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心的强大才是真正的强大。自修之道莫难于养心。曾国藩作为道德修养的楷模，他在修心养性方面可谓是参透了传统智慧的精华。他志存高远，时刻保持学习，每日三省其身，主静慎独，去欲主静，息心去傲，不断改正的过失，善于知足，讲究谦让，这让他的内心越来越强大，从而做到齐家、治国、平天下。

慎独是人生第一自强之道

曾国藩语录：慎独乃人生第一自强之道，第一寻乐之方，守身之先务也。

临死前两年，曾国藩对儿子曾纪泽、曾纪鸿提出了全面的修身养性的要求，其中第一条就是慎独。曾国藩说，能够做到慎独，就可以内省不疚，可以对天地、质鬼神，可以泰然处之，可以快乐、满足、欣慰、平静。慎独就是真诚，真诚就是快乐。难怪孟子说，反问自己是真诚的，就是最大的快乐；难怪荀子说，没有比真诚更好的养心方法了。因此，在他看来，“慎独乃人生第一自强之道，第一寻乐之方，守身之先务也。”

慎独，是宋明理学家最重要的修养方法。《礼记·中庸》云：“莫见乎隐，莫显利微，故君子慎其独也。”郑玄注：“慎独者，慎其闲居之所为。”也就是说，一个人在无人独处的时候，对自己的行为也要加以检束。

曾国藩把大学三大纲领——明德、新民、止于至善，看作份内事。他说：“若看作份外事，不能体贴到身上去，虽能文能诗，亦只算得识字的牧猪奴，不得谓为明理有用之人，不

能整躬率物，任官莅民。朝廷若用此等人作官，无异于牧猪奴。”说得何等透彻!曾国藩主张“立志以植基，居敬以养德，穷理以致知，克己以为行，成物以致用”，也正是往古儒者诚正修齐以迄开物成务的一贯作风，把学问事功，凑成了合拍的节奏。

“不为圣贤，便为禽兽；莫问收获，但务耕耘”这十六字，是他自订的严格课程，也就是诚意慎独的极端表现。在他的日记中，有不少痛自劾责力求改过的自讼之言，如：“闻誉则心忡，几不自持，何可鄙一至于是，此岂后得为载道之器乎?凡喜誉恶毁之心，即鄙夷患得患失之心也，于此艰打不破，则一切学问、才智，适足以欺世盗名矣!”“闻人得别敬，心为之动。昨夜梦人得利，甚觉艳羡，醒后自惩责，谓好利之心，至形诸梦寐，何卑鄙若此!方欲痛自湔洗，而本日闻言，尚怦然欲动，真可谓下流矣!"见己过而内自讼，便是曾国藩大过人处，故能自拔于流俗，而困而知而勉而行，历百千艰阻，而不挫屈，更于受之以虚之外，将之以动，植之以刚，贞之以恒，归之以诚，其勇猛精进，卓绝艰苦的伟大精神，实足为后人所师法。

曾国藩在他的《金陵节署中日记里》说：慎独则心安。自修之道，莫难于养心。心既知有善知有恶，而不能实用其力，以为善去恶，则谓之自欺。方寸之自欺与否，盖他人所不及知，而己独知之。故“大学”之“诚意”章，两言慎独。果能好善如好好色，恶恶如恶恶臭；力去人欲，以存天理，则“大学”之所谓自慊，“中庸”所谓戒慎恐惧，皆能切实行之。即曾子之所谓自反而缩，孟子之所谓仰不愧、俯不怍。所谓养心莫善于寡欲，皆不外平是。故能慎独，则内省不疚，可以对天地质鬼神，断无行有不慊于心则馁之时。人无一内愧之事，则天君泰然，此心常快足宽平，是人生第一自强之道，第一寻乐之方，守身之先务也。

曾国藩这一番关于“慎独”的宏论可谓透彻而精彩。

除了慎独之外，曾国藩还把每日三省作为每天必行的修身方法。

荀子《劝学篇》中说：“君子博学而日参省乎已，则知明而行无过矣。”如果一个人广泛地学习，每天多次反省自己，他就会变得聪明，而且行为也没有过错。这里最难的不是“博学”，也不是“省乎已”，而是“日”和“参”，不仅“每天”，而且“多次”反省自己。

曾国藩对自己的要求比荀子还严格，要求也更具体。在道光二十二年正月的日记中，他这样写道：“凡事之须逐日检点，一旦姑待，后日补则难矣。况进德修业之事乎?(汤)海秋言：人处德我者不足观心术，处相怨者而能平情，必君子也。”

曾国藩不仅逐日检点，而且事事检点，曾国藩的这种检点思想，并不是他心血**的奇思异想，实在是扎根于深厚的文化传统的自然秉承。孔子就说过“见贤思齐(看齐)”，“见不贤而内自省也”。看到别人有毛病就反省自己，孔子大概是中国第一个善于反省的大师，曾国藩最服膺于他，表示愿终身私淑孟子”，“虽造次颠沛”也愿“须臾不离”。而孟子是从别人对自己行为的反应中来反省的，他最著名的方法就是“反求诸己”：爱人不亲，反其仁(反问自己的仁德)；治人不治，反其智；礼人不答，反其敬。曾国藩认真钻研过

的程朱理学也强调“正己为先。”曾国藩正是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来“逐日检点”的，由于认为检点是事关进德修业的大事，所以他才对自己要求得那样严格，不许自己有一天的怠慢。

至于如何检点，曾国藩很赞赏汤海秋的话，那就是与怨恨自己的人相处，因为怨恨自己的人往往是对自己的缺点或过错最敏感的人，也往往是对自己的缺点能给予无情抨击的

人。然而接受他人的批评是需要勇气和胸襟的，尤其是接受那些与自己有矛盾的人的批评；有人总是怀疑他人的批评怀有敌意，不管正确或错误一概拒绝，这种人没有气量不说，更重要的是失去了一次检点自己的机会。

曾国藩的这两条修身要诀，可以说极尽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从他后来人格的发展看，这两条是很有用的。但是，“五·四”以来，中国人这种修身传统几乎断绝，连讲修身的经典也很少有人去谈，实在是一种莫大的悲哀。杨雄说，学是为了行，其次是著书立说，其次是教育别人，最后是学了等于没有学。这其中的“学”，就是传统文化，这种文化本质上是一种修养，而不能仅仅作为知识来看，而其中的“行”，就是修养、修炼，就是传统文化在修养和行动上的体现。可惜今人很难有人这样理解了。

