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千世界，条条道路通罗马，当一条路走不通时，就必须进行多种尝试，灵活求变，寻找其他出路，这样方可成功。李鸿章一生做人做事始终坚持灵活权变之策，他积极进行创新求变寻找出路，为人处世有屈有伸，有进有退，这使得他在各种场合都能保护自己，在明争暗斗中避开险象，坐稳了自己的位置。

为自己申辩要巧妙

淮军在苏南用兵，仅仅用了一年多的时间，就连续攻克了苏州、常州等名城，可以说是势如破竹，这甚至大大出乎了曾国藩的预料，他在给友人的信里说：“当初让少荃率淮军一旅之师，赴海滨一隅之地，只是想让他保护上海的饷源不受侵犯，没想到只过了一年，就能有这样的功绩，真是‘本非始愿之所及，亦愧谋略之不如’。”淮军能够迅速取胜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在这一段时间内，迅速跟上了同时代的步伐，实现了军事装备的近代化。淮军初建时，一切全都仿照湘军的营制，但是到了上海后，“未及一年，尽改旧制，更仿夷军”。李鸿章和淮军将领通过观摩和讨论，认为必须成建制地编组洋枪小队，再加上开花炮队，只有这样才能在实战中发挥最大的威力。于是李鸿章立刻请大哥李瀚章从广东派人到香港购买洋枪，在各营编组洋枪小队。首先编组的是韩正国的亲兵营和程学启的开字营，然后是刘铭传的铭字营和郭松林的松字营。

要将江苏厘捐收支情况“造册报部核销”，这是李鸿章当上封疆大吏以来，第一次遭人弹劾，也是他人生中的第一次政治危机，他为此而“怆惘”不已。

岁收4000万两之数，固然有点夸大其词，但当时苏南长江三角洲一带，是全国最富庶的地区，李鸿章增设厘卡，原本是为了战争需要，但他也确实在其中大大地捞了一票。而且，由于他独占了这一块最丰厚的饷源之地，加上军事上进展顺手，志得意满之余，很容易遭到同僚的嫉忌。随着苏南战事的结束，再要让这一地区承受过重的捐税负担，显然与常理不合，所以在初期能和李鸿章以及湘、淮军保持合作关系的江苏士绅，这时也明显与其有了利益上的冲突，殷兆镛和王宪成就是他们中的代表。而清王朝的最高统治者看到李鸿章的淮军异军突起如此之速，自然也要搬出一贯运用的操纵驾驭之术，加以警戒，就像当年压制曾国藩一样。

曾国藩在得知此事以后，也有点担心，他写信规劝李鸿章：“惟末世气象，丑正恶直，波澜激撞，仍有寻隙报复之虑。苟非极有关系，如粪桶捐、四千万之类，断不能不动色相争，此外少有违言，即可置之不问……总宜处处留有余地，以延无穷之佑。”也就是劝他大事较真，小事装糊涂。

但李鸿章毕竟不是曾国藩，他的反应十分迅速而又强烈。

上面叫他撤查属吏，他的第一步却是为部下安慰打气，并且自己承担责任。他写信给护理江苏巡抚刘郇膏说：“殷兆镛的奏折，捏造名目，实在可恶。厘卡设置之密，东南各省都是相同的，他完全是少见多怪。即使有责任也怪不到地方官的头上，大家尽可放心，出什么事我一个人兜着，与各位无关。”因为刘郇膏一向以“青天”自称，很怕担上横征暴敛的名声，所以李鸿章首先给他吃了一颗定心丸。接着，他又写信给负责总办厘金事务的陈庆长，表示自己要抗争到底：“自殷兆镛奏稿发钞；知者成为不平，不知者籍以哧制，而吴人因此造谣抗闹。鄙人别无他计，做一日官，带一日兵，即办一日厘捐。与其病农，不如病商，况非真病也，如有离任督剿，必请责成后来者为办厘捐，否则必另拨有之饷，否则撤军弃军可也。”

