国藩语录：危急之时，只有在己者靠得住。

人是一种社会性的存在，在患难之际当然可以求得别人的帮助．但是，主动权一定要掌握在自己手中．如果危难之际，全仰仗别人，后果将是十分危险的。俗话说：“吃一堑，长一智”，经过血的教训，曾国藩深知这个道理的重要性．

1862年5月，曾国藩宰军在天京城南门外的雨花台扎下营寨．

曾国荃和他的心腹大将李臣典、萧孚泅、刘连捷、朱洪章等在太平天国的叛将韦俊的带领下，察看了这座江南名城．他看到天京城高池深，深沟高垒，城围辽远，以他的两万人马想要攻取这座名城，简直是白日做梦．他虽攻至城下，却不敢轻举忘动，更深怕城内的太平军和外省的李秀成一起出动，将他们歼灭掉。所以，他一面督促湘军在雨花台一带修筑工事，作长期战争准备；一面派人投书，催促各路人马尽快会师城下．

然而，曾国荃等了多日，也不见别路人马到来．先是李续宜的北路军由镇江刚要出师，忽接父丧凶信，匆匆回家奔丧，其部将唐训方远在皖北，闻讯南援．结果被太平军阻于寿州．鲍超由宁国北进，遇太平军杨辅清等部，展开血战，亦难达天京。这时，可援之军只有多隆阿一路．

曾国藩接到雨花台寄来的加急求救文书，命多隆阿 迅速南下．多隆阿接信后，开始还有军事行动：攻陷庐州，准备南下，但突然按兵不动，拒赴合军天京之约．曾国藩再三恳请赴援，多不为所动．这时，有一股四川农民起义军人陕，多隆阿部将雷正绾已入陕阻击．多隆 阿与湖广总督官文密约，再奏令多隆阿本人率队人陕，皇帝居然准奏．多隆阿与官文皆以不赴天京之援，暗自高兴，因为久与曾氏兄弟不和的官文也不愿湘军得到成功。

多隆阿率军西去，曾国藩万分惊慌，派人飞马送信给官文，让他追回多隆阿，仍让多赴南京之援．他在信中说：“闻入秦之贼人数不满三千”，有雷正绾一军以足敌，而“江南贼数之多比秦何止百倍”，仍请将去之不远的多隆阿追回．然而官文明知天京城下急需多隆阿赴援，却置曾氏兄弟的求援于不顾，使曾国荃的雨花台之师成了孤军．通过这件事，曾国藩似乎发现了人性的弱点，也印证了他早巳提出的危急之时不能靠别人的道理．

曾国藩在1862年9月13日《致沅弟季弟》信中说：

都将军派四个营的兵来助守，自然可喜，但也未必靠得住．凡在危急时刻，只有自己靠得住，而别人都不可靠．靠别人防守，恐怕临战时会先乱；靠别人战斗，恐怕会猛进而速退．幸亏这四个营人数不多，或许不至扰乱弟弟你那里的全局．否则，这部分军队另有一种风气，一种号令，恐怕不仅无益，反而有害．弟弟要谨慎使用这支队伍．去年春天，弟弟没要陈大富一军．又不留成大吉一军，我很喜欢弟弟的见识．

他在另外一些信中还说：总之，危急之际，不要靠别人，专靠自己，才是稳着．

咸丰五年(1855)， 自从罗泽南等离开江西以后，曾国藩在江西的处境更是一天比一天坏．在这种危急时刻，曾国藩认为首先要“自救’，那就是加强自身建设，苦练自身的硬功．在内湖水师缺乏一位得力的统领，几位营官也都是平平之才的情况下，曾国藩只好让李元度兼辖水师事．

曾国藩不断地给李元度写信，教他如何带勇、如何列阵打仗．在8月28日的信函中，曾国藩写道：

兹特有数事叮嘱，千万不能忘记：

第一，扎营宜深沟高垒．虽仅一宿，亦须为坚不可拔之主计，但能使我垒安如泰山，纵不能进攻，亦无损于大局．

第二，哨探严明． 离贼既近，时时作敌来扑营之想．敌来之路、应敌之路、埋伏之路、胜仗追击之路，一一探明，切勿孟浪．

第三，禀报详实．不可专好吉祥话，遇有小事不如意，辄讳言之．

第四，痛除客气．未经战阵之勇，每好言战，带兵之人也是如此．如果有了一些阅历，便自然觉得我军处处都是漏洞，无一可恃，也就不轻言战了．

写了这些，曾国藩仍然是不放心．他想起上年写的《水师得胜歌》在军中影响很好，既通俗又实用，便再花几天的功夫，写出了一首《陆军得胜歌》．歌中讲到了湘军陆师在扎营、打仗，行军、法纪、装备和训练等 使奄奄一息的曾国藩又抓住了几根救命草．

心力交瘁的曾国藩看见太平军从江西战场上大量撤出，一开始感到迷惑不解．但很快，他振到天京城中的密探就发来了消息，将天京内讧的情况告诉了他。

求救，自救、天机终于使曾国藩渡过了灾难．

这一过程给我们提供了这样一个启示：一是在艰难时刻一定不要失去信心，徒然的抱怨是无用的：二是在困难时刻最重要的还是要寻求解决困难的途径、办法，哪些是自己能办的，哪些是需借助他人的，在此前提下去努力经营，或可有成．

为了危急时刻不至于仰仗别人，曾国藩致力部队训练，他要亲手将湘军缔造成为一支有胆有技、能征善战的队伍．

经过艰苦的训练，湘军素质迅速提高，逐渐成为一支士气旺盛，能征善战的队伍，而曾国藩本人，也由一个儒生逐渐成长为一名军事家和“训练之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