静以养心，不生妄念

曾国藩语录：一经焦躁，则心绪不佳，办事不能妥善。

曾国藩认为，除私欲，戒妄念，静以养心是一个人修身成为圣贤一大要素。实际上他也这么做的。

“主静”一语由周敦颐在《太极图说》中提出，他认为，天地诞生以前的“无极”本来是“静”的，所以人的天性本来也是“静”的，只是由于后天染上了“欲”。因此必须通过“无欲”的功夫，才能实现业已丧失的“静”的境界。

对理学家而言，“静”的功夫是如此重要，那么曾国藩如何体会周敦颐的“主静”学说呢?曾国藩感悟道：

只有心静到极点时，身体才能寂然不动，所谓没有丝毫杂念，但这毕竟未体验出真正妁“静”境来。真正的“静”境是在封闭潜伏到极点时，逗引出一点生动的意念来，就像冬至那一天，阴气殆尽，阳气初动，此时根正本固，这才可以作为一切。

昆虫破眠，才可以称为开启；谷子坚实，才可以作为下播的种子，如果种子不饱满，说明没有满腔生意，就不能作为种子。假如万物就这样在我心中开始，那就不能说达到了至静的境界了。然而静极生阳，大概生物也有一点萌动的仁心吧!气息静极，仁心却不止息，这难道不是可与天地相比的至诚吗?颜子三月不违，可以说是洗尽杂念，隐居退藏，他是在静极中体会真乐趣的人啊!

我们这些人求静，想不同环境佛禅的入定，冥然罔觉，那么就一定要验证一下这个心，有没有所说的一阳初动；万物凭此而萌生的意念。如果有，大概才可以说达到了静的极点，才可以说没有丝毫杂念，才可以说身体寂然不动，镇定如鼎。如果没有，即使深闭固拒，心如死灰，自以为静，生机的意念几乎停止，那也不能算真正的静。况且他也没有真正的静。

有些人为此所困扰，不想纷纭往来于人世，经过对道本身的观察，才知道阳先于阴，这才相信了。是啊，如果不是由自己亲身体验得来，终究是浮光掠影之谈。

曾国藩认为心静如水，不生妄念，淡薄名利，把万事看空，有益于养生。这与佛教“断妄念”的观点是一致的。

全部佛法，归结到一点，就是断除妄念。妄念，又叫妄想。我们头脑中不断想事情，种种念头、种种幻想，都像电影一幕一幕过去，又像奔流不息的瀑布，没有一分一秒的停止。

这种想事的心，就是“妄心”。断妄心、除妄念，实在不易，正如古人所说：“断妄念如断四十里流。”但妄念中大量的功名利禄之心、患得失之心、妒嫉之心、非分的欲望、不着边际的胡思乱想等等，却是可以努力戒除的。

不与人搞攀比，这样内心才能宁静而不浮躁，也讲不攀缘外境，要随遇而安，适可而止，知足常乐。俗话说：“人比人，气死人。”东汉末年杰出的医学家张仲景，既擅长治病，又擅

长养生。张仲景精通养生术的核心是：清心寡欲，排除杂念，思想清静，决不见异思迁，想人非非，并注意消除嫉妒心理。他在当上大官之后，仍把权、势、钱看得淡如清水，从不为身外之物烦恼，继续专心致志地攻读医书，行救死扶伤、治病救人的德行。他每天利用空余时间为广大百姓治病，没有一点架子，随叫随到；对来就诊者，不分亲疏、贫富、贵贱，一视同仁，并且一概不收报酬，只收成本。对无钱买药的穷人，他还解囊相助。他这样做引起了家人的不满。有一天，夫人抱怨说：“我们没有指望你升官发财，和你享福，可是你每天忙，我们陪你忙，还把钱财搭进去，我们也并不富有啊!”张仲景听后坦然一笑说： “此为人生区区小事，何必去多想!”常言道：“心底无私天地宽”，去除一“私”字，多少烦恼忧愁化为乌有!正如曾国藩所言：

廉者足不忧，贪者忱不足；

知足者常乐，寓乐自足中。

和外在行为的动静相比，内心的动静才是根本。精神才是人类生活的本原。要想修身有成，必须在“静”字上下功夫；即使想干轰轰烈烈的大事业，也同样要在这个“静”字上下

功夫。

曾国藩虽然属于儒家人物，甚至是一个理学家，但是他的思想其实很杂，儒道佛等百家思想他都有，是一种兼容并蓄的状态。他综合各家学说，把这个“静”字功夫看得十分重要。

曾国藩说：“静”字功夫要紧，大程夫子成为三代后的圣人，亦是“静”字功失足。王阳明亦是“静”有功夫，所以他能不动心。若不静，省身也不密，见理也不明，都是浮的。

在这段话语中，曾国藩反复强调的是，如果一个人的精神能安然沉下去，那么他的心里总是散漫的，总是浮动的，对事理不会看得清楚，做事不会忠实，乃至于自己的身体也不能

保养得宜。

曾国藩认为，在物欲羁绊下，一个人要“静”下来是很不容易的。他钦服颜回的淡泊，也特别指出，如果一个人不经历高山，就仍会对高山仰止，没有得到的，总是有乞求的，人能大彻大悟，就是不容易了。他说：

颜子三月不违，亦可谓洗心退藏，极静中之嘉乐者矣。我辈求静，欲异乎禅氏入定，冥然罔觉之旨，其必验之此心，有所谓一阳初动万物资始者，庶可谓之静极，可谓之来发之中寂然不动之体也。不然，深闲固拒，心如死灰，自以为静，而生理或几乎息矣。况乎其并不能静也，有或扰之，不且憧憧往来乎?深现道体，盖阴先于阳，信矣。然非实由体验得来，终掠影之谈也。圣贤之所以为圣贤，佛之所以为佛，所争皆去大难折磨之日，将此心放得实，养得灵，有活泼之胸襟，有坦**之意境，则身体虽有外感，必不至于内伤。

因此，思想清静，除私欲，戒妄念，实为修身一大要素。

在这些方面，曾国藩也是说到做到的。曾氏一直自律甚严，他力除私欲，一生清廉，为世人所道，他从金陵官署中搬 回老家的财物，主要是些书，他一般衣服的价值不超过三百两银子。同治十年十一月二十二日，曾国藩移居经过翻修的总督衙署，他到署西的花园游览，花园修工未毕，正在赶办。游观后，他感叹道：“偶一观玩，深愧居处太崇，享用太过。”这是他逝世前两个月最后一次游览!