他采取的第二个步骤是直接上奏为自己申辩，同时对殷、王的奏折进行反驳，他说：“臣忝任疆吏，以军需为急，不能要结绅士，致遭物议；又自恨不能宁儒生愚拙之分，谬附战功。叨窃太过，盈满致灾。惟既带兵不得不先筹饷，既筹饷不得不任怨：殷兆镛致以恃功峻民相讯，又以岁收四千万耸听，示免意存倾陷。”

接着他对殷、王奏折里所开列的罪名一一加以驳斥，指出厘卡的实际间距是50—70厘，捐率是按上海的旧定章，每千文收钱三四十文不等。至于茶棚、剃头、点头、妓女等荒唐名目，都是殷兆镛等人听信传言捏造出来的“造谣诬蔑”之词。他愤愤地指出：“殷兆镛以苏属巨绅，为贵近之臣，不以国家大局为念，乃倡为浮议，肆口诋诬，上以眩惑朝廷之听，下以鼓动愚民之气，远近传播，使有藉口，以遂其背公藐法之私，臣因不能不寒心，以后官斯土者，更无所措手。”他还把自己所受的委屈，遍告师友同僚，以获取舆论的同情和支持。当然，曾国藩在读了他的这份抗辩奏折以后，感到“殊为痛快”，当即表示支持，但同时也为李鸿章如此大胆捏了一把汗。

其实，李鸿章心里是很有数的，虽然他个人的进退和淮军能否生存壮大的最终决定权，是操在清廷最高统治者的手里，但今非昔比，裁湘留淮以后，环顾海内，已经没有和淮军相匹敌的力量。他上奏前不久，僧格林沁已经在山东曹州败亡。淮军既然已经受命北上，所需军饷仍然要靠江苏后方源源接济，怎么能够一下子就把厘金裁撤了呢？加上江苏绅士中像冯桂芬等一些有眼光的人物，也是理解和支持李鸿章提出的“与其病农，不如病商”，两害相权取其轻的决策的。

奏折呈上之后，清廷很快便降旨斥责殷兆镛等“假公济私，要结乡党”，本拟从严治罪，但因为考虑到战事平定后广开言路的需要，免予追究，裁厘之说，“着毋庸议”。就这样，李鸿章以敢于抗争为“剿捻”时期及以后淮军的发展，保证了一块可靠的饷源，同时也使自己顺利地渡过了第一次政治危机。

李鸿章在上海站稳脚跟后，很快于第二年（1863年）春天率领淮军出征，目标是太平天国苏福省的省会苏州。随行的有英国军官戈登统带的“常胜军”，它的前身就是华尔洋枪队。虽然李鸿章亲自押阵，但前敌主将是他最信任的程学启。因为在保卫上海的三场战斗中，程学启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在淮军初期的编练和整顿中，他的“开”字宫老兵，也作出了很重要的表率。郭嵩焘是从湘系出来的，他对湘军的军纪败坏一向十分痛恨，到上海后，由于亲眼看到程学启治军严明，部队军容整齐，于是对他大为赞赏，夸他“刚厉有威严，淡于嗜欲，行军整肃，有古名将风，足为湘淮诸军之冠”。李鸿章自己在北新泾之战获胜后，也很得意地给曾国藩写信说：“程将勇略皆优，战守可靠……其才实可统四五千人。”并表示非常感谢老师和曾国荃的“厚赐”。这样一来，弄得曾氏兄弟十分后悔，一再向李鸿章催讨，并不惜把张树声和吴长庆回乡招募的九营淮军扣在安徽，充当“人质”。

龙蛇屈伸之道

李鸿章明白曾国藩的“龙蛇屈伸之道”，是一种自我保护、自我实现价值的生存之道。露才一定要适时、适当。时时处处才华毕现只会招致嫉恨和打击，以致导致做人及事业的失败，绝不是智者的所作所为。

李鸿章署理江督时，虽然励精图治，但因为地位不稳，时间较短，成效甚微。他受命刚满五个月，就突然奉命赴河洛防剿，兼顾山陕门户，清廷以漕运总督吴棠署理两江总督，李宗羲、丁日昌递署漕督、苏抚。

清廷此举，用心险恶。从军事上说，时值捻军主力从安徽转进河南，向西运动，而曾国藩侧重东路，无力西顾，清廷拟调李鸿章督带号称洋枪精整为淮军之冠的杨鼎勋等部驰往河南、山西、陕西三省边境，“备回剿捻”，以防止捻军和西北回民义军联合抗清。从政治上说，“江督天下大缺，枢廷部臣衣食所（系）”，岂能让曾、李久居？清廷阴谋一石二鸟：

既通过独立于湘淮集团的吴棠夺取李鸿章手中的两江地方实权，又可利用淮系李鸿章牵制湘系曾国藩，以防“内轻外重”。曾国藩、李鸿章看穿了清廷的用心，对此采取坚决抵制的态度。曾国藩接奉廷寄，认为“措置太骤，竟日为之不怡”。他未经与李鸿章协商，就上疏抗争，声言“目下贼势趋重东路”，清军“自当以全力专顾东路”，“谕旨饬李鸿章视师河洛，该处现无可剿之贼，淮勇亦别无可调之师”，“臣今所倚以办贼者，全赖淮勇诸军，供其指麾，李鸿章若果入洛，亦岂肯撤臣布置已定之兵，挟以西行，坐视山东、江苏之糜烂而不顾”。认为李宗羲“廉正有余，才略稍短，权领封圻，未免嫌其过骤”。丁日昌“虽称熟习夷务，而资格太浅，物望未孚”，难胜其职。李鸿章接奉廷寄后，也“反复筹思，似难尽妥”。

李鸿章之所以拒绝搬师河洛，是因为捻军主力业已挥师东指，同时担心“一军两帅，牵制殊多”，而且也害怕失去对饷源重地两江实权的控制。为此，他致函曾国藩，先后提出两种应付方法。在接到清廷命令的第三天，他恳请曾国藩对于两江的人事安排“熟筹密陈”。他认为倘若自己到河洛，吴棠必争江督一席，而吴棠“满腹牢骚，用人行政必多变局”。吴棠早年曾有德于贫穷未达的叶赫那拉氏家庭，因而慈禧垂帘听政后，“圣眷颇隆”。李鸿章虽然恭维吴棠为“天子知名淮海吏”，是自己的“金石至交”，但考虑到吴棠既是慈禧亲信，又被曾国藩贬抑，因而从派系利益出发，反对吴棠署理江督。李鸿章借助别人之口，道出自己的心声，建议调李瀚章为苏抚兼通商大臣，而以丁日昌任苏藩，或调李瀚章署江督，而仍以丁日昌兼苏抚通商。李瀚章是他的胞兄，丁日昌“洋务既熟”，又与淮军“息息相关”，在李鸿章看来，只有他们才能稳定东南大局。他劝告曾国藩在择人问题上，“不可一味隐忍，此尤关系至要者”。

他致函曾国藩，表示最好是维持现状，否则就只有彼此对调。

曾国藩既然早有“决不回任”的表示，如今就只好主张维持现状了。

因而，李鸿章便于当年十月初复奏，婉转要挟清廷，说搬师河洛，有“兵难远分，饷难专恃，军火难常接济三端”。清廷鉴于曾、李的这种态度，不敢强制，只得下谕允准。

易曰：“君子藏器于身，待时而动。”无此器最难，而有此器，却不思无此时，则锋芒对于人，只有害处，不会有益处。额上生角，必触伤别人，不磨平角，别人必将力折，角被折断，其伤必多。锋芒就是额上的角，既害人，也伤己！屈伸有道，才是智者的作为。

人生的进退之道

人生当有进有退，一味地进，则易冒险；一味地退，则易损失。此之谓冒失。有些人只能择其一，故无所大成；聪明的人，能兼具两者，故超人一筹。曾国藩既是儒将，也是军事家，他知道，有较量就会有胜负，负的一方如果负隅顽抗，可能落得个头破血流的下场。因而当退则退，退守之后再谋良策。退，也要讲究艺术。如果一味败退，对方必定乘胜追击，欲置己方于死地而后快，己方则难免再陷入被动的局面；如若佯进实退，明进暗退，则可悄然退出，保全自己。李鸿章在这方面大受启发。