晚年，他自感身体太差，实在“有玷此官”，他多次上疏恳辞官职，至少官做小一些，他并不贪恋权位钱财，而两位弟弟：国荃和国潢便与他不相同。尤其是国荃，攻下吉安、天京后，三次搜刮，一次比一次凶。他在家乡所建的宅府，长达一华里，房子数百间，中储大量财宝、家具和仆人婢女，为当时所罕见，被人讥为“老饕”。曾国藩对此极反对，他认为“富贵功名，皆人世浮荣，惟胸怀浩大是真正受用”。曾国藩的确在戒妄念上下了不少功夫，做到了思想清静。这是值得身处欲望膨胀时代的今人所值得学习的。

志趣应当高远

曾国藩语录：凡人才高下，视其志趣。卑者安流俗庸陋之规，而日趋污下；高者慕往哲隆盛之规，而日即高明。贤否智愚，所由区也。

立志固然很重要，但立什么样的志则是更深一层次的题，志向的高低决定他成就什么样的事业，拥有什么样的人生。曾国藩深知他自己是靠一种不流于俗的雄心壮志而卓立于群的，因此，因此，曾国藩不仅反复向子弟灌输立志的重要，而且还常具体地指点他们如何立志、立什么样的志。他在家信中说：

君子立志，应有包融世间一切人和一切物的胸怀，有内以圣人道德为体、外以王者仁政为用的功业，然后才能对得起父母的生养，不愧为天地之间的一个完人．因此君子所忧虑的是德行不修炼，学问不精通．所以，当顽民得不到教化时，他们就深深忧虑；当蛮夷入侵中原时，他们就深深忧虑；当小人在位贤才受害时，他们就深深忧虑；当天下百姓得不到自己的恩择时，他们就深深忧虑；这真是所谓悲天悯人啊!所有这一切才是君子所要忧虑的，至于一己之屈伸，一家之饥饱，肚俗之荣辱、贵贱和毁誉，君子从来就无暇顾及。

二十岁前的曾国藩．其实胸中并没有远大的这样的“内圣外王”（ 成就自己，就是所谓“内圣”；成就外物，就是济民利物，也就是“外王”）的高尚志趣。只是在道光十年，其父觉得自己的才质不及儿子，自己所知的尽教完了，就把他送到衡阳汪觉鹿先生处学习了一年。此后，曾国藩眼界大开，助长了一些锐意进取的精神，特别是又回到本县涟滨书院就读时，得到师长刘元堂先生的欣赏，在刘元堂先生的栽培下，曾国藩痛下决心，毅然将原字伯涵改为涤生，按照他自己的解释，“涤”就是”涤其旧污之染”，“生”即“从前种种譬如昨日死，以后种种譬如今日生”。意即告别旧我，走向新生之意。并给自己定下了一条座右铭：“不为圣贤，便为禽兽；不问收获，只问耕耘。”

他还经常借诗文以抒发自己的志趣，自比于汉兴之初的李斯、陈平、汉末的诸葛亮等“布衣之相”，幻想“夜半霹雳从天降”，将他这个生长在僻静山乡的巨才伟人振拔出来，用为国家栋梁．他十分自信地在诗中表示：****青天不可上，天门双螭势吞象．豺狼虎豹守九关，厉齿磨牙谁敢仰?群乌哑哑叫紫宸，惜哉翅短难长往．一朝孤凤鸣云中，震断九州无凡乡。他相信自己终有一天，如同云中展翅翱翔的孤凤一样不鸣则已，一鸣则引来九州的震动；如同生长在深山中的巨材一样，有朝一日成为国家大厦的栋梁。

曾国藩的志趣，也可以从他的治学目的论上边体现出来。每个人治学都有自己的目的，或想跻身仕途，或想发家致富，或想陶冶性情，或想消遣自娱，或想著书立说以警后人。正如“书中自有千钟粟，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而曾国藩虽然是通过科举考试而获得官位进而得以升迁的，但他对箝制心智、残害性情的科举制度却贬损有加，他主张治学的目的应在于“修身、齐家、治国、乎天下”，或叫作进德与修业。在给诸弟的信中曾国藩说：“吾辈读书，只有两事：一者进德之事，讲求乎诚正修齐之道，以图无忝所生；一者修业之事，操习乎记诵词章之述，以图自卫其身。”一方面，他继承了先秦孔子、孟子、墨子的观点，认为读书是为了提高品德情操，增长知识才干，使自己成为“贤人”、“君子”以至“圣人”。一方面秉承宋朝朱熹之学说，主张读书要“明天理”。从孔子到朱熹，都反对为个人消遣和利禄名誉读书。但另一方面他又不拘于朱熹的“性命”、“道德”空谈，而继宋朝陈亮“经世致用”之说，认为读书大可报国为民，小可修业谋生，以自卫其身。因此，可以说在为什么读书的问题上，曾氏是在继承古代各种观点的合理因素的基础上，提出了较为客观、切合实际的新的读书观。首先曾氏明白表示自己读书不是为荣辱得失，而但愿为读书明理之君子。卫身谋身是人最起码的生理需要，它与追求功名利禄有着本质的不同，曾氏是反对为一体之屈伸、一家之饥饱而读书的，因此他认为读书又以报国为民为最终目的：“明德新民止于至善，皆我分内事也。若读书不能体贴到身上去，谓此三项，与我身毫不相涉，则读书何用?”然时至今日，也还不乏读书为混文凭之人，读书为混官做之人，读书为时髦、为装饰之人，总之是为一体之屈伸。

为一体之屈伸而读书者，虽有所成，但只会小；为报国为民而读书者，虽路途远，但必将成其大、立其功。由此，我们想到周恩来的“为中华之帽起而读书”的壮语。周恩来有一心为国、鞠躬尽瘁的美名于世．足以让后人世代睹仰，因而成为一代伟人。曾国藩的进德修身的延伸便是既成就自己，也成就别人，其明哲保身的思想依然存在。但是他能够提出读书的最远目的是报国为民，已实属不易。

正是抱着这种 “不为圣贤，便为禽兽”的志趣，“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作为基本人生信条，曾国藩才从一个“朝为田舍郎”到一个“暮登天子堂”再到一个“中兴以来，士人而已”的封疆大吏，成就他的非凡人生。