李鸿章曾私下对同僚说：“曾公进退之法，令人琢磨。尤其是善察人面，可谓卓绝。”

曾国藩虽善于忍让，但也有不愿退却的时候，如拒交关防一事，则看出他也有争的一面。李鸿章最感兴趣的也正是这一点。

给李鸿章留下深刻印象的一件事是：曾国藩作为钦差大臣镇压捻军，当时刘秉璋作为辅佐军事的襄办之官，献防守运河之策，于是清军在河岸修起长墙，阻止捻军马队渡过，试图把他们围在一个角落里聚而歼之。

李鸿章在江督行署，力争不可，并亲自给刘秉璋写信说：“古代有万里长城，现在有万里长墙，秦始皇没有意料到在一千多年后遇到公等为知音。”显然带有嘲讽的味道。刘秉璋率万人渡运河，接到李鸿章的公文，说粮饷缺乏不能够增兵。李鸿章事事进行干涉，大多像此类事情一样，并且时常上报情况，条陈军务。曾国藩很不满意李的这种做法。等到时间长久，军无战功，清政府让李鸿章接替其职成为统帅，曾国藩感觉惭愧，不忍心离去，自己请求留在军营中继续效力。李鸿章接任后，急忙派人到曾国藩驻所领取钦差大臣的“关防”。曾国藩说：“关防，是重要的东西；将帅交接，是大事，他不自重，急着要拿去，弄没了怎么办？况且我还留在这里。”李鸿章派人百般劝说，让他回到两江总督之任上，曾国藩也没有答应。有人给李鸿章出主意，并调停说乾隆时西征的军队用大学士为管粮草的官，地位也与钦差大臣相等。曾国藩故意装作不懂，说：“说的是什么？”刘秉璋说：“现在您回到两江总督之任，就是大学士管粮草的官职呀。”李鸿章又私下告诉他说：“以公的声望，虽违旨不行，也是可以的。但九帅之军队屡屡失利，难道不惧怕朝廷的谴责吗？”曾国藩于是东归，从此绝口不谈剿捻之事。李鸿章接替为统帅，也没有改变曾国藩扼制运河而防守的策略。后来，大功告成，李鸿章上疏请求给从前的领兵大臣加恩，曾国藩仅仅得到了一个“世袭轻车都尉”的职位，因此大为恼怒，对江宁知府涂朗轩说：“他日李鸿章到来，我当在他之下，真是今非昔比了！”

在李鸿章看来，曾国藩在处理进退关系问题上，则是该进时进，当退时退。在曾国藩不得已启程赴两江总督之任时，途中观者如潮，家家香烛、爆竹拜送，满城文武士友皆送至下关。申刻行船时，遂将郭嵩焘所纂《湘阴县志》阅读一遍，以抑止自己复杂的心情。告别了他经营多年的江宁，离开自己血脉相承的胞弟，怅怅如有所失，内心十分不安，只企望旅程之中能在自己喜爱的书籍中得到安慰与休憩。同治八年（1869年）一月九日，曾国藩行至泰安府，忽然接到新的寄谕，所奏报销折奉旨“著照所请”，只在户部备案，毋须核议。这等于说，一些人原抓住曾国藩军费开销巨大，要审计查账，现在一纸圣旨就将此事一笔勾销，不再查他的账了。曾国藩为此大受鼓舞，认为这是清政府对他的特别信任、空前恩典。

谕旨使他“感激次骨，较之得高爵穹官，其感百倍过之”。因而便又有点心回意转，虽虑“久宦不休，将来恐难善始善终”，但不再要求辞职了。

进就要有争，李鸿章为了自己的“进”，则更颇有心计，当然他争的是有利于自己“进”的人才；退就要有让，让的是自己的利益。李鸿章既知进，也善退。

时机未到，善于藏身

管住自己的身心，有一“藏”字，只有藏得远，才能看得清。身处顺境要藏锋，身处逆境也要藏锋，这是聪明人所应采取的生活态度。

有些人在很多场合，过于抛头露面，会得到什么结果呢？自然是一个“败”字。历史事实说明，有很多人总希望自己能立即出人头地，所以到处抛头露面，结果却适得其反。李鸿章的信条是：不到万一，不轻易抛头露面，因为嫉恨也能毁人。所以他在时机未到时，善于藏身。