把学习当作一生的事情

曾国藩语录：废志无以成学，废学无以成才。

曾国藩生平处世的成功，可以说是读书的成功。他治学有方，通过读书，走上了仕宦之途，广交了益友，领会了行军打仗之术，树立并实践了报效国家、明道经世的远大志向。

当曾国藩供职京师的时候，正是中国内乱外患交迫之时。曾国藩所关心的，在外患有“英夷”，在内有太平天国，在灾情则有黄河决口。所以，他读书更侧重经世致用之学特别是舆地之学。在闲暇的时候，曾国藩对于军政大计，以及各种庶务，通过大量的并有所选择性地阅读古代史籍，尽量把现实的 问题考究详尽。所以一旦当权，便能把平时读书得来的学问，拿出来应用。后来太平天国声势大盛，曾国藩以一书生出而致用，终能镇灭洪、杨，一般人都引以为异。我们只要知道他十多年的京官生活，十多年京师名流之间的交往互教，十多年京师期间坚持不懈地刻苦攻读经世致用之书籍，是如何地准备着应付事变，如何地关切时务，如何地虚心研究，便可知道曾国藩的成功，决不是侥幸得来的了。

当时掌理全国庶政的六部，除了户部之外，曾国藩担任过礼、吏、兵、刑、工五部的侍郎，在为官期间，对照自己所任各部的工作特点，他专心潜读《通典》和《资治通鉴》，由此而洞悉了清代的政情利弊、官场风习、山川形势、民生疾苦。曾国藩由内阁学士升为礼部右侍郎署兵部左侍郎时，遍阅清代道光以上历朝文献，目睹时局危急而政风颓靡，遂因皇帝之下诏求言而先后参照史籍上了几道条陈时务的奏疏。体现了他明道经世的抱负。

在战火纷飞、百务缠身的岁月里，曾国藩还特别喜爱研究王船山著作。在他认真研读、全力刊刻船山著作的影响下，湘军许多重要人物都积极参与认真研读船山著作，形成了自上而下倡导船山之学、研读船山之书的浓郁风气。后来王夫之的大名越传越广，影响越来越大，与曾国藩的倡导“王学”有极大关系。

在曾国藩读书榜样的示范下，湘军将帅们则是把孔、孟、周、张、程、朱，直到船山的“圣贤学脉”、“儒家道统”作为自己的思想信仰，并把《船山遗书》(特别是其中的史论)当作“千秋金镜，帷幄珠囊”来读的。曾国藩在《船山遗书》刊刻之先就大量反复地阅读了能够寻找到的船山著作，尤其对于《读通鉴论》、《宋论》等史论性著作已烂熟于心，多有心得体会，日记中均有记载。在他的推荐与倡导下，一些湘军将领也早在曾氏兄弟刊刻《船山遗书》之前就已开始研读船山著作，而在《船山遗书》刻成之后更加形成**。当然，这批将领也不是仅仅研读船山著作，而且也像曾国藩一样，从中国传统文化宝库中广搜博取，以求治国用兵之道，为其军政实践服务。正如郭嵩焘所说：“军兴以来，湘人起文学任将帅，肩项相望。一时武健强力，多知折节读书。军行所至，闻弦歌之声。”大批湘军将领多是从“一介书生”、“布衣寒士”而投笔从戎，从文书、幕僚或中下级军官，一跃而成为统兵作战、独当一面的高级将帅，不少人成为巡抚总督一类的封疆大吏，有的甚至成为清朝中央政府的尚书、军机大臣、大学士。他们异口同声地赞颂船山、弘扬船山，显然从《船山遗书》中获益匪浅。光绪年间湖北学政孔祥麟说：“船山所著史论，具上、下古今之识，指陈历代之兴衰治乱，是以咸、同之际，中兴将帅，半湘省儒生，其得力夫之之遗书者皆多。盖夫之知明社之覆，前由武备之废弛，后由兵谋之未娴，故于历代兵事谋之甚详。湘人服膺其书，多明将略戎机，遂能削平大难。”这就充分说明了以曾国藩为代表的湘军将帅们为什么在戎马倥偬的战火中，如此认真地研读、刊刻、提倡、弘扬《船山遗书》的历史秘密。

通过研读船山著述，使曾国藩的“经世致用”的学术观点臻于完善，也使他的军功业绩如日中天。以曾国藩为代表的湘军，对中国近、现代的影响是极其深远的。活动于中国近、现代历史舞台上的各种人物，无论是正面的或是反面的，无不在不同程度上受过曾国藩的影响，无不像曾国藩那样去认真地阅读和研究船山学术。

曾国藩于读书学习尤为可贵的是，把它作为一生之事，相伴终生。

1871年，曾国藩的身体每况愈下，可以说一天不如一天。作为理学修养甚深的他，在1月17日写了几句箴言，警示和鞭策自己读书不要放松。这几句话语是：“禽里还人，静由敬出；死中求活，淡极乐生。”他认为“暮年疾病、事变，人人不免”，而读书则贵在坚持，并在读书中体味出乐趣。因此，在2月17日，他自己感到病甚不支，多睡则略愈，夜间偶探得右肾浮肿，大如鸡卵，这确是一个危险的信号，他却置至一旁，晚上照旧读书不废。疾病缠身，这已是难以摆脱的困扰，前以目疾，用心则愈蒙；近以疝气，用心则愈疼，遂全不敢用心，竟成一废人矣”。但药疗不如读书，他离开了书的话就是一个废人了。

这年秋冬季，曾国藩病情更加严重，“脚肿愈甚，常服之袜已不能人，肥而复硬，且似已肿过膝上者。大约作文及看生书，俱嫌用心太过，有损于血，而气不能运化，故至于此，以后当不做文，不看生书”。在这则日记中，我们既可看到他身体的状况，也可看到他在写作和读书时的投入。在此他虽规定自己以后当不做文，不看生书，但无法按规定办事。因为不久，扬州阮家送《许周生集》，这是一部他从未看过的新书，拿到手后便难以放下，读就必须从头到尾读完，读的过程又全神贯注。后来湖南王闿运送近年所著《周易燕说》、《尚书大传补注》、《禹贡笺》、《谷梁申义》、《庄子七篇注》、《湘绮楼文集》，他收到后虽不能一一细看，但每书都较为认真地翻看了几遍。此后他又违背原来规定的不阅读生书的初衷，继续坚持阅读了《居易金箴》，王其淦所送其父著《王霞九文集》，朱彬所纂《札记训纂》，李芋仙寄来的《道蕴编》，日本人所著《新论》，上海新译之书《中外古今年表》，唐义渠所寄之《湖南阳秋》，王霞轩所寄《王少鹤诗》，陶篁村所挹《浙江诗话》，柳兴恩《谷梁大义述》等一批生书。

1872年3月2日，曾国藩的老病之躯已如风中残烛了。这一天，他“病肝风，右足麻木，良久乃愈”。3月5日，前河道总督苏廷魁过金陵，曾国藩出城迎候，出发之前阅《二程 全书》，迎接途中，“舆中背诵《四书》，忽手指戈什哈，欲有所言，口噤不能出声”。身体差到如此地步，他还是坚持每日阅读《二程全书》。但他接连在日记中发出感叹：“近年或做诗文，亦觉心中恍惚，不能自主。故眩晕、目疾、肝风等症皆心肝血虚之所致也。不能溘先朝露，速归于尽；又不能振作精神，稍治应尽之职。苟活人间，惭悚何极!”“余精神散漫已久，凡遇应了结之件久不能完，应收拾之件久不能检，如败叶满山，全无归宿。”他自知油尽灯枯，将不久于人世，便抓住生命即将息歇时光做自己最喜爱的事——读书。他每天读的书就是《二程全书》，希望在理学的探究和修养上，画上一个完满的句号。

修炼一颗淡定之心

曾国藩语录：若能去忿欲以养体，存倔强以养志，则日进无疆矣。

儒家讲究“入世”，要“了却君王天下事，留得生前身后名”，功名利禄之心极重。但也有一些不为功名利禄所动的品行高洁之土，他们或文字飘逸，或志趣高雅，讲求的是自娱自乐，独善其身，视功名利禄如浮云。

曾国藩一生政务、军务缠身，若说他没有功名利禄之心是不可能的。他在初次进京赶考时，就充满希望。他的好友刘蓉在评价当时的曾国藩时，用了“锐意功名，意气自豪”一语。曾国藩在考中进士时，名列三甲，按照惯例，三甲进士多不能入翰林，曾国藩又羞愧又失望，差一点就回家了。后来，由于几个好友的尽力规劝，年轻气盛的曾国藩才留下来，按时参加朝考。

有功名利禄之心，并为此锐意进取，应该说是值得肯定的，但如果把功名利禄看得过重，把自己所有的精力都放在追名逐利上，就走向了极端，走进了死胡同。人生丰富多彩，除了功名利禄，还有其他方面的东西可以去尝试，这样才是享受人生乐趣的做法。

曾国藩涉身军务，战争的激烈、残酷，人事上的相互猜忌、争权夺利，时时刻刻让他处于紧张焦虑之中。为此，曾国藩常常身心疲惫之极，描述自己身体状况的言语时常载于他的日记和与朋友的书信往来之中，而一旦谈及身体状况，就免不了涉及古人心胸开阔、恬然物外的自怡之趣，对此曾国藩充满了羡慕之情。同治九年(1870) 四月八日，他在日记中写道： 阅《范文正集》尺牍，《年谱》中有云：“千古圣贤，不能免生死，不能管后事，一身从无中来，却归无中去。谁是亲疏?谁能主宰?既无奈何，即放心逍遥，任委来往。如此断了，既心气渐顺，五脏亦和，药方有效，食方有味也。只如安乐人忽有忧事，便吃食不下，何况久病，更忧生死，更忧身后，乃在大怖中，饮食安可得下?请宽心将息”云云。乃劝其中舍三哥之帖。余近日多忧多虑，正宜读此一段。

心胸宽广，把生死名利置于脑后，这样才会置心物外，身心舒畅。但曾国藩常常做不到这一点，经常为了博得一个好名声而茶饭不思，寝食不安。对此，曾国藩心欲改之而又无可奈何，在日记中可以看到曾国藩矛盾徘徊之复杂心态。如道光二十二年(1842)十月二十日的日记中就这样写道：

日内不敬不静，常致劳乏，以后须从“心正气顺” 四字上体验。谨记谨记!又每日游思，多半要人说好。为人好名，可耻!而好名之意，又自谓比他人高一层，此名心之症结于隐微者深也。何日能拔此根株?

曾国藩以古人开阔胸怀、淡然物外的生活处世态度为榜样，以此作为自己立足于官场的不传之秘，不仅用它来排解自己心中急急于功名利禄的心思，还将其用于养生、长寿。他对李续宜说：

向每谓沉闷非养生所宜，乃以润帅之轩昂豁达，亦复不登中寿，则知命之修短，事之成败，名之显晦，皆有冥冥者主持。吾辈但求大德不甚逾闲，此外正当委心任运，淡泊相遭。阁下劝我宽怀，仆亦愿阁下旷然自适也。

郁郁不乐是养生之大敌，要想生活过得轻松自如，就要想方设法去掉功名之心，没有了功名之心，政务、军务中的烦恼、不顺也就可以淡然处之。人生中难免会有诸多不如意之事，在追求功名利禄之路上，有成也有败，这些都与个人的运气很有关系，不单纯是个人努力的结果。什么事都这么想得开，自然就心情舒畅了。就像曾国藩对李鸿裔所说的那样：

凡病在根本者，贵于内外交养。养内之道，第一将此心放在太平地方，久久自有功效。 曾国藩深知自己身处军营，要时时谨慎小心；同时，为保持心情舒畅，还要有一颗平常之心，要懂得去寻乐、求乐。

为此，曾国藩曾经作一对联以自励：

战战兢兢，即生时不忘地狱；

坦坦****，虽逆境亦畅天怀。

同治十年(1871)正月十七日，他在日记中写道：

偶作联语以自箴，云：“禽里还人，静由敬出；死中求活，淡极乐生。”一本《孟子》“夜气”章之意，一本《论语》“疏水曲肱”章之意，以绝去梏亡营扰之私。

一次，曾国藩读苏轼的诗，其中有云：“治生不求富，读书不求官。”曾国藩看后沉思良久，又添上了两句自己的话：“修德不求报，能文不求名。”这四名话中，前面说的都是实实在在的东西，要靠个人奋斗，后面则是功利上的东西。能够达到这四句话所说的境界，那么就可以算作心胸宽广、懂得乐生之人了。