咸丰十年春，太平天国英王陈玉成、忠王李秀成率太平军击溃清军江南大营。四月初，湘军主要领袖曾国藩、胡林翼、左宗棠、李元度、李鸿章及其兄李瀚章等集会于宿松，每日商谈时局和应付方针。

左宗棠和胡林翼先后走了以后，又传来苏州失守的消息。

曾国藩估计朝廷可能要派他去赴援苏州。四月二十八日（1860年6月17日），曾国藩果然接到十九日（6月4日）朝廷派他署理两江总督，并率部赴援苏州的谕令。就与李鸿章商议陆路分三路进兵，水路还要兴练三支水师。

在运筹中，曾国藩往往举棋不定。五月初十日（6月28日），他上午与李续宜反复讨论湘军对安庆和桐城的围困应不应该撤，怎么也拿不定主意。午饭以后，李鸿章来了，他只用了几句话就将此事剖析明白了，于是曾国藩给胡林翼写了信，确定对于安庆和桐城的围困，要死死地盯住，无论其他战场如何紧张，这两处也不能放松。曾国藩对李鸿章早就很赏识，李鸿章自从入幕以来，朝夕献策，曾国藩更深感他是一个思维敏捷，说理透彻，不可多得的人才。

六月二十四日（8月10日），清政府实授曾国藩为两江总督，节制苏皖浙赣四省军务，曾国藩成为进攻太平军的主帅。

七月初三日（8月19日），曾国藩上奏保举李鸿章，说他“劲气内敛，才大心细”，可以任两淮盐务使实缺。但并不是派他去办理盐务，而是让他去淮阳办理水师，并择地开办船厂，以便用这个水师保护盐场，免得资源落入太平军手中。但后来由于祁门大营危机，曾国藩又奏请李鸿章留营办事。

八月十四日（9月28日），曾国藩派李元度去徽州接办防务。行前，曾国藩对他讲，此去关系重大，务要守住该城，并且对他提出五戒：戒浮、戒滥、戒私、戒过谦、戒反复。没想到刚刚十天，即二十五日（10月9日），李元度就把徽州丢掉，跑到浙江去了。九月六日（10月19日），曾国藩接到李元度的来信，竟还是设词为自己开脱的。曾国藩气坏了，认为他辜负了自己的期望，“此人不足与为善矣”。要求李鸿章再给他拟一道参劾李元度的奏折。

李鸿章认为，李元度带去的是三千名新兵，去对付太平军主力李侍贤一万人的大军，失败是意中之事，理有可恕；李元度过去与曾国藩又患难相共，情有可原。他劝曾国藩高抬贵手，不要入奏。曾国藩认定要秉公处理，连李鸿章的话也听不进去了。他在这一天的日记中写道：“日内因徽州之败，深恶次青，而又见同人多不明大义，不达事理，抑郁不平，遂不能做一事。”在“同人”之前，原来写的是“少荃”两字，说明他原是要写李鸿章“不明大义”的，可见曾国藩此时对李鸿章的不满。但这一改动又说明，不同意奏劾李元度的不止是李鸿章一个人，还有多人。

对李元度处理意见的分歧导致曾李之间的不睦。李鸿章离开祁门大营，去到南昌他长兄李瀚章那里闲住。

李鸿章对曾国藩的意见不只这一件。还有湘军大营设于祁门的问题。

祁门在群山之中，外高内低，是所谓“釜底”，为兵家所忌之地。李鸿章屡次劝说曾国藩移营，曾国藩迟迟不作决定。

咸丰十一年二月，太平军李秀成部进入江西抚州、建昌，省城南昌震动。二月三十日（1861年4月9日），太平军李侍贤部又攻陷景德镇，祁门处于四面包围之中。曾国藩对外联络不通，专函李鸿章，速催湘军悍将鲍超进兵景德镇。