曾国藩的名利之心比较重，尽管他自己也不愿意这样。道光二十二年(1842)十二月初九，曾国藩在日记中对自己进行了批判：

见好物与人争，若争名争利，如此则为无所不至之小人矣，倘所谓喻利者乎?与人争名争利，则流于小人之列，这是正人君子所不齿的。

曾国藩就是这样在矛盾和不断的自我反省中度过了一生。一方面，功名利禄之心很强，这是他最初踏上仕途的原因和动力。到后来科举成名，志得意满，做出一番事业，垂范于乡党，名列忠臣，更是他孜孜以求的理想。及至后来身至军营，有了施展自己报负的场地，通过自己的努力，在战争中取得卓著的功勋，这给曾国藩带来了很大荣誉。但另一方面，曾国藩的身体状况不是很好，长时间的车马劳顿，军政要务时刻让他不得安宁，这更给他的身心带来了很大压力。为此曾国藩不得不想尽一切办法缓解，学习古人淡泊名利的心胸是他一直不断追求的。但人的性格一旦生成，往往很难有所更易，何况曾国藩身居高位，政务、军务缠身，要说不计名利是不可能的。他能够践行的就是不断提醒自己，以古人心胸开阔者为学习榜样，读他们的诗作文章，体会他们在其中表达出来的光明磊落之心：

夜与次青(李元度)论古文之法。次青天分高，成就当未可量。是日，思白香山、陆放翁之襟怀澹宕，殊不可及。古文家胸襟虽淡，而笔下难于写出。思一为之，以写淡定之怀，古所谓一卷冰雪文者也。

除了学习这些古人胸怀、体会其胸襟之外，曾国藩比他们更高一筹。别人胸怀虽淡，笔下却难以写出来。曾国藩却可以用笔写淡定之怀。后人读他的诗文，其中自有一股雄浑之气，但细细品味，又有一种闲淡雅致。文如其人，文章的风格，也体现了曾国藩的办事风格。

不断完善自身的修养

曾国藩语录：吾人只人进德、修业两事靠得住。进德，则孝悌仁义是也；修业，则诗文作字是也。此二者由我做主，得尺则我之尺也，得寸则我之寸也。今日进一分德，便算积了一升谷；明日修一分业，又算余了一文钱；德业并增，则家私日起。

曾国藩当初也和平常人一样，有着自己的不良的习性，但他与别人不同的地方就在于，一旦当他意识到其危害之后，为了能他日有所作为，就通过不断自励，严格限制自己的情欲，改掉不良习惯，不断完善自身的修养。

曾国藩到京师的最初几年，也是一个凡夫俗子，没有什么特殊之处。他每天应酬特别多，这并不是他官做大了，应酬必不可少，相反倒是“没事找事”，消磨时光。

道光二十年四月，庶吉士散馆，他以第—二等第十九名留在翰林院。中国传统的做官之道是重中央轻地方，虽然中央的俸禄不比地方高，但可以结交朝中大臣，所谓“朝中有人好做官”。更重要的是，在中央为官，尤其是翰林院官，属于“天子近臣”，如果一个人的水平可以，很快就会脱颖而出，升迁的机会自然要多得多。做地方官则不然。按过去的体制，任地方官有冲、繁、疲、难的区分，“疲”，说白了就是穷地方，在这个地方很难干出成绩。与曾国藩前后任进士的胡林翼更可以说明问题，他在贵州一干就是九年，后来胡发誓宁愿出外当慕僚起家，也不愿继续留在贵州效力。胡出贵州时只是个道员，而曾国藩已是官居二品的侍郎了。

曾国藩留在翰林院后，“本要用功”，但“日日玩憩，不觉过了四十余天”。此后的一段时间，除了给家里写一封信商议家眷来京之事外，“余皆怠忽，因循过日，故日日无可记录”，每天都是送往迎来，吃酒、读书、闲侃。所以他早期的《日记》每天都在“检讨”，但每天都会故伎重演。显然这种品性，若不能自察自改，是无益于自己的目标，不能成就大事的。

按翰林院的官员，读书养望、切磋交往是“本职工作”，本无可厚非，但每天如此打发日子，终究养不成经世的韬略。二十二年十月的一天，曾国藩读了《易经·损卦》后，即出门拜客，在杜兰溪家吃了中饭，随即又到何子敬处祝贺生日，晚上又在何宅听了昆曲，到了“初更时分”才拖着疲倦的身躯回到家中。当天的日记又充满自责，说，“明知(何子敬生日)尽可不去，而心一散漫，便有世俗周旋的意思，又有姑且随流的意思。总是立志不坚，不能斩断葛根，截然由义，故一引便放逸了”。《日记》中仍不忘“戒之”二字。

但决心一再下，行动依然如故。当月的二十四、二十五两天，京城刮起大风，曾国藩“无事出门，如此大风，不能安坐，何浮躁至是!”“写此册而不日日改过，则此册直盗名之具也。既不痛改旧习，则何必写此册?”

曾国藩认识到“往来征逐”，就是浮躁，这已成为他的二大病根之一了。他虽强迫自己静下来，坐下去，但读《易经》中的《旅卦》、《巽卦》却一无所得，甚至连“白文都不能背诵，不知心忙什么。丹黄几十页书，如勉强当差一样，是何为者?平生只为不静，断送了几十年光阴。立志自新以来，又已月余，尚浮躁如此耶!”他也分析为什么如此交游往来，无非是“好名”，“希别人说自己好”。并说这个病根已经很深，只有减少往来，“渐改往逐之习”。

曾国藩除了往来吃请、征逐日月之外，还有一个“喜色”的毛病。

《日记》中记载这样几件事：

道光二十二年十二月的一天，曾国藩的一位朋友新纳一小妾，年方十四，人称貌若桃花。曾国藩与一帮文人朋友谈诗论赋之余，不免也常谈东家美媳西家婆娘之类所谓“浑话”。这对本不紧张的文人生活可能是一种调剂。曾国藩得知他的朋友纳姬甚美后，心中羡慕不已，一次借故到朋友家，曾国藩先聊了点学问，随后称赞这位朋友的艳福不浅。这还不算，曾国藩还非要一睹芳容，朋友心存不愿，但曾国藩“欲强见之”，无奈，朋友只好将新过门的姬

妾呼之而出。曾国藩还当面说了些挑逗的话，令人很难堪。当天的《日记》写道：“狎亵大不敬。在岱云处，言太谐戏。车中有游思。”从曾国藩所记“大不敬”而言，他肯定有出

格的举动。岱云是他的另一位好友，由于曾国藩没有忘情他的“狎亵”之举，因而他说的话都是“谐戏”之语，甚至在回家的路上，还浮想联翩。

数日后，曾国藩听说在菜市口斩一位武臣，别人邀他一同看热闹，曾国藩“欣然乐从”，连杀人这样的事都愿看，曾国藩觉得自己成不了理学家，“仁心丧尽”，走在路上很后悔，但当着众多朋友的面又不好回去，因此“徘徊良久，始归”。他说自己“旷日荒谬至此”。

曾国藩虽然没有看斩杀武臣，但回去后却怎么也静不下来。他又没事找事似地，到雨三的家中，当时雨三本来很忙，但曾国藩东拉西扯，非要谈谈“浑”。《日记》说：“谈次，闻色而心艳羡，真禽兽矣。”从雨三处出来，已是很晚，曾国藩仍不愿回家，又到子贞家中，三更而归。《日记》说自己“无事夜行，心贪嬉游”。嬉游、狎亵往往是出入歌馆妓院的不正当行为的用语，曾国藩的日记中有几次这样的记载，是否说他也不能免俗?从他的父亲给他写信，嘱咐他要“节欲、节劳、节饮食”来看，早年的曾国藩极可能有这方面的不检点之处。而且，节欲、节劳、节饮食正好说明曾国藩经常四出征逐、酒欢宴席已成一大习惯。

曾国藩的妻子欧阳氏身体不是很好，时常患病。一次曾国藩参加进士同学的团拜，由于所拜之家钟鸣鼎食、姬妾如云，这使曾国藩“大开眼界”，他的“喜色”之心油然而生，东张西望，颇失大雅。《日记》说：“是日，目屡邪视”，“耻心丧尽”，当他悻悻然回到家中后，惶然不适。加之妻子闹病，因此“入夜心情不畅，又厌闻呻吟声”。白天的佳丽美景与病榻上的呻吟之声反差如此之大，使曾国藩无法忍受，乃出门到朋友处聊天， “更初归”。次日，妻子的病有所加重，曾国藩请吴竹如来诊视，由于周身为私欲所填塞，曾国藩的理学功夫大减，一听别人谈论理学，感到隔膜不入。而用宴请吃酒之事打发时光，他倒很乐意。

汤鹏是他的好友，著有《浮邱子》一书，颇得曾国藩好评。道光二十三年二月的一天，曾国藩前往汤鹏家赴喜筵，席间见汤的两个姬人，曾国藩故伎重施， “谐谑为虐，绝无闲检。”曾国藩早期{日记》的类似记载不限于以上几例。这说明血气方刚，刚过而立之年的曾国藩也有七情六欲，也是一个正常人，他对女性充满了爱，尽管这种“爱”是在性意识支配下的形而下之“爱”，但至少从一个侧面真实地反映了曾国藩的情感世界。他后来能够大成功，就在于一改昔日所为，“截断根缘，誓与血战一番”。

曾国藩早年有“三大戒”，其中之一是戒色。他也认为，沉溺于此是妨碍事业的。他还认为，在外人面前，夫妻间尤不能过分亲密。虽然如此，曾国藩还是很难做到，骂自己是禽兽。

曾国藩自己承认，“有用之岁月，半消磨于妻子”，三月初二日，“日中，闺房之内不敬。去岁誓戒此恶，今又犯之，可耻，可恨!竹如来，久谈。久不克治，对此良友，但觉厚颜”。他说自己“明知体气羸弱，而不知节制，不孝莫此为大”。

但随着年龄的增长，曾国藩这方面的“不敬”很快有了大的变化，成为庄重、诙谐而不失君子形象的一个人。曾国藩就是这样，为了能他日有所作为，严格限制自己的情欲，甚至夫妻之间正常的情感交流都严加克制。在儒家老祖宗孔孟那里，都承认“食色，性也”，但曾国藩认为，人的私欲、情欲一旦膨胀就难以收拾，终会妨碍大事业。他以后位及人臣，但坚决不纳妾，生活作风上也严格自律，这是他不同于同时代的封建士大夫的地方，也是他精神品格上的突出之处。

曾国藩为了实现“澄清天下之志”，针对自己的不良习惯，他提出三戒：一戒吃烟，二戒妄语，三戒房闼不敬，后来都做到了。

吸烟有害健康是今天人人皆知的常识，但吸烟对人的精神有影响，就不是人人明了的。曾国藩通过自己的切身感受告诉人们这样一个道理。曾国藩认识到，应酬过多，精神就

难以集中，做起事来也会出差错。此外，吸烟也对此有很大影响。他说：精神要常令有余，做起事来才能精气十足而不散漫。“说话太多，吃烟太多，故致困乏。”

意识到危害后，他发誓从道光二十二年十月起戒烟，并作为“三戒”之一。但最初戒烟日子很不好过。为了打发难熬的时光，他找朋友们下棋、聊天。日记中写道：

“即宜守规敬事，乃闲谈荒功，不溺情于弈。归后数时，不一振刷，读书悠忽，自弃至矣。乃以初戒吃烟，如失乳彷徨，存一番自恕底意思。此一恕，天下无可为之事矣。急宜猛省。”曾国藩把初次戒烟喻为婴儿断乳，形象地说明了他对吸烟的溺爱及戒烟的痛苦。

俗语说，玩物丧志！性格、习惯、食色之性都只要适度都是可以的，但是，人的私欲、情欲一旦膨胀就难以收拾，终会妨碍大事业，因此一个做大事的人，就应该通过不断自励，限制自己不恰当的欲望，而把主要心思放在自己所要从事的事业上去，以此来完善自身。

善于知足，讲究谦让

曾国藩语录：古来言凶德致败者的有二端：曰长傲，曰多言。

曾国藩一生功名卓著，被一些人颂为“古今完人”，为是他善于从“知足”两面字上下功夫，讲求谦让退让之术的修身之术分不开的。他以“知足”、“谦让”为人生学问，真可谓智者!