李鸿章趁机劝曾国藩放弃祁门，另移他处，但他不是直接劝说，而是迂回劝说。他专函胡林翼请其代劝。胡于三月十二日（4月21日）致函曾国藩，说道：“李鸿章‘之议颇识时务’，左宗棠建议移驻九江也是把握了形势，但您未必采纳，如果能在湖口或东流设立大营，联络南北两岸则功效必大。”

后来又经曾国藩的亲弟曾国荃来信相劝，曾国藩这才于三月二十六日（5月5日）离开祁门。四月初一日（5月10日），曾到达位于长江边的东流，这里可西溯武汉，东下安庆，联络诸军十分方便。

曾国藩在北京时，就患了皮肤病，身生疮癣。现在驻扎于东流，虽是位于江边，仍然燥热难当，痛痒不止，手不停地挠，几乎无法生活。更兼身边没有李鸿章这样的得力助手，居然感到难以做事了。清夜深思，他虽然仍不能同意李鸿章的意见，但觉得李鸿章能以个人进退来坚持自己的立场，确属性格刚毅，难能可贵。五月十八日（6月25日），他专函李鸿章，劈头写道：“阁下久不来营，颇不可解。”接着剖析说，以公事论，李鸿章仍是淮阳水师的长官，以私事论，李鸿章离开祁门时并没有说不再回来；最后说到自己的身体情况，“鄙人遍身热毒，内外交病，诸事废搁，不奏事者已五十日矣！”情词恳切地请李鸿章速来相助。

面对这样真挚的邀请，又是老师的困难时期，李鸿章再也无法推辞了。

六月六日（7月13日），李鸿章来到东流大营，重入曾幕。下午，他们谈了很多；晚饭后，曾国藩将手上的药洗了洗，又与李鸿章谈了起来。

这一夜曾国藩因与李鸿章之间消除嫌隙、无话不谈而兴奋得不能成眠。

他们连日长谈，大有“一日不见，如三秋兮”之感。他们之间的关系也已经超出一般的师生情感，可以说是无话不说的诤友。六月二十八日（8月4日），李鸿章来到曾国藩的后院，一边乘凉，一边长谈，至二更三点才散。他甚至说到了曾国藩的缺点是“懦缓”，办事总是多谋少断，不能大刀阔斧。

有时，曾国藩不便出面处理的事情，就让李鸿章去处理。例如鲍超从九江率军前来，这么重要的事情他避而不见，却让李鸿章去接见。因为他不满意鲍超不分轻重缓急地跑到这里来。

八月初一日（9月5日），曾国藩得知安庆被攻克。初五日（9月9日），他同李鸿章一起乘船去安庆犒师。此间正值咸丰帝驾崩消息传来，即在安庆大营设立灵殿，安排文武官员们祭奠。在这个特殊时期，他们更是每天长谈。他们的思想是相通的，共同忧虑着时局的安危。

八月十五日（9月19日），李鸿章得到元配夫人周氏去世的消息，回到江西料理丧事，直到九月二十四日（10月27日）才重回安庆。此后，他们继续关注着朝局变化。当他们得知北京发生宫廷政变的消息，咸丰帝临终任命的肃顺等八人被推翻，政权由慈禧和慈安两宫皇太后和恭亲王掌握，他们共同感到“皇太后英明果断，为自古帝王所仅见”，因而“相与钦悚久之”。

前后数载，进进出出，李鸿章坐幕曾府，历练品性，静观时局，时有用兵。其不轻易抛头露面，终悟出藏身玄机，使其终生受用不尽。

善察多变，巧妙应对

做人办事，任何时候都要睁大自己的眼睛，察看周围的变化。这就是说，要能加强自己的预见能力。未来并不是一本合上了的书，大多数将要发生的事都是由正在发生的事所决定的。相对来说，很少有人能通过自觉的努力来设计今后的自己、预测未来的可能性并照此行动。这就要你善于审时度势。掌握好审时度势的艺术还包括看准将来事情会向何处发展，能够抓住现在这个时机采取行动去减少将来的麻烦，或是有助于在将来能得到好处。如果一个人光低头走路，是会吃大亏的。必须观察周围的情形审时度势，防止遭人算计。李鸿章的处世之道是：善察变化！靠什么来察？

就是要靠自己的一双明亮之眼！

光绪十五年正月，朝廷发生了一件大事：慈禧太后为光绪皇帝举行婚礼，一连欢庆三天。朝中大臣们欣喜异常，个中原因倒不是替皇帝贺喜之故，主要是因为西太后在光绪皇帝婚礼的前三天，便接二连三以自己的名义下旨，对文武官员大加封赏，甚至对死去的王公也加封谥号，对外国驻京师的使者则大摆宴席款待。举国上下“欢声”载道，热闹非凡。慈禧太后可谓用心良苦！

“太平盛世”是她最为称道的事，不惜花费大量金钱。据后人统计，在清朝11个皇帝中，数光绪皇帝的婚礼办得最气派、花费最大。据不完全统计，光绪皇帝的婚礼共花销黄金4126.935两，白银4824183.592l两，铜钱2758吊。何其惊人的一笔数字！

然而，光绪皇帝并不因为西太后为他大操大办婚礼而感到多么高兴，因为在选皇后的过程中，西太后做了手脚，将光绪皇帝并不喜欢的桂祥的女儿、慈禧的娘家侄女立为皇后。这对光绪皇帝而言，无疑是大受污辱，他身为堂堂皇帝，竟不能将自己的意中人立为皇后，这是多么大的笑话！

又是多么大的悲剧！

西太后将亲侄女立为皇后之后，又将那拉氏姊妹俩娶进宫来，给光绪皇帝做妃子，姐姐被封为瑾嫔，晋升为妃；妹妹被封为珍嫔，与姐姐同日晋升为妃。

光绪皇帝结婚，先憋了一肚子火，与皇后的感情非但不好，而且有意疏远她。倒是珍妃，聪颖过人，而且对光绪皇帝甚为理解，因此，深得光绪皇帝宠爱。

这样一来，皇后自然是醋意大发，事事找西太后诉苦，一来二去，西太后为了报复，便毫不留情地鞭打珍妃。帝后之间的矛盾也随之渐渐深化了……

光绪十五年二月初三日（1889年3月4日），光绪皇帝在太和殿举行“亲政”大典。这样一来，表面看上去，西太后是“归政”了，可实际上，西太后一天也没有放弃自己的权力。光绪皇帝“亲政”之后，满朝文武没有几个人把他放在眼里，西太后依然是一种无形的力量，不知怎么形成了一种规矩：凡是大臣给皇帝的奏折务必一式两份，必须呈送西太后一份，甚至光绪皇帝要任命什么官员都要禀明西太后。

李鸿章不会想到，这场“帝后之争”，居然会涉及他的利益。

慈禧“归政”的最大愿望莫过于颐养天年了，而她选定的却是颐和园。修园子前后的花费一共是3000万两白银。李鸿章几年来少领的海军军费不下几百万两，另有“海防捐”数百万两，都滚滚流进了昆明湖。

庞大的海军军费被建成了园子，光绪皇帝从内心里对李鸿章自然有了一点忌恨。因为李鸿章的所为，恰恰表现了他是太后的人，把钱给太后修园子，明显便是站在太后一边，这是对光绪皇帝不利的。

在几次正面交锋之后，李鸿章看到了这一点。皇帝，在他看来是至高无上的统治者，在一定意义上，太后是无法与之相比的，可在这个特定的历史时期，孱弱的光绪皇帝，比起慈禧太后来，也就显得稚嫩得多，甚至比起他李鸿章来，也不过是个懵懂顽童而已。

李鸿章自恃为几朝元老，认为光绪皇帝纵然瞧他别扭，也终不致对他怎么样，因此对光绪皇帝采取了泰然处之的态度。

在李鸿章看来，在任何时候，面对任何情况，都必须睁大眼睛，善察多变，巧妙应对。