曾国藩深知知足之道，他曾经写道：知足天地宽，贪得宇宙隘，岂无过人姿，多欲为患害：在约每思丰，居困常求泰，富求千乘车，贵求万钉带，未得求速赏，既得勿求坏．芬馨比椒兰，磐固方泰岱．求荣不知厌，志亢神愈昂，岁懊有时寒，日明有时晦，时宋多善依，运去生灾怪．诸福不可期，百殃纷来会．片言动招尤，举足便有碍．戚戚抱殷尤，精爽日凋瘵．矫首望八荒，乾坤一何大，安荣无遽欣，患难无遽憝．君看十人中，八九无依赖．人穷多过我，我穷犹可耐；而况处夷涂，奚事生嗟气?于世少所求，俯仰有余快，俟命堪终古，曾不愿乎外．语云：名根未拔者，纵轻千乘甘一瓢，总堕尘情；客气未融者，虽泽四海利万世，终为剩技．

这话的意思是：知足就会觉得心中像天地一样宽广，贪得无厌会觉得宇宙也十分狭小．对于没有超乎常人资质的人来说，多欲多求就更招致祸害：贫困时总想到丰盛，困境时经常寻求平安，富贵时要求有千乘车，尊贵时追求万钉带，没有得到又要求迅速赏给，得到后又永久占有，芬芳的香气可比椒兰，位置稳固如同泰山．追求荣华富贵，没有知足，整日精神昂扬但越来越萎顿，天气有寒有暖，日月有全有缺，时运好时多结善缘，时运不好会生灾患．各种福分不可期求，各种祸害往往纷至沓来．一句话会招人怨尤，一举足便会有障碍．举首望世界，乾坤是多么大啊得到荣誉不要立即欢欣，遇到患难也不要立即气馁．你看十个人中，八九没有依赖．别人穷困多超过我，我的穷困仍然可以忍耐；况且处于平坦夷途，还有什么事值得嗟气叹息呢?对于世界少一些索求，走路、睡觉都十分愉快，听天由命活到老，就不会四处不安．俗话说：一个名利思想不能彻底拔除的人，即使能轻视富贵荣华而甘愿过清苦的生活，最后还是无法逃避名利世俗的**；一个受外力影响而不能在内心加以化解的人，即使他的恩泽能广被四海甚至遗留给千秋万世，其结果仍然是一种多余的伎俩．

是的，名心切的，必然俗见重．名心的表现形态是多种多样的，如成功、成名、成人、成绩、成就、成仁，成 礼、成全、成事、成家、成熟，等等，正是这样一种广泛的、普遍的心理愿望，使人们对任何事情都有这样的一种心理期待，事事周全，样样完满，件件顺遂，这就是俗见．自然，就对疾病的有无，子孙贤良与否也格外看重．没有得到，就希望得到，得到了，又害怕失去：自己得到了，害怕子孙失去，子孙没有得到，又希望他们得到。人一天到晚就处于这样的患得患失之中，何处是个尽头呢?

曾国藩认为：古来言凶德致败者的有二端：曰长傲，曰多言．历观名公巨卿，多以此二端败家丧生．余生平颇病执拗，德之傲也；不甚多言，而笔下亦略近于嚣喧．凡傲之物，不必定以言语加人，有以神气凌之者矣，有以面色凌之者也．凡心中不可有所恃，心中有所恃别达于面貌，以门第言，我之物望大减，方且恐为子弟之累；以才识言，近今军中练出人才颇多，弟等亦无过人之处，皆不可恃．余家后辈子弟，全未见过艰苦模样，眼孔大，口气大，呼奴喝婢，习惯自然，骄傲之气人于膏盲而不自觉，吾深以为虑．

从上面几则文字中，可以看出曾氏十分谦虚，他认为自己享有大名，是因祖宗积德所致，且总觉名誉大，因此教育家人不可倚势骄人：他认为傲气是致败的原因之一，并指出傲气的表现形式在言语、神气、面色三个方面；他谆谆告诫弟弟们要谦虚，对于投有经历过艰苦的后辈子弟，他更担心，怕他们不知不觉地染上骄傲的习气，“谦”是曾氏家教的一个重要内容．

“天道忌盈”，是曾国藩颇欣赏的一句古话，他认为“有福不可享尽，有势不可使尽”．他“势不多使”的内容是“多管闹事，少断是非，无撼者也无怕者，自然悠久矣”．他也很喜欢古人“花未全开月未圆’七个字，认为“惜福之道，保泰之法莫精于此’．他主张

“总须将权位二字推让少许，减去几成’，则“晚节惭渐可以收场’。他于道光二十五年给弟弟们的信中教弟弟们应“常存敬畏，勿谓家有人做官，而遂敢于侮人：勿谓已有文学，而遂敢于恃才傲人’．后在军中，军务繁忙，他仍写信告诫沅弟说： “天下古今之庸人，皆以一‘惰’字致败，天下古今之才人，皆以一‘傲’字致败．’不仅对军事而言如此，且“凡事皆然”．同治2年，曾国荃进军雨花台，立下战功，然其兄要求他“此等无形之功，吾辈不宜形诺奏犊，并不必腾诸口说，见诸书牍’．叫他不要表功，认为这是“谦字真功夫”．

曾氏为官不傲，也与磨练有关．道光年间，他在京做官，年轻气盛，时有傲气，“好与诸有大名大位者为仇”；咸丰初年，他在长沙办团练，也动辄指摘别人，与巡抚等人结怨甚探；咸丰五、六年间，在江西战场上，又与地方官员有隔阂．咸丰七、八年在家守制经过 一年多的反省，他开始认识到自己办事常不顺手的原因．他自述道：“近岁在外，恶(即憎恶)人以白眼蔑视京官，又因本性倔强，渐进于愎，不知不觉做出许多不恕之事，说出许多不恕之话，至今愧耻无己．’又反省自己“生平颇病执拗，德之傲也”．他进一步悟出了一些为人之道： “长傲、多言二弊，历观前世卿大夫兴衰及近日官场所以致祸之由，未尝不视此二者为枢机．”因此，他自勉“只宜抑然自下”．在官场的磨砺之下，曾国藩日趋老成，到了晚年，他的’谦”守功夫实在了得．他不只对同僚下属相当谦让，就是对手中的权势，也常常辞让．自从)实授两江总督、钦差大臣之后，曾位高名重，多次上疏奏请减少自己的职权，或请求朝廷另派大臣来江南协助他．他的谦让是出于真心，特别是后来身体状况日趋恶化，他更认为：“居官不能视事，实属有玷此官”，多次恳请朝廷削减他的官职，使自己肩负的责任小些，以图保全晚节．

善于知足，讲求谦让，这是一种贤者的修身态度，也是一种有所作为者的谋世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